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律师法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法庭上言论豁免权等执业权利有了新的规定，一方面更好地维护了律师的合法权益，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检法的制衡力；另一方面将对反贪侦查部门的侦查取证带来挑战，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针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三权”将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略表浅见：
一、会见权
1、律师会见权的变化。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旧规定相比较，有以下明显变化：
（1）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会见。“讯问”之后少了“后”字，显示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但律师介入的时间点究竟是第一次讯问前、讯问中还是讯问后，法律没有补充规定。有人认为“应当包括整个过程，即律师可以在上述过程中介入”。①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一方面，从立法目的看，整部新律师法修改的着眼点在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防止侦查部门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从文意解释的角度看，特意将“后”字去掉，亦足以彰显立法者的意图。
（2）会见程序。从程序上看，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
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并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未作修改。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也说：“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可见，律师法只是修改了律师会见的批准问题，而未修改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批准问题。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有不少涉及国家秘密。凡涉及国家秘密的，检察机关可以事先告知看守所，让其把好律师会见关，当有律师要求会见时，让看守所告知律师：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需经检察机关批准。②同时，侦查机关也不能为了限制律师的会见权，便将所有的案件秘密都认定为国家秘密，变相剥夺律师的此项权利。
（3）会见的内容。新律师法中会见内容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会见内容变化不大，但关键在于“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权获得律师有效帮助已经跨越了法系、国家、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全世界形成共识，并且出现了刑事辩护的国际化标准趋势，许多国际公约都对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以及律师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一系列刑事司法规则与准则，从我国参与和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刑事司法规范以及立法者的意图，相关学者、实务的讨论，其中侦查阶段的会见，侦查人员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可以在场，但应处于“看得见而听不到”的位置，因此，“不被监听”只是对侦查人员在场权行使的方式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并不与之相冲突。
3、会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⑴犯罪嫌疑人供述可能具有不稳定性，零口供案件将会增加。律师提前介入侦查讯问，并且不受监听。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凭借这一规定不交代问题，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玩“１２小时”的对抗游戏，等候律师“营救”，增加讯问破案难度，造成案件零口供；律师介入侦查后，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违纪违法，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或者“通水”，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翻供、拒供进而产生零口供的现象必将大幅增加。
⑵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提高，成案率会大幅下降。窝案、串案的成功办理对打击职务犯罪有着强大的威慑力，也更具社会影响力。而在侦查实务中，窝案、串案的成案线索往往来源于，最初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对弈，迫于证据和法律，交待犯罪事实，争取立功的行为。而律师会见权的提前，处于保密阶段的线索会变得无密可保。线索一旦被泄露，同案犯就会闻风而动、逃避侦查，这将使侦查取证工作
第二篇：律师法实施后反贪侦查工作应如何调整
《律师法》实施后，反贪侦查工作应如何调整 修订后的律师法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律师法修订内容与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密切相关，特别是有关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新规定，势必促使侦查工作进一步走向透明、公开，增加办案的不确定因素，增大收集、固定证据的难度，这对我们原先的侦查观念、侦查方式、侦查能力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要更新观念，正确看待。律师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积极适应、认真执行法律规定，而不能怨天尤人、消极抵触。同时也要看到，律师法修订实施为我们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工作的要求，提升自身业务水平、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提供了新的机遇。具体到侦查办案工作，我们应当着重在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逐渐强化由证到供的侦查思维模式。同时，注意淡化侦查人员的角色优化意识，相信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在把握案件侦查主动权的前提下，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赢得律师对侦查工作的理解与配合，以更加充分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证侦查工作能在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展开。其次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从侦查实践的角度来看，关键要做到六个“更加注重”：一是更加注重全面收集证据，充分实践证据的客观原则。修订后律师法第三十三条和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使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比以前更为便捷，律师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证据的渠道更为顺畅，控辩双方的较量已提前到侦查阶段。