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学生爱伤害案件中学校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篇：在校学生爱伤害案件中学校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文章标题：在校学生爱伤害案件中学校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在校未成年学生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校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正确、及时、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是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健康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按照我国《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教育

机构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法定职责和义务。违反法定义务，造成未成年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我国教育部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细化了学校管理责任的范围，将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职责推到学生的法定监护人身上，这与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的学校负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对在校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过错责任有些相悖而行。长期以来，如何认定校园侵权事件的责任性质，一直颇受法学界和社会各方争议。我国《民法通则》中对在校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并无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１６０条虽有相关规定，但对于责任性质、赔偿方式、责任主体等问题界定不明确，理论界认识不一，司法界也有不同做法。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教育部实施了《学校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角度，明确了学校应尽的各种保护、保障职责，以及对于责任单位或人员的处理意见，但对于责任性质、责任主体等问题仍没有解决。校园侵权案件已成为一个困扰学校工作和阻滞教育发展的严重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明确学校在校园侵权案件中承担责任的规则原则和承担方式，对审判实践影响重大，社会意义深远。

综观学界对在校未成年学生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认识，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监护责任说”，认为：未成年人到学校接受教育，事实上脱离了父母的监护，因而当然发生监护权的转移；或者认为家长把学生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便是将孩子的监护权委托给学校，学校作为新的监护人，在未成年人受到伤害或给他人造成伤害时，理应对此承担监护责任。另一种观点是“教育管理说”认为：法定监护人将未成年人送入学校，应视作委托学校对其进行教育管理，学校仅在此职责范围内对自身过错负责，而不承担监护人的责任。即基于“监护权转移说”，学校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而基于“教育管理说”；学校承担的则是过错责任。

笔者认为：过错责任（过错推定）原则是学校承担学生在校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规则原则。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即１０周岁以下的学生）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赔偿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有过错应适当赔偿，无过错一般就不予赔偿。

学校一般都是一个具备法人资格的民事主体，能够独立地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学校与在校学生既不是委托监护关系也不是一种自愿的委托教育管理关系，而是一种法定的教育管理关系。因此，学校在实施教学或管理过程中侵害在校学生合法权益的，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毋庸置疑，在实体法律关系上，学校应当是赔偿的义务主体，是赔偿责任的承受者；在诉讼法律关系上，学校应当是被告，受到伤害的学生或者他人向学校请求损害赔偿。

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如教师对学生实施体罚就是故意行为，当教师的行为达不到“合理的普通教师”的标准时，就构成过失。在某些特殊场合，学校对在校学生人身损害赔偿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其基础仍然是过错，只不过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诸如校园内枯树枝突然折断，阳台上的花盆突然坠落等，学校作为这些设施的管理人和所有人如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学校承担学生在校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依法确定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行使法定监护职责，此职责不因学生入学而免除或转移给学校。学校是国家法定的教育机构，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管理和受管理的关系，包括对学生的人身安全与健康的照管义务，属于法定义务，如果学校因过错未能适当履行该义务，应就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学校承担学生在校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可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但适用该原则应严格加以限制，既要注意在学校无过错的情况下以公平原则为依据令其分担同样无过错的受伤害学生的损失，也应注意不能任意扩大化，无端加重学校的责任。

在实行过错推定原则的同时，可以借鉴国外广泛实行的责任保险制度，将学校伤害事件损害赔偿纳入保险范畴。这样虽由学校承担责任但最终却是由保险公司赔付，责任实际上是通过收取保费而转嫁于社会，因此不会对其造成实质损害，而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管理活动。

（作者系__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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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案件中学校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篇：学生在校期间受到人身伤害责任应如何承担

[要点提示]

对未成年人作证的证据应如何认定；学生在校期间受到人身伤害责任应如何承担。

[案例索引]

