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

第一篇：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

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

十八世纪末，欧洲兴起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运动，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浪漫主义出现既是启蒙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满足于社会现实和文学现状新的思想反映。

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迟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真正兴起，浪漫主义文学一旦兴起，立即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维克多·雨果不仅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法国产生一种并不严密的文学流派——自然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左拉、龚古尔兄弟二人。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股新的文**流——批判现实主义，并渐渐形成了文学的主要潮流。

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源地，其一出现，则显示出其锋利的批判锋芒。其中，斯汤达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伟大代表；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其作品之一《人间喜剧》，被恩格斯认为是“伟大的作品”，称赞他提供了一个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十九世纪末三十年代初，象征主义文学的出现，产生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沙尔·彼德莱尔，其为象征主义诗歌流派中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与法国十九世纪时期雨果齐名。

在现代音乐史上，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是欧洲音乐史上一位重要作曲家，其创作打开通往二十世纪现代音乐大门。法国“现代青年钢琴王子”誉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致爱丽丝》、贝多芬《命运》、《梁祝》……

法国文化发展到今天，是相当不容易地。身处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冲击之际，更迫切与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使得法国文化永远行走于世界各国文化的前沿，一起推动全人类文化事业发展中扮演最重要角色，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声望，这美好愿望促成中法两国走到一起，共同打造以“文化”为媒介的桥梁这张牌。举办具有历史性创意之举大型活动——中法文化年。

纵论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和深刻影响当我们回顾法国文化历史所取得辉煌成就同时，又不得不再次将目光重新投放到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未来岁月会发生什么变化？其景又将如何？同时，对中国文学发生怎样深刻影响？这些应引起文化学者、作家、理论界等人士给予高度重视从全局的思想审视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各种问题。

从资料表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深受十九世纪法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则不能看出法国文化对我们本民族文化有很深远渊源关系，可以找到共同点，积极诊脉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是可以在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的得以共同发展。

下面，我，从以下几个事实谈法国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年和中国文学间的变化，以及产生的作用。

中国已故著名现代国画大师徐悲鸿，早年赴法学习绘画艺术；再有另一位曾饱受旧封建思想礼教压迫女青年潘玉良。自她从上海美师专业毕业以后被公派赴法学习油画和雕塑，成为“两艺称著的艺术家”，领到只有法国人才能享受的罗马奖金。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被改编歌剧、电影等不同艺术形式，并于去年的八月份法国艺术家将雨果《巴黎圣母院》带入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连续公演五天，受到中国人民热情欢迎。再次感觉法国文化的魅力和大师的经典之作。

另一位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一九三三年发表描写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小说《人类的处境》，其作品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杰出抽象派画家朱德群是第一位获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称号的华人；华裔作家程抱一先生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当法国文坛上出现不同文学创作流派的时候，对世界各国文学创作上都产生不同程度的深刻影响。

中国姑娘山飒创作法语版长篇小说《和平无门》，获法兰西学院奖、龚古尔处女作奖、新年奖；《围棋少女》成为法国二00二年、二00三年畅销自传体小说之一。当法国总统希拉克看她小说后称她是法文作家中“中国文化使者”。

中国著名当代作家贾平凹《废都》、《逛山》在法国出版发行，引起法国人民(读者)广泛地关注，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贾先生因此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

举上述实例，唯一目的则表明法国文化不仅影响中国文学，且中国文学的发展更对法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互相学习交流和借鉴地作用。谁也不可能更优于哪个国家文化，仅是发挥自身优点互相汲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谋求会有利于本民族文化事业得以不断向前发展，因而才有了此次中法文化年为媒介的中法文化交流论坛活动。

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到二十一世纪这个伟大的时代，一方面靠我们几代文学大师们和像我无名热爱文学青年不懈奋斗而取得现在成就，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借鉴法国文化不断丰富我们创作技巧和眼界才有今天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事业可喜的局面。

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二十一世纪未来发展是将如何？

据我观察，我认为其未来发展将是充满希望之路，是一个美好的明天、朝阳的事业。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间的变化，以及在面对未来的发展中协调好并制定一套科学战略规范等方面，使其发展得更加顺利为总原则作为出发点。简单地说，如何处理好本民族的同法国文化关系，使其互相接纳融为一体同时又不失本民族独具魅力。

作为代表东西方两个国家的中国和法国，相互间遥远，但都怀着一种强烈发燕尾服本民族文化事业这一美好愿望，都十分重视保护和弘扬本民族文化，都主张积极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和进行不同文化间交流。主张维护民族文化的特性，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基于此共同点，我认为，中法两国都应本着求同存异，去其糟粕取其精的宗旨，积极引进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发展本民族文化学习和借鉴，这样，对法中两国文化发展都将有利而无一害处。

或许，中法两国的文化都有迫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一希望，也就有了此次中法文化年大型活动。

在此，我想谈此次中法文化年的意义，不仅上面所谈到的还应具更深层的蕴意，其将在过去十年、二十年，甚至于一百年以后，不管怎样，凡是有利于法中两国文化未来发展之事，我们则大力去做，责无旁贷。

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留给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人类走到今天，是相当不容易地，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中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变得更加文明，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明媚的春天享受幸福生活？

然而，这个世界一天也不太平，尤其伊拉克(专题，图库)、阿富汗、中东地区……诸位是否还记得前年，阿富汗前政府塔利班，为阻止美国政府攻打阿富汗，将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中具有三千多年古佛雕像被阿富汗前政府塔利班炸毁；二00三年三月二十日美英联军攻打前，萨达姆(专题，图库)领导的伊位克政府中又有多少价值连城艺术品在战火中毁掉，可以讲，每一次战争中，我们的人类在饱受失去亲人生命之中，同时，使得我们自己创造古老文化艺术品在战争中失去。

在当今的伟大变革时代，我们的人类对于文化发展道路上将作出如何选择？我们都懂得越是古老的文化艺术，更是世界的精华。

中法两国在二十一世纪之中，如何为本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希拉克积极倡导文化创新，他曾说，“尽管我不喜欢某些现代艺术，但我认为应该尊重和鼓励艺术家的探索精神”。从这位总统先生的话中，我们则更应有充分理由看到一个较强的信号，那就是能够为推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事业，是一种荣誉，值得骄傲和自豪地。

我想，集众之慧方定更为出色，关键问题在于对人类文化事业发展中突出难点等问题群策群力想办法，什么难题不就迎刃有余解决了吗？

下面，我，谈有关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未来发展道路一些不成熟想法，仅供参考商榷。

首先，中法文化年大型活动正式定为中法两国政府合作项目之一，每年二、四为一届，成为世界各国了解当前文化发展一个前沿阵地；

其次，在中法两国或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金会)增设专攻文化艺术领域科研课题合作专项基金给予资助；

其三 举办国际性高层文化学术论坛，出版专业会刊，指导文化艺术研究不断出成果；

其四 组织中法两国文化领域专家和学者以不同身份互派进行学术讲学交流活动；

其五 全国中小学学校增设专业课程，从娃娃抓起接受业界文化教育，培养有志于文化领域未来接班人。

古人云：“凡事则立，不立则废”。

我们要积极看待中法两国举办中法文化年大型活动，把握每一次机遇，与时代同行。总而言之，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发展上继续发挥接纳海川之魅力多交流，多沟通中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已使命，推动全人类文化事业，一往直前争取新辉煌业绩。

第二篇：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18世纪中后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和威廉·布莱克（1757年－1827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在英语诗歌文体和语言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吸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擅长抒情和讽刺，语言通俗；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则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20世纪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现代英诗。

然而，英国浪漫主义第一批真正的大师则是被称为「湖畔派」的三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然而华兹华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诗《序曲》。骚塞的诗歌极富古之幽情，与世俗格格不入。湖畔派三位诗人均蛰居于英国西北湖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