实践中，侦查人员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并尽量预见到此类证据会对后面诉讼所造成的影响。做到以证据定性每一笔事实，从公诉角度收集每一笔证据，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二是更加注重案件的初查工作。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一旦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我们可适当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实践中对案件线索必须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真正做到察微析疑，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准确把握初查、立案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做好查案的基础性工作。对经过初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要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决策，做好与立案侦查的衔接工作，为下一步的立案和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案件查处的质量与效率，更能有效降低查处案件的风险度。三是更加注重首次讯问。首次讯问开展得顺利与否直接决定后期侦查工作的开展，因此要高度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的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在初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掌握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对于讯问的目的与要求、步骤与重点、策略与方法、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怎样解决讯问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和紧急情况等，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正确把握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充分运用说服教育、情感影响、使用证据、利用矛盾等讯问的方法和手段，适时运用侦查谋略，对嫌疑人加压或减压，不断强化侦查人员自身心理对抗的能力，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把握时机、以奇制胜，以便尽快地、有效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四是更加注重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灵活适用。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强制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不仅可以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有深挖犯罪、促进侦查工作纵深发展的特殊效果。讯问、搜查、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是实现侦查目的，收集调取证据，及时有效查明犯罪的根本手段和途径。但这并不代表采取强制措施是每个案件必经的程序，每一个侦查措施都必须要在查办案件时使用。对于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运用不应当过于死板和程式化，应该从有利于侦查工作角度，与其他侦查措施有机组合，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适时适当灵活运用。如，对于那些畏刑心理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主动如实交代，认罪态度好，罪行不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考虑不采取强制措施或采取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另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有效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营造一种氛围，何时采取何种措施，均应围绕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来决定。五是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和完善固定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口供作为一种直接的定案证据，对定案有重大影响，但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善变性，也一直是侦查实务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工作，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综合运用法
第三篇：试论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范文
试论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周德锋 赖兴平
2008年6月1日起实施的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庭审言论豁免权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总体上看，此次律师法的修改更为强调案件的公开性,突出控辩双方的平等性和对抗性，使得控辩双方的关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律师权力的扩张，也意味着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将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和全新的挑战，因此，如何更新观念，调整工作策略，充分认清这些挑战并提前作好应对准备，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及具体适用新《律师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浅谈新《律师法》对公诉部门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对策。
一、新《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1、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给公诉工作的具体操作带来一定难度。由于此次《律师法》修改没有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配套进行，在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三方面的法律程序规定上两部法都有冲突，造成在有些具体公诉工作实践中难以操作，主要表现在：一是案卷材料范围和查阅、摘抄、复制时间界定不明。《律师法》颁布后既无相应的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衔接的说明，也无相应的有权解释，造成了具体适用过程中对这些冲突的规定无所适从。如“案卷材料”和“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是否包括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内部工作材料。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和公诉承办人同时阅卷，甚至在承办人尚未阅卷的情况下是否也可阅卷等等。二是证据开示的单向性。在法律未规定对于律师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辩护人有向公诉方进行开示的义务的情况下，必然会让公诉人在庭审时居于证据掌控的弱势地位，如何克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避免在庭审中出现“证据突袭”，造成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的增加，现行新《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都缺乏相应的操作细则来弥补。三是律师权力行使与权力救济脱节。新《律师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权利保障的救济措施，现实中，对于其他部门对律师权力行使的种种刁难，律师往往求助于公诉部门，而公诉部门由于缺乏法理的支持和具体的操作规则，其措施往往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向有关个人提出口头或者书面告知，这种监督属于软监督，效果不大，加上受部门间及工作上的利害关系影响，公诉部门也常常爱莫能助。
