机动车检验率注销率低的对策思考

第一篇：机动车检验率注销率低的对策思考

本文作者：李群 好范文原创投稿

科学贯彻数字主导警务理念——结合《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破解机动车检验率、注销率低的对策思考

奎文交警大队 李群

当前，数字主导警务在警务工作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机动车检验率和注销率低是困扰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一大顽症，本文试结合《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2年第12号，以下称新规定），浅谈机动车检验率和报废注销率低的现状、成因及解决的对策。

一、当前机动车检验率、报废注销率的现状

我国实行车辆强制报废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根据机动车的安全技术状况和不同用途，规定不同的报废标准”、“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必须及时办理注销登记”。而车主主动将报废车交回收公司回收并由车管所办理注销的机动车比例数很小。根据相关报道，近年我国报废汽车每年实际回收量仅为汽车保有量的0.5%~1%，2013年全国回收量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5%~7%的水平。目前发达国家的汽车报废率在7%左右，如果按7%的报废量来看，截至2014年6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93万辆，按照每年大约7%的报废率，全市每年达到报废的机动车是20万辆，按照实际交回收拆解企业报废的数量看，大约60%的应当报废的机动车没有经过报废拆解处理，这些车辆有的流入二手市场就又上路行驶了，有的被私自拆解进入拼组装黑市被“非法拼装”。由报废汽车总成拼装上路形式造成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二、当前影响机动车检验率、报废注销率的成因

（一）已经损坏、灭失等原因 有的进口车配件奇缺已经损坏无法修理、有的各种原因灭失后不主动办理注销手续、有的被执法部门查扣长期不处理。

（二）擅自解体报废 认为回收企业回收价格低，将车卖给无资质的回收公司，或擅自解体变卖总成和零部件，助长了非法拼组装黑点的盛行。

（三）机动车所有人变更 单位改制或吊销、旧车置换、机动车发生转移但没到车管所办理转移登记，使车管所不能联系到现机动车持有人。

（四）侥幸心理驱使 机动车驾驶人法律意识淡薄、交通安全意识不强、危害认识不足，以及使用的机动车长期不需上路或只在较偏僻交通管理部门涉及不到的路段行驶，认为无需办理检验和注销。

（五）使用频率较低 一些人因外出务工，只在春节或农忙偶尔回家用车，平时闲置，加之保险费、检验费、车船使用费以及嫌麻烦等因素考虑，所有人干脆不检验、不注销。

（六）套牌继续使用 有的车主“克隆”在用车号牌，使用假牌、假证上路，既“省费用”又不怕交通违法，不但危害交通安全，还给执法办案增加难度，车辆长期不检验和注销。

（七）法律约束力不强 交通安全法只规定了报废机动车实行强制报废制度，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必须及时办理注销登记，对机动车所有人不办理的，没做出相应规定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严格落实新规定提高检验率、报废注销率的对策思考

（一）深入开展社会宣传告知机动车检验和注销的新政策

2012年12月27日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了《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2年第12号），新规定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公安部交管局又发出了《关于做好〈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13}109号）的通知，新规定要求“要严格执行临近报废期车辆登记管理规定，对临近强制报废年限1年以内的机动车，不得办理变更使用性质、转移登记以及迁出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管理区域等业务。对连续3个周期未取得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一律强制报废，并督促车辆所有人办理注销登记业务。新规定关于机动车连续３个未检验周期从2013年5月1日之日起开始计算。新规定实施后，对教练车、旅游客车、公交车等缩短使用年限的车型，强制报废日期在2014年4月30日以前的，使用年限可按规定延长至2014年4月30日。对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和大型非营运轿车使用性质变更为营运的，要严格按照新规定的计算公式核算使用年限。”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通过手机短信、微博、微信、LED显示屏、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介及举办讲座、散发宣传材料、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同时，在当地主流媒体发布相关告知公告（逾期年检、报废的、强制注销的），特别是排查即将连续3个周期以上未年检的机动车。

