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GOV应邀参加IT治理与风险管理论坛

第一篇：ITGOV应邀参加IT治理与风险管理论坛

孙强：中国IT治理的现状、挑战和对策

2008年3月

中国北京

IT治理与风险管理论坛胜利召开

ITGov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孙强先生应邀发表主题演讲：《中国IT治理的现状、挑战和对策》。

孙强先生的演讲报告分为四个部分：我国IT治理和风险管理的现状；我国IT治理和风险管理面临的的挑战；ITGov关于IT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和IT治理实施路线图。

我国IT治理和风险管理的现状

首先，孙强先生指出我国IT治理和风险管理现状的三个具体方面：

一、所有各方都在公司治理、IT治理和内控方面寻求更大的保证。因此，政府和监管机构正在不遗余力地出台大量的合规要求。通过列举自1999年至今国内外内关于IT治理和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的演进历程，孙强先生指出，IT治理和风险管理“在法规遵从上不存在折衷与妥协。”

二、我国企业信息化和电子政务正在从大规模的建设阶段进入以整合应用和加强IT运维服务管理为主要特征的“运行维护”阶段。基于ITGov对某省电子政务现状调研的客观数据分析，孙强先生对我国当前信息化建设与运维管理状况做出了整体判断，即治理型IT运维管控体系将成为有中国特色的IT服务管理的发展趋势；战略整合、价值交付、资源管理、风险管理和绩效度量等五个方

面将成为IT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焦点。

三、信息化管理机制问题成为制约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当前信息化建设已进入“深水区”，涉及体制和利益的调整，制约了一些部门和岗位的自由载量权，有些部门推进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业务”与“IT”两张皮，使得地区间、部门间发展不均衡，影响了跨部门、跨地区整合应用的开展。

我国IT治理和风险管理面临的的挑战

针对我国IT治理和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孙强先生明确提出三大挑战。挑战之一集中在董事会与高管层面，其在IT治理上面的压力和对IT治理工作的职责越来越凸显。但目前国内外对IT的监管尚无标准可循。董事会不对IT进行监管，好比企业不对财务进行审计，这是非常危险的。挑战之二体现在价值观和文化层面，基于中国国情、符合企业和政府部门需求的IT治理标准、知识体系和管理规范远远滞后于行业用户的需求。公司治理、IT治理、内部控制、全面风险管理等等，其根本成功因素最终取决于公司最基本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挑战之三表现为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层面的障碍，这为IT战略与业务战略融合、IT能力与业务价值将协调，IT投资获得最大成效带来了极大的挑战。CIO们迫切需要强化自身的IT控制理论水平，成为IT治理与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

ITGov关于IT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和IT治理实施路线图 基于IT治理与风险管理现状与挑战的分析，孙强先生提出ITGov关于IT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它们是：需要建立符合其文化的IT治理与风险管理机制和架构；需要一位具有IT领导力的领导者，来统驭IT治理与风险管理工作；企业需要通过事先设计的组合管理方法来综合治理IT风险；企业需要建立基于标准化流程的IT管控体系；风险管理的本质与最终目标是塑造具备良好风险管理意识的企业文化。这才是一个具有优秀信息技术能力的、创新型与学习型企业所应该具备基本特征。

进而，孙强先生给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IT治理实施路线图，该路线图包括：科学的信息化发展观、IT治理方法论、整合的IT治理实施模型以及具体的IT治理实施路线图等。

最后，孙强先生就IT治理与风险管理向业界发出倡议，即IT治理和风险管理是需要持续的、制度化的方法来实现的长期工作。我们一定要已全球最佳实践为出发点。如果企业都遵循这样一种控制流程，该控制流程的目的在于改进其内部控制系统，进而最终达成合法合规，那么将会为企业带来持久的收益。一旦中国企业形成了与企业文化相适应的良好治理结构，这就是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篇：吴长军博士应邀参加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20140518

吴长军博士应邀参加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

2014年5月18日，北京易克诺美执行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博士后、中国商业法研究副秘书长吴长军博士，应邀出席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提交大会学术论文《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研究》，并参加了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分论坛的研讨与交流活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 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等领导和专家应邀出席。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出席论坛并致辞，校长董奇、副校长曹卫东出席论坛，副校长杨耕主持主旨演讲环节。

李金华副主席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每年一届的论坛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示范辐射能力的重要品牌和平台，希望大家在这里充分交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共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创新之路。

