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集权和分权的利弊

第一篇：教育行政集权和分权的利弊

教育行政的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利弊是什么

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的教育行政各有利弊。具体而言，中央集权制的优点在于可以统一国家的教育目标、方针、政策和法规，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国家可以有效地调节各地区的教育发展，对教育落后地区予以重点扶持；教育行政权力集中在中央，可以加重中央政府对教育的责任，发挥中央办教育的积极性；可以统一教育标准和要求，易于考察和控制全国的办学水平；有利于教育政策、法令的推行和教育经验的推广。然而，中央集权制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容易形成不顾地方特点和条件、强求一致的局面，从而对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教育事业造成不利影响；教育管理的主要责任集中于中央，不利于调动地方发展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中央集中管理，地方缺少自主权，客观上使得地方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趋于保守、僵化，缺少灵活性，降低了教育管理的效率。

教育行政管理的地方分权制的主要优点是：教育行政权力分散，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教育，使教育适应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执掌有关的教育权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办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地方自主管理教育事业，有利于地方及时处理和决断有关教育问题，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率，同时反过来也能促使中央集中精力更有效地履行其宏观管理的职能。教育管理的地方分权制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教育行政权力分散，不易统一政令、统一标准、统筹规划及统筹兼顾；各地条件不同，对教育事业的认识不同，容易造成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各地自主行政，中央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组织地方之间的教育协作。在大当今世界急剧变化的教育和社会形势下，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都面临着挑战，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建立适应本国特点的，更科学、更完善的教育行政体制。一般来说，世界各国教育行政的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和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一些实行教育行政集权制的国家，正在尝试突破集中化管理体制模式，向“非集中化”方向发展，以利于发挥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加强对教育事业的民主管理；在一些实行教育行政分权制的国家，以不同的立法形式，逐步加强中央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控制，已经或正式出现权力相对集中的趋势。

第二篇：领导力：放权、分权与集权

领导力：放权、分权与集权

作者：贾春宝

历朝的开国皇帝都拥有强大的野心与领导力，仔细研究开来，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在市场经济中创业的人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仅以北宋为例，看看宋太祖在治国时候所体现出的高超领导力。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的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这个可以具体到文武两条线的举措。

先看武的方面，赵匡胤在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可谓韬光养晦，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与下属的拥戴。在五朝十三帝的**年代，自然拥有很大的夺权机会。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在周世宗尸骨未寒的时候，利用契丹与北汉联军进犯的消息，发动陈桥兵变，就是赵匡胤极大的进取心之表现，兵不血刃地把后周的天下整个端了过来。赵匡胤以国之重臣与皇亲的双重身份窃取了后周的天下之后，又极力避免有后人效法自己的做法，被下属“黄袍加身”代替自己当皇帝，所以做了皇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传说中的“杯酒释兵权”削掉高级将领的兵权，其中包括当初称兄道弟的“义社十兄弟”。

赵匡胤首先动员拥有兵权的高级将领解甲归田，然后选拔新人接替其空缺出来的职位。他不仅把元老们的功绩归零，或者转化成为可以及时兑付的东西。同时，选择那些资历浅而听话，易于管理的人做左膀右臂，会让人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一点就使赵匡胤清除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

北宋在军事上设置枢密院（相当于当代的国防部），将掌兵权与调兵权分开，枢密院大体是文官政治，虽然负责调兵，却不懂军事，也不负责管兵。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当然，负面结果是对作战十分不利，这也是导致宋朝对外用兵的时候显得“肌无力”的重要原因。

宋朝在兵源上实行募兵制，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这种“以暴制暴”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在社会治安管理中的矛盾。

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战略要地与边疆的派兵，注重中央与地方的对抗性。这种被称作“强干弱枝”的做法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对外抵抗入侵的时候，没有任何战斗力。北宋在军事结构设置上，把两司变成三衙，让更多的人做领导，却又让谁都做不了最大的领导，这是分权，放权的同时分权，就是在集权。把调兵与战争的决策权，甚至具体战役所使用的具体部署，都要由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来指挥，因此就会时常出现贻误战机的情况。文官调兵与强干弱枝，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之类的特色，本身就是在削弱诸如子弟兵那样的情感基础与默契程度，也起到了弱化团队战斗力与向心力的效果。