（二）结合新规定强制报废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十八条未规定机动车报废或者灭失的，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但对连续三个检验周期不检验或实际已处灭失状态的机动车且无交通违法记录

第二篇：关于如何提高机动车注销率的几点思考

2012年5月3日，公安部交管局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大中型客货车检验及驾驶人审验工作的通知》，对大中型客货车检验及驾驶人审验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宝鸡支队按照通知要求展开了紧张有序的工作，各大队实现了个性化的管理，建立起了任务分解到各勤务中队民警的“点对点”“面对面”的管理模式。截止2013年2月28日，宝鸡市大中型客货车总量是19029辆，达到报废年限应注销车辆8571辆，已注销车辆3515辆，注销率41.01%,其中大中型客货车总量为13225辆，达到报废年限应注销8086辆，已注销3427辆，注销率42.38%,大型客车总量2828辆，达到报废年限应注销253辆，已注销57辆，注销率22.53%,中型客车总量为2976辆，达到报废年限应注销232辆，已注销31辆，注销率为13.6%,大中型客货车注销率偏低，部分达到报废年限车辆未及时注销，已经成为影响车管工作的关键性问题。下面是笔者关于如何提高机动车注销率的几点思考：

一、大中型客货车注销率低的形成原因及危害

大中型客货车检验及驾驶人审验是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基础性工作，大中型客货车注销率低已经成为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制约车管工作良性发展的一大难题，已到报废期而没有及时注销销毁的车辆，依然在道路上多拉多跑，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几率就会提高。目前，造成大中型客货车注销率低的原因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自身的原因。一是重视程度不够。过去一些单位对于大中型客货车注销率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没有充分意识到报废车辆不及时注销及销毁对于道路正常交通秩序的潜在隐患；二是等业务上门的思想作祟。一些单位由于思想认识不够，不是主动深入到有关单位主动开展工作，而是坐等办理业务的人员自己上门，致使工作效率低注销率低。三是管理措施不详细。没有制定明确的大中型客货车注销管理措施，在实际工作中，使得一些大中型客货车的销毁注销出现真空带。四是机动车所有人自行处置报废车的“违法”成本太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和有效的强制手段对其进行监管；五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报废车辆查处力度不到位，造成部分已达到强制注销状态而未注销的车辆仍然在偏远落后山区等警力缺乏、查处力度不大的地区使用。

（二）机动车所有人方面的原因。注销率低的原因除了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原因外，机动车所有人和机动车所有单位也有问题和不足。一是机动车所有人依法及时办理注销报废的意识不强，认为反正车辆已经报废甚至拆解了，没有必要办理注销手续，是造成注销率低的一方面因素。二是回收企业收购报废车的费用偏低，正规报废车一吨才400元，部分报废车主感觉不划算，于是通过不正规渠道，将车辆自行拆解后把零部件卖给小修理厂，甚至将车辆卖给他人继续使用，这是造成注销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安全意识差，对报废车辆不进行报废而是继续使用。

二、应该采取的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公安部以及省厅对于大中型客货车检验工作给我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报废车辆的注销工作可谓形势紧、任务重、要求高。因此，我们要紧密结合本辖区和本单位实际，认真部署组织动员，使广大民警不断提高大局意识，深化责任意识，筑牢安全预防意识，全力以赴打好注销车辆强制查处报废攻坚战，有力推动“提高大中型客货车检验率”工作全面顺利进行。

（二）明确责任分工，密切工作配合。大队要以各中队为基础，按照区域划分原则，结合“承包责任制”，按照车管部门提供的重点车辆的单位信息，明确各中队所负责的“重点车辆”单位、工作内容及其要求，部署任务，落实责任；同时，大队抽调专人深入辖区“重点车辆”单位，全面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实现“点对点”的精细化管理模式。

（三）加强巡逻管控。通过卡口系统布控逾期未检验车辆运行轨迹，加强路面管控力度，并针对大中型货车有早出晚归或者夜间出没的特点，调整警力着重管控，使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不敢明目张胆的上路。

