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第一篇：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 “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第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所以叫作“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 “背对背”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生跟着实习，见识见识，谁会课堂传授？

第二，也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学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给立法者当幕僚之类的光荣业绩。但是，学问与官僚政治最好隔开一段距离。政治是摆弄人、与人斗的智慧，有人生来就会，不用学。还有的像拿破仑，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资本，《民法典》服从的“硬道理”。法学一旦“经世致用”，就跟法律这件“政治的晚礼服”闹混淆了——闹得神州大地法学院星罗棋布，硕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袭家常便饭，法治话语充斥媒体，终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这倒提醒了我们，若想总结三十年法学的得失教训，看清前进方向，不妨从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细加考察；或可推动中国法学反思并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学术/教育腐败，摆脱羁绊，重新出发。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 “深深的忧虑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西方哲人多有阐述，并成为“西马”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一大话题。因此就理论而言，似乎纯是西学上的问题。但是，王先生的出发点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将那“文明”的百态或变态以中国为例，再添一段注释，而是异化背后的现实，转型中国同那“文明”接轨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一只脚踏进“文明”的边陲，却立即受到它许多伤害，究竟出路何在？

王先生的忧思，大概从九十年代中就开始了。九六年汪丁丁先生离开港大，在《读书》杂志著文，分析当时香港大学教育的殖民地心态和商业价值取向，如何阻碍了学术进步。文章真知灼见，王先生读了，却想到更大一个问题。他担心，就其“负面部分”而论，“香港教育的今天恐怕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明天”(王元化，页 281)。不幸言中了。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香港化”“产业化”不算，还陷入了香港早已铲除的大面积腐败，开足了历史倒车。王先生还想到年青的深圳大学。深大号称“按照香港模式建立”，一切以实用为先，故不设历史系，因为“历史专业对深圳毫无用处”。王先生引龚自珍语，叹道，“灭人之国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历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同上)。可知他的理论探索，绝非钻象牙塔的兴趣，而是针对时弊而起的。

“去人之史”，在今日中国，实际是“文明”得以输入、建设而异化的一项先决条件。因为那建设/异化不是凭空发生的，它需要友善的“投资”环境，包括逐步开放的市场和各样优惠特权，以及与之匹配的立法。除了进口一个叫人羡慕攀比即摹仿复制的对象(“文明”)，它还营造了一个剥离出历史，只存在于意识形态的虚构的主体，即法律程序意义上的“公民”，又名“理性人”，来遮蔽社会生活中分属不同阶级的一个个的人。而我们知道，以“程序正义”掩饰腐败、消弭抗争，用私有产权的回溯实施改写历史，不是别的，正是新法治的基本策略(详见拙著《政法笔记》)。

所以，王先生晚年对“文明”异化的反思，跟八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人性”异化或人道主义的讨论，方向正好相反。他抛弃了后者天真的自信与乐观情绪，把改革的成败、几代人的强国梦，放在了产权复辟于“文明”边陲的历史大视野中，从而间接触及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未能解决的核心问题。而反抗“去人之史”，归根结蒂，乃是反抗对那核心问题的遮掩、改写和遗忘。又因为这反抗在现时必然是弱势的、孤独的甚而充满了绝望，王先生的“深深的忧虑和悲观”，在文化意义上，便接近了鲁迅先生的精神，尽管他对“五四”先驱的“思想片面性”是持批评态度的。

二、新法治话语的寄生

法制改革最初的动力，来自对“十年浩劫”纲纪废弛的反拨，故谓“拨乱反正”。具体做法，是粗线条“原则性”的立法，重建司法机关，恢复律师制度和政法院系。在话语层面，则以“人治”象征必须根除的极左路线，代之以一种灵活的工具主义“法治”。为夺取“政治正确”的高地，这新法治的学理化的第一步，便是小心翼翼地重新解释马列经典中的片言只语。通过一系列微言大义的“论战”，从区分“人治/法治”、争辩国家法的“阶级性/社会性”，直至“权利本位”替换 “义务本位”写进教科书，“公民”成为法定人格、私有产权和缔约自由的主体，渐渐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第三十三条)才失去了实质意义，蜕变作形式平等的“程序正义”。同时，随着《民法通则》(1986)颁布实施，开始大量输入(即复活)解放前旧法治的术语和法条解释技术，形成了中国法学与法律教育的法条主义主流。

新法治之强调权利法定、私有产权和程序正义，好处是明显的。它可以帮助压抑或消解政治意识，放逐道德理想，从而模糊关于改革的方向与步骤的争议，绕开官方理论一时不便触碰的难题。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说的便是这一件为产权复辟 “护航”的历史任务。这忙于护航的新体制，虽然在“学理”上划归了大陆法系(相对于英美普通法)，其政法架构和实际操作却完全是“中国特色”或“人治”传统的。只是在立法技术、表层分类和一般法律术语上借鉴了外国：起初是苏联、德、日，现在是美、英。

“学理”同架构、操作脱节，意味着新法治只能侧重于立法、法条诠释与宣传教育，即建构意识形态，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本本上写着的那些个公民权利、诉讼程序、举证规则，也就往往难以落实，取代不了“人治”时代“遗留”的做法，更不消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几乎每一场改革措施的出台，试点铺开，乃至大案要案“严打”“双规”，都不属新法治管辖。立法，只是事后追加的一个正当化程序，普法宣传的频道节目。追加既是惯例，“摸着石头过河”打政策“擦边球”，就绝无违法违宪之虞。

在此意义上，新法治可说是现行政法体制内的一种寄生性话语；是专门用于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掩饰社会矛盾、输入“文明”的精巧设计。表面看来，中国教育的“香港化”——其实远甚于香港的功利主义，却没有其教职员廉洁敬业的道德自律——是转型社会的局部病症：某些政策制定者的疏忽，改革家经验不足，未能预见或制止“产业化”的危害，等等。故而只消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即可踏上正轨，直奔“世界一流”。但问题远非那么简单。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精英话语和人才规训的主要阵地。这阵地若要由新法治来占领，就必须重构意识形态，排挤不同价值。因此“去人之史”的第一步，便是将受教育者改造成“公民”，给他灌输个人中心、权利至上、贪图享乐、锱铢必较的资本“理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屏蔽政治意识、贬低道德立场、取消学术与职业的伦理标准。其结果，便是今日大学腐败丛生，半是商场半是官场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

我说“寄生”，是借用卡夫卡关于依地语的一个比喻。

依地语也叫意第绪语，是从前东欧犹太人的社区日常语言，犹太民间文学和大众戏剧的载体。它其实是德语的一门方言，中世纪犹太人的发明；他们往中古高地德语掺进希伯来词汇和表达法，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犹太拉比称之为“德国话”(loshen Ashkenaz)。在卡夫卡时代，布拉格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爱说德语，看不起依地语。卡夫卡讽刺道：依地语最让中产阶级厌恶了，因为它“没有语法”、野蛮；竟然“寄生”于一位高尚的“宿主”即德语，靠着“偷盗、征用、移入[希伯来]语汇”而存活，以至不破坏宿主的语法，就无法译成德语。而要真正懂得依地语，却只能靠犹太人寄居他乡的感觉与心灵(德勒兹/迦塔利，页56以下)。

