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分配理论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合集五篇）

第一篇：论邓小平理论分配理论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论邓小平理论分配理论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 分配 国民居民收入

摘要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大胆突破。他强调：既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既要打破平均主义，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既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允许其他分配方式存在和发展。

邓小平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个人收入理论进行了大胆突破，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宝库，又为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生动实践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走向胜利。

一、突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束缚，强调既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必须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1958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都曾出现借口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左”的错误思潮，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按劳分配原则在我国的贯彻实行。邓小平同志以其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敏锐地觉察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下，既无法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经典式按劳分配，但又必须坚持植根于中国土壤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按劳分配制度，以此“刺激大家努力向上”，“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针对六七十年代国内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左”的思潮，邓小平多次重申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早在1961年，邓小平在其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中，就强调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并对“大跃进”中把按劳分配当“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作法进行了纠正。1975年8月，他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这篇谈话中指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78年3月，他在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又强调：“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

邓小平不但一贯主张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而且反复强调必须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首先，按劳分配要体现差别。他说：“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明确指出：“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其次，按劳分配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而不是按政治态度分配，也不是按资格分配。邓小平指出：“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他还进一步明确提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再次，按劳分配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邓小平强调：“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么做。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提级，不合格的就不提。”

二、突破“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的思想障碍，创造性地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1

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和政策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上存在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收入比较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别，就认为是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国分配实践中平均主义现象十分突出，形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最终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共同贫穷。邓小平深刻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他强调：“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否则“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

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坚决反对平均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以后他又多次强调了这一思想。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1983年8月，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4年2月，他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邓小平的“部分先富”的思想和主张逐渐得到了全党的赞同和拥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决定的形式把“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确定为党的一大政策。

三、突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传统界限，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社会主义分配的最高原则，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会在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这是否意味着允许和鼓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存在呢？对此，邓小平坚定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分配的最高原则是共同富裕，决不允许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这篇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说真是走了邪路了。”他还解释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鼓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1985年8月，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进一步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98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进一步强调：“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一再提醒，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1986年12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 1990年12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详细分析了两极分化的危害性：“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初，他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不仅再一次强调了防止和克服的两极分化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具体办法。他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

四、突破“按劳分配唯一论”，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补充论”，并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未来社会主义将建立在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之上，与此相适应，未来社会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将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按劳分配一直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分配方式来实施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同样一直固守这条“社会主义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在极力排斥其他分配方式的存在和发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历史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在所有制上，现实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分配上，现实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而只能是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补充论”进行了初步阐述：“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补充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党的十三大还首次明确提出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存在：“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这就为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0，30，101，351，30，130，51，101，102，152，25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155，155，155，23，52，111，166，172，172，172，17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67

第二篇：关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

关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分配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客观地认识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正确认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针,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并加强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收入分配;分配方式;政府调节

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值得十分关注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以下仅就其中的四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对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客观估计?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干部职工实行统一工资制,农民实行工分制,平均主义盛行,个人收入差别很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明确参与分配,社会上收入差距明显拉开。由于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个私经济获得了发展,新的财产关系开始出现,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那么,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现在通行的衡量收入整体差距的重要指标,可以比较有效地预示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一般说,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收入分配过分均等;在0.30.4之间属于收入分配正常差异状态;高于0.4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过0.45则反映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出现动荡的局面。据统计,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17,从城乡居民整体状况看,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高于0.4,已经处于差距过大状态,到达危险边缘。但是,如果按城镇与乡村分别计算,情况则完全不同。城市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2,乡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53,无论是城镇或乡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均在合理、正常的区间。那么为什么城乡整体计算与分别计算差别如此之大、情况迥然呢?这主要反映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 1

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镇与乡村差别很大,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城市经济发展迅猛,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差距虽有拉大,但总体上还处在正常状况,而乡村发展相对滞后,广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乡村内部差距拉大,而且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得更大。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上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居民心理状态,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关系中的复杂状况和深刻矛盾。有些同志提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存在低估了实际收入差距的现实,因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因怕露富而通常会被低估,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浮夸而被高估。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从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看,还存在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中国当前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在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拉大;

第二,当前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行业分化等特征,问题最大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据统计比较,在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上,我国已经超过几乎所有国家;

第三,我国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在农村,主要是贫困地区农民;在城镇,主要是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在职或下岗职工及部分鳏、寡、孤、独、病、残等社会弱者。

