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五篇

第一篇：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

吴 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二十年内要抓紧四件工作，头一件就是进行机构改革，并作出了“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著名论断。自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我们党在连续五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提出了机构改革的任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于第五届和第七、八、九、十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范围内，曾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可以说，二十年来差不多每一届政府，都以新的一轮机构改革拉开新政府的序幕。尽管每一次改革目标都各有侧重，每一次改革成果都会给政府带来新的气象和新的进步。但是与其他改革效果所不同的是，每次机构改革的成果很难持久巩固，总摆脱不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轨迹。诚然，每次机构改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精简--膨胀”的循环而否认其改革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应该看到，二十年的机构改革历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迈向二十一世纪，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公共行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

一、决定机构改革成败的关键是选择好目标定位

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机构改革始终具有特定的和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既涉及到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又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相关内容；既有对旧体制弊端的改造，又有对新体制新机制的创新。因此，历次机构改革的目标都具有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如1982年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领导体制问题，但同时又必须考虑领导班子的老化问题。这就要求机构改革同时要解决三个问

题：一是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提高工作效率，需要通过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解决多头管理，推诿扯皮、职责不清的问题；二是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和年轻化问题；三是要针对机关干部知识素质和专业管理水平不适应的状况，加强干部的培训工作。这三项任务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机构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老问题，又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出的新矛盾，既有我们对改革认识的局限性，又有干部对改革的实际承受能力有限的问题。因此，这次改革的成效并不明显。

从1988年以后的几次机构改革，中央逐渐地把机构改革的目标集中在政府职能的战略转变上，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但是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政府职能转变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同于精兵简政只涉及政府内部的改革问题，而是要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在调整上述关系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这将是一个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的漫长的艰难历程。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转变职能在机构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一个规范性的说法，即“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 1988年3月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这次改革的总要求是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精简人员”。这次“改革不是搞简单的撤减、合并，而是转变职能，按政企分开的原则，把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移出去，把直接管钱、管物的职能放下去，把决策、咨询、调节、监督和信息等职能加强起来，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到间接管理为主。同时，把原来行政机关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各种协会去承担。”虽然这次改革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下决心要解决政企分开问题，但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还不十分明晰，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执处于胶着状态，耸立于其上的机构改革的思路当然也不可能十分清楚。政府职能转变基本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并没有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仅仅是政府与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不同分工罢了。由此看出，改革的条件时机

不成熟，目标定位过高，缺乏实际可操作性，预期目的仍然是无法实现的。

从机构改革的效果来看，1993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机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改革目标。1993年机构改革是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是这次改革成功的关键。按照这样的目标去改革，就不再是机构的撤撤并并，人员的加加减减，而是一种体制的重构。即要把属于企业的职能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的职能还给市场，把属于社会的职能交给社会，把属于基层的职能转到基层。在此基础上，把属于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归并，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实行综合管理。这次改革还强调了政府要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价值判断，概括地说就是“小机构、大服务”或“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形象地道出了政府管理模式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之间的一种辨证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减少了不该管的事务，简政裁员，机构小了，人员少了；另一方面，政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却在这种改革与精简的过程中，得以扩大，得以加强。

1998年的机构改革仍然坚持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但这次的侧重点是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为具体目标：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2003年明确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配套，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政

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了政府职能定位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四项主要职能；提出机构改革的重点是：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这个主题，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通过优化政府内部组织结构，促使同类管理职能的集中化和一体化，打破部门分割状态，构建新的职能体系和协调运转机制。

这三次改革构成了一个逐步递进、深化配套的渐进模式，尽管还没有自觉地形成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改革的理论上准备也嫌不足，有些方面的条件仍不具备，但就总体思路和目标设计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要求的。

二、机构改革的难点是理顺的公共权力关系

政府是一个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完整的、开放的体系，其外部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如果说，转变职能主要是改革调整行政管理体制与外部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的话，那么，理顺关系则主要是改革调整行政管理体制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1993年以后的机构改革都强调了理顺关系、协调运转的重要性，明确地把理顺关系和转变职能、精兵简政等一起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说，转变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的话，那么理顺关系就是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理顺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公共权力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是依法行政和运转协调高效的组织保障。其关系主要有：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关系；横向的党政各机关之间以及政府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条块结合上的垂直管理部门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理顺各种关系，主要是针对行政管理体制中的突出存在的机构职能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问题，重点理顺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合理划分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科学规定工作联系的方式和程序。

尽管我们在理顺关系方面，每一届政府都花费了不少精力，在机构改革的“三定方案”中明确了各自的职责权限，并力图做到责权利相一致。但从总体效果来看，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找到根本性的出路，老的关系没理顺，新的关系仍不协调，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机构改革只注重组织结构的静态分工、责权划分的合理性，忽视了在组织机构运转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协调合作的必然性。整体效能大于部分之和。政府行政的最大特点公共性，公共性追求的是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只有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有机整体，才能够最大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和权力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生共存的。由于现代行政机关的组织庞大、部门众多，即使是再精细的分工、再明确的职责，也难以避免运转中的交叉衔接。我们机构改革的思路往往是过分强调专业化

优势，把职责化整为零，而对“零件”的如何组装整合，却没有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其结果是权力分割化，部门利益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使政府间的缝隙不断扩大，整体效能不断下降。

二是历次机构改革是在原有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基础上的理顺关系，而不是从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创新管理模式角度理顺关系。现有的行政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体制的弊端是每一级政府都是大而全，职能配置上下一般粗，机构设置上下对口；各行业系统又是封闭运行，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各自为政，权力很难制约。这种集权体制强化了等级制，有利于上下管理的控制，但弱化了权力的制衡关系，忽视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管理差异性，以及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作用的区别。在行政体制中是按照纵向层级、横向专业职能进行事权划分，是传统的过程控制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在行政改革中普遍采用了以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分开的分权体制，决策机关与执行部门实行绩效合同关系，执行部门各自相对独立，实行市场化、企业化管理，建立追求结果导向的控制模式。虽然我们国情不同，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做法，但是，以决策、执行、监督的不同功能和分权作用，构建上下级政府和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有利制约的职权关系，建立适度的分权管理体制，是理顺关系的新思路。逐步实现行政决策权与执行权相对分离，实行政府决策职能的核心化和集中化。通过科学规范部门职能，按综合职能设置政府机构，将相同或者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行政部门承担。同时要改革行政执行体制，建立综合执行机构，推行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将分散到部门的行政权原则上收归同级人民政府。改革行政执法体制，设置精干、统一的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执法。

