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发展与协调（精选5篇）

第一篇：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王慧

【提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作了不少修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将使侦查活动的公开性、对抗性等进一步得到强化。本文拟从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这种新要求、新挑战，从而保障和促进反贪侦查工作的健康发展略陈拙见。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定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法律定位、律师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较现行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与检察反贪侦查工作关系密切，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应对措施，正确把握其对反贪工作的积极影响，自觉认真贯彻执行修订后的律师法，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贪侦查工作。

一、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相关条文的对比

对于律师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而新《律师法》则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从修改之处来看，《律师法》第35条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申请司法机关收集调查取证和自行取证的权利，主要包含：申请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和自行调查取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突破主要是在自行取证权方面，尽管其要付诸实践还有待刑诉法的配套修改，但笔者认为，就反贪侦查工作而言，其办案的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方式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

二、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增加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履行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职责的重要权力。职务犯罪的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相当激烈。通常情况下，侦查人员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侦查有着很多便利，但是律师介入侦查时间提前，无疑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一是侦查部门以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施谋与反施谋的对抗必将激烈。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会认为有律师作为“靠山”，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从而使讯问谋略及其运用的效果受影响。二是律师提前介入调查，也可能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复杂化。侦查人员原有不在外界介入的情况下办案的习惯将被公开、不受监听、自由交流、案件信息外流等所代替，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的神秘色彩被淡化、侦查信息的掌控难度增大，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大大缩短。

(二)增强侦查活动的对抗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可以同步，并且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可能是律师所要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证言并存的局面，将影响侦查效能乃至惩处能力。在案件侦查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特指违背客观事实的翻供翻证，下同)。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

分的调查取证权，律师通过这些权利的行使，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证据的薄弱环节。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犯罪嫌疑人及主要证人就有可能翻供翻证。

(三)影响案件定性的准确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受委托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通过这些活动所收集调取或者自行调取的证据，如果在侦查部门视野之外，就会影响侦查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形成侦查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不对称，最终势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产生影响。

(四)影响证人作证的稳定性

由于受委托律师的特殊性，律师取证的目的、方向和角度即出发点和归宿，取决于为当事人服务。如果律师取证偏离法律轨道，则在证明对象及证据内容等方面就会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发生冲突，从而影响证言的证明力。特别是在律师的点拨下，一些证人因某种压力或者原因，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合法权利，而且有利于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和证人(特别是污点证人)的避证、拒证，从而增加取证的难度。

(五)影响深挖犯罪的可能性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

三、反贪侦查工作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策略和措施

(一)树立“信息主导侦查”观念

信息情报工作是反贪侦查的重要基础工作。与侦查活动相比，信息情报工作具有成本低、投入少、效益高等特点。反贪侦查部门如果没有获取、传递、分析、处理和再生各类涉案信息情报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就会失去侦查的基础。只有充分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才能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营造有利于侦查“氛围”，运用掌握的信息情报去攻破对方心理防线，从而最终实现突破案件的既定目标。

1.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信息情报队伍，开展对贪污贿赂犯罪信息情报的收集和研究。目前，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信息情报途径主要依靠经办人的侦查经验积累、有关单位移送、举报人举报、办案中发现等进行收集。信息情报工作因侦查单位、经办人的重视程度不同而有较大区别。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人员可以从本质上改变信息情报工作比较松散和主观随意状态。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应附设在反贪局，其优点是有利于共享侦查、预防资源;有利于信息资源输送的快捷、便利;有利于实行规范管理。如对重点、热点行业或领域的总体状况、发展态势、贪污贿赂可能发生的环节和部位等方面，以及该行业或领域的工作特点、管理流程、监管制度、人员状况等重要情况，就可以利用侦查、预防信息实行动态监控，并建立相应的侦查信息情报数据库，为办案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2.拓宽信息情报工作渠道。贿赂犯罪具有“渗透性”、“行业性”、“连接性”的特点，从发案领域来看，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比较紧缺，竞争比较激烈、商业空间比较大的领域，往往容易形成贿赂犯罪的高发领域。要把握不同行业的规律和特点，在信息收集渠道上必须广泛，包括从公民和单位的举报、控告中收集信息，从行业的政务公开及自查自纠工作中收集信息，从新闻媒体及社会反映中收集信息，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收集信息等①。同时，应提高信息情报收集及其运用的能力，逐步建立与有关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电信等行业)信息资料联网②。信息情报专门机

构对掌握的信息要做好管理工作，按照一定的规律建立信息库，对信息材料的进行收集、排查、储存，通过对信息库进行涉案信息分析、情况材料分类及检索，提高信息材料的综合利用率。

3.加强信息情报动态监控。加强狱侦情报工作，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监狱、看守所在押犯人中物色和建立“线人”、“耳目”，及时掌控在押犯罪嫌疑人拒供、供认及其翻供、揭发犯罪等动态，同步配合讯问活动，化解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争取从宽处理。(二)加强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一旦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侦查人员应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把初查工作做扎实。

1.转变初查思维。在以往的初查思维中，往往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就线索查线索，随意性较大，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力气进行初查。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上案，将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由于信息量少，侦查人员不得不在被调查对象的“合理”解析中无功而返。要改变这种片面、急功近利而导致成案率低的初查方法，必须更新初查思维，以系统性、整体性替代单一性、随意性的初查行为和方法。即以线索反映的问题为切入口，将具体线索的初查纳入到线索反映出问题的系统或整体中去把握、去思考，结合对系统和总体情况的把握对线索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真正做到察微析疑，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确保初查工作的效果。

2.调整初查方法。准确把握初查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的手段，使其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对于案件线索涉及的有关情况或者事实，要从外围查清，对于案件涉及的人和事，特别是关键性细节，都要查清，做到心中有数。要围绕犯罪构成研究线索的成案可能、调查取证方法及其对象范围。一旦认为具备立案条件，就应及时立案侦查。在条件不成熟时，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可贸然立案，并加强动态监视、放长经营，视机适时启动立案程序。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

