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建立平等、互助、协调、和衷共济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的高度概括，表明了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是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于检察机关从事民事行政检察的人员而言，除了应当与其他检察官一样担负起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责任之外，更多的是要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维护公平、诚信的经济秩序，维护民主友爱安定的生活秩序，维护运转有序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大量的工作是运用法律化解处理好市场经济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营造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环境，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更好地发挥创造力。根据这些任务的要求，我们民行工作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问题，需要对民行检察工作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调整，尽快克服工作中的不良因素，努力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本文试通过对民行检察的现状，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做简要分析，对今后应当采取的对策做进一步探讨，对下一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展望，以期对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民行检察的职能作用。

一、我国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现状

自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设立以来，各地检察机关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积极有序地开展工作，做了大量的抗诉、息诉工作，并立足自身职责，在不越权、不越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诉讼监督职能，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渐成为检察机关新的亮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以作者所在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检察院为例,自2001年以来的7年间，民行检察部门共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185件，立案审查159件，向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89件，向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33件，直接答复或作服判息诉工作结案70件，且所办理案件的提请抗诉、建议提请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都被相关部门采纳，再审改判率达100％，同时查办国有资产流失案件9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从全国范围来看，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1年至2001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41.9万余件，立案审查17.17万余件，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5.91万余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处理23514件，占再审审结总数的79.5%。［1］不难看出，民行检察对于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做好法院裁判的服判息诉工作，排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都做出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贡献。民行检察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做好的，必须加强的。

二、当前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步发展壮大，一些制约限制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展的因素也暴露突出起来。

1、立法上的不完备，限制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的权力和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两部诉讼法的总体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及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及范围应该说十分广泛，但在具体规定如何进行法律监督时，法律条文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力及范围又陡然限制得非常狭窄，《行政诉讼法》仅有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些规定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仅仅限定于人民法院生效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并且这些规定也只仅仅规定了抗诉的条件，没有规定抗诉的程序以及抗诉后人民法院再审的程序，可操作性差，过于简陋、原则化，对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和阻碍。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出台各种司法解释，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执行中的裁定等提出的抗诉不予受理，进一步缩小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范围，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检察院对于上述判决、裁定的监督权，限制和剥夺了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

2、民行申诉案件案源少，一直以来是制约民行检察业务发展的瓶颈。为拓展线索渠道，民行部门想方设法进行宣传，但在现行的体制下，检察机关宣传时大都又投鼠忌器，案源问题也将长期困扰检察民行业务的发展。

3、调阅审判卷宗难。调阅法院卷宗是检察机关开展工作的法定程序，也是检察机关获得抗诉案件来源的一条重要途径和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但是审判机关经常借口不给调阅，有的只准阅，不准复印，有的甚至连看都不让看。实践中，许多检察院的民行抗诉工作进行的好坏，往往要看和法院关系协调的好坏，不是制度在支撑这项工作，而是人际关系在支撑这项工作。

4、办案环节多，持续时间长，社会效果差。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生效的判决、裁定，上级检察机关才有提请抗诉权，基层检察院无权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通过立案、借阅法院卷宗,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报告，上级院逐级审查并采纳后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接着还要审理、开庭、裁判。整个过程，多数要半年以上，一、二年的常有，案件久拖不决，使当事人丧失信心，等到法院再做出判决，虽然改变了原审法院的判决，但企业已倒闭或当事人已离开住所，到外地谋生，联系不到，已经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对申诉的当事人而言，其命运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迟来的公正最终显示还是不公正。

5、监督方式单一，新监督方式探索艰难。由于法律只明确规定了“抗诉”这一个监督方式，高检院为了拓展民行检察监督的内容，缓和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先后提倡了查办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和再审检察建议等新的监督方式。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些新的监督方式在人民法院配合的地方可能会得到落实，在人民法院不配合的地方甚至在有些原先配合的地方在更换院领导以后就得不到支持。国有资产支持起诉案件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不予受理。检察建议也仅仅是在检法两家关系比较好的地方甚至是比较好的时候才能得到落实，并没有法定性和稳定性。

