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诉法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与对策探析[本站推荐]

第一篇：新民诉法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与对策探析[本站推荐]

新民诉法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与对策探析

新的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民诉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是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依据。此次民诉法修改涉及内容广泛，尤其对于对民行检察工作来讲影响重大。

一、新法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权力，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力度

（一）新法将民事执行活动列为检察监督的对象，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新法将其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并在第二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了法律监督范畴，拓宽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近年来，民事执行工作普遍存在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伤害了执行权威和司法权威。为此，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机制。检察机关近年受到大量有关执行的申诉，但由于没有明确法律支持，办理这类案件时无法可依。此次修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有助于整顿执行秩序，遏制执行乱，缓解执行难。

（二）新法将检察建议规定为检察机关监督手段之一，增加了检察监督方式。按照现行民诉法的规定，抗诉权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唯一法定方式。新法则将检察建议列为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另一法定方式。第二百零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第一百八十七条也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近年来涉及民事审判的申诉、上访数量明显增多，需要监督的对象复杂多样，单靠抗诉一种手段根本不可能监督纠正所有的错误裁判和违法行为。为了解决监督实践的需要，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创造性地探索了许多监督方式，如检察建议、检察和解、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等，尤其是检察建议，成为民事检察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手段和固定的工作内容。但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常常不被法院所认可，新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有了法律依据，检察建议的作用将充分得以发挥。

（三）新法将调解书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调解书若是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检察机关也应抗诉或提出检察建议。实践中，强迫调解、诱导调解、虚假调解等并不罕见。原来民诉法将调解排除在了民事检察范围之外。新法第二百零八条修

改为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也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新法将调解书列入监督范围，有利于监督对象体系的完善。

（四）新法强化了监督手段，赋予民行检察人员调查核实权。办案实践中，许多抗诉案件需要查证，没有调查权，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不配合，这就给查清事实造成很大的阻碍，有些案件就只能作不抗诉处理。新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规定调查核实权给办案工作加大了助力。

（五）新法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对民行工作在公益诉讼方面的创新提供了依据。新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年来，各地检察院在公益诉讼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规定公益诉讼制度，给民行工作开拓新领域提供了依据。

二、新法关于申诉途径和办案期限的规定使检察机关面临严峻的考验

（一）抗诉案件数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申诉案件数量减少导致抗诉案件数量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的，可以向法院申诉，也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近几年，随着民行检察宣传力度的加强，民行检察的职能逐步深入人心。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后，大部分倾向于向检察机关申诉。民行部门的办案案源得到了保障。修正后的民诉法对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的申诉路径进行了限制。修正后的民诉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不服生效裁判必须先向人民法院申诉，只有人民法院未对申诉进行恰当处理时，当事人才能向检察机关申诉。因此，绝大部分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经过法院环节的筛查，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这直接导致检察机关受理的申诉案件减少，从而影响到民行部门抗诉案件办理数量。

（二）修正后的民诉法将民行部门办案期限缩短至三个月，加快办案效率的同时又给基层院增加不少压力。根据现有规定，民行部门办案期限从调阅卷宗之日起算三个月。实践中，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时间受制于人民法院。卷宗能否调阅取决于卷宗是否已经及时归档。办案实践中，卷宗调阅最长的时间达到半年甚至更久。这无疑导致民事法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增加了当时人的讼累，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修正后的民诉法充分弥补了这一缺陷。它将民行部门办案期限统一为三个月，三个月内检察机关必须给当事人回复，或是是否抗诉，或是是

否提出检察建议。这一规定符合提高案件办理效率的基本精神，有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但是也必须看到，三个月的办案期限对于检察机关来讲压力较大。尤其对于基层院，如果办理的是二审案件，除去省院审查的一个月和市院审查的一个月，实际上的办案期限通常只有一个月。在一个月内能否调阅到卷宗，能否吃透案件争议点，对民行部门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民行部门应当深入领会新民诉法的精神实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民行发展新格局

