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范文

第一篇：试论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范文

试论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周德锋 赖兴平

2008年6月1日起实施的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庭审言论豁免权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总体上看，此次律师法的修改更为强调案件的公开性,突出控辩双方的平等性和对抗性，使得控辩双方的关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律师权力的扩张，也意味着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将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和全新的挑战，因此，如何更新观念，调整工作策略，充分认清这些挑战并提前作好应对准备，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及具体适用新《律师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浅谈新《律师法》对公诉部门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对策。

一、新《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1、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给公诉工作的具体操作带来一定难度。由于此次《律师法》修改没有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配套进行，在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三方面的法律程序规定上两部法都有冲突，造成在有些具体公诉工作实践中难以操作，主要表现在：一是案卷材料范围和查阅、摘抄、复制时间界定不明。《律师法》颁布后既无相应的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衔接的说明，也无相应的有权解释，造成了具体适用过程中对这些冲突的规定无所适从。如“案卷材料”和“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是否包括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内部工作材料。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和公诉承办人同时阅卷，甚至在承办人尚未阅卷的情况下是否也可阅卷等等。二是证据开示的单向性。在法律未规定对于律师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辩护人有向公诉方进行开示的义务的情况下，必然会让公诉人在庭审时居于证据掌控的弱势地位，如何克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避免在庭审中出现“证据突袭”，造成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的增加，现行新《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都缺乏相应的操作细则来弥补。三是律师权力行使与权力救济脱节。新《律师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权利保障的救济措施，现实中，对于其他部门对律师权力行使的种种刁难，律师往往求助于公诉部门，而公诉部门由于缺乏法理的支持和具体的操作规则，其措施往往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向有关个人提出口头或者书面告知，这种监督属于软监督，效果不大，加上受部门间及工作上的利害关系影响，公诉部门也常常爱莫能助。

2、新《律师法》与传统侦诉模式的冲突，导致公诉工作向前延伸困难重重。公诉的成功取决于证据，证据的收集主要靠侦查，侦查中心主义是我国诉讼程序的一个突出特点。但随着新《律师法》的实施，这种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架构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侦查部门要按照公诉的标准及时收集、审查、固定证据，以此构建大控方的格局，才能避免律师权力扩张带来被动办案的局面。因此，公诉方为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加大对侦查监督的力度和引导的重视，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由于公检之间并没有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加上介入侦查的办案人由于学识、侦查能力等原因难以实行有效指挥侦查，势必造成法律与实际脱节，而且过度介入也有可能会出现办案责任不明，相互推诿的现象，不利于发挥其积极性，影响刑事司法的效率。因此，如何协调、解决侦诉两者之间的关系，保证案件“立得准、侦得好、诉得出、判得了”，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是在当前公诉工作在新《律师法》实施后面临的一大难题。

3、新《律师法》与现行办案机制的冲突，使公诉工作不稳定因素增加。修改后的《律师法》解决了“有效辩护”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好“有效指控”的问题，传统“由供到证”、“重实体、轻程序”的办案机制逐渐瓦解，加上律师权力的大幅度扩张，使得公诉工作中不稳定因素的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收集、固定证据难度加大。律师会见权的提前，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另一方面，却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从而增加收集证据的难度。同时，律师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后，将会寻找有关证人调查核实，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证人可能会出现避证、拒证心理，甚至可能出现作伪证的现象，无疑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二是串供翻供概率加大。由于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公安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全案的证据弱点、薄弱环节以及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这就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翻供提供了条件，如果一些不法律师有意识地提醒有关涉案人员，帮助嫌疑人实现串供的目的，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在审查阶段翻供串供。三是公诉工作风险增加。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全面的阅卷权，律师在证据掌握方面形成了单向的信息优势，这种状况就给公诉人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如何分析案情和审查证据带来了一定难度。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有的证据是原来未曾发现的，有的证据与指控证据相矛盾，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证据角度不同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会打破原有的指控思路，延期审理的情况会增多，改变起诉指控意见的情形也会出现，在缺乏其他有利证据的情况下，还可能会造成案件的撤销或不起诉。