三、强化民行监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我们各项工作的立脚点和出发点。何谓和谐？从词典解释看，为配合得适当，谐调之意。我们认为，和谐首先是一种秩序，是事物的一种共存状态，是事物相互作用、影响的方式；其次，应是一种有序的状态，是事物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良好反应；最后，它是一种协调状态，是事物之间在互动过程中配合默契，运行自如。今天，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和谐社会，除表示为社会的有序外，更应是一个以人为本、能够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使社会呈现出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公正状态的社会，公平有序应当是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素。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应当看到，目前社会还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体制创新将进一步触及到的深层次矛盾；人口流动性增大带来社会组织和管理的新问题；人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对政治参与的新要求；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严重影响等。这些矛盾中，有的反映的就是行政权的不当运行，有的反映的就是因为法院判决不公，审判权被滥用所致。最高人民法院历年来的工作报告均显示，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办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各类案件是同期审结刑事一审案件的十几倍。这说明民事行政案件已涉及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千千万万个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

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制，但法的创制仅是将秩序与正义以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法的遵守与执行才是实现这一秩序与正义的关键。所以，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即使社会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还可以通过司法的矫正来恢复公正。但，现行的司法现状却让人不无担忧，法院的个别法官的一些违法审判行为继续危害着社会，且游离于检察监督之外，大量存在的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等司法腐败现象，已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之一，民事、行政诉讼也不例外。司法不公的存在，必然造成人们对国家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下降，影响国家机关工作的正常开展，损害法律的威严，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司法不公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因为，不公正的判决不但不能化解纠纷,反而会激化矛盾，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上访产生,或者使得一些民事纠纷案件升级为刑事案件，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谐, 与构建和谐社会格格不入。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必然会导致权力运行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2］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刑法构成职务犯罪行为的监督，可以有效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形成对行政权力正确运行的监督；通过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监狱的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形成对司法权运行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使司法这最后一道防线牢不可破。因此，加强民事行政检察的监督力度，使审判活

动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可以增强案件审判的透明度，督促法院严格依法审判，消除审判中某些法院工作人员不能公正审判案件的现象。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四、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几点立法建议

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不难看出，立法上的不完善是限制制约民行检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通过立法的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虽然现行宪法对检察院的法律定位不像1954年宪法规定的那样详细（54年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但是，根据宪法解释的一般原则，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有义务全面监督法律的实施，可以是事前监督，也可以是事后监督，可以监督法院，也可以监督行政机关，其监督权力是全面的。但我们现行的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仅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即所谓的“事后监督”，实际上是把宪法赋予的权力给剥夺了，没有充分体现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所以，只有对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完善，扩大民行监督范围，赋予对民事行政案件进行全面监督的权力，才能充分体现检察监督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才能更好地完成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的使命。

1、扩大法律监督的范围，把人民法院调解、执行等纳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调解作为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拘束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目前，个别法官在审判中滥用调解权，强制调解的情形比较严重，特别是对一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调解，不审查是否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就予以确认，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执行活动是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环节，与当事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如果出现错误，就可能给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造成事实上无法弥补的损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执行已经不是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行为，是人民法院单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当事人行使职权的行为。执行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而其本质是行政权。另外，在当前人民法院的执行过程中，执行不作为、野蛮执行、随意增加被执行人、擅自查封、执行案外人财产以及司法人员在执行中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等违法违纪问题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映非常强烈。不管是从执行权的本质属性还是从当前执行的现状看，人民检察院都应该对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

2、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权利。公诉权是检察权的基本权能之一。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提起控诉并出庭支持其主张的权力。公诉权的行使在本质上都是以公益为基础的，因而公诉权并不必然局限于刑事诉讼。公诉权理应包括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3］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仅规定检察机关对民行案件有抗诉权，而司法实践证明这是不完整的监督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近年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环境污染、利益部门化、地方保护主义、违规许可、重大决策失误等，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司法程序的缺位或司法程序中启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的主体的缺位，使得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经常处于被漠视的境地，致使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很显然，运用民行抗诉方式已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因此，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程序机制，以司法程序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要求。从国际上看，检察院提起民事行政公诉几为通例，在世界其他国家，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以及前苏联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检察院的性质和体制设置，也适合于承担提起民事行政公诉任务。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也有实行过该制度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但基于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践中受人、财、物的局限，检察机关不能过多干预，所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范围不宜过宽，主要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限。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下列几类案件的起诉权：（1）国有资产保护案件及损害国家利益的其他案件；（2）环境污染的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案件；（3）政府的违法许可、行政救济行为；（4）政府的不作为行为；（5）没有起诉主体或主体不能亲自行使诉权的人身权益性质的案件。