（一）准确理解新《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检察工作的新规定。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民事检察工作意义重大，既解决了长期困扰民事检察工作的一些问题，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民行干警应对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进行反复集中学习。将新旧法条进行对比，争取对民诉法的新变化有个比较系统的理解和掌握，积极应对修订后民诉法实施对民行检察工作的新挑战。可以举行专题讲座，为贯彻民诉法，扩大宣传范围，切实做好民行检察工作打下好的基础。

（二）树立与法院监督与配合并重的意识，加强与法院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密切关注新民诉法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和执行工作的变化，变被动为主动，对民事诉讼活动中特别是执行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有效的监督，促进案件在审理环节、执行环节的快速办理，使当事人纠纷及时得到妥善处理。为了保障检察院、法院在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进行有效沟通，确保执行监督的实际效果，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案件进行监督时，应当听取人民法院的意见。此外，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执行监督职责，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对于执行监督的方式，检察机关发现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或当事人、案外人认为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可以建议人民法院暂缓执行。对于执行过程中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对于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枉法执行的，检察机关以抗诉方式进行法律监督；对于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故意不执行、拖延执行和执行不力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权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其及时改正；对于执行裁定及执行行为本身不具违法性，但执行行为导致不当结果的，检察机关可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执行法院予以解决。

（三）积极运用检察建议这一新型监督手段，强化检察监督力度。检察建议分为再审检察建议和普通检察建议两种。再审检察建议是与抗诉效果相当的一种方法，这种“短平快”的工作方法，不仅绕开了复杂的程序，极大地缩短了办案周期，而且又减少了案件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司法资源。因此实践中，应当加强再审检察建议的应用，努力做到快速息诉，达到案结事了。针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个人发出检察建议。检察

建议的应用范围很广。例如，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现象，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调解程序、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督促程序等非诉程序中审判人员的不当行为也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予以纠正。要将检察建议的应用落实于所有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中，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功能，确保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依法进行。

（四）准确把握新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享有调查权的规定，规范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在审查民行申诉案件的过程中，检察官对几类证据有疑问的，可以主动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一方面，为了发现案件真相，维护公平正义，达到诉讼监督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检察官调查似乎又与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程序公正的要求相抵触，因此，规范的运用检察调查权显得尤为重要。运用检察调查权应当坚持有限性原则。调查目的主要是要了解与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有关的特定信息，不应超出为了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而需要了解情况的具体范围。同时，检察机关应把调查作为阅卷的补充手段，不得代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不能破坏法定的举证责任规则。对于败诉的当事人基于举证时限内未申请法院调取或未提供证据线索等自身原因造成在案件审查中未能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在申请检察机关再审抗诉过程中要求检察机关调取新证据的要求不能支持。

（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公益诉讼模式。

新法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权利，但是没有明确如何进行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该不等不靠，充分利用自身职能，发挥所积累的民事公益诉讼经验，积极当好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是自行提起公益诉讼。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或调解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应依职权主动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诉的约束。二是督促起诉，对于负有监管职责的机关发现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后，不积极、不主动地履行监管职责，检察机关可以基于法律监督者的职责督促有关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新民诉法的实施对检察机关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加强探索和创新，不断总结民行监督的有益经验，规范监督程序，完善监督机制，推动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进程，谋求民行检察监督工作新的突破和发展。

第二篇：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建立平等、互助、协调、和衷共济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的高度概括，表明了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是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于检察机关从事民事行政检察的人员而言，除了应当与其他检察官一样担负起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责任之外，更多的是要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维护公平、诚信的经济秩序，维护民主友爱安定的生活秩序，维护运转有序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大量的工作是运用法律化解处理好市场经济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营造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环境，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更好地发挥创造力。根据这些任务的要求，我们民行工作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问题，需要对民行检察工作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调整，尽快克服工作中的不良因素，努力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本文试通过对民行检察的现状，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做简要分析，对今后应当采取的对策做进一步探讨，对下一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展望，以期对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民行检察的职能作用。

