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体制的宏观改革

第一篇：中国外贸体制的宏观改革

中国外贸体制的宏观改革

在不同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外经贸体制的改革中的目标转向、计划改革、放开经营、开展加工贸易、吸引外资、融资体制、税制改革、外汇体制等的变化都不同的程度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从经济学的思考角度出发，将这种改变范围大致圈划为宏观和微观。而宏观部分主要涉及的就是外经贸总体政策环境的变化了。

以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为背景，将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我国外经贸改革的初期目标是在保持计划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健全对外经贸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继续保持国内经济相对独立于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市场资源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二阶段的改革是在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实施，政策目标是在确保外汇收入的前提下逐步下放计划权力。最后，通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指标和创汇指标的承包过渡，实现了对外贸易宏观调控方式的转轨，宏观政策手段由向创汇转为向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倾斜。

（一）计划的作用在进出口管理中淡出

中国在改革初期，重建了外贸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执法体系，改变了计划统领一切、替代行政管理的状况，为经济改革创造了初步条件。到1992年，外贸计划已无指令性指标。1994年正式取消了进出口贸易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计划，由市场自行调节。中国的外贸体制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改革一方面对计划体制的改革促进了进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又对于与原计划体制配套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冲击。形成了一把“双刃剑”。

（二）下放权利，打破垄断，部分放开经营权

中国对外贸商品、外汇、经营权曾有多种限制。但80年代开始的外经贸政策对于“三来一补”贸易与吸引外资政策相结合的改革，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改善了资金短缺无法发挥劳动力优势的瓶颈效应，从而节省了学习成本，避开了中国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足带来的经营风险。

（三）双重汇率与关税减免政策相结合支持贸易的发展

在改革转轨时期，中国实行了选择性的双重汇率，高关税，及大量的关税减免等特俗政策手段。但在80年代初，中国较高的内部结算汇率调高了进口成本，抑制了进口，从而导致进口由盈变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导致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所需原材料的进口能力。

在1980年，国务院要求恢复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地位。而为了为以后的入世谈判提供有利条件及经济环境，相较于书面给出的高关税不同，中国在实际征收关税时采用了对进口各大外贸总公司实行“集中纳税”的办法，这也为之后的“议价纳税”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赋予了当时的高关税以适当的柔性。从而改变了法定税率决定进口水平的定理，而将主要因素转变为由国内需求而制定的进口计划和其他因素。

（四）适应出口结构调整，进行融资体制改革

在转轨时期，外贸体制的调整对外贸，特别是出口的发展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方式，国内融资体制的改革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了便利，刺激了出口的增长。

（五）汇率制度的改革及外汇留成在外贸由国家垄断，外汇由国家统收统支的情况下，汇率一度只是内部进行会计核算的工具，它对进出口起不到调节作用。随着外汇调剂中心的建立，汇率对贸易的调节作用开始增强。我国采取的外汇调剂市场和官方内部双重汇率的同时作用使得外贸企业可以在内外两个外汇市场上得到双重利润，出口积极性因而大增。

在进口用汇方面政府使用了针对实际进口时根据商品的性质，是否得到国家批准来折算不同的折算率，而不论及外汇是否来自于留成部分。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和必需品，由国家批准后按官方汇率折算。从而拉高人民币比值以达到减少进口成本，较大程度的缓解了国内的短缺问题。

在1994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中，取消了双重汇率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以银行为主体的，统一规范的外汇交易市场，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基本机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对外汇和国际收支进行间接调控；取消外汇券。人民币也于1996年在经常项目下成为可兑换。

（六）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分成四个方面

1，逐步降低关税，开始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率，提高实际征收额，增加透明度是关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2，所得税和“利改税”。1994年实行的新税改解决了过去因企业隶属关系不同和所处地区不同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创造了平等竞争的条件，同时还理顺了外贸行政管理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开始改变了外贸企业向主管行政部门负责的经营行为。

3，出口退税与流转税改革。主要实现了从包税制向分税制的过渡，从而确保了退税的落实。

4，对外资制定优惠税收法律。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随后国务院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其中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给予了较大幅度的优惠。

第二篇：随着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

随着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进出口权逐步放开，对于外贸公司而言，不仅原有的政策优势荡然无存，而且要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和日趋激烈、白热化的市场竞争环境。这对外贸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给外贸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虽然国有外贸企业多年推行改革，已取得了可喜成果，在财务管理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务管理较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于历史积弊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反映在财务管理上的弊端还是很多，大部分企业的财务管理仍处于记账管理阶段，与市场经济的主体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一、外贸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务管理意识淡薄，观念滞后