北宋的军事管理机制把士兵当作棋子，而不会被感情所左右，这本身保证了朝廷的安全，同时也极大地弱化了军事管理中的人性化成分。同时也让带兵打仗成为单纯的技术工种，而负责训练与带兵打仗的都是武将，武将以无条件“服从命令”为天职，成为单纯的战争机器。在文的方面，开科考试方面，赵匡胤“发明”殿试，把所有来参加考试的举人都变成“天子门生”，从根本上杜绝朝堂上的政治利益集团对皇权的威胁，而且为随后的宋太宗通过科举录用的文人形成井喷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本治国方略方面，赵匡胤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在重文轻武的宋朝，诞生了很多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词曲画家。让宋朝拥有理学与儒家学派深厚的社会土壤，并使得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宋朝的读书人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再看赵匡胤留下的政治遗产在现代管理方面的价值与启发。

在平台机制的设定上，做领导需要多创造针对下属破格提拔的机会，领导者需要尊重每个人向上爬的内心需求，注重协调前朝旧臣、自己的功臣以及潜在贤人之间的关系。

赵匡胤把权利细分，并建立调配与制衡机制，在动态之中保持平衡，这个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总趋势的。所谓制衡机制，并不单纯是御人之术，更多的是领导提供形象展示平台，所谓御人之术更多的是从被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

在现代机构的管理上，要想保持稳定，首要的是数量上的匹配，总部的市场人员必须相对强势于分支市场的规模，这是固本之法。其次是要经常换防。就是经常在区域市场之间进行管理人员挑换，虽然动态的换防会形成官僚作风，但官僚制度恰恰是长治久安的基础。我们不主张在管理的时候勾心斗角，而更多的需要上下齐心，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人都有进取心。既然陈桥兵变是赵匡胤进取心的表现，那么因何就要阻碍别人同样的进取心呢？毕竟总不能说进取心是不对的，所以对领导而言，下属的进取心是需要被限制的。

对领导而言，面对权利的分配，首先是看对人，对自己的忠诚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有制度约束，让他们从理性上难以做出不好的表现，再次是要讲究策略，基于心理层面的研究与利用。在御人之术方面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

作为领导，要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是授权，中层就必然会争权夺利、弄权、滥用职权，因为他们分享的是高层的权，分食的是基层的利。所以既然授权很有可能被分权，领导被架空，最终要承担全部责任，这对老板而言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最终还是要集权。

领导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是：部署很厉害，一经授权，迟早会弄权。所谓弄权的核心就是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所支配的行为，即使下属可以很好地控制私欲的膨胀，也会很难完全驾驭他们自己的下属的思想与行为。当中层领导都是一些权臣，自然会对高层老板构成威胁，授权与分权的同时注重集权，收放自如的领导才是安全的。

授权的基础是信任。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在职场与商场之中，不会有与生俱来的信任，怀疑心重等于警觉性高，警惕性高一部分是由于大环境本就如此，另一部分是自己曾经受到过伤害。

关键是要有安全感，彼此之间增加信任的核心，老板必须学会自我保护，用制度的方式，用尊重并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方式来进行企业管理，领导对下属的知情权是管理的基础，对中层领导而言，即使得到信任与授权，先斩后奏也必须要及时奏，这是对中层最基本的要求。

作为领导与老板，需要大小事情都知道，但什么都不管。这就需要在授权之后不定期检查，因为授权不等于放弃知情权，一旦你的知情权被剥夺，就意味着你被架空了。

老板一旦被架空，你这个老板就会从有权无责变得有责无权，让自己变得很无辜，虽然把权利授予了值得信任的人，但依然难以抵挡人之本能的侵蚀，自己却非常不放心。

任何一个级别的人，不管是不是领导，都需要拥有清醒的意识与成熟的判断，耳听为虚，眼见也未必是实的。毕竟眼睛与耳朵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记忆都是有选择性的，所以要想在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审时度势，依托心理研究而制订应对之策。

对领导而言，授权要得到授权的好处，是高难度的；授权给员工，最终的结局大体都是不欢而散，不是被得势的下属干掉，就是要把他干掉。

对中层而言，只有让自己尊重高层的权利，有所忌惮；具有战略高度地为基层争取利益，这才是值得托付的中层。离领导越近，就越会危险。在《易经》中讲“三多凶四多惧”。因为距离领导近了，不仅会跟基层隔离，连领导都要对自己严加防范。作为现代企业的领导与老板，还是多学习一些历史吧。