一、我国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现状

自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设立以来，各地检察机关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积极有序地开展工作，做了大量的抗诉、息诉工作，并立足自身职责，在不越权、不越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诉讼监督职能，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渐成为检察机关新的亮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以作者所在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检察院为例,自2001年以来的7年间，民行检察部门共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185件，立案审查159件，向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89件，向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33件，直接答复或作服判息诉工作结案70件，且所办理案件的提请抗诉、建议提请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都被相关部门采纳，再审改判率达100％，同时查办国有资产流失案件9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从全国范围来看，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1年至2001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41.9万余件，立案审查17.17万余件，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5.91万余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处理23514件，占再审审结总数的79.5%。［1］不难看出，民行检察对于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做好法院裁判的服判息诉工作，排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都做出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贡献。民行检察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做好的，必须加强的。

二、当前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步发展壮大，一些制约限制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展的因素也暴露突出起来。

1、立法上的不完备，限制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的权力和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两部诉讼法的总体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及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及范围应该说十分广泛，但在具体规定如何进行法律监督时，法律条文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力及范围又陡然限制得非常狭窄，《行政诉讼法》仅有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些规定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仅仅限定于人民法院生效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并且这些规定也只仅仅规定了抗诉的条件，没有规定抗诉的程序以及抗诉后人民法院再审的程序，可操作性差，过于简陋、原则化，对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和阻碍。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出台各种司法解释，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执行中的裁定等提出的抗诉不予受理，进一步缩小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范围，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检察院对于上述判决、裁定的监督权，限制和剥夺了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

2、民行申诉案件案源少，一直以来是制约民行检察业务发展的瓶颈。为拓展线索渠道，民行部门想方设法进行宣传，但在现行的体制下，检察机关宣传时大都又投鼠忌器，案源问题也将长期困扰检察民行业务的发展。

3、调阅审判卷宗难。调阅法院卷宗是检察机关开展工作的法定程序，也是检察机关获得抗诉案件来源的一条重要途径和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但是审判机关经常借口不给调阅，有的只准阅，不准复印，有的甚至连看都不让看。实践中，许多检察院的民行抗诉工作进行的好坏，往往要看和法院关系协调的好坏，不是制度在支撑这项工作，而是人际关系在支撑这项工作。

4、办案环节多，持续时间长，社会效果差。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生效的判决、裁定，上级检察机关才有提请抗诉权，基层检察院无权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通过立案、借阅法院卷宗,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报告，上级院逐级审查并采纳后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接着还要审理、开庭、裁判。整个过程，多数要半年以上，一、二年的常有，案件久拖不决，使当事人丧失信心，等到法院再做出判决，虽然改变了原审法院的判决，但企业已倒闭或当事人已离开住所，到外地谋生，联系不到，已经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对申诉的当事人而言，其命运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迟来的公正最终显示还是不公正。

5、监督方式单一，新监督方式探索艰难。由于法律只明确规定了“抗诉”这一个监督方式，高检院为了拓展民行检察监督的内容，缓和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先后提倡了查办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和再审检察建议等新的监督方式。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些新的监督方式在人民法院配合的地方可能会得到落实，在人民法院不配合的地方甚至在有些原先配合的地方在更换院领导以后就得不到支持。国有资产支持起诉案件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不予受理。检察建议也仅仅是在检法两家关系比较好的地方甚至是比较好的时候才能得到落实，并没有法定性和稳定性。

三、强化民行监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我们各项工作的立脚点和出发点。何谓和谐？从词典解释看，为配合得适当，谐调之意。我们认为，和谐首先是一种秩序，是事物的一种共存状态，是事物相互作用、影响的方式；其次，应是一种有序的状态，是事物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良好反应；最后，它是一种协调状态，是事物之间在互动过程中配合默契，运行自如。今天，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和谐社会，除表示为社会的有序外，更应是一个以人为本、能够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使社会呈现出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公正状态的社会，公平有序应当是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素。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应当看到，目前社会还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体制创新将进一步触及到的深层次矛盾；人口流动性增大带来社会组织和管理的新问题；人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对政治参与的新要求；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严重影响等。这些矛盾中，有的反映的就是行政权的不当运行，有的反映的就是因为法院判决不公，审判权被滥用所致。最高人民法院历年来的工作报告均显示，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办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各类案件是同期审结刑事一审案件的十几倍。这说明民事行政案件已涉及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千千万万个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

