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需要

第一篇：中国的改革需要

中国的改革需要“给力”

近年来，“给力”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流行词。人们喜欢这个新词，不仅是因为其相当形象，而且能够直接表达人们想说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词类似于英文的“empower”。人们一 般把“empower”译成“赋权”，但“赋权”没有“给力”传神。这里讨论这个新词，倒不是要从语意学上来解读，而是想借此来探讨中国的改革动力问题。很显然，这些年里，尽管客观的情 况要求中国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换句话说，改革需要“给力”。

“给力”于改革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一个社会的制度都是该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制度的变革就不可避免；而制度变革的根源就是改革。任何 制度如果不能加以及时改革，久而久之就会累积起很多问题，最终发展到革命的程度。历史地看，很多革命都是改革不能“给力”的结局。改革是最理性的选择，但因为不能“给力”或者“ 给力”不够，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想看到的革命。

这个局面实际上就是现在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政治局面。这些国家在去过的数十年里，也有过相当辉煌的建设成就；但是一套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执政者就想“坐享天年”，不思改革，更不“给力”于改革，让制度落后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同时，经济的发展成果越来越聚集于少数社会群体，主要是既得利益，社会分化严重。这样就造成了两个极其分裂的世界，一个是富 人的世界，一个是“非富人”的世界。富人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因为财富越积越多，他们根本意识不到“非富人”世界的不满。而“非富人”的世界整天希望执政者改革，也一直呼吁着 改革，希望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出现，但富人哪里能够体会得到“非富人”的心情。既然执政者没有改革，而社会越来越不公正，“非富人”世界最终选择了自己“给力”自己的道路，那就 是革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最近的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说改革是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革命就是这两者间的恶性互动。很简单，一旦发生革命的形势，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要避免革命形势的形成，就必须“给力” 于改革。

放权让利“给力”社会

如何“给力”于改革呢？这还是要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来说。简单地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两者要互相“给力”，任何一方缺少了另一方，都难以“给力”。在任何社会，处于中间层的既得利益都很难成为改革的动力。中国唐朝的柳宗元早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在皇帝、大户和民之间，要推进改革，皇帝和民必须互相“给力”，才能克服“大户”（即中间层或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今天中国改革缺乏动力，就是因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间又不能互相“给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给力”的结果。在1980年代，当时的执政者“给力”社会和人民，最形象的说法或者政策口号就是“放权让利”。“放权 ”就是中央政府“给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给力”于人民；“让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给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给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给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满了巨 大的动力。如果不“给力”于农民，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功；同样，如果不“给力”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难以成功。

中国“给力”于社会的第二波，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一波更大规模的“分权让利”运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给力”社会的过程。国 家在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给力”自己）的同时，把大量中小型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民营化。尽管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之后造就了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大发展。以中小型企 业为主体的非国有部门，很快就超越国有部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动力快速衰退，最终发展到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改革不“给力”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1990年代后期以来，被“给力”的既不是中央权威，也不是社会，而是既得利益。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力量，这很有必要。但94体制是否真的“给力”中央政府？这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具体分析。94体制的确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 力，但是并没有“给力”于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体制“给力”于中央，使得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和财富差异也在以同 样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给力”自己的同时，没有“给力”于社会。除财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情形。概括地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局面是“集权不 让利”。这种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富民穷”的结局。

“集权不让利”在导致“国富民穷”局面的同时，大大“给力”了既得利益集团。1990年代后期以来，既得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之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有三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 关键的角色。首先是经济的扩

张。不难理解，如果“分权让利”条件下的经济扩张，“给力”的是社会，在“集权不让利”条件的经济扩张，“给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所处的战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的份额自然也就越大。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举措。因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额，本来就要比社会大，为 了避免社会和既得利益之间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来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导向社会。但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两次危机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更加被 “给力”，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有效应付危机，通过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财政、金融和其它的）导入既得利益群体（如国有企业 和地方政府）。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较之社会，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希望通过它们来有效抵御危机。

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硕大无比。无论是社会还是中央政府，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无办法，正在导致诸多恶果。

社会不仅没有被“给力”反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剥夺的对象。这些年来，中国尽管经历着高速经济的发展，但社会也遭严重破坏。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是通过破坏社会的方式，来追求 高速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目标仅仅是它们自身更大的利益。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领域，无一不是既得利益集团谋取暴利的地方。既得利益一方面把社会成员推入由它们操纵的市场领域，另一方面则破坏着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社会领域。现在，在上述社会领域破坏得所存无几的情况下，既得利益者又转向了社会生存的最后一个领域，即土地。

