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寄望城镇化 2013年发展将更加迅速

第一篇：挖掘机寄望城镇化 2013年发展将更加迅速

挖掘机寄望城镇化 2013年发展将更加迅速

2013/01/06 10:11来源：理财周报

2012年11月前，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曾对152位行内人士做过调查。其中，认为2013年挖掘机市场销量在12.5万至13万台的人最多，有34人，认为销量在12万至12.5万台的人次之，有31人。

事实上，多数接受记者采访或撰稿的行内人士对2013年的行情更加乐观。成吉思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总监罗旭然认为，挖掘机2013年的增长率预计将达到15%。广州康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徐胜广认为，明年挖掘机行业仍有一定增长空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秘书长李宏宝在《2012年中国挖掘机械市场分析》报告中说，产品高端化和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等六大因素将成为明年挖掘机行业的发展亮点。2012销量低迷，2013有望井喷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秘书处2012年1月至9月的行业数据，纳入统计的28家主机制造企业同期累计销售各类型液压挖掘机产品95978台，较去年同期下降36%。其中第一季度共销售44166台，较去年同期下降40.8%;第二季度共销售34526台，较去年同期下降32.6%;第三季度共销售17286台，较去年同期下降28.2%。从同比降幅来看，今年二、三季度的同比降幅已有所收窄。不过，收窄的主要原因在于挖掘机销量自2011年5月已经开始大幅下滑。

在品牌产地细分上，小型挖掘机械市场中今年1月至9月的日系品牌市场份额为19.8%，较2011年下降1.9%;韩系品牌市场份额为16.6%，下降2.8%;欧美品牌市场份额为7.3%，上升0.5%;国产品牌市场份额为56.3%，上升4.3%。

变化最大的是大型挖掘机械市场，今年同期日系品牌市场份额为32.8%，较2011年全年市场份额下降9.6%;韩系品牌市场份额为13.5%，下降4.3%;欧美品牌市场份额为25.5%，上升3.5%;国产品牌市场份额为28.2%，上升10.4%。

在挖掘机械吨位销量上，小于6t、6—10t、10—15t的挖掘机械销量同比降幅较小，约在25%，而20t、21t、22t、25t和30t的大型挖掘机械降幅相对较大，均在40%以上。事实上，这与今年的经济走势有关。2009年，在四万亿的经济刺激下，挖掘机械行业曾有高速增长，但是，2012年的增速不但减缓，甚至录得了负增长。

不过，这一局面即将改观，罗旭然认为，新推出的城镇化政策将刺激国内市场对挖掘机械的需求。他表示，国内挖掘机械的销量已在第四季度企稳回升。

挖掘机械销量10年复合增长27%

罗旭然认为，即使是在市场低迷的今年，推动国内挖掘机械行业发展的动力也并未消失。2002年至2012年，挖掘机械销量的复合增长率约有27%，而保有量的增幅约有38%。“这是一个保有量从10万跃升至100万的过程。”在未来5年内，挖掘机械行业的销售增长率仍有可能维持在15%左右。

“这主要是由于挖掘机械行业的弹性很大，只要稍有经济刺激，行业就会恢复发展。” 罗旭然认为，决定这一行业前景的最大因素是中国的城镇化，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只有达到65%才会逐渐放缓。日本1985年进入高点，而我国的城镇化率目前仅有51%。而第二个决定因素是人工的替代，事实上，现在大型挖掘机械正在广泛地替代工人的劳动力。

“当然，挖掘机械的出口也是拉动因素之一，但是，这一影响并不大。”罗旭然说，国际市场上，中国的挖掘机械价格大约位于第二梯队，低于美国的卡特彼勒和日本的小松，但是高于韩国的大宇。以三一重工的大型挖掘机为例，它的价格比卡特彼勒的同类产品低20%，但比大宇的同类产品高5%。在这一领域，技术和价格基本成正比。