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制，但法的创制仅是将秩序与正义以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法的遵守与执行才是实现这一秩序与正义的关键。所以，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即使社会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还可以通过司法的矫正来恢复公正。但，现行的司法现状却让人不无担忧，法院的个别法官的一些违法审判行为继续危害着社会，且游离于检察监督之外，大量存在的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等司法腐败现象，已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之一，民事、行政诉讼也不例外。司法不公的存在，必然造成人们对国家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下降，影响国家机关工作的正常开展，损害法律的威严，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司法不公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因为，不公正的判决不但不能化解纠纷,反而会激化矛盾，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上访产生,或者使得一些民事纠纷案件升级为刑事案件，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谐, 与构建和谐社会格格不入。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必然会导致权力运行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2］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刑法构成职务犯罪行为的监督，可以有效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形成对行政权力正确运行的监督；通过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监狱的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形成对司法权运行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使司法这最后一道防线牢不可破。因此，加强民事行政检察的监督力度，使审判活

动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可以增强案件审判的透明度，督促法院严格依法审判，消除审判中某些法院工作人员不能公正审判案件的现象。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四、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几点立法建议

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不难看出，立法上的不完善是限制制约民行检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通过立法的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虽然现行宪法对检察院的法律定位不像1954年宪法规定的那样详细（54年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但是，根据宪法解释的一般原则，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有义务全面监督法律的实施，可以是事前监督，也可以是事后监督，可以监督法院，也可以监督行政机关，其监督权力是全面的。但我们现行的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仅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即所谓的“事后监督”，实际上是把宪法赋予的权力给剥夺了，没有充分体现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所以，只有对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完善，扩大民行监督范围，赋予对民事行政案件进行全面监督的权力，才能充分体现检察监督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才能更好地完成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的使命。

1、扩大法律监督的范围，把人民法院调解、执行等纳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调解作为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拘束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目前，个别法官在审判中滥用调解权，强制调解的情形比较严重，特别是对一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调解，不审查是否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就予以确认，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执行活动是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环节，与当事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如果出现错误，就可能给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造成事实上无法弥补的损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执行已经不是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行为，是人民法院单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当事人行使职权的行为。执行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而其本质是行政权。另外，在当前人民法院的执行过程中，执行不作为、野蛮执行、随意增加被执行人、擅自查封、执行案外人财产以及司法人员在执行中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等违法违纪问题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映非常强烈。不管是从执行权的本质属性还是从当前执行的现状看，人民检察院都应该对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

2、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权利。公诉权是检察权的基本权能之一。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提起控诉并出庭支持其主张的权力。公诉权的行使在本质上都是以公益为基础的，因而公诉权并不必然局限于刑事诉讼。公诉权理应包括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3］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仅规定检察机关对民行案件有抗诉权，而司法实践证明这是不完整的监督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近年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环境污染、利益部门化、地方保护主义、违规许可、重大决策失误等，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司法程序的缺位或司法程序中启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的主体的缺位，使得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经常处于被漠视的境地，致使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很显然，运用民行抗诉方式已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因此，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程序机制，以司法程序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要求。从国际上看，检察院提起民事行政公诉几为通例，在世界其他国家，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以及前苏联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检察院的性质和体制设置，也适合于承担提起民事行政公诉任务。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也有实行过该制度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但基于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践中受人、财、物的局限，检察机关不能过多干预，所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范围不宜过宽，主要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限。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下列几类案件的起诉权：（1）国有资产保护案件及损害国家利益的其他案件；（2）环境污染的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案件；（3）政府的违法许可、行政救济行为；（4）政府的不作为行为；（5）没有起诉主体或主体不能亲自行使诉权的人身权益性质的案件。

