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工程“挂靠施工”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全五篇）

第一篇：浅析工程“挂靠施工”民事责任的承担

浅析工程“挂靠施工”民事责任的承担

张翠英、谢继功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建筑施工领域“挂靠施工”现象极为普遍，业主对此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为突出的就是拖欠工程款带来的农民工上访问题。本文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现有立法及法理，简要探析工程“挂靠施工”行为在民事责任承担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

关键词:挂靠 分包 合同相对性 责任承担 连带

一、工程“挂靠施工”概念及特征

挂靠，是指企业或个人，挂靠有资质的企业，承接经营业务，被挂靠方提供资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服务，挂靠方向被挂靠企业上交管理费的行为。工程挂靠施工，是指没有资质的施工人或资质低的施工人（即挂靠人）借用有资质或资质高的施工企业（被挂靠人）的名义承揽工程并向其交纳管理费的行为。即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施工。

挂靠施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挂靠人自负盈亏，一般具有如下特点：①挂靠人没有从事建筑活动的主体资格，或者不具备与建设项目的要求相适应的资质等级。②被挂靠人具有与建设项目的要求相适应的资质等级证书，但往往缺乏承揽该工程项目的能力。③被挂靠人在投标过程中所需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以及中标后需要缴纳的履约保证金或其他资金，均由挂靠人筹借并以被挂靠人名义缴纳。④挂靠人需向被挂靠人交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并需承担被挂靠人派驻施工现场的几个管理人员的工资。⑤挂靠人的经营方式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表明就与被挂靠人的关系来讲，挂靠人是独立民事主体，与被挂靠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二、挂靠施工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后果

（一）挂靠施工行为是违法行为

《建筑法》第29条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合同法》第272条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挂靠施工行为违反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为违法行为。

（二）挂靠施工行为产生的合同无效

挂靠施工行为既扰乱了建筑管理市场秩序，也容易影响建设工程质量。从规范建筑市场管理，保障建设工程质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看，应对挂靠人以挂靠企业名义实施建设工程施工行为的效力持否定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因此，挂靠人以挂靠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三）法院有权收缴双方因履行挂靠合同的非法所得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对挂靠施工行为更是做了最直接的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如前所述，挂靠施工行为违反了我国《建筑法》、《合同法》、《民法通则》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而无效。同时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建筑工程领域的监管，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亦极大威胁到每个百姓的切身利益。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针对该无效民事行为的处理方式除返还因此取得的财产，承担过错责任以外，因此而获得的利益应当收缴归国家。

三、审判实践中对挂靠施工民事责任的认定及利弊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挂靠施工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第一种，判决被挂靠人独自承担民事责任，挂靠人不承担责任。二者之间的权益纠纷另案解决。

第二种，判决挂靠人承担民事责任，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笔者认为，第一种判法，免除了挂靠人的义务而加重了被挂靠人民事责任，也侵犯了权利人的权益，使得原本可以有两个单位（人）共同承担的责任，改由一个单位（人）承担，削弱了权利人的权益保障。挂靠行为是双方皆有过错的违法行为，判决另案解决挂靠行为人之间的权益纠纷，不仅必然导致被挂靠人的权益无法实现，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与我国节约型社会理念相去甚远，也有悖于我国现行立法。第二种判法，既尊重事实，合理认定了行为人基于共同过错行为应承担的责任，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权益，亦与现行法理以及现行立法相一致，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能较好的实现司法正义。

四、挂靠施工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分析

（一）表面上看，判决被挂靠人独立承担责任而挂靠人免责的法理依据为合同相对性、善意第三人和表见代理制度，似乎判决有据。但究其本质，却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不当。

1、挂靠施工不适用合同相对性

《建筑法》第29条、《合同法》第272条第3款以及国务院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8条均对工程挂靠施工行为做了禁止性规定。关于挂靠施工合同法律效力，最高法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做了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由此可见，既然挂靠施工合同无效，挂靠人基于该无效合同而与实际施工人签订的非法分包合同当然无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大前提是合同必须合法有效，从本案来看，实际施工人向被挂靠

