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改革的阻力

第一篇：当代中国改革的阻力

一、洋务运动的制约因素有：

1、封建中国皇室独揽大权，很难实行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2、固守中华文化中心主义和一厢情愿的外交追求。

3、甲午战争大量的赔款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彻底打乱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进程,中断了经济结构的转换,4、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依赖性、和腐朽性。

二、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史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很快，成绩很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问题也很多，问题同样也不能忽视。改革初期以求效率为其主要特征，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大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然而片面追求效率而没有辅之于较完善的政治、法律、文化思想体系和较为有效的调节手段，造成了目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任务十分艰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看病、上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人们思想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等诸多问题。（1）贫富差距问题（2）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寻租问题。以求平衡求和谐为其特点的所谓科学发展阶段。在上一个阶段造成的问题需要很好地解决，其解决的办法只有坚持改革一条路。而继续坚持改革阻力很大，其阻力我认为主要来源于第二阶段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是行业既得利益者。一个是地区既得利益者。当改革之初，决策者们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采取了市场经济的非常态形式。一些官员错把这些当成正常现象，千方百计地把持着“权力租”不放，或者干脆“设租”。这些不但不是改革造成的，而且是改革开放的重大阻力，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若要推向前进，必须清除这些“权力租”。（3）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

三、从改革开放新阶段的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下一步的改革至少有四大任务。

第一，以市场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制度安排。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关键是推进资源的价格改革，资源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资源价格改革，二是粮食价格改革。从现有的资源价格上来讲，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二是不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环境保护的突出体制缺陷是，环境的外部成本难以内部化。二是继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从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看，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为政府主导的特点。三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首先要通过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加强，为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

第二，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和谐建设。一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从全国总体情况看，主要矛盾不是财力问题，而是财政支出结构问题，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很难实现。 二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程度。现在城市、农村，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差别很大。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完全均衡很难，但是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要同步进行。一是行政体制的合理安排。从总体上分析，现行的行政体制上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包括：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力的制度安排矛盾问题太多；行政体制范围内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尚未破题；长期权力结构和短期权力结构的关系没有解决好。相对来说，政府的工作目标大部分是短期的，而人大 这样的立法机构应该考虑更长期的目标。就是说，长期的权力结构和短期的权力结构要取得平衡。 二是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比如说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比如说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协商制度的安排问题；再比如说社会监督体制的建立问题等等。 三是政府转型的进程。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最关键的是推进政府转型，政府转型问题解决不好，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就很难建立起来。为此，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13]

第四，加大力度，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中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是重点也是难点。

第二篇：公立医院改革阻力来自内部

公立医院改革阻力来自内部 默认分类 2011-02-15 19:51:57 阅读928 评论7字号：大中小 订阅

公立医院改革“期中考试”恐难及格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北京、上海、成都、马鞍山报道

拿什么应对这场“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期中考试”？目前试点城市的改革动力和改革信心均不足，中期评估恐将不容乐观

（正文）

作为医改难点、重点的公立医院改革，正处重要的时间节点。

公立医院改革“仍然停留在试点层面上或者说纸上谈兵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说。2010年12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期间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的医改工作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2011年是新一轮医改前3年安排的完成之年。公立医院占据绝大多数医疗资源，它的改革推进程度，决定新医改成败。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应询时说，16个国家联系的试点城市，以及各省市确定的31个试点城市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上，“还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已经产生了一些经验。”

然而，对于公立医院改革的进展，各相关部门的表述并不一致乐观。

就在2010年12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医改工作报告中坦言，“虽有进展，但距离社会各界的期待尚有较大差距。”

目前，距2010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已有一年。公立医院试点改革进展究竟如何？本刊记者走访若干试点城市进行了调查。

部长说见成效 基层不叫好

“我感觉公立医院改革进展并不明显，与医改方案及配套文件设定的改革目标相比，差距明显。”1月底，安徽省马鞍山市公立医院集团总院长何少锋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欲言又止：“有时甚至感觉改革已经出现偏离，渐行渐远。”

“改革的顶层设计还不够，改革缺少其他方面的支撑，步子更不敢迈大。”何少锋如此分析自己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顶层设计”是什么？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2010年第24期《求是》杂志中撰文说，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的顶层设计即是《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一个目标、三个领域、九项任务”。