（四）强化组织调度。认真做好未注销大中型客货运车辆的排查走访工作。要根据管理工作实际积极采取措施，对于一些到期报废的但仍在运行的车辆，一定要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同时，积极做好组织调度工作，对于这项工作要做到每月一通报，每周一调度，并把排查工作纳入到每月考核评比中，确保提高车辆注销率收到实效。

（五）监督检查到位。结合公安部以及省厅对大中型客货车检验工作提出的要求，组织全市交警系统集中开展一次报废车辆集中注销整治行动，对“重点车辆”单位及时通报所属大中型客货车报废情况，督促单位及时做好报废车辆注销工作。各大队前期自行收缴的达到强制注销状态的车辆，由大队出具报废销毁证明，车管所及时办理注销手续。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各项交通安全管理措施，有效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及事故的发生，确保车辆日常行车安全。

（六）任务分解到位。各大队按照车辆属地化管理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实行承包责任制，迅速把本辖区内达到强制注销状态车辆，由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系统导出，并书面通知到单位和个人。由各中队民警代表大队与“重点车辆”单位签订《交通安全责任状》。通过告知书和责任状的签订，层层落实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有义务按照公安部车辆注销程序提供相关手续及应报废车辆，交机动车报废回收公司，办理车辆报废手续。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在岗、谁责任”的原则，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和责任倒查制，对因失职或渎职酿成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一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七）加大宣传力度，形成高压态势。各大队在深入“重点车辆”单位进行排查的同时，围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对单位安全员河驾驶人的源头教育。一是由民警首先向“重点车辆”单位负责人及交通安全管理员宣传有关文件精神及交通安全法，通报当前的交通安全形势，强调充分抓好达到报废年限大中型客货车注销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管理观念，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责任制，确保运输安全；二是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关于报废车辆不及时办理注销手续的严重危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类交通事故案例，不断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营造全民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舆论氛围。对报废车主和单位形成高压态势，进一步强化广大车主和运输单位的法律意识；三是深入强化车辆检审验窗口单位的告知力度，并把查处报废未注销大中型客货车及驾驶人作为路面执勤执法工作重点，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上限进行处罚。

（八）源头入手堵死漏洞。回收公司报废车辆回收标准未调整已多年，明显偏低，支队可由市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牵头，建议政府合理设置并提高回收公司收购费用标准。通过不断提升回收公司的业务和服务水平，同时大力宣传正规渠道报废车辆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这样就能使报废车辆所有人感到正规渠道报废车辆划算省事，从根本上杜绝报废车辆非正规渠道销毁的漏洞，有效提高大中型客货车注销率。

三、几点探讨的问题

1、对已自行报废解体作为废旧金属出售的机动车，交警车辆管理部门根据机动车所有人提供的自行解体证明和自愿承担法律责任书，能否按照机动车灭失办理注销登记。

2、对失火、自燃等原因报废的机动车，因时间过长，所有人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案，现已无法提供政府部门或消防队的相关证明，能否根据所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自愿承担法律责任书，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

3、在机动车业务办理中，能否实行“相关联”办法。即：在机动车所有人办理机动车业务时，若其名下机动车存在逾期未检或达到强制注销未办理注销手续的，车辆管理部门暂停办理其车辆相关业务。

4、据调研大中型客货车及营运车辆未参加检验一般是由于事故、行驶里程过长车况差等原因私自解体报废，不主动办理注销手续。对此类车辆能否实行更加严格的报废标准，即：此类车辆连续两个检验周期未参加检验，实行强制注销。

5、对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内已经达到强制注销状态的机动车，能否由上级部门统一下发文件或者会议纪要，车辆管理部门按照文件要求予以注销。

6、加强对车辆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由环保部门制定相应的检测标准，对未达到环保标准要求的车辆实行强制注销。