三是以往改革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理顺关系，这种软约束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权限划分与利益分配的必然联系，理顺权力关系，其实质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这项工作仅靠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法治手段加以解决。因此，制定机构编制法，加强机构改革的法制化建设，就成为推进机构改革的基本前提。

三、机构改革的永恒主题是推动政府创新

所谓政府创新就是探索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新方法、新模式，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和新任务的挑战。政府创新在内涵上主要体现为理论层面上的政府创新，体制层面上的政府创新和技术层面的政府创新。历次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政府创新，对建立新型的公共行政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理论创新上，从不断深化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实现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向社会本位、民本位体制转变。在服务型政府价值理念的指导下，政府的转型是一种必然的目标选择，在近几年的改革中，人们已经形成了改革价值取向的共识：即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

其次，在体制创新上，它体现为结构和功能上政府创新的主要内容。在前几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我国行政体制创新的目标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主题，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行依法行政为重点，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体制。使各级政府优质高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如为规范政府行为，深化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行政投资体制改革；为强化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各级政府建立健全各种应急突发事件机制，提高了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再次，在技术创新上，提出了通过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创新，政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可以提高办公室工作效率和生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管理成本。其次，这种新的生产力工具的使用将不断改变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重塑政府业务流程。而这种从管理工具的创新到管理结构到管理方式的变革，将极大的改变现有政府的管理观念，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建构出适合信息时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实施电子政务不仅能够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推进廉政、勤政建设，使政府利用信息化手段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这场由新的管理手段所带来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将最终改变我们久已习惯的政府管理环境，引导我们逐步走向一个全新的政府管理世界。电子政务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从本质上来说，电子政务是一场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要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建立在政府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基础上。而不是单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提高行政效率，单纯地为降低行政成本而降低行政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的现代化水平，真正建立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的“廉价、高效”的政府。

概括起来，我国五次机构改革的实践，积累了五条宝贵的经验：一是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改革的关键；二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三是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既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坚定不移地迈出改革步伐，又充分考虑各方面可承受的程度，审慎地推进改革；四是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员，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五是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一个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服务型的公共行政体制正在形成。

第二篇：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机构改革

自私有制产生以后，为促进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巩固私有主的利益，便诞生了为其适应的统治工具，在这所有的工具中，国家，是其最高级中的代表。国家一直都在履行着统治、管理、和口号性的服务职能，作为国家的显著性代表，政府机构（行政机构）所发挥的职能更是至关重要。世界各国搜十分重视科学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机构改革，西方各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紧随时代步伐，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在不断进行改革。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也在与时偕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乃至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一个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也进行了一些列的改革。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改革的背景

（一）国际环境

1、全球经济一体化。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商品、劳务、资本、技术和服务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一体化趋势。这就加剧了各国的各方位竞争，对政府行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其次，统一的服务指标和规则体系，要求各国及时改变落后的法律规章和市场准则。第三，一体化使得政府的部分权利发生了转移，要担负起更多的国际事务，在区域组织中要进行各方面的参与和活动。

2、世界范围的行政改革浪潮。随着后工业化的到来，西方各国相继陷入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之相伴的是持续的政府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在此，西方社会相继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进而席卷全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的行政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国内环境

1、思想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过程。它以1978年底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起点，主要针对“两个凡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问题和困惑，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后两个标准被邓小平概括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主要理论武器，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既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和升华（包括对外国经验的借鉴），又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发展。

2、政治主题的转变。阶级斗争为纲只能是社会倒退、民心背离。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政治路线。

3、计划经济体制的总结。单一的、缺乏自主的、没有生气的、缺乏活力的、政府一统的、统得过死的、政企不分的、政事不分的、人民厌恶的计划经济体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深化和完善。政府计划也逐步转变为规划，政府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方式也改变为市场为基础的分配方式。

4、机构改革的加减法亟待突破。仅仅局限于机构和人员的增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深层次解决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机构改革陷入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在膨胀”恶性循环的现状是我们的深刻教训。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改革的历程及内容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全方位、渐进式展开的。改革的内涵十分丰富，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集中进行的历次机构改革，又包括财政、金融、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和领域的单项改革；既包括职能和机构的调整，又包括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既包括行政机构改革，又包括事业单位改革；既包括政府内部的体制改革，又包括政府与党委、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等方面的协同配套改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也逐步推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进入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总体上, 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螺旋式发展的过程。总共经历六次大的改革。第一次1982年的从精兵简政到废除干部终身制；第二次1988年的从提出转变职能到开创“三定”局面；第三次1993年的从行政体制改革到政企分开；第四次1998年的从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到大刀阔斧改革；第五次2003年从进一步转变职能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第六次2008年从大部制改革到注重民生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的构建等。

具体来讲：

(一)1982年的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1982年开始的第一次改革历时三年, 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实现干部年轻化，减少层次, 压缩编制。

1、改革背景

1982年，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第二，国务院机构庞大臃肿。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1年，国务院工作部门从52个增加到100个，人员编制达到51000人。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编制也随之增加。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2、改革内容

1982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改革了国务院领导体制。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了副总理的人数，设置了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二，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精简了国务院机构，裁减合并了一批经济部门，大大减少了直属机构。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第三，打破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使一大批老干部退出了一线；第四，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方针，选拔了一大批年轻的领导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职数也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的要求。

总结1982年的机构改革，最主要的成果：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这次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减到60岁，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0岁。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本次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职能没有转变。(二)1988年的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8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性的命题。这标志着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 开始突破只注重数量增减和单一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向政府职能的重新选择、重新定位的转变。

1、改革背景

1984 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首次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政府机关实行政企职责分开, 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要求国家机构按照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1986 年, 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政府行政改革的任务。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988年的中央政府改革便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进行的。