中国挖掘机有望进入高端领域

罗旭然说，挖掘机械的国产品牌与外国品牌对比，最大的优势是维修的成本低，而缺点是耐用性不够。但是，这一差距正在快速缩窄。在挖掘机中，液压系统的成本约占40%，国产品牌还未完全攻进去。现在国内公司只攻克了液压油缸的技术，譬如恒力，约占国内液压油缸市场份额的26%，难度最高的液压泵的核心技术，现在仍掌握在外资品牌手中。

目前，国内企业正通过收购外资品牌解决这一技术障碍。今年4月，三一重工完成了对德国普茨迈斯特的收购，可以逐渐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不过，如何判断中国挖掘机械的未来发展，康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徐胜广却有不同看法。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近几年的高速发展与投资驱动密切相关，2010年，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达54.8%，2011年，这一比例也高达54.2%。但是，这并不是经济的常态，当未来政府投资在GDP的占比中逐渐下降时，如果消费和出口不能补充失去的份额，中国的经济将失去一部分动力。

中国的投资有个特点，一是“铁公机”，即铁路、公路和机场，一个是房地产，这两大领域，都与挖掘机械密切相关。大城市的房地产消费目前正受到抑制，挖掘机械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城镇化。徐胜广强调，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离国际平均水平还有约15%的差距。

不过，徐胜广认为，挖掘机械有短期的投资价值，但是长线而言，并不乐观。“实际上，普茨迈斯特为什么愿意被三一收购与IBM为什么愿意把PC业务卖给联想有点类似。因为挖掘机长期而言并非朝阳产业。”

第二篇：寄望深圳抓住发展机遇 增创新优势

寄望深圳抓住发展机遇 增创新优势

2010年07月15日

深圳特区报

甘子玉，1929年10月出生，广东省信宜市人。1975年至1978年任国家计委计划组副组长。1978年至1983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至1997年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8年5月确定为部长级）。

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甘子玉曾经参与执行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具体决策，参与了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的调研、起草，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及30年来深圳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有幸约访了他。

一天早晨，记者走进甘子玉位于国家发改委的办公室。年过八旬的他，略显清瘦，精神矍铄。

“这是我找来的1986年出版的沿海城市开放和特区工作文件选编。”正是因为对深圳的深厚感情，甘子玉为此次采访做了充分准备。他从身边的袋子中小心翼翼地拿出页面已经发黄的珍贵史料，随后又拿出了厚厚的一叠资料，包括他为本次专访亲手书写梳理的当年的重要事件，以及一些与特区建立和改革开放有关的书籍和文件复印件等，复印件上还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注解和补充。

翻阅着这叠厚厚的资料，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甘子玉栩栩如生地向记者叙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并寄望深圳能抓住四个重大机遇，创造新的辉煌。

关于深圳特区建立的决策

参与调研起草著名的“50号文件”

当时，内地和香港经济差距太大，为了谋生，1978年成千上万人从深圳往香港偷渡。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了解到，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主要原因，是香港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等有

论的。”他开玩笑地说，当时双方可是不断“讨价还价”。比如说，当时全国都是计划经济，不可能一搞改革开放，把两省划出来，全国各方面计划体制一下子都适应起来。而在全面计划经济下，全国财政都是统收统支的，在此背景下，地方财政相对划分出来，地方又有很大的自主权，具体怎么实施？搞财政包干，包多少，怎样包法？

他介绍说，广东省政策研究室之前对广东实施特殊政策起草了一个草案，工作组与广东省有关人员一起讨论修改。

“工作组住在广东省小岛招待所里。我和李灏同志相对年轻，所以负责具体文字改写工作多一些。后来，国外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介绍这段历史，他说，参与讨论起草50号文件的人中就有两个广东人，言外之意是说广东人还是偏爱自己的家乡。这真是没边儿的事。”想起这个小插曲，甘子玉忍不住笑眯了眼，说，“还真是巧了，我和李灏同志都是广东人。答应接受这次专访后，我还在电话中与李灏同志聊到了这件事。这也算是那位作家的幽默吧！”

“工作组在福建也调研了8天。一路走来，大家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比较系统的意见，我们协助两省起草的向中央请示的政策性报告也修改成形了。”甘子玉说，工作组回京后，中办随即接到了正式报来的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福建省委的《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批，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50号文件。

