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第一篇：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占有重要地位，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建立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毛泽东不是孤立地考察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历程，而是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中去分析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文

化形态的变迁。毛泽东对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文化形态做出了这样的区分：第一是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与之相配合的有奴化思想；第二是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如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即属此列；第三是新文化，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毛泽东认为，上述三种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其目的乃是为维护和服务于各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和要求。

毛泽东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上揭示了新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从而也就超出一般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樊篱。新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及发展的要求和阶级斗争消长的实际状况。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着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通过考察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变革过程，毛泽东赋予新文化以伟大的历史使命，也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来。

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进步意义，同时在承认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新的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也把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性因素展示出来，即中国社会发展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必然促成中国文化由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过渡。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同时也看到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因而，也就把握住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和它由“旧”到“新”的飞跃的必然性。

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强调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这一点同样是基于以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主题的强调，也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意义的充分肯定。同时，毛泽东认为，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来说，强调文化发展的民族特性并不是要建立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封闭的文化，相反，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应该是开放的，并且与世界其它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起相互吸收和相互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它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毛泽东把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高度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有了强大的基础和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毛泽东认为，不但是当前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古代文化，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看作是吸收中国乃至全人类精神财富的成果，毛泽东保持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综合的文化立场，真正在理论上廓清了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的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完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一点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毛泽东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礼教，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就是这种形式主义观念的“左”右两端。毛泽东特别提及了形式主义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传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他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主观、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以“正统”、“本本”为出发点，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要反对“公式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中国文化也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其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继承“五四”以来所高扬的崇尚科学理性的精神，毛泽东指出，在反帝反封建迷信的事业中，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及自然科学家们建立起统一战线，去完成“五四”以来的启蒙事业。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第一，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性质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在清理古代文化遗产时，要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第二，这种清理工作不能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第三，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已经超越了“五四”时代“古今中西”文化的论争，解决了继承文化传统的方法论原则。无疑，这一原则既是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辩证综合的文化立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总结。

最后，“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必须考虑到中国广大民众的实际状况和要求，并为他们服务，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生动体现，一方面文化建设要服务于革命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文化建设又为革命奠定了思想与文化基础。在文化建设的方向上，把民主同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展，扭转文化运动的片面性，真正使之深入社会，深入工农，成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革命。如果五四启蒙运动是号角，那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这种号角已经化作民族民主革命的动力。

对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一思想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文艺工作者至今仍须遵循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第二，进一步强调了文字与语言改革的重要意义，这一思想使“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环节，它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线索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既反对了民族虚无主义，也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反对了“左”右倾错误思潮，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篇：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

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党思想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雄厚广大,而产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壮大发展自己的组织,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就不能不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们受着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由于农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里边来,不但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而且也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带到党内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国际共运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巨任务。毛泽东等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党的性质不仅仅决定于党员的成分,更重要的还决定于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面对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现状,对于怎样根据中国特点进行党的建设,毛泽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在三湾一个杂货店召开了前委会议,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队伍的政治思想情况,决定进行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领导:一是党委制。开始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规定重大问题要经党委讨论决定。二是建立党代表制度,连以上各级建立党代表。三是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改变了过去的建制。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最高指导机关,毛泽东任书记。大革命时党支部建立在团以上,营以下没有党组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是这样,现在支部建在连队,意义重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 ] 6593必须坚决纠正。这样,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思想建设的内容、途径和方法,从而奠定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其次,古田会议决议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和措施。在着重进行思想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包括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内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证组织上的一致,而且组织上的一致又反过来巩固了思想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一致也就无法体现和巩固思想上的一致;党的干部工作是党的组织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和重要内容,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保证。《决议》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提出‚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以使其‚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 2 ]88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明确提出并强调必须贯彻‚党的组织路线‛。其首要内容是‚党员发展的路线‛,要求注重在战斗第一线发展党员,并严格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第二个内容是搞好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调‚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 2 ]88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要求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结合实际的具体表现,是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法则,是巩固党的秩序的制度。组织建设的基本问题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就必须与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划清界限,反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倾向,还要反对旧组织观点。《决议》针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即实行有领导的、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为此,要正确处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路线,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同时,领导机关要了解下情,以其作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还对党的组织生活会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定期召开支部大会和小组会,‚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并提倡‚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动的爽快的精神‛的会风,使会议‚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2 ]92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所提出的组织建设的路线、原则和措施,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最后,古田会议决议初步论述了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古田会议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问题,制定了端正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三条重要措施。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是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避免‚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是要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要把党

