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死路一条

第一篇：不改革死路一条

最近，关于“不改革死路一条”的说话十分流行。那么当年邓小平是怎么论述这个问题的呢？

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显然，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基本路线集中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改革开放的先决条件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但是，人们发现一些人在强调改革开放的时候，不讲社会主义了。不讲社会主义，改革就会迷失方向，甚至走到邪路上去。他在论述市场经济的时候，也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警告：“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因此，只讲改革而不讲什么性质的改革，就是对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歪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抛弃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改革共识。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来没有人反对改革，关键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还是为了少数人的享乐，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抛开社会主义性质这个关键问题，背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大谈所谓改革，甚至大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就是瞎折腾，就是“改旗易帜”，就是走“回头路”。人民不会赞成，也绝不会答应。

第二篇：不改革 就消亡

不改革 就消亡 ——奈斯比特夫妇演讲实录

(2013年6月)目前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变革，我们都在质疑现存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治理模式。

（数声榔头敲击声中开场）

1517年10月31日，几次榔头的敲击声标志着16世纪西方世界变革的开始。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世界开始了从停滞向增长的过渡，艺术、教育、科学得到了蓬勃发展。那天，德国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大学的教堂门口张贴了写有改革基督教制度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份文件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了天主教的霸权。

那时候天主教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相当于今天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间对世界的主导。当时的天主教上下腐败、病入膏肓，一些国王和公爵都可以担任大主教。他们还制定一些法律条款，通过金钱来消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在16世纪，人们呼唤改革的另一大原因是经济危机来了。苛捐杂税导致农民抗议，而手工业者不得不与新兴工业展开竞争。在城市，一些上层阶级和地主的财富日益积累，但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我们现在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欧洲的变革，其实它只是一个开端，西方世界迎来辉煌期的序幕。同时，我们也发现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16世纪的时候非常相似。

西方为什么没落

（数声榔头敲击声）

各位今天所听到的声音正是又一次全世界呼吁改革的号角，而这种对于改革的呼吁也是我们全世界的共识。

在中国，我们愿意跟年轻人进行交流，因为年轻人所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我们去过中国的不同城市，也去过中国很多农村。我们曾到过一座中国的城市，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座的各位是否知道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哪里？是重庆，大重庆有3200万人口。我们很高兴到访重庆，还去了当地一所中学，这所中学有学生5000人左右。当时我们在那里发表演讲，听众是500名学生。正如此刻我们非常想要了解各位的梦想一样，我们当时也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你们想要做什么？当时一片寂静，但在寂静之后，第三排有个男孩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他似乎还在犹豫是否该举手。我走到他面前，他有点腼腆但最终还是举起了手，声音颤抖地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但是那个女孩不喜欢我。”

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中国非常愿意被世界所接受，非常愿意世界能够喜欢上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西方一直持一种态度：他们不喜欢中国，很难理解中国。目前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变革，我们都在质疑现存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治理模式。但这是西方所不愿意听到的。

西方为什么会没落呢？不是因为西方突然缺少人才和资源，相反人才和资源在西方都非常丰富。打一个比方来说，西方的盘子上面是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里边有领先的技术、发明创新、高效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人口的多样性和充足的人才，他们还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人均收入也是最高的，最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结构是基于成熟的民主制度，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西方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缺乏调整、缺乏变化、缺乏改革。

要么改革 要么消亡

缺乏改革是我们的共识，包括中国的企业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如法国，我们曾经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今天在这个国度，法国人每个星期只需要工作35个小时，即使失业，他们每个月的失业救济金也可以高达6万元人民币。因此，法国如今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5%，而且公共开支的金额占到了财政收入的57%。同样，西班牙和葡萄牙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高达50%。

德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德国的企业。德国的财政部长在2011年的时候说过欧洲没有欧债危机，而2013年的时候他又说，欧债危机期间我们成果丰硕。法国总统曾经说欧债危机已经结束，而德国总理说欧债危机远未结束，可以发现欧洲并不是那么团结统一，还是存在不同的分歧和意见。其实，欧盟现在是两颗红心（指德国和法国），27个不同的头脑（指27个成员国）。美国的情况其实也很类似。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经济下滑，“美国梦”在局部破碎，几百万的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着滑向社会底层的威胁。政治竞选也只是用一些全新的社会福利来诱惑选民，满足人们的短期利益。而大部分选民的选票也只是为个人利益而投，开出最优厚条件支票的候选人往往能够赢得竞选。