3、赋予检察院调阅法院原审卷宗的权利。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就要对案情及诉讼活动有全面的了解，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查看原审卷宗，这是提起抗诉前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只有对原审卷宗材料进行全面地审查，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如果不调取审判卷宗,检察院的监督权将无法保障，调阅卷宗对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必要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未明确

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导致检法认识不一，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调卷困难。因此以立法形式明确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程序和期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4、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调查取证的权力。尽管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并非当事人对所有证据都能举证，如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等，在当事人举证不能等特殊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必须行使调查权。通过调查取证可以证明法院已生效裁判是否建立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事实，以充分了解生效裁判的合法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民行检察监督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两高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有无调查取证权，意见分歧较大。因此，以立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民行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已成为必然选择。

5、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检察和解的权力。民行检察部门在做好抗诉案件的同时，还要重视申诉案件的息诉工作。从数字统计看，自2001年以来的7年间，我院民行检察部门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185件，除对法院裁判不当的案件依法提出抗诉和书面检察建议的以外，对其余70件申诉案件都做了息诉处理，占总数的近40%，所以，息诉处理的案件数量，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有错误的裁判、或者可抗可不抗的案件，要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检察和解的权力，通过分析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结合实际，把握纠纷和争议的核心问题，运用有效的检察和解手段加以处理。对于当事人自愿和解的，检察官应当准许，或者在检察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不再继续执行原审裁判，从而达到息诉目的。纠正法院错误裁判不是目的，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才是根本。实践中，部分检察院的民行部门只注重了做好抗诉工作，只重视抗诉成功率，却忽视了息诉这项工作，这是不可取的。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这两项工作同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只注重抗诉的成效，而放弃或忽视了息诉的功能。因此，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检察和解的权力，做好申诉人的息诉服判工作，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又可以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参考资料：

［1］宋安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十年来成绩显著［N］．检察日报．2001－8－22．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3］孙谦．检察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8．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检察院

第三篇：新刑诉法对检察工作的影响

新刑诉法对检察工作的影响

今天，我结合我自己对新刑诉法的学习和理解，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新刑诉法的实施涉及我们检察工作的一些问题。有不足之处，请大家给予指正。

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的修改，对检察机关各方面的工作产生巨大影响。有修改的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到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各环节上均会面对法条修改后的新问题、新挑战。新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修改决定有110条。将刑诉法由225条增加至290条 下面我将从四方面来看一下新刑诉法对我们检察机关主要工作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辩护权的强化与检察职能的延伸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

三、逮捕条件的细化及程序完善

四、公诉制度的修改

一、辩护权的强化与检察职能的延伸

(一)、辩护权的强化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可以说这次的修订，将辩护人的权利扩大了，对我们今后的自侦和审查起诉等工作也是带来了许多的新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我重点说一下三方面的对比，对于律师的会见权和律师会见的时间的问题就不再细说了。•

委托辩护人时间 • 新

• 犯罪嫌疑人自侦查阶段“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 新法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 旧

• 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 • 旧法96条规定的自侦查阶段“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仅是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和控告

•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委托辩护人的主体 律师阅卷范围 • 扩展到监护人和近亲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

• 审查起诉之日起案卷材料（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等其他证据种类）

• 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

• 根据以往的阅卷范围，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材料都不在阅卷范围，律师在侦查阶段作为辩护人，其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职务犯罪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沉默权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甚至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给自侦工作带来极大的干扰和阻力。对律师阅卷范围的修改这意味着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将变为“全面公开” 状态，这一转变使律师可以全面获得侦控部门所撑握的证据。• • 新增点：

• 律师核实证据权和申请调取证据权 •

新法第37条：“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 第39条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

• 核实证据权是根之前律师的阅卷范围相联系，律师在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材料之后，他再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核实证据时，对我们工作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案件到审查起诉之后，被告人的供述有翻供的可能性。•

辩方证据开示

• 新法第40条：“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随着律师阅卷范围的扩大，其所承担的义务也随之增加。由于律师可以在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看到控方的案卷材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突袭控诉，辩方将其所掌握的无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提前告知控方，也是避免突袭辩护的需要。这可以看做是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萌芽。