内批评当作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不应当把批评当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的伟大纲领。

三、延安整风: 毛泽东建党思想进一步成熟、完备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的重点是解决马列主义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是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整风的原因,一是为了从思想上清算党内

‚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二是为了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三是为了坚持抗战,渡过难关,迎接新局面的到来。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时间是从1940年12月到1942年1月,共一年多一点时间,也叫做120名高级干部整风阶段。第二阶段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时间从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宣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了极其重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风在延安普遍开展起来了。第三阶段为总结阶段:时间是从1943年10月

到1945年4 月,也就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为止。从一般单位和个人方面来讲,这一阶段主要是总结通过整风有了哪些提高,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写出整风总结和思想总结,巩固成绩,克服存在的问题。从党中央方面来讲,则是又回到120名干部中,继续学习和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对1931年到1934年这段历史进行讨论和总结。整风运动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的三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中央为了贯彻好这个方针,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前提。二是提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三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做法。四是采取了‚一看二帮‛的办法。在整风运动中,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最后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后来毛泽东把这个方针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伟大贡献。延安整风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第一,经过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第二,经过延安整风,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干部、一批抗战初期入党的新党员,为中国革命事业培育了大批治党治国的优秀人才,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三,经过延安整风,党进一步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特的自我改造和建设的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上树立了无产阶级政党自我改造、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光辉典范。延安整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思想教育的有效的形式和方法,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党内整风的理论,标志着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已经完整化、系统化,是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不仅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也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延安整风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第一,进行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观点之一。中国的特殊情况,使党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马列主义思想同非马列主义思想的矛盾。思想建设是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中心环节。延安整风提出的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通过整风,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使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在着重思想建设的同时,党也极为重视从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思想建设是组织建设的灵魂,组织建设是思想建设的保证。延安整风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从而维护了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发挥了全党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党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巩固。第二,党的思想建设,必须从党的历史和切身实际经验出发,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恩格斯指出:‚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 3 ]延安整风正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开始的,主要是使党的高级干部从政治上分清是非,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取得一致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全党普遍整风。广大党员和干部在普遍整风开始后,批判主观主义,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整风的基础上,党不仅成功地总结了22 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而且极有成效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培育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治国安邦的各级领导干部。第三,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强调

作风建设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基本保证。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最先提出和使用了‚党风‛这个概念,使党的作风建设表现出了全新的精神风貌。毛泽东总结了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把党的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他在党的七大提出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把这种共产党人特有的作风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三大作风经过延安整风的理论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作风规范。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每一个历史时期,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都发挥了伟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是长久作用于我们党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党关于作风建设理论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建党学说达到成熟。第四,解决党内思想矛盾和斗争惟一正确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强调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处理好党内斗争与党的团结的关系。这个方针、方法已被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延安整风树立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毛泽东后来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并提出了一整套贯彻这一方针的政策。这一方针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一方针推广到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四、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续发展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使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共谈判的同时,中共于1949年3月5日-3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

二中全会。这是党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主要解决了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在党的政治地位将要发生重大转变的关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充分预见到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告诫全党要防止党内可能生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并特别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强调这些作风问题是由于:一是胜利后我党变成了执政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党,往往因为有功并且处在和平环境中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忘记革命目标,加上人民的感激,资产阶级的吹捧,更易如此。二是胜利了,敌人的糖弹善于袭击执政党中的意志薄弱者。那些不警惕、不易识破糖弹的人最容易被击中。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4 ]1328为了预防这种现象的发生,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送礼,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和企业名,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8943.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4 ] 1328中国共产党这些深谋远虑的论断和措施,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总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日趋成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而且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从而形成了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党的建设,同时在组织上和作风上进行建设的完备的党建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共产党的重大理论课题。

第三篇：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是什么？答：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治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纲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当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谈谈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依据？答：（1）是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的（2）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革命主力军（3）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建立了强大的反革命军队，并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4）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现实的意义。

如何理解中国革命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揭示了中国革命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B、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D、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1）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根本的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2）由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必须由无产阶级充当领导者。3）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无产阶级只有在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党

结合实际谈谈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辩证关系、重要意义？

答：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运用、发展和丰富。（2）它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3）它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内容。如何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是实事求是？

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党的思想路线，是由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从理论结构上看，这四个基本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贯通、互相补充的统一整体，但它又不是不分主次的并列关系。“实事求是”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三者相统一的概括，它体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包含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地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等内容，因而是其它三个基本点的核心，但它并不能代替其他三个基本点。