魏礼群院长在题为“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必须按照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主体、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社会治理能力，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他强调，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凝聚改革共识，深入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研究，积极投入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川生书记在致辞中表示，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要是北师大的重要职责，也是北师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要求。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成立三年来，在魏礼群院长的带领下，聚焦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性、前瞻性问题，开展了多项国家级重大课题研究，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我校将继续支持研究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创建具有一流水准的智库型研究机构。

下午，五个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暨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同时举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我校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赵秉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李林，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等领导专家，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哈尔滨、徐州、大庆等的地方代表，或作精彩演讲，或作重要点评。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本论坛是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持续建设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的、一流智库的重要依托，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三届。本届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要求、新部署，把“中国社会管理论坛”改为“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主题，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集中研讨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第三篇：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摘 要：本文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产生和实质入手，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三者的联系，然后采用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对三者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个良好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规范内部控制和防范风险，而完善的内部控制又是以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为目标。

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商业银行

一、前言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对于这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多学者、专家一开始几乎都认为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美国低利率政策引发的次贷危机以及财务杠杆过高等方面诱发所致。但随着时间的深入，经济学家发现不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的内部控制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三者的关系成为了当今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热点。

商业银行作为财务制度特殊的企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及大型股份制银行均已股权分置改革完毕，而许多中小型银行正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准备上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利率市场化，国内外金融市场上每一次波动都有可能冲击到商业银行。因而建立健全的银行公司治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并将三者联系起来，对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我国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关键。但是，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股份制改革时间不长，尽管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有许多改善，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相关理论，并结合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一个实证研究，力图分析出三者的关系并找出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亟待完善的问题。

二、理论及文献综述

最初关于公司治理的相关解释可以追溯到Berle and Means（1932）提出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委托代理权责分离这一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司治理这一理论才出现在一些国外的经济学文献中。如Fama and Jensen（1983）指出公司治理实质上研究的是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人问题，其核心问题是要降低代理成本；Cochran and Wartick（1988）提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企业高管、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产生的问题。通过国外相关理论的汇总，最终得出公司治理的含义为利用一定制度和机制，协调公司运营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公司管理层做出正确的决策，保证公司战略发展目标，达到公司整体利用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管理方式。

内部控制的理论则是由美国审计学家蒙哥马利提出的内部牵制演变而来。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协会针对1938年美国麦克森-罗宾斯公司造假案这一案例，首次提出了内部控制的概念：内部控制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和企业采取的所有相互协调的方法和措施。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发布了著名的COSO报告，指出内部控制包括五个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活动，内部控制的最终目的是控制企业的全面风险。

风险管理的由来是梅尔等提出来的，他们认为风险管理是一门新兴的管理科学，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减少纯粹风险对企业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采取的策略就是风险回避和风险转移。随后，Close（1974）将风险管理和现代管理学中复杂组织系统模型相结合，为风险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主流的理论来源。企业风险管理是对企业内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分析、评价，并适时进行防控。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要彻底理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从管理学的原理来看，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目的相同，都是以达到控制风险为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这点尤为突出。其中，公司治理通过强化公司内部组织及有效的运作，进而实现事前事中的监督，降低企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而内部控制则要通过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以及控制活动等程序，以保证企业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两者通过相互配合，相互协调，降低企业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典型的高风险、高财务杠杆、高信息不对称性，因此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能否相互协调尤为重要。其一，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前提，是基础性控制手段；其二，一个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又可以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运作中风险管理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公司治理问题中关键要素。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风险管理更受到了足够的关注。公司治理这一制度直接决定着企业目标、决策人及风险和收益的分配；而风险则直接影响目标的实现，因而决策人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直接决定着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实现程度。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的实质是确保效益降低风险，因而，全面风险管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在商业银行中，最早关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理论来源于Merton（1977）提出的“道德风险论”，即在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股东、高级管理处作为贷款的主要决策者，往往会因为追寻更高的利益引发风险。随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风险管理要取得实效，必须从最基础的战略、体制等方面入手，而战略、体制又归结于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企业在进行内部控制时，首先要设定目标，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潜在风险，然后测试企业内部各项制度和流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最后转嫁或规避风险。在COSO颁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和《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中就可以看出，COSO委员会认为企业风险管理就包含着内部控制，并认为风险管理是将风险作为一个特定的要素在进行管理，侧重点在于控制风险；而内部控制的侧重点在于控制风险的方式和手段，也就说明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其实是为了控制风险。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性的企业，本身就是在经营风险，并且深受周围经济环境的影响，单纯的银行内部控制很难达到支持风险管理的要求，必然要求银行管理层从战略高度调动银行资源，研究风险特性，度量风险危害程度，采用管理手段，也就是说要通过银行公司治理来化解风险。同时，商业银行在每一次风险管理的实践中都在不断增进抗风险能力，不断地完善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支撑着商业银行稳健发展。

