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的发展沿革

第一篇：教育技术的发展沿革

1.1.1技术、教育技术及其发展概述

☞技术technology，是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生活服务的物质手段、智慧手段与信息手段的总和。☞教育技术是人类教学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物质工具、方法技能和知识经验的综合体，分为有形/物化形态技术和无形/观念形态技术。

☞有形技术主要指在教学活动中所运用的物质工具，它往往通过黑板、粉笔等传统教具，或者幻灯片、投影、电影、视听器材、计算机、网络、卫星等各种教学媒体体现出来。

☞无形技术指在解决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策略，以及教育思想、理论等。

~有形技术是教育技术的依托，无形技术是教育技术的灵魂和真正内涵。

~在人类文明史上，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①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体系------------手工技术时代--------传统教育技术

②以机械和电器技术为基础的体系-----机电技术时代--------视听媒体教育技术

③当代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体系-------信息技术时代---------信息化教育技术

-------手工技术时代对应传统教育技术，并经历了漫长发展。物化形态的教育技术包括：竹简、粉笔、黑板、印刷材料、实物、模型等。观念形态的教育技术主要指教育者的言语技巧和教学技能以及有形技术的运用，主要包括口耳相传、诡辩术、讲演术、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直观教学法。

☞直观教学法由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把“直观性”作为一项教学原则正式提出。但并没有在当时的实践中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他按照直观教学原则编写的一本带有150幅插图的教科书《世界图解》/《可见的世界》1658被认为是教育技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世界上第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直到19世纪初期，直观教学才开始在欧洲流行，并迅速传到美洲大陆，使得直观教学成为教育者的有意识的教育行为。

机电技术时代对应视听媒体教育技术，视听媒体的应用源于19世纪视听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除了物化视听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观念形态的技术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验之塔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标准参照评价、程序教学、先行组织者理论、基于行为主义的教学系统设计、系统方法、细化理论、成分显示理论。

☞视听技术是能够传递声音和图像的机械设备及电子设备，较早问世的传递图像的设备包括幻灯机1845、无声电影1860等；传递声音的包括留声机1877、录音机、无线电收音机等；有声电影1923和电视1924是最早能够同时传递声音和图像的视听设备。

☞经验之塔理论Core of Experience由美国视听教育专家埃德加·戴尔Edgar Dale在《视听教学法》1946中提出，是视听教学理论的核心，是教育技术学史上最重要理论之一。其主要观点有：

⑴越底端经验越具体，越顶端经验越抽象，学习者的身份由直接参与者逐渐转变为真实事件的观察者，最后变为间接经验的观察者； ⑵教学应从具体经验下手，逐步上升到抽象。有效的教学之路应充满具体经验，教学的最大失败在于使学生记住许多普通法则和概念的同时没有具体经验作它们的支柱，产生“从概念到概念”的言语主义；

⑶教学不能止于具体经验，要向抽象和普遍经验发展；

⑷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各种教学媒体，使视觉符号、语言符号更易理解，并打破直接经验的时间空间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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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国外（美国）教育技术发展沿革

美国的教育技术产生最早，发展脉络最清晰，影响最大，因此成为西方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的教育技术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视觉教育、视听教育、视听传播、教育技术四个阶段。▲视觉教育

☞视觉教育指通过生动的视觉形象辅助教学的活动。

视觉教育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的直观教学，17世纪夸美纽斯由于主张”让一切学校充满图像”、“让一切教学用书充满图像”并于1658年编写了第一本图苯并茂的教科书《世界图解》而被誉为“直观教学之父”。当时的教学主要采用实物、模型、图画、表演等来辅助教学；18-19世纪直观教具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照片、磁铁、地球仪、无声电影、幻灯等进一步推动了直观教学。

视觉教育理论家以霍本C·F·Hoban为代表，他在《课程视觉化》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视觉教育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各种媒体分类的层级模型。他认为，有四个因素决定视觉教具的价值：教具本身的现实性、学生过去经验的范围和性质、教室环境与教学目的、学生智力成熟因素。

▲视听教育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有声电影、电视进入教育领域，原有的视觉教育已经不能涵盖当时的教学内涵，视觉教育便发展成为视听教育。视听教学初期由于学校缺乏相应的设备、资料、专家而导致视听教学发展缓慢。在二战期间，视听教育率先在军队和工业的发展中取得成效，利用有声电影技术，美国在短短六个月把1200万缺乏军事知识的百姓训练成海陆空作战部队，把800万青年训练成军火制造与船舶制造的技术工人。

1946年戴尔Edgar Dale在《教学中的视听方法》一书中提出的经验之塔理论成为了视听教育的主要理论依据。

▲视听传播

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学校中的视听材料和视听设备剧增，教育电视由试验阶段到实用阶段，教学程序和教学机器风靡一时，开始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实验研究。

教学器材的自动化、教学教材的多样化、教学过程的程序化特点日益明显，逐渐引发了“什么是视听教育”的重新讨论。

1961年美国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主席芬恩Finm的建议下，由埃利领导的“定义与术语委员会”致力于视听教育领域的定义和界定。1963年2月，美国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定义与术语委员会”

在专题报告中建议将视听教育的名称改为视听传播，即将传播学作为视听教育的理论基础。此举帮助人们把研究视野从静态的物质手段方面转向动态的教学过程方面，从原来仅仅注重教具、教材，转为十分关注教学信息从发出者经过媒体传递到接受者的整个传播过程。

▲教育技术

1963年的报告将视听传播与教学技术两个词并用，并没有实现研究领域的名称统一。

1970年美国视听教育协会通过大会表决，改名为教育传播和技术协会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AECT）,并于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1971年启用。新名称整合了“传播”与”技术”这两个概念，并将其实践领域定名为”教育技术“，很快得到西方国家的追随。

1.1.3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简史

在我国，电化教育的出现，是教育技术这个领域兴起的标志。

▲电化教育的兴起

建国前，电化教育是在国外的影响下进入我国的，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由上海、南京、无锡、苏州一些学者和有关学校倡导，因其在教育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才得到政府部门的注意。但由于旧中国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政府对教育不够重视，故电化教育一直处于自发状态，始终未能有大规模推广。

▲电化教育的初步发展

建国，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1949年11月文化部科学普及局成立电化教育处（后改名为幻灯处），负责全国电化教育，从此电化教育得到国家高度重视。

建国后的1950-1965年间，我国的电化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加快了发展步伐，全国范围普及广播电台教学、电视教学；高校开设电化教育选修课，讲授电化教育的理论和技术；各中小学所在地区纷纷设立电化教育馆，负责幻灯、电影、录音、广播的推广。但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电化教育也未能幸免。

▲电化教育的重新起步与迅速发展

文革后，我国的教育工作逐步得到恢复。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为了便于学校电化教育的开展，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建立了中央电化教育馆，随后全国各地也先后建立电教机构。

1993年我国正式将”电化教育“专业更名为”教育技术学“专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高校已经将电化教育中心相继改名为教育技术中心，中国电化教育协会也于2002年11月改名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2000年10月教育部决定实施”校校通“工程，用5-10年时间在中教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计算机辅助教育是电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多媒体、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教育已经向信息技术教育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后，远程教学、网上学校、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日趋多元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12年升级为国家开放大学）创办于1978年，是我国远程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经过80年代的建设，发展成为一个由中央电大、43所省电大、575所市电大、1500多个县电大组成的开放式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城乡的广播电视教育网络。

