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样例5]

第一篇：郁达夫：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一 郁达夫（1896-194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他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成仿吾、田汉、陶晶孙等交往甚密，共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他在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细致入微地、赤裸裸地展示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这些作品中同时也饮食着自然主义及其它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但浪漫主义的风格是其主要的特点。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控日本，是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迁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其风格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极相似，即呈现出一种“忧伤、厌世”的情绪。这一风格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特点。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十年。从1914年考入东京旧制“一高”预科，到1922年东京帝大经济学科毕业，他不仅耳濡目染了汇集东西方文化、五光十色的“大正文化”，同时也饱尝了海外游子受歧视的辛酸和孤独的痛苦。他的早期作品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作者通过表现主人公的压抑感到遗憾和病态心理，表现出了一种渴望获得个性解放的愿望，喊出“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的苦闷之声，呼吁社会尊重人的价值。二 从1921年郁达夫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沉沦》（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短篇小说）到他1945年在印尼被害为止，他一生共创作了小说约50篇以及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总计５００多万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历程。我们在对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之前，不妨先把它梳理一下，以求对郁达夫的文学及其学术研究有总体上的了解。第一，20至40年代，褒贬不一，毁誉参半。首先是对《沉沦》的争议。1921年10月,《沉沦》一出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非议，“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１）。于是有“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出来为《沉沦》说话，他认为《溶液》“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道德的性质”（２），《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趋势与普遍的所在”（３），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４）。由于击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影响和分析的有理有据，终于澄清了封建卫道士们所强加于《沉沦》的“诲淫”、“不道德”的罪名。1932年10月，郁达夫的《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一批评论文章。对之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的《读〈茑萝集〉》（５）、胡梦华的《读〈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６），他们都中肯地指出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就认为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作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７）。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 期。他先后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柳》、《寒宵》等小说。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份量的专题评论出现。如仅1931至1933年，就先后出版了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８）、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９）、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１０）三本郁达夫研究专集。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总体上持肯定意见的，有郑伯奇的《〈寒灰集〉批评》（１１）、黎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１２）、钱杏村的《〈达夫代表作〉后序》（１３）、贺玉波的《论郁达夫的转变》（１４）、秀子（寇冰华）的《郁达夫的作品和思想》（１５）等等，他们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他们的观点对后来的郁达夫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为引用。不过，随着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华汉（阳翰笙）的《中国文艺运动》（１６）、苏雪林的《郁达夫论》（１７），几乎否定了郁达夫的创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暴发，郁达夫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停滞状态。至到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人暗杀，才月形成一个热潮。但这时大多数是郁达夫生前友好的一些回忆性散论，如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１８）郭沫若的《论郁达夫》（１９）、《再谈郁达夫》（２０）、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２１）、五一任叔的《记郁达夫》（２２）、静闻的《忆达夫先生》（２３）等等。他们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各个方面出发，在宏观上对郁达夫作出了总结的评价，阐明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和重要地位。第二、50至70年代中期，否定批评居多，中肯客观的评价较少。建国以后，首先对郁达作出评价的是丁易。他在《郁达夫选集·序》中，一方面肯定了郁达夫早期作品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２４），并说“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２５），是“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２６）。作者甚至断定，郁达夫的作品在“五四”以后“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阻碍了”（２７）。丁易对郁达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直接影响了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看法。较多地承袭丁易的观点的，是这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复旦大家中国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等。其中特别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对郁达夫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张著首先是否定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以为“其狭小可不言而喻”（２８），甚至申明“这种爱国热情和他的渺小的自我结合着，使人觉得有些庸俗”（２９）。另外，还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揭露旧礼教的虚伪的同时，也起了副作用，即“对青年读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义的，相反，有坏的影响”（３０）。这些近似于武断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时，也出现了几位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郁达夫的论者，虽然为数极少。如文学史家王瑶，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1953年）一书中就基本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五一著解释郁达夫的“伤感到遗憾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３１）；又说：“他的小说大部份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３２）。其他象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３３）、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３４）等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进入60年代，对于郁达夫研究的论著就日见稀少了，“文革”十年，大陆的郁达夫研究这块园地，可以说是寸草不长，一片荒芜。第三、70年代末至90年代，重新评价，并向纵深发展。经过前面的低谷期，郁达夫研究在进入新时期后马上出现了转机，并很快形成了高潮，象1984、1985两年，就发表了150多篇文章，这样的研究热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时期首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价郁达夫和他的作品。象李南蓉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３５）、朱靖华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３６）、温儒敏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３７）、李永寿的《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３８）、董易的《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３９）、《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４０）、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温议》（４１），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郁达夫的思想和作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结论。如朱靖华的文章认为：“郁达夫决不是一个颓废、厌事主义者，而相反，他是一个以描写压抑、消沉为表象的，内心实际充满着追求光明、真理的积极入世者。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而探索、追求、进步、胜利，才是他的本质”（４２）。以上所有的这些研究论文，为恢复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起到了匡正的作用。但是，这些论文都没有系统地论述郁达夫早期的创作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掘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研究领域的大大拓展 以往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小说创作方面，这一阶段，则出现了许多探讨郁达夫的散文、诗歌乃至文艺观点的专论，如朱信忠的《诗情画意纪游程－－读〈郁达夫游记〉》（４３）、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４４）、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４５）、吕洪年的《郁达夫的纪游诗》（４６）、徐荣衔的《郁达夫诗词论》（４７）、净承尧的《略论郁达夫文艺观的形成与发展》（４８）等，它们都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郁达夫在散文、诗歌等方面的成就。