(二)、证据制度的完善 • A.证据定义的修改 •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旧刑诉法：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 新刑诉法对证据的定义我个人认为更加宽泛了，这对我们办案中对证据的审查和采信工作也是要求更高了。• B.证据种类的细化

• 旧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种类有七种，新法将其增加至八种 • 其中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

• 增加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笔录类证据；增加电子数据。•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法官定案的参考，而绝不能左右法官的裁判，称之为鉴定意见更为科学，避免鉴定人成为事实上的法官；

2、以往的种类无法涵盖辨认、侦查实验等侦查活动所形成的笔录类证据，在办案中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的笔录；

3、电子邮件、聊天记录、微博等电子信息按照已有种类无法归类，故增设电子数据。•

• • 指定辩护制度

• 情形 • 新（第34条、267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 •

1、盲、聋、哑

2、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

3、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

4、未成年人

• 义务机关

• C.非法证据的排除

• 这次刑诉法修订一个重点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吧，将非法证据排除做了细化。修正案草案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

• 规定其范围：（第54条）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绝对排除和相对排除

• 绝对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 相对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的阶段

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排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 人民法院 • 旧（第34条）• 被告人是 •

1、盲、聋、哑 •

2、未成年人 •

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 非法证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可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

（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

新法第54条第2款：“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庭调查

• 新法第56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 新法第57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 这些规定也是我后面要提到的出庭支持公诉要对侦查程序合法性要负举证责任。D.行政执法中收集证据的效力

• 新法第52条第2款新增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合法性要求证据收集的主体必须合法（侦查人员），因此，行政执法人员收集的证据往往无法直接作为刑诉证据加以使用，而必须经过证据转化，重新收集固定。言词证据尚可重新收集，但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往往难以达到这一要求。因此增加了此条的规定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 对于我们侦查工作侦查章修改的主要意图有二:一是完善各项侦查手段、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二是增强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性,严防刑讯逼供。

•（1）强制措施方面这次刑诉法修改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分开来规定了，• 取保候审的条件增加两种情形：这个在之前的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也有规定。

• 第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 第二，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1、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遵守的规定中增加了一项：

“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其实这也是为了防止实践办案中，被取保候审的嫌疑人和被告人联系不上的情况。

2、对被取保候审的嫌疑人、被告人 增加了若干可选择的义务：我们在办案中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来要求被取保候审的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义务。

不得进入特定场所；比如说某犯罪嫌疑人在歌厅将人打伤，他要是取保候审的话就可以限制他在取保候审期间不能今日娱乐场所。

不得与特定人员会见或通信； 不得从事特定活动；

将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我们再来看监视居住

• 改变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以前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条件是写在一起的。现住我刚说了将两个强制措施分开规定了，请大家不要混淆。

• 改变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72条）•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

（六）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

• 我们看到将适用监视居住的对象增加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新增的一个规定

• 一般情况监视居住应当在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 • 但是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

• 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检察院或者公安批准，也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但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监视居住折抵刑期以前也是没有的，但不是所有的监视居住都折抵刑期，只有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才会有折抵刑期。

• 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 监视居住期间的监督

• 新法第76条：“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二）、说一下侦查程序上，可以说我们以后的初查、预审活动要受一定限制。

规定延长拘传的时间到24小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以前是不得超过12小时没有延长的情况

• 对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以后，应当立即送至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 所有的审讯均要求在看守所进行

• 整个预审讯问活动要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资料将用于证明侦查程序合法的证据

• 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 •

（三）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 对于技术侦查权新刑诉法专门用一节来规定，这次技术侦查手段给了我们检察机关了，可能对侦查带来很大的变化, 摆脱对口供的依赖,可以把案件办成铁案。你供不供我不管你,反正我都已经有录音录像,有相应的这种技术手段。但是具体技术侦查的具体的应用，以后应该还会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则。• 人民检察院立案后对于： 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 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另外对，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三、逮捕条件的细化及程序完善