其次，既得利益正快速地弱化甚至瓦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这种情况体现在各个过程之中。既得利益可以阻止任何有效的中央政策的出台或者实施，可以绑架中央的政策（例如房地产政 策），让中央的政策导向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也可以操纵中央政策的制定，赤裸裸地挟持中央追求私利。更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切断了中央和社会的关联，因为它们深知这种关联是对既得 利益自身最大的威胁。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自己可以装成看不见、听不到，也可以装傻。不仅如此，它们可以尽一切所能，封锁、截留、改变信息，让中央也看不见、听不 到。一旦中央有对自身不利的改革声音，它们可以动用一切力量来封杀、曲解，让其很快消失。利益集团自我“给力”

最令人担忧的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具备了自我“给力”、自我发展的能力。它们凭借着自己巨大的能量，不断开拓着新的财富和权力领域。不管社会怎样抱怨，无论执政者怎样想改革，它 们都会是无动于衷。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操纵权力和财富，既得利益已经成为相当独立的力量。尽管它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利益纷争，但是在抵制中央和社会要求改革的方面则有 惊人的一致性。一句话，它们让改革成为过去式了。

既得利益集团互相“给力”，追求私利，而不管国家的整体利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这些整体利益是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追求的。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执政者不能追求 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其合法性必然衰退，最终产生深刻的执政危机。这已经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为铁律；不然，人们也不会看到上述柳宗元如何克服“大户”阻力的论述了。

今天国际上所发生的和中国内部越来越甚的社会矛盾表明，必须“给力”于改革。执政者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执政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暴力会接踵而 来。但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都无能“给力”自己。不过，从柳宗元的论述，人们也可以看出，“给力”改革是可能的。这里，执政者本身是关键。在中国的政治 结构中，政府如果要“给力”改革，就首先必须“给力”于社会；只有“给力”于社会，社会才会“给力”于政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社会力量都是关键。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改革还是革 命，则取决于政府“给力于谁？”的选择。

第二篇：浅析中国改革

浅析中国改革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些改革问题分析

【摘要】中共十八大中提到了很多的改革问题，在中国的世纪初的十年发展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有政治、经济、民生等问题。随着新一届党的领导人的上任，国家将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笔者通过自身见闻，试图对改革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 十八大

绪论：今年11月份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中提到最多的还是改革问题。笔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对十八大报告有所见解，略以拙笔记之。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在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腾飞现象，国民经济总产值达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经过2008年的世

界性的经济危机，我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这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笔者将根据笔者自身经历以及听闻，对十八大前后的教育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其他的民生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一、政治改革问题

我国实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并且始终是我国的执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更好的领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也需要不断的完善自身，发展自身，使得党能够始终保持领导地位。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江泽民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社会顺利进入新世纪。顺应社会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到需要建设新型的顺应时代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性的提出了怎么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党的思想。对我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经济的腾飞造成了大批的党员干部思想受到腐蚀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贪污腐败的问题。其次，大部分党员干部在领导政务的过程中没有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管理科学，使得一些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出现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现象。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对这一批领导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得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做好新一代的领导人。

第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力度，使得其能够学习到先进的管理制度，能够在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建立起政府的公信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

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能够真正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社会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部分党员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被糖衣炮弹攻击到无所适从，最终陷入了错误的泥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的败类，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这种现象不仅仅使得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更是对于社会风气有了一个不好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掌握着我国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其实就是中国人民政府的腐败问题。由于腐败导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其加剧了本来就已经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等级思想。使得广大社会的有识之士对社会的发展失望，从而做出一些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因此政治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党纪，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

自“***”之后，十八大以来，中国查处了大部分混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被侵蚀的贪污腐败的官员。随着党纪的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会得到长期的发展。

二、经济改革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却也产生了很多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过大，随着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的恶化，经济发展将会遇到很大的瓶颈。十大大报告中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1]因此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发展的核心就在于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逐渐实现科学发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异常缓慢。因此要不断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技带动经济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使得三驾马车共同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于发展生态型环保型的经济。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必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一方面是保护国内的环境，使得经济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经济的科学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使得全国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必须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断增加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使得中国人民能够抵抗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的波动。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够广大的人民所认可。

三、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点，十八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民生问题，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2]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解决民生问题始终是发展的目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助力。鉴于笔者水平问题，在本文只是就教育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教育是民生之本，是国家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国家得以培养大量的人才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生力军。随着现代社会科技对经济影响的日益加深，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但是新世纪前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于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因此在这一方面国家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为大学应届毕业生提供平台可以进行自主创业或者提供就业机会。其次，需要对高校进行改革，使得高校的教育能够使得大学生更适应社会。对于研究方向的学生，国家应该提供支持，使得其能够专心学术研究，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的综合软实力。