马晓伟认为，该顶层设计“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公立医院改革政策框架，既坚持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主导地位，也给各地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但。这仍然让很多人感觉到“空”。

在试点城市的卫生界，感觉无所适从的并不鲜见。2010年4月，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城市工作会议在镇江召开。会议通报的16个试点城市进展情况显示，只有镇江、芜湖和鞍山3个城市启动了试点工作，宝鸡、七台河、深圳等城市对改革资金需求进行了前期测算，研究落实试点补助经费和工作经费。

“有的地方，不管是院长还是政府部门，公立医院改革是什么回事都不知道，因此如何制定本地区的试点方案一头雾水。”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一篇博客透露：“开会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大部分试点城市的进度和我们差不多，大多没有实质性进展，这让我的压力小了很多。”

卫生部随后发布的信息也表明，试点城市的改革动力和改革信心均不容乐观。有些地区、部门和医务人员对推进此项改革还在畏难观望。比如，担心改革会明显增加财政支出，担心工作压力太大、部门协调太难，医务人员担心医学技术发展受影响和个人待遇降低等情况。

顾虑重重，是基层试点单位的普遍情绪。

2010年下半年，卫生部网站上隔三差五地便发布一条部领导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调研的信息：陈竺视察……张茂视察北京、上海，马晓伟视察……

在2010年11月、12月举行的多次公开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副部长马晓伟等经常以开展预约诊疗和分时段就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开展儿童白血病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试点工作、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开展大医院和基层医院间对口协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来支撑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的观点。

然而，外界评价却并不高。有人认为，即便目前在缓解“看病难”方面取得一点成果，但对解决“看病贵”问题几乎没有作用，归根结底，公立医院仍然受困在补偿机制。

在镇江会议上，马晓伟强调：“公立医院改革更为迫切的任务是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必要的花钱也是为了买机制、建机制。”

必须直面群众的关切

对下一步的工作，“的的确确要更多地回答群众直接的关切”。2010年12月24日上午，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时表示：“一定要在重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上取得突破”。

前期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以单项改革诸多，一般选择的是操作相对容易、见效快、受环境制约因素小的任务进行推进。

马晓伟在《求是》发表的文章中曾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启动近一年来的成效和经验做过较细致介绍。在“完善服务体系”领域，试点城市在完善公立医院规划布局方面出现组建医疗集团、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等尝试。

但是，公立医院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相对集中在“完善服务体系”这一领域，而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内部管理”两大领域，改革相对较小、较少。

在体制问题上，试点城市内部已然出现争议声。

比如在医院管理方面，出现成立医院管理局，公立医疗集团等4种形式，其中部分形式在试点之前就已经在上海、无锡等地出现，且一些城市的具体做法在是否践行“管办分开”问题上也一直存在争议。

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则是政府多部门协作才有取得突破的可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湛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公立医院能做的我们都在做，比如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一旦涉及到补偿机制、监管机制改革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医院都没法做，因为超出医院能力范围。”

有时也会遇到意料之外的阻力。如云南省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启动了药房托管试点。“效果非常好，政府没有投一分钱，药品让利给群众7%，医院的药品收入没有损失。”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说：“最终没有推广开来, 阻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内部。”

即便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行绩效也非易事。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说，公立医院绩效管理要逐步走向岗位绩效管理，但“由于基础薄弱，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同时，绩效管理又需要清晰的岗位梳理、准确的岗位评价和强大的信息化等关键支撑。”

此外，目前我国医院院长职业化改革的条件尚有欠缺，绝大多数医院院长都是医疗专家型院长，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管理教育。一项对全国21个省市的调查表明，96% 的医院管理人员都认为需要相关培训，却仅有28% 的医院管理者接受过短期的专业岗位培训。

2010年12月中旬，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医改政策建议》中认为，训练高素质的医院管理骨干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医改现实尤为重要，然而“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同时需要有政策支持，进而确保医院管理工作能够吸引具备必要技能、才能和经验的人才。”

由于体制机制创新、医院内部管理两大领域改革创新不明显，与此同时公众又热切期盼公立医院改革，也就令人产生改革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甚至离目标渐行渐远的印象。

