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由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此次刑诉法修改在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以及特别程序等七大方面做了较大改动，修正案全文共计110条，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
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是刑事司法支柱性的法律，如此全面的修订会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现有的执法理念、制度机制、执法行为都必须契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院明确指出：把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反贪部门必须直面的新规定
1、辩护制度。第一，律师介入的时间点大大提前，权限及地位明显改善。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而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和聘请的律师在侦
查阶段的地位和权限是大不一样的。聘请的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而辩护人除了具有上述权限外，还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起点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辩护人从案件一开始便能向犯罪嫌疑人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掌握整个案件的动态，大大增强了辩护力量，提升了侦查部门的难度。
第二，律师自由会见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旧的刑诉法则是笼统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可以会见”，这就意味着有“不可以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而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规定具体、明确、硬性。至此，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方面便可以说是毫无障碍，增加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难度。在押犯罪嫌疑人请来辩护律师的目的是充分维护其自身权益的，从心理学上分析，辩护律师的到来，缓解了审讯的压力，进而
增强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气场，增强了其对抗的意志性，助长了其侥幸心理。
第三，不被监听情况下的无障碍会见。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而旧的刑诉法则是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旧刑诉法规定的“可以派员”事实上成为实践中侦查部门凡见必听的依据。侦查部门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的谈话进行监听，会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震慑，使其不敢随便翻案，律师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方式与犯罪嫌疑人对话，因为律师要时刻考虑到和侦查部门的长期配合。而按照修改后的刑诉法的规定，此种情况完全消失。从而形成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能共享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而不被监听，两人能畅所欲言，犯罪嫌疑人心理放松，表达自由，辩护律师能充分问自己所想了解的案件内容。此种情况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但也相应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因为犯罪嫌疑人出于自保的动机，在没有侦查机关的有效压力下，会自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很容易推翻以前向侦查部门所作有罪供述，侦查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2、证据制度。第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法定证据种
类之一，在职务犯罪侦办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贿赂犯罪中，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根本无法定案。虽然刑诉法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宽处理。但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如实供述的情况少之又少，更多的情形是拒不回答，有了这个新规定，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凭借此规定，拒绝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这将大大增加侦查部门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难度。
第二，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诉法对侦查部门的规范执法，取证能力、程序意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部门不仅要负责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要收集证据证实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所取证据的合法性，保卫侦查活动成果。
3、强制措施。新刑诉法强化了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更加符合侦查工作规律，有利于侦查工作开展。第一，完善监视居住。明确了监视居住主要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严格了
适用范围。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第二，进一步完善传唤、拘传措施。对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留持续时间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案件不留现场，物证极少，侦查手段严重不足，立案前初查阶段能够获取的证据十分有限，因此口供十分重要。而犯罪嫌疑人受讯认罪心理要经历抵触、试探、动摇、交代等几个阶段，从最初的抵触到开口供述犯罪事实，需要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一般在十二小时之内不可能完成这种心理转变。修改后的刑诉法针对重大、复杂案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将传唤、拘传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个小时，更加有利于侦查工作开展，更加符合侦查工作规律。
4、侦查措施。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有关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并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贪污贿赂案件，具有不留案发现场，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证据固定难
等特点，一些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利用各种关系串供、毁灭证据、阻碍侦查工作，甚至进行反侦查活动，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受贿，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在理论上已经无法侦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秘密录音、秘密照相、监听、邮件检查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措施和手段的应用，将有效增加侦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二、修改后的新规定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新刑诉法对反贪侦查工作，既提出了巨大挑战，也带来了男的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侦查难度加大。辩护制度的修订，造成我们侦查工作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增加了律师。有些律师在这个时候会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不得的强迫自证其罪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使侦查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目标难以实现。
2、取证阻力加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进行。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阅卷，掌握侦查的进程和全
部证据，而检察机关却无权在起诉之前掌握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情况。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证人可能对侦查部门和律师各说一套，使言词证据存在着不确定性，这就有可能形成证实犯罪成立和否定犯罪并存的局面，从而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
