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法制建设三十年发展与协调[推荐5篇]

第一篇：---写在中国法制建设三十年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是谁在主张“民意”----写在中国法制建设三十年

余峰

【摘要】从一个案件来洞悉中国三十年的法治建设，是一个过于宏大或者艰难的任务，回顾这三十年的法治历程，也有着太多的艰辛和温存，或许美好，或许苦涩。在诸多司法案件的审理中，每一个判决都在反映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三十年的历程，有着多元化的诠释，多方位的视角。而今天，我所聚焦的，不是一个案例的剖析和影响，而是一个词汇——民意，它或许不是中国法治历程的主题，但却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在中国，法律的实践运行和法治改革的实际进程中，都在追问着同一些问题——什么是“民意”?又是谁在主张“民意”?

在近些年里，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或许不是《刑法》的修订，抑或是《物权法》的施行，起码在大众的记忆里，让我们记住的，是一个个的名字，曾经的齐玉苓，孙志刚，邱兴华，到如今的许霆，彭宇，杨佳，我想有一点，不管是立法者执意的，还是无心的，在事实上，一起起的个案正在推动着中国法治的前行，有人称之为普法，也有人称之为塑法。而在这些个案的背后，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势力在支撑，那就是——民意。

什么是“民意”?我们一般认为，民意就是民众个体意见的集中表达。但是，在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如古斯塔夫·勒庞看来，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与独立的个体完全不同。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只要他投身群体，就容易受到暗示和感染，从而变得盲从，冲动，简单化，极端化。勒庞在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中，不无灰暗地说，群体的意见多半受领袖支配，民主不过是独裁者的一件漂亮的外衣。勒庞之后的历史证明，我们没有必要这么悲观，但民意极其容易被操纵，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又是谁在主张“民意”，在利用“民意”呢?

对于司法，记得早在刘涌案后，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民意?媒体的态度和网络的言论是民意么?进一步说，民意的基础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民意赖以成立的基础是想象出来的，是被建构起来的?二是：即使我们有办法确认民意，在司法中，是不是可以依据民意判决呢?民意可以决定立法(立法的德性就在于体现最大多数的利益)，但是否能决定司法呢(司法的德性在于保守与克制)?法律人，尤其是法学家，是否应为了政治正确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德性呢?

这些问题虽然很早就被提出，但却一直没有能给出合理的答案，而在今天，对于民意的理解与反思，则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后三十年的法治进程，司法独立将成为它的主题，而行政和党派的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像中国市场一样，逐渐的放开剔除计划的影响，而对于“民意”，确是摆在司法独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民意?

诚如上文所言，“民意”在今天有着独特的含义，三十年前中国人口最多的是农民，我们最要倾听的是农民的声音;而三十年后，中国人口最多的，或许将是“网民”。然而，媒体的态度和网络的言论是民意么?在如此快速转变的民意后面，又到底是那些人或观念在操纵着民意呢?我并不试图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法哲学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太多去阐述“民主不过是独裁者的一件漂亮的外衣”的文章。而这只会让实际中的问题变成一种哲学上的主义。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毫无利于问题的解决。

关于对民意的态度，我觉得台湾的例子有很大的说服力。仅以2004年大选，“陈水扁枪击案”为切入，台湾的舆论与民意，同样受到媒体或个人事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不是操纵。对于民意的理解，正如民主制度的瑕疵一样，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和形式。在我们否定专制的同时，我们也拒绝了精英阶层的智慧;在我们接受民意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大众的盲目与冲动。这都是无法规制的，就像那两颗子弹，它就

