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写写帮整理）

第一篇：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写写帮整理）

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

当年的战友如何成为对手

一、莫干山会议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现在当年能够上山开会已经在中国政坛和学术圈成为一种荣耀。

莫干山会议是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人策划的。

1984年的背景是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僵化。

1984年5月温元凯在合肥搞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等等，自称“全国改革者大会”，结果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温元凯被处理。

改革者大会后，全国草木皆兵。所以他们在当时属于“顶风作案”。

1984年，朱嘉明33岁，是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34岁，是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两个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张钢35岁，是《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他们当时认为，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行城市改革配套不行。应该利用年轻人的力量团结起来，推动一下。于是策划了在莫干山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会议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也参与组成会议筹备组。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

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

本报讯 《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论文审阅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高梁，蒋跃、张少杰、贾康等等也参与审稿。原则是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组成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

最终上山的包括紫阳真人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副主任王岐山，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等。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如今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文章，一开始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选上了。

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

会议规定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所以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这些例行公事，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挂牌讨论，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参加者无不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张钢甚至因为劳累过度，胃出血，做了胃切除手术。

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例如“挂牌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田源、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会议场所被挤得满满的，气氛热烈，基本观点有“调放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后者则强调可以先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自主（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在边际上和增量上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再并为市场一轨。如今大家知道，价格调放和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后来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后者，基本可以肯定是8平方的导火索。

莫干山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提出了“梯度推移”和“反梯度推移”（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的不同的国家发展思路，宏观经济是否应该打破“综合平衡”发展（当时王史华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空分配”），结果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消费和投资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现在消费低迷，产能过剩。

会议结束后向中央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些报告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并向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紫阳真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由徐景安执笔完成）。

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涌现了人才；解放了思想；决策层产生影响。（可以与当年紫阳真人在那个著名的“重调整，缓改革”的阶段性纲领建议以后，接见“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引起的轰动相提并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

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了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的 《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的 《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的 《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 《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

然后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受聘（方风雷就是这时出山的）。

莫干山会议的后遗症是导致以后大量青年人专心致志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的改革方案设计，有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当时说法是“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五天”。这种情况影响到现在。

莫干山会议余波荡漾。

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通胀加大，改革意图实际受挫之后，1986年，紫阳真人要求各部门和中青年研究力量都要参加“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研究，基本意图是在1987年于我国推出价格、税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形成宏观层面以间接调控取代直接调控的新体制框架。

但最紫阳真人去东北考察国企情况后，决心动摇了。因为追求规范化的“利改税”改革之后，国企效益出现20多个月连续下滑之说，使他不再看重“规范化”之路，于是从1987年起，转而推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并自1988年起在财政体制上也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大包干。（价税财连动改革实际就是前任总经理的分灶吃饭改革）。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最终走向8平方。

二、京丰宾馆会议

京丰宾馆会议是1989年4月5日召开的，叫“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期四天，有400多全国各地来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来会议和大家一起照了像。

会议当时分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会场，政治会场的参加有严家其、温元凯、苏晓康等，经济会场的参加者有周其仁、石小敏、张学军等，文化会场的参加者有黎鸣、包遵信等。

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当时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当时是辽宁省大连市宣传部部长），俞正声（当时是山东烟台市市长），王歧山（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沪宁（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马凯（当时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等等今日的大人物也参与会议。

此外参与者还有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司长宋廷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高山（当时是高层智囊圈子里的红人，8平方后这颗政治明星便陨落了），周其仁，林毅夫，茅于轼，严家其等等。

政治组的总结者是严家其，经济组的总结者是周其仁。中信公司研究所的朱嘉明做了大会的总结。

从现在来看，在那个会上，凡是表现最突出的人，往往都是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的。但后来被历史淘汰的恰恰是这些先进者。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往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角。

这次会议上非常耀眼，而后被边缘化的人物有：黎鸣（当时是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舵（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朱嘉明（当时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包遵信（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晓康（当时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刘再复（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加其（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陈子明（当时是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吴稼祥（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长）等等。