一审：新县人民法院（2006）新民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

原告冯某与被告林某均系被告卡房小学学生。2006年4月21日下午放学，冯某、林某及其他同学列成路队回家，当行至途中大松树附

近时，被告林某用雨伞与同学嘻打时将原告冯某致伤。伤后第三天被带到村医疗点治疗，后又转入卡房乡卫生院、泼河个体医疗点、槐店卫生院等地治疗，其间曾到信阳市中心医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查，其伤情经信阳明德法医临床鉴定所鉴定为七级伤残。事故发生后经卡房小学调查当天下午一块行走的学生，其中有三人证明当天下午冯某告诉他们说林某打伤其眼睛，具体怎么伤的不清楚，其他人均说没有看见。2006年6月1日经卡房司法所工作人员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林某之监护人黄秀清自愿一次性付给冯某治眼伤药费3600元，从付款之日起双方不再互相追究。现原告以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诉请法院解决。

[审判]

新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冯某、被告林某均系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监护人应经常对被监护人进行安全教育，告知其在校期间及放学途中遵守校规，不能从事危险的活动，对被监护人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冯某、被告林某在放学途中不遵守安全规范，致使林某将冯某眼睛致伤，虽没有人直接看见林某致伤冯某，但有卡房小学对事发时在场学生证明冯某曾告知他们林某打冯某的调查笔录，及事后卡房司法所工作人员参与调解的林某方给付冯某治眼伤药费的调解协议加以印证，且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眼睛被致伤另有他因，由此可以认定冯某被林某致伤的事实成立。因现场无直接目击证人证明事发起因及经过，致使双方责任无法划分，可按同等责任由双方的法定代理人予以承担。被告卡房小学已尽到了安全教育及注意责任，且事发于放学途中，学校已无法对学生的行为予以监管，不存在过错，因此对该事故的发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双方签订协议时原告病情尚不稳定，但经鉴定原告伤情已构成七级伤残，协议所定给付赔偿数额不能弥补原告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属显失公平，应予以撤销。原告伤后到外地医院治疗没有正规转院手续，且单据不规范，对其涂改的两张单据本院不予认定，对确因病情治疗需要所花费用可酌情考虑。被告林某反诉要求退还所付3600元及卡房小学反诉要求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因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林某已给付的费用应从赔偿额中予以扣除。原告要求后期治疗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119条、第13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冯某因被致伤所受损失31463.72元，由被告林某法定代理人赔偿50%，即15731.86元，扣除已给付3600元，余额12131.86元限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被告林森、卡房小学的反诉请求。

[评析]

对本案处理要把握好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一、关于对未成年人作证证据的采信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各种类型案件不断出现，未成年人作证现象也越来越多，对未成年人作证的证据认定问题也就日益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8年、2001年出台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对此问题作出专门、清晰、明确的规定。这两个解释都规定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理解，未成年人所作证言只要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当即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判断未成年所作证言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当，是法官一个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的过程，应由办案法官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当地教育水平、心理成熟状况及未成年人理解能力等因素，并与其所作证言内容相比较来判断其是否相当，从而决定是否采纳其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认定被告对原告致伤事实成立的主要证据均系双方同学的证言材料，属未成年人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本案中事发现场只有双方同学，全部系未成年人，如果法院笼统的一概加以否认，显然对原告方不利也不公平。根据此司法解释如未成年人所作的证言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又能与其他间接证据相映证，则其所作证言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本案作证的原告同学虽系未成年人，但其证言证明曾看到原告哭泣并说被告打了原告眼睛，此陈述应当与小学生的年龄和智力状况相当，又结合其他间接证据也证实此事实，故综合判断原告对被告致伤的事实成立。

二、关于学校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

根据《民法通则》及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成年的监护人应为未成年的父母，未成年人在校期间受到伤害或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单位适当赔偿。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学生在校期间，其监