当然，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美国国会开始辩论一系列的变革，包括移民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欧洲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欧盟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增长，要么消亡。如果不进行改革，不取得经济增长，欧盟肯定会四分五裂。

不仅在欧洲，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昨天我们环游了西湖，晚上还跟王永昌先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共进了晚餐。我们发现他跟我们一样都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当时我们谈到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曾经有一句话，“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并不喜欢学习新的东西，我们寻求的只是去确认我们已经知晓的东西”。我想把这一点和我们游览西湖时看到的荷花结合起来，荷叶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就是水滴在荷叶上时，荷叶是不会吸收的，水很容易就直接滑落了。很多人也在养成一种“荷叶式的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把一些新的思想、新的东西都阻挡在外面，不愿意吸收、接受和借鉴新事物。如果你有荷叶的这种特性，对于你个人发展和事业发展其实都会造成问题。一叶障目，会让你看不到世界发生的变化。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似乎还在用原来的思维方式，把世界看作是由不同经济体组成的。但事实上各国的GDP数值并不能够反映各国真实的情况，如果你仅仅看一些特定的行业，比如说制药行业、建筑行业、地产开发或者是汽车行业，这些行业透露的信息会超过国家GDP反映出来的信息。最近我们刚好读了一本德国的杂志，其中提到俄罗斯有480家企业在德国进行投资，而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是落后于俄罗斯企业的，只有424家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投资。所以在场企业家如果你们愿意到德国投资，我建议你们赶紧收拾行李到德国去吧。所以仅看各国的GDP数据是不够的，更多地要把这些GDP的数据细分到各个不同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数据其实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信息。

学习中国的治理模式

目前我们面临的一大矛盾就是“商业是全球的，但是政府和制度却是本地的”。我们认为各国目前需要的是改革治理模式，完善新型的治理模式，可以考虑学习中国这样的新型治理模式。

过去四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也一直在写文章关注中国正在创造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我们相信其核心是中国的精英阶级。中国的这种治理模式关键在于它的决策过程，类似于经营一家规模庞大的企业。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长远的发展计划。2011年的时候，我们出版了一本题为《在中国创新》的书，书中我们描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为此我们到访了中国很多乡村和城镇，尤其对成都进行了研究。成都的经济社会改革形成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产权改革、积极民主的三角形模式，当然其核心是实行法治。

我们还就农民和工人的变化以及选举进行了多场热烈的讨论，中国需要改革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国将以中国特色的方式进行改革，西方必须理解民主进程需要融入不同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只是实现了其三分之一的潜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跟鸽子一样非常谦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跟狐狸一样非常聪明”。我们觉得中国人刚好兼容了这两个特性，一方面是谦和，另一方面是聪明，即使中国有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的谦和与聪慧。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股创业的基因。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创业基因，今天应该说来对地方了，因为正是你们各位组成了一个创业家的群体。

目前西方似乎正在酣睡，而中国刚好利用了这个机会增加它在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中的影响力。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东亚、非洲、拉美国家和很多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洲采取了不干涉政策，这其实对于非洲的政治领导人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机会，因为非洲自然资源和未开发的耕地可以为全球的粮食和能源市场带来可观的收益。

下面几句话是我在杂志上读到的：“谁在苏丹的河上建大桥？中国人；谁在苏丹的麦洛维建大坝（苏丹麦洛维大坝，世界最长大坝）？中国人；谁在苏丹的港口建设石油管道？中国人；谁在出资为苏丹总统建官邸？中国人。”中国在争夺非洲市场和资源的时候应该说是一个排头兵。

虽然这些实际行动也遭来了一些非议。我们去过非洲，也亲身感受到了非洲人复杂的心情。我们当时在非洲就看到了他们会摆摊卖一些鸡肉和其他食品，但是大量中国人去非洲建起了养鸡场，把鸡直接销售出去，对当地原来的鸡肉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中国在带给非洲帮助的同时，当地人也遭受着就业和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对于中国企业家的投资，他们也是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来对待。在未来10年，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新兴国家会有5亿人口进入到中产阶级，这个人口总数达到了美国人口的两倍。而这些人的消费需求会持续地增加，在这么短时间内消费市场会有这么快的扩张和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对于在座的各位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机遇呢？