如何理解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答：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第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第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第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不断完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不断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第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第五，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先进生产力是用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力。

如何理解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了那些要求？

a)增加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b)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c)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d)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

e)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把二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统一起来。（3）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答：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求3）依法治国是当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改革发展

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答：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只有坚定不移的推进发展，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只有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才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只有坚定不移的维护稳定，才能不断为改革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实践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乱全局，保证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科学发展，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为什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答：A、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再强调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1992年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理”的著名论断。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第三，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适应时代主题变化的需要。B、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是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党实现对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能够领导中国实现民富国强、振兴中华。只有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才能实现自己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为什么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开放的世界中不实行开放政策，只能限制自己的发展，甚至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2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困难，而且也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他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确立依据？答：“一化三改”，一化指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第二，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根本前提：一切从实际出发（2）根本途径：理论联系实际（3）实质和核心：实事求是（4）根本目的和验证条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1）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运用、发展和丰富。（2）它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3）它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内容。

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和中国特色？答：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依法治国的内涵和重大意义？答：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我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保证国家的一切工作都依法进行。它要求国家公职人员依法行政，公民要严格遵守法律。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第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安定团结是我们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

第四篇：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研究

在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评判、比较，以及对中西文化冲突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路径所作的探索过程中，李大钊与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呈现出诸多趋同性：对传统文化都强调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西方文化都强调选择借鉴、洋为中用；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都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研究和探讨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继承性，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大钊；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先进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1-0116-05

中西文化观是指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评价、选择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点、方法和主张，以及对中西文化冲突条件下中国文化应向何处去所作的探索和回答。在对这一问题的观照和反思中，李大钊与毛泽东表现出了诸多趋同性。他们都以唯物主义观点科学缜密地评析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为寻求中国文化发展路径作出了深刻反思，形成了系统、丰富的中西文化观，其思想观点至今仍不失可贵的指导和借鉴价值。

一、李大钊与毛泽东在传统文化观上的趋同性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深厚，根脉绵延不绝，在世界文化史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思想文化成果，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一颗灿烂的明珠。然而，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延续和更新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和评判中，李大钊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呈现出诸多趋同性。

（一）对传统文化合理性内容的诠释和解析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孕育、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得以存在自有其理由和依据。李大钊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一种民族心理在很大程度上积淀在他的思维模式中。李大钊认为传统文化本身有一些积极性内容，可以为现代所继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李大钊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西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甚大”。他不仅认为代表东方传统文化的孔子思想在产生时，是适应时代要求的，确有其价值，而且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迄今仍有其价值，孔子思想中的固有精华可以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资养。其中，他对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国方略；“富而后教”、“节用而爱人”、“宁俭勿奢”的为政之道；“敏于事而慎于言”、“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君子品格，都给予了肯定。在概括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经济思想的特点时，他指出：“东方人的经济思想，于欲望既须加以严正的择别，于一定的限度认为必要的欲望，可以使之满足，此外则必须加以节制，而于满足欲望的手段，亦守正当的轨范”。不难看出，李大钊对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认同。

与李大钊一样，毛泽东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毛泽东从小对传统文化就有一种偏爱，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1920年3月给周世钊的信中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在这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后来他又多次盛赞灿烂的中华文明，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种评价，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今天的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决不能否定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可见，毛泽东从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出发，肯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积极内容，既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遵循了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对传统文化弊端的观照和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的东渐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加剧，传统文化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开展后，在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反思和重新评估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李大钊作为思想界进步分子的代表，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思考，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诸多不合理性。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华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虽然有“繁缛彪炳，美矣备矣”的因素，但总体上是保守的，从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这是因为“历史所经阅者弥久，斯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承世一统，经久不衰，国民只知一味承接传统，而不知有所变通和创新，以至于“斯民秉彝之明，悉慑服于圣智之下，典章之前，而罔敢自显，遂以荒于用而拙于能”。中国将被传统所束缚而不能迈向新文明。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之所以表现出落后性，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封建的纲常伦理所致，即在于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是“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而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是历代帝王专制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护符”。“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如果继续维系封建伦理，那么“国民自我之权威，日益削减，国民思想之活泼，日益减少，率至为世界进化之潮流所遗弃，归于自然之淘汰而已矣”。可见，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持坚决的批判态度。