1.1.4教育技术领域定义的发展演变

Q：教育技术的定义为什么会发生演变？

A：教育技术定义内涵与外延的演变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

①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技术产品，推动教育技术从直观教学走向视听传播，新技术引起的教学方法、理论、观念的上变化必然要求教育技术在定义上得以体现，促使定义不断变化、完善。

②相关理论推进了教育技术的观念更新：传播理论与早期系统论将视听教育从媒体论转向过程论和系统论；科学系统论将教育技术从有形的物化技术转向无形的智能技术。

☞系统论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理论认为开放性、动态平衡性、自组织性、等级结构性、整体性、复杂性、关联性、时序性是所有系统具备的基本特征。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是把所研究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研究其结构和功能，分析系统、要素、环境这三者的关系。

③各国的教育技术实践受到技术基础、理论水平、文化价值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使教育技术的定义丰富多样。

▲美国教育技术定义演变的五个阶段

❶1963定义视听传播时期

“视听传播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对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使用。”

目标是有效地使用每一种传播媒体与方法，以开发学习者的全部潜力。它包括对整个学习系统及其组成成分的计划、制作、选择、管理和应用。这个定义第一次关注了学习而不是教学，强调点从媒体转向内容。

视听传播取代视听教育是教育技术史上的重要变革，改变了传统视听教学的理论构架，不在把研究重点放在使用形象化的视听教材作为辅助手段以提供具体的学习经验方面，而是放在完整的教学传播过程与教学系统方面。

☞教学系统Instructional System是教育系统的子系统，是由多种教学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动态要素有：教师、学生、心理环境；静态要素有教学媒体和物理环境。

❷1972定义首次使用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是这样一个领域，它通过对所有学习资源的系统化鉴别、开发、组织、利用，以及对这些过程的管理，来促进人类学习。“

这个定义在1963定义之上，从信息设计扩展到学习资源的设计；并首次使用了”管理“术语，反映了专业人士对”管理“的重视。

❸1977定义强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教育技术是一个提出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过程进行设计、实施、评价、管理的综合有机的过程，它涉及人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等各个方面，与人类学习的所有方面都有联系。“

定义包含三层意思：首先，教育技术是一个综合有机的过程，包含与人类学习有关的一切因素；其次，这个过程是将先进的技术设备、思想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最后，教育技术的着眼点只是实际应用。

❹1994定义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

”教学技术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是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

该定义明确了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学习过程作为一种认知过程主要涉及的是”人“，学习资源指条件和环境主要涉及”物“；同时，该定义还将教育技术视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并将教育技术划分为五个具有独特功能的研究范畴。

在1977-1993年间，科技发展与相关理论发展深刻影响着教育技术学领域，导致AECT94新定义的出现。首先，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技术如何合理运用于教与学的过程引发了讨论；其次，教育心理学领域认知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代替了行为主义的主流地位；最后，远程教育与协作学习等新的教学策略逐渐流行起来。

❺2004定义规定过程和资源的范围，重视绩效

”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是通过对技术过程和资源的创设、使用和管理来促进学习，改善绩效的研究和符合道德的实践。“

☞绩效是管理学概念，指组织中个人或群体在特定时间内可描述的工作行为和可测量的工作结果。~AECT94与AECT04定义的比较：

⑴在对领域描述的措辞上，后者用教育技术取代了教学技术；

⑵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对学习过程和资源加以”技术性“与”适当性“的范围限制；

⑶后者用三个职能范畴取代了前者五个职能范畴；

⑷后者不仅注重获取知识，还注重改善表现工作表现等绩效因素。

第二篇：一三八师沿革

一三八师沿革

一三八师沿革

133师的前身是1945年11月组建的冀中纵队1旅，以冀热辽14分区挺进热河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冀晋纵队第2、3旅，冀中纵队1旅组建于承德辖71、62、73团，62团前身1945年8月组建冀中军区8分区62团，1、2、3营依次由8分区33地区队、大城县游击队和饶阳县支队改编，73团1945年8月组建，冀晋纵队第2旅组建于平泉，4、5、6团依次由冀东13团，北进1支队、冀晋军区19团改编，冀晋纵队第3旅组建于平泉，7、8、9团依次由101、102、103团改编，1946年4月冀中纵队1旅与冀晋纵队第2旅合并为冀热辽军区独立2旅，冀晋纵队第3旅改为冀热辽军区独立3旅，2旅4、5团保留，1旅71团改为6团，62团分别补入4、6团，73团调归冀中军区，不久冀热辽军区独立2旅改为冀热察独13旅，冀热辽军区独立3旅改为独立14旅，46年9月与独14旅合并仍为热河军区独13旅，原13旅37团（欠3营）、38团和原14旅42团合并为37团，原14旅40、41团合并为38团，原13旅39团不变，37团3营拨归39团。1947年8月1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为22师，该师战斗力较强，是军主力师。1945年9月--1949年12月征战14个省市，歼敌567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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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团的前身是1938年7月以冀东大暴动武装和八路军4纵队的33大队11连（1938年6月组建包森支队以4纵队33大队11连为基础，11连前身1929年百色起义红7军部队，后为（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县政府警卫连及34大队5连和6连一部（前身百色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包森支队，1939年初扩为4个总队，1940年7月25日在盘山县唐院村改编为冀东13团，1营由2总队和1总队1大队改为，2营由6总队和1总队2大队改为，3营由7总队改为，45年7月底13团1、4连和*连一部留在关内另组建一个团，13团2、3、连和*连一部及3个县武工队组建北进1支队，9月成立冀热辽军区24旅，仅辖13团，挺进热河编入冀晋纵队（亦称赵尔陆纵队或热河纵队）第2旅为4团，46年3月热2旅与冀中部队合编为独13旅，该团为37团，47年8月随旅编入东北8纵队为22师64团。该团是坚持冀东抗战的老部队，战斗力强、尤其善长山地作战，是师主力团，亦是军主力团。冀热察军区授予1营“攻坚模范”，军区炮兵营山炮连“无坚不摧”。纵队1营“智勇双全”，2连“钢铁连”，4连“攻坚模范”，3连军“英勇机智”，“忍苦追敌粤桂边”，“战斗巩固模范连”----397团2连44年底冀热辽军区授予。

399团的前身是1945年8月13日以冀中军区地方武装在河北赵县大东平村组建的冀中71团,1营前身冀中6分区31区队1、2大队，2营由6分区44地区队3、4、5大队，3营的7、8连和团直*连由赵县支队改为，9连由束冀县大队改为，团直通信连由两个区队的通信排合编，共计2300人，冀中军区6分区31、44区队组建于1941年9月，31地区队是以6分区游击总队1营及警备旅2团两个连为基础，44地区队以6分区游击总队2营和警备旅2团1个连为基础，冀中军区授予“攻坚模范团”，1、5连“登城模范连”。挺进东北后于46年3月编入13旅为39团，47年8月随旅编入东北8纵为22师66团。该团长于平原作战。冀热察军区授予1连“攻坚模范连”，纵队授予2营“英勇顽强营”，5连1排“杨村战斗英雄排”，军2、3、5连“遵纪模范连”，“英勇歼敌桂中南”1、2、8连“三好连”。

1950年2月162师山炮连与师炮兵营合编，原军炮兵营山炮连调归师山炮营建制。2NX簾巟

1951年2月26日从广西（完成桂东南剿匪后）移防广东，担负海防和机动作战任务。3月师部驻地花县，397团大沥庄，398团蚌湖，399团竹料，师启用代号0133部队。4月全师抽调786人组成志愿团入朝参战，补入38军。9月整编，撤消担架连和运输连，整编后全师11209人。