“50号文件里面就包括举办出口特区这一条。”他介绍说，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外国厂商投资办厂，实行优惠税率，可以从加工装配、轻型加工工业和旅游业入手，积累资金，逐步兴办技术水平高的项目，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在汕头、厦门举办。后来，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举办四个特区并列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部署。

“这些„特‟的内容，现在看来都是很平常的事了，没什么令人惊讶

用粮票，但随着两省城市人口的增长，发展优势经济作物和出口农副、土特产品需求的增加，粮食就供应不足了，广东要求调入更多的粮食。特别是渔火薄田的深圳，本来就一直依赖调入粮食，现在更紧张了，希望国家允许专项进口一些粮食。”他回忆说，“我们在会议上支持这个意见，当时国际粮价相对国内来说还便宜，可以进口国外一些粮食进行补充。”

“在1980年两省会议纪要（中发198041号文件）中把这个措施扩大而成„调整农业发展方针‟的一小节。”谈到这段往事，甘子玉不自觉回想起了一个趣事，笑着说：“当时国际市场上面粉便宜，大米比较贵。根据决定，有一次外贸公司就补充进口了面粉加给广东。但没想到的是，南方的深圳人和广东人不像北方人一样会做面粉食品，拿着面粉只有干着急的份。后来用多进口的小麦从其他省调换大米，才解决了广东人吃米饭的问题。当然，进口这些粮食有利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对发展农副业生产与出口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粮食问题，这次会议上还提出要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他介绍说，广东福建两省燃料动力均不足，交通运输紧张，问题十分突出。广东发电装机容量不足，由于煤炭运不进去，已有电厂还不能满负荷发电。当时广东常年缺电百分之二十五，枯水季节更为严重。深圳本来没电厂，电网又来不了，就更缺电了。如不抓紧解决，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极大限制。

“当时允许广东省自己用外汇免税进口石油，用柴油机发电，因为修电厂时间长，买个柴油机、汽油机容易，甚至租个列车电站，也可以凑合发电用。但成品油马上也紧张了，还是得修电厂。所以深圳后来建设了沙角Ａ、沙角Ｂ电厂。”他说，交通也同样，那时候公路较少，根本就没有高速公路，交通运输太紧张了。

“我建议支持与外资合作，修建广深高速，并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修建。”他回忆说，“沙角电厂和广深高速，后来都是与香港爱国实业家胡应湘合作的，他是个优秀的工程专家，出资出力。因为项目大，有些需要协调的问题常要跑北京。因此我很高兴，有机会能促进深圳

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还规定各有关部门都要确定一位负责同志分管有关工作。”文件总结了三年来做的主要工作：在吸收外资上初步打开了局面；以首先搞好基础设施为重点开展基本建设；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较快地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打击了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改善了人民生活，稳定了边境地区的秩序。这个文件对特区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又有新的发展，提出了十条措施。为此，谷牧同志回京后把有关部门分管特区有关业务的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建立了联合办公的会议制度，更及时地解决问题。

“这个文件发了之后，特区的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鼓舞，据说在深圳还鸣放鞭炮表示庆贺。特区要办，并且一定要办好的鲜明旗帜更高地举起来了。”甘子玉回忆说，此后，特区的发展迎来了“春天”。但1985年，深圳特区的发展曾遭遇一次“阵痛”，不过也因此迈上发展的新里程。

“当时的问题主要是特区基建铺的摊子铺得大了，1985年的计划安排比1984年实际增加40％，上年结转和新安排开工的项目达400多项，与此同时深圳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展还不够，认识上不统一。”他指着当时的会议记录对记者说，为解决这一问题，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谷牧受国务院委托，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广东、福建两省，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国务院29个部、委、办、局的负责干部近200人。这是到会人数最多，开会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因为对发展外向型经济下工夫不够，外商投资游资多，投资实业少，我们在深圳看到，宾馆酒店入住率低下来了，有些宾馆酒店把部分楼层的地毯都卷起来了。对深圳经济特区的不利言论又开始出现，„唱衰‟深圳特区，对特区„能不能办好‟的疑问增多起来。„深圳不行了‟、„深圳是不是差了‟等非议再起。”甘子玉回忆说，深圳面临又一次“阵痛”。在这次会议上，谷牧同志在会议