2、新《律师法》与传统侦诉模式的冲突，导致公诉工作向前延伸困难重重。公诉的成功取决于证据，证据的收集主要靠侦查，侦查中心主义是我国诉讼程序的一个突出特点。但随着新《律师法》的实施，这种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架构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侦查部门要按照公诉的标准及时收集、审查、固定证据，以此构建大控方的格局，才能避免律师权力扩张带来被动办案的局面。因此，公诉方为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加大对侦查监督的力度和引导的重视，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由于公检之间并没有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加上介入侦查的办案人由于学识、侦查能力等原因难以实行有效指挥侦查，势必造成法律与实际脱节，而且过度介入也有可能会出现办案责任不明，相互推诿的现象，不利于发挥其积极性，影响刑事司法的效率。因此，如何协调、解决侦诉两者之间的关系，保证案件“立得准、侦得好、诉得出、判得了”，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是在当前公诉工作在新《律师法》实施后面临的一大难题。
3、新《律师法》与现行办案机制的冲突，使公诉工作不稳定因素增加。修改后的《律师法》解决了“有效辩护”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好“有效指控”的问题，传统“由供到证”、“重实体、轻程序”的办案机制逐渐瓦解，加上律师权力的大幅度扩张，使得公诉工作中不稳定因素的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收集、固定证据难度加大。律师会见权的提前，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另一方面，却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从而增加收集证据的难度。同时，律师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后，将会寻找有关证人调查核实，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证人可能会出现避证、拒证心理，甚至可能出现作伪证的现象，无疑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二是串供翻供概率加大。由于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公安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全案的证据弱点、薄弱环节以及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这就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翻供提供了条件，如果一些不法律师有意识地提醒有关涉案人员，帮助嫌疑人实现串供的目的，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在审查阶段翻供串供。三是公诉工作风险增加。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全面的阅卷权，律师在证据掌握方面形成了单向的信息优势，这种状况就给公诉人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如何分析案情和审查证据带来了一定难度。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有的证据是原来未曾发现的，有的证据与指控证据相矛盾，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证据角度不同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会打破原有的指控思路，延期审理的情况会增多，改变起诉指控意见的情形也会出现，在缺乏其他有利证据的情况下，还可能会造成案件的撤销或不起诉。
二、公诉部门应对新《律师法》挑战的策略
《律师法》的修改短期之内必然会对公诉工作造成影响，但从长远看来，有利于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发展进程，有利于在司法工作中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更有利于公诉部门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提高案件质量。
1、转变“三个观念”，突破传统执法观念束缚。（1）、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出击转变。随着新《律师法》实施，公诉工作将面临更多挑战。在立法上，亟须完善制度开示制度、强化侦查措施和手段、完善证人制度等，这的确是彻底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完善立法需要一个长期而繁复的过程，并不能解决当前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公诉部门必须要主动出击，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改变传统办案模式，注重在办案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信息畅通灵敏、运转高效有序的办案机制，才能应对现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2）、由重实体、轻程序向二者并重转变。新《律师法》的出台是保障人权和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律师权力的扩张表明了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程序公正逐步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共识。针对这样的情况，公诉人员在案件审查工作时，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重权力、轻权利”的执法观，不仅要追求实体的公正，也要重视程序的公正，在程序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的心里，必须坚持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3）、由单边职权主义向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转变。此次新《律师法》通过赋予律师更大、更独立的执业权，抑制公诉权和提升辩护权，促使控辩双方的力量更趋近于平等，针对这种平衡关系的新格局，公诉部门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重构控辩平衡关系，注入平等武装、平等合作理念，寻求新的控辩平衡关系，探索刑事证据研究新方向，从而减少诉讼风险，实现最大正义。
2、强化“三个意识”，提升公诉队伍专业化建设
（1）、强化证据意识，提高庭前预测能力。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证据的收集、固定、拓展等方面，因此公诉人必须强化证据意识，确保指控犯罪证据确实、充分。一是努力完善、固定和补强证据。必须弱化对口供等言词证据的依赖，重视对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重点审查供述前后的矛盾点、供证之间的矛盾点，为分析论证提供准确依据，对移送的案卷材料中的瑕疵证据，应及时予以排除。二是要做好庭前预测分析。全面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做到防患于未然，针对法院注重采信被告人当庭供述和证人当庭证言的情况，及时掌握律师介入后证据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和被告人的思想变化情况，预测庭审时可能出现的翻证、翻供现象和其他对指控不利的情况，事先周密预测，拟出应对方案，做到未雨绸缪。