二、公诉部门应对新《律师法》挑战的策略

《律师法》的修改短期之内必然会对公诉工作造成影响，但从长远看来，有利于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发展进程，有利于在司法工作中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更有利于公诉部门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提高案件质量。

1、转变“三个观念”，突破传统执法观念束缚。（1）、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出击转变。随着新《律师法》实施，公诉工作将面临更多挑战。在立法上，亟须完善制度开示制度、强化侦查措施和手段、完善证人制度等，这的确是彻底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完善立法需要一个长期而繁复的过程，并不能解决当前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公诉部门必须要主动出击，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改变传统办案模式，注重在办案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信息畅通灵敏、运转高效有序的办案机制，才能应对现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2）、由重实体、轻程序向二者并重转变。新《律师法》的出台是保障人权和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律师权力的扩张表明了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程序公正逐步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共识。针对这样的情况，公诉人员在案件审查工作时，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重权力、轻权利”的执法观，不仅要追求实体的公正，也要重视程序的公正，在程序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的心里，必须坚持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3）、由单边职权主义向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转变。此次新《律师法》通过赋予律师更大、更独立的执业权，抑制公诉权和提升辩护权，促使控辩双方的力量更趋近于平等，针对这种平衡关系的新格局，公诉部门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重构控辩平衡关系，注入平等武装、平等合作理念，寻求新的控辩平衡关系，探索刑事证据研究新方向，从而减少诉讼风险，实现最大正义。

2、强化“三个意识”，提升公诉队伍专业化建设

（1）、强化证据意识，提高庭前预测能力。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证据的收集、固定、拓展等方面，因此公诉人必须强化证据意识，确保指控犯罪证据确实、充分。一是努力完善、固定和补强证据。必须弱化对口供等言词证据的依赖，重视对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重点审查供述前后的矛盾点、供证之间的矛盾点，为分析论证提供准确依据，对移送的案卷材料中的瑕疵证据，应及时予以排除。二是要做好庭前预测分析。全面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做到防患于未然，针对法院注重采信被告人当庭供述和证人当庭证言的情况，及时掌握律师介入后证据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和被告人的思想变化情况，预测庭审时可能出现的翻证、翻供现象和其他对指控不利的情况，事先周密预测，拟出应对方案，做到未雨绸缪。

（2）强化快攻意识，提高办案效率。新《律师法》使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对案件信息全面掌握，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辩护工作，而其收集的无罪、罪轻证据却不一定向公诉人员开示，从而形成控辩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因此，公诉部门可以通过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建立相互配合的案件协调机制等方式，提前熟悉证据，了解案件证据情况，案件一旦移送审查起诉后，在保证律师阅卷权的前提下，公诉人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快速办结案件，通过对案件的快速办理，“压缩”辩护律师作针对性调查取证的时间，降低诉讼风险。

（3）强化技能意识，提高公诉应变能力。一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围绕公诉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责任、职业纪律和职业形象，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切实培养和提高公诉人的证据审查判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当庭应变能力和沟通技巧等。二是加强实战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的证据审查能力和出庭支持公诉水平，建立定期业务学习制度，通过组织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经验介绍、案例讲评等方式，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把握和运用证据的能力。三是推进岗位练兵，定期组织庭审观摩，观看审判纪实录像，对部分有影响和疑难的案件，在出庭前后，召开会议对案件辩论的焦点进行分析，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不断提高公诉人应变能力。

3、完善“三个机制”，构建公诉工作新模式

（1）、完善侦诉衔接工作机制。一是构建大控方的工作格局。建立以“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为主，公诉部门主动提请介入为辅”的制度，针对各种不同的案件，对一些疑难案件的定性，以及涉及罪与非罪、是否立案等问题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设，避免适用法律和错误。同时按照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实际情况，将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相衔接，使二者同步进行，构建大控方工作格局。二是建立适时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不能代替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侦诉一体化机制不是建立在体制上的，主诉检察官引导的取证工作是诉讼需要，不包涵着隶属或领导因素，因此公诉部门要建立适时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根据法庭举证的具体要求，对侦查部门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绝不能不择时机地引导，甚至因此干扰侦查工作。三是加强对侦查工作宏观指导。通过定期举行侦查和公诉部门主要部门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围绕办案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案件办理形势，通报审查起诉和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情况，争取达成共识。同时，公诉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公诉案件证据标准》，使公安机关更准确地把握侦查取证的方向，明确控诉犯罪的证据标准，使侦查活动更接近庭审的要求。