工业生产值差不多年年翻番，城市初步成形，这是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总图的一个绚丽篇章。没有邓小平同志1979年的重大决策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关怀、支持、鞭策，便没有今天深圳这一切。”甘子玉说，“我刚才所回忆的深圳建设初期的岁月，不过是为贯彻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伟大设计的开端。在记忆中，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深圳视察的、我个人作为陪同前来深圳的就有：1983年2月，陪同胡耀邦同志视察蛇口工业开发区，整个深圳特区还在筹建的初始，耀邦同志说要大力支持，并留下„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要求。1990年2月，我陪同李鹏总理到深圳视察若干项目。1990年6月，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到深圳视察，2000年11月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参加深圳特区20周年庆祝大会等等。领导同志们的现场指导、指示、关注，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圳特区建设的深切关怀，这都是我们要永远铭记的。”

关于未来深圳的发展

抓住四个机遇走向发展新阶段

“30年来，深圳已经由一个仅有3万人口，三条街道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这是30年来深圳各级领导和全体深圳人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圳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期望深圳要立足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从过去回到现实，一直关注深圳的甘子玉又专门向深圳市领导同志请教，他寄望深圳在全面深入学习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奋斗中，能抓住四个重大机遇，走向发展的新阶段。

“首先，深圳要抓住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历史机遇。”他说，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深圳作为一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是非常难得的重大机遇。要好好抓住它，做好这篇大文章，一定要立足现有高新技术产业优势，紧紧围绕国家自主

第三篇：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城镇化建设会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表现在：

一、带来当地劳动力和就业需求的变化；

二、第三产业需求的变化；

三、教育需求的变化等。

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商机主要有：

一、房地产行业；

二、建材工业；

三、钢铁行业；

四、道路交通建设；

五、餐饮服务业等。

6、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财富机遇

第一、传统周期性产业的黄金期已过，能够生存下来或者继续实现增长的企业需要在区域布局方面表现出特点，包括生产区域和销售区域的有机调整；

第二，就地城镇化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将带来中低端消费的增长，特别是中档品牌消费可能会表现出比高档品牌消费更强的生命力，同时这种城镇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关于提升农业生产率的配套投入值得重点关注；

第三，大城市的信息化升级和服务业分工细化过程，智慧型城市、清洁型城市、服务型城市带来的产业增长都是有潜力的。城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的,发展宜居小城镇经济,打造成千上万个中国式的“欧洲小镇”,用城镇产业集群形成不同特色的城镇经济，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业实行机械化,将农民变成居民,于是新的消费群体形成,经济形成良性循环.新型城镇化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财富机遇。

第四篇：水资源匮乏及污染将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

水资源匮乏及污染将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 证券新闻经济参考报[微博]2014-05-26 00:46

我要分享

我国是水资源非常短缺的国家，特别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在第十七届科博会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水资源匮乏及污染将成为制约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与会的政府、学界及企业界嘉宾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水是很重要的因素。水安全事故频发、水资源保护不力、城市水循环系统有待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陈明忠指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是我国的基本水情。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2/3的城市面临缺水，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我国水资源需求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资源性、工程性、水质性缺水，在不同的地区将长期存在。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更大的水环境压力。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戴晓虎表示，与发达国家水环境相比，我国现在的城市水环境很多都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人工实现的水环境，特别是目前的城市水环境从容量来说与其自身所能够承载的容量不相匹配。

此外还有污染问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配置研究室主任谢新民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水够不够，而且要考虑水环境污染的问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水的污染有三个源，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工业，一个是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三个源都将面临更大压力。

专家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水资源匮乏和经济高速发展矛盾的正确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认为，水的问题跟城市化和产业布局直接相关，跟经济结构和发展规模有必然联系。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正确的选择道路。

戴晓虎称，解决水问题，要以循环经济为核心，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推动清洁生产，加强工业的循环利用，倡导节约用水。此外，也不要单独的就水论水，固废、垃圾等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对水环境造成影响。