3、赋予检察院调阅法院原审卷宗的权利。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就要对案情及诉讼活动有全面的了解，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查看原审卷宗，这是提起抗诉前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只有对原审卷宗材料进行全面地审查，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如果不调取审判卷宗,检察院的监督权将无法保障，调阅卷宗对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必要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未明确

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导致检法认识不一，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调卷困难。因此以立法形式明确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程序和期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4、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调查取证的权力。尽管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并非当事人对所有证据都能举证，如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等，在当事人举证不能等特殊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必须行使调查权。通过调查取证可以证明法院已生效裁判是否建立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事实，以充分了解生效裁判的合法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民行检察监督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两高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有无调查取证权，意见分歧较大。因此，以立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民行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已成为必然选择。

5、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检察和解的权力。民行检察部门在做好抗诉案件的同时，还要重视申诉案件的息诉工作。从数字统计看，自2001年以来的7年间，我院民行检察部门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185件，除对法院裁判不当的案件依法提出抗诉和书面检察建议的以外，对其余70件申诉案件都做了息诉处理，占总数的近40%，所以，息诉处理的案件数量，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有错误的裁判、或者可抗可不抗的案件，要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检察和解的权力，通过分析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结合实际，把握纠纷和争议的核心问题，运用有效的检察和解手段加以处理。对于当事人自愿和解的，检察官应当准许，或者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不再继续执行原审裁判，从而达到息诉目的。纠正法院错误裁判不是目的，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才是根本。实践中，部分检察院的民行部门只注重了做好抗诉工作，只重视抗诉成功率，却忽视了息诉这项工作，这是不可取的。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这两项工作同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只注重抗诉的成效，而放弃或忽视了息诉的功能。因此，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检察和解的权力，做好申诉人的息诉服判工作，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又可以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参考资料：

［1］宋安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十年来成绩显著［N］．检察日报．2001－8－22．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3］孙谦．检察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8．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检察院

第二篇：浅谈如何做好基层民行检察工作

浅谈如何做好基层民行检察工作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行检察科作为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业务窗口，其工作效率的高低、办案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关系到群众对法律监督机关的信任度，因此，做好基层民行检察工作意义重大。

近年来，我院规范民行检察监督行为，全力推进民行检察工作：一是规范案件受理立案程序。近年来，我院严把受理立案关，实行立案告知制度，增加工作透明度，对申诉案件实行集体讨论、严格审查制度，对影响较大、标的额较大、对案件争议较大的案件报主管检察长审查决定，对每一件案件都认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以提高办案水平和案件质量；二是注重审查公开制。在案件的审查过程中注重公开，对必要案件举行公开听证，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抗前证据开示，公开证据、公开不涉密的事实、公开适用的法律、公开双方意见，让办案人清白，让当事人满意；三是规范办案协调制度。规范内部协调，加强民行和控申、公诉等科室的联系，建立统一登记、案件移送、归口答复、督促起诉线索移送等内部工作制度；规范协调机制，探索建立与法院的协调机制，多次组织召开专题联席会议，对调卷阅档、支持起诉、执行 1

监督等多项工作中进行了有益的协商探讨，从制度上规范了民行部门与法院关于案件的工作流程。

为推进民行检察工作，我院不断创新、发展并逐步完善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机制。

一是加大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力度。始终坚持把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作为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逐步扩大办案规模，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形成一定的监督规模和态势。