“就目前来看，单一方面的改革已经很难持续，必须要有综合配套措施的改革。”陈竺说。

拿什么迎接“期中考试”

在2010年12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在2011年年初国家将采取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办法，对医改三年实施方案落实情况进行中期评估。

有卫生界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医改是从4月1日开始的，因此医改的中期评估可能要到今年4月份才开始，评估报告最终公布的时间则更不好预计。”

由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承担的《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若干重大问题跟踪研究》项目也已经于1月份开题。课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课题组将在16个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和部分省级试点城市选取几十家公立医院作为调查样本，对改革试点进行第三方独立评估。今年3月下旬将正式启动调研。

拿什么应对这场“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期中考试”？如果按照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情况，中期评估恐将不容乐观。医改相关责任部门也开始紧张起来。

马晓伟曾表示，近期拟重点推进七项工作：优化公立医院结构布局，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期稳定的分工协作机制，改革医院收费方式，优先建设发展县级医院，改善医院管理和服务，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推进医院信息化和远程医疗系统建设。多元化办医争议

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格局是《指导意见》确定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九项任务之一，近期在一些城市出现取得一定突破。国家联系试点城市中，昆明对多元化办医体制的改革探索最多，步子也最大。

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介绍说，云南省采取8种方式兴办医院，大力发展民办医院，截至2009年年底，全省共有民营医疗机构7362个，占全省医疗机构数的79.4%，民营医疗机构床位2万余张，占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数17.6%。

据悉，北京市也已经启动社会资本办医制度改革，鼓励社会办医政策也将出台。政策将引导民营医院打造高端服务平台，逐渐减少公立医院目前特需服务所占的比例。

本刊记者了解到，除国内民营资本以外，台资、港资都对在国内举办医疗机构兴趣渐浓，随着改革深入这部分社会资金或将迅速进入。此外，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医疗发达国家的资本也对在中国办医一直饶有兴趣。

虽然推行多元化办医被写入医改文件，但是对于“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办医，从而形成竞争机制”的想法，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湛给予批判：“从根本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医疗行业是应该没有竞争只有合作的，医疗不具有竞争性，因为老百姓没有能力判断哪个医疗产品更具性价比。只有提供服务方相互合作，形成分级医疗模式，才能增强供应链的服务效率。”

“我们总是拿美国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和中国比，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开市场发展非盈利性医院，这是根本性的误导。”杨湛说：“美国等西方法治国家，资产一旦投入非盈利性机构就变

成社会资产进行管理，而我国往往出现挂着非盈利性幌子却想尽办法谋取私利。比如，民营资本投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时候，他可能会寻求卖设备、卖药品给你。资本是一只潜藏的老虎，一旦醒过来是要吃人的。所以一定要保持公立医疗机构和真正的非盈利性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体系。”（完）

第三篇：工作阻力

●工作阻力:由支架安全阀决定的支架对顶板的最大支撑能力。由支架安全阀的调定压力决定的。

（三用阀）外注式单体液压支柱：包括单向阀、安全阀和卸载阀。分别承担支柱的注液升柱、过载保护和卸载降柱功能 *2液压支护设备的种类有哪些？

金属摩擦支柱(普采)＋单体液压支柱(高档普采)和自移式液压支架(综采)

3.立柱有哪几种结构形式，分为支撑式、掩护式和支撑掩护式三种基本架型

液压支架中的液压缸有立柱和千斤顶俩大类。立柱用于承受顶板载荷，调节支架高度。千斤顶用于推溜、移架、护帮、侧护。液压系统主要由：主回路系统，调速回路系统，保护系统。

2.煤矿巷道掘进工艺有掘进机法和钻爆法

3．掘进机的工作面分为:部分断面掘进机、全断面掘进机。

4.装载机按工作机构的结构分为耙斗式 铲斗式扒爪装载机（蟹爪）

6.型掘进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哪些？

7.由截割机构、装运机构、行走机构、转载机构、液压系统、电控系统、喷雾降尘系统等组成 凿岩机按动力不同可分为气动、液压、电动和内燃四类。

8.单体液压支柱分为哪两大类？●按供液方式不同，单体液压支柱有内注式和外注式两种．

9.采煤工作面按机械化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三大类型：①普采②综采③高产高效综采

