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她动力（含5篇）

第一篇：改革需要她动力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我们在草木萌动的初春，迎来一个美丽的日子，请向身边的女性朋友致敬，请为我们的姐妹祝福。

这是第104个国际劳动妇女节。一个多世纪以前，它的设立，鼓舞全世界劳动妇女为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中国的妇女运动发展到今天，妇女事业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已成为社会进步和人权状况的鲜明标志；妇女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女性正以自身活力和风采展示着中国形象、传播着中国故事。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女代表、女委员们履行职能、行使权利的身影，让大会平添亮丽的色彩，展现出一个文明社会和现代国家的魅力。

当然，妇女解放的事业仍然在路上。性别歧视这一顽疾，带着历史与文化的惯性，仍在社会生活中频频现身。眼下正是毕业生求职季，不少女大学生遭遇就业性别歧视，明目张胆拒绝的不少，含糊其辞婉拒的更多。再比如，尽管我国各层次女干部比例稳步增长，但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只要有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存在，妇女解放自身的努力就不能停歇。

“娜拉走后怎样？”91年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上，鲁迅先生发出此问。今天，离不离家对于独立的现代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纠结的问题，但这一问包含的常识判断仍然有效——逃出藩篱的“娜拉”，能否顺利走向社会，能否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201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给出的答案喜忧参半：全球范围内健康与生存、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性别差距已不那么显眼，但经济平等和政治参与的差距仍然很大。

女性带给世界什么？当女性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充分释放“她智慧”和“她力量”，世界会拥有更多的美丽印记。女性的操持与营造，能让一个家庭生机盎然；女性的创意和付出，会给一个社会注入柔性的力量。而近些年来，活跃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女性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女性更人性化的行动风格、更强烈的人格魅力和亲和力，会让世界变得可爱起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首创精神，妇女这支伟大的人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开发，不仅关乎妇女解放事业，也关系着我们能否顺利抵达光辉的目标。

巾帼建新功，共筑中国梦。中国梦里有“她们”的期盼，也离不开“她们”的努力。梦想化为现实的时刻，也必将是这样生动和谐的图景：两性平等享有资源和权利，各自焕发潜能和优势，共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享有发展成果。

第二篇：改革动力方向方法

人民日报披露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方法

“上”与“下”的呼应—— 2013年11月11日 04:07 来源：人民日报

核心提示：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人民日报8日起就全面深化改革刊登系列述评。文章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要“上下呼应”，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点面协调”，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变稳平衡”，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

相关文章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些都是“硬骨头”。

文章说，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会、更清新的空气，就是改革要触及的“穴位”。

统筹协调，上下呼应闯险滩（全面深化改革·方法篇）

本报记者 龚雯 许志峰 王珂

改革无坦途，路该怎么走？

35年改革实践，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高超的智慧不断探索改革路径，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创造了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方法论。

方法正确，改革事半功倍、破浪前行。

今年7月，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指出：“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这是对改革经验的宝贵总结，对改革方法的科学概括。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把握改革规律，为改革再次谋篇布局。

摸石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

今年10月底，一项新举措牵动人心——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推进。

此前，按照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总体改革思路，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广东等地先后试水企业登记制度创新，“宽进严管”引发企业注册热潮。

它是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相结合的成果之一。从发

轫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萌芽于深圳小渔村的特区开放，35年来许多重大改革都源自地方创新，再由国家指导支持，最后在全国推广普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折射“中国智慧”。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改革打响攻坚战，迫切需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在摸石过河中把握规律，在统筹规划中推进改革。

强调顶层设计，是改革的大局观。

趟深水，过险滩，“导航仪”不可或缺。有科学的顶层

设计，才有合理的改革路径；有明晰的系统谋划，才有扎实的改革措施。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表层麻烦解决了，深层问题凸显了；显性症结化解了，隐性风险浮现了；发展水平高了，诉求也更庞杂了。新旧矛盾纠结，利益藩篱交错。缺乏顶层设计，改革难以凝心聚力，有的改革不仅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推动，全面改革拒绝碎片化。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啃掉这些“硬骨头”，非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能够单打独挑，必须从顶层谋篇布局。

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今年9月，35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直接受国务院领导，超越条块利益的顶层设计有了更具体的依托。

改革不断深入，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

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屏障不拆除、公共服务不均等、尊重基层首创，是改革的群众观。

不久前，一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在上海出台，给不少人带来观念的震撼。因为它不仅奖励改革创新福利沟壑不填平，农民如何变市民？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企业成本上升，经营困难如何应对？完善社保制度，必然加大财政收支压力，财税体制如何与此相适应？

者，更强调对“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实行“免责”，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亿万人民是改革主体。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就要集思广益，鼓励先行先试，让群众探索实践的涓涓细流，汇聚为推动改革的滚滚热潮。越是牵涉面广、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往往难度越大。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每一份改革方案集民智、顺民意，才会破解千难万难。

“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十八大以来，上与下的呼应，最大程度聚合着改革正能量，激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点”与“面”的协调——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

9月29日，中国境内首个自贸区在浦东揭牌。这块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田”，要做的文章并不止于“自由贸易”，还涉及外资、财税、物流、政府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探索。

“不是栽盆景，而是种苗圃”。在自贸区的框架设计中，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清晰可见。

改革从一开始就非简单的修修补补。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更需把握好点与面的辩证法。