3.完善初查机制。一是线索系统管理和运用机制。要加强对涉案线索统筹谋划、科学运用，既要重视调查成案率高的线索，又要加强相关线索储备，做好线索补强或者替代的准备。在决定立案侦查环节，要防止采用单一线索立案，以免造成被动，同时做好对多条线索的分类排队，有计划地逐条展开调查。特别是要加强对律师会见后案情动态的监控，一旦发现案情发生变化致使立案基础发生动摇的，就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二是建立联系协作机制。加强与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金融、房产、电信等相关机关和部门的信息互通、相互协作和案件移送机制，积极为反贪办案创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

(三)建立和完善侦诉协作机制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客观上要求反贪侦查部门取证的深度和广度要有新的提高，否则，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甚至案件不能被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将可能增加。因而检察机关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强侦诉协作，形成侦控合力，全力把好案件的质量关。

1.加强取证情况沟通。反贪侦查部门人员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并尽量预见到此类证据会对后面诉讼所造成的影响。做到以证据定性每一笔事实，从公诉角度收集每一笔证据，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在必要时，可邀请公诉部门派员提前介入，对办案取证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公诉部门应当加强配合，进一步促使反贪侦查取证水平和揭露、证实犯罪能力的提高。

2.积极协助补强证据。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公诉部门如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反贪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补充侦查，完善证据锁链，促进公诉力度和质量的提高。

3.强化犯罪指控意识。反贪侦查部门要积极协助公诉部门做好出庭公诉、指控犯罪工作，如对于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配合公诉部门分析把握出庭证人的作证意愿、作证动向以及翻证可能。一旦发现有翻证迹象的，要及时弥补作证漏洞，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③。

(四)加强反贪侦查理论研究

反贪办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办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做法，需要反贪干警针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具体实践和特定对象，灵活采用智慧谋略，应对办案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但办案工作也并非毫无章法，而是有很强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的做法经过总结和提炼，可以形成间接经验，对办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要适应新律师法的要求，就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指导。从这种意义讲，在侦查理论方面，应重点研究侦查理念、审讯技巧、突破攻守同盟、翻供、翻证策略、追逃方法等在办案工作中的有效运用。要加强讯问情景研究，按照犯罪心理学、审讯心理学的原理，找出有利于依法审讯破案的规律，增强依法审讯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在服务办案方面，应突出研究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竞争比较激烈、垄断程度比较高的热点行业或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特点规律、侦查对策。

(五)建立高效的组织指挥机制和专业化的侦查队伍

在当前社会基础下，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所以，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办案的节奏将加快，才能保持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找到赃款赃物防止转移，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低下而消失。因此，检察机关内部要努力构建“大侦查”格局，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转化为复合型的、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合理地结合起来，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实现侦查的快速化④。提高反贪部门调查取证、突破案件的能力，适应新执法环境下案件查处的新要求。

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指挥决策形式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放弃战机，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这就要求侦查指挥人员必须有更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要适应这一转变，侦查人员必须专业化。

侦查人才实行专业化管理符合侦查工作的长期目标。专业化的侦查人才应具备几个方面能力：察微析疑、发现犯罪的能力;紧急应变、快速反应能力;善用谋略、运筹帷幄的能力;欲擒故纵、长期经营线索的能力;独当一面、熟练使用侦查器材、设备的能力。在培养方式上，应实行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方式。在培养方向上，应根据侦查人员各自的特点，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侦查人员对某行业、领域职务犯罪专门调查能力。在提高侦查人员的待遇上，改变侦查人员只能通过行政职务和级别升迁来解决自身待遇的现状，确立侦查人员分级分类享受相当行政职级待遇的管理模式，保持队伍的稳定和活力。

(六)加强反贪侦查管理和动态监控

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加强对反贪侦查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加强研究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证人翻证等现象，巩固侦查成果。1.加强预审工作。反贪侦查部门应当配置专门预审人员，强化审查意识，加强对案件的预审，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2.加强动态监控。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侦查部门应当适时提审犯罪嫌疑人，了解掌握供述动态，检查是否出现翻供现象。对于已经翻供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3.控制证人翻证。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后，侦查人员应当适时通知证人谈话，了解证人作证状况，检查是否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包括污点证人，要加强动态监控，防止证人因律师干扰而翻证。

(七)建议完善立法，体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1.拓展侦查手段。侦查人员办案倚重口供，与侦查手段陈旧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尽管有了录音录像，但这也只是记录讯问的过程和记录方式的改变，在直接获取证据方面无实质性的变化。律师介入诉讼，过去的侦查方式受到了限制，必须有新的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侦查手段，才能使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因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影响，不因律师调查取证权更为有效地行使而受到影响，立法应当为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方法和途径，明确特殊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监视(秘密跟踪和守候监视)等应当成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重要法定手段。

2.建立作证制度。针对职务犯罪侦查中言词证据地位突出的特点和证人的重要性，增设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同时规定证人补偿、保护和豁免制度。证人因作证所造成的误工和其他合理费用支出予以补偿;证人因作证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优先查处，给施加人所在单位或相应国家管理部门发出处罚检察建议并予落实。与此同时，在法律设置上应予完善，使检察机关对不作证、不配合办案的证人或单位有相应的处罚权。对于不配合办案，拖延、推诿、阻扰办案，特别是通风报信的单位和当事人，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司法或行政处罚。

3.完善相关责任。健全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承担相关责任。基于平等交流原则，律师在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当承当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是律师向检察机关开示证据制度，以防止形成侦查与反侦查信息的不对称，进而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增加揭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困难，以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统一。

四、结语

律师法的修改，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依法执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应当积极适应，切实改进执法观念和执法作风，提高侦查破案水平，增强驾驭反贪侦查全局能力。同时，法律上也应对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手段拓展予以保障，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有所作为，有所发展。

第二篇：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内容提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作了不少修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将使侦查活动的公开性、对抗性等进一步得到强化。本文拟从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这种新要求、新挑战，从而保障和促进反贪侦查工作的健康发展略陈拙见。

【关键词】调查取证权 反贪 侦查 对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定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法律定位、律师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较现行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与检察反贪侦查工作关系密切，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应对措施，正确把握其对反贪工作的积极影响，自觉认真贯彻执行修订后的律师法，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贪侦查工作。

一、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相关条文的对比

对于律师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而新《律师法》则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从修改之处来看，《律师法》第35条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申请司法机关收集调查取证和自行取证的权利，主要包含：申请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和自行调查取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突破主要是在自行取证权方面，尽管其要付诸实践还有待刑诉法的配套修改，但笔者认为，就反贪侦查工作而言，其办案的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方式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