新法治在政法体制中的运作“存活”，很像是依地语的寄生。它通过输入“文明”的术语口号，如物权、名誉权、知识产权，还有法治、人权、宪政，让宿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步接纳“普世价值”，产生一种混合话语，以应付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而且，同依地语一样，这寄生话语每一次“译成”宿主话语，宣传实施，都免不了破坏后者的“语法”规则。但新法治既是“文明”的输入与寄生，它同宿主话语所依托的价值理想就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故而政法体制的有效运作，须取决于两者维持动态的平衡。若以法国社会语言学家高拔尔(Henri Gobard)的功能分类理论观之，就是各守各的“领地”：宿主话语负责维持官僚体系运转、招商引资、处理纠纷等具体问题，领地极广，称为“媒介型”(vehiculaire)语言，即全社会通行的官话。寄生其中的新法治话语，则是统编教材和主流媒体的宠儿，主要用来掩饰社会矛盾，安抚居住在大中城市的“白领”人口，传播他们的信念趣味，描绘他们的利益立场，称为“所指对象型”(referentiaire)或专事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同上，页 51)。

明白了这一层关系，一些困扰法学和法律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就不难揭露病根了。比如为什么主流法学几乎是清一色的教科书编写法，面目雷同，概论加法条诠释和比较，基本不发掘回应学术问题。再如博导教授抄袭论文，单位极少惩处；歪风猖獗之下，只能由受害人出面，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将后者的腐败行为(即对学术共同体与公共利益的侵犯)变成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著作权名誉权官司：不仅让大学和主事者脱卸责任，还给司法腐败以可乘之机。这些灾害，原因很多，归咎于行政部门“养鸡场”式的管理，也没错。但如果从“所指对象型”话语生产的角度考察，则以编写教科书充当学术、鼓励抄袭、容忍腐败、回避问题，诸如此类，实为灌输与巩固新法治意识形态的成功策略，现阶段产权复辟输入“普世价值”的不二法门。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可以作这么几点观察。

首先，因为新法治的寄生仰赖“普世价值”的宣传，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为了遮掩这一窘境，它只有不断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说教，才能保持并扩张自己的领地。所以，主流法学作为新法治的话语产物，就特别强调言说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愿关心事实的真相和细节；其法条主义论述便有“很强的教义倾向”(苏力，页125)，总是把问题说成是立法的不足或体制的滞后，却懒得下功夫调查研究。

其次，这教义与实践的分裂，又不免削弱了“普世价值”的感召力和工具价值。而且随着腐败愈演愈烈(学术与教育领域亦不例外)，新法治就很难继续把责任推给宿主，而不独立承担责任。毕竟，腐败者大多享有完备的法律保护，包括利用法律“漏洞”和繁复的程序障碍；法治“跛足”，只会促使更多的老百姓喊冤上访，转向传统“人治”的渠道。结果，每逢宝马霸道名车撞人，专家意见开脱罪犯，《物权法》草案争议不休，《劳动合同法》变成具文，都引发了政治意识、阶级觉悟的复苏，法律丧尽尊严。

最后，由于寄生“文明”的先天不足并陷于腐败，政法体制的实际运作或话语实践，便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多方利益驱动、各个阶级不断谈判的局面。并且，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谈判者(包括新法治的受益人和从业者们)无须也从来没有依循那“文明”的“普世价值”的规则。换言之，“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还好好披着，天天赞赏，正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不碍事、无大用、“漂亮”而已，而未必是它骗得过大人。这多元话语的建立和实践，便是三十年改革的一大成就。如果妥善运用，应对“文明”的挑战，则转型中国就得了机遇：她不必注定了沦为新法治的独占领地，如王先生担心的，一条道走到黑，异化、庸俗、物质主义；她有可能拒绝“香港化”而重新出发——“多难兴邦”，跨越那“文明”的边陲。

三、如何反抗“去人之史”

以上我们讨论了新法治的寄生策略，它同高度“产业化”、意识形态化的法律教育，及彻底官僚化而滋生腐败的学术体制的关系。我这么观察，仿佛法学的前景很悲观了，其实不然。学术体制跟随政法体制，也在形成多元话语的互动。新法治在大学的行政规划、基金收买和山头权威时时陷入腐败丑闻，正好给中国法学的重新出发，开拓社会批判，留下了空间并刺激理论想象与创新。所以展望未来，并非一团乌云而不透阳光。学术前沿和进步，首先是少数人的事业。

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加盟法学，受到年轻一代精英学者的欢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路，相对于教科书“概念法学”有个明显的优势：便于国际交流，提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

然而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或王先生预见的“香港化”。由于新法治处于寄生状态，意识形态领地有限，依靠“普世价值”维生，无鉴别无批判地输入美国的法律学说和视角立场，就极易蔚成潮流。于是，跟商贸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立法一样，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困境。欧洲和日本早已经历了美国法律学说和问题视角的全面“入侵”。何美欢教授曾有详尽的介绍，并引述欧洲法学家的评论：“二战后，欧洲法律以及对法律的理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几乎全部是从美国开始的”；“几乎所有新问题都是先在美国被发现和讨论后”才传到欧洲(何美欢，页23，25)。只不过，欧洲和日本的地缘位置，不在那“文明”的边陲；美国化的学术与“国际规范”，其利弊取舍，对于它们，和中国是大不一样的。

有鉴于此，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如此，法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理，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这后一点，或许会引起一些迷惘跟抗议：法学怎么成了史学？是这样的。法学的根基，不在法条学理、办案审判等“经世致用”技术性知识。这些知识当然有用，应该研究；事实上，也是法学家日常的工作，政府和基金会支助的项目。但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今天我们阅读参考的那些立法原理、司法学说、案例分析，甚至大部头多卷本的权威著作，无一例外，都会过时，被后人重写或遗忘。道理很简单，法律永远在变动之中，是一个新陈代谢的系统，时时在修订、增删、废止。这在转型社会，新法治寄生的中国，就更明显了。所以无论中外，称得上法学的传世之作，历来只有两类：一类有点勉强，就是选入课本逼着学生啃的那些哲人的片段论述(商鞅、韩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纳、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等等)；另一类研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演变，则属于广义的史学，即优秀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著作。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恰是新法治的开端，其寄生之曲折、影响之复杂、掩饰的策略、面临的困境，连同职业道德伦理责任的崩溃和腐败化为权利之崛起，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与课题。

我希望，将来能有幸读到一部或两部这样的历史——给人以睿智、洞见和悲剧意识的历史。这任务原本是属于我这一代的，然而亲历者未必眼明，且“伤亡”如此惨重，委实不敢乐观。现在，当法学重新出发之际，或许可以寄希望于来者中的俊杰，愿他们“有一双治史的眼睛”，“不为历史的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陈旭麓先生语)。因为，中国法学和法律教育须具备起码的史识，才能走出新法治话语的寄生领地，抗拒“灭人之史”；才能使受教育者如自由的雅典人那样，获得为有效履行公民义务、投身公共政治而必需的美德和智慧。否则，当“文明”建成异化之日，凡自称其公民者，必再一次受到立法者梭伦的谴责(《残篇》之十一)：

将来你们感到悲伤，做错了事，不要把责任推给众神；

是你们自己把力量交给了[僭主]……

人人跟随这狐狸的脚印，大家脑子空空，只晓得听他摇舌，花言巧语，从来不看他实际的行动。

附识

王元化先生我只见过一面，十三年前，在先父的追悼会上。记得他深情地回忆了“一二九”运动和三十年代清华园的生活。还谈到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地下党文委编《展望》周刊，先父在同济的文法学院执教，是撰稿人，但因为“地下环境”，并无往来；其后岁月颠扑，直至文革结束方才相见，等等。之后，又寄来他同先父的合影。从此，王先生的《文心雕龙》，他的思想文字和道德风范，于我便有一种特殊的亲切。前年，友人彭伦君策划，为王先生出一文集《人物.书话.纪事》，因书中收有他怀念先父的短文(即当年的悼词)，特意寄赠一册。展读之后，对于他的坎坷身世、高洁的人品和治学的渊源，多了一分了解和体会，更觉得敬佩了。

王先生生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曾做过几年市委宣传部长。这后一个头衔，在异化了的世界，是庸人们仰视而趋奉不迭的；那惺惺作态常使他难堪，令他悲哀，激他思辨。作为学者和思想家，他期许后人的，一定是继续他的索求，加入他的究问、怀疑与批判，并且“根底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

谨以这篇短文遥寄哀思，纪念王先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于铁盆斋，原载《读书》9/2008

*本文是作者提交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年会的发言稿。

德勒兹/迦塔利(Gilles Deleuze & F.Guattari)：《什么是哲学》(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

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第二篇：议论文重新出发

议论文重新出发

议论文重新出发1

我们的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被挫折所*，你是选择爬起来继续迎接挑战，或者是从此一蹶不振?试着改正自己的缺点，给自己充满电，然后重新出发吧!