基础教育方面，教师资源的缺乏、教育设施的不足始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极大的瓶颈。国家一方面应该鼓励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选择进入教育学校学习，最终进入教育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投入，为教师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建设国家精品课程，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发挥政策的力量，改革教育体制，避免教育出现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教育的主要部分是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的主体是教师，因此要改变教育现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升教师的教育水平。

另外，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的发展，国家应该需要重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一方面是留守儿童问题，另一方面是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在短期无法得到解决，需要国家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大的力度。其中主要是农村教师的培养以及农村社区的管理。农村教师的培养很大一方面在于农村的教育基金的不足，使得大量的农村优秀教师资源流失。这一个问题需要发展农村经济，转变教育类学生的思想观念以及农村管理者的理念，使得农村能够自主解决教育基金问题，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则需要城市管理者作出努力。鉴于城市教育机构的盛行，我们可以尝试学习法律援助，规定注册的教育机构的教师每年或者没十年承担一定量的义务的子弟学校的教育。另外，笔者一向比较重视大学生在教育方面的生力军作用，可以发展大学生义务教育者，承担一定的子弟学校教育任务。

第三篇：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

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

《传播学论坛》2006年第12月29日作者： 查有梁

2001年6月8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掀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如果让广大教师好好研读这个文件，结合各地的教学实际进行课程改革。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办法，相信广大教师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从师生中来，到师生中去，允许对《纲要》进行多角度的解读，渐进地、稳妥地进行课程改革，这有可能让新一轮课程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这个《纲要》专门在题目后，写上“试行”这两字，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纲要》已“试行”了6年了，小学已经过一个周期，初中已经过两个周期了，应当以科学态度，认真总结“试行”的经验和教训。应当允许不同意见都得到平等地、充分地发表机会。

《纲要》刚发表，于2001年8月就出版发行了，由朱慕菊主审，由钟启泉等人主编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另一标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以下简称《解读》）。官员与学者结合，在全国范围强力推行对《纲要》的唯一一种“权威”式的《解读》。一位教师希望我一定要看一看，我看完《解读》之后，深为焦虑。其中，有不少章节是一些学者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有学术价值的。但从一个整体看，将这些成果组合在一起，作为对《纲要》的权威“解读”，问题就大了！“部分”好不能保证“整体”好。整体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线性叠加”。《解读》洋洋近40万字，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让人抓不住要领。其中，有不少关键处都采用较为绝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理念太好，但难以操作；理念太高，但很难实现。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教育内部也一直在进行相应的课程改革，《解读》几乎无视这些课程改革的成功之处，试图从2001年《解读》开始，重新开创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我国改革开放最成功之处是采用“渐进式”的改革。但从《解读》看来，课程、教材、教法、学法，都必须来一个“根本转变”要“突变”。经过6年新课程改革的“行政推动”，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急需解决。最近，我在一次讲学中，一位当过教师的农村镇长质问我：“这种运动式的、突变式的、大跃进式的课程改革，叫我们广大农村教师无所适从，你说，对还是不对？”对此，我内心深感震撼。

钟启泉教授在《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15日）发表《对话》，标题是：《义无反顾奏响课程改革进行曲》。仅就《对话》来看，我认为，作为这次课程改革的专家组组长，他没有认真“反思”，没有认真思考许多同行专家的批评。他仍在坚持对《纲要》最初的《解读》，而且还有“发展”。别的专家持另一种“解读”影响不大，但钟启泉教授，作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组长，如果对《纲要》“解读”稍不正确，影响可就大了！我认为，《对话》对“课程改革”仍有明显“误导”。仅就《对话》一文看，就有五点误导。

误导之一：“教育基本价值的转向，这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从强调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转到强调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

这又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纲要》中，看不到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理解。这对“课程改革”是一种误导。这种误导，很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对基础教育的指导

方针都是大众的“普及教育”，“精英教育”一直受到严厉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认识到“普及教育”的同时，需要“提高教育”，于是，给“精英教育”留下了生存空间。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采用“非均衡”的发展战略相一致。环顾全球，尤其看看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他们都是“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同时并重，波浪式地发展，而并非用一个否定另一个。在大众教育的基础上，认同精英教育；在精英教育的引导下，发展大众教育。“大众”与“精英”没有等级差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大众中要涌现精英，精英要服务大众。“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这是辩证法。采用这种辩证思维这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发展“大众体育”的基础，实施了“精英体育”，在世界比赛中，包括奥运会上，取得了许多“金牌”；中国发展了“大众教育”，却拒绝或没有真正实施“精英教育”，导致在科学、技术、文化的前沿领域内，原创性的创新很少；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至今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中国实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十分需要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大量“精英”人才，通常称为“杰出人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简单选择“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这样的价值观。否定“精英教育”，只采用“大众教育”，中国就没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可能建设“创新型国家”。