给陈水扁带了超过15个点的民调支持率，可能那两颗子弹“葬送”了台湾同胞四年的幸福，但它捍卫了台湾的民主，体现了民意的作用。民意以及民主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绝对的幸福，它也不过是一种较好的统治方式。而大陆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民意的盲动所带来的弊端，而是我们无法解读到真正的民意，抑或是无法让民众在清晰的事实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出生在香港，虽然在香港没有经历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作为一个香港的公民，有一点的意识确是深刻的，那就是在香港，我只有作为个体的——公民的概念，而很少有作为群体的——人民的概念。我并不是说在香港缺少民主或者不倾听民意，因为在香港的行政机关中还是很看重民调的支持率的，只是在香港，从不去试图统一或者归纳出一个“人民”共同的意见，因为在潜意识里，人民的选择，人民的意志，这些词汇是一个空虚并且可怕的概念。我想那些经历过非常时期的人们，从文革的阴影中走过，都会对于“人民的选择”，有潜在的恐惧。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在个案语境下的——民意，则带有了太多人民统一思想后的意义，而这种民意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司法的层面，渗透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认为这是民意在中国大陆最大的症结，民意是无法统一的，是不存在绝对意义上“人民的选择”的，媒体不应也不能试图去解说或标榜自己代表了民意。

媒体与民意，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体在引导民意，也在反映民意，在这条循环的链锁中，要想解放民意，只有打开媒体。也正是前文所说的，让民意在被操纵中觉醒，不是在残缺不全的消息中争吵，而是把诉求改变成要求公布更多真相。双方都可以继续争取舆论的支持，但这种争取不是控制，更不是通过“压缩”“筛选”事实来操纵，而是让每个作为个体的公民在案件的真实面前，作出属于自己的个体的判断。我们不能拒绝民意的盲目，我们所要做的是不让民意变的麻木。

看到过一篇对凤凰卫视资深媒体人的专访，他带有调侃的说道，中宣部对媒体的态度是：统一思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新闻媒体，又如何能在统一思想后，做到实事求是呢?对于民意的获取，让我们去倾

听更多属于公民个人的意见，而不是去代言“人民的选择”，让我们通过真相来做引导，争取舆论的支持，而不是去阻断或屏蔽信息的交流，将操纵变成一种引导。

我所欣赏的进路——是让民意相对理性化，抛弃在逻辑上对其基础的质疑，而是意图将其在实际运用中的程序加以规制，这是更现实，同样也是更可行的建议。要让民意相对理性化也并不困难，只要信息透明，就成功了一大半。在此情况下，双方当然可以继续争取舆论支持，但是争取不同于操纵，影响不同于引导。争取和影响，好比在一个十字路口，说服一个健全的人走某一条路;而操纵与引导，好比蒙上或者刺瞎他的眼睛，用自己的手牵着他走。

是不是可以依据民意判决呢?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司法中，是不是可以依据民意判决呢?涉及到司法的独立与职业的操守，问题中已经包含，民意可以决定立法，但是否能决定司法呢?法律人，尤其是法学家，是否应为了政治正确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德性呢?

在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很多，但经典的文章却不多见，比较统一的思维进路是贺卫方教授在关于《走向司法公正的八要件》一文中，谈到的传媒的监督权作为一柄双刃剑，可能正当行使，也可能被滥用。司法既要保持它的职业性和独立性，也要充分发挥媒体、人民的监督作用，通过一整套规范来理顺两者的关系。只是辩证的在分析两者的关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而我所推崇的，或许是一种相对极端的逻辑，那就是司法必须保持自己的中立与个性。我比较欣赏的是梁治平先生早期的一篇文章，《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文章以苏格拉底的死为切入点深刻的分析了民意对司法造成的影响及后果，论证了价值中立的形式合理性。记忆深刻的，是在其行文中引用的《古代法》(梅因著)一书中的论述：

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特殊案件，为了得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判决，就毫不犹疑的把阻碍着完美判决的成文法律规定变通一下，如果这个社会确有任何司法原则可以传诸后世，那它所能传下来的司法原则只可能

仅仅是包括着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这种法律学就不能具有为后世比较进步的概念所能适用的骨架。充其量，它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而已。

梁治平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维进路，与其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争论中，去漫谈立法与司法的德性，不如去追溯历史的发展，当我们今天再去看曾经希腊法的悲剧时，或许就会得到更多的反思。