2、改革内容

1988 年的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转变政府积能,下放权力,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搞好配套改革。在改革政府机构的同时,推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抓紧建立和逐步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办行政学院,培养行政管理人才。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改革的重点，在经济管理部门中，又以裁减合并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司局为重点，非经济管理部门也被要求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和精简人员。如，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合并，重新组建国家计委；撤销了煤炭、石油、核工业、机械、电子等一批专业经济部门。第二，加强宏观调控部门、经济监督部门、社会管理部门以及资产、资源和环境管理部门的职能、机构和编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计委成为宏观调控的“三驾马车”。第三，通过试点进行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三定”），在取得经验后总结推行“三定”制度。第四，力图解决、理顺中央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此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在于按照转变职能的方向和原则,本着加强综合管理与宏观调控,减少直接管理与部门管理原则, 着重对国务院的专业经济部门和综合部门中专业机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合并,为建立一个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行政管理体系打下了基础。(三)1993年的行政改革——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1993 年国务院进行的第三次机构改革是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机构改革的目标, 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一）改革背景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并要求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组织机构。1993年3月十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机构改革方案。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讨论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随后，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从1993年开始，又一轮自上而下进行的全国性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始。

（二）改革内容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务院综合经济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等,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改革要求, 进行具体的改革调整。具体为：一是转变职能，坚持政企分开。要求把属于企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把应该由企业解决的问题交由企业自己去解决，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做到宏观管好，微观放开。二是理顺关系。要求理顺国务院部门之间、尤其是综合经济部门之间以及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划分职责权限，避免交叉重复。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划分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使地方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三是精简机构与人员。对专业经济部门，一类改为经济实体，不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一类改为行业总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保留行业管理职能；还有一类是保留或新设的行政部门，这些部门的机构也要精干。对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除保留的外，一部分改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一部分并入部委，成为部委内设的职能司局。四是规范机构类别。明确原由部委归口管理的15个国家局不再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而是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作为一个机构类别，并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关系。

1993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其主要成就在于, 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对传统的计划、财税、金融、流通、社会保障等体制进行了改革。初步构建了政府宏观调控体系。随着《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从1993 年10 月1 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初步建立了对国家行政人员进行科学管理的规章制度。

(四)1998年的行政改革——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1998年的改革是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是解决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1、改革背景

1997年十五大报告再一次提出要“推进机构改革”，认为当时“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在这种背景下，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序幕在1998年被拉开了。

2、改革内容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职能。明确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的主要职能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制定行业规划和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本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维护行业平等竞争秩序。二是调整部门分工。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在部门之间划转了100多项职能，相同或相近的职能尽可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过去长期存在而没有解决的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等问题有了很大改进。三是精简机构编制。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共10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各部门内设司局级机构减少200多个, 机关人员由3.2万人减为1.6万人。省级政府工作机构由平均55 个减少为40个,平均减少20%;人员平均精简47%, 共减编7.4 万。

这次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较前四轮改革有了更大的进展, 突出表现在不仅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 而且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同时, 完善了国家公务员制度, 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五)2003年的行政改革——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

1、改革背景

2000年世纪之交，形势有很大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2003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随后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这样的形势下，2003年开始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2、改革内容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二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三是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__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四是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五是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此外，2004年各级政府还以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大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005年4月颁布的公务员法，也对规范行政管理主体、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量的要求转向了质的突破，从重视形式转向了重视内容的调整，从表现层次转向了深度层次。此次改革没有对政府机构人员精简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而是抓住重点，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第二，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应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四个方面，要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第三，从整体上讲，本次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国务院、中央政府目前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改革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不仅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也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进步和成熟，是通过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接合部，既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合理配置党的执政资源的基础性工作，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与我们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不断优化执政资源配置是分不开的。从政府建设角度看，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具体来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管理理念发生重大变化。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基本理念适应时代潮流取得显著进步。一是确立了责任政府的理念。各级政府及部门的责任逐步得到明确和强化，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的意识逐步深入人心。二是确立了服务政府的理念。各级政府及部门逐步实现了从“管字当头”到“服务至上”的转变，能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成为衡量政府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三是确立了法治政府的理念。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尊重与维护法律权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意识逐步形成。

（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过改革，政府职能逐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逐步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适应。一是政府、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逐渐理顺。政企分开基本实现，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逐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发挥，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二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着力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逐步建立；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迈出重要步伐。三是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积极培育社会力量，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初步实现了由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型。

（三）政府组织机构得到调整优化。经过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计划为龙头、综合部门管理专业部门、专业部门直接管企业的机构框架彻底改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宏观调控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的机构框架初步建立。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适应政府全 面正确履行职能的需要，着重调整和加强了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能源规划、资源环境、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

（四）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趋于合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更好发挥。不同层级政府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逐步得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职能配置上“上下一般粗”的状况得到改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进一步清晰，一些重要领域的部门职责交叉事项逐步划清，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逐步建立。特别是行政执法职责体系逐步理顺，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执法扰民等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五）政府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得到加强。政府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不断创新，制度化建设持续推进，行政效能明显提高。一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二是政务公开不断推进，机制日趋健全，范围不断扩大，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三是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形成了分级响应、属地管理、信息共享、分工协作的应急体系。四是行政监督和问责力度不断加强，包括外部监督、层级监督和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行政监督体系初步形成，行政问责制在重大事故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公务员制度进一步完善。人事管理和干部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目标逐步实现。

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和启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丰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基本规律的认识，牢牢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历次机构改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的方向和各项重大措施都是按照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确定的，同时充分保证和发挥了党和政府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始终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相协调，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二）始终坚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政府职能规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推动职能转变一直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一条主线。从1982年机构改革开始，中央就提出要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1988年机构改革明确提出转变职能的要求，以后一直把转变职能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核心。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突出强调政府要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职能在新的发展阶段有了新的丰富内涵。

（三）始终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和各种制约因素，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各方面的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进程中始终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先易后难，由浅入深，梯次推进，逐步到位。改革方向明确和条件成熟的先行一步，不追求整体同步推进。特别是历次机构改革涉及机构精简和人员分流时，通过多种渠道和办法，妥善安置分流人员，避免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始终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改革既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又要照顾各地的特殊性，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允许各地在遵循统一的改革原则和方针的同时，在改革的内容和方法上不拘一格，积极探索。对地方在改革创新中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及时总结，逐步推广。

（五）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受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改革既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切合我国实际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又要坚持走开放道路，充分吸收其他国家行政改革的新鲜经验，使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跟上世界发展趋势。