误导之二：“把‘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与‘知识与技能’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和学生学习、生活与发展的场所。”

首先，把“知识与技能”只作为“三维目标”中的“一维”，就决不是《纲要》的本意。知识重在“逻辑性”，是“认识世界”；技能重在“操作性”，是“改造世界”。知识与技能是有关联的，然而又决非是同一的概念，不能作为“一维”看待。我国教育界重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即所谓“双基”。从来没有人认为重视“双基”是错误的，也从来没有任何教育理论论证过重视“双基”是错误的。《纲要》是重视“打好基础”的。

其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连在一起使用，这是从外国引进的。在中国，“价值观”是与“世界观”、“人生观”联系起来使用的。课程目标的“每一维”上都有“价值观”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知识”、“技能”、“态度”、“方法”对学生更有意义，都涉及“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哲学层次的大概念。在中文里，将“价值观”仅仅与“情感态度”相联，至少是词义搭配不当。

第三，“过程与方法”作为一维，也不妥。在“科学方法论”中，没有这种看法。把重“过程”这种方法，上升到与“所有方法”等价的地位，是片面的。重“过程”可以认为是重“历史”，在“科学方法论”中，“历史”应当与“逻辑”相结合才是较为科学的方法。

钟启泉教授最大的误导在于，他强调“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的场所”。这绝对不是《纲要》的要求。《纲要》是从整体上提出这些目标。当前，新课程改革中，要求教师每一节课中，仅仅有40分钟，一定要落实“三维目标”，这必要吗？这可能吗？在基础教育中（1～9年级）一节课的教学，一定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这正是百年来广大教师的教学经验。教师们在过去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认识到教学要“从实际出发”，“抓主要矛盾”。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必须专一，不可能完成太多

目标，目标过多，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目标都落空。哪有可能一节课面面俱到，要“落实三维目标”？这真正害苦了全国的中小学教师！一节课要求教师仅仅写“教学目标”这一项就要写上几百字。这是典型的“新八股”！教学是艺术，要在全国范围推行一种作法，不可能成功。“情感态度”，还有“价值观”，等这些目标，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目标；是隐性目标，不是显性目标；是整体目标，不是局部目标。“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这些目标不可能在一节课内“落实”。一节课中，一定要求教师“写出”所有的“三维目标”，这几乎成为“新课程改革”的“标志性建筑”。这就难怪引起许多教师的反感。钟启泉教授公开声言：“现在绝大多数教师不合格”。无意之中就人为制造了“冲突”的隐患，这肯定远离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

误导之三：过去的课程实施，“这是一种‘忠实取向’的实施观”，“而在新的课程实施中更注意‘创生取向’”；“我们面对每一个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而且是学习的主权者”；“教师即课程”。

钟启泉教授经常提出一些“新概念”，别人不知有什么“内涵”，这又是对课程改革的误导。对“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忠实取向”有什么不对？“创生取向”如何实施？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而且是学习的“主权者”？“主权者”是什么意义？“主权”有多大？“教师即课程”，是指课程的“部分”，还是课程的“全体”？“教师即课程”了，“学生的主权”又如何实现？钟启泉教授在《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一文中，还有一句话：“课程即体验”。“教师即课程”，“课程即体验”，那么“教师即体验”了！教师与课程，都游历在“体验”这一较为初级层次上，教学能提高吗？广大教师看不懂，许多同行专家也读不懂。

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问题提出后，经过努力得到解决，实践证明为正确，于是，新的概念就逐渐形成了。“问题解决”，“概念形成”，“方法产生”三者是一致的。这是概念形成的真实过程，这是有“认识论”根据的。钟教授只是提出预设的“新概念”，让人不知所云，这些“概念”不是在课程改革实践中“生成”的，又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只是为了追求新概念而建构新概念。新课程改革中不应该采取这种“反认识论”的思维方法。

误导之四：“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

将“本国国情”与“国际发展”和“时代发展”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但是“国情”本身也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教育领域中的“课程改革”是中国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而非“突变式改革”。另一成功经验是：不断深入反思，进行改革的调整，使经济运行能“软着陆”，从而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和向前推进。但是，2001年以来的课程改革，在许多教师看来是“突变式”、“运动式”、“大跃进式”的改革。《纲要》的主体精神是正确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对《纲要》的《解读》却主要采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反辩证法的《解读》。连本国国情都不顾，更不说与“国际发展”联系了。尽管有不少资深教授和资深院土，及时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专家，几乎一概

