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案后救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第一篇：浅谈案后救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之下，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被害人的呼声日趋强烈，如何切实有效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在国家未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情况下，积极开展案后救助工作，在促进社会公正、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和树立检察机关形象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亟

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完善。

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案后救助资金无来源。检察机关实施案后救助的资金未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无固定来源，只有挤占有限的办公办案经费，或向有关责任单位协调，资金来源不足成为案后救助工作开展的最大障碍和阻力。

二是补偿对象不确定。案后救助补偿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工作中案后救助补偿对象既有刑事案件当事人又有民事案件申诉人，还有当事人或受害人的亲属。

三是启动程序无规定。案后救助的程序如何启动没有规定，一般采取不告不立、不诉不立形式，只有在案件久诉不止，难以平息的情况下，经检察长同意才会启动案后救助的程序。

四是救助标准无依据。主要是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方式确定救助标准和数额，可能出现通情达理的少得钱，胡搅蛮缠的多得钱的现象。

二、案后救助机制的完善

（1）案后救助金的来源和管理

案后救助目前只是检察机关开展的对案后救助人的救济活动，既没有专门的资金也缺乏专门筹集资金的渠道。因此案后救助资金应纳入财政预算，由同级政府财政部门编制预算，专款专用，并接受审计部门监督。案后救助资金应当专户存放在财政部门，来源可由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预算；

2、罚没收入；

3、犯罪人因犯罪所得的财产及孳息；

4、上交国库的无主财产；

5、社会捐助款。

（2）案后救助的对象与范围

案后救助的对象首先应当是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捕或不起诉，导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终结，从而使被害人及其家属无法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加害人或其他途径的赔偿或补偿。目前阶段案后救助的范围可以将救助对象限定为：因被抢劫、绑架、杀人、强奸、故意伤害等重大侵犯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造成刑事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且无其他收入来源的；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致伤、致残而需要花费巨额医疗费用，而本人无力支付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又很难得到执行，被害人家庭失去正常收入来源且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线的；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生活特别困难的；被害人死亡，因赡养、抚养、扶养无着而严重影响其家庭正常生活的。关于救助对象把握两个标准，一是犯罪结果的严重性；二是被害一方（包括重伤的被害人和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因犯罪陷入生活困难境地。

（3）案后救助申请人的资格及程序

案后救助补偿金的申请人，必须为刑事犯罪的被害人，被害人已经死亡的，为被害人的近亲属，而且申请人须因刑事犯罪而生活陷入困境。除此之外，申请人还需具备一定的要件：

1、无法从罪犯或其他途径得到充分的补偿；

2、被害人对遭受被害没有责任或责任很小；

3、根据特定情形，综合考虑被害人或其遗属与犯罪人的关系及其它事由依一般社会观念，认为救助不失妥当的场合。

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向检察机关提出救助申请时，应提交以下证明材料。（1）检察机关不捕、不诉的法律文书；（2）申请救助的原因、理由和基本情况；（3）、相关身份证明；（4）家庭经济状况证明；（5）检察机关认为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4）案后救助补偿金的标准

可以参照《国家赔偿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相关规定制定统一标准：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补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补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补偿金，残疾补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补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5）案后救助原则和方式

救助的原则应有三个：

（一）救助及时原则。被救助人遭

受暴力犯罪侵害，身体、精神受到严重伤害，应及时给予救助以减轻其痛苦和损失。

（二）救助的有限性；救助仅仅是为了帮助被害人走出被害后的困境，而不是为了完全恢复被害人被害前的权利状况；救助的救济性和有限性不反对被害人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获得更充分的赔偿和补偿，可以通过限定不同情形最高救助额度来体现救助的有限性。案后救助方式应以货币形式一次

性给付；

（6）国家的代位求偿权

国家因对被害人的救济而获得在救济额度内向犯罪人追偿的权利。国家的代位求偿权与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求偿权不冲突，如果被害人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赔偿和补偿，那么国家有权要求被害人一方依法退还相关的补偿金。如果在刑事案件审理终结之后，发现被害人一方依法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补偿金的申请权，则国家依法向被害人一方追讨已付补偿金。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二篇：完善公安社会救助机制问题现状及建议

完善公安社会救助机制问题现状及

建议

完善公安社会救助机制问题现状及建议

公安社会救助是指社会成员因刑事案件、治安事件、意外交通事故等涉及公安业务范围因素，陷入生存困难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时，由国家或社会有关部门依法给予一定的物质或资金的救助和扶持，以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证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是现代生活中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有效手段。由于我县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网络，造成了因案件当事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和各类社会问题。今年来，我们结合正在开展的“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中，组织全体班子成员及办公