第三篇：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及对策

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及对策

证人出庭作证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证据体系和制度前沿性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知情人愿意出庭作证，即使有证人证言，证人也基本不到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主要有如下原因：

1、传统观念影响证人出庭作证。儒家要求“克已复礼”，崇尚“无讼，其为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活动。至今，还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言行。因此证人缺乏出庭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现代法治理念的缺乏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有些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缺乏崇尚法治、法律至上的思想，且有些民众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既使亲眼目睹整个案情，也往往瞻前顾后，不愿当庭作证。

3、证人保障机制欠缺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证人权利保障机制，现行规定又侧重于事后救济，预防功能差，不能为证人提供有效的同步保护，因此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4、经济补偿的欠缺影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有精神压力，还需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这就需要给予证人一定的经济补偿。我国缺乏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导致证人出于对经济损失的顾忌而未出庭作证。

针对证人到庭率低的现象，为有利于促进审判工作，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建议如下：

1、在庭前对证人进行法律释明，使证人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消除对出庭作证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打消思想顾虑，如实出庭作证。

2、由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一方当事人预先支付证人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待判决作出或调解达成时一并作出处理，有效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3、在一些敏感性强、矛盾容易激化、证人可能遭到打击报复的案件中，证人可以不出庭，由审判人员到证人处核实其身份，收集证人证言并制作调查笔录。庭审时，由当事人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防止因当庭对质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危及证人人身安全。

4、健全证人保护机制。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将我国的公安机关作为保护证人的专门机构，以便能更有力地保护证人。实行庭前、庭中和庭后相结合的保护方式。庭前保护是在开庭审理前对证人采取的预防性保护措施。庭中保护是对证人出庭作证期间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证人出庭率偏低的原因与对策措施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在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明显偏低。证人不出庭，就无法使当事人对其书面证言进行质证，从而难辩证据的真伪。为此，徐州市泉山区法院对证人出庭率偏低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

一、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公民的法律意识、社会风气、道德评价标准、周围环境的影响等社会方面原因，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

（一）缺少证人出庭作证制约措施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作证”和最高人民法庭《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但均未提及证人享有的权利，也没有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缺乏相应的制裁条款。这些义务与制裁的失衡造成了审判实践中的窘境，法庭在审理这些案件时，对一些必须到庭的证人只能进行说服教育，但最终是否出庭则由证人定夺，对拒不出庭作证的也无能为力，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一些证人在庭前明确表示出庭作证，但在庭审时却突然临时变卦，给查明案件事实带来不便。

事实上，在一些案件中，证据不足是当事人收集证据不主动、不及时，证据保存不力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当事人的过错，而是因为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不愿与当事人、司法机关配合，结果使当事人正当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合法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使本来并不复杂的案件得不到公正审理。因此，法律对负有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缺乏制约，是造成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首要原因。

（二）缺乏证人出庭作证保障机制

目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证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够健全所造成的。证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补偿权，二是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保障权。最高人民法庭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对证人的经济补偿作出了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措施。目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庭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庭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第十一条规定“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庭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由人民法庭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但以上两条规定过于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很难落实。

与此同时，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方面缺乏相关保障机制。我国目前对证人的保护不完善，且基本上都是事后保护，缺乏预防性保护措施。证人不愿出庭往往是害怕遭受报复、打击，或受到当事人及亲友的威胁产生畏惧心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有许多证人因作证而受到威胁或恫吓，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侵害，有的证人因作证而使其亲属受到牵连。如果侵害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惩处，就会造成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从而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时瞻前顾后，步履艰难。

（三）采纳证人书面证言过于宽泛

目前，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一方面规定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询问”，另一方面对证人不出庭采取宽容态度，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允许证人提交书面证言，最高人民法庭制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几种情形，但这些规定过于宽松，缺乏限制性，实践中往往可以利用这些情形随便编造理由搪塞不出庭作证，而法庭对此又不做细致审查，造成在审判实践中大量证人不出庭，而只提交书面证言。

