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饭店就餐摔伤的民事责任承担[大全5篇]

第一篇：在饭店就餐摔伤的民事责任承担

在饭店就餐摔伤的民事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

经营者未尽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多因一果”行为的责任承担，应根据原因力造成损害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行为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

■案情

杨国成投资开办了“稻花香”饭店，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个体工商户。2007年9月1日，杨国成将“稻花香”饭店的房屋出租给了高建清，并将“稻花香”饭店的营业执照出借给高建清使用，同时双方约定，经营期间发生的一切纠纷均由高建清自负。2008年1月20日，史淑君到“稻花香”饭店吃喜酒，因饭店地面湿滑，史淑君在进入饭店包厢时不慎滑倒摔伤。后经医院治疗，花去医疗费2149.26元，经鉴定，史淑君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因赔偿问题史淑君与高建清、杨国成达不成协议，遂将高建清和杨国成诉至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要求高建清和杨国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2万余元。

■裁判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稻花香”饭店的实际经营者高建清负有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业主杨国成作为出租方负有监管义务，对原告之损伤均负有民事赔偿责任。原告史淑君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尽到一个消费者应尽的注意义务，造成了自身伤害，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原、被告双方之间主观过错的大小，判决被告高建清承担70%的赔偿责任及21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5万余元，被告杨国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送达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原告享有诉因自由选择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的，受害方有权选择依据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据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原告史淑君以人身损害赔偿的案由提起诉讼，显然是让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财产性损失之外，另适当赔偿原告史淑君精神损害抚慰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被告未尽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是餐饮、住宿等经营活动必须履行的合同附随义务，作为经营者，有义务在合理限度内为来其经营场所内的所有人员提供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关于“合理性限度”安全保障的判断，实践中一般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一是是否符合人们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和特定的操作规程要求;二是防范保障措施是否适当、有效，指一般情况下普通人所理解的及时有效的措施;三是危险的预见可能性大小以及采取防范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小。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被告高建清作为饭店实际经营者，在明知地面湿滑，极易造成前来赴宴人员摔倒的情况下，应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或尽明确告知义务以防止意外损害发生。然而，其却疏于防范，以至于造成原告在进入包厢就餐时摔倒受伤。可见，被告主观上过错是明显的，足以认定其没有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三、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该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是否是共同侵权的角度来看，原告跌倒受伤主要是因为地面湿滑、被告未尽告知及原告自己不小心这几种因素偶然结合在一起才造成的，这种结合属于“间接结合”。根据“多因一果”行为的责任承担原则，应根据原因力的比例确定各行为人应承担的赔偿份额。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可以向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虽然二被告之间约定了经营期间的一切责任由高建清自负，但这仅是二被告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判决原、被告双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份额并由被告杨国成对高建清应负份额承担连带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当事人提供的非法证据法院在审理时不予采信

2008年3月，顾某某采用非法拘禁的手段逼迫邱先生向其出具了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的借条;邱先生的父亲也向顾某某出具了同意还款的承诺书。顾某某根据这一借条和承诺书诉至法院主张债权100万，并要求邱先生的父亲、邱先生的前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顾某某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案情回放