二、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增加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履行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职责的重要权力。职务犯罪的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相当激烈。通常情况下，侦查人员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侦查有着很多便利，但是律师介入侦查时间提前，无疑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一是侦查部门以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施谋与反施谋的对抗必将激烈。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会认为有律师作为“靠山”，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从而使讯问谋略及其运用的效果受影响。二是律师提前介入调查，也可能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复杂化。侦查人员原有不在外界介入的情况下办案的习惯将被公开、不受监听、自由交流、案件信息外流等所代替，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的神秘色彩被淡化、侦查信息的掌控难度增大，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大大缩短。

（二）增强侦查活动的对抗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可以同步，并且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可能是律师所要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证言并存的局面，将影响侦查效能乃至惩处能力。在案件侦查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特指违背客观事实的翻供翻证，下同）。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律师通过这些权

利的行使，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证据的薄弱环节。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犯罪嫌疑人及主要证人就有可能翻供翻证。

（三）影响案件定性的准确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受委托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通过这些活动所收集调取或者自行调取的证据，如果在侦查部门视野之外，就会影响侦查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形成侦查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不对称，最终势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产生影响。

（四）影响证人作证的稳定性

由于受委托律师的特殊性，律师取证的目的、方向和角度即出发点和归宿，取决于为当事人服务。如果律师取证偏离法律轨道，则在证明对象及证据内容等方面就会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发生冲突，从而影响证言的证明力。特别是在律师的点拨下，一些证人因某种压力或者原因，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合法权利，而且有利于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和证人（特别是污点证人）的避证、拒证，从而增加取证的难度。

（五）影响深挖犯罪的可能性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

三、反贪侦查工作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策略和措施

（一）树立“信息主导侦查”观念

信息情报工作是反贪侦查的重要基础工作。与侦查活动相比，信息情报工作具有成本低、投入少、效益高等特点。反贪侦查部门如果没有获取、传递、分析、处理和再生各类涉案信息情报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就会失去侦查的基础。只有充分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才能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营造有利于侦查“氛围”，运用掌握的信息情报去攻破对方心理防线，从而最终实现突破案件的既定目标。

1.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信息情报队伍，开展对贪污贿赂犯罪信息情报的收集和研究。目前，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信息情报途径主要依靠经办人的侦查经验积累、有关单位移送、举报人举报、办案中发现等进行收集。信息情报工作因侦查单位、经办人的重视程度不同而有较大区别。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人员可以从本质上改变信息情报工作比较松散和主观随意状态。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应附设在反贪局，其优点是有利于共享侦查、预防资源；有利于信息资源输送的快捷、便利；有利于实行规范管理。如对重点、热点行业或领域的总体状况、发展态势、贪污贿赂可能发生的环节和部位等方面，以及该行业或领域的工作特点、管理流程、监管制度、人员状况等重要情况，就可以利用侦查、预防信息实行动态监控，并建立相应的侦查信息情报数据库，为办案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2.拓宽信息情报工作渠道。贿赂犯罪具有“渗透性”、“行业性”、“连接性”的特点，从发案领域来看，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比较紧缺，竞争比较激烈、商业空间比较大的领域，往往容易形成贿赂犯罪的高发领域。要把握不同行业的规律和特点，在信息收集渠道上必须广泛，包括从公民和单位的举报、控告中收集信息，从行业的政务公开及自查自纠工作中收集信息，从新闻媒体及社会反映中收集信息，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收集信息等①。同时，应提高信息情报收集及其运用的能力，逐步建立与有关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电信等行业）信息资料联网②。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对掌握的信息要做好管理工作，按照一定的规律建立信息库，对信息材料的进行收集、排查、储存，通过对信息库进行涉案信息分析、情况材料分类及检索，提高信息材料的综合利用率。

3.加强信息情报动态监控。加强狱侦情报工作，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监狱、看守所在押犯人中物色和建立“线人”、“耳目”，及时掌控在押犯罪嫌疑人拒供、供认及其翻供、揭发犯罪等动态，同步配合讯问活动，化解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争取从宽处理。

（二）加强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一旦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侦查人员应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把初查工作做扎实。

1.转变初查思维。在以往的初查思维中，往往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就线索查线索，随意性较大，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力气进行初查。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上案，将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由于信息量少，侦查人员不得不在被调查对象的“合理”解析中无功而返。要改变这种片面、急功近利而导致成案率低的初查方法，必须更新初查思维，以系统性、整体性替代单一性、随意性的初查行为和方法。即以线索反映的问题为切入口，将具体线索的初查纳入到线索反映出问题的系统或整体中去把握、去思考，结合对系统和总体情况的把握对线索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真正做到察微析疑，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确保初查工作的效果。

2.调整初查方法。准确把握初查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的手段，使其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对于案件线索涉及的有关情况或者事实，要从外围查清，对于案件涉及的人和事，特别是关键性细节，都要查清，做到心中有数。要围绕犯罪构成研究线索的成案可能、调查取证方法及其对象范围。一旦认为具备立案条件，就应及时立案侦查。在条件不成熟时，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可贸然立案，并加强动态监视、放长经营，视机适时启动立案程序。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

3.完善初查机制。一是线索系统管理和运用机制。要加强对涉案线索统筹谋划、科学运用，既要重视调查成案率高的线索，又要加强相关线索储备，做好线索补强或者替代的准备。在决定立案侦查环节，要防止采用单一线索立案，以免造成被动，同时做好对多条线索的分类排队，有计划地逐条展开调查。特别是要加强对律师会见后案情动态的监控，一旦发现案情发生变化致使立案基础发生动摇的，就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二是建立联系协作机制。加强与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金融、房产、电信等相关机关和部门的信息互通、相互协作和案件移送机制，积极为反贪办案创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

（三）建立和完善侦诉协作机制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客观上要求反贪侦查部门取证的深度和广度要有新的提高，否

则，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甚至案件不能被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将可能增加。因而检察机关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强侦诉协作，形成侦控合力，全力把好案件的质量关。