在西方法律史上，希腊法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世俗法律制度，而且，它很早就摆脱了附在它身上的种种形式主义特征，变成一种灵活和富有弹性的制度。不幸的是，它始终没能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民主的雅典，它成为捍卫民主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也是公众舆论的工具。有6000人之众的陪审法院乃是雅典民主的表征，也是它最坚固的堡垒。它确实很好的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的，希腊法由一种生命力勃发的制度终而变成博物馆的里的古董，引发这一过程的，正好就是使希腊文明大放异彩的同一个原因。希腊法的例子可能过于极端，因为它过分看重民主与舆论，但却也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民主是一个奢侈品，也是一个危险品。依据民意判决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不仅仅是一个苏格拉底的死;正如梅因所说的，司法判决如果依据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那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而已。反思一下文革期间的“人民公决”，不正是一种是非观念上的判决吗?我以为对于司法的未来发展，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博弈中，宁肯去接受司法相对的僵硬与传统，毕竟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面前，群众盲目的热情比司法的冷酷更可怕。

时至今日，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兴起，我们从习惯法，甚至是习俗谚语中来挖掘法律的合理性依据，然而社会的规范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包括熟人社会中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机制，例如声誉、疏远、流言蜚语、以牙还牙的报复等等，市民生活秩序的维持需要的是多方面的约束，所以我以为，一种法律要想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需要满足许多方面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脱离其他的社会规范，获得某种独立的地位，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取得价值中立的，甚至要有意识的区别于道德上的审判，情、理、法——是和而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武断的认为，法律的解读与运用，就应当是法官与律师的事情，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法律是有自己独特的逻辑体系和语言体系的。读了费孝通先

生的《乡土中国》，从文字下乡，到送法下乡，所谓的普法，普及的不应是法律的条文和知识，不是全民参与司法审判，而是对法治的观念，甚至在更高层面上是法律的威慑和对法律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乡间的公路旁，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标语——违章就是违法，违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死亡。

作者落笔终了时，杨佳案的死刑正在复核，哈尔滨警察行凶案被正式起诉，而政法大学教授被杀案，又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民意”还在继续，“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还在继续，而关于“民意”的反思，也还会在继续„„

第二篇：中国法制建设

思想汇报

——中国法制建设

敬爱的汽车学院党总支三支部：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至此，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年的人治之后，终于抛转航舵，朝着法治的目标迈进。然而，回顾建国以来中国法制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仅仅只是个良好的开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法治依然任重而道远。

曾经有人这样说：在作用于人类的所有力量中，如果不考虑爱的力量，竞争无疑是第一位的。市场就充分体现了竞争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如此巨大，如果不能有效地规范，就可能会有违经济的繁荣和人类的美好期待。因此，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塑造市场规则当然就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在塑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府是否能够严格依法行政，是能否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因素。在依法治国方略确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原则、要求、任务和措施。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以十六字予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可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法制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大国，从“人治”转变到“法治”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仅仅是走向法治的开端，分析当前的法制建设现状，我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如我国在行政立法权、许可权、处罚权等权利分配上法律规定明确，但是行政机关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权行为显著。执法人员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

薄，对当事人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加上行政机关内部缺少合理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基层执法机关，这导致了权利滥用情况的泛滥。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裁判的公信度普片不高，主要与对司法的监督力度不高。

对此国家应该加大对法律宣传的投资，国家机关应该加强法律宣传以及拓展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公民应该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提高自身的守法行为的素养。

中国从人治转向法治，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发展，为国民谋幸福的一次转折性改革，每一次改革总会充满的巨大的阻力和未知，但是只要我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总结吸收教训经验，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会更加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

恳请党组织给予批评与指正。

汇报人：曹亚伟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三篇：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

一、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

(一)服务业发展：增长迅猛，但滞后格局未变

1.服务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偏低。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物质生产部门优先发展战略、服务部门为非生产性寄生部门的指导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重视服务业的发展。这期间，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可见一斑。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启开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门。在1978-2007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以上。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业(在统计局的资料中被称之为第三产业)，也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60.5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963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5％，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近两个多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4％增加到了2007年的39.2％。每年增加将近0.6个百分点，但近5年来其比重不断下降趋势。

2.服务业正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但其潜力仍没有发挥出来。

1978年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先是上升再基本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相对较快。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24945万人，而1978年其就业人数只有4890万人，2007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1978年的5.1倍，第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参见表2)。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都远多于第二产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3倍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如保加利亚、巴西)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2倍左右(参见表3)。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中国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所吸纳的全部就业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远低于国际水平。这固然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制造业较发达且市场化程度较高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