以非法拘禁获取借条：无效

邱先生与顾某某原系朋友关系。2008年3月，顾某某以其对邱先生拥有债权为由，采用非法拘禁的手段逼迫邱先生向顾某某出具了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的借条;在邱先生处于被顾某某控制期间，邱先生的父亲向顾某某出具了同意为邱先生担保的承诺书。顾某某拿到借条和承诺书后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令邱先生归还其借款100万元，并要求邱先生的父亲、邱先生的前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09年4月13日，本市某区法院刑事一审生效判决查明：顾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该判决认定：顾某某拥有对邱先生的债权。2008年3月25日11时30分许，顾某某见到不归还其欠款的邱先生，便纠集他人采用持砍刀威胁和殴打的方式强行将邱先生押上面包车，将邱先生带至浦东新区一家棋牌室，向邱先生催讨欠款，邱先生便对顾某某出具一张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的借条。后顾某某又将邱先生带至南汇周浦镇万福茶楼，由邱先生父亲邱某某为邱先生出具担保书后，于当日17时许将邱先生放回。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邱先生欠款事实清楚，由其本人出具的借条可予证实，顾某某主张的债权应予以支持;邱某某自愿为邱先生的借款提供担保，应承担连带责任;因邱先生的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尚无证据证实，且邱先生出具借条时，双方已离婚，故不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邱先生、邱某某不服原判，上诉至一中院，上诉认为原审认定 “邱先生多次向顾某某借款”属无依据，所涉借条、承诺书是受胁迫而签写。

一中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本案所涉借条和承诺书均是在邱先生被顾某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有殴打情节的期间产生，因此对于邱先生、邱某某在受胁迫的情形下出具有悖其真实意思的借条、承诺书之行为，依法属无效的民事行为，该借条、承诺书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顾某某并未就其已向邱先生出借了人民币100万元提供充分确凿证据，特别是对于出借款100万元的来源、交付等事实，顾某某的陈述不合常理，缺乏可信度。虽然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顾某某对邱先生拥有债权，但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顾某某对邱先生拥有的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债权。据此，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邱先生、邱某某的上诉请求。

法官谈

主审法官 单 珏

因证据非法不能认定债权合法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认定系争借条、承诺书的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证据若干规定》)第64条的规定：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此，为应对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法官应当在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综合案件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权衡利弊，依法进行心证。

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本案所涉借条和承诺书均是在邱先生被顾某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具殴打情节之期间产生，因此对于邱先生、邱某某在受胁迫之情形下出具的借条、承诺书，属于民事非法证据。考虑到顾某某是使用触犯刑法规定的手段取证，应对该取证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综合本案的案情，结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应认为该借条、承诺书有悖邱先生、邱某某的真实意思，依法属无效的民事行为，故该借条、承诺书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对顾某某与邱先生是否存在合法的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的借款之实，我们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依法负有充分举证的义务，举证不力的，则应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本案中，顾某某并未就其已向邱先生出借了人民币100万元提供充分确凿证据，特别是对于出借款100万元的来源、交付等事实，顾某某的陈述不合常理，缺乏可信度。至于邱先生在公安机关中涉及借条上金额为100万元的性质、组成等多次陈述，前后不一且存在矛盾，故该陈述笔录并不足以构成邱先生对其有欠顾某某人民币100万元借款之事实的自认。因此，根据在案证据，尚不能认定顾某某向邱先生交付了人民币100万元的借款。其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虽然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顾某某对邱先生拥有债权，邱先生在向公安机关陈述中也谈到了100万元欠款的来源组成，但该些证据并不能证明顾某某对邱先生拥有的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债权。

综上所述，顾某某以违反刑法规定的方式获取借条和承诺书，不仅侵害了邱先生的人身自由，而且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故根据 《证据若干规定》第68条的规定，本案系争借条和承诺书应属民事非法证据。在案无确凿证据证明顾某某与邱先生存有合法的涉及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的民间借贷，故顾某某的诉讼请求，缺乏应予支持的理由与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致适用法律欠当，所作判决有误，应予撤销并作改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相应的理由与依据，应予以支持。

名家说案

华东政法大学律师事务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俊民

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才有效力

证据是能够证明诉讼争议事实的事实，诉讼离不开证据。

诉讼证据应当通过合法的方法收集，诉讼证据既是诉讼证明手段，也是诉讼证明的对象。诉讼证据受法律的严格规范与约束。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不仅没有证据效力，情节严重的还可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当事人顾某采取非法拘禁的方法获得的借条，取证方法明显违法，所得证据应当归于无效，不具有证明力，如当事人顾某不能就诉讼主张的借款事实继续提出其它证据进行确实充分地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而 “败诉”的法律后果。