3、犯罪侥幸心理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以逃避法律制裁。这对贪污犯罪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对贿赂犯罪的影响却十分重大。因为贿赂犯罪一般难以获取物证书证，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
4、技术侦查的规定和电子数据被正式确定为法定证据形式为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助推侦查信息化和侦查装备现代化“两化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抓住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机遇，推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两化建设”势在必行。
5、新刑诉法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切实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因重大疾病无法羁押，取保候审又可能出现串供等其他问题。而其对逃匿、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为及时挽回国家损失、惩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传唤、拘传时限的延长，查询、扣押、冻结的范围的扩大等规定也都更加符合侦查工作一般规律，总体上有利于侦查工作。
三、应对新刑诉法准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新刑诉法将辩护人身份提前至侦查阶段，对立案前初查工作是否细致全面、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合法、无瑕疵以及如何应对律师提前介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对单纯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的落后侦查模式提出了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取证工作及侦查人员的证据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赋予，则要求侦查人员具备信息化能力，具备熟练操作高精尖技术设备发现线索、取得证据的能力。总之，新刑诉法对反贪部门侦查人员的能力要求大大提升。现有的反贪队伍面临人员结构老化断层，知识结构亟待更新的窘况，迫切需要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以及新鲜血液的补充。
2、反贪部门现有的技术设备，主要是同步录音录像，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主要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现场搜查时起到固定证据，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作用，对于发现案件线索，搜集证据，突破案件上作用不大。虽然新刑诉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执行权，但在具体实践中，全部寄希望于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显然不太现实，最终很可能还是经过严格审批后，借用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名义，实际上则由检察机关自己执行。那么秘密录音、秘密摄像、秘密监听、秘
密跟踪等核心技术侦查设备的缺乏，以及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侦查人员在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设备服务办案能力上的空白，是制约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有效行使的最大短板。
四、反贪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建议及对策
1、加强学习，提升侦查能力，积极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修改后的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从现在起到新法施行还有一段时间，广大反贪部门干警一定要抓住这段学习掌握新法的宝贵时间，必须做到融会贯通。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全面透彻学习修改后的刑诉法的条文内容、立法本意以及精神实质，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保证到新法施行时已将法条烂熟于心，只有在思想和学习上达到了新刑诉法的要求，才能在今后操作层面中，在办案实践中，做到严格遵照执行。同时花大力气提升反贪队伍整体素质。通过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全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反贪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反贪干警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下，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取证能力、提高侦查人员在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新规要求下的审讯突破能力，以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反贪侦查工作的需求。
2、办案重心前移，扎实做好初查工作，为案件打下坚实基础。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加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使得初查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重要。只有做好线索的筛选、过滤和评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变“供→证”的落后侦查模式为“证→供”的现代侦查模式，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初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
3、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行刑诉法和高检院执法规范要求，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有效、最简单的应对措施，不仅能证实我们侦查行为及所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合法性，而且还是应对犯罪嫌疑人无理翻供的重大利器。另外在对犯罪嫌疑人住所、办公室、人身进行搜查，或者对核心证人进行取证时，也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更好地收集、固定证据。
4、变被动抗拒为主动接受，学会与辩护律师打交道，善于从辩护律师的沟通交流中获取有效侦查信息。修改后的刑诉法将辩护律师介入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并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自由、无障碍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是出于一种对抗、防范心理，但对于自己的辩护律师则是充分信任的，我们要善于同辩护律师打交道，通过积极 的沟通交流，证据交换等形式，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辩护人的陈述中，发现侦查信息和线索。另外检察机关在充分尊重律师职业和权利尊重的同时，处理好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律师的合作关系，促使其能够积极听取我们检察机关的意见，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提升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通报，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5、充分有效利用技术侦查权。反贪部门现有的，比较常用的技术侦查手段，局限在对犯罪嫌疑人通讯工具的监听、定位，对于秘密跟踪、监控、摄像、录音等手段则基本没有涉及。没有执行权，加之在实践中在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沟通衔接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很多操作层面的细节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致使仅有的通讯工具监听、定位手段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无法满足反贪部门办案的需要。应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涵义、范围、审批程序，以及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协调配合等制度机制建设，以真正发挥技术侦查手段的威力。
6、充分利用好四十八小时。为用好新刑诉法关于拘传24小时的规定，在目前审讯工作中提前准备、摸索规律，研究分析48小时内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况，研究如何
科学安排审讯时间、确定和规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饮食时间及场所，把握审讯工作的最佳节奏，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案件和固定证据。