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拜伦晚年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因伤寒而死于希腊战场。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他的创作生涯只有5年，却写出了著名的抒情诗《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沉醉于古代世界田园牧歌的美景之中。瓦尔特·司各特（1771年－1823年）以创作小说为主，其代表作《艾凡赫》以12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塑造绿林英雄罗宾汉的形象，他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浪漫主义在英国文学里则在后来发展出了不同的形式，主要是与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类似，他们两人共同撰写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一书企图抛弃奥古斯丁风格的诗词风格，改以较为直接的述事方式和来自民间传统的题材取代之。两位诗人的作品也与因为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乌托邦社会思想有所关系。威廉·布莱克则成为了在英国最强调浪漫感觉的诗人和画家，他还主张：“我必须要另外建构一套风格，否则便会被其他人的思想所奴役。”布莱克的作品也受到许多中世纪书籍的影响。威廉·特纳（J.M.W.Turner）、约翰·康斯特勃都被视为是浪漫主义的画家，而拜伦、雪莱、玛丽·雪莱、济慈等人也被视为是浪漫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汤玛斯·卡莱以及英国的前拉斐尔派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后期转型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阶段。1865年出生的威廉·巴特勒·叶芝还将他的这个时代称为是“最后的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爱德华·杨

Edward Young.(1683–1765)Poet, Playwright.Active 1719-1765 in England, Britain, Europe.爱德华·杨,英国诗人，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主要作品如下：

BusirisYoung, Edward 1721

The Universal PassionYoung, Edward 1742-1745

The BrothersYoung, Edward 1762

第三篇：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

第六章 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

学习重点：本章的学习，应主要了解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特征；各国文学的发展情况。本章的重点作家是拜伦、雨果和普希金。关于拜伦，应了解拜伦的思想创作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各个阶段的重要作品和他创作的意义，同时应重点了解《东方叙事诗》及其“拜伦式英雄”形象、《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思想内容和主人公形象，着重掌握其代表作品《唐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及其艺术特征。关于雨果，我们应了解雨果复杂的思想经历对他各个时期创作的影响，注意他在反对古典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了解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特点、积极意义及其局限。对雨果的作品应重点掌握《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特别是《巴黎圣母院》的主要人物形象、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尤其是其对照的美学原则的运用。关于普希金，应了解普希金的创作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其创作经历的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重要意义及其思想艺术价值。

第一节 概述

19世纪的浪漫主义曾经是席卷全欧洲的文学思潮。它产生于18世纪末期，并很快风靡欧美各国，既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古典主义文艺思潮过于压抑自我、克制情感的一种反叛。

一、产生背景

（一）政治经济基础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并且鼓舞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加速了反封建的进程。但是革命后出现的局面却并非人们所期望的。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虽已确立，资本主义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频繁更迭，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多次变迁，因此，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和尖锐；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矛盾，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德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整个国家仍然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在俄国，统治阶级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对外进行扩张，并且镇压法国革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农民革命风起云涌，革命贵族十二月党人也举行了起义„„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现实引起了人们普遍失望的情绪，浪漫主义由此而产生。

（二）思想理论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同浪漫主义文学关系密切。在当时，德国的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十分流行，他们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天才、灵感以及人的理性自由和精神力量，从而对浪漫主义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感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不主张政治斗争，幻想通过阶级调和、阶级互爱来代替社会斗争，消灭阶级对立，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的思想对浪漫主义否定现实、憧憬未来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文学基础

浪漫主义的产生有其坚实的文学基础。法国作家卢梭崇尚自然，主张个性解放、自由想象、直抒胸臆，写下了著名的小说《新爱洛伊丝》；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强调感情的力量，同情农民的贫困，诅咒炫耀门第和权势的人，表现出悲天悯人的情绪；德国的歌德提出“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认为古典诗和浪漫诗的基本区别是客观和主观的区别，而席勒也阐述了“素朴的诗”（古典主义）和“感伤的诗”（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和“把现实提高到理想”„„这些都对浪漫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主要特征

浪漫主义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思想理论基础和文学基础的诗歌流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偏重表现主观理想，抒发个人情感

黑格尔曾经说过：“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浪漫主义作家由于不满现实，将崇高的精神生活看作是同鄙俗的物质生活相对抗的有力武器，因而注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来表现主观理想。他们进行创作时往往不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现实，而是根据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来写的，按照茹科夫斯基的话来说，浪漫主义诗人是“透过自己心灵的棱镜”来看待生活的。因此，他们感到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诗歌创作是一种束缚，于是将情感、想象和创作自由放在首位，强调“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是“对理想真理的探索”（乔治•桑）。

（二）歌颂大自然，诅咒城市文明

资本主义发展物质文明的结果之一便是城市的工业化，这种现象令浪漫主义感到十分厌恶，他们响应卢梭“回归自然”的主张，将现实的“丑”和大自然的“美”来对比，极力讴歌大自然的神奇和壮美。大自然在他们的眼中是无所不在的神，是精神的避难所，因此常常作为精神的某种象征而出现，寄托着浪漫主义作家对现实的诅咒和对自由的憧憬，例如，普希金的《致大海》，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三）重视民间文学

浪漫主义作家认为民间文学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的污染，继承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淳朴、通俗易懂、形式自由等特点，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也有利于唤起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因此他们对民谣和民间传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借鉴，对浪漫主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追求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为了打破古典主义文学日益显现出的僵化与沉闷，浪漫主义作家喜欢选取古代或异域的题材，通过对比、夸张、巧合的手法，描述离奇的情节，塑造超凡脱俗的人物形象，以达到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这一点在雨果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三、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一）德国文学

18世纪末，浪漫主义文学最先出现在德国。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一般分为早期浪漫派、中期浪漫派和后期浪漫派三个阶段。

1789年，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代表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与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起在柏林出版了《雅典娜神殿》杂志，宣传浪漫主义的理论纲领，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文学中心，史称早期浪漫派（或耶拿派）。他们提倡个性解放、创作自由，主张“诗人要凭兴之所至，不受任何狭隘规律约束。” 早期浪漫派的另一重要作家诺瓦利斯（1772—1801），原名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尔德•封•哈登贝格，是浪漫派理论的主要实践者。他的代表作《夜颂》（1800）共分六章，包括一些诗和散文片段，是他深情眷恋的未婚妻和他笃爱的哥哥几乎同时病逝之后写成的，诗人处在精神危机之中，只能在主观幻想中寻求理想和美的境界。

1805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德国，一些浪漫派十分关注民族的命运，他们聚集在海德堡，共同出版了《隐士报》，并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史称后期浪漫派（或海德堡派）。后期浪漫派诗人的主要代表是阿尔尼姆（1781—1831）、布仑坦诺（1778—1842）和格林兄弟。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共同编辑写了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俩共同编写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霍夫曼、沙米索和海涅是后期浪漫派的代表。霍夫曼的作品想象力丰富，擅长心理分析，具有神秘、怪诞的色彩，后世的许多作家，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伦•坡、波德莱尔等都受到过他的影响。代表作《小查克斯》写的是一个丑陋的侏儒靠着三根魔发到处招摇撞骗，最后终于垮台的故事，对当时的德国现实作了犀利的讽刺。

沙米索既是诗人，又是作家。他的代表作中篇童话体小说《彼得•史勒密奇遇记》（又译《影子的故事》）写的是贫穷的市民彼得•史勒密出卖自己的影子给魔鬼，换得一个能够获得财富的幸福袋，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幸福，反而招致很多烦恼，最后，他扔掉幸福袋，得到一双神鞋，在研究大自然中找到了真正的幸福。海涅也是在浪漫派的影响下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他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诗歌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代表作为《歌集》，主要抒写爱情带来的欢乐和痛苦以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有不少抒情诗被作曲家谱成歌曲，在世界各地广为传唱，如《乘着歌声的翅膀》、《罗累莱》、《你好比一朵鲜花》等。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是海涅最重要的作品，将诗人1843年在汉堡的所见所闻以梦幻的形式表达出来，揭露和讽刺了德国的专制制度，同时也表达出对人类前途的希望。