室、刑警、交警、治安、派出所等有关警种就建立公安社会救助体系进行了专门调研，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和建议，以期望公安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因得不到及时社会救助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应引起高度重视

在公安工作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交通事故当事人、受害人病情危急、生活无着落等需要社会救助的情况，造成一些当事人、受害人生活困难，因得不到及时救助，引发当事人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或出现过激行为，引发新的更大的矛盾，这种行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呈现出多发的势头。就我县来说为17件，为21件，达28件。对这些矛盾进行综合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㈠因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判决或案件暂未破获，受害人及其家属得不到民事赔偿，引发各类问题。近年来，我县平均每年发生致人重伤案件以

上的案件十多起。这些案件侦破后，虽然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处以刑罚，受害人有的得不到经济赔偿而生活受到影响；且部分受害人家庭困难，本人又遭病痛伤残之累而得不到救助；还有极少数伤害案件未得到及时侦破，而引发受害人上访。如：8月，江苏淮安民工高某在我县“金城云阁”房产工地打工，向工地的包工头吴某和季某两人讨要工资，因双方对其中8小时的工资给付存在异议，竟而发生争吵后互相推搡，导致动手打架。事后，高某双下肢瘫软不能动弹。2月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目前存在双下肢瘫痪，综合评定为轻伤。案发后因季无能力赔偿因此为逃避责任逃跑一直在逃。高某前后到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上访达50余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㈡因交通事故肇事车辆逃逸，受害人及家属得不到有效赔偿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县平均每年要发生重

大以上交通事故十余起，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平均每年有2至4起。虽经公安机关竭尽全力，但仍有一些案件未能侦破，个别案件虽经公安机关努力予以侦破，但案发当时因得不到救助，也引发了一些上访等问题。1月，云坛乡绽青山村徐某，驾驶无牌的三轮车，搭载乘客5人,行至云坛乡附近时车辆翻车,造成5名乘客受重伤的交通事故。在本起事故中因车辆为无牌车辆,没有保险,使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使得爱害人多次上访,并引发多次上门讨要医药费发生矛盾和纠纷。3月14日，石塘镇叶村坪村兰某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在云和县中山东路将行走的县技术学校学生魏某撞成重伤后逃逸，魏某家境困难,只能四处奔波求讨医药费。这种由于得不到救助，引发的社会各类问题矛盾在日益增多。

㈢公安机关在日常接处警工作中经常受理一些需要救助人员，因无专项经费，公安民警处置困难。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向社会承诺“有警必接，有难必

帮”，致使大多数需要救助人员均向110报警求助。据统计，我县每年110受理的群众求助达600余起，其中，有许多求助群众需要公安机关予以资金支持，但公安机关无此项经费，给处置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

二、建立公安社会救助机制的重要意义

公安社会救助体系是为保证公安救助制度的实施而形成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组织网络、物质技术条件等要素有机结合的整体。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容易产生各类社会矛盾，加之部分群众因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交通事故等原因受到伤害且得不到及时、全面的解决，更易引发各类社会问题，产生不稳定因素。而构建新型公安社会救助体系，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弥补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功能的不足，帮助陷入困境的群众解决燃眉之急并逐步改善生活。它不仅可以体现政

府和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还有助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我们必须把构建新型公安社会救助体系看作是维护社会安定的“稳定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由此可见，建立规范的公安社会救助机制，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好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也是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三、公安社会救助的对象、范围

从公安工作的实际来看，公安社会救助的对象、范围应该明确为四种：一是重大刑事案件当事人死亡家中困难人员或因受到伤害伤情较重但一时难以找到家属或家中特别困难无法得到及时抢救的人员；二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死亡或受重伤，但一时难以找到家属或交通肇事逃逸案未侦破当事人家中又特别困难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或妥善处理的；三是在清理非法用工、暂住人口过程中，发

现无钱回家、生活无着落的外地打工者；四是公安机关110接处警过程中发现的社会流浪人员、弃婴等无生活着落人员。

四、建立公安社会救助的对策

加大推进公安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力度，尽快形成以专项公安救助基金为基础，以医疗、民政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其他救助方式为补充的，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公安社会救助机制。

㈠构建新型公安社会救助的长效机制。新型公安社会救助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不能应付了事，更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建立规范有效的长效工作机制。一是要加强公安社会救助工作的领导，建立由政府牵头，民政、财政、公安、司法、卫生等有救助职能的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公安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公安社会救助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该活动的具体实施；二是要明确相关职责，对具有救助能力的单位的