护权应自动转移归学校，由此产生责任也应由学校来承担，而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却并无明确规定。从现实来讲，学生在校上学期间，一切时间、行动等均由学校作出规定予以管理，家长不得干涉，学生实际上确已脱离家长的监管范围而归学校来管理，家长已无法履行监护责任，因此，在此期间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其实际管理人即学校来承担。但此处又面临一个法律困境，即法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其父母，而并未规定在校期间其监护权自动转移归学校所有，法官判案时又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这种现实与理论之间的矛盾，是每一个承办此类案件法官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审判实践中，法官为了兼顾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与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公平性，出于平衡利益考虑，一般会根据学校在教育、管理学生及保护学生安全方面是否有过失来判定学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被告系在放学途中所发事故，双方已实际脱离了学校监管范围，学校又并无法定义务护送学生回家，且被告新县卡房小学在校内已进行多方面的安全教育义务，已充分履行了职责，对本案的发生并无过错，故被告卡房小学不应承担责任。

第三篇：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并不一定不承担民事责任

某些民事行为发生于交通事故这个特定的场合中，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与民法通则时，容易出现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笔者以一例浅析之。

案例：陈某为农用机动三轮车驾驶员。某日，驾驶农用三轮车运输货物，在行驶途中，有一根坠落的离地面不足一人高的电话线（该电话线的终端用户为石某，此处在石家附近）横跨在公路上方，陈某发现后，为躲避该

电话线，而一边驾驶，一边用右手举线试图穿过，但因车速过快，未能避开，电话线被陈某身体及三轮车挂断，致使三轮车翻至公路边的水渠中，陈某当场被砸死。公安交警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处理，以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书，认定陈某驾驶车辆未确保安全车速，对该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陈某的家人对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均未提出异议。事发后，陈某的家人以电话线的产权所有人及管理人某网通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网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网通公司认为，坠落的电话线并不必然产生翻车的后果，公安交警部门已认定陈某对事故负全责，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用户石某没有向其告知电话线坠落情况，其不可能知晓电话线的坠落情况，因而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案的处理存在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案属于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已经对事故作出了陈某负全部责任的认定，陈某的死亡是由其本人违反交通法规的违章行为所造成,且陈某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因此，其他人不应当对陈某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该坠落的电话线在终端用户石某家附近，石某在发现电话线坠落时未及时主动采取措施处理或者告知网通公司，其主观上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陈某本人存在过错，应当减轻石某的赔偿责任。网通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网通公司在此起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但死者陈某本人对其自身死亡的发生存在主要的过错，因此应当减轻网通公司的赔偿责任，网通公司应承担较小比例的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我们先从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来看。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事侵权责任是指民事主体由于过错，违反法定的民事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是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三个，即过错责任原则，它是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作为构成侵权行为的必备要件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它是指当事人虽然主观上无过错，但根据法律规定仍应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它只适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几种情况如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行为等；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事实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但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补偿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再来看本案的具体情况。不难看出，本案属于过错责任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笔者认为，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关键要正确把握好二点，一是行为人是否有过错，这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二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中，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对定罪量刑至关重要。同样，因果关系也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备要素。我们应当根据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正确认识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陈某在事故中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未确保安全车速，负事故全责，陈某违反法律的行为当然具有民法意义上的“过错”；其未确保安全车速是导致翻车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网通公司来说，按照有关电信行业规程及其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协议，在用户终端设备前的电话线路的产权归其所有，其负有维修线路、保证用户的正常使用及保证线路的架设不妨害他人生活和社会公共安全等义务。当电话线坠落在公路上方的较低处时，显然已经妨碍了正常的道路通行，而网通公司由于疏于管理未能及时发现恢复正常，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其行为具有过错。其认为用户具有向其告知电话线路异常情况的义务，由于没有告知，其自身不可能得知电话线路的坠落情况，因而不具有过错的辩解不能成立。因为用户虽有向网通公司申报电话使用障碍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维护室外线路等其他义务，其在这起事故中无过错。陈某是在突然发现坠落的电话线后，为了躲避电话线而用一只手举线未果，在超速行驶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翻车。可见，此案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形，电话线的坠落是事故发生的诱因，因为这一原因的突然介入，与陈某超速行驶的违章行为结合在一起，合乎逻辑的发生了车翻人亡的后果，所以与损害后果间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结合本案的情况看，电话线的坠落并不必然产生翻车的后果，如果陈某不超速行驶，在发现意外情况时有可能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而避免之。因此，此原因是损害结果发生的次要原因，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偶然性条件，是间接