3.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逐年提高，但服务业各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显著。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人均增加值)稳步提升。1978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只有0.1759亿元/万人，2007年则上升到了3.8616亿元/万人，2007年是1978年的21.95倍，年均增长12％(参见表4)。服务业门类众多，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根据荆林波、李蕊(2008)的研究，在10个服务部门当中，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生产率最高，分别达到59.68506亿元/万人和52.25454亿元/万人，远远超过服务业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是教育(3.434531亿元/万人)。此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不高。[1]

4.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传统服务业较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明显落后。

根据国际通用的服务业分类标准，一般地认为，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业、餐饮住宿业、修理业、商业等。现代服务业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技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既包括新兴服务业，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其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服务业结构转换与升级正在加快。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会展、中介服务、动漫、创意等需求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各种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提升了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等传统产业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现代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最高，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达40％，而金融与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的比重还比较低，约为20％。

(二)服务业改革：体制束缚坚冰已打破，但还任重而道远

1.服务业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落后于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服务业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在当时的体制背景下，我们几乎把现代化的目标单纯地理解为工业化，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是当时最重要目标和最迫切的任务。1978年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但这种改革也是从农业(1978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工业(1984年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最后才触及服务业。服务业改革中全面展开则要追溯到199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之后。中国改革30年最大特点也是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渐进式”制度变迁。服务业制度变革也是如此。从服务业改革的先后次序来看，是按照逐渐放开服务改革、完善服务市场结构和体系以及服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序，遵循了先易后难渐进推进的基本原则进行的。比如，首先是在舆论导向上、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上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其次是逐步放宽相关服务行业价格的管制，在一些领域(主要是居民服务领域)较大程度地放松了进入规制，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较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决定服务品的价格；进而再实施市场结构改革政策，允许其他国有企业或者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经济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最后实施产权改革，通过股份制、民营化或者与外资合资、合作方式，对某些行业的国有服务企业(如银行、证券、保险、商业零售领域)进行产权结构调整，引入了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主体。这些改革举措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世界服务业方式变革的总趋势也基本吻合，但从30年来的服务业发展实践来看，其实施力度和改革的成效还非常有限，或者说制度变革的能量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2.体制束缚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理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服务业领域也不例外。尽管改革已经了30年的历程，但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兼有的属性，如：银行作为调节经济手

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于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比如，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其结果，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降低了净社会福利，也影响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2)行政审批环节过多、且多头管理。主要表现是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不高，行政执法尺度宽严不

一、收费过多。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政策司等2005年对服务业前置审批项目的不完全统计，除涉及国家法律1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33部、国务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规定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由于修订机制不够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存在着修改不及时、废止退出滞后的问题，成为体制创新的障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存在许多不衔接和不配套之处，为企业带来很多困扰。行政执法中广泛存在的重复检查、重复收费、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也妨碍了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3)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产业化、社会化、专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方向，但中国长期以来把不少服务业当作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事情，没有把它剥离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率。

中国的事业单位承担了较多的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职能，但也有一些本可以产业化或市场化的服务业也存于其中。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各种应用开发性科研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性艺术表演团体、新闻出版机构乃至部分宾馆、招待所等，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公共支出越位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分散了财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无力供给。各类事业费供给范围庞杂及财政供养人员负担过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给或过度供给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应当由公共部门保障的事业，资金供给短缺、保障乏力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理应全力以赴地参与市场竞争。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不彻底，不少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和安置富余人员等方面的考虑，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非核心业务，如车队、法律事务、后勤、学校、医院等，企业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在企业内部消化，制约了物流、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政府机关及学校、医院等部分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大量服务需求内置，如各政府机关为提供电子政府服务，纷纷设立了专门的信息中心，而其专业化水平和运作效率远低于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公司。

(4)垄断与管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中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在中国，很多服务业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等领域。由于这些部门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还比较低下。中国服务业在入世前对外资有着严格的限制，入世承诺中才逐渐放宽原有的限制，但是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三)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质量有待提高

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状况主要通过服务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改革开放

30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尽管还有较大逆差，但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服务业利用外资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在不断攀升。