全面，意味着不能单兵突进。

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必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全面，并不代表遍撒胡椒面。

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改革大局尤为关键。

矛盾有主次。抓准主要矛盾，“小切口”能解决“大问题”。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这一“马前卒”疾步快跑，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或下放，推动政府“自我革命”；“营改增”渐次铺开，对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形成倒逼„„牵住牛鼻子，可以“一子落而满盘活”。

诉求有缓急。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

会、更清新的空气„„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问题，就是改革要触及的“穴位”。在这些紧要处发力，改到痛处，改得彻底，既是改革的题中之义，也能凝聚社会共识、提振改革信心。

没有整体推进，改革会顾此失彼；不搞重点突破，改革会节奏迷乱。

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把握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展示了我们党从容驾驶改革航船的智慧、技巧与能力。

“变”与“稳”的平衡—— 2

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 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

35年的改革没有采取激进式休克疗法，不搞一步到位，而是采取“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的渐进办法，避免社会震动过大，较好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发展成果无法惠及最广大群众，改革会失去动力，发展将没有意义，稳定的环境就难以保证，建设和谐社会就离开了民意根基。

“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从利益格局的调整，到体制机制的创新；从各方诉求的改革是动力，停不得；发展是目的，慢不得；稳定是平衡，到发展方式的转型„„挑战前所未有，改革稳中求进。前提，“冒”不得。今天，改革发展稳定彼此交融的态势日益明显，相互作用的趋向更加突出，必须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全面改革顺利进发。

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胆子大，才能啃动“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面临多元多变的新环境，改革不再是先前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需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闯关夺隘，不失时机地大胆开拓。改革越前进，发展就越有底气，抗风险能力越强，越能获得积极的社会稳定。如果因为局部利益和短期风险而顾盼犹疑，就可能前功尽弃。

步子稳，才能掌好“方向盘”。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无论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还是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都应科学权衡。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更要稳妥谨慎，任何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推行，必须统筹各方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减少阻力，消解隐患，使改革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循序推进。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今年，改革新政密集出台，项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营改增”为企业减轻上千亿元税负，20多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涉农资金整合拉开序幕，制约民间投资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加快打破„„

改革的唯一价值，是为人民而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民而发展。如果改革红利不能反映在老百姓身上，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指引，有体现人民意志的改革布局，有凝聚各方智慧的改革方法，中国式的改革道路越走越宽广。

市场取向，效率公平为百姓(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篇)

本报记者 龚雯 田俊荣 吴秋余

《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0日01 版）改革用什么改变了中国？

从短缺到充裕，从温饱到小康，从封闭到开放，从僵化到活跃，改革用市场魔棒激活当代中国，焕发蓬勃生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中国改革的不变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市场化改革再扬风帆。

市场化改革是活力之源

回望来路，才知道中国的改革已走出多远。

35年改革历程，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配置。市场经济借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杠杆，把有限的人、财、物以最优化的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快速满足千姿百态的需求，实现效率3

提高和财富增进。

改革从市场起步，中国需要市场经济。

35年前，改革起步，国门打开，“市场经济”第一次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核心是理顺“两只手”的关系

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但核心是理顺“两只手”的关系，进入我们党的视野。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三大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市场取向轮廓逐渐清晰。

21年前，十四大将“市场经济”第一次写上社会主义旗帜，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加明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奠定我国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11年前，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1年前，十八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市场的作用，增强了我们锐意推进改革的自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改革的每次重大突破，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坚定步伐。

35年来，市场化改革披荆斩棘，一路开枝散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彻底改写中华民族的命运，成为活力之源、变化之源、发展之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基因组合，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中国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看不见的手”要充分施展——

经历了多年争论，人们终于明白，任何计划与行政干预，都不可能比市场这台“超级计算机”更高明。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没有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而是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面对所谓银行“钱荒”，没有降准、降息一味“放水”，而是在适度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让利率杠杆调节资金需求；面对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不是急于输血，而是放宽准入门槛、降低创业台阶，使民营银行好梦成真，“零成本”注册遍地开花。

“看得见的手”要真正有效——

市场一旦失灵，政府就要出手：“一袋奶粉”曾让千家万户头疼。今年，“奶粉进药店”，最严监管重塑国产品牌公信力；“6家奶企罚款6.7亿”，最大反垄断罚单逼出奶粉降价潮。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

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不可随意而为，但也不能无所作为。从“划桨”变“掌舵”，从“全能”变“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担当，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当好“守夜人”。用好“两只手”，呼唤政府“革自己的命”，使越位的归位、缺位的到位、错位的正位。十八大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刀阔斧，展现了壮士断腕的勇气。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开放初期，“效率就是生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人们的追求。今天，“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公平焦虑”却越来越多，人们对公平正义呼声强烈。

向市场经济要效率，向社会主义要公平。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提升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改革就能最大程度地凝心聚力。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种种不公平社会现象，并不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坚持市场化改时间紧迫，距离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只有短短7年：任务繁重，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革方向，就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消除不完善因素，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避免“权难制衡，利难共享，人难出头”。

要促进权利公平。通过户籍、社保等制度改革，弥合“城乡二元鸿沟”，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别让一纸户口簿挡住农村人口的平等养老和医疗、挡住农家子弟的平等教育和高考、挡住农民工的平等劳动和报酬。