原因。从以上我们看出，网通公司疏于管理的不作为行为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主观上有过错，且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本案属于受害人陈某及网通公司均有过错的混合过错情况，应当减轻网通公司的赔偿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即受害人陈某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的情况，网通公司应当承担较小比例的赔偿责任。

2、此案无疑是一起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作出了陈某对此事故负全部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各方对于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的结论都没有异议。从交通事故责任的这个角度看，似乎陈某既然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其他人就不应该对事故承担责任。但这仅仅是从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角度来适用的。笔者认为，适用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不能排斥对于在此事故中涉及的民事行为，适用民事法律的可能性、合理性、合法性。

在此我们先来注意一下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和民法中的“过错”、“民事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是公安机关作为交通事故的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的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是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角度来划定的。它是违章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或者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一般说来，在交通事故中负事故“责任”的人，因为其存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一定具有民法上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但是，具有民法意义上的“过错”，如果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就没有“责任”；反过来，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并不等于无民法意义上的“过错”。简言之，就是有事故“责任”一定有“过错”，有“过错”不一定有事故“责任”；无事故“责任”不一定无“过错”，进而，不一定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类似于犯罪行为一定是违法的行为，但违法的行为未必是犯罪行为一样）。事故“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不同的法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按照不同的标准作出的不同评价。通过以上简析，我们看到，网通公司，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承担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并不等于不应承担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从交通事故角度分析判断得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与本案中依据民法通则关于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之归责原则确定当事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于在不同的法律、法规层面得出的结论。这种情况下，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与适用民法通则两者之间，也并不存在法条竟合时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情况。所以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不能排斥适用民法通则的原则。

第四篇：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并不一定不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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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并不一定不承担民事责任2010-06-29 18:32:40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并不一定不承担民事责任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并不一定不承担民事责任(2)

某些民事行为发生于交通事故这个特定的场合中，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与民法通则时，容易出现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笔者以一例浅析之。案例：陈某为农用机动三轮车驾驶员。某日，驾驶农用三轮车运输货物，在行驶途中，有一根坠落的离地面不足一人高的电话线（该电话线的终端用户为石某，此处在石家附近）横跨在公路上方，陈某发现后，为躲避该电话线，而一边

驾驶，一边用右手举线试图穿过，但因车速过快，未能避开，电话线被陈某身体及三轮车挂断，致使三轮车翻至公路边的水渠中，陈某当场被砸死。公安交警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处理，以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书，认定陈某驾驶车辆未确保安全车速，对该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陈某的家人对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均未提出异议。事发后，陈某的家人以电话线的产权所有人及管理人某网通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网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网通公司认为，坠落的电话线并不必然产生翻车的后果，公安交警部门已认定陈某对事故负全责，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用户石某没有向其告知电话线坠落情况，其不可能知晓电话线的坠落情况，因而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案的处理存在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案属于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已经对事故作出了陈某负全部责任的认定，陈某的死亡是由

其本人违反交通法规的违章行为所造成,且陈某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因此，其他人不应当对陈某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该坠落的电话线在终端用户石某家附近，石某在发现电话线坠落时未及时主动采取措施处理或者告知网通公司，其主观上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陈某本人存在过错，应当减轻石某的赔偿责任。网通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网通公司在此起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但死者陈某本人对其自身死亡的发生存在主要的过错，因此应当减轻网通公司的赔偿责任，网通公司应承担较小比例的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我们先从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来看。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事侵权责任是指民事主体由于过错，违反法定的民事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是民事责任的归