1.加强取证情况沟通。反贪侦查部门人员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并尽量预见到此类证据会对后面诉讼所造成的影响。做到以证据定性每一笔事实，从公诉角度收集每一笔证据，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在必要时，可邀请公诉部门派员提前介入，对办案取证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公诉部门应当加强配合，进一步促使反贪侦查取证水平和揭露、证实犯罪能力的提高。

2.积极协助补强证据。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公诉部门如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反贪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补充侦查，完善证据锁链，促进公诉力度和质量的提高。

3.强化犯罪指控意识。反贪侦查部门要积极协助公诉部门做好出庭公诉、指控犯罪工作，如对于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配合公诉部门分析把握出庭证人的作证意愿、作证动向以及翻证可能。一旦发现有翻证迹象的，要及时弥补作证漏洞，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③。

（四）加强反贪侦查理论研究

反贪办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办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做法，需要反贪干警针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具体实践和特定对象，灵活采用智慧谋略，应对办案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但办案工作也并非毫无章法，而是有很强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的做法经过总结和提炼，可以形成间接经验，对办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要适应新律师法的要求，就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指导。从这种意义讲，在侦查理论方面，应重点研究侦查理念、审讯技巧、突破攻守同盟、翻供、翻证策略、追逃方法等在办案工作中的有效运用。要加强讯问情景研究，按照犯罪心理学、审讯心理学的原理，找出有利于依法审讯破案的规律，增强依法审讯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在服务办案方面，应突出研究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竞争比较激烈、垄断程度比较高的热点行业或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特点规律、侦查对策。

（五）建立高效的组织指挥机制和专业化的侦查队伍

在当前社会基础下，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所以，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办案的节奏将加快，才能保持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找到赃款赃物防止转移，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低下而消失。因此，检察机关内部要努力构建“大侦查”格局，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转化为复合型的、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合理地结合起来，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实现侦查的快速化④。提高反贪部门调查取证、突破案件的能力，适应新执法环境下案件查处的新要求。

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指挥决策形式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放弃战机，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这就要求侦查指挥人员必须有更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要适应这一转变，侦查人员必须专业化。

侦查人才实行专业化管理符合侦查工作的长期目标。专业化的侦查人才应具备几个方面

能力：察微析疑、发现犯罪的能力；紧急应变、快速反应能力；善用谋略、运筹帷幄的能力；欲擒故纵、长期经营线索的能力；独当一面、熟练使用侦查器材、设备的能力。在培养方式上，应实行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方式。在培养方向上，应根据侦查人员各自的特点，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侦查人员对某行业、领域职务犯罪专门调查能力。在提高侦查人员的待遇上，改变侦查人员只能通过行政职务和级别升迁来解决自身待遇的现状，确立侦查人员分级分类享受相当行政职级待遇的管理模式，保持队伍的稳定和活力。

（六）加强反贪侦查管理和动态监控

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加强对反贪侦查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加强研究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证人翻证等现象，巩固侦查成果。1.加强预审工作。反贪侦查部门应当配置专门预审人员，强化审查意识，加强对案件的预审，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2.加强动态监控。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侦查部门应当适时提审犯罪嫌疑人，了解掌握供述动态，检查是否出现翻供现象。对于已经翻供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3.控制证人翻证。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后，侦查人员应当适时通知证人谈话，了解证人作证状况，检查是否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包括污点证人，要加强动态监控，防止证人因律师干扰而翻证。

（七）建议完善立法，体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1.拓展侦查手段。侦查人员办案倚重口供，与侦查手段陈旧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尽管有了录音录像，但这也只是记录讯问的过程和记录方式的改变，在直接获取证据方面无实质性的变化。律师介入诉讼，过去的侦查方式受到了限制，必须有新的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侦查手段，才能使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因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影响，不因律师调查取证权更为有效地行使而受到影响，立法应当为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方法和途径，明确特殊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监视（秘密跟踪和守候监视）等应当成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重要法定手段。

2.建立作证制度。针对职务犯罪侦查中言词证据地位突出的特点和证人的重要性，增设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同时规定证人补偿、保护和豁免制度。证人因作证所造成的误工和其他合理费用支出予以补偿；证人因作证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优先查处，给施加人所在单位或相应国家管理部门发出处罚检察建议并予落实。与此同时，在法律设置上应予完善，使检察机关对不作证、不配合办案的证人或单位有相应的处罚权。对于不配合办案，拖延、推诿、阻扰办案，特别是通风报信的单位和当事人，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司法或行政处罚。

3.完善相关责任。健全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承担相关责任。基于平等交流原则，律师在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当承当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是律师向检察机关开示证据制度，以防止形成侦查与反侦查信息的不对称，进而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增加揭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困难，以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统一。

四、结语

律师法的修改，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依法执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应当积极适应，切实改进执法观念和执法作风，提高侦查破案

水平，增强驾驭反贪侦查全局能力。同时，法律上也应对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手段拓展予以保障，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有所作为，有所发展。

注释：

①沈雯：“刑事诉讼模式变革视野内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载《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10卷第4期。

②林欢欢：“对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规定的解读与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7期。

③王煜、赵刚：“新律师法实施对刑事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载《法学视野》2008年第3期。

④张军、姜伟、田文昌：《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摘自《法治论坛》第14辑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王慧

第三篇：新律师法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法庭上言论豁免权等执业权利有了新的规定，一方面更好地维护了律师的合法权益，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检法的制衡力；另一方面将对反贪侦查部门的侦查取证带来挑战，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针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三权”将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略表浅见：

一、会见权

1、律师会见权的变化。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旧规定相比较，有以下明显变化：

（1）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会见。“讯问”之后少了“后”字，显示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但律师介入的时间点究竟是第一次讯问前、讯问中还是讯问后，法律没有补充规定。有人认为“应当包括整个过程，即律师可以在上述过程中介入”。①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一方面，从立法目的看，整部新律师法修改的着眼点在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防止侦查部门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从文意解释的角度看，特意将“后”字去掉，亦足以彰显立法者的意图。

（2）会见程序。从程序上看，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

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并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未作修改。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也说：“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可见，律师法只是修改了律师会见的批准问题，而未修改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批准问题。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有不少涉及国家秘密。凡涉及国家秘密的，检察机关可以事先告知看守所，让其把好律师会见关，当有律师要求会见时，让看守所告知律师：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需经检察机关批准。②同时，侦查机关也不能为了限制律师的会见权，便将所有的案件秘密都认定为国家秘密，变相剥夺律师的此项权利。