1952年7月奉中央军委命令133师与46军138师对调，转隶46军，番号不变，同时以143师429团团直和46军及133师炮兵营合编，组建46军炮兵第二团，隶属133师指挥，每个步兵连增加一个炮兵排，配备2门60炮，2具火箭筒，机枪连增加一个57无坐力炮排，配备3门。9月6日--9日全师由广东江村、新街车站登车，12--14日到达辽宁安东，就地休整7天，补充湖南、湖北新兵1000名，51式手枪1390支，50式冲锋枪1343支，57无坐力炮27门，90火箭筒60具，轻机枪13挺，重机枪18挺。

9月21日全师13720人入朝参战，经过6昼夜行军到达顺川以北水洞站一线，军授予399团2营“团结巩固营”，进行整编，各团92步炮连改为战防炮连，397团迫击炮连改为高射机枪连，398、399团轻迫击炮连改为重迫击炮连，警卫连改为高射机枪连，42军独立37高炮营调归133师，全师13597人。

到11月7日133师接替42军126师西海岸长岘坊至汉坡公路以西的防务

1953年6月15日将房屋移交137师，撤回二线进行整编，将两个山炮营扩编为山、野、榴炮营，组成师属炮兵团，其中2连改为山炮1连，5连改为山炮2连，抽1、3、4、6连的9班组成山炮3连，1、3连改为野炮4、5连，由1、3连各抽一部组成野炮6连，4、6连改为榴炮7、8连，4、6连各抽一部组成榴炮9连，炮兵团番号为炮兵516团，各步兵团组成炮兵营，辖团属82迫击炮连和75无坐力炮连。各步兵营以机枪连为基础，扩编为重机枪连和82迫击炮连，并增编一个步兵连，师成立防化连，团成立防化排。?

1954年7月改为苏式武器师，将炮兵516团山炮营改为52防坦克炮营，各步兵团组建防坦克炮连和汽车连，步兵连的60迫击炮排改为重机枪排，取消火箭筒排。

1955年3月撤消各步兵团4、8、12连，397、398团4连补充入师工兵营，改为工兵2连和机械连，397团8、12连和398团12连调志愿军总部暂编3团，回国执行任务，399团8、12连和398团4连补入本团缺编单位。10月18日回国，21--27日到达驻地吉林延边地区，师部和炮兵516团驻地延吉市，397团驻地和龙县，398团驻地图门镇，399团驻地龙井镇。

1957年5月整编，减编399团，撤消各步兵团炮兵营部，全师8418人。

1958年3月397、398团互换防地，5月28日师高炮营开赴福建前线。

1960年399团恢复实兵团，397、398团3营依次改为399团1、2营，399团减编1、2营改为397、398团减编3营，399团减编3营不变，4月步兵团重建炮兵营。

9月底高炮营由福建归建。

1962年6月改为甲种师，担任总参战备值班师任务。

1969年1月参加珍宝岛作战，中央军委授予133师四位同志“战斗英雄”称号，师直工科干事杜永春、398团侦察排3班长周登国、师侦察连副连长陈绍光、397团侦察排战士于庆阳，给397团、398团侦察排记集体一等功。

1969年12月番号改为138师，各团依次改为412、413、414团。蔂

1970年2月与137师换防进驻吉林市。师部和炮兵团、414团驻地吉林市西郊，412团驻地九站，413团驻地永吉。

1973年师侦察连被国家体委评为“全国基层体育活动先进单位”。砗

1975年6月23日至7月17日移防江苏新沂，接替68军202师防务，师部和414团驻地新沂县城北，412团驻地新沂县城东，413团驻地郯城县，炮兵团驻地东海县徐塘庄。

1978年7月--9月与12军交接防务，移防山东潍坊，师部驻地安丘县，412团在诸诚县，413团驻地安丘县景芝镇，414团驻地诸诚县孟瞳，炮兵团驻地沂水马站。

济南军区授予412团2、5连、413团1营炮兵连、414团3营机枪连“硬骨头六连式连队”。

1979年2月抽调2314名战士参加对越反击作战。

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赴云南老山地区执行对越防御作战任务，归67军指挥，战区番号为14军（乙）41师（乙），全师9890人在13.9公里的防御正面93个阵地坚守了335天，粉碎越军进攻和偷袭530多次，取得了对越防御作战和“9.23”、“1.28”两次出击作战的胜利，圆满完成了轮战任务。

198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138师执行轮战任务，从136、137师、坦克8师和烟威警备区抽调252名干部，880名战士补充138师，3月11日师分18个列车梯队进行铁路输送，于3月30日到达云南文山马塘、平坝、德厚等地集结，1985年5月28日接替南京军区36师、偏马方向边防部队和马家湾方向侦察分队的防御阵地，5月31日回到山东驻地。

1986年4月18日--26日移交防务给兰州军区61师。歼敌2100人，俘虏1人，缴获枪75支（挺），电台5部，摧毁火炮29门，机枪154挺，汽车15辆，138师牺牲106人，伤314人，军委授予414团7连“攻坚英雄连”，成都军区授予412团6连、414团3连“坚守英雄连”，军委授予414团7连战士童培友“战斗英雄”，成都军区授予412团5连副班长宗建良，412团6连战士盛其顺“战斗英雄”，414团3营部副班长王刚“英雄通信兵”称号。412团5连集体一等功。

1985年10月46军撤消，改归26集团军建制，1986年10月开始整编，46军坦克团和高炮团改为138师坦克团和高炮团，3个步兵团改为摩托化步兵团，营属机枪连增加1个高射机枪排，炮兵连增加1个82无坐力炮排，炮兵营辖5个连，100迫击炮连改为122榴弹炮1连，107火箭炮连改为122榴弹炮2连，新组建3连，高射机枪连改为双37高炮连，105反坦克炮连保持不变。师炮兵团辖4个营，1营122榴弹炮营，2营152加榴炮营，3营130火箭炮营，4营反坦克营（1个100反坦克滑膛炮连和4个反坦克导弹连）。

师高炮营调归26集团军高炮旅建制，师警卫连改为警卫调整连，原46军技术侦察大队归138师建制，整编后全师3个步兵团，3个兵种团，直属通信、工兵、汽车营、警卫调整、侦察、防化、炮兵指挥连12394人。师机关和部分直属分队从安丘移驻潍坊原46军军部，414团移驻原师部营房，1987年2月整编工作结束。

坦克团前身1954年9月在河北昌平县阳坊镇组建，202师坦克自行火炮202团，由华北军区装甲兵带训，1956年11月归建202师，驻防江苏新沂，1967年6月调归济南军区装甲兵建制，改为济南军区独立坦克第4团，1976年2月改为46军坦克团，1978年9月调防山东潍坊市坊子区荆山洼镇灵山北。

高炮团前身于1962年3月由46军高炮大队改编组建的高炮71团，辖1、2、3、4营，依次改为133、136、137师和46军炮兵基干团高炮营，1975年改为46军高炮团，原1、2、3营归建原师，新组建57高炮营为1营，2营双37高炮营，1978年9月调防山东潍坊市坊子区马司公社。

1989年军区授予高炮团“基层建设先进团”。1991年军区授予高炮团指挥连“党支部建设模范连”，“基层建设标兵连”。

1989年5月22日7时至24日9时30分全师5000人和武器弹药，搭乘各型飞机69架次，安全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并在机场露营，6月3日在永定门、木樨园立交桥、大红门地区组织戒严，7月22日师3个兵种团先期回营，8月16--20日3个步兵团返回驻地，军委和济南军区分别授予413团8连和412团5连“卫国英雄连”称号，412团5连连长袁华荣“共和国卫士”，413团8连总政和中组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413团8连战士崔宝枝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英模”光荣称号。