二是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有效监督，始终把抓好抗诉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中心任务，充分运用抗诉手段纠正错误裁判；加强再审检察建议工作。认真研究强化再审检察建议的措施，充分发挥好再审检察建议在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强化同级监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规范适用范围、标准和程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把纠正错误裁判与纠正违法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依法提出抗诉，又要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更换办案人建议书，及时监督纠正法院和法官在诉讼中的违法行为。

三是做好重点领域的监督检察工作。大力推行民事督促起诉、支持起诉工作，切实保护国有资产、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认真开展好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确有问题的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加强对调解的监督，通过抗

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虚假调解、恶意调解以及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调解案件进行监督。

四是加快推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民事行政检察办案的特殊性，决定了上级检察院办案任务重、下级检察院案源不足的现状，要积极创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强化以办案规则为重点的办案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受理、立案、审查和结案环节的办案程序，细化工作流程。强化办案责任，严格案件审查期限规定。积极推行立审分离的办案制度。规范案件讨论制度，统一法律文书格式，简化办案程序，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建立健全上下级检察院协同办案机制，开展巡回办案、交叉办案和集中办案等办案方式，实现民事行政检察一体化工作模式。重视征求人民法院对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落实和完善听取各方当事人及律师意见等制度。

第三篇：民行检察工作宣传材料

民事行政检察科工作职责

承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依法提出抗诉等工作。

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二、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的申诉案件。

三、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或者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四、对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的其他问题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提出监督意见。

五、对提出抗诉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依法派员出席再审法庭支持抗诉，并对再审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六、对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发现的审判人员、执行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

民事行政检察十问十答

1．不服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怎么办？

当事人不服法院已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可向法院审判监督部门申

请再审，也可直接向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进行申诉。

2．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受理当事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申诉，经过审查，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并符合抗诉条件的，作出抗诉决定或者检察建议使法院进入再审程序予以纠正；若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正确的，作出不提请抗诉或不抗诉决定，并做好息诉工作。

（二）审判人员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进行查处。

3．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受案范围是什么？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一审或二审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不服的申诉案件。

4．向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提出申诉应符合怎样的条件？

（一）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有具体的申诉理由和请求。

5．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监督方式都有哪些？

目前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最主要的监督方式是抗诉和

检察建议。此外，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还在积极探索新的监督方式，包括：

（1）促成和解:对法院裁判虽有错误但双方当事人有执行和解意愿的申诉案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和促成当事人和解；（2）支持起诉：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严重侵害、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情况下，向有关部门提供法律意见，参加到国家或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案件诉讼中；

（3）提起民事公诉：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严重侵害但又无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6．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哪些情况下对民事、行政案件申诉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的情形：

（一）判决、裁定尚未发生效力的；

（二）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的；

（三）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

（四）申诉人对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终止审查和不抗诉决定不服，再次申诉的；

（五）申诉人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两年之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

7．哪些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符合检察机关的抗诉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检察机关应当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8．哪些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检察机关不予抗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

（一）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

（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

（三）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

（五）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9．检察机关审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是否收费？ 检察机关审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不收取任何费用。

10．如何向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提出申诉？

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

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部门提出申诉，应当提交申诉书（A4纸）、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和裁定书，以及证明其申诉主张的证据材料。

申诉书要写明申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注明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刘备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 公则生明，廉则生威 ——清〃朱舜水 知足则乐，务贪必忧。——宋〃林逋《省心录》

第四篇：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行政审判活动检察监督，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扰，严重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谈一些看法，与

同仁商榷。

一、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存在很多困难。

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审判卷宗或进行调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的职权，就使得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的力度受限，抗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诉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黄陵法院再审，该案在县院发了检察建议的情况下才审结。

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发回重审，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降低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抗诉案件被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却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即其对等人民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通知派员出席法庭。这种做法实际违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对等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不利于抗诉活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实际上，基层检察院是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联系最直接的检察机关，由于基层检察院大量接触实际工作，熟悉情况，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情况较清楚，也便于调查取证，最易对民事诉讼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在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基层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而对此基层人民检察却无抗诉权，只能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提出抗诉。这无疑加大了抗诉活动的成本。可见，我国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是原则的、有限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限制。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法理充足，法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缺乏民事公诉的具体明确规定。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立法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不一，法学界对此仍存在分歧，因此开展此项工作目前仍举步维艰。