要促进机会公平。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简化行政审批，让不同类型的经营者平等参与、同台竞技。

要促进规则公平。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很多人宁信“潜规则”、不信“显规则”，“不找熟人不安心、不送红包难放心、不走关系总担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健全法律体系，用法治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各种利益主体才能公平竞争，释放创造潜能。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政府既要跟上市场节拍，又须守护公平正义，每一次改革都应考量：是不是“保障大多数人切身利益，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同时，“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让社会力量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调节器”。

今年，一项项促公平、惠民生的举措接连亮相：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九连增”，前三季新开工保障房620万套，600万户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税负，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金融和铁路等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国务院决定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还需攻坚克难。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以来，改革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阔步前行：

国务院多个机构调整撤并、取消和下放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开、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登记门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市场化改革越往前走，触及的矛盾越深，涉及的利益越

复杂，遇到的难题也越大。目前，影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因素依然存在，市场化改革面临新挑战。破解前进中的旧痼新疾，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亟须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巨轮驶入更辽阔的海域。

人们对下一步市场化改革寄予热望：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户籍、社保制度等改革要破题，促进新型城镇化；财税、金融、投融资改革要大力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加快形成；市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改善民生和加强公共服务„„

改革无止境，方向不动摇。

十八届三中全会继往开来，市场化改革站上新起点。沿

着这个方向挺进，我们坚定不移，壮志满怀。

改革开放，永续发展激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变化篇)“看得见的手”精心调控，让风景这边独好。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明显，党中央保持定力、稳定政策，坚定推动改革，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8%，结构调整也呈现积极变化。

本报记者 江夏 赵永平陈仁泽 《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09日02 版）

今天，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关注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35年，改革开放大潮奔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将全力打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二季”。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倾听中国前进的足音，我们更加清醒，更加坚定。

中国实力

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中国距离民族复兴的梦想越来越近

如今，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发展的强劲脉动。

世界舞台，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

金秋十月，印尼巴厘岛的APEC峰会，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大厅内人头攒动，许多外国记者前来询问日程，不少人能用流利的汉语提问。墨西哥海滨小城的G20峰会，“中国态度”影响世界经济走向。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中国企业、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中国分量越来越重了。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

应对挑战，中国能力越来越强。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看不见的手”潜移默化，迎战非典、抗震救灾，依托应急管理体系，应对更加有效有序，社会心态也更加成熟理性；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恢复重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快速发展，开放的中国更加自信。

当年，世界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在北京大街上，曾引来了无数中国人的围观。可如今，独具中国特色的丝绸、中国红成为世界时装周上的重要元素。加入WTO，中国加速融入世界。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神舟”飞天、“蛟龙”探海到首艘航母“辽宁舰”交付，中国人从未如此底气十足。

这背后，源于中国实力。

——经济从“濒临崩溃”走向“世界引擎”。35年，中

国经济总量增长142倍，全球排名跃居第二，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今，中国不到3天创造的财富，就超过1978年全年。

——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近十年，中国农村的脱贫人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城乡收入大幅增长，出行越来越方便，生活越来越多彩。

——社会保障从低水平到制度全覆盖。公共财政的阳光

更多洒向民生领域，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逐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织就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对外开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更深：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86倍，2012年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连续七年世界第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13亿中国人意气风发地融入文明现代的新生活，我们离民族复兴的6

梦想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中国活力

挣脱体制羁绊，长期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解放出来。从过去公有经济一花独放，到如今多种经济主体百花盛开，经济细胞更有活力；从过去一块肥皂、一盒火柴都由国家定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深度融合，人的积极性大迸发，社会生产力大解放

中国实力的背后，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活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的铿锵话语，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鲜明宣示。

回首35年改革路，一个个镜头跃然眼前：

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当年为求个活路甘冒坐牢风险。如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到处涌现，亿万农民快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

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章华妹，当年曾为卖点纽扣提心吊胆。如今，民营经济已占据中国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

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当年为“4分钱奖金”惊动了中南海。如今，上海自贸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试行“负面清单”模式，形成敢闯敢试的宽松氛围。

„„

这是思想活力竞相迸发的35年。

冲破精神枷锁，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曾经被固定在土地、车间、单位的人们，现在可以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就业、创业。一个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体汇聚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

这是市场活力激情四射的35年。

到如今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是市场定价，各种要素活跃起来，僵化的计划体制已经被市场配置资源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越走越宽。

改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活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持市场取向，瞄准“难啃的硬骨头”，一系列“破冰”之举加大了“放活”力度：

更大规模放权。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政府正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更多行业“松绑”。给民企松绑，涉及国计民生的多个领域放宽市场准入，给小微企业减税，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加速打破民间投资“玻璃门”。

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启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欧洲国家瑞士和冰岛签署了自贸协定，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今天，改革正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从经济领域向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推进。中国，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朝气和活力！

中国动力

经济发展引擎正在换挡，加快转型升级，建设生态文明 35年改革创造中国奇迹，也伴生日益突出的问题：人们普遍富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经济高速发展了，但资源、环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眼睛盯着GDP多了，社会建设落后了，还有产能过剩、雾霾围城、食品安全事件、腐败严重„„“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7

改革，一直在前进中不断反思、不断突破。面对成长的烦恼、发展中的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科学发展观，《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08日01 版）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十八大的召开，让中国的改革开放站上新的高点。