10.综采工作面的特点:可实现落煤、装煤、运煤、支护、顶板控制、工作面巷道运输等生产工序的全部机械化.配套设备:双滚筒采煤机+刮板输送机+液压支架

*2无链牵引机构:通过采煤机牵引部的驱动轮（或再经中间轮）与铺设在输送机槽帮上的齿轨相啮合，而使采煤机沿工作面移动 类型有四种:(1)齿轮—销轨型(2)滚轮—齿轨型(3)链轮—链轨型

11.螺旋滚筒的转向和叶片旋向有何要求？

为了保证螺旋叶片向运输机装煤，而不是向煤壁推煤，滚筒上螺旋叶片的旋向必须与滚筒转向相适应。即“左转左旋，右转右旋 *4.截深J:滚筒切入煤壁的深度称为截深

截齿类型①扁形截齿（适用于截割不同硬度和韧性的煤，适应性较好）②镐形截齿（适用于截割脆性及裂隙多的煤层。）

12.采煤机的进刀方式有三种:斜切式进刀（端部 ,中部）正切式进刀

13.双滚筒采煤机的转向:①顺转:截割方向与牵引方向相同。②逆转:截割方向与牵引方向相反

(相背转动)：①反向对滚（前顺后逆）②正向对滚（前逆后顺）

14.采煤机辅助装置包括调高和调斜装置、底托架、降尘装置、拖缆装置、破碎装置、挡煤板、防滑装置和辅助液压装置

15.调高:在煤层高度范围内上下调整滚筒的位置

类型:①摇臂调高②机身调高

16.采煤机的滑靴包括:①两个导向滑靴（采空区侧:防止采煤机运行时掉道。②两个支撑滑靴（煤壁侧:主要起支承作用

17:采煤工作面降尘的方法有:喷雾降尘装置(内,外喷雾)，泡沫灭尘，吸尘器捕尘。

*18.防滑装置:工作面倾角在15°以上时，必须有可靠的防滑装置

19.采煤机破碎装置的位置：破碎装置用来安装在迎着煤流的机身端部（即工作面输送机机尾一侧）

20.根据煤层厚度选型:薄煤层(H=0.8～1.3m)中厚煤层(H=1.3～3.5m)厚煤层(H>3.5m)

大采高液压支架大于3.8m，大中心距大于1.75m

离合机构的作用：其防尘和动密封的作用。

破碎装置安装在迎着煤流的机身端部。

第四篇：近代中国改革中的阻力以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近代中国改革中的阻力以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关于近代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次变法，革新，我想其中许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多数却胎死腹中，或没有进行下去，这其中的原因，有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更有其民族性，社会性的因素。中国数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一套特殊的民族心理与统制理念，巡回往复的朝代更替，等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正是造成中国迈入近代化社会的难题之一。

一．沉重的包袱。中国传统社会，科举高度发达。诚然，科举制度在其创立之初有其合理性，如此众多之国民，单靠几个当权的统治阶层来管理显然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一人中举当官，得到实惠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一个家族甚至全村，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牵一发而动其全身，例如：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者进士，是为“年谊”,之类之类。（万历十五年）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在科举制度下衍生出来的种种关系，在遇到社会政治改革时，遭遇到的阻力，会比预想到的大得多。由于各个官员的利益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有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马克思说历史的进步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作为代价的。由于改革的结果可能是某具有权势官员利益的损失，所以与他有利益关系的官员必然会纷纷反对。这是历史的悲剧。

二．传统的阴影。自1644年清军入关，一统中华，满族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继蒙古之后统治中原的第二个少数民族。由于其对于汉族文化上的先天自卑性，在深受汉文化影响并在文化上与汉民族同化之后，其作为满族对于汉族的戒心依然是无法，也是不可能消除的。

三．尴尬的学生。中国人有中华文化自我骄傲的心理。中国历史上有具有先进文化的宋朝在军事上敌不过辽国金国等文化上相对落后一些的少数民族国家这段历史，但从文明的层面上讲中原的文化早已征服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因此，这丝毫不影响中国人心中的中华中心论。因此当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时，统治者所关心的也不过是列强的武器装备，练兵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本身也没有跳出历代中原王朝对付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圈子，甚至有些类似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样的学习西方，怎能将其精髓学到？