第三篇：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中的集权与分权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中的集权与分权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集团成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组织。而企业集团因其有特殊的企业组织形态和复杂的产权结构，在管理实践中存在一些体制陷阱。企业集团因其结构特殊性使其有别于一般企业，企业集团财务管理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健全财务控制机制，核心是财务控制的安排，而财务控制权包括集权模式与分权模式，需要考虑财务战略，规模大小，管理水平，经营效益等。有的企业集团提出管理的目标是“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有权有度”，应该说这是集权与分权特别理想的状态。因此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财务管理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集团财务管理的集权与分权作一阐释。

关键字：企业集团集权与分权面临的问题有效选择

在我国，企业集团是指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多个法人以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服从于体现共同利益的某种决策体系的经济联合体。其具有群体行，以资本为纽带，规模大等基本特征。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是指企业处理财务活动中的组织框架和管理机制，主要包括组织框架的安排，财务管理体制的划分和财务管理机构的设立等内容。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决策权和控制权的划分问题，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方法。根据企业集团的实际，围绕企业战略，确立一种适合的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通过结构的设计，制度的制定，工作组织的计划，及恰当的措施，保证数据完整可靠，推动企业资源整合，实现资本保值增值和利润最大化，是企业集团的最终目标。

一、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中的集权与分权

集权型：在集权模式下，财务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母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实行严格的控制，实施统一核算，统一调配资金，实行集中管理。特点：财务权利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对子公司人、财、物和产、供、销实行统一经营、管理、决策和核算，各成员单位只是执行集团公司的财务决策。优点：管理效率高，能控制子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在重大事项上迅速地做出决策；有利于母公司发挥整体资源的整合优势，提高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集团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整体优化利于降低成本、统一协调集团资金，取得规模效益。缺点：决策信息掌握不完整，可能造成决策低效率甚至失误；制约了子公司理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企业信息不利于横向沟通。

分权型：在分权模式下，母公司只保留对子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或审批权，不干预子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财务事项的决策权与管理，其对于公司的管理强调的是结果控制，即对子公司完成受托责任的情况进行考核与评价。优点：企业集团高层能够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子公司可在授权范围内可以直接做出决策，节约信息传递的时间；有利于激发成员单位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提高经济效益。缺点：难以统一指挥，纵向沟通不及时，重大事

项的决策进度被减缓了；上下级沟通慢，信息分散化和不对称现象较为常见；分权单位容易各自为政，缺乏整体观念，忽视集体利益。

二、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在财务管理模式选择上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部分企业集团是通过兼并、重组、联合形式组成的，有的甚至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捆绑在一起，组织形式松散，缺乏足够的控制能力，对下属子公司的管理大多存在‘以包代管’的现象，子公司除了年终上缴管理费以外，几乎拥有大部分决策权，也就是分权式的财务管理模式。其结果必然导致企业集团的内部财务目标不协调、小家利益和大家利益不协调的情况发生，从而使集团内部资源的配置、优势互补受到一定限制，最终导致企业集团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下降。

同样，一些选择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的企业集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财务决策权过于集中在集团公司，决策通常考虑全局，容易忽视个体，一旦决策失误将对公司造成严重影响。这种集权更多地是一种行政性集权，子公司财务管理在整个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只是被动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财务管理在事前预算、事中监督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财权与行政事务权混淆，使企业财务无法按经济规律有效地进行管理。其二，一些企业集团规模较小，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集权财务管理体制必须借助设立结算中心、财务公司以及引入内部银行机制等手段，会计人员由集团公司统一管理，与各子公司的经济业务脱离较大，往往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其三，一些中小企业集团本身规模较小，人员较少，再设立结算中心、引进内部银行机制，其业务和管理显然不如银行等金融机构专业和完善，难免重蹈企业办社会之覆辙。这样看来，无论选择单一的集权模式还是分权模式的财务管理体制，都达不到企业集团经济管理的要求，必须建立一套综合的财务管理体制，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各取所长，相互协调才不失为一种优秀的财务管理体制。

三、企业集团在财务管理体制中集权与分权的有效选择

1、企业集团选择有效的集权模式：在集权模式下，企业集团的各项决策权集中在集团母公司，集团母公司集中控制和管理集团内部胡经营和财务，并做出相应的决策权，所有子公司必须执行母公司的决策，各子公司只负责少量财务预测及日常经营管理。