尽管外贸企业已经被推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然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观念和习惯却不能很快改变，虽然也树立起了一些市场经济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感，但在财务管理上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有效防范措施却十分滞后。

以前，企业把财务管理仅仅理解成是借钱、付款、执行财务纪律，是财务部的事情，财务管理游离于经营活动、经营管理举措之外，财务管理根本称不上管理，已丧失其本来意义。现在，国有外贸企业进行改革，不管是整体改制，还是分离改制，都是向业务骨干倾斜，大部分的业务员成了公司的股东和主要领导，又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投资者同时就是经营者，和以前不同的是，企业领导不仅独权，而且家族化管理现象严重，领导层都是业务出身，对业务比较熟悉，因而，在日常决策和工作中，不自觉地偏向业务方面，存在重业务、轻财务、重融资、轻管理的情况，形成了效益是业务做出来的，而不是的财务管理出来的观念，财务管理没有纳入企业管理的有效机制中，使财务管理失去了它在企业管理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二）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外贸企业资产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是不良资产多，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有多方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而企业管理不善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面对架子很大而实际质量不佳的空壳化资产，许多外贸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关注资产质量，但不良资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集中体现在：

1、应收款项欠亏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应收款项管理体制没有质的改变，应收款项清欠的呼声很大，得力措施却很少，边清边欠、前清后欠的现象普遍存在。近几年来，外贸公司为解决应收账款问题制定了许多措施，如明晰资金管理权限、限制结算方式风险大的业务等，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堵塞了逾期收款产生，但也导致公司业务贸易机会的流失，形成应收款项管理与业务开拓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一味“堵”的做法，使外贸企业不能形成一套完整、可行的管理措施，在控制风险的能力上十分薄弱，如在赊销时缺乏严格、科学的调查程序；销售后对对方的监控不力；货款拖欠后保全债权的行动迟缓等等。

2、投资能力弱，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外贸竞争压力越大，外贸企业就越急于寻找多种经营的路子，但由于在投资领域缺乏经验，方向难以把握，投资盲目，失误较多。二是由于自身规模较小，投资所占的比例较大，成百上千万的资金投入项目，造成资金大量积压和沉淀，企业面临的风险也更大。三是在投资领域缺乏专业管理人才，即使投入巨资占领控股权，但经济效益却每况愈下，如果再加上投资合作伙伴选择不当、银根紧缩筹资不利、投资监督不力钱权交易等情况，损失就更加惨重，企业很容易限于困境。

（三）筹集资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外贸企业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企业自有资本很少，外贸经营使用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进行周转。目前，外贸企业面临的是困难，资金严重不足，形成了越不能贷款，业务越无法进行，越不开展业务，越无法贷款的恶性循环。

1、融资方式单一，争取银行借款困难。异常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外贸行业目前在商品和价格竞争的余地越来越小，付款方式作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国内贸易结算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利用商业信用周转的时空越来越狭小，因自身原因，又不能通过发行债权或股票进行融资，只能从银行融资，融资方式单一。而争取银行借款又十分困难，主要原因：一是规模小，风险大，企业信用等级低，资信相对较差；二是外贸属于流通企业，竞争激烈，很难找到借款担保，就连贸易项下融资，如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押汇等往往也是通过抵押或担保都相当困难，更别说一般流动资金贷款了。

2、资金运用不当，缺乏融资成本观念。企业盲目上项目，挤占流动资金，在资金运营上往往流动比例下降，影响正常周转。另外，企业对融资成本的观念比较淡薄，资金报酬率低，业务利润仅仅够支付银行利息。

（四）财务监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薄弱。企业改制后，越来越重视内部控制。但对决策层的控制仍是个难点和盲点。管理层把控制看成是对下属员工的管理手段，不自觉地把自己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得公司股东形同虚设，监事会制度更是流于形式，董事长和总经理缺乏有效的分工和相互制约，争权夺利，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个人说了算，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

2、会计核算只有反映，没有监督。对财务人员的挑选，以是否“听领导的话”为标准，财务人员对经理言听计从，不敢监督。整个业务流程只有业务员知道，别人插不进去，收购商品和结汇都是滚动的，一笔出口的采购应该与哪笔销售收入、出口费用相对应，只有业务员才清楚，财务人员只是根据业务员的“配单”来做账，对实际发生的业务活动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业务过程，只有到收汇时才能看出，这时再谈控制风险已经晚了，根本谈不上对业务的监督。