批准逮捕方面，新刑诉法在逮捕条件的调整、逮捕程序的完善、建立羁押定期审查机制作出了重要修改。首先来看一下逮捕条件的细化。以前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将尚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重新表述为具有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 在逮捕必要性方面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 •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并且规定了“应当逮捕”的情形

•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 逮捕程序的完善

1、“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形 • 对逮捕条件有疑问 • 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

• 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

2、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的环节

• 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 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羁押的必要性审查制度

• 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 • “一捕到底”向“必要羁押”的转变人民检察院。这项工作应该不仅要我们批捕部门要做，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也会有这种情况。•

• 职务犯罪批捕期限这也因为我们现住职务犯罪批捕权交上一级批准的原因，如果说呼伦贝尔市院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要逮捕就得要到自治区院去。

• 在十四日 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四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

四、公诉制度的修改

这次修改涉及最多的就是公诉了因为之前我所提到的辩护人权利的扩大以及技术侦查的完善这些工作与公诉工作也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主要说一下举证难度的增加、简易程序的调整和新增的特别程序。

1、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扩大及全部出庭的规定。比如说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上要是符合新规定就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新法

旧法

适用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

（一）对依法可能判处三情形 充分的；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事实没有异议的； 序没有异议的。

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

（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三）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是否应当出庭 出庭

2、控方举证的增加

以往我们向法庭支持公诉都是对定罪和量刑进行公诉进行举证。新刑诉法规定

• 第五十七条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所谓程序公诉是指在被告人和辩护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可以不出庭

（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要求审查侦查程序合法性的时候，公诉人出庭应诉，证明侦查程序的合法性，（证明侦查程序合法性）。• 最后我说一下新增特别程序

• 这次刑诉法修改增加了四个特别程序，在第五篇中规定的。也是我们公诉工作发生的重大变化。新刑诉法规定的这四种特别程序，对增大了公诉工作的工作量增大，对案件的审查要求更加细致，公诉部门的受案率也将大幅度增加。现有公诉人员的数量将会对工作开展带来影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第二百七十一条 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程序是新刑诉法赋予我们公诉人的一项极其重要也是及其有意义的一项权利，公诉部门在具体实行中要要严格执行不起诉的程序，要开展社会调查、特别要认真听取被害人、公安机关的意见，也要认真听取未成年人家长的意见，确保效果；对适用附条件不诉的案件要做好考验期内的定期考察、回访、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等工作。

• 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

新刑诉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适当地扩大了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将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纳入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

•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写出没收财产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

• 强制医疗程序

• 第二百八十四条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决定强制医疗。

• 去年好像公安有一个故意杀人的，后来因为嫌疑人是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做后也没处理，依据这个规定的话就可以作强制治疗了

• 思考：如何应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趋势？

• 侦查人员可能出现：

1、程序证人（57）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2、量刑证人对于被告人的自首、或者有无其他从重、减轻的情节有可能到法庭说明情况

3、目击证人（187）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 技术侦查给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技术侦查不仅对自侦工作会带来影响，对其他检察工作如批捕、起诉等多是有影响的，如何审查好技术侦查的证据，对我们也是一种挑战。技侦手段也不再是公安机关的专有手段，检察院在自侦案件的办理中同样被赋予了这个权利。电子证据的确立，自侦中技侦的合法化要求我们办案中要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第四篇：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行政审判活动检察监督，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扰，严重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谈一些看法，与

同仁商榷。

一、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存在很多困难。

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审判卷宗或进行调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的职权，就使得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的力度受限，抗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诉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黄陵法院再审，该案在县院发了检察建议的情况下才审结。

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发回重审，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降低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抗诉案件被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却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即其对等人民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通知派员出席法庭。这种做法实际违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对等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不利于抗诉活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实际上，基层检察院是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联系最直接的检察机关，由于基层检察院大量接触实际工作，熟悉情况，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情况较清楚，也便于调查取证，最易对民事诉讼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在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基层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而对此基层人民检察却无抗诉权，只能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提出抗诉。这无疑加大了抗诉活动的成本。可见，我国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是原则的、有限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限制。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法理充足，法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缺乏民事公诉的具体明确规定。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立法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不一，法学界对此仍存在分歧，因此开展此项工作目前仍举步维艰。

