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与外溢性分析

第一篇：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与外溢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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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与外溢性分析

作者：卫龙宝 施晟 刘志斌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9期

[摘 要] 教育不仅影响农民的个人收入，还对农民所在群体的收入产生影响。利用中国十省百村的一手调研数据，可以从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外溢性两个维度探讨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1）教育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作用大于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农民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提高4.28%，非农收入将提高

5.61%。（2）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非农收入，男性的教育回报率均要高于女性。男性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增加4.85%，非农收入将增加7.18%； 受教育时间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3）农村地区教育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同村邻居平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6.21%； 同行业的农民平均受教育时间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

8.13%。

第二篇：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二十一世纪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激活民族的创新能力。我们愈来愈迫切地感觉到，如何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拓展他们的知识视野，开发他们的智力潜能，陶冶他们的思想情操，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何更新教育者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和教育能力，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不可回避的紧要课题。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与这个国家的教育直接相关的。回顾这些年来我国的教育情况，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相比于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总体国民素质仍处于较低水平。当然，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教育环节薄弱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客观因素造成的。人口众多底子薄，说明我国幅员辽阔却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其中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是影响我国整体国民素质高低的主要因素。要提高我国的整体国民素质就必须重视提高我国的农村人口素质，只有农村人口素质有了质的提高，才可以从根本上适应我国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

提高国民素质在农村人口中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已有相对较好的物质条件的农村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经济发展在地区分布上极不均衡，出现了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和贫困型同时并存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即使在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广东省，仍有不少刚刚达到温饱线甚至仍然在贫困线下的农村地区。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应以加大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主要任务，让所有的失学儿童可以读得起书。在经济已有一定发展、具备基本完善的教学条件的农村地区，就可以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相关的素质教育课程。由于在这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区，在校学生很大程度地避免了“读不起书”的物质基础问题，开展素质教育就具备一定的根据和基础。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1996年5月发表《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奠基工程》一文中十分强调基础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进程中的基础地位。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长期落后封闭，农民的许多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即使个别地区经济有所发展，但人的思想和观念仍然停滞不前，在一个相对长期固定缺少开放性的农村社会，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素质想要一下子有根本改变并不容易。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不少人为此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总结这些经验我们得出：要提高农村人口国民素质的长远而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口

素质。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关键在于增加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包括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教学硬件的投入，以及师资力量的加强和提高、教育内容的改善和扩展、教学方式的更新和进步。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农村教育特别是硬件投入方面在国家的资金支援和政策扶持下、在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下以及各地区加大投入下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是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在师资力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软件方面仍然存在与城市教育明显的较大差距。面对这样的问题，光是物质的投入而无技术更新和支持，就有如在工业生产当中只有低素质的劳动力投入和简单的资本和原材料投入，而没有高素质人才和高新技术的投入，不但投入产出比低，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完全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甚至是属于淘汰产品。可以想象，两所规模相同、教育设施一样的中学，一所在城市，一所在乡村，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可能相差巨大。同样的资源投入，却出现相距甚远的产出，这仅仅说明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智力差距吗？如果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结构不均衡长期得不到缓解，培养出来的仍然是相对较低素质的学生，而他们又要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农村人口素质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吗？那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又从何谈起呢？这已经不仅仅是那些乡村老师所能担负的责任了。那谁有能力，谁又有资格分担一下他们肩头的重任呢？

《决定》第26条写道：“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是一项事关全局、影响深远的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深入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投身素质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要互相沟通、积极配合，共同开创素质教育工作的新局面。”可见，提高国民素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鼓励并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投身素质教育。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都有责任为此做一点事情。

几次偶然的下乡探访、几位自愿下乡支教的老师的事迹，激发了几位社会热心人士以社会力量开展下乡义教活动的念头，终于促成了灯塔计划露出水面，寓意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象灯塔一样指引乡村孩子们前进的方向。灯塔计划开始射出第一道光芒。

政府和一些社团院校也曾组织过农村社教、科教文卫三下乡等活动，事实证明了以高素质人群去直接影响和提高低素质人群的素质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灯塔计划的行动基本原理也是基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只是方式方法有所不同。灯塔计划是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较高素质的社会各界人士自愿下乡作为义工开展面向农村地区在校学生的义教活动，加强和提高当地的师资力量、丰富和拓展教育内容、更新和改进教学方式，有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全面发展，响应我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政策号召的一个纯公益社会活动。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义工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通过这些优秀义工的下乡义教，以他们的言传身教去教育、影响和带动农村学生，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