3、财务核算失真。有些外贸公司有业务，为了逃税等目的，常常做一些“真自营假代理”、“假自营真代理”的花账，有些外贸公司自身业务没有一笔，仅仅靠提供代理服务生存，为了提供“优质服务”，帮助实际业务人拿到出口退税和业务利润，违反会计真实性原则，将代理做成自营，财务账面所反映的不是经济业务的实质，表面上亿元的自营收入，都是过账，其实质是代理收入，所以，很多财务分析指标失去其真正意义。外贸企业只是一个票据流转中心，一台收汇机器、付款机器、退税机器，帮助业务人逃避税收的机器。

（五）财务人员管理水平不高

由于外贸企业多年动荡、改革，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财务人员跳槽选择了更稳定、待遇更好的单位，造成财务人员队伍不稳定。另外，财务人员仅仅注重会计核算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将工作重心由对凭证账簿的管理转移到对业务环节和原始业务信息的管理上，对财务管理的各个工作阶段所应具备的专门知识，包括财务预测、决策、预算、控制、分析等方面以及筹资、投资和分配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十分匮乏，不能适应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

二、改善外贸企业财务管理的思路

外贸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历史的积弊，也有新生的问题，既有宏观的因素，更有企业自身的原因，而一套有效、科学的、完善的、灵活的财务管理制度也不是一朝一夕、一个财务部门就能搞好的，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经营方式等实际情况，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和手段，建立相关财务管理体系。所以，外贸企业的财务管理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没有包治百病的通用方法。

企业建立财务管理体系的手段和思路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管具体的思路和措施是什么，要想建立有效的、可行的财务管理制度，首先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企业要形成财务管理是生产力的共识

财务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上下要纠正财务管理只是算账、报账的观点，要树立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的资金管理、经营决策、风险控制、盈利分析、偿债能力、内部监督等实施管理的活动，有其他任何管理无法替代作用的观念。只有从思想上重视，才能在行动上形成前进的动力。

（二）明确财务管理的目标

只有目标明确，做事才能有的放矢。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体系运行的方向。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的目标在成本效益原则的指导下，应兼顾股东、员工、合作伙伴等与企业关系密切的利益主体，这样企业才能长久发展，否则，忽视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必然导致矛盾冲突，最终损害企业的价值，导致失败。

（三）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是财务管理的基础

财务人员是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因素，财务人员首先不能把管理工作看成是领导的事情，自己只是执行而已，其次，财务人员要适应新环境知识结构，不能只会记账、报账，要具有财务预测、决策、预算、控制、分析等方面以及筹资、投资和分配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要熟悉商品知识、业务流程，要培养捕捉风险、衡量风险的能力，培养利用会计信息有预见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的能力，只有财务人员的管理素质高了，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才可能成为现实。

总之，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财务管理的过程也是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作为被推向市场不久的外贸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是必然的，企业只要认清问题所在，依靠企业全员上下的共同努力，因地制宜，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和手段，才能建立有自己特色的财务管理体系。

第三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1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特征。短期内经济增长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来看经济运行将进一步趋于平稳。从上半年的主要指标数据看，尽管部分经济指标有所回落，但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偏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首先主要的经济指标还是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00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102178亿元，增长11.0%；第三产业增加值86581亿元。可以说，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在面临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放缓等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取得了不错成绩，但宏观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上半年国内经济形势：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下平稳回落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GDP增速越快表明经济发展越快，增速越慢表明经济发展越慢，GDP负增长表明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1年上半年GDP为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1.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下平稳回落,但仍保持较快增长。

经济放缓是三个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一是宏观调控影响。自去年以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M2增速从去年底的19.7%至今年6月末的15.9%，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二是要素供给冲击。二季度以来，不少省份出现“电荒”，有关测算表明，仅用电缺口就将拉低工业增加值3.6个百分点。三是企业去库存化。从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动下，企业库存增加很快，远超往年同期，而新订单增加不明显。由于库存增加超过需求，且二季度开始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企业开始去库存。

二、上半年国内物价走势：价格全面上涨，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变动的综合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与货币供应量等其他指标数据相结合，能够更准确的判断通货膨胀或紧缩状况。

PPI主要用于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况，与CPI一样，是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PPI对CPI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反映工业企业从物资交易市场和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所支付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该指标对PPI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4%。其中，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三年以来的新高，也超出市场普遍预期的6.2%，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成为主要原因,且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有关。全国食品类价格上涨11.8%，非食品类价格上涨2.7%；上半年，全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5.2%，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5.9%。

2011年上半年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7.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0.3%。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比去年同月上涨7.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月上涨0.2%，比去年同月上涨10.5%。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6月份采掘工业价格下降0.9%，原料工业价格上涨0.1%，加工工业价格下降0.1%。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1%。