（二）英国文学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其主要成就体现在诗歌方面，先驱人物是彭斯和布莱克。第一代浪漫主义的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柯尔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毁灭了人类天性，造成尔虞我诈和自私倾轧，只有重新回到大自然中，才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纯朴关系，使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他们隐居于英国西北部的湖区，讴歌平凡、古朴的农村生活和自然景物，描写神秘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作出版了《抒情歌谣集》，这本集子的出版标志着华兹华斯诗歌创作已趋成熟。1880年该书再版时，华兹华斯写了一篇序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对诗歌的主张。这部诗集和这篇序言从诗歌的实践到理论，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新时代。在序言中，华兹华斯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这种感情又是“经过在宁静中追忆的”。诗的内容应是“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景”，诗的语言在运用时要能给普通事物以“想象力的色泽”，诗人应当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卫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在诗歌创作上，华兹华斯实践着他的理论。他的诗大多歌咏自然，语言质朴无华，意境清新深远，形象生动感人，代表作主要有《丁登寺赋》、《序曲》、《不朽的征兆》、《孤独的收割女》、《杜鹃颂》等。

柯尔律治的诗作不多，主要有长诗《古舟子咏》、《克里斯特贝尔》和《忽必烈汗》，其特点是节奏鲜明，情感跌宕起伏，想象力丰富，具有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古舟子咏》（又译《老水手谣》）是柯尔律治留下的唯一完整的长诗。诗中讲三位青年应约参加婚礼，其中一位在途中被一位老水手拉住，听他讲自己航海的经历。老水手说他的船一开始顺利航行，后遇到浓雾飞雪，一只信天翁给他们带来了平安，而老水手却在一种不可解的冲动下射死了这只吉祥鸟，于是大自然开始惩罚他们，南风把船送到赤道下困住，船上的人都陷入极度的干渴中，这时，老水手看见一条船的残骸驶来，上有两位女子骰子赌输赢，一个是“死亡”，一个是“死中生”，结果“死中生”赢了，她要下了老水手，于是别的水手都死了，唯独他活了下来，老水手感动于神的怜悯，为美丽而快乐的生物祝福。在他一觉醒来之后发现露水和雨水都降临了，死去的同伴们忽然能站起来操作，船儿又顺利前进。不过后来又经历了一次曲折，赎罪的过程才完结。最后，老水手告戒婚礼客：“热爱一切大小生命，祈祷才有效力。”青年听后，无心赴宴，他变得“更严肃，也更聪明了”这首长诗主题深刻，在道德、宗教、艺术、心理、环保等方面给读者以启示。

1817年，柯尔律治发表了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著作《文学生涯》，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了想象的作用，认为“诗的天才以良知为躯体，幻想为服饰，行动为生命，想象为灵魂。想象与幻想的区别在于：“想象是一切人类知觉的活力与原物力”，是一种重新创造，而“幻想实际上只不过是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秩序的拘束的一种回忆。” 优秀的诗人才有想象力，普通的诗人只有幻想。这些理论对英国浪漫主义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和济慈(1795—1821)，他们的诗歌对其他各国的浪漫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西•比希•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卓越诗人，他具有叛逆精神，一生追求理想、追求真理。他的诗作语言朴素、想象丰富、音韵和谐，抒情性强，大多以自然、爱情和政治自由为题材，在诗中，他追求纯洁高尚的爱情，为被压迫者鸣不平，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憧憬着一个充满光明与自由的理想社会。其代表作主要有《西风颂》、《致云雀》、《麦布女王》、《伊斯兰起义》等，而最能体现其思想精髓的当属《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该诗剧分四幕，写的是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受天神朱庇特惩罚，被绑在高加索的山崖上，后来冥王击败朱庇特，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使普罗米修斯获得自由，整个世界沐浴在一片爱的曙光中。雪莱在浪漫主义理论上也有所建树，他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伊斯兰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等作品的序言以及长篇论文《诗辩》（1821）中，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济慈（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他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往古代希腊文化，幻想在永恒的美的世界中寻找安慰。他的诗歌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具有鲜明的色彩感和立体感，渗透出对自由的热爱，对真美的追求。其代表作有《希腊古翁颂》、《夜莺颂》、《秋颂》等，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独特感受，抒发了诗人对美的向往。丁尼生、布朗宁、王尔德以及20世纪的“意象派”诗人都受到过济慈诗歌的影响，我国现代诗人徐志摩、闻一多亦是他的追随者。

司各特（1771—1832）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同时也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同彭斯一样热爱苏格兰的民间文学，于1802至1803年间编印了三卷《苏格兰边区民谣》。他的长篇叙事诗主要以苏格兰的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为题材，代表作为《玛密恩》（1808）。他的历史小说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对话生动传神，将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溶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一炉，对后世的许多作家，如萨克雷、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等都产生过影响，代表作主要有《艾凡赫》（1819）、《昆丁•达沃德》（1823）。

（三）法国文学

法国的浪漫主义形成于1820年左右，其先驱人物是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以英国湖畔派诗人为师，斯达尔夫人则以德国文学为楷模，分别将英、德浪漫气质引入法国，在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阿达拉》（1801）的问世，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阿达拉爱上了青年夏克达，但是由于阿达拉是基督教徒，夏克达是异教徒，他们不能结合，最后，为了不背叛上帝，阿达拉服毒自杀，临死前她叮嘱爱人日后要皈依基督教，并约定死后在天国相见。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勒内》是《阿达拉》的续篇，写的是法国贵族青年勒内刚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家人都嫌弃他，只有姐姐亚美丽和他相依为命。后来，姐姐又坚决要求出家修行。当勒内送她进修道院落发的那一刻，她吐露了真情：原来，她对弟弟产生了爱情，因此两人必须分手。从此勒内孑然一身，孤独忧郁，到处漫游，曾经远涉重洋，逃到美洲原始森林中寻找安慰，最后在基督教中找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发表后影响很大，忧郁被称为勒内式的“世纪病”，因此勒内是欧洲文学第一个表现出“世纪病”特征的浪漫主义“英雄”的形象。

斯塔尔夫人的论著《论文学》（1800）和《论德国》（1813）为法国的浪漫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两部著作中，她分析了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确立了社会学文学批评的方法，开启了法国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她将欧洲文学明确划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两大类：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诸国文学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文学属于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的文学则列入北方文学。在这里，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是作为古典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同义语出现的。通过对两种文学的比较，她态度鲜明地赞美北方文学是“土生土长的文学”，是有“无穷无尽的灵感源泉”的文学，是“唯一可以生长和不断更新的文学”，对法国浪漫主义最终战胜古典主义，走上历史舞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的两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黛尔芬》（1802）和《柯丽娜》（1807）描述的是才华出众、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幸福的女性被社会偏见吞噬的悲剧命运，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代表了她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善写爱情和自然，他的《沉思集》（1820）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之作。另一位诗人阿尔弗雷•德•维尼（1797—1863）以写哲理诗著称。他的《古今诗集》（1826—1837）、《命运集》（1864）宣扬孤傲坚韧的精神，表现出不满现实、悲天悯人的思想。在他的后期诗作里，对未来的憧憬处处可见。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也是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他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言》（1827），成为浪漫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剧本《欧那尼》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详见专节）

乔治•桑是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她感情丰富，热爱大自然，喜欢用理想主义的目光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特别是在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后，她的小说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闪耀着乐观、明快的色彩，主要作品有：《康素爱萝》（1842—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魔沼》（1846）。