人A公司主张民事责任并无有效合同依据，因此合同相对性无从适用。

2、挂靠施工不适用表见代理和善意第三人制度

《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可见，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为行为人无代理权。但实践中，挂靠人正是有了被挂靠人的“授权”才得以成立项目部并以其名义独立施工。只是因其与实际施工人订立的分包合同违反了《建筑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从“已授权”角度出发，完全可以排除表见代理的适用，从而更毋须再进一步讨论实际施工人是否为善意第三人了。

3、从情、理分析，判决被挂靠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亦不适当。

①判决驳回权权利人对实际施工人的诉求，直接剥夺了其作为原告对实体权益的请求权。倘若被挂靠人无力足额承担其对权利人的民事责任，则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该判决实质是对挂靠人过错的赦免。②由于是挂靠人实际组织工程施工，对其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最为清楚。若抛离了挂靠人，选择由未曾参与工程实际施工的被挂靠人独立承担责任，被挂靠人无从质证，法院无从查明事实。这与我国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则也是相违背的。

笔者前年到山西平遥古镇参观，平遥县衙这座古老建筑门楣上方，赫然横挂着一块牌匾：情理法。笔者很为这三个字动容，就在门口拍照留念。倘若我们的审判法官对一些复杂的民事纠纷，能够遵从古训，站在情理法的角度认真探究，对孰是孰非应当是不难判定的。

（二）相比之下，由挂靠人承担民事责任，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有现行法条及法理为依据，这一观点亦被我国大量司法实践所接受。

1、挂靠施工民事责任主体的确认

关于挂靠施工民事责任如何承担，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最高法对如何确定诉讼主体作出了司法解释，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可见，实际施工人将挂靠人列为被告有法可依，显而易见，既然挂靠人作为被告适格，其承担赔偿是理所应当的。可见，若判令挂靠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与我国现行立法是相悖的。

2、挂靠施工的侵权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要件有四：①行为人有侵权行为；②受害人遭受损害；③侵权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④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

联系实践，首先，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非法借用资质进行挂靠施工，同时隐瞒事实与实际施工人签订无效的施工合同，导致施工人劳动力损失，是为典型的侵权行为；其次，实际施工人因此付出劳务而无相应回报，已经产生损害结果；再次，施工人这一无合法依据保障的劳务付出正是由于行为人双方的借用资质挂靠施工行为，显然存在因果关系；最后，行为人双方明知借用资质的挂靠行为违法而为之，存在主观故意的过错。可见，实践中挂靠施工关于侵权的构成要件全部符合，已构成共同侵权。

关于共同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可见，即使从侵权角度出发，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对施工人承担连带责任都是较为公平且有一定法理依据的。

总而言之，挂靠施工这一违法行为已经存在多年，但该领域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司法实践中屡屡引发了诸多棘手又敏感的争议，该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只是我们在律师工作实践中的体会之一。如果我国能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对此做出详细规定，那么挂靠施工这一违法行为将会得到很好的控制，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亦能够很好的解决。