小时候，我是个害羞又不懂得如何表现的小女生，只能自己一个人座在位子上看书。到了补习班，情况虽然有些许改善，但是我依然很怕生、不太感主动跟同学讲话。过了一个学期，补习班举办了英文演讲比赛，没想到老师竟然推选我代表我们班参加，可是我因为害羞而不太感表现，念起稿子来也是扭扭捏捏，放不太开，因而丧失了参加决赛的机会。

一年之后，补习班同样举办了英文演讲比赛，由于我的认真努力，得以参加复赛，并且取得亮眼的成绩，一路打进决赛，而我也不负众望，在决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宝座。自从第一次的失败之后，我当下就下定决心，要训练自己的英文能力，于是我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特训，不仅要训练自己的发音，还要学会抑扬顿挫的腔调，并且训练自己自台上的台风，以及基本礼貌，这次果然没有让我自己失望，虽然之前那个老师已经回加拿大了，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她讲：“你看，我终于的到冠军奖杯了呢!”

在学习的路途上，有困难，也有挫折，但是只要我们一一去克服，路前面仍然会是一片光明的，遇到失败，难免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找到失败的原因，并且努力克服，尝到的滋味会是更甘甜，更美好的。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人生历练，说不定等我们长大了以后，还需要这种经验来警惕自己呢!

不要害怕失败，失败了之后，找到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重新出发，不要让困难把你*！

议论文重新出发2

重新出发世人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更好，而是因为那是过去。过去培育者青涩的幼苗，让它慢慢开出成功之花。于是，过去就像我们身后的那盏灯，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和存在感。但是，一切更好的都在未来，只有重新出发去发现未来的可能性，我们才会拥有更明亮的过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动物。对于一个有毅力和信心的人，人和自身的`缺陷对于他通往未来之路上的作用都如同隔靴搔痒：对于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一个小小的挫折对他来说就是面前一堵无法翻越的墙。

我们喟叹这世上人与人的差距，有人在世界的角落营营役役苟且偷生，有人却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光彩。孰不知一次成功应当有数次失败作基石，殊不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当乔布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心中就多了一位天才——一个具有前瞻性并创造了“苹果”时代的大师，他的成功，不只是让这个时代多了一位天才，更是证明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胜利是无数次跌倒后重新出发换来的。大学时代的乔布斯曾被退学，后来的乔布斯也曾被苹果公司辞退，再后来，他就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他。在这漫长的过程和关卡前，无论他在那一关低头认输，这个时代和他都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他每次失败后都重新出发，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这个让人迷失的九月，我们即将挥手秋天。时间是那么的有条不紊，我看到墙上还有200多天的倒计时，此刻突然意识到在高考战役打响的那一刻起，我将会面临很多阻挠，每一次，我都必须鼓足勇气，坚定信心的重新出发。因为我知道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在等着我。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花开复见却飘零，残憾莫使今生留。”重新出发，总有一天会拨云见日，让人生不留遗憾。

议论文重新出发3

高三，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忙碌，也没有想象当中的波澜起伏。更多时候，它更像一汪死水，就算我再怎样用力把自己的愤懑融入石头中，然后竭尽全力将它掷往其中，但终究还是惊不起一丝涟漪。

闲来时打打篮球，在教室外的走廊边随便抓几个人来吹吹牛。无聊时干脆就望望天，数数星星，并借此来冲淡心中的忧伤，淡忘掉一些记忆。

依稀记得高一的激情与纯真，高二时的圆滑与老练。但立足在这有些“无情”的高三面前，我都差点忘了，现在的我还剩什么，还能剩什么。

我总喜欢说这么一句话：我把自己封锁地太深，许多人都不得其门。总喜欢把不真实的我从别人认为真实的角度呈现出来，借以迷惑他们，更想迷惑自己。

你甘于平凡吗？我千百次询问自己，但却总是在“是”与“否”的门前来来回回徘徊，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曾幻想，当我老了的时候，学学陶潜，学学孟光台。一壶浊酒，几盘小菜，与老伴静默而视，看孩子们在田野中奔跑，嬉戏。偶尔发发诗兴，作几首打油时。

也幻想，趁着年少，学学赵云，学学项羽。身披重甲，跨骑骏马，手持长枪，纵前方有百万军士，金戈铁马，我也不会生出一丝畏惧，浑身是胆。

但我知道，改变自己的命运做起来远不如说起来的容易。就像大海当中的船帆，失去了指南针一样。任凭你行驶，也终究不过是在绕着一个不确定的.圆轨，一圈又一圈。

“堕落三载为伊故，奋发三季为明朝”。荒废了一年又一年的血液，我得到了什么？思念了一遍又一遍，我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不，我想不是的。为了快乐？不，我想也不是的。算了，何必想那么多呢？拾掇行装，扬帆起航，重新出发。怀揣着激情，向自己，向未来，向每一个人支持我的人，前进！

天还是很蓝，但未来，却因出发而更加光明。

第三篇：重新出发演讲稿

重新出发演讲稿1

首先抛出的是我的儿子。我儿子今年18岁，在他8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跟我说：“爸爸我想学骑自行车”，我说你才8岁太早了，我没同意。但是他妈妈悄悄地违抗了我的意思，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第一次看到儿子在这个操场上骑车，我还是很激动的，但转眼之间这种激动变成了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儿子骑车骑得飞快，可能有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这个速度对自行车来讲其实不快，但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00公里。我非常着急，我怕他摔倒，我怕他出事。所以我一边追一边在喊：“儿子骑慢一点，骑慢一点。”但儿子还是骑得飞快，自行车飞快地从我们面前穿过来穿过去，怎么样都慢不下来，当它慢下来的时候就摔倒了。每次都这样。这个好像是很难理解，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慢比快更需要技术，更需要花功夫，更考验一个人整体的能力。

接着，我要抛出的还是我的“儿子”，但这个儿子是加了引号的，它是我的一部作品叫《解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初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当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即将毕业前的一天晚上，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开始准备离开学校，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神经一样地坐下来，决定要写一个大东西。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举动，是否暗示了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最后居然要用十余年来计算，准确的说，也就是我花了11年才写完这本书，真是受尽了折磨。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解密》是一个“作女”，我跟“作女”谈了一场恋爱，让我尝到了痛不欲身的感觉。

这部作品其实发表的时候总共也就是20万字，但我删掉的字数至少有4个20万，我在不停地修改、推倒重来。因为受尽折磨，我真是多次决定要跟它“分手”，但是每一次“分手”最后都是以更加紧密地“牵手”而告终。我无法和它“分手”，它已经和我的生命、血肉交融在一起。我要抛弃它，可能就要抛弃自己。在这十多年时间里，我不停地在心里臭骂自己，我说你怎么会那么愚蠢、那么没用、那么可怜，以至你自己全部的青春都可能要为它报废。但是当有一天，我终于把这个作品写完的时候，说实在的，我深深地拥抱了我自己，我流泪了。它是我的全部青春，半部人生。当这个作品写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逆袭、无数次的攀登、无数次的照亮。因为写作《解密》，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我已经非常充分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优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也认识到了我身处这个时代的优点、缺点。通过这一次写作被我无尽地放大了，也是被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由此我也就发现了自己，我认定了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应该完成的一个角色，就是写作。