138师在解放战争中转战14个省，歼敌56735人。

第三篇：事业单位的沿革

事业单位的沿革

“事业单位”的概念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少在1952年 “事业单位”这个特定词汇就已经出现在规范性文件中。1963年，在国家编制委员会代国务院草拟的《关于编制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中将事业单位界定为“为国家创造和改善生活条件，促进社会福利、满足人民文化、教育、卫生等需要，其经费由国家事业费开支的单位”。但直到1998年，在国务院发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才首次从法律上将事业单位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再一次明确规定了事业单位包括了“公益性非盈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事业单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可以说是极具中国特色。其称谓，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对应的词汇；其机构性质，也很难用国外的非盈利组织（NPO）或者非政府组织（NGO）来对比。由于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它被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是“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专家们也就据此将其译为“Public Service Unit”（公共服务机构）。事实上，“公共服务机构”这个概念还不能容纳现在所有的事业单位，只是表达了其设立的初衷。

从功能上讲，我国的事业单位有这样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我国人才资源的主要聚集地。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是以脑力劳动者为主体的知识密集型组织，专业人才是事业单位的主要人员构成，我国7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都集中在事业单位；二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三是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为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目前全国事业单位共计125万个，其中独立核算事业单位95.2万个，纳入政府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3035多万人，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涉及科教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几乎覆盖了我国各个行业，从业人员仅次于企业，是我国的第二大社会组织。

事业单位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传统的事业单位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为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我国传统的事业单位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弊端。

一、人员膨胀，财政不堪重负，事业单位面临生存困境

事业单位是许多人理想的就业选择，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员转入事业单位，这使得事业单位人员严重超编，财政开支极大。各项事业经费支出现在已经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而且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中事业费比例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绝大多数事业单位将超过70％的事业费用于“人头费”开支，直接用于“养事”的经费不足30％。从事业单位的角度看，财政供应资金大多被“人头”吃掉，事业单位只有“吃饭钱”没有“干活钱”，有些事业单位甚至连“吃饭钱”都难以为继，于是直接导致其目标和行为偏离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范。而人满为患的事业单位往往又工作效率低，服务能力缺欠，服务意识淡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公共服务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局面。

二、机构臃肿，资源严重浪费

我国以往事业单位的设置，主要是考虑政府部门的特殊需要，为了发展各项事业，各级政府又都设立了相应的事业行政管理部门。由于部门分割、地区分割、行业分割、学科分割、军民分割，所以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各自为政，将本部门的利益放在首位，各自形成自己的封闭体系。这就使得我国事业单位布局分散，职能交叉，机构重复设置，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体制改革滞后，缺乏生机和活力

长期以来，事业单位隶属于政府，是政府权力的衍生物，于是许多行政职能也延伸到事业单位，以事代政，混淆事权。同时一些应属于事业单位的事务又拿到政府机关，政事合一，导致政事职责不分，关系不顺。此外，政府各部门对事业单位控制过严，管理过细，使事业单位缺乏生机和活力。政府包揽过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民间办事业的热情，例如我国的科研事业单位主要由政府承办，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只占国家全部科技投入的13.8％，而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早已超过60％。

四、资源配置和服务非社会化，社会效益低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办统揽社会事业，不仅各类事业资源，包括社会资源也是通过各种行政化手段加以配置和运用的。这种非社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弱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导致社会效益低下。

我国的事业单位，在巩固国家政权，发展国民经济，繁荣社会文化，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做出过巨大成就，并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对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的增加和提高，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事业单位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要求。多年来它本身也在多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些事业单位成为政府变相增加政府机构、扩大编制、占用财政预算的一类特殊机构；有些事业单位营利性行为凸现，向商业化主体演变等等。

事业单位承担着社会公益目的却不能提供良好地公共服务，这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动因。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事业单位改革只是手段，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发展由事业单位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服务，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事业单位改革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发展的同时，对社会事业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一是改革了事业单位的具体管理与运作方式，全面扩大了事业单位自主权。在资金来源上由过去单纯依赖政府财政拨款改为多渠道筹集资金，允许并鼓励各个单位结合自身业务活动或利用其所占有的资源进行创收。二是部分调整了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体系。三是把部分过去由政府承担的事务交给市场，对相关事业单位实施企业化改革。四是在社会事业发展中引入民间和社会力量，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文艺团体科研机构等组织相继出现，打破了完全依靠政府组织和发展社会事业的局面。

在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这样的观点和行为:事业单位改革就是要“减钱、减人”，就是要“市场化”。

一、“过度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我国事业单位以往的改革是以“推向市场”为目标的改革，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发[1992]5号文件）提出对事业单位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问题是在具体实践中，对实行企业化转制或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选择，并非是真正根据相关机构的实际职能是否具有公益性而定，而更多地是依据机构自身在在市场上的生存能力，与此同时还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了一些不尽合理的激励机制。过度的市场化取向会损害公众利益，不加细分地推动本来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必然使事业单位追求的不再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机构本身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使政府职能和国家目标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把农业科研单位推向市场化，单纯从市场获得回报来发展基础研究，难度极大，使我国大多数农业科研单位由以前的“有钱养兵，无钱打仗”变成现在的“无钱养兵，无钱打仗”。所以出现“过度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事业和市场各自的功能特点认识不清，更为现实的原因则来自对减轻财政负担的追求。这一倾向在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尤为突出。

公益事业单位应由政府支持。这些年来，政府在社会事业上的投入一直在增加，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2年，国家总的预算拨款增加量达82％，但除了几项国家强令减少收费的服务项目外（如义务教育），不断增加的投入并未带来公共服务收费价格的下降。教育和医疗系统可以说是社会事业中市场化程度最高也最为成功的，但是据资料显示，近年来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最严重的五个行业中，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榜上有名。由此可见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是简单的市场化，核心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还要依靠政府支持。

二、“甩包袱”的政策和思想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的事业单位承载了巨大的就业量，为政府和企业分担了巨大的社会负担，还承担了多方面的改革成本，如军转干部安置、机关分流人员安置等。另一方面也因其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而广遭批评，因此一提及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有“减钱、减人”的建议与举措。但是和世界上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比较，我国的财政支薪人员占人口的比例仍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例如，美国有2.83亿人口，政府雇员2800万人，我国13亿人口，财政支薪人员大约是4500万人；在中央层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大约是300万人，隶属于总统的各类独立机构3000个左右，办事机构和法人机构大约300个，而我国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事业单位大约是2600个，财政支薪人员大约是110万人。人们普遍的印象和数据对比的结论不尽相同，仔细分析就会找到问题所在。在我国，公共事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广大偏远贫困地区的公共事业更是落后，比如每384名农村人口才有一名医护人员，78名农村人口才有一名教师。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投入、公共卫生投入、公共教育投入、文化事业投入都偏低。这也就是说，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重点不在于削减预算，裁减人员，而是要进行内部管理改革，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绩效评介系统，提高服务效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强，对公共服务人员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必然会越来越高。

三、放权过度，约束不足

不同领域的社会事业有不同的发展逻辑和运行规律，并非对所有机构都可以放权，即便在某些领域可以放权，也必须形成有效的约束。但在这些年的改革实践中，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比如鼓励事业单位在政府拨款之外开展创收的问题上，诸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等承担国家法定责任的机构乃至承担监督执法职能的机构也被允许创收，至于创收活动的内容、收入比例、用途则几乎没有限制，这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其他的社会事业领域也存在着放权过度和约束不足的问题，社会事业领域已经出现“乱”的局面。