目前全世界都在呼吁改革和变化，这种声音不会停下来。虽然各国面临着不同层次的挑战和不同行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上，所有人都在为此做出贡献，要么是为了世界的繁荣，要么是为了所有人的希望。目前我们要做的是在全球化的商业世界和本地化的政府之间建造一座桥梁。我们需要确定的是继续保持全球化的优点，并且考虑到本地所需要面临的具体问题，同时在日益苏醒的新兴世界中创造一种互惠互利的制度安排。

（数声榔头敲击声结尾）

第三篇：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新加坡郑永年先生“廉价革命”这篇文章有点意思，讲得在理，讲得靠谱。他的最后一句，不改革就会被革命。正好与我的表达相吻合。我在《清明上河图是见证古代市场经济的画卷》一文中就提到不改革，毛派就造反，也会将反毛派推向造反派。不过这里我要加一句：这时虽然在造反问题上造反是同流的，但目的是相反的。前者要恢复独裁专制政体，后者要建立民主法治政体。

举满清王朝为例，开始拼死抵制改革，一看招架不住造反大军，想改革也没戏了。孙中山要搞民主革命，结果被袁世凯恢复了帝制。今天要恢复帝制的势力仍然很大。

郑永年先生引证了打虎干将王岐山所推崇的法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警示后人的观点。“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以本草民之拙见，这一条足够习李新政予以借鉴。

还有，郑永年先生对一度兴起的“颜色革命”做了中肯的分析，远比国内一些学者时髦论调分析的客观、到位。时髦论调将颜色革命兴起和不成功的责任完全推到帝国主义、尤其美帝国主义的颠覆伎俩，仅将内因看作是一种陪衬、一种卖国行为，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定势。“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才说到了要害。

中国社会当前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什么？那就是改革、改革、改革。当权者如何掌控、引导和利用这个人心所向的改革大趋势，也是一门政治学问。精神绿洲(2013年12月22日）

附：

郑永年: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2013-01-22）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第四篇：不知足者常乐一辩稿

尊敬的主席，亲爱的对方辩友以及在座观众，大家晚上好！

刚刚听了对方辩友的开篇立论，感触良多。正方选手所谓知足者常乐，没说什么乐在哪，倒是不停的在劝我们知足，要用知足常乐的心态去看待问题，然后又用知足去推出常乐，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我方的辩论观点是“不知足者常乐”。首先我想阐明一点：不知足并不代表像正方所说的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而是应用追求正当的手段去促进良性竞争。对于上述情况应当应用法律去规范竞争，而不应当用“知足常乐”的概念去扼杀竞争。“常”是一个频率，“乐”即快乐，而快乐，是要不断刺激的，它和普通的满意不同，如果说一件事情不让你感到烦躁，难过，生气等等，这只能说达到了普通的满意状态，但是你并不快乐，换句话说，是习以为常，没有感觉。而这种“刺激”正是因为不满足才能不断地去追求，不断的产生，所以才会常乐。

下面我方将从三个方面论证我方观点：

一．不知足的精神更适合这个社会：知足者的知足，不论是夜郎自大还是乐不思蜀，都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它不仅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而且也不符合人自身进步的内在要求。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生也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永不知足地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在学习、劳动和工作中，永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总是看到不足、以成绩为起点，向着更高的目标

积极进取，就会不断达到新的成就，在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得到安乐和幸福。生活的经验证明，“乐”不在于“知足”，而在于“不知足”

二．不知足者能体会到新的快乐。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当我们在回味上一口的美妙的时候，不知足者往往已经拿起了下一颗，体会到了知足者体会不到的新的快乐。而社会往往就在科学家、发明家享受这种拿起下一颗的快乐的同时，不停地进步发展。这就像windows为什么不停地更新他们的操作系统，乔布斯不停地更新iphone一样，新的往往能带来更好的感触。