那时候我常常告诫自己，当世界天天新、日日变的时候，我要继续做一个不变的人，慢的人，旧的人；当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我要敢于做一个气定神闲的人；当大家都在一路狂奔，往前追逐利益和名利的时候，我要敢于独自后退，安于一个孤独的角落寂寞地写作。

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每个人的愿望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争分夺秒、争先恐后地绽放。我用11年时间来写一部作品，就像坐船去伦敦一样，让人觉得有点傻。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和欲望的时代魅力。

但这是问题。我们迷恋速度、放纵欲望，却放弃了、丢失了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多的可贵的品质。比如说真善美，比如说安心、安静、耐心、坚守，就这些非常好的品质，就在这种快速的速度、巨大的欲望面前丢失了。它们不是随风而去，而是随着速度欲望而去。当我有了名，有人抱着钱找上门天天催着我的稿子时，我就迷失了。我就忘掉了曾经对自己的告诫，失去了坐船去伦敦的那种耐心。当你可以顺流而下的时候，大部分人不会去逆流而上。这就是人，人本身是有重力的，欲望就是最大的自重。你在这种自重的惯性下，在这个时代面前，你的自重很容易让你顺流而下，而不是逆流而上。你们可能无法想象，我曾经用三个月时间，写完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个和我写《解密》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那个20万字写了11年。当我被很多人追捧的时候，我放弃了自己的一种要求，我丢失了本来应该有的一种耐心。去年我用大半年的时间，对这部作品进行修订。通过修订，我确实感到非常地羞愧。

这本书是《刀尖》上下册，在这里我真的要向你们道歉。那是我的一个伤疤，那里面真是破绽百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奇怪，我怎么会如此的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就现在一想就当初我怎么会这么轻率，这么愚蠢，简直是个谜，但其实谜底就在我的心里。在这个时代的巨大的欲望面前，我败下阵来，我当了这个时代的俘虏，我成了自己的敌人并且被打败。其实塑造自己是非常难的，但是毁掉自己是非常容易的。我非常遗憾，有这么一次让我羞愧的写作，我居然有这样的脚印。这个脚印让我不敢回首。真的.，我刚开始说的，我也并不是想来演讲什么，只是想通过这个机会为自己的反省举行一个仪式，想请你们当我的证人，我认错了，我知错了。我想回到从前，重新出发，就是像以前一样的坐船去伦敦。

公开认错目的是为了更有力的纠错，你们就是证人。如果有一天，我又用三个月写出了一部作品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可以指责我，骂我，我无颜回头。也就是说这种仪式本身是有内容的。它是为了让我这个想回头的、想重新出发的这个主意或者决定变得更加牢固。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和我愿意重新出发的同行者。有了同行者，有了你们做伴或者说有了他们做伴，我可能会走得更加来劲，也会走得更远。

时代确实非常地喧嚣，这个时代确实是惯性非常巨大把很多人卷走了。但没有被卷走的人其实也有。我特别想告诉你们的是，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伟大的东西，但是最美好和最伟大的东西肯定在你们的眼前，不是用物质打造而是在你们的心里，是用你们的心灵创造的。所以我也特别想和大家共勉，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告诉大家，今后你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去做什么都不要让自己的心空了。心空了黄金是填不满的；心空了陷阱无处不在。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落到陷阱，那我建议你们不妨向我学习，爬出来，重新出发。

谢谢大家。

重新出发演讲稿2

亲爱的同学们：

紧张的期中考试已经落下帷幕，优异的成绩见证了同学们的不懈努力，也见证了老师们的辛勤教诲。

面对考试结果，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然而胜负乃兵家常事。那些考得好的同学，不必为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骄傲自满。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就需要同学们不断拼搏，积极进取；那些考得不尽如人意的同学，也不必为一时的失误而沉沦悔恨。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败是一支清醒剂，是不断成功的动力，即使我们一百次跌倒也要第一百零一次爬起。

在这里，我想给同学以下几点建议：

1、查漏补缺。

每一次考试，都是一次总结，不仅是对学习内容的总结，更是对学习方法的总结。通过总结，我们发现问题，出现了问题，就应该努力去克服。让考试留下的'遗憾化为前行的力量，去攀越新的高峰。

2、树立目标

古人说，“选其上得其中，选其中得其下，选其下得其下下。”“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力量。”期中考试结束后，我们应该制定新的计划，树立新的目标。然后朝着那个可见的，明确的目标，开始新的征程。

3、虚心请教

碰到解不开的难题，有些同学喜欢藏着掖着，羞于去请教老师或是同学。这是不可取的做法。有问题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积极地与老师交流，与同学讨论，以求解决它。

良好的学习习惯能为我们取得优异的成绩奠定扎实的基础，而良好的行为规范则能为我们走向成功提供有力的保障。

良好的行为规范，表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自修课上安静学习不影响他人，下课时弯腰捡起地上的一张纸屑，放学后对老师说一声“老师再见。”有良好行为规范的人，生活必定有规律，生活有规律，学习才能有效率。

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内心情感的外露，都是我们品质情操的体现，古人云：“毋以恶小而为之，毋以善小而不为。”自古以来人才至上，人品至本，欲成大事，要拘小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在实际生活积小“善”，才能成大“德”。如果把良好的行为习惯看成是一种“精神储蓄”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人在其整个一生中享受着行为习惯所产生的利息。

过去的已经过去。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们给生活多少懒惰，生活就会回敬我们多少羞涩；我们为生活付出几分耕耘，生活就会回馈我们几分收获。

学无止尽。

让我们整理好心情，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演讲稿3

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金秋十月，在微微的秋风中，在淡淡的忐忑里，我们度过了来到南山后的第一次月考。月考之后，当初胸有成竹的同学是否依旧自信？是否又有同学为自己的意外突破而感到欣喜？在这里，我想和同学们分享三句话。

一、态度决定一切。可想而知，有的同学在这次月考中取得了成功，而有的'同学却遭遇了失败。可是同学们千万不要被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不要因此而气馁。有一句说过，当我冷眼旁观时，生命是一只蓝色的蛹；当我热情相拥时，生命是一只金色的蝶。当我们面对困难时，成功与失败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失败者，不要固执地把自己推入考试失败的阴影中。我们要挣脱失败的枷锁，首先要调整心态，从月考中不断总结，用微笑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失败。

二、目标是成功路上的灯塔。一个人没有目标，就像是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船，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目标，用不着多么远大，只要符合自身实际，能够激励自己，那么，他就会成为一种很好的催化剂。同学们，如果你已经有了目标，那么就请向着目标奋斗，如果你还在茫然地摸索，那么就请你在这一刻，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建造一座灯塔。

三、勤能补拙室良策。古语有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个世界上，天资聪颖的人毕竟室少数，大多数人靠的都是后天的努力。成绩不好并不可怕，反应不够敏捷也不算什么，只要树立决心，锲而不舍地努力和奋斗，同样可以站到聚光灯下！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暴雨过后，更显青松巍峨！同学们，让我们从失败中站立起来，备战半期，为我们接下来的学习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四篇：重新出发作文高二

重新出发作文高二范文1

20xx年的这个夏天，我迎来了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高考。可20xx年的这个夏末，我依然坐在原来的教室里。

高考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一切就好像做了一场梦，高考、放假，等待消息，可梦醒了，我依然还在原处。

我要重新出发了，为了那个大学梦想。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那三点一线的生活。回到那个每天都有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练习题，考不完的试的日子里了。但是，这是我的选择，不能后悔。

重新出发了，我又回到了校园里。可这次是以复读生的'名义。走在校园里，看着应届的高三毕业生，从他们的身上仿佛看到了我们以前的样子。几个月前的我们大概还是那样子吧。不知时间的急迫，不理时光的消逝，依然我行我素。可这一次，我们要改变了。可以吗?