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之一。证据的合法性具有多方面含义，采取合法的收集方法、手段和程序是证据合法性的基本内容。赋予证据合法性的要求，既是诉讼法治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诉讼文明的要求。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是指通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非法性根本特征在于取证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有两个判断标准：

其一，看取证行为是否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

其二，看取证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具体构成要件：

1、从主体上来看，非法证据的收集者必须是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受当事人委托、聘请、指使的人。如果非法证据的收集者与当事人无关，则当事人对该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就不具有非法性。

2、从客观行为来看，当事人及其相关主体所实施的收集证据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现行法律规定，其行为因而具有了违法性。正是因为其行为具有了违法性，立法和司法才对它作出否定性评价，从而才有排除该证据的可能。非法取证行为既可发生在诉讼前也可发生在诉讼中。

3、从行为后果上来看，实施该行为的后果是取得了与本案有关的重要证据或关键证据。如果没有取得相关证据，则也不构成非法取证行为。

4、从侵害的客体上看，非法取证行为既侵害了相对当事人诉讼外的通常合法权益，又侵害了相对当事人诉讼中的特殊合法权益。因此，非法取证行为产生双重法律后果：一方面该行为构成了侵权或者犯罪;另一方面，该行为触犯了诉讼中程序公正的利益。

当事人收集证据行为违法性达到严重或重大的程度，则可排除对该证据的使用。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其一，采用刑事违法行为所收集的证据，如采取抢劫、盗窃、抢夺、侵犯他人住宅等暴力方式所获得的证据;采用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等等方法所收集的证据。

其二，采用侵犯他人人格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重要民事权益的方式所收集的证据。比如在他人住房或卧室内安装窃听器、摄像机、对他人的通话实施监听、用高倍望远镜偷窥他人住房内或工作室内的隐私、擅自开拆他人信函或其他邮寄物品等收集证据，等等。

其三，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所收集的证据。这里的“法律”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等等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如违反公序良俗、当事人采用有伤风化的方式所收集的证据等，均属于这类情形。

庭审实录

被上诉人享有合法的债权吗?

法官：邱先生陈述上诉请求及其理由。

邱先生：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顾某某的一审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一审认定事实不当。一审认定非法拘禁是一般的过激行为不当，顾某某将本人拘禁到一个不熟悉的偏远民宅。从拘禁开始，就开始使用暴力，所以借条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二、一审证据认定不当。一审法院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通知书作为证据是不当的。民事案件采纳公安局的笔录也是不当的。

三、一审适用法律不当。

法官：上诉人邱某某陈述上诉请求及其理由。

邱某某：驳回顾某某的原审诉讼请求。因为借条是无效的，所以我也不应该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法官：被上诉人顾某某进行答辩。

顾某某：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邱先生是自愿写下的借条，邱某某也是自愿担保的。

法官：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无异议?

邱某某：一审认定邱先生多次向顾某某借款是没有依据的。邱先生是被胁迫后出具的借条。当时邱先生被五六个人殴打，他们都拿着刀，强行把邱先生从德州路带到一民宅内。至于担保承诺书也是在被胁迫之下才写的。

法官：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无异议?

顾某某：没有。

法官：对上诉人所述异议有何意见?

顾某某：邱先生多次向本人借款是事实，有其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所确认，我们提供的证人也可以证明。借条是双方在自愿的情况下写的。

法官：邱先生在2006年12月至2007年4月向顾某某借款，有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为证，上诉人有何解释?

邱某某：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只对民事部分进行调查的笔录是无效的，而且笔录未经法庭质证。

......(由于本案涉及到顾某某非法拘禁案件的审理，故本案曾中止审理)

法官：非法拘禁案现已经判决。顾某某对一审法院非法拘禁案件是否上诉?

顾某某：没有。

法官：上诉人现在有何意见?