第二篇：法官论坛100：建设工程挂靠施工对外民事责任的承担

法官论坛100：建设工程挂靠施工对外民事责任的承担

欢迎您的关注订阅和转发分享欢迎您输入日期提取历史消息作者 ‖ 徐开勇

建设工程挂靠施工，是指为了进行工程建设，不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施工人（挂靠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被挂靠人）的资质，向被挂靠人交纳管理费，承揽工程并进行施工建设的行为。挂靠对内涉及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外涉及与上游发包单位的施工合同关系以及与下游材料商、农民工等第三方形成的买卖、劳动用工等其他法律关系。因为挂靠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挂靠人，对挂靠施工经营纠纷中的对外民事责任，原则上都是由挂靠人对外承担。但由于被挂靠人承担责任的能力强于挂靠人，或者挂靠人下落不明，此时相关的权利人常常会向被挂靠人主张权利，要求被挂靠人承担民事责任。被挂靠人是否应承担责任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一、对上游发包方民事责任的承担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挂靠人未能按约定履行施工合同义务，逾期交付工程或者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等给发包方造成损失发生纠纷，发包方会起诉被挂靠人和挂靠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挂靠人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对方，承担民事责任，应属当然。挂靠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对发包方承担民事责任，依据的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理论基础。《建筑法》第66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对因该项承揽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暂行意见》第５条规定，施工人挂靠其他建筑施工企业，并以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签订建筑工程合同而被起诉的，应将施工人和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列为共同被告；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对施工人因承揽的工程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发包人损失的，应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其理由在于被挂靠者以其全部财产和信用作为挂靠者以其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基础，担保挂靠者从事的经营活动的义务的履行，这就是挂靠关系对被挂靠者所产生的风险，被挂靠者既然接受了他人的挂靠，相应地就必须承担这种风险，不能只享受收取挂靠利益的权利，而不承担挂靠风险的义务。挂靠实际上也就是具有了担保的性质。根据归责基础理论，确定法律责任的理由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与责任主体行为有关的归责基础；一类是与责任主体行为无关的归责基础。后一类的归责基础主要是因为主体的社会角色而带来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因为责任主体与行为人存在某种关系而承担连带责任或替代责任。［1］ 被挂靠人对发包方承担连带责任，既有基于合同关系的约定依据，更主要的是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存在着特定的挂靠关系。虽然，建设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或逾期交付问题，是与挂靠人的施工行为有直接关系，被挂靠人并无施工行为，但是因为挂靠关系的存在使被挂靠人摆脱不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故被挂靠人对挂靠人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具有法律依据和法理学上的理论基础。

二、对下游第三方民事责任的承担

与下游第三方发生纠纷，主要涉及挂靠人在工程施工中未能按约定向材料供应商、设备租赁商、施工队支付货款、工资款。根据“谁的行为，谁负责”的民法基本理论，与下游第三方发生纠纷引起的民事责任应当由挂靠人承担。但在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的履行能力一般强于挂靠人，挂靠人对外与第三人为民事行为时情况较为复杂，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对外如何承担责任，要根据挂靠经营的情况不同区别对待。

（一）挂靠人对外明确以被挂靠人的名义进行施工或经营，第三方也有理由相信其是在与被挂靠人发生经营关系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52条的规定，应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列为共同被告。［2］因挂靠施工经营的最终收益都是归于挂靠人，因此挂靠人应对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对挂靠人不能清偿的部分，由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因被挂靠人对挂靠人仅仅是收取了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被挂靠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挂靠人再行追偿。

如何理解挂靠人对外以被挂靠人的名义进行施工或经营，是处理该纠纷的难题。因为相对于发包方而言，被挂靠人与发包方签订的是形式要件齐全的施工合同，一般被挂靠人要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甚至签订合同之前还要进行招标程序，此种情况认定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施工或经营并无大碍。但在具体施工中，因被挂靠人不会将企业印章交与挂靠人使用，挂靠人与第三方发生经营行为时，被挂靠人一般不会在合同上加盖公章。被挂靠人的通常做法是刻制一枚项目部章交挂靠人在工程项目上使用，挂靠人一般以某某项目部的名义对外为民事行为。因某某项目部是被挂靠人在该项目上临时设立的内设机构，此时，应视为挂靠人在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发生关系。

（二）挂靠人明确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施工或经营的

由于挂靠人在发生经济往来时向相对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相对人是基于对挂靠者的信任才做出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挂靠者与相对人做出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那么就只能在相对人和挂靠人之间产生合同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合同效力不得及于合同外的第三人，被挂靠企业不应对挂靠者的经营行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但在实践中，根据利益衡量原则和合同相对性有限突破原则，在某些情况下，挂靠人即使明确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施工或经营的，被挂靠企业也不是一概不对挂靠者的经营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如挂靠人再次以自己的名义将工程非法转包或违法分包，次承包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向被挂靠人主张权利，直至向发包方主张权利，被挂靠人应在欠付挂靠人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