（3）会见的内容。新律师法中会见内容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会见内容变化不大，但关键在于“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权获得律师有效帮助已经跨越了法系、国家、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全世界形成共识，并且出现了刑事辩护的国际化标准趋势，许多国际公约都对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以及律师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一系列刑事司法规则与准则，从我国参与和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刑事司法规范以及立法者的意图，相关学者、实务的讨论，其中侦查阶段的会见，侦查人员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可以在场，但应处于“看得见而听不到”的位置，因此，“不被监听”只是对侦查人员在场权行使的方式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并不与之相冲突。

3、会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⑴犯罪嫌疑人供述可能具有不稳定性，零口供案件将会增加。律师提前介入侦查讯问，并且不受监听。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凭借这一规定不交代问题，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玩“１２小时”的对抗游戏，等候律师“营救”，增加讯问破案难度，造成案件零口供；律师介入侦查后，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违纪违法，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或者“通水”，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翻供、拒供进而产生零口供的现象必将大幅增加。

⑵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提高，成案率会大幅下降。窝案、串案的成功办理对打击职务犯罪有着强大的威慑力，也更具社会影响力。而在侦查实务中，窝案、串案的成案线索往往来源于，最初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对弈，迫于证据和法律，交待犯罪事实，争取立功的行为。而律师会见权的提前，处于保密阶段的线索会变得无密可保。线索一旦被泄露，同案犯就会闻风而动、逃避侦查，这将使侦查取证工作

第四篇：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与应对措施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与应对措施

（浙江和诚震旦律师事务所 315100）

摘 要：关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具有取证权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而新《刑事诉讼法》中对其规定的条文也与其它法律条文发生矛盾冲突，导致辩护律师的在侦查阶段很难把握尺度。因此，如果在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必须进行取证时，要做出合适的应对措施，本文将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取证权；应对措施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颁布之初就存在与其它法律条文相矛盾之处，本文对其中矛盾之处进行讨论研究，建言献策。为争论提出合理有效措施，以便能够更好的为案件侦查进行服务，使法律能够正确顺利运行。

一、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内容

2012年3月14日，我国出台新《刑事诉讼法》，与原《刑事诉讼法》相差异的地方即是：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开始时就是辩护人身份，这就说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调查取证权。而对于准确的规定新法和旧法则保持一致，并未再做其它声明。所以学术界就存在了不同争论，主要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有专家学者认为新法和旧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出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具有调查取证权，所以理应视为没有此项权利；二是有专家学者认为，既然在侦查阶段开始就赋予辩护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就说明辩护律师开始具有调查取证权；三是另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既然新法和旧法中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就表示在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视情况而定，在必须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具有此项权利。可见，学术界的争议也如此之大，所以我们要积极寻找原因，找出解决对策。

二、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原因及结果

（一）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原因

一部法律的在颁布之初，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漏洞，需要在??施过程中找到问题进行改善。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也是如此，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深度解析。发现了其中的差异之处，从而引发了争议。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条文与原法中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如新《刑事诉讼法》中第41条中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同意可以向与证人有关单位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向上级申请进行调查取证，这就赋予了辩护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但在第2款规定中却与原法中第37条中叙述一致，这就表明新法只是赋予了辩护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并没有做出其它规定，而这个身份会让辩护律师拥有更多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也没有进行阐述说明。所以两条法律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其次新《刑事诉讼法》与新《律师法》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新《刑事诉讼法》中第41条的两款规定是第1款有调查取证权而第2款没有，在新《律师法》中第35条中规定：律师可以自行调查取证，表明辩护律师具有调查取证权。两部法律是处在同一法律层级的，那么该如何适用也产生了争议[1]。

（二）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结果

我国目前的法律建设中，如果对于调查取证权视情况而享有，那么在今后的审批中也会层级繁琐，耽误案情进展。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在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

一方面，新《刑事诉讼法》中给予了辩护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就表明新法不禁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而新《律师法》中也同样规定辩护律师可以进行自由取证，这样不仅减少了法律条文间的冲突也是因为调查取证在侦查阶段尤为重要。辩护律师如果在侦查阶段中不享有取证权会错失许多诉讼证据，而且在侦办过程中，辩护律师会接触到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会为辩护律师提供证据，如果不享有此权利将会使辩护律师的工作难以展开。

另一方面，我国立法对此项权利持不明确态度，也说明在市场经济运行下产生犯罪行为发生。但辩护律师作为法律的阐释者和践行者，有其严格的行业规范标准和相应的违法处罚条例，足以严格规范辩护律师办案的方式方法，所以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也不会影响到案件的侦办。辩护律师在行驶取证调查权时既会取证犯罪嫌疑人的真实犯罪证据也会取证对犯罪嫌疑人的有利证据，因为犯罪嫌疑人也需要法律的帮助，来保证其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突出我国对人权尊重和保障，促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

三、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争论的应对措施

首先，既然在两部同法律级别的法律中出现差异的地方，可以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裁决。这是最为权威的办法。具体步骤可以让相关部门进行材料收集整理然后提交到国务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裁决请求。

其次，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争论之处进行解释说明。因为，法律是一个国家运行秩序的保证，如果法律存在不明确之处，那么应用到实际中也会产生诸多问题。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如果不能明确也会让不法分子钻空子摆脱法律制裁。目前这一争论已引起学术和社会的广泛争论，不时的专家学者进行解释分析，许多观点都是个人的一己之见，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适用，造成了对司法进行乱解释的现象。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尤其是最高检察院可以对这一争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解释请求[2]。最高检察院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当法律出现不明确之处可以向其反应情况。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具有对法律的解释权，所以通过两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工作，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明确的解释，辩护律师到底在侦查阶段有没有调查取证权[3]。

最后，可以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禁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调查取证权，而视为辩护律师享有此项权利。因为，调查取证权对于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并没有禁止只是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而在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中遇到障碍是也会想侦查机关进行申请，侦查机关也会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监督。所以，在不造成影响下选择默示，也是当前法律出现不明确时的常规做法。

结束语：

新的《刑事诉讼法》由于颁布时间较短，运行的不够稳定，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向上级相关部门提出法律解释请求过于草率，因此建议采用第三种方式来面对争议。在法律适用一些时间后，可以采用第一、二中方式来明确此项权利的规定，从而保护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余为青.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与应对[J].学术论坛，2016，39（12）：130-135.[2]杨晓静，丁延松，常明明等.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行使的界域及律师执业规范导引[J].山东社会科学，2014，24（10）：132-139.[3]孙一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6，17（6）：26-31.