２、小说专题研究的激增 过去的郁达夫研究，印象式批评和综合性市评论居多，这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专题研究”。如赵圆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４９）、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５０）、张国桢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５１）、朱信忠和男庚锷合写的《略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５２）、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５３）、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再评价》（５４）等。这些从文学风格上来探讨郁达夫文学的文章，为深化郁达夫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３、研究方法和视角多元化 这一阶段，除了用得最多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外，还有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的，如黄川的《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５５）；有从美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如纪秀荣的《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５６）；有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讨的，如黄爱华的《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５７）；有从生命文学的视角来解析的，如耿传明的《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５８）；有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观照的，如净建滨的《选择与焦虑：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现象》（５９）；更有从文学的叙事模式切入的，如五一晓初的《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６０）等等。比起前两个阶段，本时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大大地丰富多样起来。４、个人专著的大量涌现 这时期则接连出版了近２０部郁达夫研究专著，特别是从1982年至1992年这10年中，竟有１０余部之多。如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６１）、曾华鹏和范伯群合写的《郁达夫新论》（６２）、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６３）、王自立和陈子善合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６４）（上下册）、蔡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６５）、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６６）等等。这些论著对郁达夫及其作品都作了全面的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综合上述可以看出，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认为郁达夫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作家，但很少有人论及其早期文学作品与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探讨和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与近代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论著。除前面提到的许子东外，还如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靳明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刘立善《日本白桦 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秦弓《觉醒与挣扎》（东方出版社，1995年）等。他们虽然研究的视角不同，提出的观点不同，但至少普遍都认为郁达夫早期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文学风格。鉴于此，本文国围绕着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说明近代日本的文学、教育、社会等各方因素对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形成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联系到我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与近代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客观、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目的。三 要说明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时，我们首先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他早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文学特点以及在文学风格上与当时中国其它作家的不同之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为的早期作品指郁达夫留日期间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银杰色的死》、《沉沦》、《南迁》。他1922年回国后，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状况、经济等诸方面的影响，作品的内容、风格也渐渐发生变化，应另当别论。说起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我们不妨先来看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归纳： 第一，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由于主观性特别强，在题材方面，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过客观世界的反映，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特别多，自传式的写法也比较流传。由于当时作家各人大半和社会处于矛盾对立，„„浪漫主义的作品一般富于感到感伤忧郁的情调„„ 第二，浪漫主义作家喜欢采用中世纪题材，其特点在想象的丰富，情感的深挚，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语言的通俗。第三，„„由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厌恶„„感伤主义的诗歌和小说大半是对农村破产的哀挽，对城市腐化的诅咒和对于大自然的歌颂，从此自然景物的描绘成为浪漫主义文艺的一个特点。” 把朱光潜先生的这些分析拿来看郁达夫早期作品的话，实在毋庸多加论证了。《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它完成于1920年，发表于1921年7月，刊登在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署T。D。Y。该小说描写了留日学生Y君在妻子亡故后，又失去了酒家少女静儿的爱情。他在饱受“灵与肉的冲突”的痛苦中，所有的希望、理想均被毁灭，最终孤独地走向死亡。郁达夫在这篇小说里着意选用了抒情式的、描写式的表现手法，侧重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和活动。整个小说中虽然也不乏有写实性的段落，但始终是主人公内心活动为主轴来展开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主人公内心深处所具有的忧伤、孤独，彷徨的情绪。例如为表现主人公Y君贪恋酒色，郁达夫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写实性手法，而是采用了通过描述内心情感、欲望，通过表现“幻觉”来展开的： 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 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行间，忽然会跳出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地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地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一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1921年，郁达夫在东京又创作了《沉沦》、《南迁》。这两个短篇更进一步地反映出了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两篇小说都是“自叙传”性质的，以自我表现为其显著特色。小说均以留日学生“他”的苦闷、孤独、内心的压抑和忧伤为主题，展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所感受到的“生的苦闷”、“性的压抑”，反映了他们渴望获得“自我解放”，渴望爱情以及希望祖国早日强大的心声。郁达夫在创作这两篇小说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素材，活脱脱地再现了他自己。换言之，郁达夫在创作这篇小说中着重在于抒写自我体验，仍然以内心情感的描述为主，不太具有当时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其它作家，如鲁迅、叶绍钧等人的那种写实性表现手法。对郁达夫留日情况较熟悉的人，一旦读了这两篇小说后，会清楚地觉察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就是郁达夫自己，而且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也基本上就是郁达夫当时的痛苦心情。为了表现主人公的浪漫，郁达夫在小说中不仅大段地引用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而且还借用了一些梦幻般情景的描述，五彩缤纷的田园景色等，力求在人们面前描绘出一个天真无邪，好梦想析年青人。同时，把这种景色与主人公“苍白的脸色”、“阴郁的内心”相并列，巧妙地衬托主人公的忧伤和孤独。郁达夫早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没有高潮，也无需铺垫。作品自始自终是以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展开的，一句话，讲述的是主人公自身的“琐事”。他的这种小说的创作法受了当时日本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当时中国国内的其它作家大都不具有这种风格。对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郭沫若认为是“前者主情，后者主智”。虽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但精神实质大体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郁达夫早期的这三个短篇的话，可以说它们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因此，至少我们说郁达夫早期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这是有理有据的。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文坛的创作情况时，我们则更有理由认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于1971年前后，当时是以文学革命为先声的，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杂志上登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２月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３月、５月又连续刊载了钱玄同、刘半农支持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书信和文章，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关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在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上，首先给人们带来振动的，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论文《人的文学》，这两篇都 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上。《狂人日记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68）。但鲁迅并不是简单得用故事情节来具体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有及狂人所受的迫害，更重要的上年目的是通过狂人的眼睛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旧封建制度、旧礼教的实质。