（2）完善案件动态监控机制。一是要犯罪嫌疑人、证人进行心理监控。当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和向证人取证之后，办案人应及时了解掌握嫌疑人供述状态及证人作证状况，掌握其心理动态，分析是否可能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的动态监控，可以制作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联系卡，在复核证人证言时，将联系卡交给证人，并告知他们如果自己人身受到威胁，可以立即向检察机关报告，由检察机关对其提供必要的保护。二是办案流程的动态监控。通过程序化流程的工作流程，对各项业务工作的程序、质量标准、办案时限进行全面控制，将案件的经办都纳入到质量办案体系的监控当中，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水生产线，对案件进行全方面的监控，确保案件质量。（3）、完善与律师交流机制。

一是尊重和保障律师权力的行使。保障律师权力的行使，不仅需要完善人员和机构设置，要建立专门阅卷室；设置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律师，监督、保管案卷材料；添置相关的复印设备等等。同时要对保障律师法的实施进行法律监督，规范律师会见过程中，律师资格审查以及相关程序，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达成一致，将律师与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二是拓宽与律师的交流途径。进一步探索和改变控辩双方庭审前交流机制，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将控辩双方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庭审前解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期间，应告知辩护律师有提出书面意见的权利，要求律师对自行调查取证的重要证据，应该在开庭前告知或递交给公诉部门，以便检察院可以在第一时间全面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在审查中，公诉人可以有针对性地与律师交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提前进行，随时纠正和调整不正确的观点。

三是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沟通联系。公诉机关既要支持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又要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规范律师行为，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发现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篇：新律师法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法庭上言论豁免权等执业权利有了新的规定，一方面更好地维护了律师的合法权益，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检法的制衡力；另一方面将对反贪侦查部门的侦查取证带来挑战，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针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三权”将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略表浅见：

一、会见权

1、律师会见权的变化。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旧规定相比较，有以下明显变化：

（1）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会见。“讯问”之后少了“后”字，显示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但律师介入的时间点究竟是第一次讯问前、讯问中还是讯问后，法律没有补充规定。有人认为“应当包括整个过程，即律师可以在上述过程中介入”。①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一方面，从立法目的看，整部新律师法修改的着眼点在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防止侦查部门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从文意解释的角度看，特意将“后”字去掉，亦足以彰显立法者的意图。

（2）会见程序。从程序上看，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

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并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未作修改。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也说：“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可见，律师法只是修改了律师会见的批准问题，而未修改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批准问题。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有不少涉及国家秘密。凡涉及国家秘密的，检察机关可以事先告知看守所，让其把好律师会见关，当有律师要求会见时，让看守所告知律师：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需经检察机关批准。②同时，侦查机关也不能为了限制律师的会见权，便将所有的案件秘密都认定为国家秘密，变相剥夺律师的此项权利。

（3）会见的内容。新律师法中会见内容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会见内容变化不大，但关键在于“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权获得律师有效帮助已经跨越了法系、国家、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全世界形成共识，并且出现了刑事辩护的国际化标准趋势，许多国际公约都对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以及律师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一系列刑事司法规则与准则，从我国参与和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刑事司法规范以及立法者的意图，相关学者、实务的讨论，其中侦查阶段的会见，侦查人员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可以在场，但应处于“看得见而听不到”的位置，因此，“不被监听”只是对侦查人员在场权行使的方式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并不与之相冲突。

3、会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⑴犯罪嫌疑人供述可能具有不稳定性，零口供案件将会增加。律师提前介入侦查讯问，并且不受监听。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凭借这一规定不交代问题，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玩“１２小时”的对抗游戏，等候律师“营救”，增加讯问破案难度，造成案件零口供；律师介入侦查后，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违纪违法，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或者“通水”，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翻供、拒供进而产生零口供的现象必将大幅增加。