（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不仅是对现有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观念变革，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灵魂。回首以往的改革，都是在改革目标上不断明确，在改革方式上不断改进，在改革领域上不断拓宽，在改革程度上不断加深，从而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日益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在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越来越触及到各种深层次体制性障碍，越来越牵涉到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继续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难度空前加大。同时，我们改革的动力是强大的，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改革的外部条件是具备的，继续深化改革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无所畏惧地承担起继续深化改革的历史责任。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第三篇：从法学角度谈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们的市场经济规划与国际接轨，我们必须建立有限、民主、高效的政府、笔者围绕准行政行为谈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领域，为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为规范，运转团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关键词：政府 机构 改革引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所需的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机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对政府机构改革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运作起来并基本完成。我想就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若干问题从法学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国现有政府机构存在四大问题：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它主要有以下弊端：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分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物，许多本来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现在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与事的现象严重，这不仅滋生官僚主义，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自建国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六次机构改革，但每次都执行不力，收效甚微甚至出现反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原因应归于四个字：职能，利益。政府的长期臃肿；官本位的利益驱动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断涌入，人浮于事却饭碗铁定，吃饭官员的消极应对使机构改革难上加难。这就难在政府机构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和职能始终没能彻底打破，难就难在机构改革终于也触及了政府机关中相当一部分官员及工作人员的自身利益。难就难在大批习惯在机关端铁饭碗的官人们从此将被分离出保险箱，要与众多的平头百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当今的激烈竞争中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奋斗扑腾。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的巨大转折，也是一次严峻的心理与能力的考验。因此，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仅通过单纯的精简就能实现的，它涉及到政府行政模式的改革与重建。其实质是对行政全配和运行方式的调整和革新。我国机构改革的原则是：1.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2.按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机构，实现精兵简政，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加强执法监督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3.按照权责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见的职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部门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

4、按照依法治国的。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这些原则的实质，实是顺应行政权嬗变的主动应变之举，有助于使政府机构成为适格的准行政权主体。在我国现阶段，国家本位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与正在逐步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碰撞，表明准行政权在我国的发生发展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这也是我国机构改革一直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循环的症结所在。[!--empirenews.page--]何为准行政行为呢？准行政行为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准行政行为的提法，准行政行为更多地作为一个学术用语被学者们提起缘于对行政行为研究的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行政行为”而放弃“具体行政行为”提法可以看到，将行政行为定义在狭义、最狭义的范畴已不适应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扩展的要求。因此，大多数学者们将行政行为定位在广义范畴，认为行政主体实施的所有公法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准行政行为也都归于行政行为的名下。在这种情况下，准行政行为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准行政行为的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

一、准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学术界对准行政行为概念的定义不一：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指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包含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个要素，而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一类行为。”还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自身不直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对行政行为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日本有学者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根据行政厅的意思表示以外的判断或认识的表示,由法律将一定的法律效果结合起来形成的行政行为”。在这些定义中，第一种观点注意到准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定性，将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区别开来，但作为一种表述尚未概括其本质属性。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试图对准行政行为本质进行概括，其观点分属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间接法律效果说”“观念表示说”。第四种观点总体上可归属于“观念表示说”，但认为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产生只与法律规定有关，排除其它事实对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影响，尚不全面。虽然存在上述差别，但这些差别主要是定义者叙述和角度的差别，尚未构成根本对立。因此，融合“间接法律效果说”和“观念表示说”渐成通说。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我们认为，准行政行为必须同时具备“观念表示”与“间接法律效果”二个要素，其中，“观念表示”是准行政行为成立的根本前提，“间接法律效果”是“观念表示”的必然产物。根据通说的定义，准行政行为具有下列特征：

1、准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准行政行为首先是行政行为，必须具有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即行为者为行政主体，不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所实施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亦不可能是准行政行为，掌握这个特征有助于我们区分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行为，两者的区别其后详述。

2、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行政行为。观念表示不同于意思表示，后者是指行政主体把进行某一行政法律行为的内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改变相对人权利义务。譬如，公安机关以书面形式对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交通警察以手势指挥交通，以实现对相对人的规制。而观念表示仅是行政主体就具体事实作出判断后表明观念的行为，这种表态并不为相对人设定任何权利义务。譬如，工商机关告知相对人对其办理营业执照申请的受理，税务机关催促办理纳税申报的通知等，其意图仅是告诉相对人关于某种事实或状态的信息，并不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取得、丧失或变更。[!--empirenews.page--]

3、准行政行为是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准行政行为一定要产生法律效果，否则无法区别于事实行为。但是准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并不具直接性。行政主体虽然作出准行政行为，但要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法律效果，必须依赖有关法律的规定或新的事实。“准行政行为本身并不产生必然的、确定的、即刻的法律效果，只有当新的事实出现时，或者其他主体作出与该事实相关的行为时，处于休眠状态的的效果意思才表现出其“对外”的法律效果特性”。譬如，工商机关的受理相对人申请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并不与最后决定颁发执照有必然联系，受理行为仅通过最后结果才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现实影响。此外，准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果还依赖法律[1][2][3][4][5]下一页 的规定，行政主体的观念表示或判断要产生法律效果，离不开实定法。“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之所以是一个违章行为或事实，而饮水后驾驶机动车辆之所以不是一个违章行为或事实，正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同。”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行政机关如果仅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并作出判断是一种事实性认定，将交通事故与违章行为联系起来，分出是非责任，并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无疑起决定作用。

4、准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特征。国内有学者注意到行政行为的过程性，认为“行政行为不是一个个单

一、孤立、静止的行为,而是一系列不断运动、相互关联具有承接性的过程;这些过程又构成一个个多层次的、极为复杂的系统”根据有关研究，行政行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调查取证阶段、作出决定阶段和宣告送达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可能存在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以及程序行政行为等独立的行政行为。但是，从行政行为完成的整个过程看，这些行为又具有相对性，仅仅可能是构成行政行为若干链中的一环。譬如，受理行为和通知行为，可能存在于行政行为的调查取证阶段或者宣告送达阶段，成为一个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由于该行为不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行为，缺乏完整行政法律行为的效果要素，所以对相对人不产生确定的法律规制效果。再如，行政机关的某些咨询、请示、答复等行为，由于正处于行政行为运转过程中，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尚未外化，法律效果尚未形成，被称为不成熟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都属于准行政行为范畴。可以认为，相当多的准行政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过程性的体现。