拒之门外，还讽刺为“发霉的奶酪”。对于新课程改革而言，这就谈不上深入反思，及时调整，使“飞得太高”的“课程改革”很难“软着陆”。资深教授批评新课程改革不顾“国情”，钟启泉教授反而又回敬为“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同时，又在理论上提出“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一看法，在哲学上是不对的。从辩证法看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看不到“对立”，如何统一；否认了两者的“对立”，即看不到两者是有差异的，怎能引导“课程改革”真正“合符国情”呢？

误导之五：“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以‘一纲多本’替代旧课程的‘一纲一本’，这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轻易退却。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义无反顾地奏响改革进行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课程是采用“一纲一本”，其优点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质量较好，错误较少。当然，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一纲一本”有明显的不足。早在80年代，我国已提出并实行“一纲多本”了，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教材仍旧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一纲多本”。问题是：“一纲一本”不行，“一纲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目前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就多达十多种了，“多”就一定好吗？实行“一纲多本”，采用“市场竞争”，又必须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质量如何？错误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没有“贪腐”行为？教师和学生们对使用新教材的真实感受如何？实际效果如何？等等，这是必须认真总结的。改革是必须的，不能说自己的看法就是“改革”的代表，别人不同的看法就是“反改革”。

《对话》中，钟启泉教授也说了一句话：“我们需要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我十分感动！

我非常赞成，以《纲要》精神为主的课程改革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我2001年读钟启泉主编的《解读》，到读2006年这篇总结性《对话》，其中，都有“非此即彼”的“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同时，还重建了许多“新概念”，让同行专家也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反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这些，真的误导了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只有真正地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克服“生造概念”的思维方式，同时要坚信广大教师的能力，渐进、稳妥地进行，才可能最终实现“软着陆”。

广大教师们十分期望新课程改革继续深入下去，但必须尽早“软着陆”，着陆在文明的中华大地上。

钟启泉教授，请原谅我！“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我不得不尖锐地、直率地写下这种我内心本来很不愿意写的“批评式”的文章。

第四篇：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

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

2013-05-07

国有企业改革在很长时期里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过去几年里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沉寂下来，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所谓“国退民进”的现象。同时，从2003年以来国有部门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到位，再谈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当前形势下，很有必要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清醒判断国有经济的表现

国有经济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正确的判断，这是制订国有经济改革政策的前提。现在有些机构或者学者的判断就是，国有企业效益搞得好，为什么要改呢？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改革的必要性不大，至少改革的紧迫性不强，因为根据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实用主义改革逻辑，没有必要出于一种教条而改革，更无必要为了改革而改革。但我却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国有企业与十年前相比的确更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世纪末的改革红利和本世纪前几年的重化工业景气带来的；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总体而言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

国际上最通用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采用净资产回报率（ROE）指标来衡量效益。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报的数据来算，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明显地低于私营企业，也低于外资企业。如果以税前实现利润来计算，2003年的时候国企和私企的这个指标还差不多，私企13%，国企12%，200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略微高于15%；民营企业已经是23%了，非常平稳地上升，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有点下跌，但已经越来越多地领先于国有企业。还有一个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来衡量效率。几乎所有经得起推敲、具有引用价值的的研究都显示，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一项研究表明，过去30年国有企业TFP年均增长大概1.5%，而私营企业是4.5%。无论是ROE指标，还是TFP指标，在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最快最明显的时期，都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尽管过去十年是国有企业盈利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实际上盈利集中在少数具有所谓“市场力量”的企业，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的亏损数达到30%以上。而民营企业的亏损10%多一点，10%亏损率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正常的。

当然，有些学者也会强调国企效率较低是因为国企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但现在所能得到的所有分析都是零碎的、不具备引用价值的。我个人承认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判断。

国有企业即使跟十年前的面貌相比有很大改观，也是因为上个世纪末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制重组，这些年来一直在享受改革红利。而上一轮改革的边际效果逐年递减，如果仅仅坐享其成，以前的改革红利将消耗殆尽。因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世纪末改革之后几年，国有企业ROE大幅度地提高，而2007年之后它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下降趋势。当然，国有企业200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壮大，也与这一轮重化工业景气有很大关系，因为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化工业领域的大企业。但问题在于，重化工业的鼎盛时期也会过去，重化景气带来的红利也会消失。