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

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民行人员被充实到控申部门，名义上配备一名民行专干，实际上除宝塔区院外，其他十二个县院无一名真正从事民行专干。领导班子对民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弱化，使民

第五篇：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对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行政审判活动检察监督，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扰，严重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谈一些看法，与同仁商榷。

一、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存在很多困难。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审判卷宗或进行调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的职权，就使得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的力度受限，抗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诉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黄陵法院再审，该案在县院发了检察建议的情况下才审结。

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发回重审，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降低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抗诉案件被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却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即其对等人民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通知派员出席法庭。这种做法实际违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对等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不利于抗诉活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实际上，基层检察院是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联系最直接的检察机关，由于基层检察院大量接触实际工作，熟悉情况，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情况较清楚，也便于调查取证，最易对民事诉讼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在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基层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而对此基层人民检察却无抗诉权，只能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提出抗诉。这无疑加大了抗诉活动的成本。可见，我国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是原则的、有限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限制。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法理充足，法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缺乏民事公诉的具体明确规定。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立法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不一，法学界对此仍存在分歧，因此开展此项工作目前仍举步维艰。

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

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民行人员被充实到控申部门，名义上配备一名民行专干，实际上除宝塔区院外，其他十二个县院无一名真正从事民行专干。领导班子对民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弱化，使民[]page_break][] 行检察工作走入低谷。出现有些县院民行工作几乎不能正常开展，全年工作为空白。三是由于民行队伍力量严重不足，民行检察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极度不适应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临时凑数思想严重，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年龄偏大，工作没有积极性，执法意识不强。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着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民

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

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致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收效甚微;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也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同样，现行的《民法通则》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对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合同义务，以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案件，或者合同的签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案件，法院都是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作出合法有效的判决，如有一方不服判决、裁定来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却无法进入监督程序，因为，此类情形并未纳入《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中。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实践中，法院主张民事调解工作，近几年，就我市两级法院每年民事案件调解率占40%左右，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例如，今年一个基层院受理了一件当事人不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裁定，该裁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但检察机关就是无法进入监督程序。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立法，改变民行检察监督的被动局面。

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程监督;通过立法途径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起诉权，把调解和执行纳入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将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进行拓宽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相应的权利，特别是对再审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纠正违法权、检察建议权。

加大措施，狠抓办案，提高民事行政检察案件质量。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质量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落脚点和归宿，更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得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因此，首先要从增强民行监督意识入手，充分认识民事行政检察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对错误裁判进行抗诉，平息民怨，对正确裁判进行息诉，化解矛盾，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职责。其次在审查案件中，要坚持“敢抗、抗准”和“公开、公正、合法”的办案原则，紧紧抓住办案质量、办案效果、办案效率三个环节。坚持正确的审查方法，在办案中积极推行公开审查制度，制作了《民行申诉案件受案、立案告知书》，维护当事人的及时告知权利和义务，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全面了解、查清案情，保证案件的正确办理。坚持把握好抗诉标准。应尽量减少周转环节，提高诉讼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人民群众也才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也才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决定是否抗诉时，严格按照抗诉条件审查把关。应尽量减少周转环节，提高诉讼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人民群众也才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也才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第三，理顺办案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要明确办案质量是民行监督的前提，办案数量是保证民行监督效果的基础，要把办理民行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民行检察工作量化指标，规定立办案件数量，以促进全市民行检察工作向前发展。

加强协调、理顺关系，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顺利开展酿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虽然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但每改判一件案件，必然会影响到审判人员的形象和威信，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与法院的联系，沟通思想，统一认识，争取法院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民事行政检察的操作规程，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步走上规范有序的轨道，使民行检察工作与审判工作既相互监督又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自觉接受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建立定期汇报制度，主动向党委和人大汇报民行检察工作目标、工作部署和工作情况，特别是对办案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困难要及时向党委和人大汇报，寻求党委、人大的领导和支持，使党委、人大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的坚强后盾，从而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