随着改革步步深入，中国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面对产能过剩，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更注重持续的“动力源”，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长远后劲。“不以GDP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不少地方主动调低增速目标，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更大空间。今年以来，宏观调控严控“两高”行业，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4%。

推进结构调整，加快释放内需潜力。今年上半年，内需拉动经济增长7.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拉动3.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7%，这说明增长动力正加速切换。

人口红利衰减，加快创新驱动。一系列主动调控的决策举措，不断释放创新动力，“宽带中国”战略上路，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5.3%。北京中关村平均每天诞生11家科技企业，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跨国公司研发目的地首选国，“人口红利”正在转变为“人才红利”。

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建设美丽中国，最终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今年以来，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

“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痛下决心打破体制机制藩篱，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正如外媒感叹的，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中国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

三中全会，历史抉择树航标（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篇）本报记者 皮树义 朱剑红 陆娅楠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天开幕，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即

将展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系列述评”，敬请关注。

又是一次三中全会。

金秋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引来无数金色畅想。

又是一座历史丰碑。

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再次勾画宏伟蓝图，推动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回首35年改革，党中央已召开了7次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党中央都站在历史潮头，果敢抉择，科学部署，引领改革阔步前行。

7个三中全会，7座历史航标。举世瞩目的第八个三中全会，必将树起中国改革发展航程上的新航标。

改革的航标灯

三中全会总是在关键时刻，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一次重要抉择。

1978年的中国，就站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走出文革“十年**”，百废待兴。经济濒临崩溃，商品匮乏，百姓生活艰难，世界快速变化。面对此情此景，经济迫切需要增强发展后劲，社会迫切需要化解突出矛盾，人民迫切需要公平正义。这些都离不开深化改革。改革正从面对具体的经济问题转向面对相互交织的经济社会矛盾，改革正从经济体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中国共产党人伟大觉醒，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传统计划经济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

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压抑活力，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改革探索，使改革的方向越来越明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年后的2003年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航程。

又是十年过去，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历史新起点。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从“濒临崩溃”变为“世界引擎”。但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腐败严重等社会矛盾压力日增。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10月的上海外高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服务大厅，一派热闹景象：20多个服务窗口前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和注册的长队一直排到楼外。挂牌刚一个月，自贸区就新增234家企业，外资新设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是去年同期的7倍。建立自贸区这项大胆的改革给上海经济带来了新活力。

明体制全面进发。

改革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勇气。正如总书记最近所说：“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

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再次果敢抉择，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加油站

三中全会总是集中人民的意志，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是亿万人民的坚强意志，一次全会就是一次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那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35年前一个冬天的夜晚，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偷偷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手印，“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是每到秋收就被迫出门要饭的小岗村农民的悲壮之举，也是广大农民有粮吃、有钱花的朴素愿望。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1984年3月，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呼吁：请给我们松绑。这是国有企业摆脱僵化体制束缚的大声呼唤，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解放生产力的迫切要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改革的根本动力。民有所呼，党有所应。每一次三中全会都顺应民意，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小岗村农民的呼声得到了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让改革首先在农村开花结果，广大农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1998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9

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加快农村改革。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决定。改革惠及亿万农民，希望的田野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新农村画卷斑斓。

改革是一场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单兵突进。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组织，党中央在驾驭复杂局面中展示大智大勇。

历次三中全会在部署改革任务时，都要部署加强党对改福建厂长们的呼声得到了回应。1984年10月召开的十革的领导，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结合，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城市经济和企业改革的大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活力焕发，民营企业茁壮成长。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正是因为尊重人民意愿、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改革才得以稳步推进。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带来成就也带来了更多的期盼。最近，人民网关于“改革心声”的大型调查，表明人们对新一轮改革最为关切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人们期待经济更有活力，生活更有保障，社会更加公平。

人民的新期待就是改革的新目标。十八大以来，多项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汇聚更多民意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更多地回应人民的呼声。

改革的百宝箱

三中全会总是驾驭复杂局面，科学组织改革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一次领导改革能力的提升。

价格闯关是改革史上第一次遇到的重大挑战。1988年，为了革除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弊端，中央准备一举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消息传出，各地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抢购风潮，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飙升到20%以上。这年9月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了改善宏观调控以及综合改革的理念，这成为此后推进改革发展的两项基本方法。

重点突破与统筹协调结合，尊重群众创造与顶层设计结合„„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保证了改革有序推进。

改革进入深水区，渡过深水区，需要方向，更需要方法。

“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博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这样描述今天改革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无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又一次考验领导改革的能力和智慧。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稿已经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今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到基层调研，了解民情，问计于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总结改革经验，汇聚各方智慧，决定将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35年风雨兼程，35年挑战接踵。一次次穿过风雨，一次次越过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以更大的勇气、更高超的智慧，续写改革新篇章。

第三篇：创新是改革的动力

创新：时不我待的紧迫课题

——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有感

创新，一直是我们党十分重视的问题。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更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反复加以强调。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精神作出了科学论断。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在下一阶段的学习中，我们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应当进一步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应当从整体上、全局上加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会胡锦涛同志上述论断的深刻含义。