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方面的成绩也成了许多人争辩国有企业优越性和竞争力的证据。但我们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是明显比民营企业低很多。这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入的创新资源取得了多少创新成果就可以比较出来。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比较，比如说，国有企业每投入一亿元研发支出所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大概是18，而民营企业43，差距不只一倍；国有企业每100名研发人员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3.7，民营企业是7.4，差距也不只一倍。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一倍以上，这个是中国科技统计研究的官方数据。

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ROE、TFP、创新效率等典型指标来看，其总体效率明显不如民营部门。但是许多经得起推敲的严肃研究都发现，国有部门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是以相对较低廉的价格占用了重要资源，并且国有企业天然的“政商联结”加重了这种情形。想一想，效率低的部门反而能以相对低廉价格获得更多资源，这是什么情形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有部门存在大量的经济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对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资源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经济租和营业利润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基本没有，老百姓没有享有应有利益。国有部门大约雇佣了三四千万员工，员工当然得到了工资收益，但这些人只不过占我们全部人口的3%、全部从业人员的5%、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0%，所以并没有惠及

多数人。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没有”。从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改不是很清晰吗？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

中国过去30多年平均每年9.9%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意味着要不断投入经济资源，投入大量的要素来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如果通过国企改革，让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更多的资源，而缩减效率低的国有部门规模，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完全不需要这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就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速，这非常有利于一直讲的转变发展方式。依靠这么多的投资和大量的资源消耗、资源投入来维持高经济增长，发展是根本没法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方式转变进展不大，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处于粗放、低效率的发展状态。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和测算，现在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当中，国有部门的强势以及同政府存在天然的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使它更容易获得资源和各种商业机会，政府隐含的担保和救济也使它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较多资源，使资源配置扭曲、竞争无法平等。而民营企业为了抢夺经济资源，可能会采取更加不理性、不光彩乃至不合法的方式，这样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政商联接”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不是效率提升大竞赛和自主创新大竞赛，最后的结果是，高增长伴生着严重的过度投资和信贷膨胀以及金融隐患，公司治理和宏观审慎出现严重问题，收入分配扭曲和财富掠夺成为常态，而高增长也将戛然而止。看一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状况吧，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国发展阶段的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已经使国有部门的低效、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对平等竞争环境的妨害成为一个愈发紧迫的现实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客观地讲，国有企业加上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还是能够发挥较大作用，因为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对产业结构的选择、对产业技术的采用、对产业组织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拷贝、模仿和引进，这些因素几乎都可以是“外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的可靠“平台”，国有企业可以较好地充当这样的平台。现在许多地方积极引进央企，其实是在通过引平台来抢资源。但是

随着中国一步一步地接近追赶式发展的边界，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遇到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我称之为内生平衡增长阶段。如果不能顺利地从追赶式增长转入内生平衡增长，发展就有可能停止，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再要顺利转入内生平衡增长，就必须更加依靠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效率提升竞赛，而不是政商联接和资源投入竞赛，此时国有企业在过去的优势就会丧失并成为阻碍。因此，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其实就是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

即使不考虑发展阶段的转变，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也不能拖延。看起来2003年国有部门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周期律的体现。现在是改革的进程在与国有企业的兴衰周期律赛跑。国有企业有它的兴衰周期律，过去几年是第二轮黄金时代，现在应该是进入了第二个白银时代，如果不改革，将会陷入第二个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这是一种非学术的表述。到那个时候被动地进行改革重组，代价会更高。上世纪末的改革给本世纪带来了改革红利，但付出了高昂代价，大概有2万亿的改革成本，而那时候GDP一年才8万亿，占百分之十几的GDP，多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再次拖延改革进程，若干年之后，改革成本将大得多。这些代价其实最终还是由老百姓买单。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产权改革是核心。通过整体出售等方式推进中小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改造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全国有12万多家国有企业，小型企业超过10万家，占85%，中型达到1.4万家，占11%，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35%，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的改制出售可以大力推进。即使按照国资委分类的一般生产加工企业也达到2.5万家，占全部国企20%以上，商贸服务和其他企业超过6万家，占50%以上，这些行业的许多企业都可以整体出售。但是重点和难点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母公司。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体改制这条路。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全部是国有独资的。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是按照后来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中国是很特殊的一类企业，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结合，现在要搞现代公司治理，又不说推进对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体改制，可以走法人整体上市这条路，但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等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之外，还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上应该思想更加解放。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总体而言，应该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也有少数国企可能暂时不太适宜推行全局性的产权改革。这包括三类企业。第一类是自然垄断，包括电网、基础电信和一些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等）；第二种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如航空航天；第三类是承担普遍性服务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如邮政和市政等。对于这些企业，应该加强政府监管，并改进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这三种之外的都应该产权改革。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上述三类企业也可以进行分拆和引入竞争，这样也有可能在某些环节进行产权改革。