责原则。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三个，即过错责任原则，它是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作为构成侵权行为的必备要件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它是指当事人虽然主观上无过错，但根据法律规定仍应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它只适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几种情况如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行为等；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事实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但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补偿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再来看本案的具体情况。不难看出，本案属于过错责任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笔者认为，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关键要正确把握好二点，一是行为人是否有过错，这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二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中，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

基础，对定罪量刑至关重要。同样，因果关系也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备要素。我们应当根据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正确认识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陈某在事故中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未确保安全车速，负事故全责，陈某违反法律的行为当然具有民法意义上的“过错”；其未确保安全车速是导致翻车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网通公司来说，按照有关电信行业规程及其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协议，在用户终端设备前的电话线路的产权归其所有，其负有维修线路、保证用户的正常使用及保证线路的架设不妨害他人生活和社会公共安全等义务。当电话线坠落在公路上方的较低处时，显然已经妨碍了正常的道路通行，而网通公司由于疏于管理未能及时发现恢复正常，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其行为具有过错。其认为用户具有向其告知电话线路异常情况的义务，由于没

有告知，其自身不可能得知电话线路的坠落情况，因而不具有过错的辩解不能成立。因为用户虽有向网通公司申报电话使用障碍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维护室外线路等其他义务，其在这起事故中无过错。陈某是在突然发现坠落的电话线后，为了躲避电话线而用一只手举线未果，在超速行驶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翻车。可见，此案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形，电话线的坠落是事故发生的诱因，因为这一原因的突然介入，与陈某超速行驶的违章行为结合在一起，合乎逻辑的发生了车翻人亡的后果，所以与损害后果间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结合本案的情况看，电话线的坠落并不必然产生翻车的后果，如果陈某不超速行驶，在发现意外情况时有可能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而避免之。因此，此原因是损害结果发生的次要原因，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偶然性条件，是间接

第五篇：军队开办企业无偿移交地方接收单位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军队开办企业无偿移交地方 接收单位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尹 明

案 情：

1998年10月，A、B两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A公司如约供货，但B公司未按约定的期限付款。B公司是军队开办的企业，1999年5月，该公司根据有关规定被移交给C公司。移交文件规定：“移交企业的资产无偿划转，债权债务及人员一并接收”，B、C两公司据此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将B公司的股东变更为C公司。2001年8月，B公司的注册资本作了减少变更。在变更时，B公司向工商部门出具了一份承诺函，说明由于其开办单位在向C公司移交前擅自抽回了部分资产，导致其实际资产少于注册资本，并承诺在注册资本减少后仍对原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在此期间，B公司分别于1999年9月、2001年8月向A公司出具了还款承诺函，但一直未能履行债务。A公司遂于2002年1月向法院起诉，将B公司和C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B公司偿还欠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C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焦 点：

关于C公司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当事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

原告A公司认为，首先，移交B公司的接收文件已明确规定，B公司的资产无偿划转给C公司，B公司的债权债务及人员由C公司一并接收，本案债务发生在划转之前，包含在本次C公司所接收的B公司全部债权债务范围之内，因此C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本案中，B公司移交给C公司属于无偿划转，在移交前，B公司的开办单位抽回了部分资产是不争事实。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开办单位抽逃、转移资金或者隐匿财产以逃避被开办企业债务的，应当将所抽逃、转移的资金或者隐匿的财产退回，用以清偿被开办企业的债务”，因此应退回被抽回的资产以清偿B公司的对外债务。《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军队开办的企业无偿移交地方的，应当由接收单位承担开办单位的民事责任”，因此B公司的开办单位应承担的退回已抽逃资产的民事责任，应由C公司承担，也就是C公司应对B公司的本案债务在所抽回的资产范围内承担责任。再次，B、C两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未通知债权人，其减资行为对A公司无效，C公司与B公司应在原注册资本范围内对A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C公司则认为，首先，接收文件中虽规定“资产无偿划转，债权债务及人员一并接收”，但这只是主管单位的变更，不涉及到资产的实际划转，B公司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因此应当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其次，B公司确实有减少注册资本的事实，但并不存在抽逃资产的情形，而是C公司根据接收时的实际资产情况，为维持资本充实原则而实事求是进行的变更。再次，即使B公司的开办单位有抽逃资产的情形，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开办单位而非接收单位承担。最后，退一步讲，如需C公司承担B公司开办单位的民事责任，其前提是B公司歇业，或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或被注销。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形，因此C公司不应承担本案债务。