在那个会上没什么表现的人有：冯仑（当时是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曹思源（当时是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张学军（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王小强（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鲁湘（当时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就是现在凤凰卫视那个普世分子），盛洪（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研，现在茅于轼的老板），钟朋荣（当时是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研），仲大军（当时新华通讯社主编），梁从诫（当时《知识分子》杂志社主编）。其中只有冯仑成功。其余人都是搞的咨询公司。迟福林（当时是海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常修泽（当时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杨帆（当时是天津经济开发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远征（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处长），王洛林（当时是厦门大学校长），洪银兴（当时是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刘伟和平新乔（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纪鹏（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贾康（当时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室主任），孙立平（当时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研），李银河（当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周其仁（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张维迎（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研。）郭树清9现在是建设银行行长，当时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博士)，周小川(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时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陈锡文(现在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所长）。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吴晓灵（现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当时《金融时报》副总编）等等。

这个会议只是宣告了激进改革派被淘汰淘汰出局而已

第二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北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随着快速而不均衡的增长给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实施关键经济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与以往相比，IMF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的警示意味更强烈。报告称，中国日益迫切需要转变其严重依赖信贷和投资的增长模式。

IMF表示，中国现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同时“尽管中国仍有抵御冲击的有效缓冲器，但安全边界正在逐渐消失”。今年3月上任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誓言加大改革努力，但尚未采取任何重大举措。

IMF表示，有必要采取“一轮果敢措施”，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成功。该机构补充称，当务之急是“遏制整体信贷增长，阻止金融行业进一步累积风险。”

中国社会融资总量的存量（衡量经济中信贷总量的一种标准）自2009年初以来增加60%以上，显示杠杆率上升，导致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IMF表示，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信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传统的金融体系安排的。

“再加上增长放缓，这不能不令人发问：这是可持续的前进道路吗？”IMF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6月，中国曾爆发一场“钱荒”，原因是中国央行不愿注入流动性，引发银行间利率飙升，信贷市场短暂冻结。IMF表示，这场流动性紧缩显示，中国央行有意遏制信贷扩张，抑制风险较高的放贷形式。但罗德劳尔表示，中国需要通过加快解除利率管制，来解决导致市场扭曲的根源问题。中国推动其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模式的努力最近遭遇挫折。2011年，消费曾成为大于投资的增长贡献因素，但2012年底的一轮小规模刺激逆转了这个趋势。IMF表示，“朝向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消费者的经济的决定性转变尚未发生。”

IMF还对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发出警告。据IMF测算，若计入政府融资工具和预算外基金的债务，去年“实际政府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罗德劳尔表示，尽管这样的债务负担仍是可控的，但政府在财政上的回旋余地小于以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出台了巨大的刺激方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债务激增。随着中国经济再度放缓，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呼吁推出新一轮刺激。IMF敦促中国中央政府继续抵制此类呼声。IMF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7.75%，明年将增长7.7%，这两个预测都处于区间高端。但IMF表示，其预测面临的下行风险在近几周有所增加。译者/和风

第四篇：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应对

策略

学生姓名朱子敬

学号2120131512指导教师彭鸿斌

专业班级应用经济学13研1班

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要：1978年邓小平创导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实践探索，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强国道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30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30年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改革缓慢、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收入分配不均等，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威胁，严重干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中国急需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破除这些问题的干扰，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中国经济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研究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政策举措。

关键字：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政府

一、引言

1978 年 11 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来以 9%的速度持续增长，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全世界瞩目。中国在经济领域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近期有可能超过德国。中国如今持有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两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头衔已经非中国莫属，还有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抛锚过的中国经济快车，历经了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前后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被金融海啸波及的悲惨境遇下，中国经济却冲破了各种金融的惊涛骇浪，没有收到严重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企及的，在经历了最近一次的金融海啸洗礼后，中国经济依然能够逆流而上，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和巨大潜力。然而在这种种惊艳表现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与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恶化严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投资过热而消费过冷，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过大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再拖下去，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爆中国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必须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积极培育市场经济体系，以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

二、中国的改革历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1.初始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农村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相配套，实行了农产品调价、发展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等措施。该阶段，首先是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然后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2.全面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变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和“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模式。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改革微观转向改革宏观，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政治领域，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3.曲折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9年“**”**开始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模式提出后，理论界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出现了用行政计划替代市场的现象，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受阻，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4.深化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92年 “南方谈话”开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阶段，对国有经济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特别是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建立了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加快了要素市场的培育步伐，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了长足发展。

5.攻坚改革阶段。该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开始，迄今尚未结束。这一阶段比较容易的、浅层次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进入了比较困难的、更深层次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改革越往前推进，难度也越大。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经过这些阶段的改革，我们取得一些可喜的成就。