四。麻木的国民。传统儒家宣扬正统观，宣扬世世代代效忠君主，但是当一个王朝终结，另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国民普遍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对于前朝相当麻木而与新王朝合作的态度。我想还是一个国民性的价值观问题，即先有家再有国，正统不正统，在中国历史上，也仅仅是一些官僚统治者关心的问题，老百姓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温饱，生死等一些切身实际的问题。而试看近代以来的欧美的政治经济改革与革命，群众在当中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五．邻居的启示。上文的种种论述，仿佛在阐释：传统的东方式社会是迈入不了近代文明的，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的邻国日本，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无不在告诉我们：传统东方社会也能进入近代文明的大门。为什么呢？我想从社会文化氛围进行分析。

1． 不同的忠君概念：中国传统儒家对于天命有着自己的概念，倘若一个君主残暴无道，那天命就会离他而去，新立的君主将继承天命。但是日本人对于君主的理解则是需要绝对的忠诚，当道德形成一种无形的规范时，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可怕的。

2． 单一的民族构成：由于日本这个岛国本身民族成分的单一性，加上传统的道德文化等级等等的作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凝聚力是惊人的。当然，我们之所以不能做到这几点，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承受着过多的历史包袱，过复杂的民族成分以及过于庞大的幅员面积。

所以，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变革中的阻力，以上五点便是其社会层面原因的分析，当然其造成阻力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当局者的一时决策，外交手段的应用，列强之间的争斗，强弱势力的增减等等，本文所探讨的只是关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因素。

第五篇：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制度分析

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制度分析

摘要】： 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不可能使所有人 在同样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因此，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行政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动力和阻力两种力量的对比和相 互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多从政治 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无可否认，这种研究有它特定 的价值，但在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局限于这种方法有失全 面。本文试图利用制度分析这个崭新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 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旨在通过这种带有前瞻性的探 讨和研究，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某些有益的启 示。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制度分析方法的一般介绍。介绍了新制 度经济学说的几个核心概念和理论；考察论证了制度分析方 法对中国行政改革的适用性。第二部分是对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具体分析。笔 者采用制度分析中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地位、偏好 显示和收益预期三个角度对社会利益群体进行考察；本部分 包含三个层次，首先从社会利益结构，以社会各阶层成员为 考察对象；其次从层级内结构，以行政机构为考察对象；第三 层总结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并在分析个体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消减阻力、增强动力的思路和方法。第三部分是分析促成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安 排。本部分从集体理性的角度，分析促成中国行政改革动 力、阻力的制度因素。笔者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 度三方面考察，认为当前我国行政体制（制度）变迁主要受到 四种约束，即：人性假设的约束、制度偏好的约束、制度知识 的约束、环境约束。‘第四部分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制度）变迁的制度创 新。笔者认为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矛盾，所以 要解决二者冲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创新设计一套有效 的机制，从而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当 前，中国行政体制咳度）的创新包括三方面：正式约束的创 新；非正式约束的创新；实施机命的创新。

关键词：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责任;法治； 服务；廉洁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导思想中提出要按照服务政 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 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人民满意政 府[1]。由此可见，服务、法治、责任、廉洁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的指向，是总体目标的显著特征，改革总体目标和这些要求之间的关系 性质和动态构架决定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性，也是引导改革实践和政 府转型的灯塔，不能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特性和互动机制，构建理论上的中国 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将是支离破碎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比较公共行政的视角，对中国特色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进行比较。比较公共行政比较什么呢？美国学者海迪认 为，比较行政尽管有不同的］（．视角，但最基本的是“作为焦点的官僚制”[ 2p78)。他的比较分析从党政关系入手,分为发达

国家公共行政和发展 国家公共行政,之后又细分为政党主导型官僚体制和官僚主导型官僚体制，我 国被其划分为第二类发达国家的政党主导型官僚体制。因此，本文也认同政党 主导型官僚体制这一划分。