书面证言的滥用，就势必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的下降。在审判实践中，还存在地有一种情况不容易忽视，那就是以申请法庭调查取证的方式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一些证人心存疑虑等种种原因不愿出庭，因法庭缺乏强制力，而这些证人又掌握着案件的事实真相，不向其询问又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想把案件办成铁案又受证据规则的束缚，这时往往就会采取一种妥协的办法，即由当事人写出申请，申请法庭对证人进行调查，而后将调查笔录在庭审中质证，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书面证人证言，亦同样剥夺了当事人对证人进行质证的权利，同样也为证人不出庭作证开启了方便之门。

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对策措施

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已是目前围绕法庭审判工作的一个主要难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及时加以解决。

（一）出台证人拒绝出庭的制裁性条款

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是一项义务，是义务就应当是强制性法律规范，拒不出庭作证就应有相应的法律制裁，现行立法对义务与制裁的失衡亟需修改，明确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确立起证人必须向法庭作证的义务观念和作证以法庭为中心的观念，用国家强制力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强制性措施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证人负有作证义务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实质上是属于妨碍诉讼活动的行为，对于经法庭通知拒不到庭情节轻微，可采取拘传措施，强制将其拘传到庭，对于拒不出庭情节严重的，可予以拘留或罚款，并责令他们承担相关的诉讼费用，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完善证人经济补偿和人身保障机制

出庭作证虽然是证人的法定义务，但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证人承担出庭作证所造成的误工损失以及交通、食宿费。经济补偿制度应包括工资或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生活费、住宿费、交通费。上述合理费用及支付方式均要有明确规定和实施细则，以利于审判实践操作，在刑事诉讼中，应由国家设立证人出庭作证的专项补偿基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统一管理，专款专用。证人证言被法庭全部采用的，相关费用由败诉方承担，部分被采用的，由当事人分担，未被采信的，则由申请人承担。

在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的同时，应完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障制度。为证人自愿出庭作证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消除证人担心遭受打击报复的心理障碍。对证人的保护应扩展到事前保护，防患于未然，明确规定法庭在审理前负有责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防范各种对证人不利情况的发生。

与此同时，应强化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一是证人的身份保密制度，主要是指较大争议和矛盾冲突较大的案件；二是证人的安全保护制度；三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妨碍排除制度，要免除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这是保证证人能够心无旁骘提供证言的关键。对于发生任何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必须及时予以制止并给予严厉打击，对于证人申请保护时，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且对证人的保护不应仅限于其本人，还应扩展到其近亲属，从立法上完善起安全保障制度。

（三）严格限制证人书面证言的采用

证人出庭作证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原则，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严格限制其排除条件，否则就会造成书面证言的滥用，影响庭审功能的发挥。基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和制约，要求一切证人出庭作证不切实际，但应设定一个严格的限度标准，除不得已采用书面证言外，应一律排除书面证人证言的使用，即除存在有无法对提供原始证言进行了反询问的客观情况外，同样也无法找到具有同等证明价值的其他证据资料代替，不得不使用书面证言，如临终遗言、已故者在执行职务时所作的陈述、证人出国或下落不明等，其余书面证言应视为非法证据，不得进行质证。另外，证人如确有客观情况无法出庭作证，可由当事人申请法庭予以证据保全，但应对此提供相关证据，并允许对方当事人质疑，否则该书面证言则不予采用。

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除上诉多方面原因外，还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健全证人出庭作证的舆论环境，形成一种全社会保证证人作证、支持证人作证的良好氛围，从而从根本上彻底转变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的现状，最终达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的目的。

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的现象普遍存在，不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都是一样，相较而言刑事诉讼中证人的出庭率可能就低上加低了。以下从立法、司法、社会三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立法上的原因

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从根本上确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制度，而且各种规定存在矛盾，致使证人对是否出庭作证问题具有“法定的选择性”。