《狂人日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无需在本文中再过多地探讨或论证，它是中国新小说创作的榜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对这篇小说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上，历年来，学者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国学界普遍把它归结到“问题小说”中，承认它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特点，不属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例如，刘绶松在其著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序论》中评价《狂人日记》是“在内容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创作上是现实主义的”（６９）；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中指出：“因此他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刻画狂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的无逻辑的心里状态时，贴切逼真，得心应手。”（７０）他们的观点基本上代表我国学者对《狂人日记》的普遍认识。继《狂人日记》后，从1919提到1920年间，中国文坛先后还出现了汪敬熙、叶绍钧、谢冰心等人及鲁迅后来创作的一批反映封建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小说，如《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斯人独樵悴》、《孔乙己》、《药》等。这些小说同样也带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仍把它们划到“现实主义文学”之中。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1919年9月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郭沫若发表了诗歌《抱和儿在博多海浴》，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不少新诗，徐徐地拉开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登上中国文坛的序幕。1918年以后的二、三年间，中国文坛上虽然不断有一些小说的诗歌发表，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一种创作的寂寞、荒凉之中。鲁迅、沈雁冰、郑伯奇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的《导言》中，对当时文坛的情况均作过很生动的描述。鲁迅是这样说的： 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息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年至二二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情景。（７１）沈雁冰则谈到：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增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到来！（７２）郑伯奇表示赞同沈雁冰的估计，并作了些具体的描述： 这观察大致是准确的。前半期创作界的“寂寞”，正表示出那期间中国的新文学还在启蒙运动时期。“不多”的几个作者，大概也都保持着启蒙运动者的态度。当然，“后半的五年”，“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是在这里胚胎着着。后来的许多作者已经在那里练习身手，许多文学团体已经在暗中准备队列。（７３）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正是在前五年这样一种“寂寞、荒凉”的背景下，在主要是“问题小说”占领文坛的情形下问世的。它以独特的表现手法，“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７４），震动了整个新文坛和思想文化界。这里所为的独特的表现手法，指的就是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所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大胆的自我内心暴露和“私小说”风格。《沉沦》的问世为中国当时新小说的创作又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形式，以至于郭沫若后来赞颂它说：“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社会里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７５）。《沉沦》的问世，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地位，同时，开创了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主义小说之先河。那么，郁达夫的这种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四 1939年9月，十八岁的郁达夫随兄嫂由上海乘船渡日，10月下旬抵东京，信小石川。次年7月，郁达夫经过刻苦地学习，考入了东京的旧制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学中有后来同是“创造社”发起人的郭沫若、张资平等。郁达夫考入“一高”后，初读一部（文科），后遵兄意在即将毕业时转入三部（医科）。在学校里虽然功课紧张，但课暇之余，“也居然读了两俄国杜儿葛夫（屠格涅夫－－笔者）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７６）郁达夫由此渐渐开始了与西洋文学的接触。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托思妥耶夫斯基－－笔者），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了德国名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为软文学作品。（７７）1915年7月，郁达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9月被分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学习，一年后，郁达夫情愿多在八高学习一年，而决定由医科改入法科，专攻法学部政治学科。关于郁达夫为何要从医科改学法科，这其中还有一段背景 前面曾谈到，郁达夫当初在东京一高学医科是听从了兄长之命。然郁达夫自己对医学并不感兴趣。在八高后，转入法科的那一年，郁达夫给兄长写了这样一封信 去秋因学费不敷，欲乞补助，书发半月，不得回札，是以兄能泣血陈情，求留学监督为改入第一部（第一部包括文、法、政、经、商等科－－笔者注）。（７８）在这封信中郁达夫较明显地流露出对自己学医的不满。郁华事后得知他又改学法科后很生气，责备他游移轻浮，学志不专。而郁达夫对兄长也因此而抛弃了手足之情，在小说《沉沦》中，郁达夫描写到：“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因为想报复他长兄的仇，所以他把他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 郁达夫弃医从文，其中出于对长兄意志不满仅是次要的一面，更关键的是出于他对文科的真正爱好。今天我们回头来看，郁达夫当时的这一举动充其量不过是他学习兴趣的一种转换，因为他当时并没有立志当作家。但客观上，他的这种转换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日本旧制高等学校里，英语当时是第一外语，此外，因所学的科类不同，学生还要学习诸如德语、法语、俄语等第二外语。医科的学生除了英语外，第二外语是德语。郭沫若1914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翌得分配到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一直到1918年入九洲帝国大学，始终学的是医科。因此，郭沫若对德文有很深的造诣，这便使他有能力在1922年把《少年维特之烦恼》由德文译成中文，率先将这部德国浪漫主义名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甚至后来试图把《浮士德》也译成中文出版。郁达夫从医科转入文科后，比起其它文科学生来，他除了英文外，还会德文，这一点使郁达夫有了更广泛地阅读近代西洋文学的手段，为他后来接触本文浪漫主义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郁达夫在名古屋的“三高”读了四年，他回忆说：“在高等学校里读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1000部内外”（７９）。可以说，郁达夫是在旧制的高等学校里系统地接触到西洋文学的。换言之，日本旧制高校的教育是促使郁达夫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光郁达夫是这样，郭沫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与日本旧制高校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郭沫若在回忆自己与西洋文学最早的接触时说到： “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时间，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８０）。留日的中国青年学生们是在这种教育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从而渐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同样，许多日本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也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薰陶成长起来的。芥川龙之介是1910年考入一高的，当时年仅18岁。在此以前他虽然也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但那仅仅是一般性的爱好，阅读的作品也停留在东洋传统的文学上，范围也只局限于带有劝善惩恶思想的江户风俗小说和中国古典的《西游记》、《水浒传》等，极少接触过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进入一高后，芥川读的是一高一己（文科），同学中有后来也成为日本著名作家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等。在一高，芥川才开始系统地接触到西洋近代文学，阅读了大量的近代西方文学作品，其中最倾心的是波德莱乐、斯特林堡、柏格森等人，由此深受他们那种世纪末文学思想的影响。一高毕业后芥川进了东大，此后不断发表作品，风靡文坛。某种作家菊池宽也是深受一高的学习生活影响而最终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他出生于四国的香川县，于芥川龙之介同年入学，在一高的教育，加上周围同学的相互影响，菊池宽迷恋上了王尔德、肖伯纳的作品，倾心于爱尔兰戏剧，而后自己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成为近代日本代表性的剧作家。象芥川、菊池宽这样在旧制高等学校中成长起来，由此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其它日本作家还有很多，如稍后的尾井基次郎（三高）、中谷孝雄（三高）、中村真一郎（一高）等等。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有一段描述，详细地回述了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心态和日本旧制高校的学习生活。音从这段文学中我们也能再次感受到旧制高校在促使学生们爱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上所起到的客观作用。我自己在小是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育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办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相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我初到日本来是，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 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爱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也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验证，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便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有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市场供应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1916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娜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m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沓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81)旧制高等学校这种以西洋文学作品为课本的外语教学法,客观上向学生们宣传、灌输了西方近代文学，使留日的中国青年们通过日本到了近代小说，唤起了青年人对文学的憧憬，并由此逐步涉足于文学。