重新出发吧。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看过一篇文章里面说过一句话：‘如果你不肯为小事付出，那么你将会为更小的事情而付出更多。’学习也是如此，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最后可能会决定成败。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不浮躁，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有在小事上办好，积累多了，最后才能成就大事。

重新出发吧，要有毅力、要有不怕苦的精神。就像那生长在以色列沙漠的玫瑰。如一蓬枯草，然而把它房子水里，8天后，就会长出绿色的，完整的，丰润饱满的沙漠玫瑰。要相信奇迹，凭着一股顽强的拼劲，完成一种生命的复活。

重新出发，这是一个开始。抛开杂念，不放弃，让这有一个好的开始，凭着拼劲、毅力，也让这有一个让人愉悦的结果来作结局。

重新出发作文高二范文2

世人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更好，而是因为那是过去。过去培育者青涩的幼苗，让它慢慢开出成功之花。于是，过去就像我们身后的那盏灯，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和存在感。但是，一切更好的都在未来，只有重新出发去发现未来的可能性，我们才会拥有更明亮的过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动物。对于一个有毅力和信心的'人，人和自身的缺陷对于他通往未来之路上的作用都如同隔靴搔痒：对于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一个小小的挫折对他来说就是面前一堵无法翻越的墙。

我们喟叹这世上人与人的差距，有人在世界的角落营营役役苟且偷生，有人却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光彩。孰不知一次成功应当有数次失败作基石，殊不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当乔布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心中就多了一位天才——一个具有前瞻性并创造了“苹果”时代的大师，他的成功，不只是让这个时代多了一位天才，更是证明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胜利是无数次跌倒后重新出发换来的。大学时代的乔布斯曾被退学，后来的乔布斯也曾被苹果公司辞退，再后来，他就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他。在这漫长的过程和关卡前，无论他在那一关低头认输，这个时代和他都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他每次失败后都重新出发，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这个让人迷失的九月，我们即将挥手秋天。时间是那么的有条不紊，我看到墙上还有200多天的倒计时，此刻突然意识到在高考战役打响的那一刻起，我将会面临很多阻挠，每一次，我都必须鼓足勇气，坚定信心的重新出发。因为我知道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在等着我。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花开复见却飘零，残憾莫使今生留。”重新出发，总有一天会拨云见日，让人生不留遗憾。

重新出发作文高二范文3

我经常转学，经常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适应新环境。每一次都要在新环境中，但我却又有多么不舍。

小学毕业典礼开始时，我就知道又要分别了，告别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中的低落却又化成了动力，我是一名中学生了，重回母校，但我不再是小学生了。

当我跨进中学的门槛，走上楼梯，走进教室，心中的恐慌却成了现实，我谁都不认识!当目光略过一张张新的面孔，我时刻在心中呐喊：你是中学生了，你又要了，回到了期待已久的母校，你不该高兴吗?

是的，我应该高兴的。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有着先进的教学设备，心中的好奇也代替了恐慌，我偷偷地咧开了嘴。

是的，我应该高兴的。有着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同学的19班，又会有新的朋友在那里等着我了。初中三年，他们将和我坐在起，一起学习，一起讨论问题，时不时也一起发发牢骚，然后对此一笑了之，那又是多么有趣呀!

是的，我应该高兴的`。小学中稀有的男老师这儿却成了主流。我们有着幽默风趣的数学马老师，知识渊博的语文老师，活泼爱动的体育老师……还有很多老师等着我们去了解，去学习呢?

是的，我应该高兴的。因为学生众多，学校有了方便的校车，学校也比小学大了不知多少倍了，一片片小树林，一个个小角落，都等待着我们的欢笑，还有了我期盼已久的图书馆，有很多书等着我去阅读呢!

是的，我应该高兴的。多了好多门课程，历史，地理……而且我还对历史情有独钟，听着老师讲着人类的进化史，夏朝产生……我都沉醉于其中。早晨，全校都被朗朗的读书声淹没了。虽然，算不上字正腔圆，慷慨激昂，但我相信，经过三年的训练，我们一定会做到的!

当然，我应该高兴的。我的初中生活就在这个金风送爽的秋天开始了，在那么好的环境中，我还有什么资格就此放弃呢?让我们向着新目标……

重新出发作文高二范文4

不忘初心是让我们做最初的自己，放下繁文缛节，放下偏见与芥蒂，用一颗赤子之心感受生活。

生命在时光中流动成风，凝结在心里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否也随风而去了呢?最初的最初，可还曾记得?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什么又是“初心”呢?

初心是颗认知的心，就像初识世界的孩童一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愿意去探索、去发现、去认真对待。然而在时光的浪潮里，你会慢慢发现新奇的事物不再新奇，对事物的认知形成了刻板的套路，思想被禁锢，形成默守成规的状态，那颗认知的初心找不到了。活在当下，放下过去所经历的每一天，这样即将开始的一天就会是崭新的一天，保持认知的初心重新出发，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初心是一颗善良的心。人之初，性本善。人来到世上的时候，本性皆是善良的，但伴随着成长和环境的变化，每个人的习性就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其实，人际关系本来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自己把这种简单的关系复杂化了，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相互提防。每天的心只会感到疲惫，善良的心是让我们做最初的自己，放下繁文缛节，放下偏见与芥蒂，用一颗赤子之心感受生活。

初心是一颗追逐梦想的'心，最初，我们出发，心怀理想。为了实现理想我们苦苦追逐，在人生的路上经历了孤独、痛苦和挫折、诱惑，有人被牵绊，有人被同化，最后，大多数被现实打败，被自己打败。那颗深怀理想的心哪去了?遇到困难阻碍或走的太久想放弃的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回想当初立志的时候那份努力，那份决不轻言放弃的心。最初的梦想，就握在我们的手里，坚持住，不要止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最初的你想起来了么……

重新出发作文高二范文5

天空中那炙热的烈日正灼烧着金黄的细沙，也灼烧着走在沙漠中的四个科考队员。

“现在我们的手中只剩下不到半杯的水，大家要坚持住，直到找到绿洲。”我们是沙漠中的科研人员，来调查沙漠中的'一种神秘生物，可不知怎么的，我们在沙漠中迷了路，眼看着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手中也只剩下半杯水，我死死地握住挂在脖子上的那半杯水，与另外两个人发生了对峙，他们死死地盯着我，眼中充满了血丝，已经干到裂口的嘴唇慢慢张开，我吓得赶紧说道：“你……你们……”“别废话，赶紧把水给我们!”我又一次握紧了这杯水，生怕一松手，就被他们抢了去。“你们别着急，到了黄昏，我就会把水分给大家的!”就在这时，我的心中产生了疑惑，我们四个人每天只能喝到不到一毫升的水，可为什么临时替补队员李明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抢”水行动?看着他从来不离身的那个黑色大包，我开始感觉这包有问题。

终于等到了黄昏，我用医用针管，一人给了他们一管水，水已经所剩不多。这时李明跟往日一样，说要去方便一下，借此离开了。大家都很疲惫，谁也没在意，生好了火便睡下了。

太阳慢慢升了起来，又是一个未知的早晨，后面会发生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只是默默地希望事情会有好转吧，我们又这样凭着那所剩无几的水又熬过了走得如此缓慢的两天。