7、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执行场所、讯问场所、审批程序；律师会见、强制措施适用等相关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第二篇：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摘要：新刑诉法实施近一年来，对于更好的规范反贪案件侦查活动、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反贪实务中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于案件侦查带来了一些影响和挑战，本文结合当前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反贪职务犯罪侦查
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是刑事司法支柱性的法律，刑诉法的修改会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现有的执法理念、制度机制、执法行为都必须契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长明确指出：把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新刑诉法的实施，将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新刑诉法在诸多领域内的新规定，给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使反贪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迫使我们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必须做到案件质量更高、证据收集更细致全面,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办理反贪案件的工作量。下面结合反贪工作的实际情况，笔者就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其应对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新刑诉法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新刑诉法第五十条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面，增加“不得强迫
1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意味着侦查机关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这就要求侦查人员独立收集证据，不能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的配合，对侦查人员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是个挑战。
（二）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使得反贪部门在侦查过程中要面对的对象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增加了律师，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从业者，非常熟悉法律知识与程序，将会给侦查活动带来很大的阻力。律师介入侦查后，将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使得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心理波动，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利益的驱使，个别素质低下的律师为了挣钱必然会出现违背职业操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违法帮助，使得罪嫌疑人拒供、翻供、串供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此外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旧的刑诉法则是笼统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可以会见”，这就意味着有“不可以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而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规定具体、明确、硬性。至此，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方面
便可以说是毫无障碍，增加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难度。在押犯罪嫌疑人请来辩护律师的目的是充分维护其自身权益的，从心理学上分析，辩护律师的到来，缓解了审讯的压力，进而增强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气场，增强了其对抗的意志性，助长了其侥幸心理。
（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明确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定将会使我们一些侦查人员通过惯用、正当的讯问谋略方法而取得的口供被作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如果对讯问取证方式随意质疑,正常的讯(询)问行为都要求证明取证合法性,在加大办案难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办案人员的负担和工作量。
此外，新刑诉法还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诉法对侦查部门的规范执法，取证能力、程序意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部门不仅要负责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要收集证据证实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所取证据的合法性，保卫侦查活动成果。
（四）关于技术侦查方面的影响
新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及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并确定了经由技侦手段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由于我们反贪部门查处的重大贪污贿赂案
件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交际广泛、反侦察能力较强，采用常规手段很难破案。有了这一规定，采取科技手段取得定案的证据，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在现在我们的日常侦查工作中，所采用的技术侦查手段很有限，反贪部门现有的技术设备，主要是同步录音录像，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主要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现场搜查时起到固定证据，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作用，对于发现案件线索，搜集证据，突破案件上作用不大。虽然新刑诉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执行权，但在具体实践中，全部寄希望于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显然不太现实，最终很可能还是经过严格审批后，借用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名义，实际上则由检察机关自己执行。那么秘密录音、秘密摄像、秘密监听、秘密跟踪等核心技术侦查设备的缺乏，以及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侦查人员在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设备服务办案能力上的空白，是制约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有效行使的最大短板。
二、反贪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建议及对策
（一）做好案件初查工作，转变传统侦查模式
在立案之前，要进一步提高初查的要求，在办案前一定要做好线索的筛选、过滤和评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同时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将部
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这样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以后，手里掌握了一定的子弹，有助于迅速击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在侦查过程中，要求转换侦查思路，变“由供到证”的落后侦查模式为“由证到供”的现代侦查模式。在侦查中要尽可能多地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类型的证据，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进而确保面对复杂局面时侦查手段的多样性，用科技手段支撑办案，提高证据收集效率。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技侦手段，有效使用录像、录音、定位等技术，改变传统证据收集模式，实现科技固定铁证的目的，从而拓宽获取证据的渠道。
（二）正确应对律师提前介入带来的影响