⑵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提高，成案率会大幅下降。窝案、串案的成功办理对打击职务犯罪有着强大的威慑力，也更具社会影响力。而在侦查实务中，窝案、串案的成案线索往往来源于，最初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对弈，迫于证据和法律，交待犯罪事实，争取立功的行为。而律师会见权的提前，处于保密阶段的线索会变得无密可保。线索一旦被泄露，同案犯就会闻风而动、逃避侦查，这将使侦查取证工作

第三篇：刑诉法修改对公诉工作影响及对策范文

刑诉法修改对公诉工作影响及对策

作者：黄鸿远

时间：2012-05-08

正义网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公诉而言，新刑诉法恢复了卷宗移送制度，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增设了庭前预备会议，设立了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简易程序进行了重大修改。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立法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执法者的一次全新挑战。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更新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能力、强化自身监督制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诉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是我们每一名公诉干警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此次刑诉法修改涉及公诉工作的主要方面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充分体现

此次刑诉法修改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以下四条已经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质和内核：一是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二是第五十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确立了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三是第五十三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具体标准，即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四是继续保留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成分。

（二）律师阅卷制度的改革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于律师阅卷问题，在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其对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阅卷的范围从以往的部分材料扩大到案卷材料。新刑诉法规定，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都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二是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上述案卷材料。此外，为了防止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被移送，第三十九条还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就可以使辩护人全面掌握不利和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

（三）对公诉案件的庭审细化了要求

在公诉案件庭审方面，对于检察机关具有影响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第一百八十七条增加了证人、警察和鉴定人出庭的规定；二是第一百九十二条增加了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三是一百九十三条在完善一审程序时增加了“量刑”内容，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四是第二百零八条、二百一十条扩大了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取消了简易程序案件可以不派员出庭的规定。

二、刑诉法修订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一）证据制度的修改对公诉人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调查核实权，如何妥善处理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关系，都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一定程度上加大公诉人的工作量。此外，基于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就需要公诉人进一步研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法。

而在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方面，虽然新刑诉法在第一百八

十七、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和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以及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但是对于公诉人而言，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难度，尤其是当证人在法庭上直接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询问和质证的压力时，如何实现良好的庭审效果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鉴定人和专家证人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特殊群体，因此，在询问鉴定人和专家证人时，公诉人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在工作中逐步实现公诉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二）律师办案制度的修改增加了办案的难度

此次刑诉法在律师办案制度方面吸收了08年实施的新律师法的精神，在律师会见权、律师自行调查权、律师阅卷权等方面，较现行的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意味着，控辩双方的关系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然而这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则意味着一次全新的挑战，而对公诉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控方证明的难度。新刑诉法中涉及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三十八、三十九条的规定，从总体上看，是扩大了辩护方的权利，从而限制了控诉方的权力。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公诉机关尚可以以刑诉法为上位法、律师法为下位法为由拒绝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但新刑诉法实施后这个“挡箭牌”将不复存在，也使侦查、公诉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诉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变为“全面公开”状态。而随着辩护方权利的扩大，控诉方和辩护方的力量对抗也就从表面上的平等向实际上的平等迈出坚实的一步，进而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也就意味着辩护方不承担相关的责任，这样必然增加控方证明的难度。

二是增加了固定证据的难度。在案件侦查和审查起诉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而新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因而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全案的证据弱点、薄弱环节。同时，律师还可以提前了解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这样一来，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提供了条件。通过串供或者其他的措施，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翻供，从而给公诉机关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或暗示，犯罪嫌疑人、证人就有可能翻供变证，造成言词证据的稳定性减弱。职务犯罪特别是行受贿这种对合性犯罪往往主要靠言词证据定案，言词证据本就稳定性差，犯罪嫌疑人、证人如果翻供变证，必然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

（三）简易程序全部出庭将大量增加公诉人的工作量

新刑诉法在某种程度上将现行的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普通程序案件简化审程序加以合并，这样做将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弥补检察机关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庭审活动监督缺失等问题。但是，它给基层检察机关带来的难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力、物力和案件量如何匹配、怎样提高诉讼效率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基层院而言，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程序案件占到绝大多数，如果每个案件都要出庭，案多人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三、公诉机关的应对措施