2．挂靠人虽然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为民事行为，但相对方有理由相信挂靠人是在履行与被挂靠人的施工合同义务有关的职务行为。这种情形应视为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发生民事行为，被挂靠人应与挂靠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3．如果挂靠人对外虽然是明确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施工或经营，但挂靠人与第三方交易行为的成果，已经物化在建设工程中，而此时挂靠人下落不明。为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视为与履行被挂靠人与发包方的施工合同有关，而由被挂靠人在受领的工程款范围内代挂靠人承担责任。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被挂靠企业应否对挂靠者的经济往来承担民事责任应视挂靠者在对外施工或经营中表现的身份而定，有证据证实是在以被挂靠企业名义进行施工或经营，且经济往来的相对人是善意、无过错时，被挂靠企业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反之，则只能由挂靠者自己承担。需要说明的是，挂靠者与被挂靠企业间签订的挂靠合同因违法而无效，但不能因此推断挂靠者与第三人的合同当然无效。因挂靠人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应该适用《合同法》第52条规定来重新审查。

注：[1]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276页。[2]《意见》第43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第52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

友情提醒：人民法院出版社和审判研究微信公号联合赠书活动正在进行，您可以回复“20140617”了解活动详情。提示：尊重原创版权，转发请标明作品来源于微信公号审判研究和作者。回复目录获取历史内容条目，回复APP下载安装审判研究APP，支持自定义关键词检索历史内容。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投寄稿件，与更多法律人分享文字。邮箱：judgelamp@126.com。

第三篇：取保候审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

想学法律？找律师？请上 http://hao.lawtime.cn

取保候审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

核心内容：证人的出现是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在关于取保候审中的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是有哪些具体的要求与及条件的呢？需要承担的任务是如何的呢？下文将会详细分析，法律快车小编希望下文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3条第2款是对取保候审保证人特定情形下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该条规定取保候审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致使被告人逃匿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由于该条规定得过于原则，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颇有争议，本文略作分析。

大家对保证人于此情形下承担责任的性质和责任的范围均无异议，有异议的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如何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请求是否具有独立性。一种观点认为结合《解释》第73条第1款的规定看，被告人逃匿是否由于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造成的，应由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予以认定，只有执行机关认定因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告人逃匿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才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种观点认为因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告人逃匿的，致使人民法院无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被告人缺席刑事审判无法继续进行，刑事诉讼部分只能中止，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也应中止，待被告人归案后，才可追加保证人为被告，追究其赔偿责任。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人于此情形下承担赔偿责任具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不受执行机关是否追究保证人责任以及被告人是否归案的影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保证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在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责任，它具备侵权行为成立的独立构成要件。根据民事法律有关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此种情形下，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告人逃匿属于加害行为，被告人逃匿致使附带民事原告人不能及时追究其民事责任，已经给附带民事原告人造成了损害，此属损害事实，附带民事原告人这种损害正是由于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造成的，与保证人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说明保证人是有过错的。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源于其犯罪行为，二者在责任主体、归责原则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

因此，保证人的赔偿责任与被告人的民事责任相互并存，前者不依附于后者。被告人逃匿，刑事诉讼无法继续进行，因刑事诉讼的中止导致附带民事诉讼也无法继续进行，不影响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原告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保证人独立承担赔偿责任。可见第二种观点是不足取的。

执行机关是否追究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的刑事责任也不是附带民事原告人要求保证人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政局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保证人的主要义务就是为使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现被取保候审人逃匿，完全可以进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举证责任部分分配到保证人处，要求保证人对自己没有过错和被取保候审人逃匿与自己履行保证义务没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不违反公平原则。另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要求是不同的，执行机关是否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取决于保证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有关犯罪构成要件。因此，执行机关是否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附带民事原告人要求保证人独立承担赔偿责任。

这样处理的好处是：

一、有利于及时地维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上述观点

一、观点二均否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实质是主张待被告人归案后，才可追加保证人为被告，追究其赔偿责任，其结果是刑事审判中止，附带民事诉讼相应地也应中止。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势必遭到严重侵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已经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侵害，如果被告人不逃匿，则可以顺利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追究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以填补所造成的损害。而正是因为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告人逃匿，致使人民法院无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无法及时向被告人主张权利。因此赋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单独要求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以及时得到赔偿，既是对保证人待遇履行保证义务的惩罚，又可及时地维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督促保证人遵守保证义务全力配合执行机关履行保证责任