（2）强化快攻意识，提高办案效率。新《律师法》使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对案件信息全面掌握，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辩护工作，而其收集的无罪、罪轻证据却不一定向公诉人员开示，从而形成控辩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因此，公诉部门可以通过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建立相互配合的案件协调机制等方式，提前熟悉证据，了解案件证据情况，案件一旦移送审查起诉后，在保证律师阅卷权的前提下，公诉人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快速办结案件，通过对案件的快速办理，“压缩”辩护律师作针对性调查取证的时间，降低诉讼风险。
（3）强化技能意识，提高公诉应变能力。一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围绕公诉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责任、职业纪律和职业形象，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切实培养和提高公诉人的证据审查判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当庭应变能力和沟通技巧等。二是加强实战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的证据审查能力和出庭支持公诉水平，建立定期业务学习制度，通过组织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经验介绍、案例讲评等方式，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把握和运用证据的能力。三是推进岗位练兵，定期组织庭审观摩，观看审判纪实录像，对部分有影响和疑难的案件，在出庭前后，召开会议对案件辩论的焦点进行分析，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不断提高公诉人应变能力。
3、完善“三个机制”，构建公诉工作新模式
（1）、完善侦诉衔接工作机制。一是构建大控方的工作格局。建立以“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为主，公诉部门主动提请介入为辅”的制度，针对各种不同的案件，对一些疑难案件的定性，以及涉及罪与非罪、是否立案等问题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设，避免适用法律和错误。同时按照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实际情况，将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相衔接，使二者同步进行，构建大控方工作格局。二是建立适时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不能代替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侦诉一体化机制不是建立在体制上的，主诉检察官引导的取证工作是诉讼需要，不包涵着隶属或领导因素，因此公诉部门要建立适时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根据法庭举证的具体要求，对侦查部门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绝不能不择时机地引导，甚至因此干扰侦查工作。三是加强对侦查工作宏观指导。通过定期举行侦查和公诉部门主要部门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围绕办案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案件办理形势，通报审查起诉和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情况，争取达成共识。同时，公诉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公诉案件证据标准》，使公安机关更准确地把握侦查取证的方向，明确控诉犯罪的证据标准，使侦查活动更接近庭审的要求。
（2）完善案件动态监控机制。一是要犯罪嫌疑人、证人进行心理监控。当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和向证人取证之后，办案人应及时了解掌握嫌疑人供述状态及证人作证状况，掌握其心理动态，分析是否可能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的动态监控，可以制作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联系卡，在复核证人证言时，将联系卡交给证人，并告知他们如果自己人身受到威胁，可以立即向检察机关报告，由检察机关对其提供必要的保护。二是办案流程的动态监控。通过程序化流程的工作流程，对各项业务工作的程序、质量标准、办案时限进行全面控制，将案件的经办都纳入到质量办案体系的监控当中，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水生产线，对案件进行全方面的监控，确保案件质量。（3）、完善与律师交流机制。
一是尊重和保障律师权力的行使。保障律师权力的行使，不仅需要完善人员和机构设置，要建立专门阅卷室；设置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律师，监督、保管案卷材料；添置相关的复印设备等等。同时要对保障律师法的实施进行法律监督，规范律师会见过程中，律师资格审查以及相关程序，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达成一致，将律师与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二是拓宽与律师的交流途径。进一步探索和改变控辩双方庭审前交流机制，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将控辩双方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庭审前解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期间，应告知辩护律师有提出书面意见的权利，要求律师对自行调查取证的重要证据，应该在开庭前告知或递交给公诉部门，以便检察院可以在第一时间全面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在审查中，公诉人可以有针对性地与律师交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提前进行，随时纠正和调整不正确的观点。
三是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沟通联系。公诉机关既要支持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又要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规范律师行为，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发现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篇：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内容提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作了不少修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将使侦查活动的公开性、对抗性等进一步得到强化。本文拟从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这种新要求、新挑战，从而保障和促进反贪侦查工作的健康发展略陈拙见。