可以说，没有日本旧制高校独特的外语教授法，由文学学士担任的外语教师那醉心于西方近代文学的“痴情”和社会、学校宽松、自由、良好的求知氛围的话，留日的中国学生后来或许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正是在这种清新、浪漫、自由的文学气氛和学习环境下，学医的郭沫若，学兵器的成仿吾，学地质的张资平以及学经济的郁达夫才志同道合地走在一起，在东京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了大批优秀的小说，独显风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光辉。如果说旧制高等学校的教育仅仅为郁达夫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创作之路的大门的话，那么当时郁达夫在日本社会所感受到的内容深年的压抑也可以说是使他和其它中国作家接近文学，以至于创作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因素。这里所说的压抑又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性的苦闷”，另一个是“生的苦闷”。在郁达夫回忆当时东京人的生活中有如下的的段描述，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当时日本社会生活、性泛滥的不安之感：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以挑动青年心里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索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竞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义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满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推挤，涡旋，淹没，与沉沦„„（８２）就在这样一种令人兴奋、不安的社会中，青年学生虽然感受到的孤独、寂寞的程度不同，但多数人还是被当时如车轮一般飞速发展的社会物质、精神方面的变化而束手无策。加上身在异国，颇有背井离乡的忧愁，因而更加感到与日本当时社会的不适。人处于不适之中，于是饮酒、读诗歌小说，甚至嫖妓，谋求各种感官、官能刺激的行为便会应运而生。而当时日本歌唱爱情等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含有自我内心情感暴露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也就立刻成为留日青年们最先选择的目标。另一方面则是所为“生的苦闷”。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加上明治末期以来社会、经济及生活诸方面的急速发展，等到本世纪初中国学生大批赴学习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已十分地明显，中国学生在日本也时常感到受侮辱和压抑。在这种身在异乡，而又受到歧视的痛苦心情，不仅使中国青年贴近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慰藉，而且还使他们开始了创作，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在这种主客观两方面的左右下，在“灵与肉的冲击”中苦苦挣扎的他们渴望渲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因而便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开始了各自的早期创作，于是在二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便诞生了如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1921年）、《地球，我的母亲》（诗，1920年）、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小说，1921年）、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小说，1920年）、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小说，1922年）、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小说，1922年）等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郁达夫在回忆《沉沦》的创作心情时写到：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到遗憾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万余，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女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８３）就是这样，大正社会给郁达夫等留日的中国作家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忘不掉的梦，有悲痛和绝望，也有摩登和新潮，同时又不由分说地把西洋的和日本的、过去的和现代的等各种事物、各种文艺思潮、文学风格，全灌进到了中国作家们的头脑中，在促使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同时，也形成了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张资平等那种文学作品体裁的复杂性、多样的文学表现手法。郁达夫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除了以上两种“性”和“生”的苦闷因素外，也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他是一个性格狷介，但又有几分孤独的人。他对人，对事物极端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诞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入富阳城内的公立书塾“春江书院”学习，“九岁题诗惊四座”，他自小便聪明早慧。1907年，郁达夫12岁，转入由书院改建的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令郁达夫终生难忘。当时在富阳，“洋学堂”是一般人崇拜和惊异的目标。郁达夫进学堂时“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但他却成绩优秀，受到堂长和知县的提拔，升入了高两年的班级。年幼无知的郁达夫在这时为虚荣心所驱使，竟向母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他买双皮鞋。当时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罗掘得精光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脸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货店里去赊帐，”所有的店主开始都笑脸相迎，但一听到赊账二字时“都一样的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母亲不得已终于回家拿了一大包衣服“上当铺去抵押现钱。”郁达夫见此情景，不禁心酸至极，“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娘抱住“绝命地叫喊：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８４）有过这场“皮鞋**”后，郁达夫后来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小**带给他的打击时写到：“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困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个时候而起的。”（８５）“皮鞋**”给当时年仅12岁的郁达夫内心深处所造成的创作在于，一方面庄然使他对有钱人、游手好闲的宦官子弟开始产生了敌视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却也逐渐养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性格。而且这些性格影响了郁达夫的一生，也充分表现在他笔下的不同主人公身上。1911年2月，郁达夫离别富阳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在学校里，因为不善交际，衣着朴素，不太说话，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８６），郁达夫被同学们称为“怪物”。加上必竟是省城的中学，乡宦家子弟居多，郁达夫对他们那种“熏香傅粉”、“卖弄富有”表现出了明显的恶感到遗憾，因此“怪物”之名愈传愈大，郁达夫同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８７）这样，在杭州的学习生活使郁达夫先前所有的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愈加明显。他一方面习惯于这种孤独、游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深受这种生活的压抑。郁达夫从小学到中学由于内外因素结合，逐渐加剧了郁达夫那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伴随着他东渡日本，并在好个岛国被进一步的加剧，演出了一幕幕郁达夫辛酸、孤独的留学生活片断，促使了他下定“索性沉沦到底”的决心，终于在日本过着一种放荡、麻木的生活。这种性格也促使郁达夫最终拿起笔杆来泻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且好忧伤”的性格也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之一。换言之，这种性格迁就了郁达夫早期“忧伤、厌世”的小说。但是郁达夫作品的忧伤风格也并非是完全由他的性格所导致的，它同时也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有关。可以说，首先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迁就了郁达夫早期作品的风格。众所周知，诞生明治末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风格。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流派，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包括有各种倾向，如积极的浪漫主义、消极的浪漫主义、宣传神秘的浪漫主义等，但其主流是代表资产阶级进步倾向的积极浪漫主义。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德国的歌德、席勒，法国的雨果、乔治·桑，英国的雪莱和拜伦等。欧洲的浪漫主义运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表现一种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在席勒、雪莱、拜伦街人的作品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对封建体制的不满情绪，渴望从封建体制下挣脱出来的“自我解放”。他们歌唱英雄、赞美理想，作品的字里行间满泛着热情洋溢的情感，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之心。由于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诞生的，面介绍这些浪漫主义作品的人大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作家，如星野天知、平田秃木、岛崎藤村、户川秋骨、马场孤蝶等，他们自幼受西方启蒙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和影响，在精神上对西欧近代的政治自由、近代文明产生了一种憧憬，但联想到日本当时的现实时，人与人之间却又感受到自我存在、自我发展受到了肉体、世俗等外部客观因素的束缚。他们无力摆脱这种束缚，因此一方面对西欧的浪漫主义文学充满了热情，竭力宣传和效仿，但同时又不免产生与日本现实社会相抵触的消极情绪，甚至学着日本传统的西行、芭蕉等样子，追求一种隐居者生活的文学。在这样一种东西方文学的混合下，形成了日本早期、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即一方面在作品中表现出反封建的个性解放和渴望恋爱自由热情，但由于现实社会的压抑，同时又带着明显的感伤、悲观的色彩。而这种风格的作品恰好又是郁达夫当时所求之不得的。因而他不仅毫不犹豫地接近了它，而且自己也开始创作这类风格的作品。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论是《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还是《沉沦》、《南迁》中的“他”，始终都是以一种“社会的零余者”、忧伤者的面孔出现的。他们似乎始终为社会所抛弃，终日以“感伤的诗”、“醉人的酒”和“清冷的泪”为伴。