上诉人的代理人：现在刑事判决顾某某对邱先生进行非法拘禁，顾某某在一审中诉请的借条、担保书，均系上诉人被非法拘禁之下所出具的，所以借条和担保书都是无效的。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对顾某某的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被上诉人还有何意见?

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的代理人：公安机关的笔录不能在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因为没有经过质证，所以应该以法庭上的陈述为准。对所谓100万借款的陈述，在公安笔录中是非常模糊的，该笔录前后有矛盾。

法官：被上诉人有何补充?

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公安笔录的程序合法。上诉人与其父亲单独的谈话中，也陈述向被上诉人借了100万元。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第二篇：取保候审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

想学法律？找律师？请上 http://hao.lawtime.cn

取保候审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

核心内容：证人的出现是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在关于取保候审中的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是有哪些具体的要求与及条件的呢？需要承担的任务是如何的呢？下文将会详细分析，法律快车小编希望下文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3条第2款是对取保候审保证人特定情形下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该条规定取保候审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致使被告人逃匿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由于该条规定得过于原则，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颇有争议，本文略作分析。

大家对保证人于此情形下承担责任的性质和责任的范围均无异议，有异议的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如何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请求是否具有独立性。一种观点认为结合《解释》第73条第1款的规定看，被告人逃匿是否由于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造成的，应由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予以认定，只有执行机关认定因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告人逃匿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才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种观点认为因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告人逃匿的，致使人民法院无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被告人缺席刑事审判无法继续进行，刑事诉讼部分只能中止，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也应中止，待被告人归案后，才可追加保证人为被告，追究其赔偿责任。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人于此情形下承担赔偿责任具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不受执行机关是否追究保证人责任以及被告人是否归案的影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保证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在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责任，它具备侵权行为成立的独立构成要件。根据民事法律有关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此种情形下，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告人逃匿属于加害行为，被告人逃匿致使附带民事原告人不能及时追究其民事责任，已经给附带民事原告人造成了损害，此属损害事实，附带民事原告人这种损害正是由于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造成的，与保证人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说明保证人是有过错的。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源于其犯罪行为，二者在责任主体、归责原则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

因此，保证人的赔偿责任与被告人的民事责任相互并存，前者不依附于后者。被告人逃匿，刑事诉讼无法继续进行，因刑事诉讼的中止导致附带民事诉讼也无法继续进行，不影响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原告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保证人独立承担赔偿责任。可见第二种观点是不足取的。

执行机关是否追究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的刑事责任也不是附带民事原告人要求保证人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政局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保证人的主要义务就是为使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现被取保候审人逃匿，完全可以进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举证责任部分分配到保证人处，要求保证人对自己没有过错和被取保候审人逃匿与自己履行保证义务没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不违反公平原则。另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要求是不同的，执行机关是否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取决于保证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有关犯罪构成要件。因此，执行机关是否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附带民事原告人要求保证人独立承担赔偿责任。

这样处理的好处是：

一、有利于及时地维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上述观点

一、观点二均否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实质是主张待被告人归案后，才可追加保证人为被告，追究其赔偿责任，其结果是刑事审判中止，附带民事诉讼相应地也应中止。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势必遭到严重侵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已经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侵害，如果被告人不逃匿，则可以顺利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追究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以填补所造成的损害。而正是因为保证人怠于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告人逃匿，致使人民法院无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无法及时向被告人主张权利。因此赋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单独要求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以及时得到赔偿，既是对保证人待遇履行保证义务的惩罚，又可及时地维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督促保证人遵守保证义务全力配合执行机关履行保证责任