具体职责进行规范；三是要筹措和整合救助资源，多方筹措救助资金；四是要规范操作程序，严格监督管理，对每项救助工作的原则、对象、程序、标准、款物发放等作详细的规定，对社会救助资金各相关单位设专用帐户，审计监督部门跟踪审计，保证社会救助资金的专款专用。同时，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建立公安社会救助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列入政府考核目标，增强刚性约束。

㈡加大对公安社会救助工作的宣传，营造良好氛围。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传关于公安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在全社会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户户支持，个个参与公安社会救助的社会环境。

㈢动员社会力量，加大对公安社会救助资金的筹集力度。构建新型公安社会救助体系，除政府推行的社会救助体

系建设外，还需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建立形成政府领导，部门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公安社会救助机制。要广开社会筹资渠道，特别要在民营企业开展“扶贫帮弱、回报社会”等各种形式的慈善筹资、社会捐赠活动；有条件的乡镇和社区也可建立专项救助基金。

㈣建立公安社会救助的具体途径。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据上级关于社会救助的有关规定，借鉴北京、青岛等地开展社会救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县实际，建议政府部门建立公安社会救助体系，共同保障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交通事故当事人、受害人病情危急、生活无着落等需要社会救助人得到及时救助，消除各类矛盾纠纷，增加和谐因素。一是通过财政拨款或社会筹集等方式建立公安社会救助基金，由政府统一管理，专款专用，确保在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得到及时救助。二是与有关医院联系建立公安社会救助绿色通

道，确保在需要救助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有关程序可以要求医院在未交付医药费情况先行组织抢救需要救助的人员。三是动员涉案单位参加公安救助。特别是对因监管不力，存在过错的单位参加救助也是一项重要的途径。例如我们在办理高某伤害案中，对用工监管不利的“金城云阁”房产公司多次做工作，使之认识到做为企业业主存在的过错行为，并积极参与救助，从而为该案的顺利息访创造了条件。四是民政部门要与公安机关建立救助网络，对于流浪人员、弃婴等需要民政部门管理的人员，由民政部门及时救助。四是要建立规范的救助程序，发现有需要救助的人员后，由公安机关基层办案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主管局领导及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报政府有关部门执行。

第三篇：劳动合同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劳动合同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摘要：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叉务的书面协议，是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根本保证，劳动合同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用工制度。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对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客、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加上劳动关系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劳动合同管理中不规范的攮作、欺诈、侵权等行为屡屡发生，从而引发劳动争议颇多。本文我将针对某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关键词：劳动合同 问题 解决方案

劳动合同制，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依法根据合同处理劳动关系的用工制度。劳动合同制对于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关于劳动合同的期限

劳动合同的期限是指劳动合同所规定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有效时间。《劳动法》第20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在此仅就劳动合同的试用期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试用期的问题

所谓劳动合同的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进行试用工作的时间。其目的在于保障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能互相考察，以维护相互选择的权利。《劳动法》第21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该条款的“可以”二字应看作是个选择条件；

换言之，双方当事人也可以不约定试用期。因此，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是授权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是否约定试用期，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当事人如果不约定试用期，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效力。

1、当事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约定试用期。按照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一般对初次就业或再次就业的职工可以约定。在原固定工进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转轨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原固定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不再约定试用期。”该条款规定过于笼统，很容易造成执行过程中的误解。对于再次就业的原固定工转签劳动合同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而规定：(1)再次就业换工种或换工作单位的劳动者，有必要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2)劳动者再次就业是在原来的单位，而且仍然从事原工种或工作，并且两次就业间隔时间不长，双方当事人的客观条件也没有重大变化，就没有必要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3)在固定工进行劳动合同的转轨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涉及到调换工种或工作，也有必要约定试用期。(4)对劳动合同期满双方当事人续定劳动合同的情况，如果涉及到劳动合同的条款发生变化，如工作任务发生变化，调换工种或安排其他工作的，也应约定试用期。

2、关于试用期发生中断的问题。劳动者因意外情况而经用人单位批准脱离工作岗位，意外情况消失后，试用期是否顺延的问题，目前劳动法律和法规并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应视该情况为劳动合同的变更，试用期期限可以由双方协商确定，出现意外情况，也应由双方及时协商是否顺延问题，应及时修改合同条款；如果未及时修改条款，应视为用人单位默认试用期没有中断，试用期满，劳动者即应转正定级。

二、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

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签订以后，尚未履行完毕之前，由于一定事由的出现，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行为。