二、准行政行为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区别及意义

（一）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又称法律性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是以改变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目的，且实施该行为时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后果看对相对人能产生羁束力的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具有完整的法律效果，作出后即产生拘束力、执行力、确定力，表现形式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命令等。准行政行为非以意思表示而以观念表示为构成要素，依赖法律规定或法律事实而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准行政行为只产生行政法律行为的某些法律效果，如拘束力、确定力。譬如，行政机关确认某种关系是否存在，某个主体是否具备某种资质。还有某些证明行为，只是证明某种事实状态。这些行为具有确定力，但并不像行政法律行为那样具有执行力。总之，可以认为，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准行政行为在法律效果上欠缺行政法律行为完整要素，这主要由观念表示和意思表示的差异性所决定。[!--empirenews.page--]

（二）准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本身不直接或间接引起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得丧变更等法律后果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和准行政行为在主体和权力属性上一样，都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与职权有关的行为。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法律效果。“这种法律效果既包括主观上是否以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权利义务为目的，又包括客观上能否为相对人设定、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权利义务”。这种法律效果有别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法律后果，行政事实行为不产生法律效果但可以产生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可能导致司法审查（如行政赔偿）。而准行政行为以追求一定行政法律效果为目的，尽管这种效果是间接的，但不并妨碍行为的客观效果与行为人的主观追求的一致性。譬如，工商机关受理相对人颁发营业执照的申请，尽管并不必然导致执照的颁发，但受理行为已表明工商机关将通过是否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效果上都不可能构成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因此，行政主体的例行检查、调查等行为（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检查、调查行为除外）以及行政指导行为都属于事实行为而非准行政行为。

（三）准行政行为与程序行政行为程序行政行为是与实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代表性观点：“程序行政行为指由法律设定的，规制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方式、形式与步骤的一系列补充性、辅助性措施的总称”；学术界对程序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看法不一，有的认为程序行政行为是事实行为，有的认为程序行政行为就是准行政行为。我们认为，事实行为属于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范畴，程序行政行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不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某些例行检查、调查行为）。一般而言，完整行政行为是一个程序和实体的统一体，因而程序行政行为与实体行政行为一样应当产生法律效果。“在一定情况下，程序行政行为实施所产生的物质后果（如调查所得到的资料）会对行政实体行为产生影响，并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一方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从而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间接的后果。”可见，程序行政行为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行政主体通过程序行政行为，辅助并保障实体行政行为作出，从而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一方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行政行为与准行政行为具有同一性，某些准行政行为如告知、通知，实际上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程序步骤，但亦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但是，虽然某些程序行政行为可以归属于准行政行为，却不可以推说准行政行为就是程序行政行为。因为许多行政主体的观念表示行为并不都具程序性，譬如规划管理机关确认违章建筑，工商管理机关出具企业登记情况说明等，这些行为并非辅助性、补充性的程序性措施，不是程序行政行为，但属于准行政行为。由此，我们认为，程序行政行为与准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交叉关系：程序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属于准行政行为（尚有部分属于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的一部分是程序行政行为。

（四）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的行为行政主体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和组织，包括根据组织法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也包括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对某一具体事项行使管理权的社会组织。准行政主体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泛指那些形式上具备行政主体的某些特征，或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潜在对象的机构和组织，准行政主体不是行政主体。只有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只有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才是准行政行为。准行政主体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亦不可能是准行政行为。实践中，有人把准行政行为的“准”理解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准”，将没有取得授权的组织所为的行为也纳入准行政行为范畴。譬如，有人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学校具有代表国家向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资格，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因授权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此时并不因为学校较其它行政主体的特殊性而改变其行为的行政性质。同样，对于法律授权以外的其它教育管理行为，学校亦不当然成为行政主体，其在自治范围内实施的教育管理行为非行政行为，更不能算准行政行为。此外，对于某些体育社团，本属于半官方民间自治组织，不能因为其拥有较强的管理、制裁权力，俨然以“准行政机关”自居，其行为就是准行政行为。若其获得法律授权，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是行政行为，否则，其行为就不是行政行为。因此，从广义上讲，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的行为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行政行为，而后者不是行政行为。[!--empirenews.page--]

三、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

（一）受理。受理行为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就行政相对人要求准许其享有某种权利或免除某种义务，或对提出的投诉、申请，在程序上作出接受、拒绝表示，或者接受后拖延、退回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上一页[1][2][3][4][5]下一页。”受理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的申请，以接受申请或拒绝申请这种观念表示作出的行政行为，将产生这样的法律效果：相对人或者已跨过行政主体设置的程序“门槛”进入实现实体利益的“殿堂”，或者面临程序阻隔，被挡在“门槛”之外，从而彻底丧失进入“殿堂”实现实体利益的可能。从实现相对人实体利益的角度考虑，受理行为无疑是起到间接影响作用。

（二）登记。登记指法定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就其权利享有状态进行审核并将该事实记载于相关簿册的行为。登记行为不包含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没有设定任何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只代表行政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与判断，同样，行政主体的不登记行为也是一种观念表示。“登记机关虽然也可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但是该决定的作出只是在登记机关认为相对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观念判断而非意思表示。”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动产物权登记中，产生物权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效果缘于民事主体的民事交易，并非行政主体的登记导致物权变动。登记行政行为基于法律的规定而非行政机关的意思对相对人产生影响，因为“登记行为中的行政机关的核实、登记等观念作用也只是在相对人的民事权利上叠加了一层官方认可的色彩，而民事权利的取得、变动等效果并未因登记而变化。”

（三）证明。证明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证明其存在与否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依职权或应申请，对法律上的事实、性质、权利、资格或者关系进行的甄别和认定。公证、鉴定、鉴证、审核验证等都属于证明范畴。证明之所以属于准行政行为，是因为“并不直接创设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对已经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某种形式的认可，增强该行为的确定性。”譬如，司法局颁发律师资格证书、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公安局给居民办理身份证以及税务局出具完税凭证，无不是对已经存在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事实加以认可，这种认可来源于法律授权，对相对人能够间接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