【关键词】调查取证权 反贪 侦查 对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定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法律定位、律师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较现行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与检察反贪侦查工作关系密切，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应对措施，正确把握其对反贪工作的积极影响，自觉认真贯彻执行修订后的律师法，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贪侦查工作。
一、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相关条文的对比
对于律师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而新《律师法》则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从修改之处来看，《律师法》第35条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申请司法机关收集调查取证和自行取证的权利，主要包含：申请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和自行调查取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突破主要是在自行取证权方面，尽管其要付诸实践还有待刑诉法的配套修改，但笔者认为，就反贪侦查工作而言，其办案的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方式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
二、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增加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履行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职责的重要权力。职务犯罪的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相当激烈。通常情况下，侦查人员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侦查有着很多便利，但是律师介入侦查时间提前，无疑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一是侦查部门以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施谋与反施谋的对抗必将激烈。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会认为有律师作为“靠山”，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从而使讯问谋略及其运用的效果受影响。二是律师提前介入调查，也可能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复杂化。侦查人员原有不在外界介入的情况下办案的习惯将被公开、不受监听、自由交流、案件信息外流等所代替，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的神秘色彩被淡化、侦查信息的掌控难度增大，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大大缩短。
（二）增强侦查活动的对抗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可以同步，并且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可能是律师所要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证言并存的局面，将影响侦查效能乃至惩处能力。在案件侦查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特指违背客观事实的翻供翻证，下同）。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律师通过这些权
利的行使，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证据的薄弱环节。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犯罪嫌疑人及主要证人就有可能翻供翻证。
（三）影响案件定性的准确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受委托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通过这些活动所收集调取或者自行调取的证据，如果在侦查部门视野之外，就会影响侦查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形成侦查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不对称，最终势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产生影响。
（四）影响证人作证的稳定性
由于受委托律师的特殊性，律师取证的目的、方向和角度即出发点和归宿，取决于为当事人服务。如果律师取证偏离法律轨道，则在证明对象及证据内容等方面就会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发生冲突，从而影响证言的证明力。特别是在律师的点拨下，一些证人因某种压力或者原因，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合法权利，而且有利于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和证人（特别是污点证人）的避证、拒证，从而增加取证的难度。
（五）影响深挖犯罪的可能性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
三、反贪侦查工作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策略和措施
（一）树立“信息主导侦查”观念
信息情报工作是反贪侦查的重要基础工作。与侦查活动相比，信息情报工作具有成本低、投入少、效益高等特点。反贪侦查部门如果没有获取、传递、分析、处理和再生各类涉案信息情报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就会失去侦查的基础。只有充分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才能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营造有利于侦查“氛围”，运用掌握的信息情报去攻破对方心理防线，从而最终实现突破案件的既定目标。
1.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信息情报队伍，开展对贪污贿赂犯罪信息情报的收集和研究。目前，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信息情报途径主要依靠经办人的侦查经验积累、有关单位移送、举报人举报、办案中发现等进行收集。信息情报工作因侦查单位、经办人的重视程度不同而有较大区别。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人员可以从本质上改变信息情报工作比较松散和主观随意状态。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应附设在反贪局，其优点是有利于共享侦查、预防资源；有利于信息资源输送的快捷、便利；有利于实行规范管理。如对重点、热点行业或领域的总体状况、发展态势、贪污贿赂可能发生的环节和部位等方面，以及该行业或领域的工作特点、管理流程、监管制度、人员状况等重要情况，就可以利用侦查、预防信息实行动态监控，并建立相应的侦查信息情报数据库，为办案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2.拓宽信息情报工作渠道。贿赂犯罪具有“渗透性”、“行业性”、“连接性”的特点，从发案领域来看，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比较紧缺，竞争比较激烈、商业空间比较大的领域，往往容易形成贿赂犯罪的高发领域。要把握不同行业的规律和特点，在信息收集渠道上必须广泛，包括从公民和单位的举报、控告中收集信息，从行业的政务公开及自查自纠工作中收集信息，从新闻媒体及社会反映中收集信息，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收集信息等①。同时，应提高信息情报收集及其运用的能力，逐步建立与有关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电信等行业）信息资料联网②。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对掌握的信息要做好管理工作，按照一定的规律建立信息库，对信息材料的进行收集、排查、储存，通过对信息库进行涉案信息分析、情况材料分类及检索，提高信息材料的综合利用率。