财务管理效率的提高，则能全面控制子公司行为，通过对集团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优化，可降低成本，整合财务资源，取得规模效益。但此模式是基于对子公司经理层不信任的假设上。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调动子公司经理层的积极性。因此，此模式适应这些情况：企业集团的规模不大，且处于初创期；子公司在集团整体性使得母公司不能对其进行分权。

2、企业集团选择有效的分权模式：在分权模式下，母公司只保留对子公司重大财务事项决策权或审批权，而子公司只分到日常财务事项决策权和管理权。在这种情况下，子公司相对其独立，母公司不直接管理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财务活动。

分权模式有利于调动子公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子公司拥有一定的理财自主权，其理财的积极性及创造性较高。财务决策周期短，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强。子公司拥有一定的财务决策权，效率较高，但分权模式也有一定的缺陷。各子公司间资源调动受到一定限制，不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影响经济规模的发挥，导致内部资源的浪费。

3、使用集权、分权集合的模式：这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这种模式显示结果的重要性，同时对可能出现的财务倾注于力度，实行关键控制，这种模式不同于集权式，它既不是过程控制，也不是结果控制。

一般来说，集权式式我国的首选模式，从严理财是唯一正确的财务思想。事实上，大多企业集团在财务管理的选择和应用上都采用了集权与分权相互渗透的办法，只是在实际运用中，因企业文化的不同，执行力度和效果存在很大差异。要把肄业集团母子公司权力分配上集权与分权划清界限，促进企业集团不断发展。

四、结束语

企业集团公司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市场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的标志，它与单一的企业存在很大差别，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内容繁杂，涉及面较广。根据具体规划，及时了解各单位财务报表状况及内部控制制度，更好地为其服务。

集权与分权历来是企业集团面临的最大难题。因为它们是相对的，既没有绝对的集权，也没有绝对的分权，企业集团应根据具体环境和竞争的需要，在分析自身特点的基上应结合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设计、构建和实施行之有效、切合实际状况的财务管理体制，并根据企业集团的发展变化不断修订和完善。

参考文献：王棣华、谷棋：《高级财务管理》2009

肖晓春：《企业集团的控制－集权与分权的安排》2011年第5期

耿云江：《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体系研究》2008

第四篇：财政分权[定稿]

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收支上的权责关系。

财政联邦制：实行联邦制国家采用的一种制度，指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税收收入和公共支出的一种制度安排。

财政管理体制：也称预算管理体制，通常定义为处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内容包括确定财政管理的主体与级次、公共收支的划分原则与方法、财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以及财政调节制度和方法等。突出特点是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公共收支的立法权。

财政分权：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优点：使政府产出更适合当地偏好；鼓励政府间存在竞争。

缺点：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了；难以实现公平收入分配。

财政分权的衡量：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地方政府自身公共收入占国家公共收入的比重、地方政府总公共收入构成、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占国家公共支出的比重

支出责任安排的原则：考虑到各级政府财政职能定位和公共物品的层次性，主要有以下原则：财政公平原则、政治责任原则、行政效率原则。

收入责任安排原则：公平、效率、稳定原则

税收控制指数：是地方政府各税种收入比重乘以各自权重后的加权平均指数，是反映地方政府税收自主权的一个重要指标。

分税制主要形式：分税额、分税制、分税率、分税种

我国的分税制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的，这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市场竞争要求财力相对分散，而宏观调控又要求财力相对集中。这种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反映到财政管理体制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分税制较好的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1994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九年来，这一改革，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分税制的实质、划分原则及依据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的实施，既是一国政府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是一国以法治税思想在财政、税收制度建设方面的体现，又是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在税收管理方面的体现，也是一国财政管理体制在税收方面的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的必要性：（1）外部性。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性公共物品有时存在外部性，当某个地方提供的某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收益超出其本地区范围而外溢到相邻地区，从而使其他地区的居民在不承担任何费用的情况下也同样获得收益时，便产生了公共物品的外部性问题。一般来说，地方政府作为代表本地区利益的主体，只考虑本地区居民的利益，对于利益外溢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和服务，地方政府承担了额外成本，从而降低了其提供这类服务的积极性，导致给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若由中央政府提供这类公共物品和服务，虽然解决了 外部性问题，但随之产生了效率损失问题。所以中央政府提供转移支付弥补地方政府因提供此类公共物品而带来的成本损失是经济地方性公共物品外部性最公平、最有效的办法。（2）纵向均衡。（3）横向均衡（4）需求收入弹性。形式：（1）无条件补助（2）配套补助（3）限额配套补助（4）专项补助。粘蝇纸效应