其次，法律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对书面证言的使用未作任何限制，致使根据传闻证据定案的做法大行其道。刑诉法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就是说，不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经过当庭宣读，可以成为定案依据。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要求。现代各国审判制度的通例是，在法庭审判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实行直接言词原则，排除不能经过

法庭质证的“传闻证据”，包括庭前获取的书面证言。排除传闻证据，是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规则。

第三，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在法律规定上不平衡，证人权利保护制度、不出庭作证的责任追究制度均没有真正确立，致使证人出庭制度的推行困难重重。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他们当然应享有一定权利。但1996刑诉法和98《解释》中，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

第四，证人证言效力具有不确定性。1996 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的固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采取“书面证言、询问笔录、法庭笔录”三种形式，但是对哪一个阶段的证言效力优先却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出现反复时，司法人员由于不清楚哪一种证言的效力应优先，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增加了审理的难度。

第五，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性规则不完善。（1）由谁传唤证人，如何传唤，法律无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4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决定开庭后，应在开庭3日前将出庭通知书送达有关证人。可是，如果证人无法定理由拒不出庭，那么，应由哪个部门、以何种方式将其传唤到庭，法律却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自己已将传票发出去了，证人到不到庭是检察院的事；而检察院则认为，传票是法院发出的，证人是否能按时到庭作证当然是法院的事，法院有义务以合适的方式将证人传唤到庭。因此，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2）对特殊证人的出庭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特殊证人主要是指未成年人、有生理缺陷者及其他特殊情形之证人。这些证人由于其某一方面的特殊性，在被要求必须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律理应给予不同于一般证人的特殊关照。但在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中，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可以说少之又少，很不利于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只好用书面证言来代替。

（二）司法上的原因

第一，控诉方原因。抗辩式审判方式的引入，对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其他证据相比，言词证据具有可变性、易失真等特点，对言词证据的认定难度相对较大，需要有较高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有些公诉人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改变以前的证言，打乱支持公诉的计划，且难以及时应变，易处于被动境地，甚至会由此改变案件的性质。而当庭宣读证言笔录则较为稳妥，可以避免出现翻证的复杂局面。因此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不提出申请甚至不希望关键证人出庭，更不会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证人到庭。

第二，辩护方原因。一方面辩护人与公诉人一样，对证人出庭作证存有顾虑，另一方面辩护人由于业务水平等多种原因对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所做的工作不到位或力不从心，有时由于疏忽大意甚至未向法院提供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同时也有部分辩护人职业道德低下，受经济利益驱动而唆使证人不出庭作证，也是导致证人不出庭的原因之一。

第三，审判方原因。虽然法律规定出庭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前送达证人，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认识不够充分，经常是在控方或辩方提出申请证人到庭作证时，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被动地传唤证人到庭，加之由于证人公出、搬迁或系流动人员，致使短时间内难以查找。即使人民法院已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但据此人民法院往往认为自身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职责，至于证人是否出庭，则应该是人民检察院或律师的事情，因为证人所担当的是控方或辩方的证人，由此造成了在保证证人出庭问题上两个机关相互推诿的现象。对虽已通知，但无正当理由明确表示不出庭的证人，人民法院则显得束手无策。此外，由于结案指标的压力过大，证人出庭会提高诉讼成本，且程序复杂、工作难做，一些证人甚至还要求提供人身保护等等，因此法官往往容易采取直接采用书面证言的简化做法，而对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不高。

（三）社会上的原因

首先，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像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生活着。若为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让等因素造成的“厌诉”心理，像一只无形的手，在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

其次，法律意识淡薄是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另一原因。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没有亲历百年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造成整个社会法律意识淡薄，公民法治观念普遍不强，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冲击，欲消弭这一负面影响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

再次，特殊职业的证人不出庭作证给了普通大众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实践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部分领导干部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渎职等腐败案件中，却鲜有领导出庭作证。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相对较好、素有人民公仆之称的党员干部都会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同时，侦查人员作为执行职务过程中知悉案件事实的特殊证人，其不出庭作证也给一般证人以仿效。