3.加强信息情报动态监控。加强狱侦情报工作，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监狱、看守所在押犯人中物色和建立“线人”、“耳目”，及时掌控在押犯罪嫌疑人拒供、供认及其翻供、揭发犯罪等动态，同步配合讯问活动，化解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争取从宽处理。
（二）加强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一旦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侦查人员应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把初查工作做扎实。
1.转变初查思维。在以往的初查思维中，往往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就线索查线索，随意性较大，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力气进行初查。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上案，将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由于信息量少，侦查人员不得不在被调查对象的“合理”解析中无功而返。要改变这种片面、急功近利而导致成案率低的初查方法，必须更新初查思维，以系统性、整体性替代单一性、随意性的初查行为和方法。即以线索反映的问题为切入口，将具体线索的初查纳入到线索反映出问题的系统或整体中去把握、去思考，结合对系统和总体情况的把握对线索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真正做到察微析疑，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确保初查工作的效果。
2.调整初查方法。准确把握初查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的手段，使其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对于案件线索涉及的有关情况或者事实，要从外围查清，对于案件涉及的人和事，特别是关键性细节，都要查清，做到心中有数。要围绕犯罪构成研究线索的成案可能、调查取证方法及其对象范围。一旦认为具备立案条件，就应及时立案侦查。在条件不成熟时，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可贸然立案，并加强动态监视、放长经营，视机适时启动立案程序。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
3.完善初查机制。一是线索系统管理和运用机制。要加强对涉案线索统筹谋划、科学运用，既要重视调查成案率高的线索，又要加强相关线索储备，做好线索补强或者替代的准备。在决定立案侦查环节，要防止采用单一线索立案，以免造成被动，同时做好对多条线索的分类排队，有计划地逐条展开调查。特别是要加强对律师会见后案情动态的监控，一旦发现案情发生变化致使立案基础发生动摇的，就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二是建立联系协作机制。加强与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金融、房产、电信等相关机关和部门的信息互通、相互协作和案件移送机制，积极为反贪办案创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
（三）建立和完善侦诉协作机制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客观上要求反贪侦查部门取证的深度和广度要有新的提高，否
则，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甚至案件不能被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将可能增加。因而检察机关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强侦诉协作，形成侦控合力，全力把好案件的质量关。
1.加强取证情况沟通。反贪侦查部门人员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并尽量预见到此类证据会对后面诉讼所造成的影响。做到以证据定性每一笔事实，从公诉角度收集每一笔证据，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在必要时，可邀请公诉部门派员提前介入，对办案取证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公诉部门应当加强配合，进一步促使反贪侦查取证水平和揭露、证实犯罪能力的提高。
2.积极协助补强证据。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公诉部门如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反贪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补充侦查，完善证据锁链，促进公诉力度和质量的提高。
3.强化犯罪指控意识。反贪侦查部门要积极协助公诉部门做好出庭公诉、指控犯罪工作，如对于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配合公诉部门分析把握出庭证人的作证意愿、作证动向以及翻证可能。一旦发现有翻证迹象的，要及时弥补作证漏洞，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③。
（四）加强反贪侦查理论研究
反贪办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办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做法，需要反贪干警针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具体实践和特定对象，灵活采用智慧谋略，应对办案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但办案工作也并非毫无章法，而是有很强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的做法经过总结和提炼，可以形成间接经验，对办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要适应新律师法的要求，就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指导。从这种意义讲，在侦查理论方面，应重点研究侦查理念、审讯技巧、突破攻守同盟、翻供、翻证策略、追逃方法等在办案工作中的有效运用。要加强讯问情景研究，按照犯罪心理学、审讯心理学的原理，找出有利于依法审讯破案的规律，增强依法审讯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在服务办案方面，应突出研究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竞争比较激烈、垄断程度比较高的热点行业或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特点规律、侦查对策。
（五）建立高效的组织指挥机制和专业化的侦查队伍
在当前社会基础下，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所以，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办案的节奏将加快，才能保持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找到赃款赃物防止转移，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低下而消失。因此，检察机关内部要努力构建“大侦查”格局，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转化为复合型的、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合理地结合起来，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实现侦查的快速化④。提高反贪部门调查取证、突破案件的能力，适应新执法环境下案件查处的新要求。