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1）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2）税收返还。两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出口退税基数返还

我国的财政分权问题

第五篇：税务师监管集权论文

而此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2年9月10日曾联合下发过一份《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注册税务师行业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分行业管理“决定的通知（财办[2002]35号）》，这份文件要求“各地两行业协会实行统一领导工作，并应于2002年底完成”。

1月20日，北京市税务局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同其他省市一样，北京市的注册税务师管理机构的合并工作进展顺利，并早已完成。”

但这位资深税务官员同时指出，合并后的注税管理机构“两不像”，既不像从前的行政性机构，也不像独立意义上的“协会”。“客观地讲，合并后行政的色彩依然十分浓厚。”

监管之弊

《通知》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各省（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下同）税务师管理中心和省税协办事机构予以合并，组成新的省税协的办事机构即省税协秘书处。秘书处由省国税局代为管理。《通知》同时强调，保留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的牌子，以便于行使部分行政管理职能。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注册税务师的职能，主要是在涉税市场业务中接受纳税人的委托，代理从事各项涉税事务，并贯穿于税收征纳的整个过程。其代理业务主要包括咨询服务、代理记账、代理纳税、税收筹划以及税务机关委托办理的其他事务。

另一方面，合并前的“省税协”全称省注册税务师协会，是税务代理机构和注册税务师自愿组成的地方性社会团体，对代理机构和组成人员实行行业管理的专业性非赢利性社会组织。

中央财大税务系副主任刘桓介绍，一般来说，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由现任税务局领导出任负责人，而注册税务师协会的负责人多为退休的前税务局领导。

目前，各省的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都挂靠在省税务局（省国税或者省地税），编制则是下属的事业单位，同信息中心、机关服务中心性质类似，但并非独立法人。其主要职能则是对全省税务师事务所和注册税务师实施行政管理。

“管理中心虽然比较轻闲，但却掌管注册税务师和注册税务事务所的审批、年检等生杀大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标准部一位业内人士称。“保留这块牌子的背后，实质上是某些人的利益难以触动。”

据了解，仅收取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费用一项，管理中心每年即可获取相当丰厚的收益，近年来，众多地方人事部门也积极要求参与其事。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有业内人士甚至认为，注册税务师管理机构的合并仅是响应财政部及税务总局关于“统一领导，分行业管理”的一时举措，并没有触动根本利益。

一位研究税务多年的专家称：税务系统机构设置重叠；协会难以发挥行业监管职能；由税管中心管理的税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大多来自本省税务系统，与税局领导之间关系千丝万缕；一些税务师事务所并没有真正从事代理或咨询，只是按照企业“意愿”办事；税务局的监管和服务职能合一，对自身却缺乏监管等。

但对于此次合并，这位专家坦承，“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可以加大对税务事务所和注册税务师的监管力度。”

事实上，合并前的“省税协”只是一个行业自律性组织，对税务行业的监管尚存有较大的欠缺，多数省市均没有设立常设办事机构，因而多数是“虚位以待”。而税协和管理中心长期混淆在一起，以致造成互相推诿责任，不利于行业监管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双方共同成立一个秘书处，而且将秘书处设置成处级单位，即是期望通过将协会的行业监管和管理中心的行政管理予以整合，以加大对行业的监管力度。”这位专家称。

这位税务专家指出：目前市场上注册税务师行业已然竞争非常激烈，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注册税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低下，因过度竞争造成的企业与事务所之间的非正当合作关系等愈加严重，已严重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国家税收的缴收，因而对税务行业的整治已非常急迫。对此问题，安徽国税局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对税务师事务所提供的有关企业财产损失证明报告、纳税筹划等文件，省局一般都只是参考，而不是最后决定。

“因为担心质量问题，还有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则是，目前对企业的偷漏税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责任认定程序，税务事务所似乎并不承担责任。”这位官员称，“与注册会计师显然有很大的差距。”

这位官员接着说到，“期望成立秘书处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显然是治标不治本。”

“三师合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的一位专家认为，提升税务行业的整体质量，必须将注册税务师和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合并起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高层次的、包容性强的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管理组织才能实现。