（四）确认（认定）。“确认指行政主体对有疑义或有争议的特定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认定并宣告其存在与否或正确与否的宣告行为。”根据定义，可以得出确认的主要特征：

1、行政主体确认的内容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

2、确认行为是对事实、关系、地位、权利等这些客观存在的甄别与确定（肯定或否定），并不创设新的事实和法律关系。

3、确认行为对于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具有直接的联系而只有间接的联系。“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是认定行为的内容，而只是在认定行为的基础上、作用下产生的。所以认定行为往往被当作程序性的行为，或者被视为行政行为的一个过程环节。”在现实生活中，确认行为广泛存在。譬如，确认发明专利，确认公民身份，质量体系认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工伤认定等。[!--empirenews.page--]

（五）鉴定。鉴定指鉴定人在行政程序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并得出事实性结论的行为。鉴定是技术分析的形式，虽通过鉴定可能在原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但通常并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增减得失安排。鉴定结论对当事人主要通过以鉴定结论为依据的行政处理或者在司法诉讼中被采信而发挥影响力。不借助其它事实的发生，鉴定结论无从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鉴定结论的观念性色彩浓重。

（六）通知（公告）。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通知，指行政主体将已经作出的行政决定告知相对人。一般说来，在通知行为中，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的是行政决定，将行政决定传递给相对人的通知并不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通知的作用类似送达，目的是使相对人了解行政行为内容。譬如，交通管理机关向相对人发出《违章通知》，该通知并不是对相对人的处罚，而是要求相对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受行政处罚，其意图是告诉相对人关于违章事实或状态的信息，让相对人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公告与通知性质类似，只不过公告的受众比通知更为广泛，告知的内容可能更具普遍性。

（七）答复。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答复，指行政主体针对当事人请求事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所作出的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回复。在答复行为中，行政主体针对当事人要求处理特定事项的申请，告知其按过去已实施的行政决定办，作为一种观念表示，并没有给当事人增加新的权利义务。譬如，信访部门对当事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申请，答复按此前有关部门已作决定办，即属于对当事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八）咨询（请示）。咨询指行政主体为准备作出行政行为而向有关行政机关、专家学者或上级部门征求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意见的行为。通常这类行为属于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步骤，有关咨询或请示意见尚停留在行政主体工作人员的观念中，并未付诸实际，在行政行为未最终完成前并不构成对相对人的直接影响，若引起诉讼，通常因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举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并不全面，行政行为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也应多姿多样，只不过有些准行政行为还不为人们所认识，在司法个案中或可找出蛛丝马迹。此外，已列举的若干表现形态并不为准行政行为所独有，因此，我们使用了诸如“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措词。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行政行为也会有同样的表现形态，只不过该表现形态的意思要素和效果要素已发生质变。譬如，我们说通知行为是准行政行为的一个表现形态，是因为该通知成为行政主体向相对人告知行政决定的一种形式，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的是行政决定而非告知行政决定的通知。但是，如果行政决定与通知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尤其是某些授益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本身就包含“通 [!--empirenews.page--] 知”这个环节，如果欠缺“通知”，相对人就不可能从行政行为受益，授益行政行为亦不能成立，不会发生行政机关所期待的任何法律效果。此时，通知已经是一个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而不再是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通知了。

四、准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理由与可诉的例外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决定于是否同时具备以下标准：第一，主体标准。可诉性行政行为是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确立主体标准可以排除下列行为可诉：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立法机关)的行为；政党以及其它社会团体的行为，但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企事业单位、公司法人所实施的行为，但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第二，内容标准。可诉性行政行为必须是行使与国家职权有关的行为，包括国家行政行为和公共行政行为。确立内容标准可排除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民事主体身份实施的民事行为，以及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行政管理行为的可诉，这些行为不具有社会公共事务性。第三，结果标准。可诉的行政行为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所谓实际影响指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已经造成了损害，其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有的行政行为虽还没有执行，但行政行为已经产生确定力，如果相对人不自动履行，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也应当认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根据结果标准，我们可以排除内部行政行为、不成熟的行政行为和重复处置行为的可诉。第四，必要性标准。指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如果不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相对人就没有其它救济途径了，故必须赋予这类行政行为可诉，才能根本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虽然“有权利必有救济”上一页[1][2][3][4][5]下一页，但不是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都有必要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还存在通过其它方式救济的可能。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没有行政诉讼“必要性”的行为包括：行政机关调解行为、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刑事司法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第五，可能性标准。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司法机关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的可能。这类标准具有强烈国家意志色彩，与国家对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容许程度系系相关。在我国，目前有几种行为不适宜由司法机关来审查：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为、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除此之外的其它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能性。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须运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予以衡量：若同时具备可诉性标准规定的要求，意味着准行政行为与其它可诉行政行为一样，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反之，则应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根据前面对准行政行为的定义，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具有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从主体标准和内容标准看，准行政行为已具备可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从可能性标准看，准行政行为亦不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行为之列，具有可诉的实定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关键看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empirenews.page--]前已论及，可诉行政行为要求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而准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问题在于，实际影响是否等于直接法律效果？不产生直接法律效果是否就是不产生实际影响？结论是否定的。直接法律效果主要指行政行为与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存在直接联系，实际影响则指行政行为已经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而言。行政行为的直接法律效果可能产生实际影响，譬如，行政处罚给被处罚人直接设定义务，也因此对被处罚人的人身和财产产生了实际影响。但实际影响并不都是具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产生的，某些行政行为尽管并不直接设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却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某些涉及准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之所以被法院所受理，盖因此由。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准行政行为“以‘间接的形式’加强了新的主体对相关事实处分的效果，或者对抗该效果时，就意味着开始对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实质性影响，这时它就具有了可诉性。”此外，就必要性标准来说，对准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并不排除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行政监督、内部调整等方式加以解决，这是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间接性，行为方式的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特征决定的。“如果部分行为本身不完全具备最终影响时,它们作为一大程序的组成部分,不得单独引起昂贵的法律救济程序”。但是，当间接法律效果转化为对相对人的实际影响，通过民事诉讼无法有效消除这种影响，或者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行政行为构成对相对人的实质损害，不对其及时救济可能造成更大损害时，准行政行为亦因此获得可诉的必要性。由此，我们认为，准行政行为尽管在主体标准、内容标准以及可能性标准方面符合可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但在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方面，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尚需通过对具体案件的考察方能得出结论。因此，在理论上，准行政行为并不具备可诉性标准的所有要求，原则不可诉。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准行政行为的案件人民法院受理的例外取决于准行政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确切地说，取决于该表现形态是否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且没有其它的救济方式可用。准行政行为的行使有三大原则，下面我就从这三个原则来谈一下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