最后，也是最为直接的是害怕打击报复、不愿承担责任促成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像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人甚至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面对面出庭作证。此外，一些证人有轻微违法行为，介乎一般证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随着案情的深入，他的身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这类证人通常拒绝出庭作证，害怕自己的污点被公之于众。还有，个别证人在侦查阶段作证时说了谎话或者假话，害怕对质公堂被揭穿后要承担法律责任而逃避出庭作证。

纵观上述总结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的三大方面原因，笔者认为其中有货真价实的，也有滥竽充数的。应该被归为滥竽充数者首当其冲的是上述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即社会上的四点原因，它们根本不能称其为原因，在司法改革的历史长河中，诸如控辩审三方关系、证据制度的引进等问题在改革之初无不遇到了思想文化传统等所谓社会上的原因，但最终这些社会上的原因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多大阻力。笔者认为，能够影响一项制度存废的根本原因在于该项制度所涉及的利益各方的力量对比，而该项制度最终是存是废也只不过是利益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同样，关于证人是否应该出庭的制度设置问题也应该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证人是否应该出庭的制度设置这一问题中所涉及的利益方包括：证人、控方（检察院）、辩方、审方（法院），如何处理好这四方的权利义务分配才是设计好证人出庭制度的关键所在。上述的第二方面原因即司法上的原因也不能称为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其充其量只能算是证人出庭制度设计缺陷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存在证人出庭率低现象应归咎于立法上的原因，要想真正的解决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也只能从立法上制定的建立着手。当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证人出庭制度的设置问题上立法者不仅要考虑实体方面的权利义务的设置，也不能忽视其程序方面的权利义务分配。

第四篇：纳税情况说明(税负率低)

纳税情况说明

致：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大朗税务分局,于2011年1—7月份共申报的销售收入为663780.55元,已缴税款8482.00元,税负率，税负率偏低的原因如下：

因为最近五金材料市场价格浮动较大的关系，我司在价格较低时预购了一部份五金材料存放备用，导致出现在1—7月份所申报的税负率会偏低的情况。因材料是预购的，在后续几个月内不会再采购太多，税负率会续步上升，确保在2个月内会达到税局的要求。

除此之外本公司不存在漏报收入或其他异常情况。特此说明！

东莞市大朗荣钲五金加工厂2011年9月15日

第五篇：对不起诉率之思考

对不起诉率限制之思考

摘要：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一直把不起诉率等指标作为检察业务考核目标中的重要内容。但一味地控制不起诉率，审查起诉工作不能体现宽严相济、惩罚与宽大、打击与挽救的刑事政策，检察机关应以辩证的眼光正确看待不起诉率，使不起诉率控制在一个均衡的范围内，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与属性，更加有利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关键词： 不起诉率 控制 考核标准 对策

在网上随便用百度一搜我便看到了如下一则消息：“内蒙古召开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检察机关表示：3年来内蒙古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拟维持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及拟不起诉案件“三类案件”，无一例外进入了监督程序，从未发生过暗箱操作、逃避监督现象，真正实现了阳光作业。全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撤案率、不起诉率逐年下降。今年前9个月“两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03和9.7个百分点。”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不得不让我感慨。在我国，大多数人对不起诉制度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一谈到不起诉，就认为是放纵了犯罪，是打击不力。在检察司法实践中，对不起诉自由裁量权人为地施以限制，把不起诉率列入检察工作考核范畴，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不起率，以至出现人为控制不起诉比例的做法。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一种不科学的标准和方法。

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依其职权，对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终止刑事诉讼的条件，不应和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作出不将行为人交付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的一种诉讼制度。