早在2000年5月，时任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组长、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就曾郑重宣布“三师合并”的计划。

此后不久，国务院发展中心“规范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管理”课题组受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几经调研后，提出了将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进行合并的改革思路。中国注册计师协会一位高层解释说：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三个行业的发展有相同的历史渊源，都是在注册会计师的基础上起步、分化形成的，且专业知识基本一致，操作过程中使用的资料基本相同，服务方式和手段相近，业务上的包容性和互补性较强等方面的特征。

事实上，注册资产评估师和注册会计师的合并相对顺利，前者原归国有资产管理局管理，后来国资局并入财政部门，中国资产评估师协会顺理成章地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并。

“没有利益关系的转移，所以合并才会如此快捷。”中注协这位高层如此表示。

但该高层话锋一转，“注册税务师就难说了。”

民间的一种说法是，按照“三师”合并的思路，注册税务师要合并到中注协，必然牵扯到国家税务总局的既得利益。

对此，该高层拒绝发表意见。

而国务院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却认为，中介机构分散在各个部门管理，很容易将行政权力渗透到中介机构；每个部门搞“自留地”，拥有批准一些所和一些资格认定的权力，致使一些中介机构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另一个事实是，2002年12月，中注协已将其监管职能归还至财政部的会计司、条法司和监督检查局，只留下服务职能。

中注协剥离出去的监管职能包括：批准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等。

如果真正实施三师合并，注册资产评估师的监管职能划至财政部应无障碍，但注册税务师的监管职能如何安置则成了难题。

“财政部会极力争取，但国税总局也不会轻言放弃。”国税总局一位人士称：“最后结果还不好说。”

香港建华基金

张家口第一毛纺厂下岗工人老雷说，他以前缺钱都是在当地的一家香港基金—建华基金公司—贷款。

老雷几年前下岗后，投资3万元开了一家铺面，经营日化用品，遇到资金紧张时，他向建华基金贷款4000元，去掉费用220元，老雷拿到3780元，分三个月共6笔还清。

据老雷说，其借款年利率高达22%，贷款的上限为8000元。

相比ILO／中国城市就业促进试点项目，建华基金的劣势是明显的。

项目的每笔贷款相关费用主要有：贷款利息（按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执行）、担保公司担保费（银行利息的50%并贷前交付）、房产评估费（房产评估价值的20%）、办理房产产权证费85元、公证费30元等，总计费用相当于贷款额的8.5%，比建华基金贷款成本低得多。同时，项目的最高限额为5万元。

据部分从建华基金贷款的人介绍，建华基金办理贷款的速度要快得多。

实际上，建华基金背后的实际运作方为，注册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希望国际(hope international)。

据希望国际中国区负责人杰姆介绍，希望国际为一家国际慈善机构，在乌克兰等国家都有分部，2000年4月来到张家口，基金的名称现在为“张家口市总工会希望基金办事处”，基金总额为100万人民币，同年7月开始运作。

据希望国际内部人士透露，由于没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希望国际开始和香港建华基金天津办事处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建华基金现已停止在张家口的业务。

张家口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周继文部长介绍，希望国际在张家口的合作方最初为张家口红十字协会，但因为每两万的费用，希望国际最终转向了工会。

此外，希望国际还与经贸委下属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签有合作合同。

2002年11月初，张家口市总工会与希望国际签订协议，希望国际可以挂在总工会之下，算做工会下属办事机会推荐的下岗职工以一定的优惠，将年利率下调10%。

周继文表示，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受惠，但希望国际的这种运做方式还并不为很多下岗职工所知，今年他们的计划是加大宣传，并会到包头市下的一些大县设点。

希望国际的账

希望国际最早张家口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从2000年3月份开始运作。

据杰姆介绍，希望国际主要面对当地资金紧张的小商人，具体方式为每千元在三个月内的费用是55元。

他认为，希望国际的最大优势是不需要抵押，贷款人只需找到两位有固定收入的生意人、最好是公务员进行担保即可，基金业务员经过调查后予以确认。

贷款数额在3000元到8000元之间，期限在3个月到6个月。分期付款的方式，每两周还一次。

按照希望国际的收费标准计算，贷款人所付年利息在22%，几乎是现行银行贷款水平的4倍。

对于“高额贷款”的说法，杰姆很不以为然。他表示，所收的这部分“费用”是按照国际水准进行的，目的只在于增加贷款人的压力，让贷款人真正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困难。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希望国际逐渐受到了小商人的认可。至今为止，已经贷款1494笔，贷款总额700多万元，加上在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县的放贷数额，基金的总业务达到了880万，受惠人数达到600人。