从以上数据看，主要价格指数都在高位运行。与2007年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不同，本轮物价上涨更多地表现出“全面通胀”的特征，即不仅食品价格上涨，非食品价格也在上涨；不仅工业品价格上涨，服务类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

分类价格指数全面上涨。从分类价格指数来看，一方面，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上涨。食品价格6月份同比涨幅为14.4%，达到近35个月以来的新高；非食品价格6月份同比涨幅为3.0%，创2001年公布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另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类价格也出现较为明显的涨幅。6月份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7.4%，同样是35个月以来的最高点，服务价格6月份同比上涨4.0%，今年以来的整体涨幅已经远远超过2008年那一轮通胀。显然，食品和非食品、消费品和服务类价格同时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是此前的通胀周期不曾有过的特征，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通胀”时代。

三、经济大势：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速放缓为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某些方面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消费对GDP贡献率提高、贸易账户的平衡等），但整体来看，结构性问题仍然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两高一剩”行业再度抬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中小企业困难加大等，下半年需要进一步着力解决。

1、“两高一剩”行业的再度抬头，加大了“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转型的难度

4月份以来，我国多地出现“淡季电荒”现象，从供给层面看，煤电未能联动导致火电企业积极性不高，南方旱灾限制了水电企业的发电量，导致电力供给减少；从需求层面看，部分高耗能行业在节能减排压力减轻后再度抬头，导致用电量激增。今年以来部分高耗能行业的用电量较去年年底出现明显的加速，这是导致出现淡季电荒的重要原因。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去年底曾降至10.6%，但今年以来增速明显加快，6月份已经达到13.9%。从产量来看，六大高耗能行业年初的产量同比增速较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从3月份以来，累计同比增速明显加快。

“两高一剩”行业是我国此前粗放型发展方式的产物，随着资源供给约束的加强，其发展空间逐渐缩小，政府也将压缩“两高一剩”行业作为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但今年以来它们的再度抬头，加大了“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转型的难度。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经济重心仍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偏慢，投资增速和占比均在下降。“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但是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经济重心仍然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速度仍然偏慢。

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3.2%、11.0%和9.2%，分别比去年底下降了1.1、1.2和0.3个百分点；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7.7%、50.0%和42.3%，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下降了2.5和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无论是增速还是占比，都弱于第二产业，显然与中央政府提出的三次产业平衡发展目标相悖。从投资结构看，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下降到24.7%，比同期的第二产业低2.4个百分点。从占比来看，第三产业投资占比从2月的57.8%下降至5月的53.9%，而同期第二产业则从41.0%上升到43.8%。产业的投资结构同样没有表现出改善的迹象。

2、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和“招工难”两个最大的难题

今年以来，受要素价格上涨、电力短缺、信贷紧缩、贸易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经营困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又首当其冲。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中，“融资难”和“招工难”是两个最大的难题。去年以来，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上调和贷存比等监管措施的严格执行，银行的可贷资金大幅减少，这种情况下，银行必然会优先考虑规模大、资质好的企业，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而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些企业又很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被迫进入民间借贷市场，今年以来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江浙地区甚至达到了月息30%。

“招工难”是另外一个难题。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50%的中小企业反映普通劳动力供应不足，47%的中小企业反映技术人员供应不足。与招工难相对应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大幅提高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四、政策展望：抑制通货膨胀兼顾结构调整

当前的经济放缓是政策调控和存货周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倒是抑制通胀和调结构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预计下半年仍将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总基调，调控方向不会贸然改变。

1、货币政策：预计下半年至多加息1次，存款准备金率或视情况上调1-2次。

利率仍有上调的必要，下半年至多再加息一次。首先，央行的重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保持实际正利率状态应该是利率水平确定的最基本准则。但从我国的现实来看，随着物价水平不断上升，负利率缺口正在不断扩大。其次，价格持续上涨将危害到社会稳定，最终会伤害经济增长。再次，从就业角度看，劳动力需求供给比持续在100%左右的高位水平，加息不会带来就业问题。最后，加息有助于解决央行票据一、二级市场利率倒挂问题，为公开市场操作打开空间，恢复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功能。

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上调1-2次，继续上调空间不大。上半年央行共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原因有三：一是外汇占款较多，今年月均外汇占款增量约比去年多900亿元；二是央行票据发行不畅，由于一、二级市场利率倒挂，商业银行对购买央行票据积极性不高，导致央行只有依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强制性手段来回收流动性；三是在加息质疑声音较大的情况下，通过上调准备金率，推高市场利率，可以间接起到抑制需求的作用。