与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中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因此，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建设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不仅有利于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而且还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增强自身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力。

三、样本和模型设定

从上一部分的理论概述中，可以看出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实质上是以风险管理为主要目标，而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又深受公司治理的影响。但理论大部分都来源于国外相关文献，由于我国是经济转型中的新兴国家，在银行体制和金融市场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国外的相关文献对我国实际作用有限。而在国内相关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将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于银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基本都以国外理论延伸为主，运用我国上市银行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很少。因此本文通过采取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目的主要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的影响。

（一）数据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同花顺软件、证券之星网站以及各银行的报告，选取了中国15家上市银行2010-2014年相关数据（由于农行和光大银行上市晚，上市前数据不全，因此本文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

在公司治理的变量选取上，根据前面分析的公司治理组成部分以及相关文献概述，经过筛选，最终决定了商业银行董事人数、独立董事比例、监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作为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指标。

在内部控制的变量选取上，目前大部分学者都是参考车迎新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实施指南》中所列的方法，即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标准，评价方法见表1：

从表2中我国15家上市银行中近5年的数据统计来看，商业银行平均内部控制得分为228.88分（满分为245分），得分最高的商业银行达到了237.26分，最低的仅仅210分。在分指标统计中，我国15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都达到了银监会规定的最低值。但有些商业银行十大客户授信比超过了30%，存贷比也在75%以上，收入成本比几乎全在35%以上，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还是存在些问题。在公司治理方面，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董事会平均人数为15人，最多的为20人，最少的9人，这一结果也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决策过程越长，可能会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不利。独立董事比例平均值为37.68%，最高为44.44%，最低为30%，甚至有些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比例还没有达到公司法规定的1/3，也许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转型还刚刚起步，很多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还没成型。监事会人数平均值为8人，最低6人，最多的商业银行有12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还存在治理不完整。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控股数平均值为32.63%，持股最高的达到了67.72%，第一大股东持股最少的仅为12.68%，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平均持股为30%，最高为62.84%，最低仅为1.37%，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存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但是究竟股权集中还是股权分散对决策影响更大，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另外，四大国有银行由于被汇金公司和财政部控制了大部分股份，因此股权集中度要远高于非国有银行。

本文继续选取ROE的标准差（SDROE）以及不良贷款率、Z-score（ADZ）作为检测风险的三个变量。ROE标准差越高，说明银行利润的波动性越大也就是银行面临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越大；而不良贷款率越高，说明银行的信用风险程度高。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都没有超过银监会规定的3%的最高值，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9%。银行Z-score值表示银行破产的潜在可能性，一个较高的Z-score值表明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小。15家商业银行中Z-score得分最高的有104.72分，最少的仅100分。

（二）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影响，所以公司治理涉及的变量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而内部控制和检测风险的指标则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此外，本文在前面也阐述了施行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因此本文随后以内部控制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其和银行风险的关系。为了检测四大行与非四大行的区别，增设是否为四大行的哑变量（以1代表四大行，0代表四大行），同时增加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和资本充足率作为控制变量。最终设定模型如下：

模型1：

其中Y代表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Z代表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X1、X2、X3、X4、X5分别代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标的商业银行董事人数、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人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INta表示资产的自然对数，Dummy为一个是否国有四大行的哑变量。ε表示随机误差，表示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本文所有的实证统计结果都是通过stata计量统计软件完成。

四、实证分析

（一）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影响

为了能检测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影响，本文根据上一部分建立的模型，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二列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的回归结果；第三至第五列为公司治理对风险管理的影响，其中不良贷款率、ADZ、SDROE分别代表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破产风险和财务风险。