1.中国服务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7674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6320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了8％，高于货物贸易增速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从1980年的15.7％上升到2005年的19.3％。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出口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25亿美元和1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14亿美元和1003亿美元，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居世界第7位，进口居世界第5位，服务贸易地位明显上升(陆燕，2008)。[3]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2006)把这种挑战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出口规模较小，贸易逆差较大，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其次，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部门，高附加值或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发展落后；第三，服务贸易统计体系还不完善，导致政府制定政策、对外谈判缺乏依据，企业开拓市场、应对风险缺少信息，影响了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政府活动和企业业务的开展。

2.中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大幅增长，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投放在制造业，服务业几乎是空白。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开始逐年增多，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开始提高，但总体来讲，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仍然较低。不过，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中国利用外资结构和质量呈现出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等一些新特征。2006年，工业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近6年来首次下降，而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全年工业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6％；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63.6％，比上年降低了6.8百分点。2006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9.2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长了33.5％，增幅比上年提高27.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和零售业、教育、房地产业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都超过50％，分别为93.9％、91.1％、72.3％、65.6％、51.9％。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32.3％，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而且，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的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前几年主要是房地产业，但近年来，则表现出对电信、银行、证券、保险、分销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偏好，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有利于改善和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减弱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和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哪个领域开放得较早，哪个领域就发展得较快。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开放度低有关。比如，中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长期以来是具有完全垄断特征的市场，金融服务由国家银行垄断，电信服务由国家电信垄断。由此产生这些领域的服务质量差、经济效率低。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越来越高，开放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

个小类中的100个。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全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但总的来讲，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整体上晚于制造业，开放程度也远低于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对外直接投资约70％流向服务业，但中国2006年服务业吸引的外资额即便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也只有吸引全部外资额的32.3％。目前，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还要面对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较多的限制，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第四篇：全球化与中国立法发展二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全球化与中国立法发展二

实现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和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立法确认的根本价值。把保障和充分实现人权作为中国立法的观念明确确立下来，是90年代以来立法新发展的成果。过去，尽管中国宪法和其他立法对于公民权利予以了全面、充分而真实的规定和保障，但是人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被完全接受。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正式以国家文书形式全面确认并阐述了中国的人权观念和人权政策;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首次以执政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的形式，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和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把人权这一基本价值引入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引入到了法治以及立法领域，使中国立法原有的关于保障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更加明晰化、更加符合国际立法发展的时代潮流。1991年以来，立法的人权观念得以逐步确立，并被贯彻在中国的许多立法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法律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的修改，都体现了中国立法的人权保障观念和内容。在国际领域，继中国批准或者参加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之后，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立法措施，表明了中国对国际人权的进一步认同和对国内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强化。

(三)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观念

公共领域与私人范畴、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国际上以及多数国家立法中通行的做法。即使在过去中国国内法上完全不承认私法存在的年代，中国的国际法学界仍然保留着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划分的原则。这足以证明，在国际通行的概念、范畴乃至整个话语体系和习惯规则面前，单独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抵制和话语排斥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逐步突破了闭关锁国的藩篱，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立法观念中却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前苏联法律理论影响的结果。在前苏联，学者们根据列宁于1922年确立的政治原则：“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由此只是扩大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范围，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而是把我们的革命法律意识运用到‘公民法律关系’上去”，否定了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前提与标准。所以苏联长期以来排斥公法与私法的概念和划分。受苏联政治观念的影响，出于中国计划经济和政府集权管理的需要，过去的立法观念认为，一切法律都属于公法，而不存在任何所谓的私法。这一理论适应了“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并成为在这种体制下实行政企合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及否认企业、个人的独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据。”由于要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有必要根据市场经济的性质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一种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

规范这两种关系而形成的不同性质的法律差异，是指导现代中国立法按照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的不同性质和要求进行立法的依据。制定公法性质的法律，目的在于规范、制约公权力，保证公权力依法授权和合法行使;制定私法性质的法律，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合法取得和平等、自主地行使。此外，还要加强公

法与私法相结合方面的立法-社会法的创制。应当说，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立法都有缺失，特别是在体现公法控权、私法自治、社会法能动的特征要求方面，尤显不足。