夕阳照射在我们的脸上，鲜红鲜红的，就如同那迸溅的鲜血从我们脸上流出。过了两天，李明的眼中也开始出现血丝，嘴唇也有些开裂了，黑色包中的东西也少了许多。分给其他两个队员水后，杯中也只剩下一口水，我把这水慢慢地推到李明面前，“喝点”，他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看着已经快要成了木乃伊的我们。他干涩的眼中湿润了，可在极度缺水的情况下，他流不出一滴眼泪来。就在这时，他慢慢打开了黑色大包，从里面拿出两瓶水来。大家惊呆了，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多水。

一切真相大白了，我们补充好了水，拿上包，向着希望重新出发，从“新”出发吧。

第五篇：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

2012年07月23日 10:1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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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运行一个计算机软件、选择一只名牌手袋、与网友分享一首歌曲——如今已绝少有人自觉不去破坏知识产权的戒律。这并不是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所独有的，而是一场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的献祭知识产权的狂欢。为什么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此困难？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冯象教授在《文化纵横》2012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知识产权的终结》一文，他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目前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发生的冲突。互联网的崛起和产业的外包，共同开启了一系列有助于知识产权衰落的深刻社会变化。

封面冯象像：李媛 绘

皇马队主教练穆里尼奥也爱“山寨”

读了您的文章《知识产权的终结》，我有几点困惑，现在好像不仅仅中国，世界各地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盗版和“山寨”产品都大行其道。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一般认为是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您同意吗？

冯象：恐怕不能这么说。如果知识产权法还叫“不健全”，世上恐怕就没有健全的法律了。因为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都是美国推动，拿国际条约和双边 / 多边协定做框架，背后则是主导全球贸易的美国法标准；至少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法律规范、学理解释甚而条款用语的同质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所以出了问题，业内人士都怪执法，还怪一个叫“体制”的东西。

我们就是这毛病，老批自己，跟着美国的调门批，坐实了人家的指控。说实话，知识产权乃至业已宣布建成的整个法律体系，是不是建国以来最健全的时候？谁不承认？即使有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法无天”之嫌，那可是严重的偏离“政治正确”，呵呵。法律如此紧密地接轨国际（读作照搬美国），却仍然担了“不健全”的恶名，而且是官方宣传口径，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不便明言的难处。

这话怎么讲？

冯象：“不健全”是委婉语。说白了，就是知识产权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不力，照顾不了它的首要服务对象即资本的利益，走到头了。乍一听，有点儿反常识。可是谁有那个能力，且受益于，抛弃知识产权——以及支撑它的形式化的“普世价值”法权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形式法治”——除了资本，新世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竞争？

这么严重啊，是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如果像您说的，美国构筑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失效，那么知识产品和服务还能享有法律保护吗？前景如何？

冯象：现行知识产权体系的衰落，或其中一些门类如著作权（版权）、专利的消亡，西方学界讨论不断，有年头了。原因颇复杂，但有两项“搅局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我以为是颠覆性的：互联网和产业外包（outsourcing）。不过这问题我那篇文章有分析，这儿不谈了。外包，是欧美资本推动全球化的基本策略，在商界最著名的鼓吹者是德鲁克教授，就是我在《政法笔记》里提到的那位每五年必通读一遍莎士比亚的老寿星。

衰落既已开始，进程不可逆转，前景便是知识产权的多元化，或侵权与保护兼容并包。我的观察，高科技大公司之间操控市场和垄断，还得靠知识产权。目前打得不可开交的一系列官司，如“苹果”对“三星”、“谷歌”等的外观设计（电子产品用户界面）专利诉讼，便是这一策略的最新演绎（BBC新闻网，2012.6.27）。那是高端法律业务，商家运用知识产权争夺市场，好律师不会失业。但在互联网的普通用户那儿，在音像资料，例如网友之间分享歌曲电影，或者日用商品包括“奢侈品”的消费层面，“山寨”或仿冒却是主流。法不责众，知识产权的保护大体属于“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当心别当真了。

而且，侵权有侵权的生意经；商家走在法律的头里，早就在赚“多元化”的大钱了。我有个学生调查发现，中国视频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十分成功，大可编写一部经典案例，叫哈佛商学院高价收购。从法律的角度看，也极有意思：一方面，各视频网站的影视剧目高度重合，网站之间彼此“盗播”已达到“默契的均衡”，形成行业惯例（“潜规则”）；另一方面，著作权并未完全失效，毕竟这些企业是斥巨资买下一批热门电视剧的独家网络播映权的，从而拥有并行使着各自的诉权。这样，天价的独家网播权，加上高调宣传的诉讼威吓，就“筑起一道狙杀中小企业的高墙”，让大鳄们垄断了视频市场（余盛峰，未刊稿）。

此类“纵容”侵权的市场策略，今天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流行，而中国绝非孤例。所以我说知识产权的消亡，标志着形式法治的普世性被资本遗弃了。

这么说，知识产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它既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也够不上“普世价值”，而是人类历史上的阶段性产物，对吗？

冯象：对，知识产权的历史不长，发轫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崛起、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这是常识。有趣的是，当年美国建设法治，口碑也不好，当过蛮长一个时期的盗版天堂，仿佛中国搬去了新世界。狄更斯（1812-1870）访美，开头很恼火，觉得自己被盗版书商坑害了；更可气的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媒体还批他，说他小说畅销暴得大名还斤斤计较什么版权，太抠门了。

但现在的困境有所不同：全球化 / 网络时代，知识产权落伍了，居然伺候不了自己的资本主子。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主仆双方皆是严峻的挑战。

说到资本主义，我想起一个相关的问题：有一篇《网络共产党宣言》流传甚广，您怎样看待？

冯象：哦，作者叫莫格伦（Eben Moglen），哥大法学院的教授。他是耶鲁的双博士（法律 / 历史），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的“大牛”，主张“凡是值得复制的都值得分享”，所以写了这篇宣言。

互联网给用户的感觉，像是人人有份的一块“公地”（commons）；由于是“虚拟世界”，又滋养了一种在传统公共生活不大可能主张并贯彻的政治理念：言论自由绝对不容削减。这两者合在一起，便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反对内容审查、信息垄断或知识产权化的潮流。不过公地共享、开放存取（open access）与自由软件，跟“共产”还不是一回事。博客短信微博，还有“脸书网”之类社交媒介，固然革新了信息传递和社群面貌，但网络社群的流动性大，注意力短，缺乏马克思说的那种大工业对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与纪律的规训。换言之，“网络共产主义”尚且培育不了行动的主体；倘若没有行动，组织起来团结一致的行动，而只是发议论“做文章”或者“请客吃饭”，“主义”是行不远的。相反，互联网催生了全新的资本市场和竞争方式，所谓“数码经济”。这新经济又名“侵权经济”，如方才讲的视频企业案例所示，它不违法简直就不能运作，更无从发展。侵权，因此“远甚于立法”，广泛地“规范并体现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选择”（《从卡拉OK与人体写真想到的》）。

要说“阶段性产物”，远不止知识产权，整个形式法治的范式都是。法治在西方主流观察家看来，跟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未加思索，就把法治的信条当作“特洛伊木马”搬运，期待着哪一天木马突然发难，倾覆“中国特色”。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也不知培训了多少期法官，颁发了多少张文凭，那木马依然毫无动静。形式法治反而被“中国特色”消化了：不仅法条多属具文，法律人也抽空了职业伦理，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木马投降特洛伊人，甘当后者的驯服工具，双方成了“共谋”关系。

更有甚者，这共谋已“感染”了资本的全球竞争，迫使所有的竞争者为了降低成本，避免出局，都趋向于“低法治”的交易和财产制度——首先是新兴经济体，然后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知识产权或抽象物上的财产特权的牺牲，乃是资本为救赎而奉献的羔羊；它化作青烟的祝祷，我们才迎来了“低法治”的天国。