二、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基本因素是我国分配方式变革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一种必然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是一种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有利于激发个人资本投入和智力投入的积极性的发挥,是符合改革初衷的。但是,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差别的扩大,并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结果,而是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甚至非法因素。特别是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合理性”与“合法性”存在质疑。主要原因是:

第一,初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现是:(1)一些部门、行业和个别社会成员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分割,获得了垄断利润和高额利润;(2)改革不到位,凭借“行政权力”实施超额分配;(3)特殊的产业与地区差别政策,使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先富了起来。第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作用严重缺失。对高收入进行调节并对低收入实施转移支付是缓解收入初

次分配矛盾的基本手段,也是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但是,这方面改革没有到位,功能作用缺位,政策措施苍白。首先,对高收入者调节不力,“逃税”、“避税”严重,处罚无力。对低收入者有效保障基础薄弱,执行中扶助缺失,致使相当一部分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

第三,收入分配货币化程度低,透明度不高,加之腐败蔓延,使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轻易获得“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从而造成了一批暴富者。

三、要不要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针？收入分配中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无疑是一个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必须要讲求效率,无效率的经济和社会是不会有生气、有活力的。而要使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又必须使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形成合理结构。党和国家通过我国的多年实践总结,特别是汲取过去搞平均主义弊端的教训,在总结改革开放后由于某些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危害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针,应当讲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理论进展和政策突破。理论界有些同志对这一方针提出了质疑,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这一方针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的初始阶段,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应当改变这一提法;二是认为效率优先,分配的天平便会向优者、强者倾斜,就会危及广大公众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平。

我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针,是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进程中,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因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按100年完成这一阶段任务计算,从1956年起,才过了不到50年,至少还需要50多年时间。在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只有高效率,才会产生高回报,这是建立市场经济内生动力的必要激励机制,也是对过去平均主义的扬弃。但是,走共同富裕又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不过,这是一个长过程,而且必须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整体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而“兼顾公平”就是促使个人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公平化从量变向质变逐步转换的一个平衡各方收入水平的良性调节器。因此,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针,就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模式。实践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这一分配方针的正确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要更好地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方针,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各种要素多元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规范多元化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办法,划清合理、合法与非合理、非合法界限,提高其分配透明度,同时,要进一步对“按劳分配”进行新的探索,对“劳动价值”给予新认识、新内涵,为“劳动”参与分配提供新思路。另一方面,要十分重视现有收入分配中的制度缺陷和操作缺陷,解决好秩序混乱和调节不力的问题。

四、如何加强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积极有效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与其它资源的配置一样,也必须坚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基本观点,这也是真坚持市场化,还是假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区别。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必须要有政府宏观调节相匹配才能达到合理性要求。因此,在收入分配调节上,还是要按照“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原则,或者说是“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厉以宁教授提出的“第三调节”概念,也是一个好观点。收入分配中加入社会调节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文明社会优势的发挥。这种非功利性、非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公德性。作为政府,除了对“第一调节”概念要做规范外,对“第三调节”概念也应从政策上和制度安排上给予鼓励、引导、支持和规范。

从政府调节讲,其作用重点是完善和强化三大方面:(1)完善和强化税收调节政策措施;(2)完善和强化社会等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3)完善和强化对特殊群众的扶贫政策措施。

从当前讲,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全面解决市场秩序混乱和分配中的不合法问题,同时,要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加强收入调节,防止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具体讲,应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1)关心贫困群体利益,切实保护低收入者基本生活。也就是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因下岗、失业而导致的贫困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收入分配中低收入底线;切实落实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农民进城务工利益保障;加强对特殊贫困群众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

(2)整顿市场秩序,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对非法收入的整治力度。即加紧治理旧体制留下的部门、地区不合理政策;深化改革,扫除体制漏洞,从源头消除“权力”分配;整顿市场秩序,规范竞

争环境,堵塞非法经济活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对机构和人员的经济监督。

(3)建制立章,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和监督。应当积极建立规范、完整的薄记体系,实现收入透明化;进一步完善收入所得税制度,强化对高收入者征税力度;积极研究建立开征对个人财产征税的制度;通过政策优惠,鼓励高收入者向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捐助。

(4)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调控,防止城乡、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为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调整农村产业发展政策;加大清理“三乱”力度,在税费改革基础上,建立彻底解决农民负担的制度性约束机制;结合西部大开发,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中西部地区自身竞争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及其它经济援助手段,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扶持。