第五篇：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上)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上)

提要: 综观国际法律文件及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都享有丰富的权利。而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开展业务步步艰难，处处受阻。究其原因，乃立法赋予律师在该阶段的权利太少，并且仅有的一点权利还缺乏保障，控辩双方力度严重失衡。因而，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并进一步加强其权利保障。

在“侦查本位”已被否定、“审判本位”尚未确立的中国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与起诉、审判并列而存，但三者又依次呈现出一种流程关系，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侦查的结果。由此可见，侦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它对整个诉讼程序正义的实现具有关键的影响。然而，我国侦查程序以强职权主义为其结构模式，具有封闭性、专权性等特征，侦查权利得不到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这与正当程序原则及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理念是相悖的，更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侦查程序中引入对抗机制，加大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促使侦控方与辩护方力量平衡。基于此，本文拟对国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进行考察以求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同时在对我国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现状与缺陷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加强律师权利保障的几点思考。

一、国外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比较考察

1990年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the Basic Principleson the Roleof Lawyer.以下简称为《基本原则》)第1条规定：“一切个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定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第5条规

定：“各国政府应确保主管当局告知遇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控为有刑事罪的一切个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一名律师提供协助。”第7条进一步规定：“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一切个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1名律师联系，不管任何情况下，至多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后8小时。”第16条、17条、20条、21条、22条规定：政府应确保律师在不受威胁、没有妨碍、避免骚扰和不正当干预的情况下，履行职务以及自由会见当事人的权利;确保律师由于履行职务安全受到威胁时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的权利;律师对其有关诚实的口头的或书面的辩论陈述或在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行政当局面前作出的有关职务作为，享有民事刑事豁免权;确保律师获得现行当局拥有的或掌握的可能的信息、文件和资料的权利;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性。这些规定从原则上明确了律师介入侦查的身份、时间，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会见权、阅取当局所拥有的信息文件资料权、获得人身安全保护权以及刑事辩护豁免权，并确立了律师职务秘密原则。

该《基本原则》虽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其有关律师权利及保障措施的规定在很多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都得到了采纳或体现。一些国家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的权利甚至已超过了《基本原则》。综而观之，现代各国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享有以下权利：

(一)辩护人身份权

除《基本原则》第一条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权加以确认外，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与实践中也都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特别是在侦查程序已经实行控辩对抗式的英、美、法等国家，律师在“三方组合”中担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辩护人身份是毋庸置疑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规定：“在任何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都享有辩护人为他辩护的权利。”目前英、美等国家不仅允许在押嫌疑人或被告人自行委托辩护人，还以国家或公共经费为无力自行聘请辩护人的嫌疑人指定辩护人，其中英国对于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法律援助资金远远超过国家投入检察机关的资金。

在大陆法国家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也在立法上得到确认。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阶段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被指控人有法定代理人的，法定代理人也

可自行选任辩护人。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第31条还规定，辩护人应当从律师中选任。

(二)会见交流权

律师与被疑人的会见交流是被疑人获取法律咨询的一种最重要形式，因而各国都赋予了律师侦查阶段的会见交流权，只是在时间和所受的限制方面有所区别。

在英国(主要是英格兰和威尔士)，《1984警察与刑事证据法》首次明确地赋予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获取法律咨询的法定权利。[2](P87)该法的《实施细则3》规定，所有被警方拘捕的人都必须被告知有权随时以书面、书信或电话的方式与独立的律师取得联系，并且可以获得值班免费法律咨询;任何警察不得在任何时候以任何语言或行为阻止被拘捕人取得法律帮助;原则上只有在被拘捕人实际取得法律帮助之后才能对他进行讯问或者继续讯问。英国《法官守则》(The Judges'Rules)也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前必须口头告之被羁押的人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讯问法律(草案)》进一步规定：“在讯问以前必须通知犯罪嫌疑人他有权会见律师。”但也有例外规定，如果是“严重的可捕罪”案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警督以上级别的官员也可在其取得法律帮助之前对他进行讯问或者继续讯问。

美国通常情况下允许在押嫌疑人可以随时与律师会见往来，并且必须事先告知嫌疑人有免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如果嫌疑人要求律师帮助，则不论何种案件，在实际听取律师咨询意见或会见到律师之前，不得进行讯问，除非嫌疑人主动陈述。会见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方式由监狱官员合理安排，会见时律师要遵守监所的制度。会见时双方的谈话是秘密的，应保证不被监听或偷听。[3](P54)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处于预防性羁押状态的人有权自该措施执行之时起同辩护人进行会见;被当场逮捕的嫌疑人或者被依法拘留的人有权在拘捕后立即与辩护人会见;贫困线以下的嫌疑人除违反税法的犯罪案件外，由国家免费指定律师提供帮助;在押嫌疑人与律师的秘密会见往来必要时可似监视，但