（一）转变执法理念

刑诉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以及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等一系列明文规定，对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适应，更新执法观念，认真执行法律规定，迎接挑战。首先，要更加注重程序正义。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更要重视程序正义。但长期以来一些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在办案中还是存在。程序正义要求公诉人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行使，人们诉讼于法律不但要求结果公正，更希望程序正义。其次，要更加注重人权保障。人权保障的理念要求我们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不仅要仔细审查那些导致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更要仔细审查那些将导致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审查全部证据。再次，要更加注重尊重律师工作。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律师参与诉讼的程度和实际效果来体现的。检察机关应当为律师行使职责提供方便，相信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和交流，赢得律师对检察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公诉人确保律师权利的实现，就是对律师工作的尊重，就是对刑诉法的遵守，就是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

（二）苦练内功，提高公诉人业务素质

一方面全面学习刑诉法修正案的相关法条，深入探究法条的学理解释，正确把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认真领会立法意图，通过公诉实践逐步实现公诉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针对公诉人的实战培训，提高庭审交叉询问技能，妥善处理庭审调查中证人证言、证据发生的各种变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审局面的能力。

（三）加强与侦查机关配合，强化证据意识

刑诉法的修改对侦查、公诉机关收集、整理和审查证据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使审判前侦查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通过继续侦查随时提供指控犯罪应有的证据。这就要求侦查和起诉方进一步协调关系，形成合力，尤其是侦查必须围绕起诉指控的需要进行，侦查机关必须准确全面地提供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因此，要以刑诉法的修改为契机，加强与侦查机关的联系，及时互通情况信息；对重大复杂案件，公诉机关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指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强化证据的完善、固定工作，防止翻供翻证，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中的空隙、漏洞，提示侦查机关补强完善证据；强化案件动态监控，注意收集串供、转赃等再生证据，发现并掌握律师介入后出现的翻供翻证及其他不正常情况，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加强侦诉协作，形成合力，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同时，公诉机关要切实改进目前的证据结构，逐步降低言词证据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提高实物证据的比重和地位，通过降低言词证据的比重，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负面影响自然降低。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侦查机关更高的侦查水平以及侦诉机关之间更强的协调能力。

（四）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建设

一是针对第五十四条至五十八条，建议“两高”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对“非法方法”进行列举，对“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进行诠释；对形式非法、陈述内容自愿真实的言词证据如何处理进行判定；公诉方要求侦查人员进行合法性说明，如何进行，是否与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接轨；以及对有权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侦查行为合法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二是证人保护制度在检察机关如何实现，什么条件下依申请而保护，什么条件下实现主动保护，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措施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究竟有哪些方式和措施等等，需要进一步更为明确的规范。三是针对简易程序全部出庭的情况，建议区分情况采取出庭支持公诉和出庭旁听庭审两种形式，或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允许检察机关派一人出庭。

第四篇：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侦查监督工作、反贪工作、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侦查监督工作、反贪工作、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改的。实践证明，刑事诉讼法程序设计和职权配置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增长，刑事诉讼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为此，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修改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体现了近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实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完善和创新了我国刑事讼诉制度，对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形事司法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次修订（增加和修改）的条文达90多条，同时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将对司法机关及广大的法律工作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对检察机关带来新的挑战，同时提出新的要求，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载着多项职责，比如查办贪污贿赂犯罪以及渎职犯罪、提起公诉、批准和决定逮捕、受理举报、控告、申诉、监督法院判决等。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新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修改后的学习，从公诉、侦查监督、反贪和控告检察四方面了解新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对检察机关造成的影响。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此次修改涉及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内容很多，如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等，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

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主要包括：一是将律师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二是加强了对律师会见权行使的保障。三是加强了对辩护人阅卷权的保障。四是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五是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诉讼权利的救济。

（二）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修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1）扩大了非法证据的范围。（2）强化了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3）增加了对证据合法性的法庭调查。（4）明确了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但应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5）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6）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和标准。

（三）增设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这主要是为了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员的方针而增设的内容，主要包括：（1）适用范围。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2）使用条件。必须符合起诉条件、同时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有悔罪表现的。（3）适用程序。首先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其次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救济程序和考察机制。

（四）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这部分新增的主要包括：（1）案件适用范围。第277条做了具体规定：