A Probe on the Issue of Present Individual Income-Distribution in China LU Bai-fu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open-door policy was carried out,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changedfundamentall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form in the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An objectiverecogni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individual income-distribu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enlargement of the income-distribution gap, and introspection of theincome-distribution principle that“efficiency first,fairness considered” , will help us to correctlyunderst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individual income-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thusstrengthen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government in coordinating income and distribution.Key words: income-distribution;way of distribution;government coordination 参考文献:

[1]马洪,陆百甫.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1998[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2]高培勇.收入分配:经济学界如是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3]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第三篇：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这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广大人民共享，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收入分配 差距 扩大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相对滞后，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有学者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都严重偏大,甚至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公认的风险水平。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而且呈现出扩大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来越重要，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如何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现状

基尼系数是测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介于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介于0.3-0.4之间表示基本合理，0.4是国际警戒线，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过0.5就表示出现两极分化。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经超过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达到0.473。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基尼系数拉大主要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衡量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入。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城市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万人。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恩格尔系数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它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表现

㈠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频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扩大到3.36：1.另有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开的四次全国范围住户调查表明，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趋势，从1997年开始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经达到了3.3倍。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的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实物性补贴，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考虑进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反应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上。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据2005年6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为全国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速度来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过地区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

㈢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因“行”而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国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剧上升。特别是垄断行业也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一些垄断性行业以各种名目发放补贴和物资，更拉大了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营企业里，工人每月收入仅400-600元左右，而且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同样八小时工作制，同工不同酬。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回报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着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调查统计，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明显的递增性，而且其递增幅度是不断上升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变得越来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将从事的管理层与中低等教育者所处的员工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悬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职工的15倍以上。据某人力资源薪酬绩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外企高层管理人员与操作工之间年薪差距2007年为15·2倍,进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

㈠降低消费需求，妨碍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并在长期上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正越来越显著。需求的构成包括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我国经济体的规模巨大,使得我国不能像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依靠出口扩大来实现经济的腾飞。而在决定需求的另外两个因素中,投资的增长,或者说供给能力的增加,归根结底是来自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能力的要求,在我国,主要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的消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终消费品,满足消费需求的中间产品。因此经济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我国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只能依靠我国的内需,而近年来内需增长达不到预期的水平,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当然价格走低与供求关系有关,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长期稳定适当的增长,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菱形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小,中产收入的人群比重大,这样,才能形成稳定消费市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不到30%的商品。农民购买力低导致了广大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农村消费需求无法扩大。就全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状况而言，一般来说，高收入阶层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会相对减少，他们的消费拉动作用已经十分微弱。而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受购买力的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维持基本消费，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

㈡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会下降,第三产业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经济要发展到这一阶段,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将在长期中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重视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从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体现在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如造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有必要继续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何况,第三产业从创立,到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也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对该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绝大部分产品面临过剩的危机,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状况,这一点,在电视,空调等产品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其负面效应有目共睹。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过剩”是相对的,这些产品,只是相对于大部分城镇居民是饱和的,而在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很多产品没有,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并不高,这类消费品在这些地区的潜在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实际的市场需求。中西部的市场规模和其人口,国土面积及不相称。目前这些产品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市场规模,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费能力弱,所以未能转化成现实的市场需求。这就影响了制造业的继续发展，也会妨碍将来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㈢影响社会和谐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的，他们的致富过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认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通过“权力寻租”、“垄断”、非法经营等手段攫取财富，成为暴富者。这部分暴富者不仅直接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更使得低收入者产生不公平感，不仅低收入者强烈不满，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经营者也极为不满。但是现实中人们很难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区分开来，于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对所有富人的财产的合法性都持怀疑态度。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况下出现“富者更富，穷着更穷”的情况。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来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们无法从高收入者中识别出非法致富者而导致对整个高收入人群的不满，如果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消极心态不断发展，就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四、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后来随着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表现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实行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倾斜政策。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外贸、金融等各方面给予一系列的优惠待遇,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中西部地区则只能作为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大量投资资金流入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加上外资的涌入，导致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而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务分配体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约，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缩小地区之间可支配财力的差别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障碍，特别是劳动力就业的自由选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机制对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调节作用，使得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反而变得越来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体系不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彻底,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银行、电力、煤气、邮电通讯、房地产等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使其从业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现行法律规定条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税制不健全或实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监管手段落后等获取的收入，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如偷税漏税、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会总收入中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 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减少社会部稳定因素。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存在着保障水平比较低、覆盖面不广、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不严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讲,主要有: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着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的现象等。随着市场竞争和风险的增加,贫困人口增多,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却没有配套建立起来。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中的中方员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享受到社保福利。这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大量资料显示,由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会直接导致个人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强,而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机会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进而使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产生差距。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五、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措施