创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法宝

中国革命本身，就是凝聚起中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新的创造的伟大变革。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面临着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尽相同的环境条件和历史任务。创新任务之艰巨、之重要、之迫切可想而知，唯有不懈创造，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在经历了革命先驱们的曲折探索之后，我们党终于走上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从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提出到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建立工农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三大战役”，我们党在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创造中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既经历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辉煌时期，也有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失误。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能否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又是在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和全面创新中进行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推行联产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体制转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步步惊人的新创造，使我们开辟出了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也正是在这样的“第二次革命”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党继续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和全面创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世纪之交，我们党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总结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的创新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也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以无穷的动力。

创新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正处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之中，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如何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把握时代进步潮流，不断调整和完善发展战略和策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步伐，赢得优势和主动地位；如何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在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等重大课题，都需要作出理论和实践上的回答。

这些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课题，老祖宗没有说过，前人没有做过，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但又很现实地摆在了全党全社会面前。我们只有以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办法，抓紧解决这些重大课题，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更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精神作出了科学论断。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大的创新带来大的发展，因循守旧就会止步不前。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领会大力创新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才能理解得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天津广播电视报目前在本市的报纸行业深受竞争格局的影响下，面临了极大的困境，为此，我们在深刻认识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精神的科学论断后，认真研究了报纸面临的局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图通过改造目前报纸的副刊——《快乐周末》，赋予《天津广播电视报》新的购物服务功能，实现《天数广播电视报》在原有电视节目检索功能基础上的多功能增值服务。并以此为契机，改变以往的医疗、药品为主的广告行业单一的经营局面，大面积引入新行业广告，大幅度提高广告收入。对于目标读者群体将实现以下的目标：1.实现中底收入的群体的冲动购买。2.提升现有读者群体对广告的关注度。

创新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创新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胡锦涛同志强调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在总揽大势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为发展伟大事业而提出的三个最为重要方面的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紧密相关、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基础，是先导，思想观念的更新必然带来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极大发挥；制度创新是关键，是根本，是保障，制度上每一次重大的完善必然带来党和国家整体面貌的重大变化；科技创新是重点，特别是当今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加快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学习胡锦涛同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精神的科学论断后，我们报纸此次的内容调整将紧贴市场，强调实用性，机制建设上实现工作量化管理，分配机制和创收直接挂勾，实现科学目标管理体系。此次的《快乐周末》副刊风格将以系列信息为主线，表现形式时尚，内容紧贴市场，强调朴实实用，逐步形成平面卖场的总体风格。

创新需要无畏勇气和科学态度的有机结合创新，就要立新论、讲新话、办新事，就会涉及对一些既有观点的修改和完善，会改掉甚至否定一些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特别是在对新事物取得广泛的共识之前，创新者很可能要经历“曲高和寡”或“孤立无援”的时期，需要承受别人的误解和各种压力。因此，创新首先需要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追求的高尚情怀，有勇于牺牲自我的勇气。同时，创新又不是莽撞行事、随心所欲，而必须树立科学的态度，掌握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创新实践，确保创新的正确方向，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善于学习借鉴，夯实知识基础，掌握最新成果，使创新建立在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之上。创新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实践，而又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边创新、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就能不断扩大创新的成果，就能不断显示创新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样的，在目前我们的改革中，我们面临了许多的新问题、新麻烦，但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也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人们都来关注、支持和推进创新，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永葆生机活力，永远兴旺发达。

要创新必须要建立三种机制

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同时期要赋予创新精神不同的主题，使创新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强大精神动力。为了更好地弘扬创新精神，我们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激励机制。应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参与奉献，要引导人们从小处着眼、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形成人人敢于奉献、善于奉献、乐于奉献的氛围。在抗击非典中，社会各界唱响了弘扬奉献精神的赞歌，应该通过激励机制，把这曲赞歌持续唱下去。

二是惩恶机制。惩恶是为了更好地扬善，除了依照法律和纪律查处违法、违纪者外，对违反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人和事也应作出相应谴责。比如：考查干部时，不仅要考查其政绩，还要了解其家庭、社区、社交圈的情况。

三是保障机制。奉献是不计报酬、不图回报的付出。这种付出一般是奉献者自身能够承受的，但是，如果超出了其承受能力，比如奉献者发生致残、致死等情况，其本人和家人就会成为需要救助者。社会、国家和集体应当使奉献者得到充分的保障和相应的补偿。这种保障和补偿除了精神上的表彰奖励外，物质上的帮困解难更为重要。我们要尽可能使英雄“流血流汗不流泪”，使奉献者得到安慰，免除后顾之忧。

我们深刻理解创新，为在报纸改革中体现创新思想，我们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系，即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成立策划及行业管理两个机构，充分适应与市场对接，适应广告的开发与承揽，机制建设上实现工作量化管理，分配机制和创收直接挂勾，实现科学目标管理体系。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以胡锦涛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为行动指南，用创新精神指导我们的改革，我们就能够在创新中有所获得，并最终取得我们事业的成功。

第四篇：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

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

《传播学论坛》2006年第12月29日作者： 查有梁

2001年6月8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掀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如果让广大教师好好研读这个文件，结合各地的教学实际进行课程改革。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办法，相信广大教师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从师生中来，到师生中去，允许对《纲要》进行多角度的解读，渐进地、稳妥地进行课程改革，这有可能让新一轮课程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这个《纲要》专门在题目后，写上“试行”这两字，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纲要》已“试行”了6年了，小学已经过一个周期，初中已经过两个周期了，应当以科学态度，认真总结“试行”的经验和教训。应当允许不同意见都得到平等地、充分地发表机会。