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

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民行人员被充实到控申部门，名义上配备一名民行专干，实际上除宝塔区院外，其他十二个县院无一名真正从事民行专干。领导班子对民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弱化，使民

第五篇：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行政审判活动检察监督，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扰，严重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谈一些看法，与同仁商榷。

一、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存在很多困难。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审判卷宗或进行调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的职权，就使得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的力度受限，抗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诉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黄陵法院再审，该案在县院发了检察建议的情况下才审结。

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发回重审，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降低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抗诉案件被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却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即其对等人民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通知派员出席法庭。这种做法实际违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对等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不利于抗诉活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实际上，基层检察院是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联系最直接的检察机关，由于基层检察院大量接触实际工作，熟悉情况，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情况较清楚，也便于调查取证，最易对民事诉讼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在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基层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而对此基层人民检察却无抗诉权，只能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提出抗诉。这无疑加大了抗诉活动的成本。可见，我国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是原则的、有限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限制。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法理充足，法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缺乏民事公诉的具体明确规定。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立法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不一，法学界对此仍存在分歧，因此开展此项工作目前仍举步维艰。

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

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民行人员被充实到控申部门，名义上配备一名民行专干，实际上除宝塔区院外，其他十二个县院无一名真正从事民行专干。领导班子对民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弱化，使民[]page_break][] 行检察工作走入低谷。出现有些县院民行工作几乎不能正常开展，全年工作为空白。三是由于民行队伍力量严重不足，民行检察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极度不适应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临时凑数思想严重，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年龄偏大，工作没有积极性，执法意识不强。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着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民

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

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致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收效甚微;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也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同样，现行的《民法通则》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对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合同义务，以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案件，或者合同的签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案件，法院都是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作出合法有效的判决，如有一方不服判决、裁定来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却无法进入监督程序，因为，此类情形并未纳入《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中。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实践中，法院主张民事调解工作，近几年，就我市两级法院每年民事案件调解率占40%左右，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例如，今年一个基层院受理了一件当事人不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裁定，该裁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但检察机关就是无法进入监督程序。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立法，改变民行检察监督的被动局面。

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程监督;通过立法途径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起诉权，把调解和执行纳入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将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进行拓宽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相应的权利，特别是对再审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纠正违法权、检察建议权。

加大措施，狠抓办案，提高民事行政检察案件质量。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质量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落脚点和归宿，更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得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因此，首先要从增强民行监督意识入手，充分认识民事行政检察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对错误裁判进行抗诉，平息民怨，对正确裁判进行息诉，化解矛盾，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职责。其次在审查案件中，要坚持“敢抗、抗准”和“公开、公正、合法”的办案原则，紧紧抓住办案质量、办案效果、办案效率三个环节。坚持正确的审查方法，在办案中积极推行公开审查制度，制作了《民行申诉案件受案、立案告知书》，维护当事人的及时告知权利和义务，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全面了解、查清案情，保证案件的正确办理。坚持把握好抗诉标准。应尽量减少周转环节，提高诉讼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人民群众也才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也才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决定是否抗诉时，严格按照抗诉条件审查把关。应尽量减少周转环节，提高诉讼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人民群众也才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也才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第三，理顺办案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要明确办案质量是民行监督的前提，办案数量是保证民行监督效果的基础，要把办理民行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民行检察工作量化指标，规定立办案件数量，以促进全市民行检察工作向前发展。

加强协调、理顺关系，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顺利开展酿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虽然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但每改判一件案件，必然会影响到审判人员的形象和威信，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与法院的联系，沟通思想，统一认识，争取法院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民事行政检察的操作规程，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步走上规范有序的轨道，使民行检察工作与审判工作既相互监督又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自觉接受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建立定期汇报制度，主动向党委和人大汇报民行检察工作目标、工作部署和工作情况，特别是对办案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困难要及时向党委和人大汇报，寻求党委、人大的领导和支持，使党委、人大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的坚强后盾，从而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