从表3第二列报告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董事会人数与内部控制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这表示：商业银行的董事会人数越多，内部控制越有效；而董事会人数越少，公司治理趋于无效。这是因为商业银行董事会人数越多，在决策中的可选方案则更多，最终在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此外，监事会人数也与内部控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监事会人数越多，银行的内部控制越有效。这是因为监事会本身职责就是对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监督，而监事会人数越多能更有效的监督银行管理层如何做出决策以及如何执行决策。另外，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和与内部控制也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越多，公司的内部控制会越好。这是因为，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越多，能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平衡第一大股东，使最大股东的决策不会偏离太远。在控制变量中，资本充足率与公司治理也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因为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本。因此，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内部控制就越强。在其他变量中，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内部控制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独立董事比例高低并不影响银行的内部控制，而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最大股东一般是国有法人或者国家控股的企业，所以无论持股多少，总是会保障银行的内部控制向着更好的方面发展。是否四大行这一哑变量与内部控制也不显著，说明银行是否是属于四大行对内部控制好坏没有直接影响。

表3的第三至第五列分别表示银行的公司治理分别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破产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影响。从第三列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出，董事会人数与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董事会人数越多，银行不良贷款率越少，这是因为董事会的存在主要目的就是控制银行的风险，董事会人数越多，对贷款风险研究的程度就更深，可以有效减少不良贷款。此外，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越低。这是因为独立董事通常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与银行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能有效地对贷款授信进行分析，促使银行的不良贷款减少。此外，最大股东持股比与不良贷款率呈强烈正相关性，说明股权越集中，不良贷款率越高，联系实际不难发现，四大国有行的国家控股较集中，而不良贷款率也较股份制偏高，这是因为在四大行上市的时候，国家拿出了巨大财政充实四大行的资本金并剥离较大的不良贷款。在控制变量中，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也可以有效地降低不良贷款率。在第四列的公司治理与z-score值的相关性来看，可以看到董事会、监事会人数越多，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越低，具体原因上文已经有所分析，此处不再做详细概述。此外，充足的资本也可以避免银行破产。在第五列的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和较多的监事会成员也可以有效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同样在第五列还可以看出，代表四大行的哑变量与财务风险呈负相关性，说明四大行遭遇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要小于非四大行，这大概是因为四大行效益稳定，客户雄厚以及有良好的财务制度。

通过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如果拥有充实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相对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适当的股权集中度都可以帮助银行实现健全内部控制机制与防范风险。这也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保障。

（二）内部控制对风险管理的影响

在前面理论部分曾提到，企业实行内部控制的目的为防范并避免风险。因此，在这一部分同样利用相关数据，对我国15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进行实证分析，其目的是检验出我国商业银行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否可以有效防范风险。本部分增加银行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结果于表4所示：

从上面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与不良贷款率、z-score值以及ROE的标准差都呈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商业银行一个好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的帮助商业银行降低信用风险、破产风险、财务风险；帮助商业银行建设一个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这是因为内部控制本身就以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为出发点并且渗透到商业银行各项业务过程和环节。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应当尽快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设，一来可以防范风险、二来又有利于自身发展，提升竞争力。

五、结论

本文通过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产生和实质入手，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三者的联系，并通过采用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对三者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一个良好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规范内部控制和防范风险，而完善的内部控制又是以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为目标。另外，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目前上市的15家商业银行，这些银行无论在公司治理的先进性方面还是内部控制完善方面以及风险管理上都要遥遥领先非上市银行。因此，非上市银行应当借鉴目前上市的大中银行，积极引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治理制度尽快股改上市。上市银行也还需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力争在未来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立于不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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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Governance，Internal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15 Listed Banks in China

ZHONG Chen XIA Ying

（Yueyang Branch o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Yueyang Hunan 414000）

Abstract：Beginning from the emergence and essence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internal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 among them，and then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ir correlation using relevant data of 15 listed banks in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 a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banks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prevent risks，and a perfect internal control sets establishing a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goal.Key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 internal control； risk management； commercial bank

第四篇：第四届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论坛

第四届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论坛

暨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实证研究成果发布会

发布内容及奖项介绍

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论坛将发布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法学研究项目之一：《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实证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实证研究报告”，报告将全面分析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成本以及2009年上市公司面临的现实的法律风险行为，报告还将公布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成本指数系列排行、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行为系列排行。

论坛将以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成本指数为基础评选出： “2010中国上市公司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 “2010中国上市公司最佳法律风险管理奖” “2010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卓越服务奖”

论坛还将同时公布中银杯首届中国法律风险管理征文活动评选结果，设立以下奖项：

“中银杯首届中国法律风险管理征文特别荣誉奖” “中银杯首届中国法律风险管理征文优秀论文奖”