和李大钊一样，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真挖掘的同时，毛泽东也看到了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本质上的矛盾与冲突，指出传统文化在近代已经衰落了，破除了“文化本位论”和“食古不化”、厚古薄今的错误主张。他并没有被民族主义的情怀所束缚，而是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不乏腐朽、落后的东西。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纲常伦理。正是由于这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造成了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大帝国积弱不振，屡遭打击。而以孔子为中心的这种思想的“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因此，他坚决批判以孔子为中心的封建思想，主张进行一场彻底的伦理革命。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他还指出国人“为强力者所利用”，“全失却其主观灵性”，“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这种对国民性的反思，正表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

（三）对传统文化都采取了辩证的态度，主张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李大钊主张摈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以儒家旧伦理道德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革命文化运动中，他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指导者。但是与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不同的是，李大钊并没有对孔学及传统文化作全盘否定，而是作了辩证的否定，既主张反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即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又主张吸收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他指出：“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又说：“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使孔子之固有精华”，“由以发扬光大”，从而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更为客观、更为成熟。他反复强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继承其精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事实上，毛泽东正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从毛泽东诗词中即见一斑。当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并不是盲目继承，全盘肯定，而是主张“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是经过批判之后的继承。“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可见，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毛泽东采取了与李大钊基本一致的态度，既反对一味迷信，又不赞成全盘否定，而是继承中有批判，批判中有继承，是继承与批判的统一。

二、李大钊和毛泽东在西方文化观上的趋同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为寻找答案，一些有识之士将眼光转向了域外，试图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近代文明由此传入我国。应该如何评析和对待西方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对西方文化的评判和反思中，李大钊和毛泽东的诸多观点不谋而合。

（一）对西方文化先进性的肯定和赞扬

李大钊对西方文化持欢迎的态度。李大钊主攻过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对西方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有深入的钻研。曾发表过许多篇专门介绍西方哲人（如鲍丹、孟德斯鸠、圣西门以及马克思等）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的文章。这样的学术背景使李大钊在研究西方文化时，能够比较准确地从经济基础和历史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将西方文化概括为“动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代表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他甚至认为，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更先进，西洋之动的文明“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显然，李大钊是十分赞赏西方文化的。

毛泽东也认为，西方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生产力迅猛发展，文化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长进。他指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比封建文化高。1950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近代文化，外同要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即使在艺术创造的某些方面，比如“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等。同时，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宏扬人的天性，尊重人的天赋权利，提倡理性，推崇人的意志等等，都持积极赞扬的态度。

（二）对西方文化不足之处的揭示和批判

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赞赏的同时，李大钊客观冷静地看到其消极方面。他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许多缺陷，其最大的不足就是“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他说：“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在珍重、追求西方民主政治、意识的同时，李大钊对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方面也表现出某些保留。他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在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后，已失去了进步意义而成为虚伪的面纱，所谓的平等、自由、博爱只是资产阶级本身的私利和特权，其内容是空泛的。他不赞成无秩序的民主，反对“议场挥拳、白宫斗口的不文明现象”，这些都表现出李大钊对西方文明选择的文化心理态势。

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也指出其不足。早在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余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当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有关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新，以过去压制现在的段落时，便批注道：“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1917年，毛泽东再次谈到西洋文化的不足时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从这些阐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西方文化不足之处的深刻认识。

（三）对西方文化都采取了辩证的态度，主张选择借鉴，洋为中用

在分析了西方文化的优劣利弊之后，李大钊满怀激情地指出，中国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要以落后追赶先进，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他认为，东方文化已经承受不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落后屈败的地位渐趋明显，“百年以还，西方之动的生活，携其风弛云卷之势力，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而沈沈大陆之酣梦为之惊破。盖以劳遇逸，以动临静，无不在呈披靡之观，无往不有摧拉之势。”主张“去其从来一切静的文明，迎彼西洋一切动的文明”。他说：“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因而，李大钊积极倡导借鉴西方先进文化，但李大钊在主张吸收西方文化时，并没有对舶来的思想遮丑护短，而是反复强调有选择有批判的吸收，“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和李大钊一样，也采取了批判选择的态度，既主张学习西方，又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西方文化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甚至主张学习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同时，也不但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长处，还有“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号召人们克服保守封闭的心理和观念，向西方进步文化学习。同时指出，对于西方文化也需要批判分析，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他反复强调，对于西方文化，“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这些都清楚表明，毛泽东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体现了毛泽东在西方文化观上的辩证意识，使我们感受到他那横贯中西、海纳百川、超越时空的博大精神气质和科学态度。