《纲要》刚发表，于2001年8月就出版发行了，由朱慕菊主审，由钟启泉等人主编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另一标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以下简称《解读》）。官员与学者结合，在全国范围强力推行对《纲要》的唯一一种“权威”式的《解读》。一位教师希望我一定要看一看，我看完《解读》之后，深为焦虑。其中，有不少章节是一些学者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有学术价值的。但从一个整体看，将这些成果组合在一起，作为对《纲要》的权威“解读”，问题就大了！“部分”好不能保证“整体”好。整体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线性叠加”。《解读》洋洋近40万字，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让人抓不住要领。其中，有不少关键处都采用较为绝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理念太好，但难以操作；理念太高，但很难实现。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教育内部也一直在进行相应的课程改革，《解读》几乎无视这些课程改革的成功之处，试图从2001年《解读》开始，重新开创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我国改革开放最成功之处是采用“渐进式”的改革。但从《解读》看来，课程、教材、教法、学法，都必须来一个“根本转变”要“突变”。经过6年新课程改革的“行政推动”，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急需解决。最近，我在一次讲学中，一位当过教师的农村镇长质问我：“这种运动式的、突变式的、大跃进式的课程改革，叫我们广大农村教师无所适从，你说，对还是不对？”对此，我内心深感震撼。

钟启泉教授在《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15日）发表《对话》，标题是：《义无反顾奏响课程改革进行曲》。仅就《对话》来看，我认为，作为这次课程改革的专家组组长，他没有认真“反思”，没有认真思考许多同行专家的批评。他仍在坚持对《纲要》最初的《解读》，而且还有“发展”。别的专家持另一种“解读”影响不大，但钟启泉教授，作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组长，如果对《纲要》“解读”稍不正确，影响可就大了！我认为，《对话》对“课程改革”仍有明显“误导”。仅就《对话》一文看，就有五点误导。

误导之一：“教育基本价值的转向，这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从强调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转到强调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

这又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纲要》中，看不到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理解。这对“课程改革”是一种误导。这种误导，很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对基础教育的指导

方针都是大众的“普及教育”，“精英教育”一直受到严厉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认识到“普及教育”的同时，需要“提高教育”，于是，给“精英教育”留下了生存空间。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采用“非均衡”的发展战略相一致。环顾全球，尤其看看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他们都是“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同时并重，波浪式地发展，而并非用一个否定另一个。在大众教育的基础上，认同精英教育；在精英教育的引导下，发展大众教育。“大众”与“精英”没有等级差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大众中要涌现精英，精英要服务大众。“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这是辩证法。采用这种辩证思维这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发展“大众体育”的基础，实施了“精英体育”，在世界比赛中，包括奥运会上，取得了许多“金牌”；中国发展了“大众教育”，却拒绝或没有真正实施“精英教育”，导致在科学、技术、文化的前沿领域内，原创性的创新很少；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至今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中国实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十分需要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大量“精英”人才，通常称为“杰出人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简单选择“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这样的价值观。否定“精英教育”，只采用“大众教育”，中国就没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可能建设“创新型国家”。

误导之二：“把‘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与‘知识与技能’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和学生学习、生活与发展的场所。”

首先，把“知识与技能”只作为“三维目标”中的“一维”，就决不是《纲要》的本意。知识重在“逻辑性”，是“认识世界”；技能重在“操作性”，是“改造世界”。知识与技能是有关联的，然而又决非是同一的概念，不能作为“一维”看待。我国教育界重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即所谓“双基”。从来没有人认为重视“双基”是错误的，也从来没有任何教育理论论证过重视“双基”是错误的。《纲要》是重视“打好基础”的。

其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连在一起使用，这是从外国引进的。在中国，“价值观”是与“世界观”、“人生观”联系起来使用的。课程目标的“每一维”上都有“价值观”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知识”、“技能”、“态度”、“方法”对学生更有意义，都涉及“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哲学层次的大概念。在中文里，将“价值观”仅仅与“情感态度”相联，至少是词义搭配不当。

第三，“过程与方法”作为一维，也不妥。在“科学方法论”中，没有这种看法。把重“过程”这种方法，上升到与“所有方法”等价的地位，是片面的。重“过程”可以认为是重“历史”，在“科学方法论”中，“历史”应当与“逻辑”相结合才是较为科学的方法。

钟启泉教授最大的误导在于，他强调“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的场所”。这绝对不是《纲要》的要求。《纲要》是从整体上提出这些目标。当前，新课程改革中，要求教师每一节课中，仅仅有40分钟，一定要落实“三维目标”，这必要吗？这可能吗？在基础教育中（1～9年级）一节课的教学，一定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这正是百年来广大教师的教学经验。教师们在过去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认识到教学要“从实际出发”，“抓主要矛盾”。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必须专一，不可能完成太多

目标，目标过多，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目标都落空。哪有可能一节课面面俱到，要“落实三维目标”？这真正害苦了全国的中小学教师！一节课要求教师仅仅写“教学目标”这一项就要写上几百字。这是典型的“新八股”！教学是艺术，要在全国范围推行一种作法，不可能成功。“情感态度”，还有“价值观”，等这些目标，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目标；是隐性目标，不是显性目标；是整体目标，不是局部目标。“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这些目标不可能在一节课内“落实”。一节课中，一定要求教师“写出”所有的“三维目标”，这几乎成为“新课程改革”的“标志性建筑”。这就难怪引起许多教师的反感。钟启泉教授公开声言：“现在绝大多数教师不合格”。无意之中就人为制造了“冲突”的隐患，这肯定远离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