翻开短篇小说《沉沦》，出场的是这样一个青年： 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指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的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郁达夫笔下的这种“零余都”形象与屠格涅夫作品中的“零余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自从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零余者的日记》问世后，“零余者”这个名词迅速流行开来，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如鲁迅、谢冰心等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零余者”有其独特的形象，他们都是被挤出社会的小人物，可能有些才干，甚至不无理想，却被生计问题逼迫，在腐败的社会中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贫穷困厄，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信心与安全感，常常“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或者如同在荒田野墓间无目的地游逛的多余人。他们自暴自弃，自哀自惭，却不甘心和丑恶的现实同流合污，总表现出一种虽然落魄却又正直坦诚的品格，表现出与当时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对峙的孤独倔强的姿态。郁达夫的这种风格同时也离不开日本作家的作品对他的影响。以上面“忧伤的”青年形象不例，我们在岛崎藤村早期创作的诗歌，如《千曲川素描》中，从佐藤春夫的“忧郁”小说中均能找到“熟悉的”面孔。“青年忧郁症”是大正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不光是当时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如田山花袋等也在其作品中所所表现。然上述《沉沦》中的那种长篇大论式的刻划在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比比皆是。郁达夫的这类描述颇有些夸张的色彩，读后不但不令人对主人公产生同情，反倒觉得主人公着实有些“无病呻吟”。郁达夫的这种描述不是紧扣故事情节来展开的，显得牵强，看得出郁达夫是在模仿，表现出他早期创作的不成熟性。但这也恰好证明了郁达夫在创作上受日本作家影响的事实。日本文学对郁达夫文学创作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私小说”的运用。郁达夫早期的三篇小说都是“自叙传”性质的。这种技巧常见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家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的作品中，被认为是日本“纯文学”的正宗。但是郁达夫却在这种自然主义文学的格式里灌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日本的私小说重心境描写而漠视外部事件，笔触细腻。郁达夫不但擅长这种描写，而且贯穿首尾。郁达夫在运用私小说的技巧时，不是借用了通常的“第一人称”，也非直接地“告白”或“自传”，而且把“我”客观化、对象化、心境化，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他那种独特的“他－－抒情诗”式的私小说风格。以《沉沦》为例，我们看到的整个故事都是通过“他”的眼睛观察的并且通过“他”的叙述传送出来，我们一详尽刻也没有能够离开“他”的视线和“他”的流动的感觉：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地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我们就这样通过“他”的眼睛，“他”的感觉和“他”的讲述获知了文本中的这一切：他怎样在稻田的中间缓缓地独步；他怎样碰到了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学生而不知所措；他的家事；他的邪念；他的“偷看”和“偷听”；他的狎妓与自杀„„我们也通过“他”的眼睛认识了他周围的一些人，被他暗恋的旅店老板的女儿；山上守梅林的农夫；酒店的侍女„„对于文本的叙事来说，“他”是一位聚焦者，是文本所发生的故事的核心的观察者和反映者，《沉沦》整个叙事都是通过“他”的观看和叙述完成的，离开了“他”，我们无法确知人物的言行举止，不论是他的自言自语，还是他“窝里犯的罪恶”，或者最后在无人的海边自杀，没有任何人能对这些细节提供证明。不过，郁达夫对自己的这种风格似乎并不满意，在回忆《沉沦》的创作时，他承认：“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他回忆到： 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里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是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不愿意用功，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所以《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既无真生命在内，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琢磨的。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那里有这种体裁？”(88)果然,中国文坛没有接受郁达夫的这种体裁。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郁达夫运用了这种技巧之后，中国其它作家很少以“身边琐事”为创作素材，“一味地重心境”来创作小说的，“他－－抒情诗”式的创作手法也没能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进一步发展。五 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其“厌事、伤感”的特点，比起西方那种气势客观存在的浪漫主义文学来更能满足当时郁达夫的那颗“孤独、破碎”的心，郁达夫那种“好孤独忧伤”的性格和当时在日本所受到的种种压抑、歧视，也促使他毫不犹豫地、积极地选择了最能“表白内心忧伤和痛苦”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这是郁达夫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郁达夫在模仿的基础上，创作了自己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郁达夫把这种“厌事、忧伤”的文学带到了中国文坛。一时间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们暂且不论这场轰动中的孰是孰非，但郁达夫是中国开创这种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通过这一事实，我们也完全能够有理由认为，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考察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陶晶孙等“创造社”同人的早期创作的话，相信对这一看法会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建国以来我国的一些权威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中都“忽视”了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我认为这是深受了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影响的缘故。长期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所为“中国文学史上只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不但研究不够，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遭难。以致“创造社”的主帅，同是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的郭沫若多少年来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文学者。由于这种极“左”思潮的横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应占有地位不但得不到公正的承认，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与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也被“忽视”。事实上，从建国后到80年代为止，中国新文学史基本上还是以鲁迅、叶绍钧、茅盾、巴金以及“延安文学”为主线来写的，对浪漫主义文学谈论得很少。不光是浪漫主义文学，连一些其他它文学风格的一些作家，如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而且以及“新感觉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也被“忽视”了。庆幸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学界逐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开始客观、中肯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的创作及其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对他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历史总归是历史，从中国新文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其诞生到早期的成长都离不开外国近代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这其中日本近代文学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有证可查，有据可依的。鲁迅通过日本的写实主义文学接触到了俄国近代文学，“创造社”同人通过日本接触到了欧洲近代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等，仔细推敲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都不同程度地留有受日本近代文学影响的痕迹，郁达夫的浪漫主义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章。郁达夫从一个青年学生逐渐成为一个作家，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社会状况、近代文学对他影响的结果。他早期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文学民是深受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而形成的。郁达夫在二十年代初期把这种浪漫主义文学推上了中国文坛，吹响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诞生的号角，其功不可抹。而由于他及“创造社”其它成员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注释：（１）郁达夫《〈鸡肋集〉题辞》，1927年10月20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19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２）（３）（４）仲密（即周作人）《沉沦》，原载于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6--3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５）萍霞《读〈茑萝集〉》，原载于1924年12月初版。（６）（７）（８）（９）（１０）参见黄爱华《郁达夫的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鬃达夫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996年12月于浙江富阳。（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又感受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郁达夫研究研究目录》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24)(25)(26)(27)丁易《〈郁达夫选集〉序》，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44--45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28)(29)(30)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9--4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31)(3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6--4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33)(34)同11(35)参见《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36)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辑。(37)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38)参见《天津师院学报》1980年第5辑。(39)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40)参见《文学评论》双月刊1980第年6期。