为使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不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取保候审人提供保证金或保证人的方式作为担保。保证人一旦愿意为被取保候审人担保，在取保候审保证书上签名或盖章后，就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否则怠于履行义务，致使被取保候审人逃匿，甚至与被取保候审人串通，协助其逃匿或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的，执行机关对保证人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实属咎由自取。再让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全面地追究其怠于履行保证义务的责任，可以使其权衡利弊得失，以督促其遵守保证义务，全力配合执行机关履行保证责任，保证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不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使被告人早日受到刑事追究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根据《解释》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了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保证人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因该责任性质属于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损失虽然有逃匿的被告人造成，但已经由保证人予以填补。因此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已经免除，再要求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没有法律根据，附带民事诉讼自然不复存在(但保证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人追偿)。一旦被告人归案，人民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不再审理，可以集中精力对刑事诉讼部分进行，这有利于缩短刑事审判审理期限，节约司法资源，从而使被告人早日受到刑事追究。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三篇：合同诈骗与民事责任承担

合同诈骗与民事责任的承担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刘德宇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原告：贾某、余某、李某、黄某

被告：某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

案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贾某、余某、李某、黄某四人经朋友介绍到某商贸城开发公司购买商铺。该商贸城开发公司在郑州设有销售处。原告在郑州销售处通过负责人张某分别认购了该公司的商铺四套。其中贾某、余某通过银行将部分款项汇到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账户内，李某和黄某将现金直接交给张某或者通过银行汇到销售部负责人张某账户内。张某给四人分别开具了发票，由于贾某和余某没有支付完剩余的款项，按照规定没有给两人签订买卖合同；张某给李某和黄某签订了买卖合同。

后某商贸城开发公司宣布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原来计划建设商铺的目标无法实现，对于购买的商铺的业主可以退款并支付利息或者调换其他房屋。四原告听说该消息后，到公司要求退款。公司经查询告知，贾某和余某的款项虽然打到公司，但是已经被负责人张某已退还客户的名义取走；李某的部分款项虽然交到公司但是也被张某取走，黄某的款项没有交给公司。同时告知，原告手中的发票及合同的章是伪造的。

某商贸城开发公司联系不到销售部负责人张某，随到公安局报案。由于公司不愿意退还购房款，四原告也向公安局进行了报案。某市公安局以合同诈骗罪对张某立了案。经委托鉴定，四原告手中的发票及合同的章均是张某伪造的。因为张某迟迟未能归案，公司也不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四原告委托律师将某商贸城开发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 1

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同时赔偿原告相关违约损失。

被告公司辩解，由于本案中销售部负责人张某涉嫌合同诈骗，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应该等刑事案件审结后在审理该案，同时认为由于张某涉嫌合同诈骗，应该由张某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件起诉到法院，原告律师提供了某商贸城开发公司与张某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某商贸城委托张某代理销售房屋，根据销售房屋的价款及数量给张某一定比例的提成，约定销售部不能代收房款。同时还有某商贸城开发公司的网站上公示的张某作为郑州销售部门负责人的信息。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某商贸城开发公司与四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双方解除购房合同，某商贸城开发公司支付四原告的本金，同时赔偿部分损失。

二、问题的提出

1、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审理？

2、张某即使构成合同诈骗罪，某商贸城开发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三、“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

所谓“先刑后民”，是指法院受理的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时，由法院视该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决定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者部分移送侦查机关。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一般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予受理，已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先刑后民”并非法律概念，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先刑后民”的原则，而是实践中司法机关自己总结的一条原则，“先刑后民”在理论界、实务界都饱受诟病，许多学者、法官对之都持反对态度。笔者同意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审理”和“区

别处理”的两种观点。“分别审理”观点认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性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均不同，应分别审理，同时进行。“区别处理”观点认为，对“先刑后民”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国家利益问题。应该明确，对二者的保护应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只要依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和归责原则，可以认定因不同法律事实而引发的两类案件的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类案件就应该分别进行审理，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因权利得到充分救济不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除外。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另案审理结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的情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在公报案例中重申了上述观点，如武汉赛迪尔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赛迪尔公司)与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债服务部(以下简称东西湖国债部)、武汉市国债服务部侵权纠纷案，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与长春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长春信托)国债回购纠纷案等，最高法院针对原法院的驳回起诉做法予以纠正。