一，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成本指数系列排行榜

 系列排行榜背景

不论法律风险以何种方式潜伏或爆发，法律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最终都要体现在成本上，体现在对企业经营目标的影响上，因此评价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好坏唯一科学的方法只能建立在企业法律风险成本的核算和统计的基础之上。那么，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对其利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各行业平均法律风险成本又是多少？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标杆企业有哪些？上市公司通过卓越的法律风险管理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成本指数分析报告》将首次根据公开资料，全面核算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成本，盘点、评估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实践，发布“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系列排行榜”，为各行业、各地区以及各类型企业提供评价自身法律风险管理水平的基础参照，以期推动中国上市公司在法律风险管理方面的进步与发展，维护股市稳定与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促进中国经济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 法律风险成本指数

本次论坛所称“法律风险成本指数”是指效益法律风险成本指数，即上市公司单位净利润所负担的法律成本。

 法律风险成本指数计算公式

企业法律风险成本指数=法律风险成本/企业净利润

考虑到法律风险生命周期的影响和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经营业绩的波动，计算上市公司当年法律风险成本指数时，考虑了前一的影响。

二、2010中国上市公司十大法律风险行为系列排行

 系列排行榜背景

面对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和难以计数的合同约定，2009年中，中国上市公司到底面临哪些真实的法律风险，造成这些法律风险的行为是什么？那种法律风险行为发生的频次最高，造成的损失最大？

《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行为实证研究报告》将首次全面盘点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行为的整体情况，发布“2010中国上市公司十大法律风险行为系列排行”榜单（行业排行、地区排行、国企排行等），为各行业、各地区以及各类型企业治理自身重点法律风险行为提供基础参考，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治理的法律风险行为中去。

 法律风险行为的分析、统计和排行

在核算、分析法律风险成本时，我们需要首先确认上市公司披露的诉讼仲裁、坏账、资产减值、投资减值、罚款、违约金等营业外支出以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等相关事项和财务科目中的每一项成本是否是由法律原因引起，是否疏于法律风险防或是法律措施采取不当有关，如果有关，课题组将找出具体的法律风险行为和导致的损失大小。通过统计分析，课题组将确定每种法律风险发生的频次、导致的总体损失等，并再次基础上，形成“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行为系列排行”

三、2010中国上市公司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简介

 参评对象 中国所有上市公司  信息来源

以沪深交易所公布的历年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为主，结合上市公司调研  评选流程和标准

1.课题组通过全面核算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成本，计算各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成本指数，在剔除两年平均净利润为零或负数的上市公司后，给出市场整体和各行业的排名

2.课题组在上述排名基础上，按照如下步骤和标准（暂定）给出“中国上市公司百佳法律风险管理排行榜”：首先，确定法律风险指数最低的100家上榜上市公司名单，然后，根据同一行业上榜的上市公司总数不得超过8个的规定，以及有重大负面新闻的上市公司不得参与评选的规定，剔除部分公司，最后，根据公司法律风险成本指数的高低补齐100家上市公司；榜单将首先在10月13日的发布会上公布，上榜企业同时作为“中国上市公司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的候选上市公司；

3.课题组主动收集企业公布的其他相关文字资料，在充分考虑企业的行业特点、整体规模、多元化、国际化等因素对企业法律风险影响的前提下，以企业可控法律风险成本指数的大小为基础，在100上榜上市公司中遴选出30家“中国上市公司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入围企业。

4.组委会通知入围企业提交企业2009年法律风险管理工作总结，并补充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简介，法律风险管理战略概况，公司治理概况、法律机构设置、法律相关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人员法律素质，法律培训情况，诉讼仲裁概况，特别事项说明等，5.评审委员会根据课题组收集的材料以及企业提交的资料，对入围上市公司进行分析与评价，然后投票决定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的上市公司名单；上市公司按得票多少确定排名。得票一样的，按下述方法确定排名：首先，按法律风险成本指数得分情况从高到低，确定10家上市公司得分从1到10，其次，按企业总资产，从小到大，确定10家公司得分从1到10。最后，将得票数相同的两家公司在企业总资产和法律风险成本指数方面的得分分别相加，得分高的排名靠前。得分依然一样的，法律风险成本指数低的排名靠前。

6.2010年11月6日在“第四届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论坛”公布“2010中国上市公司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名单。