误导之三：过去的课程实施，“这是一种‘忠实取向’的实施观”，“而在新的课程实施中更注意‘创生取向’”；“我们面对每一个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而且是学习的主权者”；“教师即课程”。

钟启泉教授经常提出一些“新概念”，别人不知有什么“内涵”，这又是对课程改革的误导。对“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忠实取向”有什么不对？“创生取向”如何实施？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而且是学习的“主权者”？“主权者”是什么意义？“主权”有多大？“教师即课程”，是指课程的“部分”，还是课程的“全体”？“教师即课程”了，“学生的主权”又如何实现？钟启泉教授在《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一文中，还有一句话：“课程即体验”。“教师即课程”，“课程即体验”，那么“教师即体验”了！教师与课程，都游历在“体验”这一较为初级层次上，教学能提高吗？广大教师看不懂，许多同行专家也读不懂。

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问题提出后，经过努力得到解决，实践证明为正确，于是，新的概念就逐渐形成了。“问题解决”，“概念形成”，“方法产生”三者是一致的。这是概念形成的真实过程，这是有“认识论”根据的。钟教授只是提出预设的“新概念”，让人不知所云，这些“概念”不是在课程改革实践中“生成”的，又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只是为了追求新概念而建构新概念。新课程改革中不应该采取这种“反认识论”的思维方法。

误导之四：“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

将“本国国情”与“国际发展”和“时代发展”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但是“国情”本身也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教育领域中的“课程改革”是中国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而非“突变式改革”。另一成功经验是：不断深入反思，进行改革的调整，使经济运行能“软着陆”，从而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和向前推进。但是，2001年以来的课程改革，在许多教师看来是“突变式”、“运动式”、“大跃进式”的改革。《纲要》的主体精神是正确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对《纲要》的《解读》却主要采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反辩证法的《解读》。连本国国情都不顾，更不说与“国际发展”联系了。尽管有不少资深教授和资深院土，及时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专家，几乎一概

拒之门外，还讽刺为“发霉的奶酪”。对于新课程改革而言，这就谈不上深入反思，及时调整，使“飞得太高”的“课程改革”很难“软着陆”。资深教授批评新课程改革不顾“国情”，钟启泉教授反而又回敬为“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同时，又在理论上提出“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一看法，在哲学上是不对的。从辩证法看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看不到“对立”，如何统一；否认了两者的“对立”，即看不到两者是有差异的，怎能引导“课程改革”真正“合符国情”呢？

误导之五：“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以‘一纲多本’替代旧课程的‘一纲一本’，这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轻易退却。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义无反顾地奏响改革进行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课程是采用“一纲一本”，其优点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质量较好，错误较少。当然，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一纲一本”有明显的不足。早在80年代，我国已提出并实行“一纲多本”了，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教材仍旧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一纲多本”。问题是：“一纲一本”不行，“一纲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目前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就多达十多种了，“多”就一定好吗？实行“一纲多本”，采用“市场竞争”，又必须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质量如何？错误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没有“贪腐”行为？教师和学生们对使用新教材的真实感受如何？实际效果如何？等等，这是必须认真总结的。改革是必须的，不能说自己的看法就是“改革”的代表，别人不同的看法就是“反改革”。

《对话》中，钟启泉教授也说了一句话：“我们需要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我十分感动！

我非常赞成，以《纲要》精神为主的课程改革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我2001年读钟启泉主编的《解读》，到读2006年这篇总结性《对话》，其中，都有“非此即彼”的“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同时，还重建了许多“新概念”，让同行专家也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反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这些，真的误导了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只有真正地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克服“生造概念”的思维方式，同时要坚信广大教师的能力，渐进、稳妥地进行，才可能最终实现“软着陆”。

广大教师们十分期望新课程改革继续深入下去，但必须尽早“软着陆”，着陆在文明的中华大地上。

钟启泉教授，请原谅我！“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我不得不尖锐地、直率地写下这种我内心本来很不愿意写的“批评式”的文章。

第五篇：中国的改革需要

中国的改革需要“给力”

近年来，“给力”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流行词。人们喜欢这个新词，不仅是因为其相当形象，而且能够直接表达人们想说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词类似于英文的“empower”。人们一 般把“empower”译成“赋权”，但“赋权”没有“给力”传神。这里讨论这个新词，倒不是要从语意学上来解读，而是想借此来探讨中国的改革动力问题。很显然，这些年里，尽管客观的情 况要求中国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换句话说，改革需要“给力”。

“给力”于改革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一个社会的制度都是该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制度的变革就不可避免；而制度变革的根源就是改革。任何 制度如果不能加以及时改革，久而久之就会累积起很多问题，最终发展到革命的程度。历史地看，很多革命都是改革不能“给力”的结局。改革是最理性的选择，但因为不能“给力”或者“ 给力”不够，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想看到的革命。