(41)同6(42)同36(43)(44)(45)(46)(47)同11(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同6(67)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转引自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第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6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69)利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序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1版。(7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1版。(71)(72)(73)分别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转引自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74)成仿吾《〈沉沦〉的评论》，原载于1923年2月1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专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75)郭沫若《论郁达夫》，原载于1964年9月30日《人物杂志》第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91--1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76)(77)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11月15日初版，转引自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78)引自沈绍庸《关于郁达夫的一封信稿》，风1981年9月《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79)同76(80)郭沫若《学生时代》，原载于1942年6月桂林《野草》月刊第4卷第3期，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1)郭沫若《创造十年》，1932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2)郁达夫《雪夜》，原载于1936年2月16日第16期《宇宙风》，转引自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3)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1933年2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84)(85)郁达夫《书塾与学堂》，原载于1935年1月5日《人世间》第2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86)(87)郁达夫《孤独者》，原载于1935年3月5日《人世间》第2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

第二篇：英法浪漫主义文学比较

英法浪漫主义文学比较

浪漫主义来源于中世纪用拉丁文演变的方言所写的“浪漫传奇”，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它继承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哥特式小说的传统，反拨古典主义传统，推崇个性解放，思想自由，重视情感，返回自然和民主的思想。

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理论来源，而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生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启蒙主义运功密切相关。18世纪英国的工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更加严重，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劳资矛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向往回归自然，怀念往昔岁月。在法国，资产积极的低位虽已确立，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但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频繁更迭，各阶层低位也多次变迁，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启蒙主义理想破灭，人们陷入了普遍的失望情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对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并对英国社会造成冲击。在这个背景下，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崛起，它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为繁荣时期。追根溯源，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的影响，开始重视人的自由、自在和自为性，并开始重新去认识“自我”、审视“自我”，从而进一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浪漫主义内部思想精神复杂，有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主义、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司各特的对以往时代的缅怀，等等。但英国的浪漫主义还是有着鲜明的英国气质，即“自然主义”，和个人的、独立的诗人特性，贵族绅士般的矜持。审慎保守的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正统主义，自由大胆的风格以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司各特为代表。

英国在浪漫主义文学中诗歌成就最高，而法国则以小说成就最大。英国最早出现的作家是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为代表的“湖畔派”。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及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极为不满，长期寓居西北部湖边忘情于山水之间，因此得名。提倡回到自然，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是社会健康发展，被认为是“消极浪漫主义”。湖畔派三位诗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这些诗人对法国大革命抱着矛盾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表示厌恶，竭力讴歌的是宗法制的农村生活和大自然，喜欢描写神秘离奇的情景与异国风光。华兹华斯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柯勒律治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汉》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拜伦、雪莱、济慈、司各特为代表的“撒旦派”。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诸多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他们坚持民主自由思想，始终同情法国大革命，反对专制暴政，支持受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篇，完成了由湖畔派开始的诗歌改革，丰富了诗歌的形式和韵律。称为“积极浪漫主义”。于是