（一）关于劳动者行使解除权的问题

《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劳动部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意见》第32条规定，只要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超过30日劳动者可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如果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立法上对于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授权不平等，只有劳动者一方享有无条件预告解除权。这一规定虽然是出于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初衷，但也使用人单位始终面临着劳动者走人缺员的威胁。一个关键劳动者的辞职，可能会使一个企业破产，无条件预告解除权无区别的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适用于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会导致因解除权授权不平等所产生的利益失衡加重。可根据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性质的不同及工作岗位的不同，规定不同的预告期。对于处于企业中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或重要技术人员解除合同的预告期应加以延长，可达至3至5个月。

（二）关于用人单位行使解除权的问题

1.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预告期统一规定为30天，也存在着过于单

一、不够灵活的问题，特别是对在同一单位工作时间较长的劳动者保护不利。应按不同情况规定不同预告期，但约定预告期不得低于同类情况劳动者预告解除的预告期。

2.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时，对用人单位行使解除权限制过严。我国《劳动法》

第26条第2款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用人单位可以预告解除劳动合同。这个规定问题在于实践中难以适用，因为“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的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容易引起争议，而且此规定也与实现劳动关系的流动性的目标相悖，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引进和劳动力资源的优胜劣汰、优化配置。应当允许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应具体规定“不胜任工作”的成立条件。

3.对经济性裁员制度，适用范围过窄，严格限定为“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这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种种情况；而且，裁减人员的选择缺乏原则性要求，仅规定几类不得被裁减的人员，而没有明确规定何种类型的人可以裁减，对法律中规定的裁减人员的范围应扩大，以“重大事由”来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将自由裁量权留给法官。

针对劳动合同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加快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的精神建设，更好的执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解决这些问题。

1、大力抓好学习培训和宣传引导工作；抓好对《劳动合同法》的学习培训和引导直接关系到法律的顺利贯彻执行；需要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学习研讨等方式、报纸、媒体广泛宣传等方式，有计划、有层次组织学习，重点宣传企业和劳动者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舆论氛围。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实施；

2、抓紧完善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从中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在坚持《劳动法》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框架基础上，不仅对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经济性裁员、经济补偿金等内容作了补充和完善，而且对用人单位民主管理、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竞业限制等内容做出了新的法律规定，是调整我国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是我国劳动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这部法律的顺利实施，要认真研究、对上海市以前制定的相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及时按照法定程序修订或者废止。当务之及就是需要尽快修订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抓紧与劳动合同法衔接，做到不留死角，以利于企业更好的执行法律。

3、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指导和管理；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要求的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三年行动计划，依法加强对用工单位的指导与管理，规范用人单位的劳动用工行为，比如建立职工名册、健全劳动合同制度，实现劳动合同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要结合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建设，组织开展劳动用工摸底调查，建立完善劳动用工的数据库，及时分析劳动合同的实施情况；加强对用人单位的动态管理；

4、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的处理力度。特别是在社会保险拖欠或者未足额缴纳上。建议加强工商、税务、劳动监察之间的联动。重点对区域内的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加大对用人单位违法情况的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的处理力度。进一步简化劳动仲裁办案的程序、切实提高劳动争议处理的效率，实现劳动争议快立、快审、快结，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和谐稳定；

5、积极推进劳动关系协调队伍建设。要以劳动合同法推进为契机，合理配备劳动关系工作人员。建议劳动仲裁部门可以学习浦东劳动仲裁院聘请兼职仲裁员的做法。积极开展劳动关系协调员的资格证书的培训工作，将劳动争议消灭在萌芽状态。大力搭建劳动关系的信息平台，实现管理和服务齐头并进，发挥它在劳动关系中的基础作用。

第四篇：检察院：加强完善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工作机制

对社会弱势群体能否实施有效的司法救助，是司法机关在服务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面对和完成的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和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履行者，检察机关在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依托自身的检察职能优势，积极创新履职思维，在检察环节主动完善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机制，使其享受

充分的法律保护，化解和谐社会建设的消极因素。具体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转变执法观念，消除执法思想障碍

执法思想是决定执法成效的前提条件。但是受传统执法思想影响，目前检察机关在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观念和思想上的障碍。如重打击轻保护、重数字轻效果、重结果轻过程等等，这些思想体现到具体的执法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对弱势群体保护职责履行的懈怠、甚至推诿，强调客观，机械执法。所以要在检察环节做好弱势群体司法救助工作，必须消除执法思想上的障碍，进一步确立以下三种执法观念。

平等的人权保护观念。这不仅是对于被害人而言，不能因被害人身份等状况的差异而在保护力度上存在差异；同时也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的，不能只强调通过打击犯罪保护被害人权益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相对于司法强制力保护下“公”权而言，作为个体的犯罪嫌疑人，“私”权保护状态必然处于弱势。因此在办案过程中，要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做到规范办案、文明办案，通过办案使各方的合法权益均得到平等保护。