针对本案，由于张某涉嫌合同诈骗正在被通缉，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以刑事案件正在审理为由，要求法院中止审理，法院也提出驳回起诉或者中止审理的意思。对此原告也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在刑事犯罪和民

事纠纷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是由不同的基础事实而引起，并不必然要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方式来处理，也可以分开审理。

第二，在本案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种是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另一种是张某与被告公司之间的侵害公司财产的刑事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又是基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前者是被告公司的的签约事实，后者是被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混乱致使单位员工利用公司的管理漏洞侵犯公司财物的事实。

第三，对于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来说，和原告的法律关系属于公司的外部横向的法律关系，而与张某的关系属于内部管理与被管理纵向的法律关系。

第四，对于原告来说，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是被告河南中原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而非张某，之所以原告与张某发生直接的接触是由于张某代表的是某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而非张某本人，原告意图发生法律关系的是被告公司，而非某，张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将由被告公司来承担，被告不能以是张某个人所为来推卸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张某以公司的名义开展对外宣传，销售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行为应当视为公司的行为，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公司来承担。

因此，该案件不应该驳回起诉或者中止审理。

四、某商贸城开发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虽然原告手中的购房发票是假的，合同章也系张某伪造的。但是根据原告的证据，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与张某有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同时公司网站明确公示了张某的销售地点及张某的联系方式。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五条二款规定：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的，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该案件，首先，张某与被告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协议，张某系代理公司以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对外从事销售工作，因此，张某在代理行为中的民事侵权责任应该有单位承担；其次，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存在明显过错，贾某和余某的购房款打进公司账户竟然被张某私自取走，公司显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某的部分购房款张某接收后交给单位，但是对于此种私自接收客户款项的行为不但没有制止，而且张某可以以李某退款的名义将该款项取走。最后，黄某由于相信张某的销售代理行为，将款项交给张某，公司也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被告某商贸城开发公司在管理中存在明显过错，应对张某的违法行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字数3330

第四篇：员工食堂就餐摔伤属于工伤

员工食堂就餐摔伤属于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员工用餐时在员工食堂受到伤害如：暴力伤害，滑倒摔伤，食物中毒是否属于工伤，该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从实践出发，应以认定为工伤为宜，理由为：1.食堂往往位于工作单位的建筑内，属于建筑的一部分，与办公室，车间一样属于工作场所，只不过员工在这里从事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作，而是工作外的一种延伸，从而车间也可认定为工作场所的延伸；2.员工走出家门，在路上受到伤害（非本人主要责任）都能算做工伤，员工在因公出差的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一般也认为是工伤，同理员工在工作间歇时间在食堂就餐受到伤害，也应认同为工伤；3.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单位没有食堂，员工在外就餐或者回家就餐，此情形下，如上下班路上员工受到伤害，则认定为工伤；而同样的这段时间如员工在单位食堂用餐，受到伤害理应认定为工伤；4.单位对食堂和送餐公司有管理的监督的义务，一般来说食堂位于单位管理范围内，送餐公司一般为单位选定，由此单位与食堂，与送餐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如单位未尽到监管责任，致使员工受到伤害，单位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在实践中，员工在单位食堂用餐受到伤害一般也认定为工伤，请看如下案例： 案例一：

2003年2月15日中午，张先生在上海某公司食堂用餐时，因食堂地上的油迹滑倒，导致其左股骨颈骨折。

去年4月，张先生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同年12月，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上海某公司不服，向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区政府作出了维持的复议决定；上海某公司仍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

认定事实清楚

在法庭审理中，原告上海某公司认为，张先生不在工作场所和因工作原因而摔伤，张先生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受理张先生工伤认定申请程序不合法，请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

被告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则认为，张先生与原告间存在劳动关系，午餐时间应视为工间休息时间，张先生到原告食堂就餐，可视作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其作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被诉工伤认定。