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2）和解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主动赔偿或道歉的前提下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同时被害人自愿和解。（3）和解协议。和解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任何环节，因此和解协议的主持机关可以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基于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从宽处理，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法院也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公诉部门在职责任务的履行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工作的难度和风险加剧，工作的强度加大。同时给公诉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带来很大挑战，如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和敏感度；法律监督能力；出庭公诉能力；化解矛盾能力。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措施，强制措施，证据制度等都与侦查监督工作密切相关，特别是逮捕。这里主要学习逮捕措施。此次对逮捕措施的修改主要包含两方面，即对逮捕条件的明确化和对逮捕程序的完善

（一）对逮捕条件进行修改

（1）明确了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第79条第一款整理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五种情况。（2）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形。本条第二款增加了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3）非羁押措施与逮捕衔接中的自由载量权。

（二）完善了逮捕程序

（1）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86条，明确规定了审查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讯问由办案机关自由裁量。但同时，从提高逮捕质量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必须”讯问的三种情形：即，1、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2、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3、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2）增加了审查逮捕阶段证人、律师的参与。

（三）创建了羁押定期审查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对逮捕后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必要性的审查，符合国外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通例，也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羁押率过高和超期羁押等棘手的问题，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延长了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时间

修订后的刑诉法将自侦案件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 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日。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同时面临着新的任务，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转变执法理念，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其次、逮捕条件的细化，要求加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再次、逮捕程序的完善，进一步转变了审查逮捕的方式。新刑诉法规定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可以询问证人和听取辨护律师的意见。最后、关于建立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等规定，给审查逮捕工作增加了新的任务。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是一部整体的法律，内容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其中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很多案件中都适用，比如辩护制度，在公诉环节中要用到，在起诉环节中要用到，在审判过程中同样要用到。检察机关在进行反贪案件中不仅要对案件进行侦查，而且要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来取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逮捕。以上这些制度在反贪案件中同样适用，前文已经涉及到，此处不再一一说明。在反贪案件中，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进行没收，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逸、死亡案件中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主要内容有：（1）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提出及其内容要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所得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写出书面意见提交人民检察院。（2）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程序审判管辖和审前公告程序。此类案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公告期为6个月。（3）规定对违法所得的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4）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终止审理及救济。审理过程中，在逃人自动投案或被抓获的，应当终止审理；没收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此次修改，对反贪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辩护制度的修改，强化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辩护律师自侦查阶段即可介入案件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了解案件情况并提出意见。除了相关犯罪以外律师持“三证”（律师证、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48小时内就可见到当事人，并且不被监听。这些规定解决了律师见当事人难的问题，但是，律师提前介入也给反贪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可能导致拒供、翻供，还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所检举揭发的犯罪线索泄露，从而增加了查处的难度。

（二）强制措施的完善，提升了控制和查处犯罪嫌疑人的水平，也对强制措施的适用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旧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据传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修改后传唤、据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据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此之外对于自侦案件中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天。这些改动对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调取证据和作出处理适当放宽了时间限制，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的侦查案件，但同时对强制措施的运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方面。

除此之外在侦查措施中，加强了侦查能力，同时也加强了防止滥用侦查权的制约措施，在证据制度方面，对公正、文明执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四、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刑诉法修改直接涉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法定权利被办案机关不当限制或剥夺的情形比较普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二）首次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法第115还规定了对于司法机关在强制措施的实施中、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退还中、与案件无关的财务的扣押中的不当行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但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首次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4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此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对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7条、第115条规定的情形很多是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新法实施后,这些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控告、举报、申诉将转由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受理,这将导致信访量大幅上升,对信访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对办案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这些事项对控申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精通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等方面的知识。

新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是提高检察工作水平的重要契机，广大政法工作者要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全面提升自己的工作水平，为促进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龙潭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盛雷

第五篇：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由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此次刑诉法修改在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以及特别程序等七大方面做了较大改动，修正案全文共计110条，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

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是刑事司法支柱性的法律，如此全面的修订会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现有的执法理念、制度机制、执法行为都必须契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院明确指出：把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反贪部门必须直面的新规定