（四）俄国文学

19世纪初，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茹科夫斯基是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被誉为俄国第一位抒情诗人，他的诗歌受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充满神秘色彩，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对俄国诗歌的形式和格律的革新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发挥了重大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把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引上了为人民解放运动服务的道路，创作了大量富于革命激情和爱国、民主情绪的政治抒情诗。他们的创作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常借历史人物和民间传奇抒发自己的献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30年代，莱蒙托夫继承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创作出一系列谴责专制暴政，追求个性解放的诗篇，如长篇叙事诗《童僧》（1839）和《恶魔》（1829—1841）。在小说《当代英雄》中，他塑造了继奥涅金之后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毕乔林。

（五）东欧文学

在德、英、法首先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国，终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欧性文学思潮。在东欧，浪漫主义的兴起与19世纪初蓬勃开展的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联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鲜明的民族色彩，出现了以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他们的诗歌不但具有鲜明的爱国民主思想倾向，而且富于民族特色和民间文学色彩，生活气息浓厚，抒情性强，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别开生面。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先人祭》第三部抨击沙皇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揭露波兰贵族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颂扬了爱国志士的顽强斗志。裴多菲的叙事诗《雅诺什勇士》塑造了一个理想的英雄，反映了匈牙利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自由与爱情》是诗人歌颂自由的最强音，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代代相传。

（六）美国文学

19世纪上半叶，年轻的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一些以美国为背景、美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开始出现，初具美利坚民族的特色。“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1783—1859）致力发掘北美早期移民的传说故事，他的《见闻札记》（1819—1820）开创了美国短篇小说的传统。库珀（1789—1851）在《皮袜子的故事集》中以印第安人部落的灭亡为背景，表现了勇敢、正直的移民开辟美国文明的途径。诗人布莱恩特（1794—1878）是美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有“美国的华兹华斯”之称。他笔下的自然景色，完全是美国式的，他歌颂当地常见的水鸟和野花，而且通过它们歌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爱伦•坡在诗歌、短篇小说和理论批评方面达到新的水平，标志着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在艺术上的发展。他的诗歌既优美又神秘莫测，词藻华丽而又极富韵律感，著名的《乌鸦》一诗就是其中的代表。法国的象征派诗人受坡的诗歌和意象的启发并以他的诗歌为范本，创造了现代“纯诗歌”的理论。除此之外，坡还是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创始人，作品描写超自然的恐怖、神秘和怪异等。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厄舍古厦的倒塌》（1839）、《黑猫》(1843)等。其小说的特点是，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注重细节描写，推理合乎逻辑。坡的文艺理论著作有《创作哲学》（1846）和《诗歌原理》（1850）。他认为文艺创作应当以美为目标，写诗应该注重用词、格律和结构的严整。

在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爱默生和梭罗等超验主义理论家提出了浪漫主义的主张。他们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和直觉的意义，认为自然界充满灵性，人应回归大自然。这些因素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构成了其争取个性自由和歌颂精神解放等特点。

霍桑（1804—1864）美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他的创作主要有短篇小说《重将一遍故事》、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1846）和四部长篇小说：《红字》（1850）、《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和《玉石雕像》（1860）。霍桑受了英国“哥特小说”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着重描写超自然的、怪诞恐怖的现象，并擅长心理分析。

他的代表作《红字》以北美殖民时期的严酷教权统治为背景，描写一个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恋爱悲剧。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嫁给一个比她大得多的伪善学者，生活并不幸福。后来她在孤寂中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而怀孕，这一行为被加尔文教视作犯了“第七戒”的通奸罪，白兰受到惩罚，被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白兰坚贞不屈，拒不吐露同犯，受罚后离群索居，忍辱含垢，辛勤劳动抚养女儿，终于赢得人们的谅解和宽容，使胸前的红字变成了德行的标志。丁梅斯代尔一直忍受着罪恶感的折磨，终于公开认罪，随即死去，在道德上获得了新生。白兰的丈夫本来是受害者，但他一心想着报仇，使自己变得同魔鬼一般，成了真正的罪人。小说中宣扬的这种善恶观念，反映了霍桑对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抽象理解。小说以监狱和玫瑰花开场，以墓地结束，充满丰富的象征意义。瓦尔特•惠特曼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追求民主理想，抨击种族歧视和蓄奴制度，并为之战斗不息。他聚毕生心血凝结的诗作《草叶集》是美国自由体诗的代表作，标志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了顶峰。惠特曼用“草叶”为诗集题名，寓意深长。草叶，是一种最普通的植物。“哪里有水，哪里有空气，那里就生长着草叶。”它那顽强的生命力，蓬勃向上的精神，象征着美国人民的一种性格气质。惠特曼歌颂这种最平凡的草叶，其实礼赞的是人民。其次，他认为，草叶“在宽广和狭窄的地带，白人和黑人中间一样发芽”，因而它最能体现自己的民主平等思想。最后，草叶表示了他决心用“草一样朴素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主张。诗集中体现的民主思想，奔放不羁、清新豪放的气势开创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代新诗风，对欧洲诗坛，乃至世界诗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篇：英法浪漫主义文学比较

英法浪漫主义文学比较

浪漫主义来源于中世纪用拉丁文演变的方言所写的“浪漫传奇”，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它继承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哥特式小说的传统，反拨古典主义传统，推崇个性解放，思想自由，重视情感，返回自然和民主的思想。

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理论来源，而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生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启蒙主义运功密切相关。18世纪英国的工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更加严重，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劳资矛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向往回归自然，怀念往昔岁月。在法国，资产积极的低位虽已确立，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但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频繁更迭，各阶层低位也多次变迁，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启蒙主义理想破灭，人们陷入了普遍的失望情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对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并对英国社会造成冲击。在这个背景下，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崛起，它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为繁荣时期。追根溯源，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的影响，开始重视人的自由、自在和自为性，并开始重新去认识“自我”、审视“自我”，从而进一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浪漫主义内部思想精神复杂，有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主义、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司各特的对以往时代的缅怀，等等。但英国的浪漫主义还是有着鲜明的英国气质，即“自然主义”，和个人的、独立的诗人特性，贵族绅士般的矜持。审慎保守的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正统主义，自由大胆的风格以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司各特为代表。

英国在浪漫主义文学中诗歌成就最高，而法国则以小说成就最大。英国最早出现的作家是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为代表的“湖畔派”。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及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极为不满，长期寓居西北部湖边忘情于山水之间，因此得名。提倡回到自然，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是社会健康发展，被认为是“消极浪漫主义”。湖畔派三位诗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这些诗人对法国大革命抱着矛盾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表示厌恶，竭力讴歌的是宗法制的农村生活和大自然，喜欢描写神秘离奇的情景与异国风光。华兹华斯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柯勒律治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汉》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拜伦、雪莱、济慈、司各特为代表的“撒旦派”。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诸多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他们坚持民主自由思想，始终同情法国大革命，反对专制暴政，支持受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篇，完成了由湖畔派开始的诗歌改革，丰富了诗歌的形式和韵律。称为“积极浪漫主义”。于是

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积极浪漫主义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它引导人们向前看，消极浪漫主义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留恋过去，回归自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形成于1820年左右，先驱是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以英国湖畔派诗人为师，斯达尔夫人则以德国文学为楷模，他们分别将英德浪漫主义气质引入法国。前者带有贵族倾向，《基督教真谛》主张复兴中世纪礼教，但其作品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富于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滥觞。他的小说《勒内》和《阿达拉》都描写世俗爱情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悱恻缠绵。而史达尔夫人则具有民主倾向。她的《论文学》和《论德国》致力于传播浪漫主义理念，不遗余力的抨击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其他浪漫主义作家还有缪塞、乔治·桑、大仲马和雨果等。雨果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其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政论等都反映了法国动荡的社会生活。其创作充满人道主义内涵。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中鲜有的全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其小说《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和雨果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女作家乔治·桑（1802年－1876年）。她的创作拓展了浪漫主义文学阴柔的特性，尤其擅写女性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代表作《康素爱萝》和《魔沼》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真挚情感。