我们能否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是关键之一。要做好这项工作，应该认真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能一说到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是简单的“市场化”、“私有化”、“股份化”，政府更不能有甩“包袱”的思想和政策。

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途径

事业单位改革是继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由于事业单位兼具了 “行政机构”和“企业”两种不同的属性，要对其进行改革，复杂性、艰巨性都在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之上。事业单位的改革同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相比，无论在改革的目的、原则、途径、方法上，还是在检验改革的成效上，都应有明显的不同，必须根据事业单位的性质，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事业发展的规律稳步推进。

我国事业单位情况复杂，性质各异。对现有的事业单位进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准确定位和科学分类，然后对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分别采取回归政府、推向市场、保留和撤销等不同的改革方式，纳入各自的领域，是改革的第一步。根据现有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和实际运行情况，目前我国的事业单位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行政执法类。该类事业单位是直接承担政府行政职能，为政府服务。主要从事监管、资质认证、质检、签证等类活动。这类单位应该只允许政府举办，经费来源完全依靠国家财政；二是公共服务类。该类事业单位承担公共事业发展职能，为社会服务。主要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和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服务相关的活动。这类单位应大部分由政府，同时也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实现社会事业社会办，事业主体多元化；三是生产经营类。该类事业单位承担着中介沟通职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主要从事的是咨询、协调一类的活动。因为这类事业单位通常具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具备自我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可以参与市场竞争，所以这类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应是成为社会中介组织，向企业化转变，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第二步是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各自领域的改革。回归政府的事业单位，按行政序列和公务员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对转企业的事业单位，按照国有企业的监管要求，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兼并重组；保留下来的事业单位，要进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有些还要进行必要的整合。经过这两步后，达到这样三个目的：一是实现“政事分离”和“企事分离”，把不具备“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交给市场，把具备“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还原本色，由政府财政提供保障。二是实现政府职能归位，不应由政府提供的服务从现有事业单位剥离，交给社会去做。三是改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凡是可以通过采购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可以采取“花钱买服务”和“养事不养人”的办法，用市场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和供应，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服务的效能和品质。

对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工作一定要过细。我国的许多事业单位很难简单的归属于那一类，往往具有公益服务职能的同时，还具有行政执法职能和生产经营职能。所以对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工作只能提出原则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做大量细致的分析工作。对具体的事业单位并不是一定要选择整体保留或整体改制，而是要做到“政事分离”和“企事分离”。分离的形式，应该是既包括某些事业单位的整体转制，也包扩把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执法职能从事业单位剥离出去。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必然要大大减少事业单位数量，但也不是事业单位越少越好，因为这不是分类改革的主要目的。必要的事业单位必须保存，根据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也许还要新设置事业单位，正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所说，政府和企业之间毕竟需要“第三者”。

在通过分类改革对现有事业单位压缩规模、调整结构、规范职能、恢复性质后，必须着力推进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管理运营机制，这是改革的第三步。这项工作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对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执行人日常负责的制度。由事业单位监管机构依据对其例行的具体评估状况，决定其财政拨款情况，或持续、或增加、或削减。由多元投资形成的事业单位，可以参考企业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度。二是引入新型的劳动人事制度。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管理者的干部身份，实行管理者合同聘任制和全体职员竞争上岗。三是建立激励约束制度。实行区别于政府部们的薪酬和奖惩制度，根据事业单位提供服务和完成任务的总体情况与具体业绩，实施对理事会、执行人的奖励或惩罚。四是健全财务结构和监督体系。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国家公共财政拨款、补贴、补偿等使用比例和范围都要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事业财务管理制度，从资产管理、成本核算、收入指出等方面完善管理和监督制度。

事业单位发展的可能方向

事业单位经过分类改革，或转为行政，或转为企业，留下的事业单位只有一种，就是单纯从事社会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它们的性质是从事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的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组织，具有“非政府、非企业、非营利”的基本特点。这时事业单位应该完成向 “社会化”本质的回归，以事业主体多元化、事业单位社会化、运行法制和民主化为发展方向。

过去国家包办一切社会事业，一方面造成行政垄断，消除了竞争，使社会事业的发展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使事业单位完全依赖国家，始终围绕着财政来源而扩张、缩减，资源来源影响了“公共服务”这个基本的属性。因此必须认识到社会事业是社会全体公众的事业，投资兴办的主体要多元化，形成国家、民间和社会多方兴办的格局，使公办和民办的事业单位平衡、互补、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公用事业单位的融资渠道要向社会开放，废除具有所有制歧视性的法律规定，取消民办非事业单位和国有事业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别，统称事业法人，根据公平竞争原则，都能获得国家财政的补助和支持。

事业单位的社会化表现在资源配置、服务的社会化和保障的社会化。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因此事业资源的配置要改变传统的行政方式，打破事业资源的行政化分割和部门所有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用社会化的方式配置资源。首先要开放社会公用事业，引导鼓励各种资源进入，并使之能在社会事业各领域自由流动。其次事业资源可以用项目竞标等形式投放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使其不再依附于国家行政，“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因此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事业单位社会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事业单位改革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保障的社会化有助于提高人员的流动性，增加事业单位的活力。

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缺乏法律保障和民主监督，事业费需要经常去争取，事业机构的设立和撤销随意性强。为了保证社会事业单位长期稳定规范的发展，就要加强事业立法，建立和完善事业管理法律法规，对各类承担社会事业职能的机构在设立、组织、活动等各个方面，都要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对事业单位从资格准入到服务运营再到撤销退出的全过程的监管，也要依据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公正和有力。

总之，事业单位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工程，不可能通过一项政策或一个理想的模式就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加强法制法规建设和制度改革创新，解决体制性障碍，不断地尝试、比较、借鉴新思路、新模式，才能做好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这件大事。（科技新报）

第四篇：西北军发展沿革

西北军发展沿革

民国史上有两个西北军，一个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姑且称为大西北军；一个是杨虎城的17路军，可称为小西北军。大西北军中，又分正宗西北军和旁系西北军，北京政变后的国民1军即后来的西北边防军可谓正宗西北军，国民2、3 西北军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当时，袁世凯决定编练新的军队，命名为备补军，分前后左中右五路，任命他的亲信陆建章为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又分前后左中右五营，陆建章起用他的内侄女婿、因参加滦州起义而被解职、此时赋闲在家的冯玉祥任前营营长。冯玉祥上任之后，立刻到河北景县招了一营兵，石友

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冯治安、佟麟阁、曹福林、韩占元等都是这次招来的，这个营就是后来那支庞大西北军的最初班底。