为使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不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取保候审人提供保证金或保证人的方式作为担保。保证人一旦愿意为被取保候审人担保，在取保候审保证书上签名或盖章后，就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否则怠于履行义务，致使被取保候审人逃匿，甚至与被取保候审人串通，协助其逃匿或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的，执行机关对保证人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实属咎由自取。再让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全面地追究其怠于履行保证义务的责任，可以使其权衡利弊得失，以督促其遵守保证义务，全力配合执行机关履行保证责任，保证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不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使被告人早日受到刑事追究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根据《解释》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了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保证人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因该责任性质属于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损失虽然有逃匿的被告人造成，但已经由保证人予以填补。因此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已经免除，再要求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没有法律根据，附带民事诉讼自然不复存在(但保证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人追偿)。一旦被告人归案，人民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不再审理，可以集中精力对刑事诉讼部分进行，这有利于缩短刑事审判审理期限，节约司法资源，从而使被告人早日受到刑事追究。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第四篇：合同诈骗与民事责任承担

合同诈骗与民事责任的承担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刘德宇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原告：贾某、余某、李某、黄某

被告：某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

案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贾某、余某、李某、黄某四人经朋友介绍到某商贸城开发公司购买商铺。该商贸城开发公司在郑州设有销售处。原告在郑州销售处通过负责人张某分别认购了该公司的商铺四套。其中贾某、余某通过银行将部分款项汇到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账户内，李某和黄某将现金直接交给张某或者通过银行汇到销售部负责人张某账户内。张某给四人分别开具了发票，由于贾某和余某没有支付完剩余的款项，按照规定没有给两人签订买卖合同；张某给李某和黄某签订了买卖合同。

后某商贸城开发公司宣布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原来计划建设商铺的目标无法实现，对于购买的商铺的业主可以退款并支付利息或者调换其他房屋。四原告听说该消息后，到公司要求退款。公司经查询告知，贾某和余某的款项虽然打到公司，但是已经被负责人张某已退还客户的名义取走；李某的部分款项虽然交到公司但是也被张某取走，黄某的款项没有交给公司。同时告知，原告手中的发票及合同的章是伪造的。

某商贸城开发公司联系不到销售部负责人张某，随到公安局报案。由于公司不愿意退还购房款，四原告也向公安局进行了报案。某市公安局以合同诈骗罪对张某立了案。经委托鉴定，四原告手中的发票及合同的章均是张某伪造的。因为张某迟迟未能归案，公司也不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四原告委托律师将某商贸城开发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 1

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同时赔偿原告相关违约损失。

被告公司辩解，由于本案中销售部负责人张某涉嫌合同诈骗，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应该等刑事案件审结后在审理该案，同时认为由于张某涉嫌合同诈骗，应该由张某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件起诉到法院，原告律师提供了某商贸城开发公司与张某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某商贸城委托张某代理销售房屋，根据销售房屋的价款及数量给张某一定比例的提成，约定销售部不能代收房款。同时还有某商贸城开发公司的网站上公示的张某作为郑州销售部门负责人的信息。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某商贸城开发公司与四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双方解除购房合同，某商贸城开发公司支付四原告的本金，同时赔偿部分损失。

二、问题的提出

1、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审理？

2、张某即使构成合同诈骗罪，某商贸城开发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三、“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

所谓“先刑后民”，是指法院受理的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时，由法院视该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决定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者部分移送侦查机关。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一般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予受理，已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先刑后民”并非法律概念，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先刑后民”的原则，而是实践中司法机关自己总结的一条原则，“先刑后民”在理论界、实务界都饱受诟病，许多学者、法官对之都持反对态度。笔者同意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审理”和“区

别处理”的两种观点。“分别审理”观点认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性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均不同，应分别审理，同时进行。“区别处理”观点认为，对“先刑后民”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国家利益问题。应该明确，对二者的保护应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只要依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和归责原则，可以认定因不同法律事实而引发的两类案件的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类案件就应该分别进行审理，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因权利得到充分救济不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除外。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另案审理结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的情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在公报案例中重申了上述观点，如武汉赛迪尔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赛迪尔公司)与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债服务部(以下简称东西湖国债部)、武汉市国债服务部侵权纠纷案，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与长春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长春信托)国债回购纠纷案等，最高法院针对原法院的驳回起诉做法予以纠正。