（一）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权行使的有限原则，着重发展以竞争为中坚的市场力量，加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行政行为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这个界限是不侵犯公民自身的自由和意志。从另一个角度看，行政权行行使的有限原则，是指准行政行为应仅限于“组织和执行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就是“根据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显示了这一特点，这表现在宏观调控部门和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不同以注的各自职责，宏调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保持经济流量的平衡，抑制通化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成健康的发展，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经济、法律手段，改善宏观调控机制。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为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本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维护行业平等竞争秩序。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损于行政行为的功效，但这由于其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将有助于提高行政参与者的责任感，使政府行政取得更好的效绩。[!--empirenews.page--]

（二）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行为行使的民主原则，广开行政参与途径，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准行政行为的民主原则，就是政府应支持社会力量进行广泛的行政参与，鼓励公众参积极参与的要求，广开公众进入政治的通道。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公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但这丝毫不能成为阻碍政府改革的原因，相反，政府机构应以实现准行政行为的民主原则为改革指南，一是要通过政府生产性功能的转移，建立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企业在履行其特定社会职能，提供了特定的社会服务之后，即使赢得了一定利润，政府还应给予行政奖励。二是应推行政府业务合同的出租，即把政府的一些管理业务推向市场招标，竞争获胜者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有步骤地实行局部社会管理由直接管理模式向间接管理模式的转变。三是应大力扶植与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应中介组织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和财政约束，改变中介组织是政府机关自然延伸的陈旧格局，促使中介组织成为有独立的运行目标和价值尺度的社团法人，充分发挥其社会沟通，社会服务与社会协调的作用，逐步替代原来政府的部分职能，实现行政权向推行政权的转变，同时实现改革机构的目标。

（三）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准行政行为行使的法治原则，推行进行政法治化进程、建设法治行政。市场经济的社会应当是法理型社会，它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关键在于人权观念的相左，法理型社会要求行政行为的行使应遵循职权法定，法理型社会要求行政行为的行使应遵循职权法定，法律保留、法律优位，依据法律、职权、职责相统一的原则，于政府而言，就是应强调以法控权，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促成依法管理秩序机制和为社会提供服务机制的形成，使政府有限的权力产生高水平的社会服务从。所以法是准行政行为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它表明依法管理，既是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度，也是社会接受政府管理的度，它是准行政行为运行域限的客观限度，行政权倘若超越了法的限度，那么社会理应拒绝，在当前政府机构改革中，准行政行为的法治原则昭示我们：机构改革要与法治结合起来，一是把机构改革的某些行为通过行政治来引导、规范。二是把机构改革的成果用行政治来固定确立。三是把机构改革的目标用行政法来具体化，当政府机构改革把作为行使行政行为主体的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等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等的法制化时，当前我国政府机构的人鱼臃肿，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也就迎风而解了。所以，随着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准行政行为取得社会支配地位时，我国的政府机构也随之实现功能的科学化，权力的平衡化和机构人鱼设置的合理化。综上所述，准行政行为行使的有限、民主、法治原则的实现，将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一个有限的民主的和法治的政府，而这个理想政府的建立，依赖于政府的自我革新和自我构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然，这种变革将损害原有体制和原有利益格局中一些人的利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益，因而改革受到阻挠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诚如托克维尔警示，我们的那样：“一个国家当它们每个居民都是软弱的个人的时候，不会长火，久强下去，而且决不会找到能使由一群胆法和萎痱不振的公民组成的国家变成精力充沛的国家的社会形成和政治形成”。所以，自觉地推动行政行为向准行政行为的转变，将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而且，因为这种转变的漫长，也就决定了政府机构不可能一挥而就地实现变革，改革政府机构将是一场长久的革命过程。[!--empirenews.page--]综上，我认为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将转向如下领域：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减少微观管理职能，强化执法职能，进行综合执法改革，解决执法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二是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管理体制；三是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即条块关系；四是在企业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事分开，让现有的事业单位，或者恢复政府机构的身分，或者走向企业化改革，或者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但与政府分开。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

第四篇：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如何走出循环怪圈的探讨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如何走出循环怪圈的探讨

摘要：自1982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共进行了六次政府系统的机构改革，但至今收效甚微。本文从行政体制缺陷、利益追求和观念问题等方面分析了政府机构改革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中徘徊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

关键词：政府机构；循环怪圈；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从中央到地方一共进行了六次政府系统的机构改革，但至今收效甚微。十八大后，政府又提出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大部制改革，以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社会服务与管理为主，切实解决政府部门机构重叠、职权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频繁程度世界罕见,平均4～5 年就有一次“大动作”；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年来我们依然在行政改革一直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徘徊。

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理性程度和有效程度还不够高,间接反映出我国关于行政改革的理论已经滞后于实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始终跳不出“怪圈”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有必要对行政改革的实践进行理性的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这对于推进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和提高我国行政改革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使政府能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行政环境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进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形成“怪圈”的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形成“怪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源上分析有体制缺陷、利益追求、观念问题这三个原因。

（一）体制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 种僵化的格局。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却举步维艰,以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为主导,以包办一切、统管一切为特征的行政体制依然存在,造成管理的混乱、僵化和低效率,进而禁锢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行政体制的缺陷,体现在机构问题上则是:一方面“人人有饭吃”的原则保证高就业率,但这者并没有有高生产率做基础, 就业水平并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对象并非因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是因包办和统制才得以“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不断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碎,越分越乱，导致机构和人员越来越庞杂,而政府的效能却越来越差。政府部门只考虑维护和发展自身的职能职权与地位影响,实现自身的持续扩张,而不关心企业的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财政的消耗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大政府、小社会”为目标模式,以“大统制、小服务”为行为模式的传统行政模式,与精简、效能的原则相违背,从而不断产生和恶化机构问题。