1913年，左路备补军扩编，冯玉祥升为团长，下辖三个营。冯再次出外，到河南郾城、周口一带招了一个团的兵，梁冠英、吉鸿昌、田金凯、魏凤楼等都是这次招来的。由于朝中有人好做官，没多久，冯玉祥又升为京卫军（左路备补军改称）1师左17师14旅旅长。1914年秋，14旅改为16混成旅，辖十营。由于该混成旅受中央直辖，属于独立作战单位，冯玉祥从此够上了小军阀级别。大西北军的框架到此基本形成。袁世凯死后，陆建章逐渐失势，冯玉祥（字焕章）又不善于溜须拍马、行贿送礼，冯部的发展出现长达七年的停滞。直至1921年，由于其连襟、陕督阎相文再三推荐，曹吴才允许16混成旅扩编为11师，下辖两旅六团，冯任师长，张之江、李鸣钟分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任步兵团长，鹿钟麟任炮兵团长，张树声任骑兵团长。不久，冯又先后兼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部队得到进一步发展。1922年，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使署下辖一个师（11师）加三个混成旅，冯仍兼11师长，鹿钟麟、刘郁芬分任旅长。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任混成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冯又扩编三个补充旅，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1924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冯任国民军总司令兼1军长，胡景翼任2军长、孙岳任3军长。胡为老同盟会员，其部队多为原于右任的陕西靖国军，早年曾在陈树藩麾下攻打过袁系陆建章，将其逐出陕西。后来改投直系吴佩孚，冯督陕时将胡部改编为陕军第1师。孙岳也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滦州起义和南方政府北伐，后加入直系，曾任曹锟卫队旅长，后改为15混成旅。奉系郭松龄兵败后，残部由魏益三率领加入国民军，为第4军；又有方振武部脱离张宗昌，加入国民军，为第5军。其中，1军实力最强，有六个师加二混成旅、二炮兵旅。师长分别是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和郑金声（原绥远部队），石敬亭、石友三分任混成旅长。部队达到15万人。1926年，冯玉祥由于内外交困，宣布下野，赴苏考察，部队交由张之江代管。冯在苏期间，奉、吴、阎以及直鲁联军对国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击。由于2、3军部队平素缺乏训练，政变后又扩军、收编太滥，部队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奉吴打散。2军长岳维峻（胡景翼病故后接任）被阎锡山俘获到山西，4军魏益三叛变投吴，只剩下2军李虎臣、邓宝珊，3军杨虎城、庞炳勋，5军方振武在苦苦支撑。1军也被打得元气大伤，韩复榘、石友三叛变，15万人只剩下3万。见形势危急，冯玉祥赶紧从苏联赶回，于26年9月在绥远举行五原誓师，组建国民联军，接受国民党领导。由于北有苏联支持、南有广东政府声援，内有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加上冯玉祥个人威信，西北军迅速恢复元气并扩大为六个军。1军冯玉祥，2军为原陕西靖国军余部，由于右任率领，34军由马鸿逵部扩编而成，5军方振武，原4军副司令弓富魁率部改称6军。1927年，国民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下辖九个方面军：

第1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下辖第3军孙良诚(兼),第4军石友

三、第5军马鸿逵，第21军吕秀文、骑兵第2军席液池。第2方面军总指挥靳云鹗，下辖秦德纯1个军9月初,靳云鹗率部叛冯，后由孙连仲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14、第1、第23军。第3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1927年7月该部脱离第二集团军，韩复榘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辖第6军，张联升第38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下辖张维玺等部。

第5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下辖5个军,以岳维峻(兼)、李云龙、邓宝珊、卫定

一、蒋世杰为军长。第6方面军总指挥为石敬亭，辖驻陕各部。第7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辖驻甘各部。

第8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辖3个军：第22军，军长刘镇华(兼)；第28军，军长万选才；第29军,军长刘茂恩。第9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下辖5个军：第18军，军长鹿钟麟(兼)；第20军，军长庞炳勋；第21军，军长吕秀文；第37军，军长王鸿恩；第10军，军长杨虎城。1928年3月，第10、第37军留驻皖北，第21军他调。

此时部队达到25万人，这是西北军最鼎盛时期。北伐成功后，由于裁军问题，冯玉祥与蒋介石产生了矛盾，于1929年起兵反蒋，但因冯被阎锡山软禁；而阎锡山又出尔反尔，坐山观虎斗；总指挥宋哲元作战时与孙良诚发生误会，贻误时机；加上之前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叛变投蒋等多种因素，很快就被蒋介石打败。1930年，冯玉祥再度与阎锡山、李宗仁联合起兵反蒋，发起中原大战，但在蒋的纵横捭阖、分化瓦解之下，再次失败。这次，西北军被彻底打垮了，一个纵横驰骋20年的军事团体从此分崩离析、不复存在。西北军余部被缩编为几摊：宋哲元的29军，孙连仲的26路军，吉鸿昌的22路军，梁冠英的25路军以及韩复榘、石友三部队。再说说小西北军：杨虎城是个贺龙式人物，从杀富济贫起家，拉起了一支部队。参与过驱逐陆建章战役。陈树藩督陕时杨部被收编为陕军一个营。后参加靖国军，任支队司令。在阎、冯督陕期间，靖国军大部分投靠了直系（胡景翼就是这个时候投冯的），杨虎城坚决不投降，继续追随于右任，属于比较坚定的国民党人。后为了生存，暂时栖息于陕北军阀井岳秀处（类似朱德南昌起义后栖息范石生处）。北京政变后，胡景翼任命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国民3军孙岳担任陕西督军后，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3军第3师。1926年，国民军大部被讨贼联军打垮，镇嵩军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率10万大军攻打西安。杨虎城应守城的陕西督军李虎臣邀请，协守西安，坚守古城八个月，终于等到了冯玉祥的援陕部队，把刘镇华彻底打垮，解了西安之围，杨虎城因此一战成名，与傅作义守涿州并称为民国两大经典守卫战。1927年，杨部改编为冯玉祥第2集团军第10军，归鹿钟麟指挥，参加北伐。第一战就消灭了奉军万福麟（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之父）部两万余人。北伐胜利后，全国裁军，杨部被缩编为暂21师，归孙良诚指挥。1929年蒋冯决裂，由于不满冯排斥异己行为，杨虎城改投蒋介石，部队改称新14师。蒋唐战争期间，杨虎城突袭驻马店，击败唐生智，立了大功，被蒋擢升为7军长兼177军扩编为三个师。打下洛阳后，杨虎城率部西返，蒋无奈之下只好将杨部升格为1717路军也被称为西北军，队伍达到6万多人。1932年杨任西安绥署主任。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逼出洋，17路军撤消，缩编为38军，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兼军长。1938年孙蔚如升任31军团长，辖38军（赵寿山）和96军（李兴中），不久，改称第四集团军。1945年38军和96军合并为38军。1946年孔从周率38军起义，投奔晋冀鲁豫军区，被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38军，归陈谢兵团指挥，小西北军从此进入解放军行列。1955年，有5位原小西北军将领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少将军衔，他们是：孔从周、阎揆要、童陆生、张希钦、杜瑜华。

第五篇：中央机构沿革

中共中央机构沿革概要

时间：2011-06-30 来源：综合司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路程。在这90年中，我们党不仅在政治上由一个幼稚的组织发展为成熟的执政党，而且在组织上从最初50多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今天拥有8026.9万党员的处于执政地位、领导全国的大党，在机构设置上也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结构合理、设置完备的各级党的机构。

认真回顾党的机构，特别是党的中央机构沿革的历史，对于我们总结党的机构设置、发展的规律，深化改革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的创建时期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1年7月----1927年7月）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鉴于当时党员很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根据党的一大决议，中央局首先注意了劳动运动。8月，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了我党公开从事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中央机关成立了人民出版社。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选举陈独秀等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向警予、李达为候补委员；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为中央组织委员，蔡和森为中央宣传委员，向警予为中央妇女委员；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加上蔡和森、谭平山，共5人组成中央局。三大后，中央局之下开始设置组织、宣传、妇女、秘书等部门，并在广州出版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10月，中央决定与青年团中央共同组成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

1924年5月，中央正式决定分设组织、宣传、工农等部，毛泽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为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为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部长。之后，又成立中央出版部、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归中央工农部）、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属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和“一强固的宣传部”。大会选举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的分工是：陈独秀任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9月，党的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设置“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并决定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不久即改为军事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要求健全党的机关，并决定“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技术工作”。9月，中央秘书处正式成立，王若飞任中央秘书长。11月上旬，在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主要讨论确定了党在危急时期的任务，并决定扩大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建立党的中央和省的监察委员会。五大后，中央的机构得到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健全：中央秘书厅由王若飞继续担任主任，中央组织部由张国焘任部长，中央宣传部由蔡和森任部长，中央军事部由周恩来任部长，中央农民部由谭平山任部长，中央工人部由李立三任部长，中央妇女部由杨之华任部长，党报委员会由瞿秋白任书记，中央党校成立了筹备处。