1、辩护制度。第一，律师介入的时间点大大提前，权限及地位明显改善。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而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和聘请的律师在侦

查阶段的地位和权限是大不一样的。聘请的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而辩护人除了具有上述权限外，还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起点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辩护人从案件一开始便能向犯罪嫌疑人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掌握整个案件的动态，大大增强了辩护力量，提升了侦查部门的难度。

第二，律师自由会见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旧的刑诉法则是笼统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可以会见”，这就意味着有“不可以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而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规定具体、明确、硬性。至此，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方面便可以说是毫无障碍，增加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难度。在押犯罪嫌疑人请来辩护律师的目的是充分维护其自身权益的，从心理学上分析，辩护律师的到来，缓解了审讯的压力，进而

增强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气场，增强了其对抗的意志性，助长了其侥幸心理。

第三，不被监听情况下的无障碍会见。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而旧的刑诉法则是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旧刑诉法规定的“可以派员”事实上成为实践中侦查部门凡见必听的依据。侦查部门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的谈话进行监听，会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震慑，使其不敢随便翻案，律师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方式与犯罪嫌疑人对话，因为律师要时刻考虑到和侦查部门的长期配合。而按照修改后的刑诉法的规定，此种情况完全消失。从而形成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能共享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而不被监听，两人能畅所欲言，犯罪嫌疑人心理放松，表达自由，辩护律师能充分问自己所想了解的案件内容。此种情况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但也相应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因为犯罪嫌疑人出于自保的动机，在没有侦查机关的有效压力下，会自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很容易推翻以前向侦查部门所作有罪供述，侦查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2、证据制度。第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法定证据种

类之一，在职务犯罪侦办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贿赂犯罪中，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根本无法定案。虽然刑诉法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宽处理。但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如实供述的情况少之又少，更多的情形是拒不回答，有了这个新规定，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凭借此规定，拒绝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这将大大增加侦查部门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难度。

第二，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诉法对侦查部门的规范执法，取证能力、程序意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部门不仅要负责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要收集证据证实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所取证据的合法性，保卫侦查活动成果。

3、强制措施。新刑诉法强化了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更加符合侦查工作规律，有利于侦查工作开展。第一，完善监视居住。明确了监视居住主要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严格了

适用范围。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第二，进一步完善传唤、拘传措施。对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留持续时间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案件不留现场，物证极少，侦查手段严重不足，立案前初查阶段能够获取的证据十分有限，因此口供十分重要。而犯罪嫌疑人受讯认罪心理要经历抵触、试探、动摇、交代等几个阶段，从最初的抵触到开口供述犯罪事实，需要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一般在十二小时之内不可能完成这种心理转变。修改后的刑诉法针对重大、复杂案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将传唤、拘传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个小时，更加有利于侦查工作开展，更加符合侦查工作规律。

4、侦查措施。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有关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并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贪污贿赂案件，具有不留案发现场，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证据固定难

等特点，一些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利用各种关系串供、毁灭证据、阻碍侦查工作，甚至进行反侦查活动，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受贿，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在理论上已经无法侦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秘密录音、秘密照相、监听、邮件检查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措施和手段的应用，将有效增加侦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二、修改后的新规定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新刑诉法对反贪侦查工作，既提出了巨大挑战，也带来了男的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侦查难度加大。辩护制度的修订，造成我们侦查工作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增加了律师。有些律师在这个时候会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不得的强迫自证其罪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使侦查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目标难以实现。

2、取证阻力加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进行。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阅卷，掌握侦查的进程和全

部证据，而检察机关却无权在起诉之前掌握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情况。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证人可能对侦查部门和律师各说一套，使言词证据存在着不确定性，这就有可能形成证实犯罪成立和否定犯罪并存的局面，从而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

3、犯罪侥幸心理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以逃避法律制裁。这对贪污犯罪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对贿赂犯罪的影响却十分重大。因为贿赂犯罪一般难以获取物证书证，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

4、技术侦查的规定和电子数据被正式确定为法定证据形式为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助推侦查信息化和侦查装备现代化“两化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抓住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机遇，推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两化建设”势在必行。