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完全民营化，可能长期保持一种混合所有制状态，这也是可以的，关键要加快国有股的证券化，提高国有股的流动性，从而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民企的逐利动力更强，合规意识乃至守法意识更弱，社会责任和社会诚信比较缺乏，再加上一些官员参与的腐败，民众对许多民企其实颇有怨言。也就是说，学者可能看重效率，而民众可能更看重效率之外的东西。因此上述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一定时期保留还是有必要的，哪怕牺牲一些效率。同时，民企必须要加快提高合规意识和守法意识，增强社会诚信和社会责任。

大型特大型国企如此改造之后，其中的国有股如何管理和运营？可以设立相应的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来持有这些国有股，对国有股进行管理，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完全可以效仿中投或者汇金，不断追求国有资本的回报，提高国有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形成现代化的国有资产组合。可以预期，现代化的国有资产组合将成为我国国民的一笔巨大财富，通过支持社保体系和民生投入等途径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所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国企改革应该是“国资变社保，国企变民企”。这样就能使国有资产从“全民没有”以全新方式重新回归“全民所有”。

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

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三十多年前的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重高达80%，经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国有部门的崛起和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国有部门大刀阔斧的改革，到2004年已经急速地下降到了30%左右，之后几年也有温和下降，到2010年已经降到了27%。国有部门尽管目前体量庞大，并且在资源获取上有较大优势，但由于活力和效率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明显处于弱势，国有部门产出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会自然下降。在2003年之后国企状况较好的这

几年里，工业当中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一般都高于国有企业10个百分点以上，营业收入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按照这样的趋势，即使不进行主动改革，到2030年，国有部门的产出在工业中的比重将会自然收缩到15%以下。如果通过主动改革消减国有部门的规模，到2030年，甚至远远早于2030年，这个比重可以降到10%以下。

降到10%以下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如果国有部门还保持这么高的比重，无法显著纠正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保持较高增长率，而不断下降直至到10%的水平，国有企业将主要集中于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以及其他极少数特殊的行业，就不至于对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构成实质性妨碍，也不至于对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治体系构成实质性妨碍。实际上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降到这样的水平，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得以确立。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文魁来源： 《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

期

第五篇：中国军校改革

中国军校改革：增加士官学校减少军官

院校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2年01月06日 09:57 中国青年报微博

资料图：中国军校举办陆军国际学员周交流军事技能，图为外军学员体验解放军95式步枪射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军校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军情的发展之路。全军院校会议则是每次中国军校进行重大改革的标志。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强力推动，中国军校才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和不完整，走向成熟、规范和完整。

2011年，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这是一次在我军院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提出了诸多改革措施。

通过调整结构建构起了新型军校体系

结构决定功能。院校体系结构是发展军校教育、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校长期划分为指挥院校和工程技术院校两大类别，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培训，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高等两级培训的体制。

在2003年举行的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上，打破了这种已经施行50多年的军校体系结构，搭建起新型军校体系结构。新型院校体系与以往最显著的差别是，将指挥和工程技术两类院校调整为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两类院校。实行生长干部学历教育、干部任职教育分别由学历教育院校和任职教育院校承担，建立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完全分离的体系，有利于发挥两类院校各自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但2003年提出的新型院校体系仅仅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距离“完善”的目标体系还有较大的差距。这次院校会议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优化了军校体系结构。

一是整合了军校数量。按照资源整体优化的原则，这次调整，从军校绝对数上看比第十五次院校调整时减少了4所。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提高院校培养效益，对少部分重复建设、规模小的任职教育院校，进行了资源整合。如对一些步兵、炮兵、通信、军交、空军飞行等数量偏多、资源比较分散的院校进行整合和合并。空军6所飞行学院整合组建空军哈尔滨、石家庄、西安3所飞行学院。炮兵指挥学院和炮兵学院南京分院合并组建为南京炮兵学院，海军飞行学院和海军的两个训练基地合并组建海军航空兵学院。在改建部分士官学校的基础上，士官学校数量由4所增至8所，军官院校数量实际减少了5所。

二是调整了学历教育院校与任职教育院校比例。这次调整，按照学历教育院校“高度集中”、岗位任职教育院校“高度细化”原则，减少了6所学历教育院校，增加了两所任职教育院校。这一减一增，学历教育院校由过去占院校总数的32.9%降为25.4%，任职教育院校由67.1%提升为74.6%，进一步突显了任职教育在军校体系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三是重新划分了任职教育院校类型。为解决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完成多样化任务急需人才的培训能力不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训体系不够合理等问题，这次院校调整将任职教育院校划分为联合指挥院校、军种指挥(系统)院校、兵种(专业)院校和士官学校四类院校。新的任职教育院校类型，是这次院校调整改革的重大突破。