法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绘画、雕刻、小说和戏剧领域；英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诗歌、历史画和风景画领域；其浪漫主义宗旨与“理”相对立，主要特征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浪漫主义手法则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浪漫主义的理论策源地在德国，但文学上成就最高的还是英、法两国，欧洲浪漫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开始引介德国的浪漫主义理论。第二高潮从英国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至1825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这一时期法国文坛相对沉寂，但也有拉马丁、和维尼等才华横溢的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至1848年，以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维克多·雨果为代表。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英国的浪漫主义使英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摆脱了理性的束缚。由传统的描摹自然、重视理性转向了描摹自我的内心世界、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崇尚自然，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自我的浪漫世界是英国乃至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突出特

征。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高举“回到中世纪”的大旗，从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创作中大量汲取营养，从而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种中束缚，开始发挥自由的想象，表达强烈的情感，并从内容、语言、形式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这一切都构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五篇：雨果与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雨果与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资料一：

一、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流行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以后波及美洲。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封建制度全面崩溃、资本主义逐步确立、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以及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浪漫主义文学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20年代末是这个流派出现变化的时期，法国浪漫派的发展最具有代表性。

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

1、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抨击封建制度或者资本主义的罪恶现象；

2、人道主义是浪漫主义作家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也是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的思想基础，并以此去构筑理想的社会图景；

3、美化中世纪，描绘异国风光，以否定现实，从中寻找精神寄托；

4、宣扬个性解放，反对社会对人的精神束缚和压迫。

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1、强调艺术创作的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崇尚艺术想象和主观抒情，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发掘；

2、以离奇的情节、对照的手法、斑斓的色调，塑造超凡、孤独的叛逆人物形象；

3、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厌恶城市文明，讴歌美丽的大自然；

4、重视民间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化传统，深受骑士文学和感伤主义影响，同时又为日后的巴那斯派和象征派开辟了道路。

二、雨果及其创作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著名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生于法国贝藏松城，其父是拿破仑军队的军官。雨果的一生就是一个世纪，他少年时代崇拜拿破仑，王政复辟时期支持保皇党，1830年后拥护共和党，40年代又支持君主立宪，1848年后成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被第二帝国放逐19年，1870年回国投入普法战争，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暴力革命，又同情被镇压的起义者。在他80寿辰时，5万儿童载歌载舞为“雨果爷爷”祝寿，50万工人唱着雨果最喜爱的歌《马赛曲》列队行进。他逝世时全国致哀。由于雨果有一颗真诚同情人民和热爱祖国的伟大的心，所以他深受法国人民的爱戴。人道主义是贯串他全部作品的光辉思想。尽管他的政治态度游移不定，但他对法国人民的热情和热爱却是至死不变的。“歌唱思想，热爱人类，信仰进步，祈求永恒”（雨果《莎士比亚论》）。

雨果20年代中期开始登上文坛，创作力长久不衰，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图7-01、图7-02

雨果在18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抨击古典主义美学原则，提出了以对照原则为核心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雨果亦成为该流派领袖。1830年上演的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的戏剧《欧那尼》，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戏剧的彻底胜利，同时进一步巩固了雨果的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地位。

雨果是法国数一数二的诗人，主要代表作有《东方集》（1829）、《心声集》（1837）、《光与影集》（1840）、《惩罚集》（1853）、《静观集》（1856）和《历代传奇》（1859~1883）后者是一部新型的史诗集。雨果晚年还发表有不少诗作。他的诗歌成就表现在：

1、开拓了诗歌表现领域，无论抒情、写景、咏史、还是哲理沉思，写来都得心应手；

2、富于激情，时而庄严凝重，时而气度恢宏，他的风格豪放阔大，洋洋洒洒；

3、将对照原则用于诗歌创作，如意象比照、用相反词语、结句出人意料，对比强烈；

5、善用同位语隐喻，如“心灵一牝狼”、“欧洲一巨人”、将抽象概念和具体意象相结合，与象征手法一脉相承，产生了新的含义；

5、想象力丰富，伊甸园的瑰丽、东方之夜的辉煌，都写得五光十色，连无生命的东西也具有生命形态；

6、语言丰富多彩，韵律运用自如，能以牧歌写情诗，以颂歌写哲理沉思，与象征派和巴那斯直接相通。

雨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浪漫派小说家：

1、他是对照手法的大师，善与恶、美与丑既体现在情节中，也体现在人物身上，既体现在人物之间，也体现在人物自身之中；

2、他是浪漫手法的集大成者，情节富于传奇性，大起大落，悲欢离合，出人意料，除了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的奇特以外，还将无生命的事物写成有生命，想象力大胆恣肆；

3、善于以史诗规模去再现社会生活，《悲惨世界》是一幅笔力雄浑的历史壁画，《巴黎圣母院》描绘了乞丐王国、人民起义，有史诗气派，《海上劳工》是人与大自然搏斗的史诗，《九三年》是再现法国大革命风貌的名诗；

4、善于塑造下层人物，既有外貌美与心灵美熔于一炉的人物，也有外丑内美的人物，他们纯朴善良、品质优秀，充分显示出雨果创作的民主性；

5、注重心理描写，以《笑面人》最为突出。此外，他还吸收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比之同时代的浪漫派小说家，更胜一筹。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代表作之一图7-03。以15世纪巴黎为背景，描写一个美丽、善良、活泼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达受神权和王权双重压迫被绞死的悲剧故事。小说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以爱斯梅哈达为中心构成一个所谓“圆心结构”（图示）：图7-04

小说反映了雨果对残暴封建统治的憎恨和对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同情。被社会嘲弄和压迫的下层人民的代表爱斯梅哈达以及加西莫多，都被赋予天真、善良、真诚等品质。而上层阶级的人物则完全相反。副主教克洛德阴险毒辣，宫廷卫队长法比虚伪不义，国王的法官们全是草菅人命、颠倒黑白的家伙，而国王路易十一则是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巴黎流浪汉和乞丐们对圣母院的攻打，象征着人们群众对反动势力的反抗。

小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1、小说有一个明确的中世纪历史背景，它赋予小说以历史感，将读者引入特定历史环境中。

2、具有非常突出的戏剧性。情节离奇，巧设悬念，运用“发现”与“突转”的手法使故事发展引人入胜。

3、用场景法叙事，小说场景极多，变换频繁，如同戏剧分幕分场一样；同时又用穿

针引线的手法，以次要人物把主要人物挂起钧来。

4、用对照原则塑造人物，表现主题。这里既有外貌美丑的对照，也有内心善恶的对照。此外，下层和上层两个社会也有着对照的意义。

5、用悲剧手法去写小说，其中的悬念、发现、突转、巧合等手法都用以制造悲剧的效果。雨果用编剧法写小说并非偶然，他认为小说要表现人类悲剧的冲突。他说：“在司各特的散文体裁的小说之后，仍然可以创造另一类型的小说。在我们看来，这一类型的小说更加令人赞叹，更加完美无缺。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诗”。

资料二：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1794)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尖锐，国内有保皇分子的阴谋破坏，国外有欧洲封建联盟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派别斗争。在短短的五年中，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789年7月到1792年8月是自由主义贵族阶级、国王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阶段；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党执政的阶段；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专政的阶段。雅各宾党体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的利益，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最坚决的代表。这种复杂而尖锐的政治斗争在当时戏剧、散文和歌曲里得到强烈的反映。