在全球化背景下，划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观念对于中国立法发展具有重要地指导作用，为中国借鉴国际立法标准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奠定了必要的立法理论基础。

(四)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的观念

全球化时代，经济的一体化对各国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内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出现了“国际法的国内化”，“即国际组织的条约、规章为内国所接受，转变为对内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以及国内法的国际法，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所流行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由于某种原因转变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在受到它们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流行。”国际法的国内化，国内法的国际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都是全球化时代立法发展的一个特点和主要内容，加入或者卷入全球化过程的各个国家，概莫能外地要受到影响。

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在立法上就必须转变过去闭关锁国的观念。为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对于国外立法中比较好的又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大胆吸收。他们走过的弯路，也值得我们借鉴。有些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在实践中充实、完善。”起草1954年宪法时，毛泽东提倡学习、研究和借鉴外国宪法的经验，为中国立法与国际接轨提供了范例。195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一行到达杭州。从此，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计划。1954年1月15日，毛主席给在北京的刘少奇及中央有关领导写了一封电报，通报了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要求他们参阅各国宪法。电报的内容是：少奇同志并中央各同志：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为了在二月间政治局便于讨论计，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抽暇阅看下列主要参考文件：(一)一九三六年苏联

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有何意见望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有的重要立法，几乎都参考、学习或者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在许多立法论证材料中，都附有一定数量国外相关立法的资料。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国情的前提下，立法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一条捷径。然而，过去有人用“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标准和思维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国内立法包括经济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是中国法学界“自由化”的表现。这种看法，表面似乎很“坚持原则”，很“马列主义”，实际却思想僵化，十分幼稚，极大地掣肘了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决策的实施，阻碍了“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实现。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是对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是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中国要制定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本质上是现代市场交易的规则，它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我们转变立法观念，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条件进行立法，借鉴和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与国际惯例接轨，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举措，可以大大加快中国立法的发展步伐。

从另一个角度看，“接轨”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法律的趋同化”。法律的趋同化“是指不同国家的法律，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在国际交往日益发达的基础上，逐渐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趋于接近甚至趋于一致的现象，其表现是在国内法律创制和运作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涵纳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与国际惯例，并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统一化的活动等等。”法律的趋同化不仅表现在私法领域，而且在公法领域也

有所表现。如在宪法领域，代议民主制、选举制度、权力分工与制约制度、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制度等，在宪法中都有体现;又如，在诉讼法领域方面，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教授约阿希姆?赫尔曼认为，中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至少在6个方面与德国刑事诉讼法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学习和吸收了国外立法的许多经验，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取消反革命罪等等。1997年对中国刑法的修改，中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认为，这部刑法的修改：“总结了我国实施刑法的经验，吸收了国外刑事制度中的许多有益规定，法律条文也由原来的192条增加到452条，从而形成了一部„„符合现代刑事立法趋势的刑法典。”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多数立法，在论证、调研、起草、审议等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学习和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在跨世纪前后的司法改革中，有关庭审制度、证据制度、法官衔级制度、司法人员考试制度、死刑执行方法、法律援助制度，法锤、法袍、眼罩等的使用，以及监狱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体现了与国际接轨(或者叫做回应全球化挑战)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看，21世纪合格的立法者，应当具备了解、知道、比较、学习、借鉴、参照国外立法经验的能力(这是依法执政、民主宪政立法和全球化立法的必然要求)。立法须有外国相关资料和经验的背景，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立法的一种趋势，缺了这个环节，法案就难以获得通过。立法的接轨或者立法的趋同，反映了中国立法观念的重大转变，这种观念的更新，更有利于中国立法发展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当然，这一进程同时也会对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建构和中国法律本土化过程产生巨大冲击。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立法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中国立法既需要面对并且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关注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国际立法和中国国内立法产生的强大冲击和影响。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立法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

(一)立法发展如何实现中国国情与全球化的协调统一

应对全球化挑战，学习、借鉴外国和国际上的立法经验，必然会产生如何与国情相适应、相协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立法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即：

1、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市场经济发展还处于创建时期，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

2、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待加强和提高;