㈠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但消费支出还不到整体的1/3。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二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办好“水、路、电、气”四件大事,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改善人居环境。四是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金融、信息、技术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五是建立覆盖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六是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

㈡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扩大中层收入者比重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吸纳就业较多的传统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企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和农民等自主创业;还要调整产业政策,放宽产业的准入门槛,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创办经济实体,增加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失业人员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规范收入分配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各种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改变市场的无序和紊乱状况。首先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取缔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业垄断，整顿不合理的垄断收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减少“权钱交易”活动的空间。政法不仅要制定经济法规，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实施这些法规，只有切实贯彻落实这些制度法规才能有效规范收入分配。

㈣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树立公平的分配观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它们有一部分内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公平强调的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初次分配讲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试图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或“扭转”的话，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会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确立公平的分配观。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机制和体制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因此，要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好国家教育资源的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和区域分配,改变过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点学校的局面。要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农村的义务教育,为民众的“起点公平”奠定基础。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只有实现教育公平,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提高生产能力,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尤其是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专家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关系到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是保障国家和政治安定，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稳定机制。因此，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同时,还要通过健全法制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机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水平,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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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现状的调查报告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的不断提高，客观上也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以及社会收入分层的加剧。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中持续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了挑战。

基于此，我们几个人组团对这个问题展开一对一问卷调查。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了解和调查得以印证着问题。当然其中多数是与我等有些关系的人。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为了区域相似性及互相对比性，根据我国经济分区即八个区域，采集样本主要是我国一些省份的经济发达城市，总数35，均为月薪，取样调查如下：

珠江三角洲区域（5人）广州2人3800、5200元深圳2人 4500、4600元厦门1人 4600元

长江三角洲区域（4人）上海2人 6800/11500元南京1人 5000元 杭州1人 5500元

渤海湾区域（5人）北京2人 6000、5500元天津2人 4200、4500元青岛1人5500元

东北区域（4人）：沈阳3600、大连3000、哈尔滨3800、长春3800元

中原区域经济（6人）：长沙1人 3600元武汉1人 3300元郑州1人 2800元 太原1人 2700元南昌1人 3300元合肥1人 4100元

西南区域经济（5人）：成都1人3200重庆2人 3500、1900元昆明1人2300元贵阳1人 2100元

陕甘宁青区域经济（4人）：兰州1人 1500元宁夏1人 1400元西安2人1800/3200元

西部生态经济区区域经济（1人）：新疆1人 2600元

调查对象学历分布：

高中 8人中专 4人大专10人本科11人

硕士研究生3人博士研究生1人

调查对象年龄段分布：

18-22：2人23-27：9人28-32：16人33-37:5人38以上：3人

调查对象从事职业整理：

生产制造:8人批发销售：6人公关类：3人 教师：3人行政后勤：5人仓储运输：6人技术研发：3人其他1人

调查对象所属企业性质：

国企5人私企18人公务员3人个体2人其他7人

调查对象目前月收入

2000以下：42000-3000：6人3001-5000:16人5001到8000:7人8000以上：

1调查对象家庭月收入情况：

3000以下：6人3000-5000：18人5000-8000:8人10000以上：2人

这些调查对象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固定收入，其他人则上下浮动。而且根据调查显示部分的人对现状不满意，都在积极准备找寻新出路或有一些想法。

从调查数据得知，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差距。通过互相交流以及查阅相关文档资料，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如下：

1.体制改革的原因。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市场机制进入收入分配过程，使社会分配关系从以按劳分配为主越来越转向以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市场化分配机制。那些适应市场规律要求的市场主体，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在社会财富的份额中占有越来越多的比重；反之，对于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市场主体，其收入比重会相对下降。因此，市场化程度和竞争力不同的地区、领域、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个人因其所拥有要素的多少不同、稀缺程度不同而必然导致收入的差异。除此之外，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加之法制的不健全，给某些行政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捞取不义之财创造了机会。

2.历史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根源于我国采取的不平等经济发展战略，我国长期以来走的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道路。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这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投入不足，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迁人城市。城乡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不仅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另外，我国工业化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在城 镇发展中，低价征用农村土地。其次，从地区经济结构 上看，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早政策偏好东部地区，在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都使东部地区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如沿海率先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构成了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发展模式还是发展速度都与东部地区产生了差距。