针对本案，由于张某涉嫌合同诈骗正在被通缉，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以刑事案件正在审理为由，要求法院中止审理，法院也提出驳回起诉或者中止审理的意思。对此原告也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在刑事犯罪和民

事纠纷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是由不同的基础事实而引起，并不必然要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方式来处理，也可以分开审理。

第二，在本案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种是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另一种是张某与被告公司之间的侵害公司财产的刑事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又是基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前者是被告公司的的签约事实，后者是被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混乱致使单位员工利用公司的管理漏洞侵犯公司财物的事实。

第三，对于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来说，和原告的法律关系属于公司的外部横向的法律关系，而与张某的关系属于内部管理与被管理纵向的法律关系。

第四，对于原告来说，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是被告河南中原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而非张某，之所以原告与张某发生直接的接触是由于张某代表的是某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而非张某本人，原告意图发生法律关系的是被告公司，而非某，张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将由被告公司来承担，被告不能以是张某个人所为来推卸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张某以公司的名义开展对外宣传，销售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行为应当视为公司的行为，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公司来承担。

因此，该案件不应该驳回起诉或者中止审理。

四、某商贸城开发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虽然原告手中的购房发票是假的，合同章也系张某伪造的。但是根据原告的证据，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与张某有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同时公司网站明确公示了张某的销售地点及张某的联系方式。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五条二款规定：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的，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该案件，首先，张某与被告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协议，张某系代理公司以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对外从事销售工作，因此，张某在代理行为中的民事侵权责任应该有单位承担；其次，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存在明显过错，贾某和余某的购房款打进公司账户竟然被张某私自取走，公司显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某的部分购房款张某接收后交给单位，但是对于此种私自接收客户款项的行为不但没有制止，而且张某可以以李某退款的名义将该款项取走。最后，黄某由于相信张某的销售代理行为，将款项交给张某，公司也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在管理中存在明显过错，应对张某的违法行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字数3330

第五篇：机动车挂靠单位在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范文）

机动车挂靠单位在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

作者：刘志雷发布时间：2009-09-29 10:50:1

1随着交通运输业的蓬勃发展，道路交通事故也急剧增加。如何在加强机动车的监管同时，及时、充分地给受害者一方经济补偿以抚慰其精神上的损伤和财产上的损失，衡平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实践中存在着的机动车在运营活动中通过挂靠关系与被挂靠单位之间的权责问题，即以挂靠单位名义从事经济活动的机动车交通肇事后，被挂靠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其法律依据是什么？仍然是司法实践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将被挂靠单位引入损害赔偿诉讼关系中，无疑加大了对受害人的司法保护力度，但同时是否对被挂靠单位产生权责失衡的问题？现今的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挂靠单位的损害案件中，大多仍然是将挂靠单位作为共同侵权人判其承担连带责任；或根据单位在机动车行政管理登记中的名义车主身份，或依据单位制度上的对挂靠车辆的监管职责，收取挂靠费用的权利等，判其作为实际车主或拥有支配权，享有运营利益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此使得被挂靠单位在机动车侵权法律关

系中的主体适格问题日益突出和尖锐，也造成人民法院的个案判决在法律依据和判决结果中的矛盾与冲突。

挂靠是我国特殊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有些被挂靠人是为了获得挂靠管理费而接受他人的挂靠，有些被挂靠人则并没有因此获利，仅仅是政府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要区分这不同的情形分别判断机动车的保有人。首先，如果被挂靠单位利用了其特殊地位，并因此从挂靠关系中收取了被挂靠人的管理费用，那么尽管被挂靠单位可能并不实际支配或者控制挂靠的机动车，但是由于获得的运行利益，如果不令其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此时，应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列为共同被告，令二者承担连带责任。至于被挂靠人的赔偿责任不应限制在收取的管理费用的范围之内，因为一方面报偿原则并不意味着风险必须完全等同于收益；另一方面，受害人并不清楚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的内部关系，这样做对于他是不公平的。其次，如果被挂靠单位是由于地主政府的强制性规定，而被迫让他人挂靠在自己名下，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那么就不应将被挂靠人列为赔偿责任主体，而应由挂靠人单独承担责任。