四、2010中国上市公司最佳法律风险管理奖

 参评对象

2010中国上市公司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获奖公司  信息来源

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结合上市公司申报材料  评选流程和标准

2010中国上市公司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获奖公司中排名前三的上市公司为“2010中国上市公司最佳法律风险管理奖” 的候选公司。组委会将按下述方法确定获奖者：首先，按法律风险成本指数得分情况从高到低，确定3家上市公司得分从1到3，其次，按企业总资产，从小到大，确定3家公司得分从1到3。最后，将得票数相同的两家公司在企业总资产和法律风险成本指数方面的得分分别相加，得分高的获奖。得分依然一样的，法律风险成本指数低的为获奖公司。 奖杯简介

中国上市公司最佳法律风险管理奖奖杯是“九华玉龙龟”，选用玉石新贵九华玉精心雕刻而成。“龙头龟身”寓意法律风险管理帮助上市公司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一飞冲天。

五、2010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卓越服务奖

 奖项背景

随着经济对法律服务要求的不断提升，律师事务所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一直以来，律师个人品牌竞争是业界竞争的主旋律，但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以律师团队品牌竞争取代律师个人品牌竞争，能否有效地建立律师事务所积极、正面的品牌形象，将最终决定其进一步的发展。

建立和实施律师事务所品牌战略，变个人优势为律师事务所品牌优势，不断提升品牌价值，成为律师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专业领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律所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风险管理作为一项全新的法律服务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律所在这一领域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声誉将有助于这一新兴法律服务的发展，鉴于此，论坛组委会将同时举办“2010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卓越服务奖”的评选活动，组委会希望以此推动律师行业的发展，加强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品牌建设，提升行业品牌形象。

 参评对象 中国律师事务所  信息来源

以“中国上市公司百佳法律风险管理排行榜”上榜公司为调查对象，所采集的市场调研信息

 评选标准和说明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百佳法律风险管理排行榜”上榜上市公司的投票是本次评选的唯一标准。

评选流程

1.第一阶段：课题组给出“中国上市公司百佳法律风险管理排行榜”上榜公司名录，组委会向上述拥有投票权的上市公司发出调查函件，由每个上市公司直接选出10家律所，加盖公章或法律部负责人签字后寄回，或者由组委会直接电话调查。

2.第二阶段：由组委会审阅、汇总，然后根据投票情况确定若干家律所为获奖律所

3.颁奖活动：在“第四届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论坛”上颁发：“2010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卓越服务奖”

六，2010中银杯“中国首届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征文特别荣誉奖和优秀论文奖活动颁奖仪式”  奖项背景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对企业的经营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重要渠道。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决定联合主办第四届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论坛暨首届中国法律风险管理论文征集活动。这是国内第一次专门围绕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主题进行的全国性征文活动。

评选流程

第一阶段：由承办单位初审，根据收稿的质量确定入选优秀论文名录

第二阶段：评审委员会审阅入选论文，确定首届中国法律风险管理征文特别荣誉奖获奖名单，其他入围论文获得优秀论文。

第三阶段：2010年11月6日论坛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奖，部分获奖者将现场就论文主要内容发表演讲，并由特邀嘉宾进行点评。

第五篇：上海晨冠应邀参加第二届亚洲营养食品科技论坛

上海晨冠应邀参加第二届亚洲营养食品科技论坛

2013年3月6日，第二届亚洲营养食品科技论坛在上海隆重开幕，上海晨冠常务副总经理张艳杰女士及研发经理杨春艳应邀出席此次会议。

第二届亚洲营养食品科技论坛，涵盖母婴食品、保健（功能性）食品等多个营养食品类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等30多名权威专家演讲，法国罗赛洛公司等多家国内外原料领先企业参展。本届论坛重点关注食品行业新政法规的颁布，锁定母婴食品和功能性食品的研发创新，以及辅助于产业增值的智能化食品包装技术材料、先进的生产工艺及设备。通过参加此次会议，上海晨冠对行业内新政法规、母婴食品及功能性食品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安全、卫生、营养食品的需求量大幅度增长，将继续推动我国食品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受到政府的广泛关注。为了促进食品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国家针对不同食品制造业制订了不同的政策措施，以保证行业长期健康发展。作为一家专业的营养配方奶粉制造商，上海晨冠一定会秉承“关爱、责任、诚信、创新”的企业价值观，坚持科技创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消费者提供更营养、更安全的国际品质产品，为实现晨冠“科技兴乳，为人类健康服务”的梦想而努力！

杨春艳 201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