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指挥决策形式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放弃战机，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这就要求侦查指挥人员必须有更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要适应这一转变，侦查人员必须专业化。
侦查人才实行专业化管理符合侦查工作的长期目标。专业化的侦查人才应具备几个方面
能力：察微析疑、发现犯罪的能力；紧急应变、快速反应能力；善用谋略、运筹帷幄的能力；欲擒故纵、长期经营线索的能力；独当一面、熟练使用侦查器材、设备的能力。在培养方式上，应实行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方式。在培养方向上，应根据侦查人员各自的特点，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侦查人员对某行业、领域职务犯罪专门调查能力。在提高侦查人员的待遇上，改变侦查人员只能通过行政职务和级别升迁来解决自身待遇的现状，确立侦查人员分级分类享受相当行政职级待遇的管理模式，保持队伍的稳定和活力。
（六）加强反贪侦查管理和动态监控
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加强对反贪侦查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加强研究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证人翻证等现象，巩固侦查成果。1.加强预审工作。反贪侦查部门应当配置专门预审人员，强化审查意识，加强对案件的预审，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2.加强动态监控。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侦查部门应当适时提审犯罪嫌疑人，了解掌握供述动态，检查是否出现翻供现象。对于已经翻供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3.控制证人翻证。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后，侦查人员应当适时通知证人谈话，了解证人作证状况，检查是否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包括污点证人，要加强动态监控，防止证人因律师干扰而翻证。
（七）建议完善立法，体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1.拓展侦查手段。侦查人员办案倚重口供，与侦查手段陈旧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尽管有了录音录像，但这也只是记录讯问的过程和记录方式的改变，在直接获取证据方面无实质性的变化。律师介入诉讼，过去的侦查方式受到了限制，必须有新的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侦查手段，才能使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因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影响，不因律师调查取证权更为有效地行使而受到影响，立法应当为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方法和途径，明确特殊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监视（秘密跟踪和守候监视）等应当成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重要法定手段。
2.建立作证制度。针对职务犯罪侦查中言词证据地位突出的特点和证人的重要性，增设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同时规定证人补偿、保护和豁免制度。证人因作证所造成的误工和其他合理费用支出予以补偿；证人因作证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优先查处，给施加人所在单位或相应国家管理部门发出处罚检察建议并予落实。与此同时，在法律设置上应予完善，使检察机关对不作证、不配合办案的证人或单位有相应的处罚权。对于不配合办案，拖延、推诿、阻扰办案，特别是通风报信的单位和当事人，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司法或行政处罚。
3.完善相关责任。健全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承担相关责任。基于平等交流原则，律师在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当承当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是律师向检察机关开示证据制度，以防止形成侦查与反侦查信息的不对称，进而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增加揭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困难，以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统一。
四、结语
律师法的修改，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依法执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应当积极适应，切实改进执法观念和执法作风，提高侦查破案
水平，增强驾驭反贪侦查全局能力。同时，法律上也应对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手段拓展予以保障，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有所作为，有所发展。
注释：
①沈雯：“刑事诉讼模式变革视野内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载《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10卷第4期。
②林欢欢：“对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规定的解读与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7期。
③王煜、赵刚：“新律师法实施对刑事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载《法学视野》2008年第3期。
④张军、姜伟、田文昌：《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摘自《法治论坛》第14辑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王慧
第五篇：反贪侦查工作流程图
附件2：
反贪侦查工作流程图
一、受案
1.1受案流程图
举报中心移送承办人提出《不予初查意见》对应不予初查自首综合处指挥中心登记线索指挥中心负责人批办意见局长分流线索至侦查处承办人提出《缓查或存查意见》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缓查或存查移送有关部门处理交办下级院并反馈执行情况办案中自行发现下级院上报线索上级院交办侦查处长登记线索处长确定承办人承办人审查线索承办人填写《移送案件通知书》有关部门移送承办人填写《交办案件公函》反贪局接受举报填写《受理案件登记表》或《接受举报、控告、举报笔录》或《自首笔录》填写《受理案件登记表》承办人提交《提请初查报告》对应决定初查移送举报中心1.2受案流程描述 反贪子系统流程以线索为中心，附带产生各种文书和报表。线索来源共七种途径。当线索流转到反贪局后，先由综合处指挥中心登记线索，并由指挥中心负责人批办意见，然后反贪局局长分流线索到侦查一处或二处，侦查处长负责登记线索，并确定此线索承办人，承办人对线索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共分五种：不予初查意见、缓查或存查意见、移送案件意见、交办意见和提请初查意见。针对审查意见，经审核后依据不同流程进入相依环节。对于不予初查案件存档即可；缓查或存查案件存档并能随时开启初查功能；移送案件则移动到相关部门；交办案件则交办到下级院，并反馈交办案件的结果；提请初查案件经审核同意后则进入初查环节。
二、初查
时间约束：初查期限为2个月。
2.1初查流程图