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有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标准，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国立法的本土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中国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进行立法，中国立法还应当注意与全球化协调一致。全球化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世界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理性认识与民族感情的价值危机、“西方化”与现代化的不同理解、物质的富饶与道德的低迷、社会的富裕与贫困的两极分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国家主权的削弱与全球治理的勃兴，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与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尊重国家主权与防止干涉内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等，都严重地困扰着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个人。

这些现象在中国立法发展中也会表现出来。例如。传统中国法文化与现代法文化在价值、结构、行为等方面的不一致如何协调;中国法的民族性与世界立法发展的国际性怎样互补;在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短缺等现实因素对立法形成制约的条件下，如何保证立法更多地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影响、制约甚至左右中国立法的发展方向、过程和具体立法的命运。尤其是在“把全球化定性为多元主义的过程，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纵横交错的非固定流体”的情况下，中国立法发展将面对法律多元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在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平等、自由等法文化观念方面，与西方价值观以及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发生既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又相互冲突的势态。中国立法发展要找到解决上述矛盾的办法，将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在立法过程中，实现中国国情与全球化的协调统一，所遵循的理念和原则应当是：首先，坚持从国情出发，任何时候都应当立足于中国传统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经济与社会、人口与生态等基本国情，使立法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其次，尊重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规律和形成的规则，只要中国仍然坚持改革

开放政策，打算继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谋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就应当认识并把握全球化的规律，加入全球化进程，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第三，接受全球化游戏规则与从中国国情出发，应尽可能地实现协调统一，通过立法方式将全球化的法律规则转化为中国国内法的条款，取得中国国内法的法律效力。如果两者发生冲突，一般应当按照“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来处理。由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因此，可以考虑在下次修宪(或者以其他基本法律的立法方式)时做出原则性规定或者解释。

(二)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划分

全球化所具有的渗透力和冲击波，与中国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下放权力等政策相结合，对于中国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而言，常常意味着更加开放、更加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权。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利益多样化的现实，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强化和发展，都会在立法上表现出向中央争取更多立法权力的倾向。实践业已证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始终贯穿着地方权力日益扩张、中央权力逐渐式微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地方以各种方式扩大其立法权限。

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中央和地方都能基本接受的立法权限划分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在实体上，立法法划分的中央权限，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改革开放、调动地方和基层积极性的需要，适应全球化时代权力向下的趋势，还值得研究。在程序上，立法法确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被解释为“划出专属立法事项，只是说明，这些专属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其他国家机关非经法律授权不得对上述专属事项予以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在专属立法权范围内开展立法，对专属立法权之外的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仍然可以制定法律。”这种解释，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在划分立法专属权的国家中，通常还有“共有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的部分，如果专属立法权只具有排他性，而没有自限性，它对专属立法权之外事项还可以制定法律，那么，“共有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范畴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拥有

专属立法权的主体，都可以在自己专属之外再进行立法，划分“共有”和“剩余”的立法权，就是多于的了。法国宪法对议会和总统的立法权限做了明确划分，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议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由于议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被规定为16项，此外的事项将由总统以命令方式行使，因而法国宪法的对于议会专属立法权的划分，被认为是“明显地缩小了议会的权限，”实际上是一种限权式的立法权划分。事实上，如果专属立法权是一种对他不对己的立法技术和立法范畴，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这种立法权限又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在立法权和违宪监督权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即使要想侵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其应当管辖的立法事项，又有多大的可能性?

第五篇：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论文

题目：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毛概期末考试（论文）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学生姓名：李昊煜

学 号 ：2015164106

专业班级：151航机1

2016年12月12日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毛概期末考试（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摘 要

民主与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基本内容，是实现中国梦的双翼。民主为法治奠定基础，法治为民主提供保障，这也正是现代民主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民主法制、发展、问题、成就、完善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毛概期末考试（论文）

目录

第1章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4

1.1法治的起源与概念......................................................................................................4 1.2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概念...................................................................................4 1.3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4 1.4 法治建设的历程.........................................................................................................5 第2章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与问题.....................................................................6

2.1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6 2.2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7 第3章

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8

3.1发展与完善..................................................................................................................8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毛概期末考试（论文）