生的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将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一个人的素质将对一个人的成长起决定性作用。这里所说的素质是指广义的素质概念，也就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这一层次上的素质是主体可能的先天素质在外界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通过内化后成为主体的一种稳定的现实品质。这种素质往往具有很大的可塑性，通过良好的环境与教育，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好的素质，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灯塔计划相信：方向引领一生。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方向是一个人具有优良素质的综合体现，人生方向是人对人生的正面认识、对自己的正确评价、对理想的正当追求。正确的人生方向很难在简单的文化教育中形成，素质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方向，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些成果将直接指导学生以后的继续学习、工作和生活。

灯塔计划有目标地选择在广大农村以义务教学阶段的在校学生作为下乡义教推进素质教育的对象。中小学生可塑性最大，生理发育最快，心理发展逐步趋向成熟，是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发展智力、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时期。在中小学打好素质基础，就可以在人的一生中建立一个稳定的生长点。

中小学作为义务教育的重要阶段，它的性质是国民基础教育。中小学不是升学教育，更不是英才教育；同时，中小学教育也不是职业教育，生计教育，而是普通教育，不能用狭隘的功利价值和实用价值来评定中小学教育目标。同样，衡量和评价灯塔计划的有成效与否也不能适用以上的价值标准。当今社会是高速发展的社会，面对这样的社会，教育根本没有可能教给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但必须帮助他们具备必要的基本素质，保证他们今后能顺利学会新的理论和技术，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灯塔计划响应国家的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政策号召，为素质教育的推广做一些积极的尝试和大胆的创新。以社会力量在农村地区推进素质教育，灯塔计划并没有什么前人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借鉴和参考，更多的时候是依靠灯塔计划的义工自己摸索寻找可行之路。如果可以将灯塔计划下乡义教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推进全民素质教育的有益补充，或者是作为全民推进素质教育的力量支持，那么灯塔计划希望能够做更多切合实际而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并能够系统地将灯塔计划的教学经验和活动组织方法总结出来，为后来的同行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第三篇：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和分析

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和分析

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约占据9亿人，农村的发展对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然而，通过我们的研究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教育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当中还存在这诸多问题。

一、农村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原因

（一）农村中小学规模逐年萎缩，许多学生离开学校

虽然，在我国，义务教育已经进展了十多年，但是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教育并不像城镇这样普及，这也是中国农村教育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留守儿童也是造成此局面的一个原因。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2000万人，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另外，日益增长的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难以接受教育。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二）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农村学校条件差

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就是教育负担不公平。城市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费用基本上由政府承担，而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绝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承担。教育部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欠债高达500多亿元，债务形式主要是施工队垫款、银行贷款以及向教师和社会借款等。

由于经费不足，农村学校办学条件自然不会太好。许多小学不要说现代化设备，就连基本教学手段都难以满足，甚至维持正常教育运转的资金都奇缺。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状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资源分配不公平史一个主要的原因：各政府、电力、交通等机构拥有资源支配的权力，它们利用部门所掌握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实现部门利益，或从财政分配计划中优先得到所需资金，他们的办公室及职工住房等都是最好的。而教育资源却少之又少，而城市人口的教育需要被优先满足，农村人口得到的教育资源就非常有限，远远无法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要。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使农村少年儿童处在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环境中，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少年的发展而且使农村青年就业更难。另外，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城市教师的超编和农村教师的缺编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体现了在教育资源分配问题上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三）农村教师素质偏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农村学校师资总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是农村中小学十分突出的问题。教师专业素质直接关系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界关注的重点，教师专业能力更新速度，系统性都是一位教师是否优秀的标准之一。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学历通常都是初中到高中水平，而且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

农村教师总体素质不高，他们的师德必然引起社会担忧，比如08年出现的教师师德问题范跑跑”事件将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人权问题之间的关系成为论述焦点，道德的底线在哪里？如何提倡教师师德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二、改变教育问题的策略

陶行知先生说过：教育是立国之本。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农村教育状况的改善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为此，我组就改善农村教育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继续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目前，在享有九年义务教育这一权利方面，农村孩子的“待遇”远远低于城市的孩子。义务教育是一个公共品，并不是说家庭可以掏钱就不搞。比如在美国，美国一个初中生、高中生，一年的学费和其他的费用加起来不到一百美金，美国这么富有为什么搞义务教育呢？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掏得起，义务教育是最基本的公共品，不但个人可以收益、家庭可以收益，而且整个国家、民族可以收益，所以我组认为中国在今后五年之内应该完全有可能实行九年制的免费义务教育。

（二）教育经费重点抓

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问题是这些有限的教育投

资，大部分还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尤其是其中的重点中小学。这对急需雪中送炭的农村来讲是多么的不公平。因此，要把经费问题作为重点，还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可以放宽私人办学，来弥补农村教育投资的不足。