（二）利益追求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取向逐渐多元化,经济利益的诱惑力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要大得多,各种机构和人员都争相前来追求自身利益，由此造成了机构膨胀。西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人是以追求自身的利益为最大目标”,并把个人作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把个人的选择或决策当作公共选择或具体选择的基础,认为集体的行为动机也由个人的行为动机决定

【1】

。由此推论政府的行为动机也最终是由其中的组成人员的动机决定的。但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性和非盈利性,使得他们不能明确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于是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即扩大政府机构来满足他们的利益追求。我国政府机构的重叠庞大,人员庞杂,人浮于事,使得“吃饭财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另外行政机构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在--企业。专业经济行政部门掌握了整个企业管理权,一直死抓住企业不放,与企业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一起,政企不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遵守财政精简、统一和效能的要求,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千方百计争取和扩大享受公共利益的机会的现象使机构问题不仅总治不了,还反弹,最终成为全国性、全社会性的大问题。

（三）观念问题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的思想观念根 深蒂固。有些政府部门和领导总认为只有政府直接管理企业才是社会主义,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并且形成了一种政府机关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习惯。

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转为市场经济后,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而政府成为市场的配角,但是政府部门却不甘心放弃,认为政府不直接管理企业就不能体现政府的职能,于是不遵循市场规律,仍在经济舞台上唱主角,把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放权让利,转变职能,使一部分官员们有一种失落感,心理失衡,认为放权就是“失利”,为了减少权利的损失,一些政府部门就暗里抵制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各项改革措施。“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的思想观念作祟,使得“政府办企业”的现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且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影响了政府的效力,阻碍了政府职能转变和政企分开,更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使其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三、政府机构改革真正走出“怪圈”的对策

历次机构改革的实践表明,之所以会形成“怪圈”,是因为改革没有从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问题入手,或在改革中没有把它落到实处,才会形成了一个“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因此,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要切实抓好这一突破口,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三者关系中寻求最佳平衡点。

（一）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各有利弊,也各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为了实现政府与市场二元机制的最优组合,只能是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二者相结合，构建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在不断的尝试和选择中,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政府既不应参与市场之中,又不应置身于市场之外,而应当从宏观的高度调控市场,弥补市场的不足,使市场经济正常、健康地发展。一方面要维护而不能取代市场的主体地位,创造条件使配置社会资源的调节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公共管理的职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另外,政府还要动用公共权力,在严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同时,严格规范政府自身的公共行政行为。“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必须依法”【2】,政府只有真正 实现导向、管理、协调与服务这些公共职能,市场经济才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而只有社会经济不断获得发展,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为被精简人员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从根本上真正消除机构臃肿的问题。

（二）寻求政企分开的平衡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于是合理分权成为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最直接选择，而政企分开是所有分权改革的核心。

首先，要实现政企分开必须确定政府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全社会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把握宏观方向,进行宏观调控；而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 其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利润，应当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自负盈亏。这种追求行为只有在政府的宏观规范和支持下,才能使社会不断增加财富,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其次,应该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营运体系

【3】，实现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分开。一方面国家对经营性国有资产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企业则对其享有支配权,真正履行保值增值的责任。为此,必须构建一个合理的国有资产管理、营运、监督体系,从而全面取消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为实现政企分开提供实质性的可靠条件。只有明确了政企各自的职责与权力范围,实行政资分开,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

这样,政府也才能摆脱繁重的经济管理事务,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按照各自所承担的具体经济职责和事权的划分原则,以“小政府,大服务”为目标模式,设置必要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内部机构,从而实现政府机构、职能、工作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

（三）寻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政府是协调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因而具有公共服务性和非营利性。政府的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本质表现,也是政府作为公共性政权机构的当然工作。因此,政府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在观念上进行“解放”或更新,改变传统的“权力本位”,“官本位”的思想观念,树立“义务本位”,自觉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同时还要做好适当的人员精简和机构设置,形成各种有利于改革的氛围和机制,以建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 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要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经济发展是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机构,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行政管理对象在某些方面便呈现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因而政府职能难以彻底转变,机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政府机构改革要走出“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渐进过程。

走出循环怪圈的途径,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通过阶段性的机构改革,逐步理清和理顺政府的职能,使政府行政组织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维持一种稳定的行政秩序。参考文献：

[1]约瑟夫·斯蒂格里兹(美),政府经济学[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2]厉以宁,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徐远中,尤京文，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层原因及最大难点[J].中国行政管理,2000(2):31-35.5

第五篇：谈谈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认识（推荐）

谈谈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 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 国家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 作为公共关系主体的社会组织中的公益性组织的我国政府机构，需要塑造良好的社会组织形象。

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却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其职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庞大的政府机构, 由于分工过细, 权力过大, 以致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政企不分, 滋生出了官僚主义, 助长了不正之风, 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 我国提出了政府机构改革, 正是要破除现行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 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格局的需要, 是把现行的官本位色彩较强的行政机构变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 是一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 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深刻革命。

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 六次机构改革, 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主要原因有：政府职能放量扩大，综合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的扩展必然带来机构的膨胀；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是造成机构、人员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科学的政府系统自身的政绩评价机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缺乏对政府系统的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法律机制、财政机制和其他社会机制；政府组织自身的原因。

公共关系的客体—公众，是与特定的公共关系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个人、群体和组织的总和，是公共关系工作对象的总称。公众的数量以及态度，决定着组织生存环境的优劣。正确认识和分析公众，积极地影响公众，争取不同公众对组织的理解与支持，是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任务。我国政府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这个公众服务就该界定职能：确定公共事务范围,界定政府总体职能；加强协调和统一,合理安排政府间职能结构；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调整政府部门间职能结构。同时要进行人员分流，精简人员。

信息传播沟通是公共关系的过程。信息传播沟通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纽带，它是公共关系的工作过程，也是公共关系的基本手段。信息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决定着公共关系工作的效果。现在公众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人际传播媒介及其它媒体来了解政府机构作为公共关系的主体的工作效果。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要顺利进行,并使已有改革成果得到巩固,就必须加强行政立法,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法制化、规范化。而法律建设就是要公众通过信息传播媒介沟通来掌握信息，从而配合、支持、监督政府机构的工作，时的我国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