针对律师提前介入对侦查活动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应当正确面对这一现实，不要怕和律师打交道，争取在律师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就把主要证据砸死。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加大突审和取证强度，争分夺秒的查证重要的犯罪事实，把对应的书证、物证固定好，完善笔录和材料，集思广益，堵好口子，并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手段，不给律师任何可趁之机；另一方面，加强与律师的交流和沟通，发现律师有妨碍侦查的行为时要及时给他们敲敲警钟，对于个别干扰办案情节严重，且构成犯罪的律师一定要严格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从而从心理上对律师产生一种震慑，让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规范侦查行为，确保程序正当
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作为侦查人员要改变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侦
查行为，从思想上重视起来，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和讯(询)问活动，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要想在嫌疑人、律师以及法院的前面，对于所取得的证据要提前考虑其合法性因素，发现问题要早做准备，绝不给嫌疑人、律师或法院留下任何漏洞。
（四）进一步加大设备投入，充分利用技术侦查手段
在新刑诉法实施以后，我们要转变传统思想，用高科技手段支撑办案，提高证据收集效率。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技侦手段，需进一步加大现代装备投入，积极探索运用电话监听、手机卫星定位、测谎仪器等现代装备进行侦查，改变传统证据收集模式，实现科技固定铁证的目的。并力争建立于建立与公安、银行、工商等部门建立信息查询共享机制，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侦查工作的需要。
随着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人权保护的意识不断加强，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反贪侦查工作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侦查办案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面临严峻考验。因此，必须树立正确的办案意识，不断提高侦查水平和侦查策略，以发展的观点正确对待和落实各项侦查工作及措施。
第三篇：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侦查监督工作、反贪工作、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侦查监督工作、反贪工作、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改的。实践证明，刑事诉讼法程序设计和职权配置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增长，刑事诉讼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为此，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修改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体现了近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实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完善和创新了我国刑事讼诉制度，对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形事司法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次修订（增加和修改）的条文达90多条，同时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将对司法机关及广大的法律工作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对检察机关带来新的挑战，同时提出新的要求，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载着多项职责，比如查办贪污贿赂犯罪以及渎职犯罪、提起公诉、批准和决定逮捕、受理举报、控告、申诉、监督法院判决等。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新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修改后的学习，从公诉、侦查监督、反贪和控告检察四方面了解新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对检察机关造成的影响。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此次修改涉及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内容很多，如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等，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
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主要包括：一是将律师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二是加强了对律师会见权行使的保障。三是加强了对辩护人阅卷权的保障。四是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五是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诉讼权利的救济。
（二）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修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1）扩大了非法证据的范围。（2）强化了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3）增加了对证据合法性的法庭调查。（4）明确了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但应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5）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6）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和标准。
（三）增设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这主要是为了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员的方针而增设的内容，主要包括：（1）适用范围。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2）使用条件。必须符合起诉条件、同时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有悔罪表现的。（3）适用程序。首先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其次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救济程序和考察机制。
（四）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这部分新增的主要包括：（1）案件适用范围。第277条做了具体规定：
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2）和解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主动赔偿或道歉的前提下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同时被害人自愿和解。（3）和解协议。和解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任何环节，因此和解协议的主持机关可以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基于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从宽处理，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法院也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公诉部门在职责任务的履行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工作的难度和风险加剧，工作的强度加大。同时给公诉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带来很大挑战，如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和敏感度；法律监督能力；出庭公诉能力；化解矛盾能力。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措施，强制措施，证据制度等都与侦查监督工作密切相关，特别是逮捕。这里主要学习逮捕措施。此次对逮捕措施的修改主要包含两方面，即对逮捕条件的明确化和对逮捕程序的完善
（一）对逮捕条件进行修改
（1）明确了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第79条第一款整理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五种情况。（2）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形。本条第二款增加了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3）非羁押措施与逮捕衔接中的自由载量权。
（二）完善了逮捕程序