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积极浪漫主义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它引导人们向前看，消极浪漫主义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留恋过去，回归自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形成于1820年左右，先驱是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以英国湖畔派诗人为师，斯达尔夫人则以德国文学为楷模，他们分别将英德浪漫主义气质引入法国。前者带有贵族倾向，《基督教真谛》主张复兴中世纪礼教，但其作品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富于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滥觞。他的小说《勒内》和《阿达拉》都描写世俗爱情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悱恻缠绵。而史达尔夫人则具有民主倾向。她的《论文学》和《论德国》致力于传播浪漫主义理念，不遗余力的抨击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其他浪漫主义作家还有缪塞、乔治·桑、大仲马和雨果等。雨果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其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政论等都反映了法国动荡的社会生活。其创作充满人道主义内涵。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中鲜有的全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其小说《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和雨果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女作家乔治·桑（1802年－1876年）。她的创作拓展了浪漫主义文学阴柔的特性，尤其擅写女性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代表作《康素爱萝》和《魔沼》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真挚情感。

法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绘画、雕刻、小说和戏剧领域；英国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诗歌、历史画和风景画领域；其浪漫主义宗旨与“理”相对立，主要特征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浪漫主义手法则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浪漫主义的理论策源地在德国，但文学上成就最高的还是英、法两国，欧洲浪漫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开始引介德国的浪漫主义理论。第二高潮从英国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至1825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这一时期法国文坛相对沉寂，但也有拉马丁、和维尼等才华横溢的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至1848年，以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维克多·雨果为代表。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英国的浪漫主义使英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摆脱了理性的束缚。由传统的描摹自然、重视理性转向了描摹自我的内心世界、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崇尚自然，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自我的浪漫世界是英国乃至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突出特

征。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高举“回到中世纪”的大旗，从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创作中大量汲取营养，从而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种中束缚，开始发挥自由的想象，表达强烈的情感，并从内容、语言、形式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这一切都构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三篇：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18世纪中后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和威廉·布莱克（1757年－1827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在英语诗歌文体和语言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吸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擅长抒情和讽刺，语言通俗；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则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20世纪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现代英诗。

然而，英国浪漫主义第一批真正的大师则是被称为「湖畔派」的三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然而华兹华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诗《序曲》。骚塞的诗歌极富古之幽情，与世俗格格不入。湖畔派三位诗人均蛰居于英国西北湖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

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拜伦晚年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因伤寒而死于希腊战场。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他的创作生涯只有5年，却写出了著名的抒情诗《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沉醉于古代世界田园牧歌的美景之中。瓦尔特·司各特（1771年－1823年）以创作小说为主，其代表作《艾凡赫》以12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塑造绿林英雄罗宾汉的形象，他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浪漫主义在英国文学里则在后来发展出了不同的形式，主要是与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类似，他们两人共同撰写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一书企图抛弃奥古斯丁风格的诗词风格，改以较为直接的述事方式和来自民间传统的题材取代之。两位诗人的作品也与因为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乌托邦社会思想有所关系。威廉·布莱克则成为了在英国最强调浪漫感觉的诗人和画家，他还主张：“我必须要另外建构一套风格，否则便会被其他人的思想所奴役。”布莱克的作品也受到许多中世纪书籍的影响。威廉·特纳（J.M.W.Turner）、约翰·康斯特勃都被视为是浪漫主义的画家，而拜伦、雪莱、玛丽·雪莱、济慈等人也被视为是浪漫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汤玛斯·卡莱以及英国的前拉斐尔派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后期转型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阶段。1865年出生的威廉·巴特勒·叶芝还将他的这个时代称为是“最后的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爱德华·杨

Edward Young.(1683–1765)Poet, Playwright.Active 1719-1765 in England, Britain, Europe.爱德华·杨,英国诗人，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主要作品如下：

BusirisYoung, Edward 1721

The Universal PassionYoung, Edward 1742-1745

The BrothersYoung, Edward 1762

第四篇：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

第六章 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

学习重点：本章的学习，应主要了解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特征；各国文学的发展情况。本章的重点作家是拜伦、雨果和普希金。关于拜伦，应了解拜伦的思想创作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各个阶段的重要作品和他创作的意义，同时应重点了解《东方叙事诗》及其“拜伦式英雄”形象、《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思想内容和主人公形象，着重掌握其代表作品《唐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及其艺术特征。关于雨果，我们应了解雨果复杂的思想经历对他各个时期创作的影响，注意他在反对古典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了解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特点、积极意义及其局限。对雨果的作品应重点掌握《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特别是《巴黎圣母院》的主要人物形象、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尤其是其对照的美学原则的运用。关于普希金，应了解普希金的创作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其创作经历的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重要意义及其思想艺术价值。

第一节 概述

19世纪的浪漫主义曾经是席卷全欧洲的文学思潮。它产生于18世纪末期，并很快风靡欧美各国，既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古典主义文艺思潮过于压抑自我、克制情感的一种反叛。

一、产生背景

（一）政治经济基础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并且鼓舞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加速了反封建的进程。但是革命后出现的局面却并非人们所期望的。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虽已确立，资本主义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频繁更迭，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多次变迁，因此，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和尖锐；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矛盾，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德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整个国家仍然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在俄国，统治阶级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对外进行扩张，并且镇压法国革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农民革命风起云涌，革命贵族十二月党人也举行了起义„„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现实引起了人们普遍失望的情绪，浪漫主义由此而产生。

（二）思想理论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同浪漫主义文学关系密切。在当时，德国的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十分流行，他们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天才、灵感以及人的理性自由和精神力量，从而对浪漫主义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感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不主张政治斗争，幻想通过阶级调和、阶级互爱来代替社会斗争，消灭阶级对立，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的思想对浪漫主义否定现实、憧憬未来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文学基础