这个时期的戏剧比较重要的有悲剧和时事短剧。悲剧取材于历史，或者歌颂罗马时代的英雄事迹，或者揭露法国历史上的封建罪恶和宗教迫害。其目的是借古喻今，服务于当时的革命事业。玛利—若瑟夫·谢尼耶(1764-1811)是写这类悲剧的著名作家。他的时事短剧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没有复杂的情节，它是革命斗争中逐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舞台上迅速的记录和直接的反映，颇为革命观众所欢迎。

为了鼓动和宣传的需要，演说和政论文盛极一时。在封建专制时代，演说主要是统治阶级用以宣传宗教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给演说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听众，因而演说体散文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个时期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1745-1793)、丹东(1759-1794)、罗伯斯庇尔(1758-1794)等人也都是著名的演说家。法国在革命以前没有日报，只有杂志和不定期的报纸，而且内容都是属于文学、科学和宗教方面的，不涉及政治。革命爆发以后，创办日报之风大兴，于是与演说文相类似的政论文也应运而生。

革命时期歌曲创作极为丰富，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创作，有的出自职业作家之手。在当时传播最广的歌曲中，《一切顺利》(1790)反映法国人民在革命艰苦时期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卡尔马纽勒歌》(1792)讽刺路易十六和王后阴谋叛国、逃亡未遂的可耻勾当。卢歇·德·利勒(1760-1836)的《马赛曲》(1792)显示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铲除封建暴君的坚强意志，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的战争中起着“共和国最高统帅”(拿破仑语)的作用；玛利—诺瑟夫·谢尼耶的《出征歌》(1794)表达了前后方人民奋起杀敌、捏卫共和的愿望。歌曲是法兰西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革命时期的歌曲诙谐轻快，充满战斗激情，它是法国人民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光辉体现。它对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产生过影响，而且也为巴黎公社时期的诗人们所批

判继承。

玛利—若瑟夫·谢尼耶的哥哥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的诗歌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享乐主义的倾向，以及希腊、罗马抒情诗的影响和造型艺术的特征。《牧歌集》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科学诗，歌颂科学发明和启蒙思想。1789年革命爆发时，他同情革命，发表了迎接自由的颂歌，但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他却参加君主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反对雅各宾革命政权，因而被判处死刑。囚禁期间，他写了《古体讽刺诗集》(1794)，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对雅各宾政权进行恶毒咒骂和诬蔑，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安德烈·谢尼耶在诗体改革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反对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代作品。他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死后25年，他的诗集才出版问世。他的诗受到浪漫派诗人的重视，对19世纪60年代巴拿斯派也产生了影响。

1794年雅各宾政权被推翻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随之建立；人民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巴贝夫的秘密组织——平等社的活动遭到失败，保皇党的叛乱不断发生。拿破仑以平息国内叛乱和击退国外封建联军而震动全欧，但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查理十世执政，是波旁王朝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极端保皇分子进入内阁，天主教教会势力更为猖獗，这样就促成了人民群众反对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1830年七月革命后，掠夺革命果实的银行家统治着法国，金融资产阶级进入全面胜利和巩固时期，但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折之中，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封建势力妄图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渴望实现革命的理想。消极的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流派就是上述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卢梭的学说起过重大的作用。卢梭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卢梭这种关于感情的学说，成为后来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导致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成。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这个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品大量地被介绍到法国，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使法国作家扩大眼界，在促使他们摆脱古典主义法则的束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在法国是同时出现的。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盎，而他的同时代人斯太尔夫人则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反对古典主义，但在政治上并不一致。夏多布里盎是正统王朝的拥护者，斯太尔夫人则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属于消极浪漫主义的还有19世纪20年代开始登上文坛的拉马丁和维尼。

1824年以后，以雨果为中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20年代后，法国人民反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是促使积极浪漫主义者展开活动的重要原因。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在这个时期的歌曲创作，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理论著作《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1825)，都在不同情况下有助于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展。1827年雨果发表了《克伦威尔序言》，全面提出浪漫主义的纲领，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史上一

件大事。《序言》从戏剧角度猛烈抨击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强调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并提出对照原则，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要素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他指出古典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只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而忽略了“丑怪粗野”的一面。同时《序言》也提出艺术选择问题，认为艺术是自然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不是单纯表现事物本身；艺术的真实是一种高于现实的真实。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进行选择，不是选择“美”的东西，而是选择有特点的东西。《序言》还涉及了描写地方色彩、韵文体优于散文体以及吸取普通语言等问题。尽管《序言》有些看法是错误的，例如认为基督教把人类引进新的发展阶段，并根据基督教宣扬的“善”与“恶”两种因素构成人的本性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提出艺术上的对照原则；但就其总的精神来说，《序言》还是强烈地反映了1830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也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对当时文坛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积极浪漫主义不但有它的纲领，而且有它的刊物(《地球》)、组织(“第二文社”)和基本队伍，参加这个队伍的除了作家以外，还有画家和雕刻家。1830年2月雨果的《欧那尼》上演，剧本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以及演出时剧院中那场激烈的斗争，显示着积极浪漫主义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胜利。

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勒内·德·夏多布里盎(1768-1848)出身于旧贵族家庭。法国革命爆发后，他曾至北美旅行，后来因在反革命战争中受伤，流亡伦敦，在那里发表了反对启蒙思想的《革命论》，并着手撰写《基督教真谛》。1800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阿达拉》(《基督教真谛》中一个片段)，1801年，正当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之际，《基督教真谛》全书出版，对于恢复宗教势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他又将书中另一个片段《勒内》抽出，和《阿达拉》合印出版。

《阿达拉》描写爱情和宗教的冲突，结果宗教战胜了爱情。作者在这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宣扬原始罪恶、惟有基督教能使人免遭尘世苦难等反动观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印第安女子阿达拉爱上异教徒夏克塔斯，但是由于母亲许过愿把她献给上帝，她不敢违背誓言，让母亲在来世受苦，于是服毒自尽。阿达拉临终时，由于传教士对她进行天国的说教，她也就不再感到死亡的痛苦。夏克塔斯曾经因为阿达拉的死而诅咒过天主教的残酷，最后也与天主教和解了。在《勒内》里，夏多布里盎以他自己为蓝本，描写一个没落贵族青年的形象。勒内为了追求“无名的幸福”，焦躁不安，四处飘泊，抱怨宇宙人生，而对死亡和荒凉残破的景物则特别留恋。勒内这种宿命论的、无法解脱的忧郁心情，实际上是被剥夺了特权的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夏多布里盎对勒内这个人物抱有无限的同情；他把他写成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并认为这种不幸正是出身高贵的勒内与众不同之处。假如说，作者在《阿达拉》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那么在这里，就是要挽救那个注定要灭亡的贵族阶级的威望。

夏多布里盎在政治上一直忠于正统王朝，波旁王朝复辟他又恢复政治活动，成为当时法国反动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在创作方面，夏多布里盎还写了小说《殉道者》(1809)、《纳契人》(1826)、《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1826)、游记《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1811)和自传《墓外回忆录》(1850)等作品。

夏多布里盎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些影响，按其性质来

说，又是复杂的。他散布了中古基督教的有害的偏见，也对中外文化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扩大了自然描写的范围，使海洋、山岳、森林、陵阙等巨型景物进入文学领域，但他笔下的自然景物都是为他的消极反动思想服务的。他创造了“世纪病”的病态形象；年轻一代的浪漫派作家，特别是拉马丁和维尼，都受到这一病态的意识形态的感染。他提出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反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但这也不过是为了维护他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文艺上的改良主义措施而已，因为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来看，在当时已经不能继续很好地为封建贵族政治服务了。

夏多布里盎的文体，矫揉造作，炫耀辞藻，但这仍然无法掩盖思想内容的虚伪性和反动性。马克思曾对夏多布里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和最反常的方式把18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19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还指出：“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18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