（1）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86条，明确规定了审查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讯问由办案机关自由裁量。但同时，从提高逮捕质量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必须”讯问的三种情形：即，1、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2、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3、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2）增加了审查逮捕阶段证人、律师的参与。
（三）创建了羁押定期审查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对逮捕后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必要性的审查，符合国外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通例，也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羁押率过高和超期羁押等棘手的问题，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延长了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时间
修订后的刑诉法将自侦案件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 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日。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同时面临着新的任务，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转变执法理念，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其次、逮捕条件的细化，要求加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再次、逮捕程序的完善，进一步转变了审查逮捕的方式。新刑诉法规定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可以询问证人和听取辨护律师的意见。最后、关于建立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等规定，给审查逮捕工作增加了新的任务。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是一部整体的法律，内容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其中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很多案件中都适用，比如辩护制度，在公诉环节中要用到，在起诉环节中要用到，在审判过程中同样要用到。检察机关在进行反贪案件中不仅要对案件进行侦查，而且要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来取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逮捕。以上这些制度在反贪案件中同样适用，前文已经涉及到，此处不再一一说明。在反贪案件中，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进行没收，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逸、死亡案件中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主要内容有：（1）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提出及其内容要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所得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写出书面意见提交人民检察院。（2）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程序审判管辖和审前公告程序。此类案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公告期为6个月。（3）规定对违法所得的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4）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终止审理及救济。审理过程中，在逃人自动投案或被抓获的，应当终止审理；没收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此次修改，对反贪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辩护制度的修改，强化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辩护律师自侦查阶段即可介入案件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了解案件情况并提出意见。除了相关犯罪以外律师持“三证”（律师证、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48小时内就可见到当事人，并且不被监听。这些规定解决了律师见当事人难的问题，但是，律师提前介入也给反贪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可能导致拒供、翻供，还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所检举揭发的犯罪线索泄露，从而增加了查处的难度。
（二）强制措施的完善，提升了控制和查处犯罪嫌疑人的水平，也对强制措施的适用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旧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据传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修改后传唤、据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据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此之外对于自侦案件中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天。这些改动对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调取证据和作出处理适当放宽了时间限制，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的侦查案件，但同时对强制措施的运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方面。
除此之外在侦查措施中，加强了侦查能力，同时也加强了防止滥用侦查权的制约措施，在证据制度方面，对公正、文明执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四、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刑诉法修改直接涉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法定权利被办案机关不当限制或剥夺的情形比较普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二）首次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法第115还规定了对于司法机关在强制措施的实施中、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退还中、与案件无关的财务的扣押中的不当行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但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首次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4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此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对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7条、第115条规定的情形很多是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新法实施后,这些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控告、举报、申诉将转由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受理,这将导致信访量大幅上升,对信访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对办案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这些事项对控申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精通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等方面的知识。
新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是提高检察工作水平的重要契机，广大政法工作者要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全面提升自己的工作水平，为促进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龙潭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盛雷
第四篇：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2011.10.17 20:50:52上海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对策
奉贤区院反贪局王益春