驳回原告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被告作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有权对属其区域内的企业职工受伤作出工伤认定。被诉工伤认定张先生与原告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张先生在原告食堂用餐时滑倒受伤的事实有证据证实，事实基本清楚。被告认为午餐时间可视为工间休息时间，张先生在食堂用餐可视作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其作出工伤认定适用法律也并无不当。因此，原告诉请撤销工伤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案例二：

要点:劳动者在用人单位食堂中用餐，是劳动者从事劳动过程中的正常生理需要，是其人身权利的重要内容

■案情简介

张某系本市某制衣公司的员工。2007年2月15日，张某像往常一样进入该公司食堂用餐，期间由于不慎滑倒导致手臂摔伤骨折。在无法与该公司就伤害补偿达成一致后，张某于2007年6月5日向区劳动保障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是：在用人单位食堂就餐时发生的伤害，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由于工作原因而受到的伤害？对此，有两种相反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所谓工作场所是员工直接从事工作时所处的物理空间，用人单位的食堂并非是用于员工直接从事工作的场所，故用人单位的食堂并非是工作场所。午餐是员工为了满足自身生理需要而从事的行为，与单位安排其从事的工作有本质区别，用人单位也未从其进餐行为中获得利益，故午餐也不是工作原因。午餐时间按照有关规定也并不属于工作时间。因此，张某在该公司食堂用餐时发生的伤害不应当认定为工伤。

观点二认为：午餐行为并非属于员工直接的工作，却是员工从事劳动的正常生理需要，故应当属于工作原因的范畴。进餐时间应当视作工间休息时间，虽然可以不从劳动工时制度上予以要求，但其仍属于工作时间的范畴。用人单位食堂是其工作场所的辅助区域，是广义上的工作场所。因此，张某在该公司食堂用餐时发生的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结论和理由

区劳动保障局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的食堂是用人单位工作场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当视作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午餐是员工必要合理的生理需要，也是员工继续当天工作所必备的物质基础，故午餐并非与工作无关，午餐所占用的时间也不能人为地与直接开展工作的时间予以割裂开来。综上所述，张某在该公司食堂用餐时发生的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此案经市劳动保障局行政复议和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均维持区劳动保障局的认定结论。

■分析点评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劳动者在用人单位食堂中用餐，是劳动者从事劳动过程中的正常生理需要，是其人身权利的重要内容。将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实施的这些行为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既符合工伤保险法律适度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精神原则，也是劳动合同项下要求用人单位应尽的附随义务。因此，本案中张某在用人单位食堂用餐过程中发生的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第五篇：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并不一定不承担民事责任

某些民事行为发生于交通事故这个特定的场合中，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与民法通则时，容易出现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笔者以一例浅析之。

案例：陈某为农用机动三轮车驾驶员。某日，驾驶农用三轮车运输货物，在行驶途中，有一根坠落的离地面不足一人高的电话线（该电话线的终端用户为石某，此处在石家附近）横跨在公路上方，陈某发现后，为躲避该