三、李大钊和毛泽东在中西文化比较观上的趋同性

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探索中国文化出路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对中西文化进行认真的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及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在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李大钊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同样呈现出诸多联系和趋同性。

（一）李大钊和毛泽东都认为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是：东方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

李大钊运用地理学派与经济学派的观点指出，东方文明是“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的“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吝”的“北道文明”；“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进而得出，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是：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而由此又决定东西文明精神特质的差异，即“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因而，中国文化表现为“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人生追求是无欲与寡欲，人生态度是守静而不争；与此不同，“西人持乐天主义，凡事皆以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极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

受李大钊影响，毛泽东也认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而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并进一步阐释了动的文明的进步意义，批判了静的文明的落后性。他认为，中国文化重静，因而暮气沉沉，缺乏朝气；西方文化重动，则奋斗向上。他对传统的主静观点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甚至不同意杨昌济的“守静”之说，指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对于中国文化主静的后果，毛泽东分析道：中国人的“生活不能向上，只能随人转移，而不能超脱环境，自达其所欲适”。以至于“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这些比较清楚地反映了毛泽东对李大钊观点的确信和运用。

（二）李大钊和毛泽东都认为中国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家族主义，西方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国家主义

李大钊指出：在东方，因“家族繁衍，固行家族主义”；在西方“家族简单，固行个人主义”。他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中国社会只是一群家族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所以从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而欧洲中世纪虽曾有过家族制度，但后来因为国家主义和基督教的势力勃兴，及经济情形发生变动，大家族制度瓦解。

毛泽东则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基础构造，所以国民只有宗法意识，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只追求宗法关系中的“和谐”，不懂国家关系中的竞争。而由于“国民个人的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他甚至认为：“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家族主义。

（三）李大钊和毛泽东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个性的发展，而西方文化尊重个人价值

李大钊指出，中国文化“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个人仅为一较大的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因而不以个性生存为重要，事事听从天命；西方则承认个人之价值，尊重个性。由此比较，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

对于李大钊的观点，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等文中则表示了认同。他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小我服从大我，个人的部分生存价值全为大我的价值所吞没。他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而西方文化充分尊重个人价值，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的独立性，尊重人的天赋权利。另外，毛泽东还针对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缺陷，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上升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他指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

（四）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李大钊和毛泽东都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

李大钊对中西文化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通过对中西文化进行全面认真的比较之后，他明确指出，东西文明“互争雄长”，“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同时又指出现代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东西方均面临着创建一个新文明以克服自身弱点的任务，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需要新的文化来代替，而这个所谓的“新文明”，正是东西方文化相互调和和补充的产物。“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一日”。由此可见，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李大钊超越了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没有陷入“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的泥潭，而是主张在融和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新文化。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文化领域，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文化。他认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而“第三种文明”乃是俄罗斯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此时，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

对中国文化前途出路的思考，毛泽东深受李大钊思想的影响。对于中西文化，毛泽东也表现了明显的辩证态度。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绝对的坏，西方文化绝对的好，而是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缺点，都需要改造。因而主张在融和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新文化。“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到1920年秋，毛泽东已明确地表示，他所主张创建的新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写到：“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这样，毛泽东与李大钊一样，最终都把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和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不乏契合的地方。这种契合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正反映了毛泽东对李大钊文化观的认同和吸收，而其不同，又表明了毛泽东对李大钊文化观的发展和超越。今天，研究和探讨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诸多联系和一致性以及他们的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展现的先进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继承性，认真汲取其思想精华，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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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心得体会

向家桥小学：宋林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一文，在上课时已经印象深刻。在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和其他党员教师一起又再次阅读并学习了《为人民服务》一文。《为人民服务》一文虽短，才几百字，但却全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一是开篇见主题。讲了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是中国共产党员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之一。二是讲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它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推而论之，所有为人民的事业献身，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都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像雷峰、孔繁森、任常霞、牛玉儒等。三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

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四是教导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正确面对和处理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是告诉我们，要学会客观、全面地认识事物，善于发现其内在的相互关系，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寻求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办法，促进矛盾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而不要一叶障目，见难则退。

本人虽然从事教育工作近20年时间，也做了一点工作，也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但距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环境仍有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服务意识还不强、缺乏思想准备、等待观望多、创新求变少，主动性、能动性和敏锐性不强，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变化，尽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我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去加以纠正。为此必须在学习上下功夫，不光是学习政治、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业务知识，并把理论联系到实际工作中去，指导工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规范个人的言行，依法从教，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为推动全市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