首先在制度方面，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基本废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业已确立，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基本形成，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基本到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综合国力极大增强，2013年和1978年比，我国GDP由3645亿元增加到56.8万亿元，在世界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和1978年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7元提高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二者平均年增长7%左右.三、中国经济改革存在的问题

1.制度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仍不够健全和巩固。一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二是集体经济不断萎缩；三是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陈旧观念、错误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清除。

（2）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到位。一是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国企产权改制方式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二是非国有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机制不健全，经营不完善，国民待遇未能落实；三是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四是大部分国有部门的职工和一部分农民的劳动力没有进入市场。

（3）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是商品市场发育不健全；二是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 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发育滞后；三是市场封锁问题严重，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四是市场垄断现象突出；五是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六是市场秩序紊乱，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和市场法制建设亟待加强。

（4）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同一部门、同一单位内部平均分配现象依然严重；三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四是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大，按多种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收入所占比重过小；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5）政府改革缓慢。一是政府仍以“全能者”自居，对经济无所不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政府重私人产品生产，轻公共产品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三是政府重微观管理，轻宏观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四是政府以直接管理为主，忽视间接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五是政府行政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6）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质量不高；二是对外开放的步伐不均衡，尤其是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过缓；三是在“请进来”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行“走出去”战略；四是政府各级部门及各类企业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能力有待提高；五是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亟待建立。

2.经济方面

（1）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一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除，特别是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水平。三是我国产业结构虽然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但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四是国民经济虽然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整个社会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居民的生活质量低下、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等。

（2）政府投资相对较热，民间投资相对较冷。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国有企业、国立大学的投资是相对过热的，而民营企业部门的投资大部分是过冷的。，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我国政府依然控制着2/3的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

（3）国力增强相对较快，人民生活改善相对较慢。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较大的增强与改善。但相对而言，国力的增强要比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快一些。例如，2007年和1978年比，国家的财政收入由1132.3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长了45.3倍；而同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40.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31.0倍。

(4)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精神和政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由于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仍然处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小康阶段，所以人民群众的所得不得不主要用于满足维持生存需要的物质消费，而不能更多地从事精神消费。至于政治生活，虽然人民群众享受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比改革开放前多得多，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致使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难以得到应有的满足。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1.调整改革重心。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该尽快把改革的重心从经济基础领域转向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及社会文化体制。

2.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最终是要进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3.转变改革方式。过去30年奉行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新时期改革面临的任务和呈现的特征表明，继续重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将难以再现以往的辉煌。因此，借鉴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改革方式上，应该把总体上的渐进与局部的激进结合起来，使改革既不操之过急，又不裹足不前，确保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缩短改革周期，降低改革成本。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的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4.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改革既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又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改革者的能力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我国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序推进的。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执政党的改革能力。由于与初期的改革相比，攻坚阶段的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艺术性，因此迫切要求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

五、参考文献

1.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新华文摘

2.朱晓青：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新视野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4.张宇: 科学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J]·经济学动态

5.徐长玉: 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分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春节两个重要节点

春节两个重要节点，持续加大执纪监督问责力度，深挖隐藏的“四风”问题，严肃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任性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促进党员干部作风不断转变，着力形成廉洁过节、文明过节的新常态。

一是加大制度落实力度。紧紧盯住两节期间用公款送节礼、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突击花钱和滥发奖金等容易发生的问题，及时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明纪律加强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突出主体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区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节日期间公务用车定点封存停驶等制度。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督查3次，不断提高了制度落实刚性。

二是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建立明察暗访工作常态机制，突出问题导向，分区镇两个层面，先后组成14个作风纪律督查组，开展集中和日常明察暗访，发现问题41个，处理8人。其中春节放假期间，重点围绕值班带班、公车封存、公车私用、公款吃请等违反八项规定行为先后开展了两次集中督查，发现问题22个，处理6人次。

三是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坚持把通报曝光作为改进作风的有效抓手，对查处的人员、单位、问题切实做到第一时间通报、第一时间发布，不断提高实效性、常态性，充分发挥震慑和警示作用。两节期间，共转发《中纪委关于8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件的通报》、《省纪委关于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三十条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等中央、省市有关作风方面通报4期，本级下发《关于两节期间4起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题的通报》等通报3期。

四是加大追责问责力度。没有问责，责任就落实不下去。颍泉区对“四风”问题突出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切实做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两节期间，共问责16人，给予党政纪处分8人，区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对2家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1家单位纪工委书记进行了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