一、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现状及其历史作用：

从1997年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看，新刑诉法取消了免于起诉制度，但将其合理成分保留了下来，即人民检察院对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 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免于起诉的内容变为不起诉并非照搬而是后者内容小于前者内容。1997年刑事诉讼法典第142条第2款在保留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1条内容时，增加了“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制条件，而且被害人对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从而对酌量不起诉的适用作了诸多限制。此外，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1条规定的法定不起诉又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的不起诉不同。原来的不起诉虽然可以申诉和复议，但只要检察机关认为是正确的就不会再进行诉讼。而现行的法定不起诉案件，被害人如果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除可以请求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外，还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法院起诉，检察机关终止的案件又因被害人的自诉和法院的受理重新开启刑事诉讼程序。

首先，不起诉制度具有诉讼经济效益价值。

其次，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再次，不起诉制度符合 国际上“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趋向，有利于我国严打整治斗争的顺利开展，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总体而言，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取到了一定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对于分化瓦解、教育挽救犯罪分子，执行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当前人为限制相对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主要原因：

（一）有的检察公诉部门把不起诉率列入办案质量预警机制的规定中，对不起诉率超过规定的指标的，下级检察公诉部门负责人应当到上级院公诉部门说明情况；

（二）有的规定把不起诉率的降低作为工作的业绩来考量；

（三）各地规定的不起诉率指标不一致，执行中也各有差异；四是有的按罪名类别规定不同的不起诉率，如：普通刑事案件2%、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案件6%、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10%。造成使用不起诉案件偏少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检察机关特别是上级领导机关或者部门，限制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不起诉率，使用不起诉要经过上一级领导机关批 准、经过人民监督员评议等多种复杂的办案程序。不起诉案件是上级领导机关检查、复查案件的重点，有些不起诉案件已经结案多年，还要被调取卷宗审查，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着基层检察院办案人员使用不起诉的积极性。其次是案件承办人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强，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力，维权与服务和谐社 会建设的意识淡薄。习惯于就案办案，机械地使用公诉程序。对即使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案件，也不提出不起诉意见，而是提出提起公诉的意见。

三、人为限制相对不起诉的法律后果：

第一，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受到挑战，诉讼成本增大。由于不起诉率的限制，使得不少本可以作不起诉处理、减少诉讼成本与司法资源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既不利于宽严相济政策的实施，也不利于稳定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又可能增大了诉讼成本。

第二，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利于强化检察监督职能。由于不起诉率限制了不起诉案件的数量，就可能出现在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同等条件下，一部分人被作出不起诉决定，而一部分人被交付审判。

第三，“避重就轻”的不起诉率设定，不能适应检察机关惩处以权谋私、滥用职权职务犯罪的工作需要。职务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较，对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更严重，若设定职务犯罪案的不起率高于普通刑事不诉率，这就不利于打击更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职务犯罪。

第四，设定相对不起诉率有悖于刑诉法的规定。不起率的设定，会造成检察机关在执行刑事法律的过程中，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诉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越少越好，甚至不起诉率为零也会成为一些执法者追求的目标，这有悖于刑诉法赋 予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的规定。综上所述，以不起诉率，人为施以限制相对不起诉自由裁量权，我认为，其法律后果是： 一是有悖于刑诉法的规定；二是“避重就轻”的不起诉率设定，不能适应检察机关惩处以权谋私、滥用职权职务犯罪的工作需要；三是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又不利于强化检察监督职能；四是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挑战又增大诉讼成本。

四、对不起诉的控制率的解决对策。

首先是上级检察机关解除对不起诉的控制率。结合当前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规定，检察机关，特别是上级领导机关或者 主管业务部门，解除对不起诉率的控制，积极倡导对符合使用不起诉条件的案件使用不起诉制度。

其次是案件承办人员进一步强化维权意识，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案 件，主动提出使用不起诉的处理意见，防止单纯就案办案的消极态度，注重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案件承办人要积极工作，通过民事调解，使当事人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保障被害人权益得到实现，为使用不起诉创造条件。

第三是要加强对不起诉案件的监督和审批程序，防止不起诉权被滥用，放纵犯罪，影响司法公正。通 过听证、听取被害人意见，征得被害人同意等程序，减少不稳定因素，避免出现负面效应。确保使用不起诉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