不得监听，禁止窃取律师与嫌疑人之间的通讯;在初期侦查过程中，存在特殊的需要防范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请示预审法官批准推迟律师与嫌疑人之间的会见，但推迟的时间不得超过7日。[1](P340)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8条第一项规定，被指控人即使是不能自由行动的，允许与辩护人进行书面、口头往来。但在第二项又规定了一些限制情形：被告人不能自由行动并且调查事项是《刑法典》第129条a的犯罪行为时，如果寄发人不同意将书信、其他物品首先交予法官的，应将它们退回。在第一句的前提条件下，对被告人、辩护人之间在其他法定程序中的书面往来同样适用此规定。进行第一句或者第二句的书面往来监视时，对于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的交谈，应当作不得传递书信与其他物品的规定。[4](P70)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拘留20小时之后，被拘留的人有权要求会见律师，警方必须告知其该项权利;但如果正在侦查的是《刑法》所规定的参加犯罪组织罪、加重的组织卖淫罪和敲诈勒索罪或者有组织的集团犯罪，会见律师的时间可以推迟至拘留后的36小时以后，特殊情况下可推迟到拘留后的72小时之后，但司法警官必须在最短时间报告给共和国检察官;如果被拘留人无法选定律师或者无法与所选定的律师联系，可以要求律师公会会长为其指定一名律师，对于此项要求，警方应当毫不迟延地通知律师公会会长;律师有权在保守秘密的条件下会见被拘留人，即会见时不受警方监视或者监听;但律师的会见不得超过30分钟。[5](P203)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1款规定：“身体受到拘禁的被告人或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参加的情况下，与辩护人或由能够选任辩护人的人所委托的辩护人，进行接见，或授受文件或物件。”但是该条第2、3款对会见交流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法院为了防止嫌疑人或被告人逃跑、毁灭罪证或传递某种妨碍戒护的物品时，可以指定会见的日期、场所和时间，并禁止传递物品;另外，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一定级别的司法警察认为在进行侦查上有必要时，在提起公诉以前可以对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日期、场所及时间予以指定，只是该项指定不得不适当地限制嫌疑人进行准备防御的权利。

从以上的考察可见，各国在原则上都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交流权。当然，该项权利不是无限制的，在特定情况下各国都规定了一些限制情形，但作出这种限制必须要符合严格的条件和程序，遵守法定的期限。

(三)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

各个国家或地区对警察讯问嫌疑人时能否赋予辩护人在场权的态度和做法并不相同。总体上说，英、美、法国家对此持肯定态度，大陆法国家则立场各异。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创立了先例：律师有权亲自到警察局讯问嫌疑人的现场，如果警察剥夺这一权利，那么，嫌疑人单独作的供认就失去了证明力。[6](P191)这主要来自于几个著名案例。在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时有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在“艾德沃德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中确立了只要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到场的，那么在其律师到场之前，侦查官员不能再向他提任何问题;犯罪嫌疑人先前放弃律师帮助权，在讯问过程中又明确主张需要律师到场的，讯问必须立即中止，直到律师到场后才能恢复讯问。在1964年“莫萨亚诉美国”一案的判例中指出：若无嫌疑人的律师在场，政府官员从无律师的嫌疑人处获得的供述不能自动被采用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197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布鲁尔诉美国”一案的判决进一步确定了侦查阶段律师的在场权，警察审讯被告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否则程序自动失效，除非嫌疑人自愿放弃。一系列的判例使美国形成了严格的律师在场制度及相应的保障措施。

英国的律师在场权形成稍晚，1985年生效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细则3》才有所体现。《实施细则3》规定，在讯问开始时或者进行过程中，被拘留人被允许咨询律师而且可能咨询到律师的情况下，必须允许该律师在讯问过程中在场。在讯问前，负责侦查案件的警官必须给律师一份指控提要。[7](P345)如果由于在场律师的行为使讯问人员无法正常向嫌疑人提问时，可以中止讯问，要求该律师离开，并由讯问人员请示级别不低于警长的官员，请示不到警长时，可请示一名级别不低于警督且与本案调查无关的官员。该警官找律师谈话之后决定是否在有该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讯问嫌疑人，如决定不继续

讯问，嫌疑人可以在恢复讯问前咨询另一名律师，接任的律师可以在讯问过程中在场。在讯问过程中要求律师离开属于严重事件，警长或级别在此之上的官员应考虑是否将此事件向律师协会报告;如要求律师离开的决定为警长之下的官员所作，他必须将此告知一名警长或者级别在此之上的官员，后者再考虑是否应将此事向律师协会报告。可见，从立法来看，英国对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律师在场权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其保障程度在某些方面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是最为充分的。[8](P239)但英国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缺乏必要的保障，没有美国的“如果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律师在场，则讯问无效”的规定。因而英国的侦查实践中出现“讯问时辩护人在场的近乎绝对的法定权利，大多数想得到这种权利的人仍然没能获得”的情形就不足为奇了。

法国的侦查包括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阶段。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0条对初步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权作了规定：“对现行重罪案件，如果预审法官尚未受理，共和国检察官可以对任何嫌疑人发出传票。共和国检察官应当立即讯问依此方式被传唤的人。如果被传唤者是由辩护人陪同自动前来，则只能在辩护人在场情况下对他进行讯问。”第118条第1款与第170条第1款对预审阶段的律师在场权作了规定，对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进行讯问或对质时，应有其辩护人在场或者传唤他们，但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明确表示不要辩护人在场的除外;被控告人未明确表示放弃辩护人在场权而预审法官未及时传唤辩护人的，行为本身及其以后的诉讼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力。可见法国刑事诉讼对辩护律师在警察初步侦查时的在场权限制较严，而对预审阶段的在场权则给予充分的保护。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对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律师在场权给予了非常充分的保障。该法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具体的地点和紧急情况，司法警察官员也可以在辩护人未出席的情况下向被调查人了解有助于立即开展侦查工作的消息和情况。意大利法对于律师在场权的要求实际上比美国还要严格，因为它不仅保障嫌疑人要求在讯问时有律师在场的权利，而且把保证律师在场作为侦查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并且完全排除了嫌疑人在警察讯问时历作陈述的证据能力，即使有律师在场，嫌疑人的陈述也只能用作弹劾证据。[8](P241)

德国和日本都没有赋予辩护人在警察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但德国规定了检察院讯问嫌疑人时(在德国检察院讯问嫌疑人属于正式侦查，作者注)，辩护人有权在场。德国学者认为，初步侦查程序经常需要迅速地做出决定，为了从中得到线索，讯问有时还必须秘密进行。所以，现在还没有把辩护人参加讯问视为辩护人的职责。[10](P229)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阶段询问证人时以及执行查封票和搜索票时辩护人可以在场，但立法却没有规定讯问嫌疑人时律师可以在场。目前日本律师界正在努力争取立法规定律师在侦查官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在一些刑事法规中已经逐渐出现对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松动，如日本犯罪侦查规范第180条第2款规定：“讯问中，要求辩护人及其他适当的人员在场时，必须要求在场人在供述笔录上加盖印章。”