自1996年10月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已经时隔15年，目前刑事诉讼法正迎来第二次大修。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说明，这次修改的面较大，修改补充的条文比较多，拟将刑事诉讼法从现在的225条增加到285条。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改、修正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也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新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也将对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调研要求，我们现结合检察机关反贪实务工作，就新刑诉法修改可能对反贪工作的影响，作简要分析与预判。
一、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的有利影响
分析新刑诉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文，新刑诉法在侦查程序当中加大了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强化了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当延长了拘传时间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修正案四十七条提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一修订很有必要，实践中不少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或证据难以核实，在12小时内无法决定对嫌疑人适用相应的措施，这类型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至24小时，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作出决定给予了更多的空间。
（二）确立了技术侦查手段
新刑诉法修正案五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
施。经由技侦手段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反贪部门技术侦查手段针对的是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主体，他们往往是国家工作人员，位高权重，社会关系广泛，反侦察能力较强，采用常规手段很难破案。有了这一规定，采取科技手段取得定案的证据，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从新刑诉法立法精神看，侦查权的变化呈现出既强化又限制的倾向。一方面，反贪侦查人员应充分运用和依法行使新刑诉法赋予的侦查权力，有效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体现打击职务犯罪力度；另一方面，应当严格执行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例如采取技侦手段应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实务中一般须经省级检察机关批准等，严格限定技侦手段取得的证物的用途；侦查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后要立即将嫌犯送至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要在看守所进行，禁止在看守所以外的地方进行讯问等等。在行使必要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的过程中，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二、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提出的新挑战
新刑诉法的出台，在保障人权方面，在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方面，也增加了大量的规定。这既是面向法治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也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并以此为契机，转变观念，采取措施，提高能力，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原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一般认为，这一规定表明，我国不承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修正后的刑诉法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意味着控方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不少学者称之为法治进程中的一大跨越。然而这就要求侦查人员独立收集证据，不能过于依赖被追诉人的配合，对我国检察机关侦查人员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是个挑战。
（二）充实完善了证据制度
针对原刑诉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新刑诉法修正案中证据一章新增条款就有8条，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等。其中对侦查阶段取证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有：
一是增加了几种证据种类。新刑诉法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的有关要求，“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
录”等都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且明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司法机关核实，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完善了刑事诉讼法的证据种类。由此，反贪部门取证工作的证据来源得以扩大，如何有效、规范的获取证据，是反贪侦查工作面临的新任务。
二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新刑诉法十七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收集的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三是明确了证明标准。原刑诉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准确适用这一标准，新刑诉法明确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充实、完善，也对司法机关包括侦查部门的证明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辩护权不断扩张
辩护权这部分的修改，被各界认为是新刑诉法的一个亮点，包括侦查阶段辩护人身份的明确，对律师法有关规定的进一步落实等。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据此，律师在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供法律咨询，二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新刑诉法还规定，除三类特殊案件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需其他任何批准，四十八小时内就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时不被监听。这将从立法上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
辩护权的扩张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是强化人权保障的体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律师介入侦查后，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违纪违法，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或者“暗示”，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翻供、拒供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因此，反贪部门面临着更大的讯问破案压力，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也大大提高。
（四）同步录音录像在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
修正案四十九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结合之前两个《证据规定》和最高检的有关要求，讯问的过程应当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庭审中经法庭提出要求，公诉部门应当当庭出示、播放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新刑诉法在这方面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同步录音录像的全面推行，有利于日后当事人提出供述系刑讯逼供时，通过录音录像查明事实、消除争议，也对反贪干警讯问工作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增加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
修正案二十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据此，经法庭要求，侦查办案人员具有出庭说明情况的义务。我们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主要针对程序性事实的证实，特别是证明取证程序是否合法，常常成为辩方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说明的初衷。此时，侦查人员作为控方证人，就要在这方面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多角度地向法庭阐述收集证据的全过程。因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应具备相当稳定的心理素质与较强的应对能力。