（三）教育资源要均衡分配

目前，我国招生公平性是个大问题。省市之间分数的差距，名人降分录取，西安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丑闻事件都反映了这个问题；其次，提高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东中部教育水平高，西部教育水平低。西部教育水平低主要反映在当地经济发展影响教育。另外，贫困生的教育也是要重点专注的问题。近年来与贫困生有关的话题越来越多，由贫困生带来的一系列扶贫措施，教育和心理问题爱到广泛关注。大学每学年都有很多贫困生，学生欠学校的学费有的达上千万元之多，学校想方设法帮助贫困生，但相对于贫困生的庞大数量实在是太微弱了。由此可见，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尤为重要。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县城小学把全县绝大部分的优秀教师都吸纳到了县城小学，教育投资也都到了县城，从而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差距越来越大！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相当部分农村教师教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方法落后，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学历达标与能力达标存在较大落差，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实际教学能力，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调查中，我们也体会到农村教师的艰辛。许多农村教师工资水平较低，一些津补贴至今未得到解决，城乡教师实际收入差距大。为此，各级政府应切实解决农村教师待遇问题，并加强农村教师的培养和管理。

第四篇：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V.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

收费”的影响，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计算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教育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分析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目前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二是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将过去十多年间颠倒了的权利义务关系彻底扭转过来，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以县为主”。中央应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50左右，省和地市两级承担30，县乡两级承担20（其中县承担15，乡镇承担5）。中央政府承担的份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省和地市两级也是就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结合前述第一条原则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城乡分治的思维和制度空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这两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城乡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依然在老框框里做小幅度调整，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同城市之间的令人感到残酷的差别，并且有可能拖垮普遍贫弱的县级财政——就象已经“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五篇：试析中国农村教育现状

试析中国农村教育现状

郑桂斯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广东 佛山，528000）摘要：科教兴国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但是教育投入现状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却难以满足农村教育发展需要。许多贫困地区财力相对薄弱，这种矛盾更加突出，教育水平也相对落后。通过对贫困农村中小学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以及形成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解决农村教育经费和教育投入不足问题，促进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关键词：农村教育，现状，原因，对策。

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它既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农村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农村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财政体制与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农村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继续提高教育水准更是举步维艰，城乡教育与知识差距明显加大。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不仅影响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更将影响社会的公正与稳定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进行全局性的思考与筹划，实在是当务之急。本文只是就农村普及教育角度展示当今现状、点明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引起重视与讨论。

一、农村教育的现状令人堪忧

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中国（内地）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5%，人口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19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4名，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这种状况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不仅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影响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战略性任务。

农村普及教育正在全面展开，并且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自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公布后，全国分三片地区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2000年，全国有2410多个县通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验收，人口覆盖率达到85%，扣除城市人口，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的覆盖人口也达到54%左右。普及教育对农村社会起了动员作用，重教兴教蔚然成风，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许多地方农村学校的校舍确实是当地最好的建筑之一，为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但是，农村已经实现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还只是初步的，是低水平、不平衡、不巩固的，其中还存在一些“水分”，而城乡的差距扩大正在加剧，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据90年代中期的统计，全国只有40%左右的小学和50%左右的初中达到了原国家教委规定的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的标准，由此推断农村中小学绝大多数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在有些城市投入上亿、甚至数亿元建设所谓“标志性学校”或“示范性学校”的同时，乡村不少学校却在危房里上课；城市有的学校建设超标准的健身房、温水游泳池等高于当地居民生活水准的豪华设施，而不少乡村学校的学生买不起必需的书本，教师得不到必要的教学材料。当然，这些现实是现阶段城乡差距的反映，但是教育体制和政策在缓和还是加剧这种差距上是有重要作用的。

二、农村教育滞后不前的原因

（一）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本身薄弱，未能建立有效的农村教育体系。

目前，农村基础教育勉强成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质量令人担忧；而农村职业教育只有一些零星教育，根本未能形成体系。农民受教育程度受制于这样的农村教育体系，不但传统意义上的文盲、半文盲率难以降低，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文盲无法扫除，至今仍然在增加。其结果，贫困农村农民的素质低下就是铁定的事实。在这种现状下，构建农村终身教育体系就成为一种空想。

（二）农村财力不足是根本原因，也由于这一原因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

以广西这一特殊地区为例。广西近年来每年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整个广西财政总支出的1/6，即每6元钱中就有1元办教育，如2000~2002年广西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18.9、19.1、18.9。虽然表面上看广西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比重上没有低于其他省区，但是广西年财政收入绝对数额低，财政支出的绝对数额也相应地较低，因此广西教育支出的绝对数额是远远低于经济发达省区的。由于广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人均财政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3》公布的统计数据，2002年全国人均财政收入为665元，广西为387元，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第23名。虽然中央决定实行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但发达县份与欠发达县份仍相差很大，如凌云县2002年一般预算收入2 196万元，人口18.4万人，人均财政收入仅为119元，连基本的支出都无法保证，难以承载“九年义务教育”之重。从广西地区看来，也就可折射出其它贫困农村地区的相似处境。