20年代登上文坛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生于旧贵族家庭。1820年他发表《沉思集》，歌颂爱情、死亡、大自然和上帝。对拉马丁来说，人生是痛苦和失望的源泉，因而他把理想寄托在已经消逝的事物和天堂的幻想上面，或者向大自然寻求安慰。拉马丁在《新沉思集》(1823)和《诗与宗教的谐音集》(1830)中继续发挥《沉思集》的主题，但忧郁的气氛已被作者日益明确的宗教信念所代替。拉马丁在一切现象背后都看到上帝的存在，于是一切现象都成为他赞美上帝的借口。

拉马丁早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政治生活，1830年7月革命后，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宣传人道主义思想，强调要使诗歌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服务。1836年发表的史诗《若瑟兰》反映了拉马丁在这个时期的精神面貌。若瑟兰是一个年轻教士，为了履行宗教职责，他牺牲了对罗朗丝的爱情，在僻远的山村里，过着隐忍、虔诚的生活，救济贫困，宣传热爱宇宙万物的泛神论思想。尽管《若瑟兰》描写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景物和乡村生活，但作品的中心思想却是反动的，作者在这里力图把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用“博爱仁慈”缓和阶级矛盾，美化宗法社会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马丁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在1848年2月革命中起了“削弱无产者的革命斗志”的作用。

另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弗莱·德·维尼(1797-1863)，贵族出身。1835年他发表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军人的屈辱与荣誉》，根据自己过去军营生活的回忆，描述士兵的悲惨命运。同年演出《查特顿》，剧本取材于18世纪英国青年诗人查特顿因贫困而自杀的故事，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统治的罪恶。1837年以后，维尼开始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走进“象牙之塔”。遗著《命运集》(1864)是他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

维尼是一个反映没落阶级情绪的哲理诗人。他生活在资本主义获得胜利的社会中，眼见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必然遭到灭亡，因此感到绝望(《摩西》)。他悲叹爱情和大自然并不能给人安慰(《参孙的愤怒》、《牧童住宅》)，甚至上帝也同大自然一样冷酷无情(《橄榄树山》)。他这种对旧制度必然遭到灭亡的认识和对

旧制度所抱的孤臣孽子的心情，使他摆出一副忍苦傲世、消极沉默的态度，来对抗历史的前进。维尼采用象征的手法，把他个人的矛盾和痛苦说成是全人类的。他的诗给60年代巴拿斯派铺平了道路。

19世纪初，对积极浪漫主义起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斯太尔夫人(1766-1817)，是瑞士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内克的女儿。她早年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崇拜卢梭。斯太尔夫人最初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在雅各宾党开始专政时，她曾怀着惊恐的心情一度离开法国。拿破仑执政后，她在巴黎的沙龙成为不满拿破仑独裁政治的人们的活动中心；另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政论家、中篇小说《阿道尔夫》(1807)的作者班加曼·贡斯当(1767-1830)是这个沙龙中的重要人物。1800年斯太尔夫人发表《论文学》，其中对自由的颂扬，实际上是对拿破仑的公开挑战。1802年发表的小说《黛菲妮》，因为带有反教会的倾向，同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的政策相抵触，引起了拿破仑的不满。从这时起，斯太尔夫人开始她的流亡生活，游历欧洲各国。1807年小说《柯莉娜》出版，1810年她写成《论德意志》。在这时期，自由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斯太尔夫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她力图同拿破仑政权和解，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但对拿破仑垮台后的波旁王朝复辟，她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欧洲封建联军进占巴黎的消息，使她感到万分痛苦。她说法兰西是她的祖国，法兰西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

作为小说家的斯太尔夫人，在《黛菲妮》和《柯莉娜》两部作品中，第一次在法国文学领域提出妇女自由权利和社会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黛菲妮是一个天真热情的女子，可是她的坦率的行为，不但为封建道德和教会偏见所不容，而且始终得不到情人莱昂斯·德·蒙多维勒的谅解，最后服毒自尽。柯莉娜是一个渴望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诗人，年幼时备受继母的歧视和迫害，后来和英国青年奥斯华尔德相爱。但是奥斯华尔德出身于清教徒家庭，性情拘谨，终于牺牲对柯莉娜的爱情，遵照父亲的遗嘱，和一个符合贤妻良母标准的女子结婚，致使柯莉娜感到绝望，抱疾而终。黛菲妮和柯莉娜二人临死时都同天主教和解了，把实现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梦想上。斯太尔夫人力图证明社会传统势力不可避免地要战胜个人意志和个人热情。两个女主人公对社会传统发出抗议，而最后又屈服于宗教信仰。她用皈依宗教来解决她们的命运问题。在这里她所表现的摇摆和软弱立场，对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斯太尔夫人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也有所贡献。她在这方面的许多见解，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和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她在《论文学》中着重阐述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代替古典主义文学法则，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产生作品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特征，而不是像古典主义者那样，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时代的文学。在《论德意志》中，斯太尔夫人介绍了德国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阐述了在《论文学》中已经提出的南方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北方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相对立的论点。她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以希腊、罗马文学为规范的古典主义法则。她认为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比过去的文学更有力量，更有独创性，因为它是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反映了本国的历史和宗教。她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她还强调法国应向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如歌德、席勒、史雷格尔兄弟等学习。

法国民主主义诗人和歌手彼埃尔—若望·贝朗瑞(1780-1857)出身于小资产

阶级家庭。他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度过他的童年，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先后当过旅店雇工、排字工人、店铺学徒、图书馆馆员。他于1798年开始创作，最初写哀歌、喜剧和歌剧，后来才写歌曲。他的第一首著名歌曲《意弗都国王》(1813)假借十四世纪法国民间故事，讽刺拿破仑穷兵默武的政策。这首歌曲的成功使贝朗瑞更加坚决地从事社会政治歌曲的创作。

贝朗瑞的歌曲创作在复辟时期达到了高峰。路易十八即位后，贝朗瑞就认为自己唯一的任务是要帮助人民群众从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白帽徽》(1816)揭露贵族的卖国行为，讥讽那些要为侵略者的胜利而干杯的流亡贵族。《贵族狗告状》(1814)嘲笑流亡贵族企图恢复封建特权。《加拉巴侯爵》(1816)揭露专横暴戾的大地主的丑态，加拉巴要向“贱民”宣战，威胁他们去履行封建义务，并要把这些特权传给他的后裔。贝朗瑞的笔锋也指向法国反动势力的堡垒——教会僧侣。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满口仁义道德、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天主教，如《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1824)、《教皇的婚礼》等。他的歌曲最初以传单的形式出现，后来才印成集子。复辟政府曾多次逮捕他，但他在监狱里继续斗争，人民群众纷纷起来为他向政府抗议。他的创作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日子里成为反波旁王朝的有力武器。

7月革命后，他在政治上摇摆不定，投票赞成路易·菲力蒲为法国国王。但他很快就看出新政权的丑恶本质，拒绝接受7月王朝给他的职位。《七月的坟墓》(1832)表示他对革命后果的失望，于是富翁、大资产阶级成为他在这个时期讽刺的对象。他揭露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实质(《蜗牛》，1840)，指控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年老的流浪汉》)，对劳动群众的悲惨命运寄以深切的同情(《杰克》)。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也突出地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他的影响，流露出不经过暴力斗争便可以消灭帝王的思想。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歌曲再度发出战斗的号召，预言暴君一定要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洪水》，1847)。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在《死神和警察》里，对第二帝国进行了强有力的讽刺。