张立荣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国家行政制度主要包括单一制国家元首制度，国务 院制中央政府制度，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 多位一体的决策执行制度，以及内外结合的行政监督制度。这是一种静态比较 分析，使分析具有很好的基础。但是，本文所做的比较研究，不是基于制度静态结构的比较，也不是对中外官 僚体制进行全面对比，而是从行政改革的动态视角，运用比较行政的方法，从 改革总体目标、要

求关系方面进行比较，从而找出改革应然的理路。

二、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与要求关系构架

法治、责任、服务、廉洁是人民满意政府的基本要素，也是行政体制改革 的长期目标指向，但是这些特征也是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如何赋予它们中国特色内涵，塑造适应科学发展、社会转型和利益关系深刻 变革、公共服务需求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 国特色的显性问题。

（一）责任政府——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关键特征，是行政权力本原问题 和行使方向质的界定。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核心在于责 任的实现。比较行政视角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有自己的独特涵义:

一是决策与执行责任主体中党政结构居主导地位。责任政府首先是决策责任问 题，我国政府决策体系存在宪政结构和党政结构,其中宪政结构更近似于执行 结构,党政结构更接

］（．近于决策结构[3p89)，党政结构成为责任 政府的主体。与之相比，当代西方国家政体主要

划分为熔权制、分权制和监督 仲裁保障制，与此相适应，责任政府主体的责任主体有三种类型：狭义政府或 其中的内阁；作为行政首长的总统；作为监督仲裁保障人的总统以及狭

］（．义政府 [4p181)。

二是责任内容的有限框架下增长和动态性。政府责任跟政府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中国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责任的宽泛性、增长性、变迁性。责任主体明 确后，责任内容就是政府职能的契约安排，即拥有多少权限、承担多少职能、负担多少责任。这种责任安排是动态的，职能内容和结构也是动态的，固守古 典主义的教条来处理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只能给予政府“刻舟求剑”的形象。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但同时又是无限变化的，因此职能重点和结构也会随之 变迁，而且呈不断扩展之势。

三是从责任与权力的配置看，要从注重权力的分配，转向以责任为基础的权利 分配。责任和职权是通过何种途径赋予政府的呢？第一，通过公共舆论,这是 公民或者选民们对政府职能形成观念的焦点。第二，通过危机事件引导立法, 形成关于某项新的责任和职能的契约框架。因为，在当前中国政体发育程度下，公民是一种被动政府责任监控者。这两种途径都最终依赖于政治推动，最容 易触动政治强人神经的就是危机事件。

四是问责形式上以自上而下为主。《意见》中决定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 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健全以行政首长 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不难看出，它的问责方向是一种明确的界定。

中国特色责任政府建设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1．中国特色的责任政府，应该是责任政党政府。责任途径不是简单的宪政问 责，而且应该包括党政问责。建立责任政党政府，在问责的对象上，不仅是狭 义的政府首长问责，而且是党委负责人要同时问责，因为党委系统在决策上承 担责任，居于主导地位，离开这一点，责任政府在中国国情下意义就大打折扣。

2．责任内容上是扩张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不是小政府。中国的国情和经济 社会深刻转型决定了，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必须不断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需要，对宏观经济干预不断深入，一些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政府责任自然根据 国家的法规而不断拓展，而有些职能和责任则不断削弱，因此政府责任问题不 是减少的问题，而是如何调整和适度增长的问题。

3．在问责主体上，应当合理化；问责程序上应做到规范化；涉及政府绩效问 题，谁设置的考核，谁负责问责。关于政府工作涉及权利问题，应当由公众通 过法律途径问责；

涉及政府整体战略任务绩效问责，应当由民众代议机关问责。涉及党群机关的行政责任问题，应当通过党的纪检组织和上级组织及人事组 织问责，可以探索党的代表会议问责机制。在决策问责和执行问责上有必要分 开考核，决策责任在党委，执行责任在政府。

（二）服务政府——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本质属性的注解。服务是 责任的履行，是法治的重要部分，是满意的核心要素，是廉洁的必要条件。任 何政府都具有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西方国家服务政府改革与实践强调公平正 义、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统一。比较行政视角下中国特色服务政府具有自身内涵 ：