发展水经济，释放水功能区活力也是专家建言的一个方向。谢新民认为，发展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最终还是保障水经济发展。通过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把水功能区潜力释放出来，随着水经济的发展，水文明也将逐步实现。

专家还认为，发展水循环经济重在政策落实。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表示，循环经济发展到今天，当务之急就是以“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作风来抓落实。戴晓虎也指出，尽管循环经济大家都明白，但如何使一些政策、措施、技术最后能落地，这才是未来要关注的。

第五篇：赤峰市城镇化发展情况

赤峰市城镇化发展情况

赤峰市城镇化发展情况

一、我市城镇化现状及问题剖析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赤峰市的城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心城区已由建国初期偏僻落后的塞外小城成为一座初步繁荣昌盛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城市功能、城市环境景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九个旗县城关镇的发展也逐步加快，初步成为具有一定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小城镇或小城市。在村镇规划建设方面，全市各旗县区都已建成一批环境比较优美，功能比较完备的小城镇和村庄。总之，我市今后的城镇化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城镇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人口占自治区总人口的18.68%，GDP却只占自治区GDP总量的11.86%，从统计数字看，我市的城镇化水平低于自治区平均水平，且处于全区最低水平,同近邻朝阳（30%）、承德（27%）、通辽（28.45%）这几个农业大市大体相当，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如果说我市的城镇化发展存在什么问题，显而易见，最大的问题就是城镇化水平过低，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我们认为造成城镇化水平低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策、体制障碍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阶段。从建国初期开始，为了快速摆脱极度贫穷落后的状态，建立起最基本的国家工业体系，我国设计了一种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从农村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为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设计，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将农民挡在了城市社会的门外，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普遍存在的城市病问题。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在保证了我国以较短的时间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负面结果，那就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广大农民并没有从国家历史性的进步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共性问题，我市也是如此。2002年我市一、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结构比例为1：1.17：1.36，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之和是第一产业的2.5倍，但非农业人口却只有全部农业人口的四分之一。

（二）城镇化动力不足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大规模城镇化的最根本动力来源于工业化。我市的工业化水平本身就很低，传统上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建国初期，我市的现代工业及现代基础设施几乎是一片空白，计划经济时代，我市的各类工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同庞大的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人口基数相比，工业化发展本身就很不足。改革开放后，受多种因素，主要是思想观念保守这个因素的影响，大批国有企业在转制过程中破产倒闭，却没有因此催生出众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导致城市就业岗位严重不足，造成大批“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更加困难。工业化水平低的另一个表现是我市的民营个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规模普遍不大。近几年虽然崛起了象草原兴发、塞飞亚集团等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但相对于四百四十多万总人口来讲，“龙头”太少，“龙身”太重，难以对加快城镇化进程起到决定性的拉动作用。在我市92万非农业人口中，有各类职工33.54万，其中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占去14.7万，企业职工仅16万人，而这16万人中，农牧林渔业和采掘业等对城镇化发展贡献有限的行业又占去了7.5万人，所以制造业、服务业等这些能够真正拉动城镇化发展，创造社会需求的行业的从业人员不足十万。工业化、产业化发展严重不足，导致了城镇化的发展缓慢。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离开了工业化、产业化的城镇化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可能实现。二○○二年我市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市GDP总值的33.15%，而此比例自治区为42.13%，全国为51.74%。这是为什么在同样制度条件下，我市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全自治区的根本原因。

（三）中心城市辐射力不强。

至2002年，我市中心城区人口已达43万人以上，建成区面积41.3平方公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城市发展空间不足，功能分区不明确，基础设施较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我市中心城区已基本形成了东部为工业区，中西部为行政办公、商贸、居住综合区的基本格局，但近十几年来，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原有的国营企业大量破产倒闭，企业用地作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成片的工业用地被分割卖掉，并改变了用地性质，导致东城区的工业区性质弱化，分区功能偏离了规划要求；中西部城区商业建筑及商住两用综合楼畸形发展，拉动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破坏了原有的城市功能分区，“城多大、市多大”，城市功能布局比较混乱。急功近利的城市发展方式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中心城区，无论是发展第二产业还是发展第三产业，都将面临着高昂发展成本，回旋余地非常有限。目前我市中心城区的房产价格、土地价格已经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它城市，城镇化的门槛被人为抬高，这对推进城镇化进程十分不利。