所谓挂靠，是指车辆为个人出资购买，但为了服从当地对车辆管理的要求，而将车辆挂靠于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的公司。挂靠又分自愿挂靠和强制挂靠。挂靠单位，在车辆进行登记之初，有审查其权属的义务；在挂靠关系形成之后，有对车辆及从业人员资质初步审核并报送主管部门审批的义务和组织业务与法律法规学习培训的义务；对车辆安全状况检查、监督、制止明知不符合行车安全规定状况的车辆上路行驶的义务，即依法代行保障公共安全的义务。由于上述义务的产生，基于法定和约定的双重因素，并且现实中大量的挂靠机动车车主事实上并无必要的安全运营和车辆管理的业务知识与技能，此类义务也就应当认定是挂靠关系中单位一方的主要义务。若被挂靠单位收取了管理费或得到了经济利益，被挂靠单位可被认为是运行利益的归属者，应对挂靠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与挂靠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挂靠人与被挂靠单位之间约定被挂靠单位对交通事故的后果免责的，仅在双方之间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第三人。若被挂靠单位未收取管理费或未取得其他经济利益，仅仅是地方政府基于管理的需要要求挂靠或强制挂靠，被挂靠单位既不是运行支配者，也不是运行利益的归属者，可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常遇到属私人所有的机动车辆挂靠集体单位并由集体单位收取管理费的情况，各地法院在追加被挂靠单位为共同诉讼主体做法上一致，但在确定事故责任承担上做法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被挂靠单位在收取该车辆管理费范围内承担有限连带赔偿责任。该种观点认为被

挂靠单位与挂靠个人二者是挂靠与被挂靠关系，被挂靠单位对挂靠车辆形式上有所有权，实质上挂靠单位受益的只是收取管理费这一小部分。因而，依据《民法通则》权利和义务一致原则，责成被挂靠单位在收取管理费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较为妥当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由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责成被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种观点认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一种特殊侵权赔偿，《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被挂靠单位从法律意义上讲就是车辆所有人，对所挂靠的车辆没有尽到监督、管理的义务、造成侵害赔偿，均以过错共同侵权论处，对挂靠车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被挂靠单位应对挂靠个人所造成的侵权事实负全部连带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它是在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事实的条件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被挂靠单位在客观上没有完成共同侵害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事实。因而，不能简单机械地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

二、责成被挂靠单位负无限连带赔偿责任不符合《民法通则》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被挂靠单位没有取得车辆经营权和利益分配权，它所享受的权利是收取管理费，所履行的义务是依据挂靠与被挂靠双方约定的合同款项，例如，代办养路费、保险费、代办车辆报停、复驶手续等业务。事实上，二者是一种有偿的服务关系。鉴此，被挂靠单位对于挂靠车辆造成的损害赔偿，在收取管理费范围内承担有限连带赔偿责任，是较为合理的，这样才不会违背立法精神。

三、从所有权的整体性上看，应区别对待被挂靠单位所负的连带责任范围。所谓的被挂靠单位它是建立在挂靠与被挂靠这层关系上，它对挂靠车辆仅有形式上的所有权，而车辆控制和支配权仍掌握在挂靠个人手里，挂靠个人享有车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二者相比较，被挂靠单位这种名义上的所有权是具有不完整性。因而，比照车辆发包人对承包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责成被挂靠单位承担有限连带赔偿责任，是较为科学、合理的。

四、确定连带责任范围，应遵循相应过错原则。挂靠个人是由于违反交通规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被挂靠单位它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但其对挂靠车辆未尽到管理、监督义务，对发生了交通事故，应依据相应过错范围责成被挂靠单位承担有限连带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如果不注意双方过错责任大小，必然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在车辆挂靠中，还存在着挂靠个人私自将车辆转卖他人，甚至几经转让现象。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应追加转卖中各个环节的当事人为共同诉讼主体，由最后环节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并责成前一环节

当事人对后一环节当事人层层负连带责任，被挂靠单位在收取管理费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以示车辆转让人对自己转让行为负责。这样，可以充分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车辆非法转让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