积极的执法服务观念。要坚决消除被动执法和执法利己思维的影响，摒弃衙门执法作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服务大局的要求，主动把执法作为一种服务社会、服务和谐的方式，通过改良执法方式，提高执法的效果。

平和司法观念。即弱化刑罚报应和惩罚功能，将其看作是弥补犯罪损害的手段，从有利于社会关系恢复和被损害权益补偿的角度出发，通过协商方式，在加害人有条件承认错误、赔偿损失、改过自新的基础上，对其适用轻缓的刑罚，使其融入社会，恢复并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实现“无害的正义”的目标。

二、突出重点人群，提高司法救助针对性

客观地讲，检察机关仅是司法机关的一部分，其自身资源仅限于法律规定的职能。职能的局限性决定了它必须将司法救助资源集中于一些重点人群，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救助的职能功效。在具体实践中，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因生理原因导致处境相对弱势的人群。即在案件中出现的因在年龄、性别和身体或肢体功能差异而形成的权益保护的弱势，如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女性尤其是幼女，患有疾病、肢体残缺的人或聋哑人等。这些人由于在生理上的原因，造成其各项权益在社会活动中极容易受到伤害，而且进入司法程序后权益的自我维护能力相对欠缺。这部分人群既是政府和社会关爱和维权的重点，也是司法机关法律救助的重点。另一类是因经济原因导致处境相对弱势的人群。如广大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者等，这些人由于经济收入方面弱势，导致其一旦参与或涉及司法活动，必然在诸多方面处于劣势。为此，要在办案过程中突出对这一群体合法权益、特别是经济权益的保障力度，在伤害和损失补偿、办案时对其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无偿法律援助等方面要给予充分考虑。

三、创新工作机制，提高司法救助能力

长期以来，各级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工作，通过全面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并结合办案开展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室等形式，为弱势群体提供积极有效的司法救助。但是目前弱势群体救助工作面临许多新形势和新要求，一些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弱势群体维权工作的客观需求。为此，检察机关必须要依托职能，积极创新弱势群体司法救助工作机制，提升救助实效。具体到检察机关的工作实际，重点是要完善司法保护和司法救济两个方面的机制。

第五篇：完善社会救助

完善社会救助，关键在制度建设

现在，我国城镇公民基本上得到了宪法所规定的物质保障权利，贫者、病者、老者皆有所保。但是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还存在种种问题，具体表现为：农村社会救助地区不平衡；政府投入不足；五保供养难；农村社会救助无法律体系；司法救助不完善；有些地方缺乏教育救助；救助水平低，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社会救助项目单一等。

之所以发生以上种种问题，主要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做好立法、完善制度条例、加强监管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建立农村社会救助的专门法律。目前我国农村的公民对于宪法所规定的种种物质保障的权利部分不能得到，病者无医疗社会救助，失业无失业社会救助，贫者（灾者）所得到的定期社会救济和临时社会救济并非是“应保尽保”，往往只有16%——50%的贫困者。可见我国社会救助尚处于一种无法律可依、无程序可循的无序状态。正因为这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竟然还有些农村孩子买不起笔、本子、橡皮，上不起学；有些灾民拿不到临时社会救济款等。这时建立专门的社会救助法律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律规定在哪些领域哪些人可以拿到社会救助款，分别拿到多少救助款，如：医疗救助体系、教育救助体系等。

其次，完善各类工作条例。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水平偏低，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救助经费增长更是微乎其微。截至2006年3月，我国各地农村沿用的是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新形势、管理方式的变化，五保供养存在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如人均所得水平低等。由此可见，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刻不容缓。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完善条例，使之切实可行。只有这样，才能使救助对象摆脱贫困，而不是只起到道义上象征性的支持作用。

最后，加强对社会救助的监管。目前，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只要提出申请，他们的要求就能得到满足，因此都申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申请社会救助。而办事人员针对公民的申请，只是向村级民政联络员了解情况，“情况属实”就下发救济金。这样使一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得不到社会救助，失去了社会救助的意义。因此要注意发放救助金的方式方法，党申请人提出申请，办事人员可组织人去调查，看情况是否属实；调查过程中不可忽视村民的意见，可依向村民了解情况，看情况是否属实。这样才能达到社会救助金保障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使救助群众免于饥饿、免于死亡的目的。

可见，加强制度建设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关键。所以，我们要建立专门法律、完善工作条例、加强监管，推动社会救助体系更加完善，更好地解决困难者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