（四）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偏低、难以转业

2002年，我市共有劳动人口196.24万，其中乡村劳动力149.7万人，这部分劳动人口多数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如果离开了土地进入非农产业领域，则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种状况首先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因为城镇中适合低素质劳动力的岗位毕竟有限；其次限制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企业必须对新增劳动力进行基本培训，增加了发展成本；再次限制了本地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使本地区庞大的农业人口数量难以有效减少。

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是加快我市城镇化进程的最基本途径

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形势下，城市间的竞争将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环境的竞争，而城市发展环境除包括城市交通、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城市生态环境等“硬”环境外，还包括政策、文化、道德、思维方式等“软”环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几个问题是我们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招商引资，建立工业园区及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和落实问题，要建立健全各种配套政策，使优惠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政府的诚信度；二是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多做一些实事。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仅是户口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多方面共同突破，实施系统工程。我们应尽快着手办的事情主要包括解决户籍管理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城乡户口差别，解决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流转问题和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这方面既要学习借鉴外地的先进经验，又要结合赤峰实际，实现制度创新；三是改进党政机关工作作风和管理服务方式，要从服务赤峰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要求出发，改革行政管理的方式和程序，大力削减行政审批项目，除事关经济社会大局的行政审批项目外，应将多数行政审批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前登记，事中监督检查和事后验收，以最大限度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投资环境，同时有效地减少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加快城镇化步伐应该采取的几项具体措施

（一）以城市规划为龙头，加速市域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城关镇的建设

要加快我市的城镇化发展进程，首先应该对我市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做出一个科学合理并具有一定超前性的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要明确市域城镇体系发展战略，围绕区域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确定城镇规模结构、城镇职能及在市域中所处的地位、作用，预测中、远期我市城镇化水平，制定市域基础设施发展目标。现在我市已经形成了由一个中心城市（包括平庄和元宝山）、九个旗县城关镇（其中天义、大板已定位为次中心城市）、二百多个集镇、建制镇组成的城镇体系格局。中心城市中的红山区、松山区的城镇人口达43万人，已经达到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若加上元宝山区平庄镇、元宝山镇的城镇人口，则我市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60万，达到了大城市标准。从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看，中心城区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是我市城镇化不断发展的最突出表现。从1985年到2000年，15年内中心城区的人口从25万人增加到43万人，每年净增1万多人。从我市城镇总体布局看，中心城区已是全市集聚和辐射作用最强的地区，最具发展潜力。按照中心城区总体规划，至2020年，中心城区（红山区、松山区）要发展到68万人以上（此规划是按国家规定标准确定），中心城市到2020年要发展到100万人。以目前的发展趋势，这是完全可能的。内蒙古党委、政府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决定（内党发[2003]18号），给我市定的指标是2005年市区人口达到80万以上，2010年达到120万以上，成为东部地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作保证，把大力发展中心城区，作为我市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心城区建设的重点是新城区建设和东部工业区建设，只有做好了这两片城区的建设，才能为赤峰市的城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载体和源动力。

除中心城市外，我市还有九个旗县城关镇。其中宁城县的天义镇和巴林右旗的大板镇尤为突出，在2002年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已经被确定为两个市域次中心城市。通过调研，我们认为这两个次中心城市已经达到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起跑线。宁城县在城市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产业化、工业化的发展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京、汐子等几个工业园区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将为宁城县乃至全市的城镇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右旗的大板镇充分发挥在交通、区位方面的独特优势，狠抓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拉大城市框架，建设工业园区，不断增强自身活力，这颗草原明珠无疑将在赤峰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按新的总体规划预测，至2020年，大板和天义两个次中心城市都应成为人口规模10至20万的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宁城天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极大，按宁城县新修编的县城城镇体系规划，天义镇至2020年人口要达到20万。大板镇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如能在政策制定和思想解放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必然会带来城市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从加快建设次中心城市的角度出发，天义、大板应制定出建立县级市的时间表，按计划有序推进。除天义和大板之外的其它七个旗县城关镇在城市建设、工业化、产业化发展方面也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城镇的用地规模、人口规模扩张速度都比较快，新的总体规划确定这些城关镇到2020年成为5至15万人的小城市，应该说这个目标是稳妥的，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积极稳妥地发展次中心城市和旗县城关镇应是我市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有选择地发展中心小城镇