解 析：

本案有两个特殊之处，一个是B公司作为军队开办的企业根据有关规定被无偿移交给C公司;另一个是B公司的开办单位将其移交C公司之前擅自抽回部分资产，导致B公司注册资本不足，B、C两公司据此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减资手续。

笔者认为，正是以上两个特殊之处决定了本案法律责任承担的特殊性。笔者试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

首先，从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的制定背景进行考察。1998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我国开始清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开办的企业。在清理工作中，开办单位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成为审理与此相关案件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最高法院此前所制定的司法解释对开办单位民事责任等问题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此次清理整顿的任务、目的、范围与以往清理整顿企业公司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尤其军队、武警部队开办的企业移交、撤销涉及到的问题更具特殊性。在这种背景下，最高法院起草并通过了《若干规定》，为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确定了统一的尺度。

在这类案件中，对开办单位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若干规定》采取了区别主义。一方面，如企业被撤销或与党政机关脱钩，该企业开办单位的民事责任与最高法院以往司法解释(法复?1994?4号等)的精神基本一致，即原则上坚持企业法人独立人格(如被开办企业的实有资产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未达到营业执照所载明数额的，应当承认被开办企业的法人格，但开办单位在注册资本与实有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在注册资本未到位，且被开办企业的实有资金未达到法定资本最低数额的情况下，才否定被开办企业的法人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单位承担。另一方面，如军队开办企业无偿移交地方的，接收单位所承担开办单位的民事责任则不同。根据最高法院负责起草《若干规定》的有关人员对该司法解释所作的解释与说明，只要军队开办企业无偿移交地方的，其所欠债务应当由接收单位承担，即谁接收谁还债。这显然是出于一种政策考虑，旨在保护军队的正常运作，不致因过重的债务责任而影响其运转，而并非着眼于完全符合民商法原则。因此，该规定更应得到严格的适用，而不得随意扩大，例如不得将军队开办企业扩大理解为包括武警部队开办企业在内，否则会损害接收单位的权益;当然也不得随意缩小，例如为接收单位承担民事责任设定种种限制条件，否则会损害被移交企业债权人的权益。本案恰恰属于军队企业无偿移交地方的情况，且本案债务又包括在移交范围之内，因此C公司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其次，本案的另一特殊之处是B公司的开办单位某军队在向C公司移交企业前擅自抽回部分资产，导致该企业实有资产与原注册资本不符，B、C两公司又据此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减资手续，但并未遵循法定程序通知A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债权人A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C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是因为，C公司在接收B公司时，有义务对B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如发现B公司的开办单位抽逃资产导致B公司实有资产与注册资金不符，应当负责追回被抽逃的资产，以维持资本充实原则，保护B公司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如违反该项义务，则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责任被称为“资本充实责任”，是公司法所确立的法定责任，既不允许公司股东之间以契约排除，也不允许公司注册资本不实时以已经合法减资为理由抗辩。现C公司于1999年5月接收B公司后，不但没有本着资本充实的原则清理B公司所占有的资产，反而于两年后未履行法定程序即进行减资，损害了B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理应承担该法定责任。另外，C公司在接收过程中对B公司资本是否充实漠不关心，也可推定其自愿承担B公司资本不实所产生的风险。B公司原开办单位抽逃资产后，B公司所余净资产额是否达到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是决定C公司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如B公司所余净资产额达到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但未达到营业执照所载明数额的，应当承认B公司法人格，民事责任先由B公司承担，B公司不能承担的，由C公司在抽逃资本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反之，则应当否定B公司法人格，先由B公司承担民事责任，B公司不能承担的，由C公司承担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