这像是《圣经》的语言了，“低法治”的救赎。但是通常我们说，知识产权的保护能促进创新、竞争乃至经济发展，为什么反被抛弃了呢？

冯象：知识产权促进创造发明？那是教科书上的说法，法学院学生毕业以后马上还给老师的东西。

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前沿的突破，历来是同知识产权不相干的。知识产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以财产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体为私人所攫取”（德雷贺斯，页1）。具体说，便是取消文艺创作和科学探索的自由追求、分享与合作，代之以私有财产同劳动契约即雇用关系。试想，一个人的思想文字或创造发明，动辄归老板占有，那得消灭多少“与生俱来”的权利？

前不久“神舟九号”上天，央视记者采访航天人和火箭人，一群挑大梁的“八零后”讲了好些老一辈无私奉献的故事。说有一点特别感人，老同志主动地无保留地传授知识经验，全无知识产权的意识。我觉得很说明问题。那些领域属于尖端科学，涉及军工，有群策群力和“传帮带”的传统；因为保密、特殊用途或西方的技术封锁，不适合也不允许知识产权介入。所以航天人火箭人的科研体制，跟今日大学实行的官僚化、产权化的科研评价标准，是格格不入的。首先，他们骄人的成就，没法用“英文核心期刊”发表、申请或引进专利来衡量；其次，攻坚课题的负责人——相当于大学里被学生唤作“老板”的教授——也绝不可自己注册成立公司，市场运作，将国家投资的科研成果“商品化”了中饱私囊。

核心期刊因是官方指定的垄断，相当于特许状经营（“专利”的本义）加注册商标。我曾展望有“山寨”版涌现，冲击那垄断（见《致辞与山寨》）。果然，上星期学生转来一则报道，“假期刊骗二万人版面费，职称压力催生畸形产业”。原来有人在海口成立公司，印制《中国教育科研杂志》、《中国医学论坛报》等多种“山寨”学刊，收取版面费累计人民币一千零六十余万元，被“扫黄打非”查处了。其实那公司办得不错，八年了，一直在“中央级大报”登广告，所发论文被国内最大的两家论文数据库收录，并非偷鸡摸狗的营生。编辑部员工朝九夕五按时作息，每周开例会总结表扬，还有休假制度：“老板甚至给我们签合同、买保险，我慢慢觉得在这里工作挺光荣的”（观察者网，2012.6.28）。是呀，私人印几份学术杂志，享受一下出版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解决广大教师提职称、博士生拿学位无处发表论文的困难，又不是代写论文、高考泄题，如何就犯法了？那些合法（有刊号）的学术杂志也收版面费，价钱十倍不止，简直是暴利行业，怎么不管一管呢？

诚然，大学体制的荒诞，与中国男足的俱乐部制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才是彻底的资本化的腐败，队员进球、裁判吹哨、管理者的职务信誉和人格全部“物化”（reification），狂做市场交易。结果是体育精神荡然无存，“没有最差，只有更差”。这个我同意。但“知识就是力量”，是宝贵的财富；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财产权利，执法保护就那么难呢？

冯象：在资本驱动的体制下，知识信息归于私有财产，做成经营特权，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国家机器的保护，是天经地义。似乎推行不该有大的阻力，即便在网络时代。因此“不健全”的肯定不是法律——法律总是可以修订的——寻根究底，或许是我们自己：人的遗传基因跟知识产权过不去。这方面我没有研究，但读了些生物进化论和进化心理学著作，觉得有这个可能。

人类的天性，是喜欢分享信息、传布知识的。但分享信息是“利他”或“公共服务”行为，这同“经济人”“理性人”对力量和财富（包括知识）的争夺，是否矛盾？据说这问题的达尔文主义“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理论的解释，是从孔雀开屏受的启发。雄孔雀的长尾巴，于觅食与躲避敌害皆是累赘，照理说，早该被遗传基因淘汰了。然而雌孔雀择偶，偏要看雄性开屏。原来绚丽的尾羽是“身心健康”的表征：拖着那么沉重一条尾巴，还能在森林里存活，一定是精力旺盛、聪明能干而适于交配传种的了——雌孔雀的本能没错。人类的性选择遗传，也有孔雀尾巴式的象征性信息展露。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繁衍，应看重男性的狩猎作战技能、情感智力跟语言表达。此类信息多属于今天的文学艺术、游戏和体育范畴；在现代社会，相对于房产商、银行家、会计师的职业知识，的确不很实用。然而正是因为性选择的基因遗传，人们才会本能地把商业社会的理性选择，如金钱崇拜，跟浪漫情愫对立起来，感到“会计师闷，吉他手爽”了（见包耶文）。

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日常消费、欣赏文艺及科研活动中，人们习惯于分享信息，往往会轻忽或规避知识产权。进入数码时代，复制与仿真的成本大降；而一旦复制仿真变作大众消费和娱乐的手段，知识产权意识乃至法律的权威，就难以维持了。

所以说，现在的电影戏剧流行歌曲，都是在消费大众。

冯象：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权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知识公地”、自由软件等网络社会运动的勃兴，服务于资本的知识产权与公众的价值理念之间，落差在日益扩大。在此意义上，现时知识产权领域的大规模侵权是结构性的冲突：侵权，或知识产权的减损，是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也是落实这两项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必要条件。

您的意思是，商品化也是一种政治标准？印象中，似乎解放后知识产权空缺的年代，文艺创作也不尽理想，没有留下多少经典，原因何在呢？

冯象：没错，怕政治躲政治，不许讲政治；可那也是一种政治，不真实的。关于这一点，还有关于文艺的源流、立场方法和为什么人的论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未过时。

解放后的文艺接续了延安传统，但理想气质或风格不如延安。还是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尤其音乐和戏剧；但文学退步了，一直到现在。这是很要命的，因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根基。文学不行，拖累一大片，比如动漫作品，你们年轻人喜欢的，可是投资再多也换不来想象力——艺术想象跟商业头脑的所谓“创意”即知识产权不是一回事。

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未必符合历史上的兴亡“周期律”；但突出的一条，是作品思想性及其体现的作家自由人格的匮乏。言论，尤其是批评性言论，受到种种限制，包括频繁的政治运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文学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批判的深度，成了公式化教条的注解。结果反而回避了最大的政治，导致列宁讲的无产阶级文艺为其“齿轮和螺丝钉”的“整个革命机器”出了状况。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曾普遍经历的一次挫折。您把知识产权和文艺创作放回历史语境，揭示其经验教训的理论意蕴，正是我读《政法笔记》的感受。语境化地看，非洲一些国家要求实施西方医药公司的艾滋病药品专利，是挽救生命、知识共享的道德诉求，应当支持。然而换一角度，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家或企业的研发成果和专利可以任意仿造，这也不能说是公平吧？

冯象：你说对了，公平是个“角度”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长短不一（版权长、专利短、商标可续展注册），以及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专利的强制许可、商标的“事实第二含义”（de facto secondary meaning，通用或指示功能的标志不予保护），这些法定的限制与排除垄断，都是试图平衡权利人同社会各方的利益。追求公正，才会有疑难案件，法官才需要依从良知的判断，或秉持“衡平”（equity）原则。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势，审视各样主张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以确定具体个案中知识产权的边界。

我说“我们”，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变革涉及诸多“角度”，是全社会的大事。你举出艾滋病的防治，那是极好的一例。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因为疫情国联合起来向西方医药公司施压，强迫其投放非专利药物（generic drugs，即药品更换商标，有效成分不变）并大幅降低批发价，病人的年均治疗费用，现在已经不到三百五十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治疗，则高达七千至九千美元，相差二十到二十五倍（全美公共电台波士顿WBUR新闻网，2012.7.3）。美国的医疗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是几家大公司用无数药品专利绑架了医疗体制。