据杰姆说，随着业务的拓展，希望国际正准备加大基金总量，同时考虑与工会分道扬镳，与张家口民政局下的社团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部门的负责说，希望国际的作法并没有违反法律；小额贷款难题

1月10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出台。

《办法》规定，小额担保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水平确定，不得向上浮动。从事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由中央财政据实全额贴息，展期不贴息。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透露，几天前颁布的实施细则中，微利项目限制在年利润不超过2000元的范围内，宝山表示，这个标准过低，是与实际脱节的，更何况鼓励下岗职工创业实施贴息的政策本身就值得探讨。

米险峰表示，小额贷额为下岗职工创业提供了机会，应该按照市场的方式运行，贴息是没有必要的。

另外，《办法》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以上市都要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所需资金主要由同级财政筹集，专户储存于同级财政部门指定的商业银行，封闭运行，专项用于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

这部分贷款担保基金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政府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或其他信用担保机构运作，尚未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地区，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经贸部门、劳动保障部门报经当地政府批准后可成立新的担保机构。

姚春生介绍，这些担保公司是1992年、1993年各地经贸部门成立的，由财政直接拨款，一般效益都不太好。

据包头项目的合作担保公司百佳信用担保公司经理王清透露，公司2002年共担保资金大约4000万元，实现利润100多万元，但目前公司未能追尝的资金就达150万元之多。

他说，这还是基于担保公司隶属经贸部门地通的原因，一些国有企业为了能够顺利的度过项目审批，还款还算及时，一旦中央机构改革，经贸委的变动将导致担保公司唯一的一项非市场优势可能消失。

王清表示，在为下岗职工进行担保的同时，担保公司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反担保品能否变现和可变现多少，这是解决代偿之后的问题关键。

担保公司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担保的比例，这将决定它收取保费的多少，是其利润所在。《办法》规定，贷款担保基金收取的担保费不超过贷款本金的1%，由地方政府全额向担保机构支付，这直接决定了担保公司保费收入的降低（一般为银行利率的50%）。

《办法》同时规定，小额担保贷款责任余额不得超过贷款担保基金银行存款余额的五倍。而实际上，在三个试点中，小额贷款的责任余额和贷款担保基金银行存款余额的比例一般为1:1，扩大比例很难做到。

原因首先在于担保公司虽然增加了保费收入，但并不愿承担难以追偿的风险；另一方面在于银行。

米险峰分析，在比例扩大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不还贷款的现象，就很可能带来后继的“雪崩效应”，大批人的不还款将是担保基金难以解决的，此时的风险自然会转移到银行方面。包头市项目合作方交通银行包头分行郝占魁行长表示，大多数贷款者的反担保抵押都是房产，相当一部分是很难变现的，对银行而言，1:1显然是最安全的比例，扩大比例的前提是信用等级的提高。

提高比例的途径在包头已经有了初步的尝试。贺俊介绍，在SYB培训的基础上，包头已经成立了创业企业协会，并已经成功注册。创业企业协会内部订立自律章程，配合贷款发放的条件考察和及时的还款。

贺俊表示，下一步的目标是建立协会内部“小老板”之间的互保，这样就可以是信用担保逐步得到实施。这样，像老雷一样的下岗职工没有抵押品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解决。

米险峰提出了彻底的办法，即由小老板们运做担保公司，行业协会完全可以成为中介担保组织的运作机构。这方面，在东南沿海一带已经有了先行者。

矛盾在于，担保公司由政府管理可以导致强有力的执行，但缺乏市场机制的引导；担保公司由行业协会管理，又会产生一系列的行政成本，导致执行的困难。

让银行方面最不可接受的是，在《办法》中，没有提及反担保事宜，邓宝山说，这将成为办法执行的最大障碍。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系家汤敏1月21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目前有两个误区使我国的小额货款没有像在许多国家中一样能迅速成为大规模的运动。

其一是，把小额货款仅当成一项扶贫措施，把货款对象仅限于贫困户，限制了其在中国的发展潜力。

其二是，中国的小额货款没有与金融部门结合起来，仅由国际多边与双边组织或是由地方政府群众团体出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