5、新刑诉法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切实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因重大疾病无法羁押，取保候审又可能出现串供等其他问题。而其对逃匿、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为及时挽回国家损失、惩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传唤、拘传时限的延长，查询、扣押、冻结的范围的扩大等规定也都更加符合侦查工作一般规律，总体上有利于侦查工作。

三、应对新刑诉法准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新刑诉法将辩护人身份提前至侦查阶段，对立案前初查工作是否细致全面、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合法、无瑕疵以及如何应对律师提前介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对单纯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的落后侦查模式提出了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取证工作及侦查人员的证据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赋予，则要求侦查人员具备信息化能力，具备熟练操作高精尖技术设备发现线索、取得证据的能力。总之，新刑诉法对反贪部门侦查人员的能力要求大大提升。现有的反贪队伍面临人员结构老化断层，知识结构亟待更新的窘况，迫切需要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以及新鲜血液的补充。

2、反贪部门现有的技术设备，主要是同步录音录像，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主要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现场搜查时起到固定证据，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作用，对于发现案件线索，搜集证据，突破案件上作用不大。虽然新刑诉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执行权，但在具体实践中，全部寄希望于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显然不太现实，最终很可能还是经过严格审批后，借用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名义，实际上则由检察机关自己执行。那么秘密录音、秘密摄像、秘密监听、秘

密跟踪等核心技术侦查设备的缺乏，以及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侦查人员在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设备服务办案能力上的空白，是制约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有效行使的最大短板。

四、反贪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建议及对策

1、加强学习，提升侦查能力，积极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修改后的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从现在起到新法施行还有一段时间，广大反贪部门干警一定要抓住这段学习掌握新法的宝贵时间，必须做到融会贯通。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全面透彻学习修改后的刑诉法的条文内容、立法本意以及精神实质，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保证到新法施行时已将法条烂熟于心，只有在思想和学习上达到了新刑诉法的要求，才能在今后操作层面中，在办案实践中，做到严格遵照执行。同时花大力气提升反贪队伍整体素质。通过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全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反贪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反贪干警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下，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取证能力、提高侦查人员在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新规要求下的审讯突破能力，以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反贪侦查工作的需求。

2、办案重心前移，扎实做好初查工作，为案件打下坚实基础。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加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使得初查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重要。只有做好线索的筛选、过滤和评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变“供→证”的落后侦查模式为“证→供”的现代侦查模式，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初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

3、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行刑诉法和高检院执法规范要求，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有效、最简单的应对措施，不仅能证实我们侦查行为及所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合法性，而且还是应对犯罪嫌疑人无理翻供的重大利器。另外在对犯罪嫌疑人住所、办公室、人身进行搜查，或者对核心证人进行取证时，也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更好地收集、固定证据。

4、变被动抗拒为主动接受，学会与辩护律师打交道，善于从辩护律师的沟通交流中获取有效侦查信息。修改后的刑诉法将辩护律师介入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并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自由、无障碍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是出于一种对抗、防范心理，但对于自己的辩护律师则是充分信任的，我们要善于同辩护律师打交道，通过积极 的沟通交流，证据交换等形式，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辩护人的陈述中，发现侦查信息和线索。另外检察机关在充分尊重律师职业和权利尊重的同时，处理好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律师的合作关系，促使其能够积极听取我们检察机关的意见，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提升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通报，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5、充分有效利用技术侦查权。反贪部门现有的，比较常用的技术侦查手段，局限在对犯罪嫌疑人通讯工具的监听、定位，对于秘密跟踪、监控、摄像、录音等手段则基本没有涉及。没有执行权，加之在实践中在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沟通衔接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很多操作层面的细节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致使仅有的通讯工具监听、定位手段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无法满足反贪部门办案的需要。应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涵义、范围、审批程序，以及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协调配合等制度机制建设，以真正发挥技术侦查手段的威力。

6、充分利用好四十八小时。为用好新刑诉法关于拘传24小时的规定，在目前审讯工作中提前准备、摸索规律，研究分析48小时内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况，研究如何

科学安排审讯时间、确定和规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饮食时间及场所，把握审讯工作的最佳节奏，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案件和固定证据。

7、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执行场所、讯问场所、审批程序；律师会见、强制措施适用等相关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