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会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

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从而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

1927年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并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并决定在党的六大召开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职权”。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

11月9日至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化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本着“常委集权”的原则，会后改组了中央机构，取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在常委之下设中央组织局、职工委员会、党报委员会。中央组织局成立后，取消了南方局、北方局、长江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党章第四次修正案规定：中央委员会按照各种工作需要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例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等，中央委员会指定各部或各委员会主任，这些主任应尽可能地由中央委员会委员担任。

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并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12月1日，又成立中央审查委员会，并通过了《中央审查委员会条例》。

1929年8月29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指示，决定“在湘鄂皖三省苏维埃区域成立苏维埃区的中央局”。

1930年6月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形势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7月18日至24日，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全国组织会议，指出目前“党的总任务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治，现在党是准备夺取政权的党”；并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在红色区域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8月6日正式成立了由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合并组成的“中央行动委员会”，打乱了中央原来的组织系统。

8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9月24日至28日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扩大），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行动，决定立即恢复党、团、工会独立的组织系统和经常性工作。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央的决定，苏区中央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归苏区中央局领导。

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机关报是全国的最高的党的刊物，每个机关报的性质如下：《红旗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实话》是中央经济政治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报》是中央理论机关报，《党的建设》是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机关报；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

9月下旬，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在上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3年1月初，中央临时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同时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

3月13日，中央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

9月7日，中央决定，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是决定有关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的最高机关。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总书记为秦邦宪；还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继续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总负责人。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新的正确领导。

12月17日至25日，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并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刘少奇、陈云；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张闻天为总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后为秦邦宪），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后由张闻天兼），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

（三）抗 日战 争 时 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1937年8月2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日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会议决定扩大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1人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10月，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

10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

12月9日至14日，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对中央及中央局机构设置作了具体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组成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组成中央东南分局，着重领导新四军工作。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党委。由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召集党的七大的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

1938年5月，中央马列学院成立，由张闻天兼任院长。

5月5日，中央作出《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县委以上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

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并对中央派出机构作了相应变动，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

1939年1月13日，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央南方局。

2月至3月，中央相继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还发出《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委、各特委迅速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4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940年9月18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

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央西北局。5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以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

5月20日，中央决定中央东南局与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央华中局。

6月4日，中央决定，在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设立青年运动委员会。9月1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青委由凯丰为书记，冯文彬为副书记。

8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置了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9月26日，中央决定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12月17日，为解决延安各干部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自己具体目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

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情报部的性质、任务、组织、计划》，决定由康生任部长，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

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后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员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

4月4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机要局，康生兼局长，李质忠为副局长。

4月15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中央出版局会同中央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的出版发行工作。

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总学委由毛泽东任主任。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1）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问题时，“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手机构。中央宣传委员会统管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等机构，由毛泽东兼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中央组织委员会统管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由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秘书。（3）撤销调查研究局，组成一短小精悍的中央研究局；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为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取消中央财政经济部，在书记处之下设经建材料组；撤销中央机要局，成立中央机要科。

4月，中央决定开展审查干部的运动，并专门成立了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议的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讨论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全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6月5日，全会决定由刘少奇、彭真、陈云等14人组成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任主任委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新的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先后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和以聂荣臻为书记的晋察冀中央局。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后，决定成立中央东北局，彭真为书记。

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分局改为中央华东局，饶漱石、陈毅到山东工作；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10月25日中央华东局正式成立；12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定饶漱石为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8月建立的鄂豫皖中央局改建为中原局。

1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中央重庆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觉哉为主任委员。

1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194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华中分局并入中央华东局。

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前敌委员会，率领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精干机关继续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移至晋绥解放区进行工作。

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与平、津、青岛、台湾等地工作，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刘晓为书记；成立中央香港分局，直接受中央领导，同时与上海局发生必要的联系，负责领导广东、广西、闽粤赣、滇南、赣南地区工作，方方为书记。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同时，决定加强中原局，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

5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通报中央和中央工委合并后，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人事调整有关问题：杨尚昆为中央副秘书长仍兼军委秘书长；彭真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为副部长；陆定一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徐特立、陈伯达、廖承志、胡乔木为副部长；董必武兼中央财经部部长；李维汉为中央城工部部长；李克农代理中央社会部部长；邓颖超代理中央妇委书记；冯文彬为中央青委书记。

7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定名为马克思列宁学院，刘少奇为院长。

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由李维汉任部长，高文华任副部长。

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指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有关全国立法与司法问题之工作机关，由陈绍禹为主任。

1949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称华南分局，从香港移入梅县。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在北平成立，师哲为局长。

3月14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任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中原局，建立中央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

6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7月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组成，同年10月21日改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为主任，李富春、薄一波、曾山为副主任。

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

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中央华北局于1948年6月15日创办的《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9月1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江西赣州成立，原由香港分局改称的华南分局并入，归中央华中局领导，后移驻广州；第一书记叶剑英。

（五）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9年11月通过《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党委下，按照党员人数及工作部门的性质，暂分设六个分党委，即政治法律委员会分党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分党委，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直属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分党委，政务院直属机关及最高人民监察委员会分党委，中国人民大学分党委。

同时，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决定在政务院成立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联合党组，下按政法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人民监察委员会划分四个分党组。

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由朱德任书记，王从吾、安子文为副书记。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于湖南常德，邓小平任第一书记。

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内蒙古分局，归中央华北局领导；乌兰夫为书记。1952年8月25日内蒙古分局与绥远省委合并改称中央蒙绥分局。

12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华中局改称中共中央中南局。

195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王稼祥为部长。

1952年7月，刘少奇提出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该意见强调除健全现有的4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1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厅（中央办公厅）外，另增设工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政法工作、农村工作等部门。

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省以上党委建立农村工作委员会的指示》。11月12日，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师哲为局长。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马列主义教师学院的决定》，决定将马列学院分为两部，一部专负培养马列主义师资之责，原马列学院为第二部；中央决定凯丰任马列学院院长。

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为部长。

3月，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成立，王稼祥为书记（主任委员）。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在办理大区机构撤销过程中，暂时成立中央大区工作部。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2人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彭德怀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秋，各中央局撤销后，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管政法，主任彭真；第二办公室，主管农业，主任谭震林；第三办公室，主管工业，主任李雪峰；第四办公室，主任刘澜涛。1956年党的八大后，上述四个办公室撤销。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4月4日，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6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联络部改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定名为中共中央调查部，李克农兼任部长。

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凯丰为院长。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和中央财贸工作部。中央组织部的工业干部管理、交通运输干部管理、财贸干部管理3个处分别列入以上各个部。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分为中央工业工作部与中央交通工作部。1960年，中央财贸工作部、中央工业工作部、中央交通工作部与中央组织部合并。

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彭真为主任。

（六）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至1966年4月）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9月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董必武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95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中央设立外事小组，负责全盘外事工作，陈毅任组长；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是国务院管理外事工作的总口子，同时又是党中央外事小组的办事机构。

5月25日，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红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正式出版。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1960年5月 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成立，罗瑞卿为主任。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6个中央局，并随后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196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小组，负责处理有关全国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工作的日常事务；成立国家机关编制小组，负责调查研究有关全国行政编制方面的问题。