四是重构了任职教育院校层次结构。院校层次结构，是军队院校在纵向上不同等级院校之间的构成关系。为适应指挥军官逐级培训制度改革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要求，这次院校调整在培训层次上，把过去培养指挥军官的初、中、高三个培训层次，调整为初级指挥、兵种(专业)指挥、合同作战指挥、联合作战指挥四个培训层次。

通过优化模式完善了军校培训体制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完善培训体制是军校改革的关键，也是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调整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这次改革一是完善了依托国民教育体制。实行军队生长干部由军队院校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是我军干部培训体制的重大创新。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的50年里，军事人才的培养一直是由军校独立承担。2000年国务院、军委颁发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拉开了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序幕。2003年军委《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提出，逐步实现军地通用人才主要依靠地方院校培养，到2010年依托培养军队干部的比例达到60%。到2006年，全国已有112所高等学校承担了国防生培养任务。

为进一步完善依托培养体制，这次会议着眼于军队建设实际，从总体上适当减少了依托地方院校培养比例；为保持军队特色、强化作战指挥，会议还特别强调军队主战兵种指挥军官和其他特有专业军官仍立足军队培养；为加强国防生管理，提高培养质量，适当减少了承担国防生培养任务的地方高校数量，进一步完善制度；着眼地方大学生参军入伍逐步增大的实际，调整依托培养政策，把地方大学生战士提干纳入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生长干部的范畴。

二是明确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训体制。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要求贯穿指挥军官培养全过程，逐级建立分工明确、衔接紧密的培训体系，是这次院校调整改革的重要成果。

会议明确指出，要逐步推行指挥军官任职培训入学考试、资格审查和差额录取制度；中级任职教育院校，要侧重联合作战基本理论和军兵种运用教学，培养学员指挥本军兵种部队参加联合作战能力；高级任职教育院校，要侧重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理论与实践教学，培养学员战略运筹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三是完善了生长干部“合训分流”组训方式。第十四次全军院校会议提出“合训分流”，十多年的探索表明这种新的组训方式，有利于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基础与培养岗位任职能力。为解决当前“合训分流”组训方式“合得不够”、“分得不全”、“配合不力”的问题，这次调整改革按照规模化、集约化培养人才的思路，进一步减少了学历教育院校数量，增加了任职教育院校的数量。如将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军事交通学院调整为任职教育院校等。在人才培养总体设计上，重点突出指挥人才四年“合训”与“分流”两个阶段的衔接。优化“合训分流”教学任务分工，前三年“合训”阶段，在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基础的同时，完成全部军事共同课目训练，加大军政训练比重，强化军人基本素质和领导管理素质培养；后一年“分流”阶段要贴近学员任职岗位，重点进行军事专业训练，加强第一任职能力培养。

通过优化布局改革了军校研究生教育

从20世纪80年代初军队恢复学位制度和发展研究生教育以来，主要是为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以单一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主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难以适应军队建设需要，急需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001年军队学位委员会提出，军队研究生教育由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战略转移。2002年总参、总政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的通知》，批准国防大学等军队院校开展教育试点，标志着我军走上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

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在总结我军研究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针对高中级任职培训与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招生的主要对象一致、主干课程相近、培养目标相同的实际，实行指挥类研究生教育与任职培训融合式培养制度。会议还提出要合理确定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比例，2020年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占全军研究生培养总数的比例达到50%。要调整学位层次结构，使博士、硕士比例，学位授予数量与军事人才培养规律相适应。

通过调整任务改建了一批新型院校

当前，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推动下，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作战样式、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许多国家把培养具有信息化作战指挥能力的指挥官、信息战专家和信息技术人才作为应对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基本任务。

为较好地适应新军事变革形势需要，这次院校调整在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基础上，调整改建了战略预警、特种作战、国防信息、陆战、空降、边防等兵种和专业院校。如将通信指挥学院改建为国防信息学院、空军雷达学院改建为空军预警学院、西安陆军学院改建为边防学院等。改建这些院校，可以较好地适应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建设需要和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需求。

此外，这次军校改革还将部分军校校名进行了调整。如将后勤指挥学院、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分别更名为后勤学院、装备学院；将防空兵指挥学院、工程兵指挥学院、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分别更名为防空兵学院、工程兵学院、防化学院。通过改名使中国军校体系结构更加成熟、更加规范。(邱蜀林 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