接谈、调查检局处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承办人制作《初查终结报告》查阅、调取帐目资料查询有关银行帐户、存款及汇款初查措施调取证据初查终结实施初查检局处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鉴定承办人制定《初查方案》勘验2.2初查流程描述
初查属于涉密环节，一般不接触当事人。当决定初查后，由案件承办人制定线索初查方案，经审核后开始实施过程。在实施初查过程中需上图虚框中措施，其宏观流程为：针对需要采取的措施，填写审批表，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初查措施，最后形成这一措施的反馈结果。由于初查措施与侦查措施采取的流程相同，具体措施的流程在侦查措施环节中描述。初查完毕后，承办人制作初查终结报告，经审核后进入立案环节。
三、立案
3.1立案流程图
承办人反馈结果至综合处指挥中心向举报中心反馈结果(针对举报中心移送案件)向上级部门反馈结果(针对上级院交办案件)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报送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承办人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对应存档案件终结承办人制作《立案请示报告》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决定立案承办人填写《立案决定书》或《补充立案决定书》确定犯罪嫌疑人以事立案没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承办人制作《移送案件通知书》对应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承办人制作《终止侦查报告》，审核后，终止侦查3.2立案流程描述
在初查终结后承办人提出初查终结意见，并作相应文书，分别为：不予立案通知书、立案请示报告和移送案件通知书，经审核后进入相应流程。不予立案案件存档终结，移送案件移送到有关部门处理，立案案件则进入立案环节。对于这三种情况经审核同意后，案件承办人需将审核意见反馈之综合处指挥中心，然后指挥中心依据案件类型反馈到相应部门：举报中心移送案件反馈至举报中心，上级院交办案件则反馈到上级部门。对于决定立案的案件，承办人填写《立案决定书》，经审核后进入侦查环节，同时把案件信息报 2 上级院备案审查。对于以事立案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则终止侦查。
四、侦查
4.1侦查流程图
否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承办人制作《提请中止侦查报告》中止侦查中止侦查条件消失？是承办人制作《提请恢复侦查报告》承办人制作《侦查计划》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实施侦查执行强制措施延长羁押期限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承办人制作《侦查终结报告》执行侦查措施侦查终结需要回避？是承办人制作《回避决定书》处长审核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执行回避4.2侦查流程描述 进入侦查环节后，承办人制作侦查计划，经审核同意后还是实施侦查。在实施侦查过程中主要用到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如需要回避的则执行回避流程。侦查终结后由案件承办人制作《侦查终结报告》，经审核同意后侦查终结，进入结案环节。在侦查过程中如果需要中止侦查的案件，则由案件承办人制作《提请中止侦查报告》，经审核同意后中止侦查。一旦中止侦查的条件消失，则恢复侦查。
侦查是反贪局办案的核心环节，而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是侦查的核心业务。在3.4.3和3.4.4中分别对其进行说明。
4.3 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含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在逮捕环节还存在延长羁押期限情况。4.3.1 拘传流程
◆时间约束：12小时 ◆流程图
1.《采取拘传强制措施审批表》2.《拘传证》是办理拘留、逮捕手续拘传公注：变更强制措施应(处局检安当在拘传期限内办理12承办人制作提请拘传报长长察机审长关讯问后需变更小告、填制拘传证审强制措施？核核批时示执行)否返回单位或家属领回 4.3.2取保候审流程 ◆时间约束：12个月 ◆流程图：
取保否候审承办人处局检（嫌疑人法定代理人等对在审查后填写《变更强制措施长长察是否在押？是押犯罪嫌疑人提出审审长12取保候审请求是否同意?是审批表》、《决定释放决定书》核核批示个月否）承办人处长审核填写《驳回申请决定书》局长审核驳回决定检察长批示否执行变更强制是是否需变更措施手续强制措施？检察局处执行取保候审长长长承办人填写《取保候审决定批审审书、执行通知书》示核核期限届满或不追究刑事责任？证人填写《保证书》否辩护人等认为承办人处长审核答复法定代理人是取保候审超期填写《驳回申请决定书》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或委托律师承办人填写通知银行《退还保证金决定书》和决定机关处长审核局长审核解除取保候审检察长批示承办人填写《撤销强制措施审批表》、《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通知书》 4.3.3监视居住流程 ◆时间约束：6个月 ◆流程图：
监视居住（6个月）承办人填写《撤销、变更强制措施审批表》、《决定释放决定书》处长审核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是承办人填写《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审批书》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嫌疑人是否在押？否承办人填写《监视居住决定书、执行通知书》检处局察长长长审审批核核示否执行变更强制措施手续是是否需变更强制措施？执行监视居住处长审核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承办人填写《撤销强制措施审批表》、《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通知书》解除监视居住是期限届满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答复法定代理人或委托律师处长审核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承办人填写《驳回申请决定书》辩护人认定监视居住超期否4.3.4 拘留流程
◆时间约束：14日内 ◆流程图：
承办人填写《拘留人大代表报告书》是拘留（14日内）承办人填写《采取拘留强制措施审批表》处长审核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是否为人大代表？报人大主席团许可否否执行变更强是需变更制措施手续强制措施？处长审核执行拘留局长审核承办人填写《拘留决定检察长批示书》、《拘留通知书》承办人填写《撤销强制措施审批表》、《解是期限届满或不追除拘留决定书、通究刑事责任？知书》否处长审核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辩护人等认定拘留超期处长审核填写《驳回申请决定书》局长审核驳回申请解除拘留检察长批示4.3.5 逮捕流程
◆时间约束：2个月 ◆流程图：
逮捕（2个月）承办人制作《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处长审核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承办人制作《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公函连同案卷材料报送侦监处审查执行审查通过后程序是承办人提请上级院复核审查否复议是否通过？承办人要求侦监处复议审查执行不逮捕程序否审查是否通过？不逮捕嫌疑人或办理变更强制措施否嫌疑人是否被拘留？决定不逮捕释放嫌疑人处长审核局长审核检察长批示填写《释放决定书》是侦查部门反馈《不逮捕通知书》是办理变更强制措施或撤案流程需变更强制措施或撤销逮捕公安机关执行逮捕否犯罪嫌疑人不服?执行逮捕是决定与表决意见一致？提请上级院复核否启动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承办人执行告知犯罪嫌疑人程序侦查部门反馈《逮捕决定书》表决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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