近几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这就为我市小城镇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近些年来，我市小城镇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老牌先进典型如元宝山区建昌营、山前，宁城县热水等获得了新的发展，宁城汐子、八里罕、林西统部等新典型又脱颖而出，为全市各类小城镇的发展积累了新的经验。但从我市整体情况看，单纯地加强小城镇建设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方面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一些小城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了几条马路，几条排水，但并没有带来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说明“筑巢”和“引凤”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也说明了城镇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市小城镇的发展过去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小城镇不可能在无序竞争中自发地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小城市，要想使我市的小城镇建设在今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从现在起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指导作用，在小城镇发展方面有取舍，有选择，使有限的发展资源向那些基础较好、区位条件优越的少数小城镇集中，使他们尽快发展壮大起来，吸纳更多的人口，在全市乡村城镇化进程中稳定地发挥作用。新的《赤峰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在全市范围内确定了25个中心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在全市城镇体系中区位优越，配置均衡，并且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市委、市政府应尽快出台一系列长期稳定的促进中心小城镇发展的特殊政策，在资金方面给予扶持。可以设想如果25个中心小城镇中有一半能发展成为人口规模三万以上的小城市，则在全市范围内将吸纳四十万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对全市的乡村城镇化建设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三）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劳务输出工作

提高城镇化水平，除了要加强城市、城镇建设，增加城镇人口外，有效地减少农村人口也是重要的途径。在我市中心城区以及主要城镇工业化、产业化水平不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加强劳务输出，以劳务输出带动人口输出，有效地减少农村人口数量，不失为提高我市城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我市农村劳务输出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打工收入现在已经是我市很多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统计部门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市每百户农民中，有17人外出打工，在我市农牧民人均1847元的纯收入中，外出从业收入占140元。向附近经济较发达地区输出劳务，我市具有较明显的区位优势。目前在不少农村，特别是在经济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村，人户分离的现象已经很常见，这说明民间自发的经济移民活动已经开始，只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这种人口迁移活动还处于不确定和隐性的状态，无法进行确切的统计。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二元结构将会最终瓦解，阻挡农民进城落户的户口制度及其它制度性障碍将会逐渐消除，会有更多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变成城市的固定居民。各级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应从各自工作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做好劳务输出的组织、引导工作，加强对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外出人员基本素质，为他们在发达地区扎根创业提供服务。加强劳务输出应是我市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四）调整行政区划，推进城镇化。

为赤峰市中心城区长远发展计,应尽快将喀喇沁旗撤旗建区。我们认为将喀喇沁旗撤旗建区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可以增大中心城市规模，增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二是可以解决平庄地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给平庄城区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是缩短了赤峰市区与北京之间的时距，更好地接收北京对我市的经济带动作用。

（五）把“城镇化水平”列入每年的人口统计指标，统一统计口径

现在的城镇化水平测定是个难题，主要是统计口径不一。城镇化水平应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但何谓“城镇人口”？其空间范围、职业界限是什么至今没有明确规定。“非农业人口”可以认为即“城镇人口”，但现在的统计年鉴上的“非农业人口”仅含城市户籍人口是不全面的，还有很大一部分虽为农村户口但住在城市或城市边缘地带多年，从事着第二或第三产业，例如市郊卖菜的游贩，建筑安装企业的技工、力工，装饰装修行业的工人等都属于这部分人。因此“城镇人口”应包括这两部分人：一是城市规划区内的所有人口，不管具有户籍属于“农村”还是“城市”；二是暂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即从人们的居住地和从事的职业、工作性质来确定城镇人口并把其列入统计部门每年的统计指标，便于对比、分析，并当做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