目前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的历史高位。准备金工具调控货币总量，优点是见效快、力度大，能够深度锁定流动性；缺点是副作用大，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较差，容易导致银行间流动性的剧烈波动。表现在，第一，尽管目前银行流动性总体宽裕，但大中小银行之间冷热不均，小银行资金明显偏紧，容易导致银行间流动性的剧烈波动。第二，准备金率过高会导致资金脱媒，随着资金脱媒的不断加剧，部分社会资金甚至外汇占款资金并不绝对会以一般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而是流到基金、信托、民间借贷、大宗商品等领域，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结果是银行流动性紧张、社会流动性宽松，难以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第三，与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具有政策风向标的指示作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过高，将降低后续调控政策的灵活性，一旦出现小的风吹草动，将面临是否下调的两难选择。

由于外汇占款仍在快速增加，预计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仍有可能会上调1-2次，但再继续上调的空间不大。与存款准备金工具相比，央行票据具有灵活性高、针对性强的特征，而且转向容易，所以我们建议通过加息和适当提高央行票据发行利率的方式，解决利率倒挂问题，进一步发挥央行票据在公开市场操作中的作用。

2、财政政策：预计将更加“积极”，并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

尽管“积极”是财政政策的主基调，但从上半年情况来看，并未体现出积极的特征，例如，今年中央公共投资计划支出金额仅为3826亿元，比上年还减少了100亿元。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4万亿投资计划已经于去年结束，另一方面，则是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显著加强。

在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困境时，货币政策的单兵突进或许难以保证效果，必须要求财政政策的配合。第一，要增加财政投入，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水利设施和保障房建设等，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源优化配臵；第二，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完善和改革中央、地方财政制度，强化地方财政的风险预警和约束问责。这样才能在避免经济失速的同时，防范风险和促进结构改善。

第四篇：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物价上涨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同时经济增长呈平稳减速态势。预计全年GDP增长9.4%，CPI上涨5.5%。

2012年，我国将呈现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双降”态势，预计GDP增长8.7%左右，CPI上涨4%左右，经济运行总量矛盾有所缓解，但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更大。2011年全年经济走势呈现以下特点：

1、物价上涨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取得成效；

2、经济增长平稳减速，部分刺激政策退出力度把握适度；

3、保障房投资成为新亮点，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4、汽车消费退潮明显，其他消费增长波澜不惊；

5、受国际市场影响逐步加大，进出口增速前高后低。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食品价格周期性大幅波动的深层次矛盾并未有效解决；

2、成本上升压力持续存在导致经济步入结构调整阵痛期；

3、房价居高不下仍然是广大百姓最为关切的社会问题；

4、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型中小企业经营最为困难；

5、国内部分地方和企业对全球经济调整的趋势性要求反应迟钝。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将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势：

1、全球经济将低速增长。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活力正在减弱，并且内外部失衡进一步加剧，市场信心近期大幅下降，下行风险逐渐增大。发达国家正在步入滞胀的泥潭，一方面，主要国家普遍面临主权债务压力和金融稳定风险，私人需求尚未接过拉动经济增长的接力棒，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依旧宽松，甚至存在出台新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通胀压力相对较大。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大量热钱冲击以及政策紧缩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等问题，其经济增速将继续呈放缓态势。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秋季报告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与今年基本持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

1.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6.1%。

2、国内经济环境总体良好。一方面，“十二五”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设阶段，中西部不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以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地方财政风险和土地市场交易趋冷对地方投资融资能力形成制约，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抬高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出口放缓对工业生产形成一定压力。

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预测。如果2012年欧美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主要发达经济体整体不出现二次衰退，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得到一定缓解，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同时，我国把“调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有所减弱，财政赤字率略有下降；货币政策则主要加大对表外业务的控制力度，使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进入真正稳健状态。在这一国际环境和政策假设情景下，经模型测算，我国经济可望在结构调整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GDP增长8.7%左右；且经过精心调控，妥善应对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可以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控制在4%左右。

第五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骄傲的是，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似乎正朝着其梦寐以求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降低增长速度、改变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没有能如期实现。中央政府的权威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0.46。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政府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从口头上看，政府似乎是想从邓小平的路线向左转，使政策导向由“保护企业家、保护竞争”的“右导向”转向“保护穷人、保护公平”的“左导向”。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从企业家的口袋里抢钱、从地方财政掏钱，又怕影响他们推动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使得中央财政的收入下降。现在的麻烦是，诸多的许愿已经将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资源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的前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状况正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难点问题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