电话线，而一边驾驶，一边用右手举线试图穿过，但因车速过快，未能避开，电话线被陈某身体及三轮车挂断，致使三轮车翻至公路边的水渠中，陈某当场被砸死。公安交警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处理，以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书，认定陈某驾驶车辆未确保安全车速，对该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陈某的家人对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均未提出异议。事发后，陈某的家人以电话线的产权所有人及管理人某网通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网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网通公司认为，坠落的电话线并不必然产生翻车的后果，公安交警部门已认定陈某对事故负全责，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用户石某没有向其告知电话线坠落情况，其不可能知晓电话线的坠落情况，因而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案的处理存在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案属于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已经对事故作出了陈某负全部责任的认定，陈某的死亡是由其本人违反交通法规的违章行为所造成,且陈某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因此，其他人不应当对陈某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该坠落的电话线在终端用户石某家附近，石某在发现电话线坠落时未及时主动采取措施处理或者告知网通公司，其主观上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陈某本人存在过错，应当减轻石某的赔偿责任。网通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网通公司在此起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但死者陈某本人对其自身死亡的发生存在主要的过错，因此应当减轻网通公司的赔偿责任，网通公司应承担较小比例的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我们先从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来看。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事侵权责任是指民事主体由于过错，违反法定的民事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是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三个，即过错责任原则，它是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作为构成侵权行为的必备要件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它是指当事人虽然主观上无过错，但根据法律规定仍应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它只适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几种情况如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行为等；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事实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但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补偿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再来看本案的具体情况。不难看出，本案属于过错责任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笔者认为，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关键要正确把握好二点，一是行为人是否有过错，这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二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中，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对定罪量刑至关重要。同样，因果关系也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备要素。我们应当根据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正确认识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陈某在事故中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未确保安全车速，负事故全责，陈某违反法律的行为当然具有民法意义上的“过错”；其未确保安全车速是导致翻车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网通公司来说，按照有关电信行业规程及其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协议，在用户终端设备前的电话线路的产权归其所有，其负有维修线路、保证用户的正常使用及保证线路的架设不妨害他人生活和社会公共安全等义务。当电话线坠落在公路上方的较低处时，显然已经妨碍了正常的道路通行，而网通公司由于疏于管理未能及时发现恢复正常，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其行为具有过错。其认为用户具有向其告知电话线路异常情况的义务，由于没有告知，其自身不可能得知电话线路的坠落情况，因而不具有过错的辩解不能成立。因为用户虽有向网通公司申报电话使用障碍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维护室外线路等其他义务，其在这起事故中无过错。陈某是在突然发现坠落的电话线后，为了躲避电话线而用一只手举线未果，在超速行驶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翻车。可见，此案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形，电话线的坠落是事故发生的诱因，因为这一原因的突然介入，与陈某超速行驶的违章行为结合在一起，合乎逻辑的发生了车翻人亡的后果，所以与损害后果间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结合本案的情况看，电话线的坠落并不必然产生翻车的后果，如果陈某不超速行驶，在发现意外情况时有可能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而避免之。因此，此原因是损害结果发生的次要原因，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偶然性条件，是间接

原因。从以上我们看出，网通公司疏于管理的不作为行为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主观上有过错，且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本案属于受害人陈某及网通公司均有过错的混合过错情况，应当减轻网通公司的赔偿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即受害人陈某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的情况，网通公司应当承担较小比例的赔偿责任。

2、此案无疑是一起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作出了陈某对此事故负全部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各方对于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的结论都没有异议。从交通事故责任的这个角度看，似乎陈某既然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其他人就不应该对事故承担责任。但这仅仅是从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角度来适用的。笔者认为，适用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不能排斥对于在此事故中涉及的民事行为，适用民事法律的可能性、合理性、合法性。

在此我们先来注意一下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和民法中的“过错”、“民事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是公安机关作为交通事故的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的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是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角度来划定的。它是违章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或者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一般说来，在交通事故中负事故“责任”的人，因为其存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一定具有民法上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但是，具有民法意义上的“过错”，如果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就没有“责任”；反过来，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并不等于无民法意义上的“过错”。简言之，就是有事故“责任”一定有“过错”，有“过错”不一定有事故“责任”；无事故“责任”不一定无“过错”，进而，不一定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类似于犯罪行为一定是违法的行为，但违法的行为未必是犯罪行为一样）。事故“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不同的法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按照不同的标准作出的不同评价。通过以上简析，我们看到，网通公司，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承担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并不等于不应承担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从交通事故角度分析判断得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与本案中依据民法通则关于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之归责原则确定当事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于在不同的法律、法规层面得出的结论。这种情况下，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与适用民法通则两者之间，也并不存在法条竟合时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情况。所以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不能排斥适用民法通则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