从以上的考察可知，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在场权，但这已经成为现代之主流，代表了发展的趋势。

(四)查阅侦查案卷材料的权利

如前所述，《基本原则》第21条对律师的该项权利作了具体规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也采取不同方式对律师阅卷权予以充分保障。

在美国，联邦法院制定了一条“先悉权”原则。根据此项原则，被告人及其律师可以查阅被告人向警察官员或大陪审团所作的供词或陈述。尤其是被告人声称他不能准确地记住他对警察官员说了些什么，而且自从作出陈述以来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是允许的。[6](P190)

在法国，辩护律师对案内证据的了解主要依靠查阅案卷和参与预审程序。法国刑诉法第118条第2款规定，被控告人的辩护人有权在每次讯问24小时前阅览案卷。第170条规定，不按法定时间向辩护人提供案卷的，行为本身及其以后的诉讼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力。控方有关案件的全部卷宗材料和证据都要在审判前合理的期限内经辩方过目、了解甚至摘抄、复印。

在德国，其《刑诉法》第147条就辩护人查阅案卷专门做了规定：辩护人有查阅案卷权，辩护人有权查阅移送法院的或者在提起公诉情况中应当移法院的案卷，有权查看官方保管的证据;案卷中还未注明侦查已经终结的时候，如果查阅可能使侦查目的受到影响的，可以拒绝辩护人查阅案卷、个别案卷文件或者查看官方保管的证据;在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允许拒绝辩护人查阅对被告人的讯问记录，查阅准许他或者假如提出要求时必须准许他在场的法院调查活动笔录，查阅鉴定人的鉴定;只要无重要原因与此相抵触的，依申请应当许可辩护人将除证据之外的案卷带回他的办公地点或者住宅查阅。对决定不得要求撤销。是否准许查阅案卷在侦查程序期间由检察院决定，除此之外由受理案件法院决定;拒绝辩护人查阅案卷的理由如果没有先前消除的时候，检察院至迟应当在侦查终结时撤销拒绝查阅的决定。不受限制地查阅案卷权一旦重新产生时，应当通知辩护人。[4](P69～70)

其他许多国家也都通过证据开示制度保障了律师了解侦查案卷材料的权利。

(五)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平等对抗原则的客观需要，因而英美法系国家都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也注重被疑人权利的保护，努力避免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的悬殊差别，吸收了一些对抗制的因素，赋予辩护律师相应的调查取证权。据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田文昌律师2001年对欧洲六个国家考察后所撰的文章说：“在欧洲各国，律师的调查权不受限制。”在调查时间上，法律对律师着手调查的时间没有限制。律师一接手案件就可以进行调查，侦查阶段也不例外。”“在调查对象上，控辩双方都可以接触对方证人(包括被害人)了解情况，法律对此也没有限制。”由此可见，欧洲各国的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

二、我国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现状与不足

(一)立法之现状

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为进一步保证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两院三部一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作了更明确地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讨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第二十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申请取保候审，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

由此可见，我国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1)向公安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2)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3)代理申诉和控告;(4)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律师的这些权利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合法的诉讼权利，防止其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制约侦查人员滥用权利等方面都可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我国相关规定同时也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活动作了较多的限制：(1)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得查阅案卷材料;(2)律师不得教唆、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及其他干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3)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填写《会见犯罪嫌疑人申请表》，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4)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需要聘请翻译人员，应当经公安机关准许;(5)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6)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会见场所的规定时，在场民警应当制止，必要时，可以决定停止本次会见。

(二)存在之不足

与《基本原则》和各国通行规定相比，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存在以下之不足：

1.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不明，不具有“辩护人”的身份权。我国法律只规定了律师参与侦查阶段的权利和范围，但没有赋予律师在这一阶段的身份和地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可见公诉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之后，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才是辩护人。而律师在侦查阶段既不是辩护人，也不是诉讼代理人。那么他应属于什么身份呢?如何称呼?现实中难以统一，有人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也有人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还有人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身份和称呼直接体现了律师在这个阶段的工作范围、权限，如果连自己的身份都模糊不清，如何去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能呢?这也是律师在参与侦查阶段的刑事活动以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受到局限的原因之一。

2.一些重要的诉讼权利阙如。如前所述，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只享有四项权利，而《基本原则》和各国通行规定在这一阶段赋予给律师的阅取当局所拥有的信息文件资料权(阅卷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及刑事辩护豁免权等数项重要权利是不具备的。几项重要权利的阙如限制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使律师无法真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不敢制约侦查权力的滥用。有人说：“没有律师就没有司法公正”，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如果没有这些权利，那么即便有律师也同样无法实现司法的公正。

3.现有之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实践中基本无法落实。首先，是会见交流权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在侦耷机关任意为律师会见设置种种障碍，以种种理由拒绝律师的合理要求;即便同意安排会见，也不遵守规定时限，有的律师往返多次才能办妥会见手续;有的侦查机关限制会见的时间、次数和人数;多数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嫌疑人时派人在场，律师往往不能了解案件的实际情况。据2003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近期对辖区内的看守所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对177名在押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部在押人员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率仅为14.6%，律师会见在押人员的次数平均为1.3

次，人均每次会见持续的时间约为24分钟。可见，诸多原因的存在致使我国的在押人员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率非常低。

其次，律师代理申诉、控告以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很难得到保证和落实。比较现实的问题是申诉、控告应当向哪个机关提出?由哪个机关负责处理?在多长时间内予以处理?况且律师看不到案件材料，无权调查取证，不了解具体案情，如何代为申诉、控告?有权决定的机关在律师代为申请取保候审后七日内不作出答复应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立法上缺少充分的保障。没有保障的权利相当于没有权利。因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大受怀疑，许多人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基本上是流于形式，律师的职能形同虚设。所以律师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数量急剧下降。

再次，律师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按我国法律之精神，律师依法执行职务，理应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我国关于这方面权利的保障措施却一片空白。相反，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毁灭证据罪、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对律师的人身权利保障极为不利。律师因涉嫌上述犯罪被公安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不少案件属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法306条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误捕或出于职业报复而故意错捕)。因此，辩护律师既难以保全自己，更难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这极大地挫伤了律师辩护的积极性，使他们顾虑重重，越来越多的律师把办理刑事案件视为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