三．不知足将得到更高境界的快乐。知足常乐的快乐实则是一种自私庸俗的伪快乐，这种追求和满足的只是一个“自我”，如果这个“自我”不能满足，那么仅有的一点得意和快乐也会转化为痛苦。放纵小我的人，处处为自己考虑，实质是他们不愿意多付出，说人生苦短，何不求欢，他们的最高人生境界就是知足常乐。而心中有大我的人则从大局出发，纵然在别人看来是痛苦的，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快乐。这快乐，就是低级与高级的快乐，低级快乐可以称之为靠自然惯性向下坠落的快乐，而不知足的快乐可以称之为克服惯性向上攀登的快乐。

所以综上所述，我方坚持不知足者常乐！

第五篇：两整治一改革

“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自查自纠阶段工作总结

按照《关于国土资源系统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的通知》和《关于印发〈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任务及责任分工〉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我局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迅速动员，积极部署。工作以来，全面贯彻落实国土资源系统“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现将工作开展情况做出如下总结：

一、周密安排部署，落实分解任务

按照我局“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实施方法，针对专项行动自查自纠阶段进行了更加周密的安排部署。针对领导分工，主管领导又进行再分工、再安排，将36项总任务分解到分管领导，再由法规监察科、建设用地与资产管理科、矿管科、局办公室等4个主要牵头部门进行任务的具体落实，进一步明确了自查自纠工作的基本内容、方法步骤和有关要求。通过排查风险点和自查自纠工作，切实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实际，抓好国土系统廉政建设，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及突出问题，找出工作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的关键问题，建章立制，堵漏补缺，为制定具体防范措施、建立源头腐败问题的长效机制奠定基础。

二、广泛宣传动员，营造工作氛围

我局结合廉政风险防控、惩防体系建设、效能建设、“创先争优”等专项工作，多次组织召开动员会、部署会、通报会、交流会，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思想统一到“两整治一改革”的要求上来，通过各种形式积极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切实抓紧抓实自查自纠阶段各项工作。

三、立足本职岗位，扎实开展排查

（一）执行时间管理，完成阶段任务

首先，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职责，根据《廉政准则》要求，于2010年12月，分机关、科室、个人完成了廉政风险点排查相关工作，坚持风险排查“对岗对人”。为了找准、找全、找深风险点，全局15个科室（中心）,54个干部职工，采用了“自己查、相互议、集体审、班子定”的方式，梳理、发现廉政风险点384个，其中科室风险点95个，个人风险点289个。对廉政风险点查找不深入、不全面、不准确的，一律予以退回并重新梳理查找，切实保证风险排查质量。经合并归类后，我局风险点共183个，其中科室风险点82个，划分为重大风险46个，一般风险36个，其中：业务流程风险37个，制度机制风险21个，外部环境风险24个；个人风险点101个，划分为重大风险51个，一般风险50个，其中：思想道德风险24个，岗位职责风险50个，外部环境风险27个。并制定了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努力把“廉政风险点”转化为“廉政安全点”。

其次，坚持重点检查国有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出让、房地产用地供应、土地整理项目、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等工作的政策措施贯彻执行情况；严肃查处发生在国土资源领域的各种违法违纪信访案件。经检查，我局未发现违法违规现象。

（二）正确对待问题，积极开展整改 针对查找廉政风险点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我局认真对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工作实际，进行梳理，查漏补缺，条条对照，科室、个人制订相应整改措施，提交局班子、局党委会进行审定修改的同时，我局把自查工作贯穿始终，随时查，随时整改，为此项工作的落实夯实基础。经过认真排查，发现工作程序基本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四、初步成效明显，廉政势头高涨

结合工作实际，我局在查找分析评估排查结果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一边排查、一边分析、一边整改。并针对各风险点提出了防范措施并完善了相关制度。总之，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和全面排查防范工作，着力转变了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提升了干部队伍廉洁从政的素质和能力；完善国土资源管理和监督机制，切实规范干部队伍廉洁从政行为，逐步建立起制度健全、监督到位、防范有力的风险防范机制，确保国土资源事业的健康发展。

接下来，我局还将坚持以廉政教育为主抓手，注重廉政风险防范，使全局上下在廉政建设认识得到一致提高，进一步以廉政教育日常化、职责运行公开化、监控形式多样化，促进“两整治一改革”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