这个局面实际上就是现在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政治局面。这些国家在去过的数十年里，也有过相当辉煌的建设成就；但是一套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执政者就想“坐享天年”，不思改革，更不“给力”于改革，让制度落后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同时，经济的发展成果越来越聚集于少数社会群体，主要是既得利益，社会分化严重。这样就造成了两个极其分裂的世界，一个是富 人的世界，一个是“非富人”的世界。富人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因为财富越积越多，他们根本意识不到“非富人”世界的不满。而“非富人”的世界整天希望执政者改革，也一直呼吁着 改革，希望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出现，但富人哪里能够体会得到“非富人”的心情。既然执政者没有改革，而社会越来越不公正，“非富人”世界最终选择了自己“给力”自己的道路，那就 是革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最近的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说改革是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革命就是这两者间的恶性互动。很简单，一旦发生革命的形势，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要避免革命形势的形成，就必须“给力” 于改革。

放权让利“给力”社会

如何“给力”于改革呢？这还是要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来说。简单地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两者要互相“给力”，任何一方缺少了另一方，都难以“给力”。在任何社会，处于中间层的既得利益都很难成为改革的动力。中国唐朝的柳宗元早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在皇帝、大户和民之间，要推进改革，皇帝和民必须互相“给力”，才能克服“大户”（即中间层或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今天中国改革缺乏动力，就是因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间又不能互相“给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给力”的结果。在1980年代，当时的执政者“给力”社会和人民，最形象的说法或者政策口号就是“放权让利”。“放权 ”就是中央政府“给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给力”于人民；“让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给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给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给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满了巨 大的动力。如果不“给力”于农民，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功；同样，如果不“给力”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难以成功。

中国“给力”于社会的第二波，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一波更大规模的“分权让利”运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给力”社会的过程。国 家在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给力”自己）的同时，把大量中小型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民营化。尽管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之后造就了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大发展。以中小型企 业为主体的非国有部门，很快就超越国有部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动力快速衰退，最终发展到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改革不“给力”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1990年代后期以来，被“给力”的既不是中央权威，也不是社会，而是既得利益。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力量，这很有必要。但94体制是否真的“给力”中央政府？这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具体分析。94体制的确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 力，但是并没有“给力”于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体制“给力”于中央，使得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和财富差异也在以同 样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给力”自己的同时，没有“给力”于社会。除财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情形。概括地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局面是“集权不 让利”。这种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富民穷”的结局。

“集权不让利”在导致“国富民穷”局面的同时，大大“给力”了既得利益集团。1990年代后期以来，既得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之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有三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 关键的角色。首先是经济的扩

张。不难理解，如果“分权让利”条件下的经济扩张，“给力”的是社会，在“集权不让利”条件的经济扩张，“给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所处的战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的份额自然也就越大。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举措。因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额，本来就要比社会大，为 了避免社会和既得利益之间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来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导向社会。但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两次危机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更加被 “给力”，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有效应付危机，通过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财政、金融和其它的）导入既得利益群体（如国有企业 和地方政府）。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较之社会，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希望通过它们来有效抵御危机。

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硕大无比。无论是社会还是中央政府，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无办法，正在导致诸多恶果。

社会不仅没有被“给力”反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剥夺的对象。这些年来，中国尽管经历着高速经济的发展，但社会也遭严重破坏。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是通过破坏社会的方式，来追求 高速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目标仅仅是它们自身更大的利益。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领域，无一不是既得利益集团谋取暴利的地方。既得利益一方面把社会成员推入由它们操纵的市场领域，另一方面则破坏着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社会领域。现在，在上述社会领域破坏得所存无几的情况下，既得利益者又转向了社会生存的最后一个领域，即土地。

其次，既得利益正快速地弱化甚至瓦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这种情况体现在各个过程之中。既得利益可以阻止任何有效的中央政策的出台或者实施，可以绑架中央的政策（例如房地产政 策），让中央的政策导向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也可以操纵中央政策的制定，赤裸裸地挟持中央追求私利。更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切断了中央和社会的关联，因为它们深知这种关联是对既得 利益自身最大的威胁。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自己可以装成看不见、听不到，也可以装傻。不仅如此，它们可以尽一切所能，封锁、截留、改变信息，让中央也看不见、听不 到。一旦中央有对自身不利的改革声音，它们可以动用一切力量来封杀、曲解，让其很快消失。利益集团自我“给力”

最令人担忧的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具备了自我“给力”、自我发展的能力。它们凭借着自己巨大的能量，不断开拓着新的财富和权力领域。不管社会怎样抱怨，无论执政者怎样想改革，它 们都会是无动于衷。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操纵权力和财富，既得利益已经成为相当独立的力量。尽管它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利益纷争，但是在抵制中央和社会要求改革的方面则有 惊人的一致性。一句话，它们让改革成为过去式了。

既得利益集团互相“给力”，追求私利，而不管国家的整体利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这些整体利益是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追求的。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执政者不能追求 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其合法性必然衰退，最终产生深刻的执政危机。这已经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为铁律；不然，人们也不会看到上述柳宗元如何克服“大户”阻力的论述了。

今天国际上所发生的和中国内部越来越甚的社会矛盾表明，必须“给力”于改革。执政者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执政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暴力会接踵而 来。但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都无能“给力”自己。不过，从柳宗元的论述，人们也可以看出，“给力”改革是可能的。这里，执政者本身是关键。在中国的政治 结构中，政府如果要“给力”改革，就首先必须“给力”于社会；只有“给力”于社会，社会才会“给力”于政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社会力量都是关键。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改革还是革 命，则取决于政府“给力于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