3．行业垄断的存在与分配政策不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特点及所创造的价值不同，工资待遇自然应不同。但有的行业和企业创造的财富不一定比别人多，靠的是垄断地位自定高工资，收入远大于别的行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此外，在同一行业内不同职级或岗位成员间实际可支配收入差距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出现显著分化。

4．劳动者素质差异。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平均分配体制被打破，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由于劳动者个人天赋、工作能力不同，勤奋程度不同，及适应社会经济转型的速度不同等因素，因而表现在分配上，就会有收入多与少的区别。另外，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导致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高的收入相对较高。还有就是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使非劳动收入在居民个人收人中的比重迅速膨胀。例如股金分红、利息，技术股份分红、出售专利所得等，这样一来每个居民获得的劳动收入或非劳动收入就不均衡。

针对形成收入分配地区差距的原因，调解收入分配，缩小地区差距，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可持续发展战略道路

首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分配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健康健全的司法体系，从精神和物资两个方面踏实做起。打破行业垄断，对行业加强指导监督，在避免市场竞争自由化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其次，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继续不折不扣地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对经济实力弱的地区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加大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开发与帮扶力度，实现“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充分发挥中西部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优势产业，提高区域经济总量和整体效益。现在政府应鼓励中西部发挥区位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加快改革步伐，继续加强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高效畅通的交通网络体系，以适应中西部对外开放和经济开发的需要。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有效地抑制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再次，实现城乡平衡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差距的扩打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应着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防止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建立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合作医疗的保障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培训机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知识，实现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最终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城乡稳定。

最后，合理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第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就需要进一步改进 税制，对高收入阶层加强征管，并改进税制，适当提高“起征点”及降低“中段”的累进率以有意培养中等收入阶层。．第二，引进、完善和健全相关税种。重点考虑引进遗产税和赠与税。缩小由于代际和偶然原因而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第三．加强税收征收管理，防止税收流失，加强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征管。第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事业的投人。在“三农”支出方面；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完善监察制度，采取多种措施将更多的低收人群体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畴。

我们要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成果，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分配体制。真正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第五篇：对我国工资分配的调查

对我国工资分配的调查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概括起来，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4年。解放思想，恢复按劳分配原则。这一阶段是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初步启动时期。随着重新确立按劳分配原则和国家调整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对企业放权让利，工资分配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国家先后5次为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增加了工资，根本改变了职工工资水平长期不动的局面；二是对企业恢复了奖金和计件工资制度；三是批准有条件的企业简化归并了工资标准，在少数企业还试行了浮动工资、自费浮动升级等办法。

第二阶段：1985年至1991年。打破两个“大锅饭”，调整分配关系。随着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国营企业普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结合第二次利改税，工资分配实行了重大改革。一是在全国推行了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开始探索运用地区、行业工资总挂钩等手段调控企业工资总量，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分配脱钩，实行分类分级工资管理体制。二是国家发布国营企业参考工资标准，打破僵化的八级工资制度，许多企业试行了浮动工资制、结构工资制、岗位工资制等基本工资制度，内部分配形式逐步实现灵活多样。三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改革了原有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四是引入再分配调节手段，开征了工资调节税、奖金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等。

第三阶段：1992年至1999年。确立改革目标，培育新的分配机制。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探索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根据这一精神，一是确立了“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这一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目标；二是进一步改革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推行岗位技能工资制，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办法；三是改革工资总量管理方式，改进完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部分企业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四是进一步改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国家机关实行职务级别工资制，事业单位根据不同行业等情况分别实行了符合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五是加大了运用法律和经济等手段调节工资收入分配的力度，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等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个人所得税制度。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工资分配制度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中央提出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要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一是加大了对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力度,在许多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基础上，部分企业试行了股权激励办法、企业年金制度和规范职位消费。二是建立健全科技人员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实行按岗位、按任务、按业绩定酬的办法。三是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四是探索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部分企业开展了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技术要素入股等试点。五是继续扩大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工资指导价位和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实施范围，全面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六是进一步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行职务级别工资制；改革事业单位分配制度，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目前，全面改革正在继续向前推进。

回顾30年来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历程，总的看，改革是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的，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理论突破，确立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理论，明确并适时调整了分配原则；二是体制转变，我国工资分配管理体制实现重大转变，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形成；三是制度创新，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改革创新，现代薪酬制度初步建立；四是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职工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