一是从服务对象上讲，西方强调顾客导向，为公民服务，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两者不尽相同。但是，这仅是概念上的区别。

二是服务的主要区别在主体和内容上。显然我国服务特色属于强政府特色，尽 管市场替代逐步加强，但是强政府仍然是显著特征。在服务内容上，我们的政 府仍然是经济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统筹经济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特点。从 地方到中央的关系看，经济服务型政府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由现时期中国的 基本国情和基本政策决定的。从行政改革的动因看，主要是构建与科学发展相 适应的体制，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 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

行政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行政系统，来自于政府及其公务员。从理论上看，２０年来，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这些变革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非行政系统的行政环境或者是在行政系统自身的非核心、非框架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改革逐渐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继续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改革（这种改革仍由政府设计、领导、发动和操作）的同时，必须对政府自身或自身的核心部分进行改革。这样，中国的行政改革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悖论：政府既是行政改革的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和推动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和被改革客体，改革的主体和客体二位一体，所以，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外部压力的、被动的自我“手术”。当这种“手术”需要伤筋动骨，改变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时候，行政改革的特殊阻力就产生了。这一悖论所产生的制约性会通过公务员———改革的具体操作者而体现出来并得以强化。显然，再科学、再完善的行政改革方案，如果在公务员这一方面受到阻滞，它们都会走样、变形，甚至流产。产生于公务员的阻力，可进行如下的概括：

１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如前面所指出，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这种调整和分配的任何举措均会涉及到现存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载体，权力是能为局部和个人带来利益的条件之一。尤其中国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参见孙贵洪：《论中国社会的行政化力量》载《中国行政管理》１９９３年第８期）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深入的指导、协调及干预和控制，社会现象、社会关系无不围绕行政权力而呈现、形成、展开，即便是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条件下，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也将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务员属于社会中权力和利益的既得者阶层，任何改革的大动作无疑会使他们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丧失，产生抵制是必然的。

２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改革本身就是对既定模式和习惯的一种否定，因此，它必须要受到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影响。对公务员，尤其是对可能被精简掉的公务员来说，行政机构改革意味着自己现存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行为模式等的重大改变。这可能导致留恋目前状态，死抱毫无希望的习惯不放的阻力的出现。另一方面，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国民意识和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官”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最好体现，官职级别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价值与成就的最主要标尺，且各项福利待遇与官职紧密关联。因此，为官只能上不能下，机关只能进不能出，一旦离开官场便人走茶凉，事事难办。这种社会思想氛围，是广大公务员走出机关，下海分流的一大思想障碍和阻力。

３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因素使人产生紧张和忧虑。对公务员来说，本次行政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存在许多不得不忧虑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本职能部门能否被撤消？精简人员时，自己是否属于被分流之列？若被精简，自己的出路是什么？前途如何？这些忧虑使公务员产生压力，如不能持正确的态度，就会使他们对改革产生怀疑，进而形成消极态度和抵触性行为，防碍和制约改革的顺利进行。４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我们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性，造成下级机关和下级人员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事无俱细依靠上级的指示、指导和推动，而且这种依赖性有时被看成是稳重老练的表现。固此面对矛头针对自己权力和利益的行政改革，大家更是不能也不愿为天下先，“不推不动”，互相观望和等待，可能造成“上动下不动，越动越被动”的局面，坐失良机。

５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一个人一旦确立起自己的态度体本系之后，就必然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在既定的态度体系框架内作出反应。每个公务员对当前行政改革的目的、机制和前景是怎样理解看待的，出入会很大，其结果可能导致基于理解不清或理解混乱而抵制、干扰改革。如许多人对市场经济无非又是换汤不换药，重走“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老路。因此，就用前几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待这次改革，以不变应万变，对改革持消极、应付和观望的态度。这种因曲解而产生的阻力一般比较持久，具有顽固性。

从行政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之所以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正是行政系统自身的阻力。指出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设计良好的改革方案在实际的操作中走形变样，出现只放包袱不放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化创收弱化服务，实功虚做，隔靴搔痒，玩数字游戏，换汤不换药，该加强的职能得不到加强，需要撤并的部门反倒不断壮大等等现象，导致改革走过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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