财力不足，必然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得农村教育的投资体系难以运转。按现行的教育经费负担体系来看，当地较为贫困的乡镇财政负担着农村绝大多数的教育经费。贫困的乡镇财政一般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独自进行公共产品投入。国家近几年来，加大对城市教育的关注，将主要教育投资用于城市，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相对极少，而且附加条件多，加上程序复杂，层层盘剥，真正能投入到农村教育中，得到实际使用的资金不多，不能满足农村教育的最基本的需要。从教育经费和教育投资规模来看，农村教育的质量是难以有保障的。

（三）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也是重要原因。

教育经费拨款应当首先保证人员工资及基本的公用经费，而不是搞基本建设、设备采购及其他形象工程。现在有些地方热衷于赶时髦，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搞信息化达标、远程教育、示范工程等等，耗资大、成效少。

（四）师资力量的大量流失也是农村教育滞后的又一重大原因。

城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持续拉大，农村教师主要是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仍在扩大。大城市、中心城市、县城、乡镇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工作、生活条件悬殊，一般县城的教师比乡镇教师的收入高出

三分之一或一半，造成教师逐级向上流动，中西部城市的教师向东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流动，县城的向中心城市、乡镇的向县城流动，而流出的都是骨干教师，如四川省德阳市2001年已流出高中高级教师61人，有的国家级骨干教师在参加国家级培训时，就给沿海大城市挖走。与此相对应，农村又大量增加了代课教师，因为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地方政府和农村中小学宁愿用代课教师，而不用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农村教育仍将不断滑坡，将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条件。

三、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几点对策

（一）建立优质的九年义务教育体系。

提高教育质量，建立优质九年义务教育体系是重中之重。这是基础教育在农村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我们搞九年义务教育不要“挂羊头卖狗肉”，要脚踏实地，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送到农村，就应该把九年义务教育的费用减下来，不要让全体适龄农村孩子因各种原因而失学。

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应该是优质的，与城市教育比较，农村基础教育的含金量极为逊色。配合农村人口的转移，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这个体系的质量，其中包括大力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去。

（二）调整并逐步完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与投资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应实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明确新体制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对于改变基础教育管理权限和经费分担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学校经费难以保证的状况，提供制度的保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形成体制实现的制度模式，从全国范围而言，最终应该制定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投资法规。作为过渡性措施，首先建立教师工资由中央、省、地、县几级政府分担的机制，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师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然后按照不同地区义务教育生均成本的额度，确定不同地区中央、省、地、县几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并以法律形式保证实施。为此，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调查研究，确定不同地区义

务教育的生均成本，并按不同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确定各级政府分担比例，作为制定投资法规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教育经常性经费的按时足额拨付，农村教育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明确规定每年增加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用途。

每年增加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应主要用于解决乡村中小学教师工资问题、公用经费偏低问题、危房改造问题。县乡财政每年的超收部分主要用于教育，一是保证教学基本用房的建设，二是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缺口，三是增加必要的教学设备。

（四）加强示范教育，激发农民的求知欲望。

极为残酷的就业现实，已使农村农民从正面或反面，吸收打工生涯中的教训。我们应该加强示范教育，用榜样的力量，激发农民内心的求知欲望，使他们从心底有个学习的企求，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

在全国加强职业教育的大环境转好的前提下，各贫困地区农村农民将有一个参与职业教育，掌握实用生产技能，提高自身素质，改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低、职业技能低、个人文明程度低的要求和奋发学习的过程。

通过基础教育，他们将提高自身的核心素质；通过较为正规的职业教育，他们将掌握劳动力市场所必须的劳动力应具有的一些基本要素。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改变自己的弱质地位，他们就会以新的面孔出现在省内外的劳动力市场上，将站在较高的平台上，拓宽就业门路，受到雇主的欢迎、尊重和信任，享有较为平等的社会地位，提高收入。从而可提高下一代的受教育可能，提高下一代的受教育质量。

四、余论

重视农村教育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比重最大，农业发展事关国脉民生，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转型正处在一个“潜力大压力更大”的爬坡阶段。

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就业竞争力差是造成“就业低层次化，收入长期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彻底解决农民受教育的问题，农民的素质就永远不会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会继续受阻，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会遥遥无期。要大面积地提高农民的素质，除了让他们受到足够的教育外，没有别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