贝朗瑞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现实意义。他的艺术特点是形象鲜明突出，有血有肉，概括了一定的社会典型现象。他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法和形式是多样的，故事性、戏剧性比较强。他提问题的方法有时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有时运用比喻和寓言。他的语言纯朴自然，丰富多彩，没有空洞的字眼和华丽的辞藻，是人人都能了解的人民语言。每首歌词都具有和谐的韵律，明快动听。这些特点和民间歌谣，特别是和大革命时期的歌曲有密切的关系。贝朗瑞既继承了这些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而使歌曲成为完美的文艺作品。他的创作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歌曲应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文艺观点分不开的。他的歌曲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成为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遭到反动统治者的诽谤。他死后，有些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又极力贬低他的作品的价值，但是都未能损害贝朗瑞的艺术的光辉。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他的一生占了19世纪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雨果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军官，母亲信奉旧教，拥护王室。在政治上，青年时期的雨果同情保皇党，1826年开始从保皇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文学上，他从创作歌颂王朝和天主教的诗歌(《颂歌和杂诗》，1822)，从否认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分歧，到企图调解分歧(《新颂歌集》，1824)，最后则完全站到新兴浪漫主义一边。这一转变以1827年发表的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为标志。剧本因为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未能演出。但序言却成为当时浪漫主义

运动的一篇重要宣言。1829年发表《东方集》，表现出雨果对20年代希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同情。诗集除了歌颂希腊独立战争的主题以外，还描写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但也有些诗和所谓东方主题无关。1829年出版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呼吁废除死刑，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体现。

1830年2月25日演出他的《欧那尼》。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为父复仇、同国王抗争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反封建思想很不彻底。剧中国王卡尔洛先是一个暴君，后来又成为开明皇帝；强盗欧那尼原来和国王势不两立，当面斥责他暴虐无道，后来又和他妥协，感恩戴德。主要人物具有骑士精神，封建社会的荣誉观念在这里受到赞扬。作者一方面对封建暴君，又一方面又赞扬封建道德，歌颂开明皇帝，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正是这个时期雨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反映。不过尽管如此，剧本所包含的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仍然反映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反对复辟王朝斗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因而剧本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雨果一反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大量采用奇情剧的手法，如乔装、密室、毒药、宝剑等，以加强舞台效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欧那尼》都体现了《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艺术必须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这一原则。

雨果热情地迎接七月革命。他在《致年轻的法兰西》(1830)中赞扬革命的胜利，又在《赞美诗》(1831)中歌颂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士。

1831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追逐吉卜赛卖技女子爱斯梅拉达，他的“爱”实际上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下的罪恶的情欲。圣母院撞钟人驼背的伽西莫多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他虽然外形丑陋，他的爱却是“全心全意”的，雨果把伽西莫多写成一个“忠诚”、“勇敢”、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雨果在这里宣扬了“爱情”和“仁慈”可以创造奇迹、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同时也对中古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进行揭露。孚罗洛一面宣扬禁欲主义，一面对爱斯梅拉达产生邪念，并因劫持未遂而加以陷害，将她置于死地。

既体现中古艺术成就、又体现中古基督教偏见的巴黎圣母院，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十五世纪巴黎的心脏，同时也是小说情节线索的集结点。书中对教堂钟声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钟声使全城活跃，使遭人唾弃的撞钟人伽西莫多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

在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巴黎无产者的武装暴动。雨果看到，这一群被封建社会唾弃的人不仅是反对法官和领主、而且是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本人的一支力量。国王为法国的统一而同法官、领主作斗争，但又敌视人民群众。小说虽然充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但较之剧本《欧那尼》，具有更为明确的反封建倾向。讽刺的锋芒不只是指向封建贵族，也指向作为封建势力的重要支柱的天主教教会。

1831年，雨果发表《秋叶集》。在这本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心情的诗集里，作者仍然写出了像《朋友，最后一言》这样的诗篇，肯定诗歌的战斗任务，宣称要用刚毅雄健的音调代替柔和平静的歌唱。1832年演出剧本《逍遥王》，演完头一场即被禁止，因为剧本揭露了十六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中篇小说《穷汉克罗德》(1834)是60年代完成的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的前奏，雨果在这里提出工人因贫困而犯罪的问题，幻想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1835到1840年，雨果出版《黄昏之歌》、《心声集》和《光与影》三部诗集，描写社会政治主题的诗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剧本《吕

伊·布拉斯》(1838)通过历史题材，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进行抨击。

三、四十年代雨果作品中的揭露性和抗议性不断增强，这是和七月革命后法国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密切联系的。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雨果这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幻想调和各敌对阶级，寻找君主制和民主制合作的可能，这就导致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和七月王朝的妥协。他在1841年发表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演说，1845年被接纳为贵族院议员；同时，他作品中的某些神秘思想和悲观情绪，显然也是和他的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分不开的。1843年《卫戍官》上演失败以后，作为一个作家，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848年革命后，特别是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他的创作才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阿勒弗莱德·缪塞(1810-1857)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早年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顽皮孩子”，中年以后对人生和社会问题表示关怀。他的第一部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1830)着力鼓吹狂暴的热情，描写荒唐的事迹和奇异的地方色彩，但同时也对这些时髦题材持一种讽刺态度。诗集《坐着扶手椅观剧》(1832)对异国情调和感伤主义的讽刺更为突出。

1835年，在和女作家乔治·桑的感情破裂后，缪塞写了《四夜组诗》，诗中充满颓废思想。

1836年发表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作者在主人公沃达夫的形象中描写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个感染“世纪病”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按照作者的解释，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对拿破仑英雄主义的幻灭，是产生沃达夫的怀疑和忧郁的社会根源。在分析这种根源时，缪塞表达了二十年代法国知识青年对拿破仑的怀念和对僧侣当道的复辟王朝的不满。

缪塞还写过一些剧本(《喜剧与格言》)，其中有的取材于历史，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日常生活，一般都以恋爱心理描写为主要内容。

积极浪漫主义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原名露西·奥朱尔·杜邦，是拿破仑时代一个军官的女儿。乔治·桑从中学毕业，就对政治、文学和舞台艺术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崇拜卢梭的学说。她18岁时和杜德芳男爵结婚，因婚姻不幸，九年后离家出走，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1832年发表《印第安娜》，获得很大的成功。接着她又写成《华伦蒂纳》(1832)、《莱莉亚》(1833)、《杰克》(1834)等小说。这些小说的中心内容，都是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妇女命运问题。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阻碍妇女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揭发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乔治·桑在争取妇女婚姻自由和社会会地位的同时，也歌颂爱情至上的思想。

四十年代，乔治·桑认识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曼奈(1782-1854)和彼埃尔·勒鲁(1797-1871)等人，并积极参加他们的宣传活动。从这里起，乔治·桑在创作上便从“个人问题小说”转入“社会问题小说”，写了《周游法国的旅伴》(1840)、《安吉堡的磨工》(1845)、《安多亚纳先生的犯罪》(1847)等作品，其中的正面人物全是一些主动放弃特权的善良仁慈的贵族。作者力图证明“仁慈”、“博爱”可以导致阶级合作，幻想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

1848年革命以后，由于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乔治·桑放弃巴黎的政治生活，隐居到故乡的庄园中，写她在1846年即已开始写作的田园小说。这类小说如《魔沼》(1846)、《小法岱特》(1849)、《弃儿法朗莎》(1850)等，虽然对农村资产者的自私自利和重利盘剥提出谴责，却也大大美化了小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村生活：宁静的大自然，淳厚的习俗，友爱的爱情；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满足于现状，不要求摆脱个人的不幸命运，对社会重大问题更是

漠不关心，一切都沉浸在牧歌气氛之中。1848年以后，乔治·桑的小说和戏剧大力维护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表现出严重的保守倾向。她晚年还写过一些关于十七世纪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说，这表明她离开她当时的现实斗争越来越远了。

乔治·桑总共写过百卷以上的文艺作品、二十卷回忆录、大量的书简和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文，在法国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受到欧洲先进作家和理论家的推崇。她的作品虽然有很多缺陷，但毕竟反映了1830到1848年这一时代的民主思想和进步要求，描绘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她属于恩格斯在1844年所说的“作家当中的新流派”，而这一流派正是那个“时代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