三、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策略
新刑诉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同时对反贪侦查工作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反贪侦查工作，提高侦查水平。
（一）转变侦查观念，调整侦查模式
由于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直接证据的稀缺性、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等多方面原因，传统的侦查模式是依赖于一对一的口供，主要“由供到证”，案件有了初步证据后，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后，再根据口供寻找固定其他间接证据，这样的侦查模式简洁明了。但随着新刑诉法的出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律师提前介入、同步录音录像等多项规定，使得获取口供的难度大大增加，反贪侦查工作也将更加公开透明，如果还按照传统的侦查模式，案件很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不利局面。因此，必须由传统的被动、简单、粗放型侦查
方式转变为现代的主动、理性、精确性侦查方式，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变。过去那种靠“一支笔、一张纸、两条腿”的传统侦查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办案工作的需要，应具有先进的侦查理念和技术手段。一方面，我们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如实供述”，让其“自证其罪”的义务转化为其享有的权利保障，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作为其减轻处罚的依据；另一方面反贪侦查工作又必须要在“零口供”定案能力方面下工夫，真正做到不必依赖口供定案。
（二）规范和加强初查
2008年以来，市院反贪局提出“分兵初查、滚动发现、集体评估、集中突破”十六字查案机制。这些内容和要求，适用整个侦查工作，主要针对初查阶段。突出强调初查中的指挥者，应当明了全局、掌握进程，能动地、有序地抓好线索分配直至案件突破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而这只有通过强化管理才能实现。随着十六字查案机制不断深化，初查管理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并且成为侦查机制转变中的一项重要保证措施。“十六字”查案机制应当进一步完善，以充分发挥我们侦查工作的主动性、侦查谋略的预见性、侦查措施的强制性、侦查手段的先进性。
（三）提高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能力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讯问的重要地位及获取口供在侦查破案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讲，无论如何强调保障人权、严格规制侦查行为，无论如何转换侦查模式，口供始终是一种定案证据，讯问也始终是侦破案件的重要措施和途径，其具有侦查成本低及对侦查破案起直接、可信、可靠的作用等特点。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大胆探索获取口供的措施和途径，并重视研究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突破案件、获取口供及遏制翻供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审讯破案水平，强化讯问破案功能，巩固讯问成果。同时，要严格依法文明办案，规范讯问行为，坚决杜绝为破案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从而保证讯问所取供述的合法性和证明力。
（四）提高取证固证的质量
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犯罪事实最终是要围绕证据来认定和落实的，新刑诉法证据制度的完善对反贪侦查取证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整体性应有充分的把握，分清主次，有步骤、有策略地开展取证工作。侦查人员要有“侦诉合一”的观念，尽量以公诉部门对案件证据的认定
标准来指导反贪侦查取证工作。反贪侦查部门在侦查取证时，要从以下几方面提高证据质量：一是坚持客观、依法收集证据原则，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二是全案证据体系。如果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就将影响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三是案件细节问题。如果没有查清楚犯罪事实的细节，就会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所取证据最终失效。
（五）严格执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要使侦查人员进一步认识做好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按照“全程、全面、全部”的要求，在办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讯问中都要严格执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与此同时，要确保录音录像资料的技术数据标准，按照录音录像的录制、管理、保存规定，由专门人员负责和操作，使设备始终处于完好的状态，避免出现录音录像资料技术质量方面的问题。
（六）针对出庭说明义务，开展模拟庭审演练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很可能要面对审判人员的质疑和辩方的“吹毛求疵”，这往往会让侦查人员心理上难以接受。一旦侦查人员不理智，回答中带有个人情绪的过激言语或出现矛盾之处，就会产生不利后果。因此，有必要开展模拟庭审演练，不仅要加强其作证技巧与应对能力的培训，通过庭前演练，使侦查人员真正出庭作证时，可以把专业的、客观的、无偏见的情况提供给法庭。另我们感到，新刑诉法在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义务的同时，应当同时规定：侦查过程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职业秘密的，如国家安全、秘密侦查的措施手段等，侦查人员可以也应当拒绝回答，或者向法庭说明情况并经准许采用不使对方知道的方式向法庭作证。
第五篇：新监管标准对金融租赁业的影响及对策
新监管标准对金融租赁业的影响及对策
张海宁 2011年11月04日
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下称巴塞尔协议III）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针对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Ⅱ）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缺陷，为加强银行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和风险管理在近年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改革方案的总称。我国银监会于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构成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纲领性文件，其监管范围不仅包括商业银行，同样包括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按银监会要求，我国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监管标准，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流动性要求、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损失准备要求等多项要求要分别于2013年至2016年陆续达标。这表明，金融租赁业将直接或间接受新标准约束，国内金融租赁公司参与实施新监管标准已是箭在弦上，从明年起的两到三年时间将成为各家金融租赁公司实施新监管标准的关键阶段。
对金融租赁公司而言，新监管标准不仅冲击了原有发展模式，而且对股东银行产生重要影响。
国内金融租赁公司作为商业银行的全资或合资子公司，将受到新监管标准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扩张时代一去不返。自2008年银监会恢复审批金融租赁公司以来，我国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规模走过了几何级的扩张路径。截至2011年一季度末，金融租赁公司租赁资产规模已逾3500亿元，三年间增长10倍以上，若干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已经接近监管允许的最低水平（8%），更多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在10%上下徘徊。由于接近杠杆率扩张极限，在考量大单租赁业务时已现首尾不能兼顾。考察近年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冲业务规模、占市场份额、争行业话语权，成为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展模式。而新监管标准自明年起施行，将逐步为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扩张的时代画上句号。新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分别不低于11.5%和10.5%。需要与股东银行风险和财务并表的金融租赁公司，要按股东要求执行。这导致许多金融租赁公司之前侧重外延式规模扩张、轻视内涵式提升盈利能力的增长模式，在新标准下已行不通，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展方式将迎来转折。