但利益平衡了，就能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吗？您的文章说，侵权是当今世界的生活方式，即便是“讲良心的好人”，查查他的电脑软件下载内容，也难保没有违法呢。

冯象：不，平衡不等于保护。以“好人”或老百姓的良心观之，侵权也未必不义。

知识产权侵权泛滥的背景，是思想表达、技术方案、标志头衔乃至人格的物化或财产化的泛滥。因物化而攫取，而排斥竞争，而占有市场资源，而张扬特权，而腐败：这是垄断性特权的一般逻辑，例如屡遭诟病的院士制度。如今那院士头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化了，成了个人与机构的财产。既是财产，价码随市场行情，就不免吸引有财力的买家来竞标—— “哪里有死尸，哪里兀鹰聚集”（《马太福音》24:28）——于是乎，去年搞出一个做“降焦减害”的“烟草院士”，公然挑战“吸烟危害健康”的医学常识和中国政府承担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义务。近乎笑话却不是笑话。

垄断加剧了腐败，荣誉沦为产权；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这样。

您还论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跟“低法治”的体制及知识产权“弱保护”的关系。相对于西方企业所处的“高法治”管制，国内的商业环境对企业创新和仿制，甚至假冒，要“友善”得多。如果这是一种竞争优势，中国是否代表了知识产权变革的方向？或者说，不经意间，中国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打响第一枪”，创造了一个法治的“中国模式”？

冯象：“模式”与否，看怎么说了。新兴经济体无论南北都是“低法治”，从印度到俄国到巴西，各有特色。故还是官方的提法“中国特色”稳妥些，“韬光养晦”嘛。

好些侵权手法，包括“山寨”技术的竞争，实则是成功的商业模式。这方面的创新，中国还算不上“打响第一枪”；多数是舶来品，从三聚氰胺（蛋白精）到花样繁多的瘦肉精都是。抽象物上的侵权本身，一般危害不大——“假冒伪劣”的“劣”字，不归知识产权而属于别的部门如《产品质量法》管辖——或者竟是造福于消费者的，如盗版影碟和司法考试复习资料，年轻人大学生欢迎。再如茅台酒，市面上极少真品，买家都晓得。因为酒厂的产量有限，只够定点供应。但众所周知的“山寨”版，依然大量消费，说明假冒产品的性价比不错，符合市场预期。据说公款宴请禁而不止，是高档假酒泛滥的诱因，那么自由竞争的市场果然如经济学家标榜的，不仅不讲道德，连法律也是罔顾的，只消有利可图。所以我说中国是迎头赶上，得风气之先，在资本的残酷竞争中，这东方小学生反而成了西方老师们的“坏”榜样。你看，资本真是不择手段的非常丑恶的东西。

我们的问题便是：就其腐蚀一切美好事物的自然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确是“堕落人性”即人的异化的普世价值，其成功（不迅速败坏）遂取决于有效的伦理约束——在此意义上，韦伯所谓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实为一颠倒的解说——那么，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的伦理约束在哪儿呢？我想不是别的，就是新法治话语一直在努力遮蔽的民主诉求，以及传统伦理和中国革命留下的社会主义遗产中，可供我们汲取、光大并超越资本的那些理想价值。

记得您有个说法，新法治是政法体制内的“寄生性话语”。

冯象：那是四年前的旧文了（见《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寄生，是后现代社会一种标志性的构造——你别吃惊。真的，有的国家就这么着，“现代”走到一半，一着急，跳进“后现代”了——新法治话语只是其中一例。徐冰先生谈当代艺术，说它是“附着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的利益结构之内的，一块像癌细胞一样的东西”（《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2.5.7）。确是真知灼见。新法治亦是同样的品性，一边靠寄生繁衍，一边却摆出反抗宿主的姿态，藉以获取仿真的独立地位。但我们仔细观察即可发现，那姿态其实是宿主体制运作的需要：那大体制需要一些癌细胞似的话语，包括行为艺术大腕儿什么的，来营造异见、贬低道德，或改写历史、转嫁责任。宿主和寄生话语看似对立，“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同上）。

不言而喻，知识产权进入新法治而实施，必然也是充满了仿真、妥协与自我否定的后现代特征的寄生。

所以您才提出了“对法治的信仰的深刻修正”，那样一种修正主义，是吗？

冯象：知识产权消亡的实质，是对私有产权“天经地义”，亦即先前你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定，因而不免也是新法治衰落的一个征兆。故我以为西方式法治的一些基本前提和“普世价值”，到了修正或“重新出发”的时候。就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现代法治常被描述为一门世俗宗教。所以我借用法国哲学家巴丢的讲法，把对法治信仰的修正称作“保罗主义”。

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里，普世主义首先是由圣保罗阐发的。耶稣运动本是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宗教“异端”，故而为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团所敌视。耶稣遇难后，“主的弟弟”雅各同使徒彼得、约翰等领导圣城的会众。他们和老师一样，是说亚兰语的加利利人。保罗却是流散地的子民，来自翅关（Tarsos，今土耳其南部，得名于希腊神话中飞马的翅膀，旧译大数），说希腊语。他原属法利赛宗派，也信复活，曾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但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受了异象感召，皈依了耶稣。之后，保罗加入传道的同工，奔走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塞浦路斯等地。这样，就把基督的福音从“福地”引向了地中海沿岸和诸岛的犹太侨民，并接着走向外族，为日后基督教成长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夯实了第一块基石。

新宗教的核心信念是：耶稣已经复活。虽然这一点属于神异（point fabuleux），如巴丢所言，跟人子的降生、受洗、治病、收徒授道、被捕受难等经书记载，不在同一个经验领域。后者是可以历史化的一时一地的事件，前者却纯是出于确信（pistis）的认知。没有那确信，在保罗看来，就不可能领受、宣告并守持对上帝的国的企盼（elpis）：“不论犹太人希腊人，也无分奴隶自由人，是男是女，所有在基督耶稣内的，万人合一”（《迦拉太书》3:28）。也就是说，那即将来临的天国，不但打破了摩西所传的圣法（torah）礼仪、子民与外族之别，还要超越罗马法上的公民权利、自由人和奴隶的鸿沟，乃至对抗希腊的哲学智慧（所谓“博学的无知”）与“德性”伦理（巴丢，页13）。如此，这新信仰的普世拯救，乃是新天新地的开辟，或旧人变新人的创造。

法治从我们想象（或法学家描绘）的西方“福地”来到东方的“大流散地”，从印刷术时代迈进网络世纪，也需要一种保罗主义的确信。那就是，超越旧法治的一切“礼仪”，包括“新教伦理”的解说，而企望着为充分的言论自由与实质民主而重启“天国”，并给予那争取“天国”的斗争以新的普世主义的论述。“因为之前的天地都过去了，大海，也已不存”（《启示录》21:1）。

我明白了，您研究宗教、翻译《圣经》，讨论职业与政治伦理，其实真正的目标是：新天新地，创造新人！不过让我们回到知识产权，您能否就其困境给一个定义？

冯象：孔雀尾巴。开个玩笑。不过也可略作发挥，讽喻知识产权：它首先是人类天性的敌手，知识共享的智障，如美丽的孔雀为我们启示的。它的真身，却是全球资本的法治丛林里一只打开彩屏的鸟儿；那彩屏一片炫目的华丽，常逗引资本为之争斗，此外别无有益的用途。然而，这鸟儿又不太安分，它扮成一个热爱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尤物，声称自己唯一的工作，是开屏刺激创造发明，还说，否则人类不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