第1章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

1.1法治的起源与概念

法治的起源：法治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而逐渐形成的，它来自于世界上各民族，特别是西方各民族在其生存的过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广泛的持久的张力，来自特定的法律思想与社会实践的频繁的积极的互助共生。

法治的概念：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而现在一般说的法治是指：法律至上，权力在法律之下；法律公开；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权利和自由；实行正当程序。

1.2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概念

民主与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基本内容，是实现中国梦的双翼。民主为法治奠定基础，法治为民主提供保障，这也正是现代民主法治所追求的目标。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

社会主义民主亦称“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享有的民主。它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的区别。

法治建设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大力普法。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3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

1、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及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

2、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连续性、稳定性；

3、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

4、法律职业的中立性；

5、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

6、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

7、在对“传统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毛概期末考试（论文）

1.4 法治建设的历程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过程经历了下列几个阶段。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我们走上探索和实践法治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从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使得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以前在“现代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正式写入宪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和全局着眼，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地对过去的民主法治建设成就做出了评价，并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目标。未来中国法治发展的总体思路，应当努力实现四个基本转变，即从法治到社会主义宪政的转变、从法律体系构建到法治体系建设的转变、从注重立法到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转变、从法治的表面“维稳”向深层次解决社会公平正义和权力腐败问题的转变。全社会应当尽快把对中国法治状况的认识和评价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上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事业做出新贡献。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的法治建设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的成就。2014年12月4日，中国迎来了国家宪法日。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意味着宪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我国法治建设又向前迈进一大步。67年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的37年来，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儿女的努力下，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中国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毛概期末考试（论文）

第2章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2.1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

1、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2、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

3、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在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4、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5、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6、依法行政和司法水平的公正程度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

7、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毛概期末考试（论文）

2.2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

1、包括党员、干部和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一些国民法律意识、观念不强，法律知识掌握不够，不能严格遵纪守法。有些人片面认为现在的法律似乎太多而不管用，除了缺乏起码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外，很大程度上大概由于自己曾触犯法律而没有尝到法律的厉害，或是看到他人触犯某项法律、法规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等。以至未能严格要求自己而大法不犯，小法连来。例如，以权谋私、公款吃喝、收受贿赂和嫖娼赌博等。有些人甚至针对现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或欠缺而“见缝插针”，或自作聪明地变通、利用政策的空间。在这些人认为，能钻法律、政策的空子未必是一件不光彩和不能干的事。甚至抱有这样的想法：只要不妨碍大局，弹性利用一下政策的空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以至不去考虑其后果的群带性和与法律的关连性，而一味地挖空心思，损人利己。例如，频繁考察、滥发奖金、官商勾结和官民“互补”等。

2、以商业贿赂、蒙骗欺诈和官商勾结、官民“互补”为主的虚假、腐败现象依然生命力“旺盛”。官商勾结、官民“互补”现象依然密切、频繁，甚至成为一种人们盲目崇拜的“时尚”。商业经营中“不给回扣不办事”和“回扣一得，百事好说”等不良现象依然存在，导致商品价格暴涨，群众叫苦不迭。现在诸如发包工程者得“关照费”，采购物品者得“回扣费”，医生看病得“好处费”，教师教书得“严管费”等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还有虚假广告、证件泛滥，假冒伪劣产品成灾，尽管年年在打假，但还是不乏假钱假物、假烟假酒、假东假西和假言假行等。

３、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力度不够大，群众的满意度不高。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依然猖獗，且多逍遥法外，以至于有些人盲目地崇贪效腐，甚至公开贿赂和前腐后继。他们或是看到某些贪污、腐败分子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逍遥法外和每每得逞、得意而心存“敬佩”，或是由于自己不贪不腐还落得个“太老实”、“没出息”和怎么也不如他人而心怀妒嫉，以至“不贪白不贪”、“不腐白不腐”而达到心里平衡。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毛概期末考试（论文）

第3章

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3.1发展与完善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我们党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把依法执政确立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0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正确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之路，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好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律保障；要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责任制，严格行政执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要坚持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要坚持抓好监督体系建设，拓宽监督渠道，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要坚持深入持久地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大力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指导地位，大力繁荣法学研究，为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供理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