租赁业“类信贷”业务模式将会无利可图。过去的几年中，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之所以能实现高杠杆率条件下的高速扩张，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类信贷”租赁业务提供的支撑。根据有关数据保守估计，国内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中，经营性租赁合同额约占10%，融资性租赁约占90%；在融资性租赁业务中，直租赁业务不足10%，回租赁业务占90%以上。金融租赁公司之所以能对“类信贷”租赁业务提供的高杠杆乐此不疲，部分因素在于在目前的监管规定下此类模式仍有利可图。但按新监管标准的要求：贷款拨备率不低于2.5%，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并且两者将按孰高的原则执行。这意味着，如果继续侧重“类信贷”业务，维持“类信贷”租赁业务定价水平，走外延式扩张的道路，这一类金融租赁公司将会无利可图，以至进入财务亏损。
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将受到更多抑制。如上分析，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一方面办理了大量的“类信贷”租赁业务，另一方面又能在银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态势下，以高杠杆率基本达到市场出清的业务规模，这意味着此类金融租赁公司提供的金融产品与传统银行信贷产品之间仍存在差异化。今年以来，随着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的规范管理，“规模”渐渐成为资金市场上的稀缺资源，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行为又平添了“绕规模”因素。针对监管套利，按新监管标准要求，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提升现场检查能力，督促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防止和纠正不安全、不稳健的经营行为；并建立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监管部门将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的不同，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这些举措意味着，未来监管当局将通过差别化的监管手段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全面提高银行业经营稳健性，而作为商业银行的全资或合资子公司的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也将随之受到抑制。
金融租赁公司将更多贯彻股东银行设定的风险偏好。要有效抑制金融租赁公司内在的监管套利冲动，只有监管当局自身的努力仍是不足的。如果股东银行忽视风险层面的并表管理，仅仅运用下任务、定指标的手段管理，有可能助长租赁公司“类信贷”租赁或是监管套利行为。针对此类现象，新监管标准高度重视银行业集团层面的并表风险治理监管标准，包括集团层面的风险偏好设定、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集团内部交易等。新标准还强化持续监管，赋予监管人员更广泛的权力，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监管，尽早识别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丰富和扩展非现场监管体系，完善风险监管评估框架，及时预警、有效识别并快速处置风险。这一制度安排下，股东银行将进一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把集团风险偏好连同业务指标一同贯彻到下设金融租赁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同时，在风险并表和风险偏好层面，股东银行对下设金融租赁公司的风险状态做到了如指掌、如臂使指，从机制和技术层面打消或约束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
金融租赁公司“吃监管大锅饭”的时代结束。目前，各家金融租赁公司面对的是基本相同的监管要求，包括：相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相同的融资渠道要求、相同的数据上报频率和颗粒度要求等，可以称之为“吃监管大锅饭”。在新监管标准下，这一状态将一去不复返。在新监管要求下，监管部门将对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如，新标准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设立三个层次：系统重要性银行要面临新增的附加资本要求，银监会暂定其为1%。因此，相应地，未来金融租赁公司将按股东银行性质，分为“系统重要性银行下属金融租赁公司”及其他，并按不同的并表要求，执行不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新标准明确了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不低于5%、6%和8%，并且引入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到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
新形势下，须从业务模式、市场领域和人才建设等方面着力，走出一条有租赁业特色的发展之路。
受新监管要求影响，高杠杆时代结束、“类信贷”业务无利可图、监管套利冲动受到抑制，同时还要贯彻股东银行的风险偏好，金融租赁公司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而应对之策就在于发挥融资租赁业的行业特色与自身优势，从业务模式、市场领域、人才建设和信息系统等多个方面着力，走出一条真正有租赁业特色的发展之路。具体来说：
业务模式从“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转型。金融租赁作为商业银行重要的产品线，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只要业务更贴近于专业化租赁，就会有盈利空间。金融租赁公司在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面迈出步，就可以在盈利能力和资本回报方面收获更多。随着新监管标准在我国的稳步推进，各家金融租赁公司将从“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的企业逐步转型，从而收获高于资金收益的服务收益。由于资产金融市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家公司难以精通和涵盖所有市场领域，必须有所选择。因而，金融租赁公司需要在融资租赁市场中加速明确细分市场，尽快建立在子市场中有较强盈利能力的拳头租赁产品。
依托股东银行在客户资源、管理手段上的优势。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相比，金融租赁公司能利用母行在客户资源、管理能力上的巨大资源。面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关联交易风险等风险因素，要达到不低于传统银行或融资租赁同业的盈利能力，金融租赁公司在市场开拓和管理手段等方面均有面临诸多挑战。而加强与母行的融合与协作，充分利用母行的资源，在风控与经营中通力合作，在不断优化自身发展的同时，融入母行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和有益的探索，已成为金融租赁公司借力发展的最优选择之一。
组建复合型、专业化金融租赁人力资源队伍。截至去年末，我国金融租赁公司有从业人员约1200人，外资和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有从业人员约2000余人，两者合计仅3000余人，融资租赁市场上专业人才匮乏现象十分突出；业务所需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法律、会计、税务，及复合型人才不足；这在航空、船舶、机械设备等领域尤为突出。专业化人才短缺，也加剧了金融租赁公司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专业创新能力不足。下一步，金融租赁公司要按新监管要求，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强化风险管理基础设施，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完善风险治理组织架构，进一步明确董事会、高管层、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部门和相关业务条线的角色和职能，并由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和执行团队来担任或承担。
加大对核心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的建设投入。新监管标准高度重视业务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对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的作用。对此，金融租赁公司要按照监管要求，强化数据基础，切实解决数据缺失、质量不高问题；积极开发并推广运用新型风险计量工具，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计量准确性；强化IT系统建设，为风险政策制定和实施、风险计量工具运用及优化奠定基础；进一步完善核心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建立健全多情景、多方法、多币种和多时间跨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控体系，以满足风险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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