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

1964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

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6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为主任。

3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领导小组，刘少奇为负责人。

（七）“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对中央机构负责人作了重要调整：

（一）停止彭真、陆定

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并对他们进行审查。

（二）决定调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三）决定改组北京市委，调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四）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1967年1月，中央宣传口成立，代行中央宣传部职能。

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

1968年，军委办事组实际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6月13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调查部，将其工作合并入总参谋部情报部。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该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也负责已被撤销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善后事宜。

1971年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1973年3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8月24日至28日，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

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军委常委会是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由叶剑英主持。

1976年1月21日、28日，根据毛泽东先后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至此结束。

（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至今）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由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口《关于宣传口的工作任务和组织机构的请示报告》，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

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编委会的办事机构，同时又是党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中共中央还决定恢复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简称中央党校。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接受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恢复了邓小平原任的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月19日，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宣传部，由张平化任部长。

197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管理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事情。

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原中央政法小组及其办公室即予撤销。

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党史编审委员会，下设党史研究室。

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

4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外宣传小组。

4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关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任务、机构设置、干部等问题的请求报告》。

5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并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成立中央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将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中央毛著编辑出版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的工作机关，又是科学研究机构。

5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并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是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三是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198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成立。

6月27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组成。

1982年1月11日、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随之，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开始进行。

2月21日，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下设立党史工作小组。

4月9日，中央决定，在国家农委撤销以后，中央书记处下设农村政策研究室。

6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第一阶段总结和下一阶段打算》的通知指出，经过这次机构改革，中央直属机构改革、配备领导班子工作已初见成效，中央的30个直属机构，经过机构改革，局级机构减少11％，处级机构减少10％，总编制减少17.3％，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15.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在中央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走了一步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参照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精神和做法，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酝酿制定机构改革方案。此外，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劳动人事部、教育部共同组成中央机关干部教育工作小组。

中共中央机构沿革概要

时间：2011-06-30 来源：综合司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同时，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9月12日至13日，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副主席。

11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指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下，负责指导各省、市、自治区一级机构改革的领导班子的配备。

198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中央保密委员会的体制改革和机构设置的报告》。

10月11日至12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选举产生以胡耀邦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

1985年9月24日，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意习仲勋、谷牧、姚依林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请求，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6年1月6日、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乔石任组长。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

（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二）一致推举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四）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1月2日，十三届一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批准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作霖、李正亭、萧洪达为副书记。

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同时承担中央交办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

198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改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职能是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农村发展战略和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提供咨询服务。

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胡启立、芮杏文等7人组成，胡启立任组长，芮杏文任副组长。该小组的工作任务是，经常分析意识形势领域的动态，研究和掌握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及其它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协调宣传、理论、文化、新闻、出版等有关意识形势的工作；对宣传、理论队伍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2月14日 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分别改为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分别领导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工作。

5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同时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

7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的建设工作小组。组长乔石，成员有宋平、高扬等7人。

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

8月21日，新华社报道，自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批准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改革方案以后，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并认真组织了实施。经过改革后的党中央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现有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顾问委员会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

198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调整和定机构、定职能、定人员编制的工作基本结束。机构改革后，有工作实体的直属机构由改革前的24个精简为17个，直属工作部门人员减少了19.5％,直属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减少9.9％，与改革前相比，人员共减少15.2％。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补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7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撤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通知》、《关于撤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通知》和《关于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通知》；将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改为党中央主办，委托中央宣传部代管。

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白冰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增补杨白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原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自然免除。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统一管理对外宣传工作。涉及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重大问题的宣传，请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中共中央机构沿革概要

时间：2011-06-30 来源：综合司

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常设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及社会治安形势，指导和协调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乔石任主任，任建新、王芳为副主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3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原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成立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该办公室同时也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日常工作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承办。

7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负责全国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由李鹏任主任，宋平任副主任。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赵东宛兼主任，曾庆红、张志坚兼副主任。

7月15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发出《关于撤销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的通知》。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九十年代改革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时，江泽民指出，要“下决心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大会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10月19日，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

1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江泽民任组长，李鹏、朱镕基任副组长。

1993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转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和机构设置有关问题的请示》。

3月5日至7日，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7月2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关于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方案》确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理顺关系，调整结构，精简内设机构和人员，进一步改善干部结构和提高干部素质，提高工作效率。调整后的中央直属机构为：中央纪委机关与国家监察部合署办公，一个机构挂两块牌子；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9个，即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为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其中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派出机构2个，即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方案》指出，中央现有议事性委员会或领导小组12个，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保密委员会、中央密码工作领导小组、中央保健委员会。在党中央设置这样一些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是必要的。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1994年3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部门在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确定的机构改革的任务。12个部委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已基本实施。经过改革，中直各部委内设局级机构共减少21个；行政编制精简15％。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克、王瑞林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重要若干问题的决议》，决定中央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建立相应的机构；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五大于1997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

1997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是党中央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议事机构。主要职责是：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情况，协调解决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有关问题，总结推广交流先进经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央宣传部。

8月27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印发。《方案》规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是党中央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议事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央宣传部，由中央宣传部代管。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职责是：（1）按照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做好组织协调、督促落实工作；（2）调查了解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贯彻落实的情况，研究分析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反映并提出建议；（3）组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的交流推广；（4）负责委员会的文秘、会务工作。由财政部会同管理中央级“文化事业建设费”；（5）完成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办公室党的组织、人事、财务及行政管理等工作由中央宣传部负责。

9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12日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9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由19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由21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胡锦涛为大会秘书长，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任务和机构设置。会议还通过了十五大的议程：听取和审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书面），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首先在胡锦涛的主持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由江泽民等33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随后在江泽民主持下进行了各项议程。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丁关根、温家宝、曾庆红为大会副秘书长；听取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通过了十五大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列席和来宾事项和大会日程。

9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2074名，党外朋友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大会。大会由李鹏主持，江泽民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把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江泽民的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强调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江泽民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边定团结。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推进机构改革。机构宠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必须通盘考虑，组织专门力量，抓紧制定方案，积极推进。

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由193名委员、15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和由115名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后后闭幕。

9月19日，中国共产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13名出席了这次会议。全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报中央委员会批准。

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1人，候补中央委员151名。全会选举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江泽民、李鹏、李长春、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胡锦涛、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尉健行、温家宝、谢非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庆红、吴仪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胡锦涛、尉健行、丁关根、张万年、罗干、温家宝、曾庆红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韩杼滨、曹庆泽、何勇、周子玉、夏赞忠、刘丽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马馼、刘丽英、祁培文、李至伦、李登柱、何勇、周子玉、赵洪祝、袁纯清、夏赞忠、曹庆泽、尉健行、彭钢、韩杼滨、傅杰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98年3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组长尉健行，副组长钱其琛、罗干，成员唐家璇、贾春旺、许永跃、赵启正、王胜俊、隗福临、杨国屏、徐光春。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组长尉健行，副组长罗干，成员肖扬、韩杼滨、曹庆泽。

4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任朱镕基，副主任胡锦涛，委员曾庆红、王忠禹、张全景、项怀诚、宋德福。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温家宝兼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阎海旺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正部级，主持日常工作）

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和改善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和金融机构系统党委。《通知》对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及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性质和主要职责作了规定。

6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与人事部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国务院监管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党的领导职务，以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在大型国有企业的贯彻落实；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研究探索改革和加强大型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吴邦国兼任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德福任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国务院外事机构调整的通知》。通知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不再设置外事办公室，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有关职能划归外交部；保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列入中央直属机构序列。

编者：中央编办综合司巡视员、副司长邹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