浪漫主义的产生有其坚实的文学基础。法国作家卢梭崇尚自然，主张个性解放、自由想象、直抒胸臆，写下了著名的小说《新爱洛伊丝》；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强调感情的力量，同情农民的贫困，诅咒炫耀门第和权势的人，表现出悲天悯人的情绪；德国的歌德提出“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认为古典诗和浪漫诗的基本区别是客观和主观的区别，而席勒也阐述了“素朴的诗”（古典主义）和“感伤的诗”（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和“把现实提高到理想”„„这些都对浪漫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主要特征

浪漫主义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思想理论基础和文学基础的诗歌流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偏重表现主观理想，抒发个人情感

黑格尔曾经说过：“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浪漫主义作家由于不满现实，将崇高的精神生活看作是同鄙俗的物质生活相对抗的有力武器，因而注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来表现主观理想。他们进行创作时往往不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现实，而是根据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来写的，按照茹科夫斯基的话来说，浪漫主义诗人是“透过自己心灵的棱镜”来看待生活的。因此，他们感到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诗歌创作是一种束缚，于是将情感、想象和创作自由放在首位，强调“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是“对理想真理的探索”（乔治•桑）。

（二）歌颂大自然，诅咒城市文明

资本主义发展物质文明的结果之一便是城市的工业化，这种现象令浪漫主义感到十分厌恶，他们响应卢梭“回归自然”的主张，将现实的“丑”和大自然的“美”来对比，极力讴歌大自然的神奇和壮美。大自然在他们的眼中是无所不在的神，是精神的避难所，因此常常作为精神的某种象征而出现，寄托着浪漫主义作家对现实的诅咒和对自由的憧憬，例如，普希金的《致大海》，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三）重视民间文学

浪漫主义作家认为民间文学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的污染，继承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淳朴、通俗易懂、形式自由等特点，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也有利于唤起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因此他们对民谣和民间传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借鉴，对浪漫主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追求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为了打破古典主义文学日益显现出的僵化与沉闷，浪漫主义作家喜欢选取古代或异域的题材，通过对比、夸张、巧合的手法，描述离奇的情节，塑造超凡脱俗的人物形象，以达到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这一点在雨果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三、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一）德国文学

18世纪末，浪漫主义文学最先出现在德国。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一般分为早期浪漫派、中期浪漫派和后期浪漫派三个阶段。

1789年，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代表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与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起在柏林出版了《雅典娜神殿》杂志，宣传浪漫主义的理论纲领，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文学中心，史称早期浪漫派（或耶拿派）。他们提倡个性解放、创作自由，主张“诗人要凭兴之所至，不受任何狭隘规律约束。” 早期浪漫派的另一重要作家诺瓦利斯（1772—1801），原名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尔德•封•哈登贝格，是浪漫派理论的主要实践者。他的代表作《夜颂》（1800）共分六章，包括一些诗和散文片段，是他深情眷恋的未婚妻和他笃爱的哥哥几乎同时病逝之后写成的，诗人处在精神危机之中，只能在主观幻想中寻求理想和美的境界。

1805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德国，一些浪漫派十分关注民族的命运，他们聚集在海德堡，共同出版了《隐士报》，并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史称后期浪漫派（或海德堡派）。后期浪漫派诗人的主要代表是阿尔尼姆（1781—1831）、布仑坦诺（1778—1842）和格林兄弟。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共同编辑写了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俩共同编写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霍夫曼、沙米索和海涅是后期浪漫派的代表。霍夫曼的作品想象力丰富，擅长心理分析，具有神秘、怪诞的色彩，后世的许多作家，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伦•坡、波德莱尔等都受到过他的影响。代表作《小查克斯》写的是一个丑陋的侏儒靠着三根魔发到处招摇撞骗，最后终于垮台的故事，对当时的德国现实作了犀利的讽刺。

沙米索既是诗人，又是作家。他的代表作中篇童话体小说《彼得•史勒密奇遇记》（又译《影子的故事》）写的是贫穷的市民彼得•史勒密出卖自己的影子给魔鬼，换得一个能够获得财富的幸福袋，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幸福，反而招致很多烦恼，最后，他扔掉幸福袋，得到一双神鞋，在研究大自然中找到了真正的幸福。海涅也是在浪漫派的影响下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他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诗歌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代表作为《歌集》，主要抒写爱情带来的欢乐和痛苦以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有不少抒情诗被作曲家谱成歌曲，在世界各地广为传唱，如《乘着歌声的翅膀》、《罗累莱》、《你好比一朵鲜花》等。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是海涅最重要的作品，将诗人1843年在汉堡的所见所闻以梦幻的形式表达出来，揭露和讽刺了德国的专制制度，同时也表达出对人类前途的希望。

（二）英国文学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其主要成就体现在诗歌方面，先驱人物是彭斯和布莱克。第一代浪漫主义的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柯尔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毁灭了人类天性，造成尔虞我诈和自私倾轧，只有重新回到大自然中，才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纯朴关系，使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他们隐居于英国西北部的湖区，讴歌平凡、古朴的农村生活和自然景物，描写神秘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作出版了《抒情歌谣集》，这本集子的出版标志着华兹华斯诗歌创作已趋成熟。1880年该书再版时，华兹华斯写了一篇序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对诗歌的主张。这部诗集和这篇序言从诗歌的实践到理论，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新时代。在序言中，华兹华斯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这种感情又是“经过在宁静中追忆的”。诗的内容应是“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景”，诗的语言在运用时要能给普通事物以“想象力的色泽”，诗人应当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卫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在诗歌创作上，华兹华斯实践着他的理论。他的诗大多歌咏自然，语言质朴无华，意境清新深远，形象生动感人，代表作主要有《丁登寺赋》、《序曲》、《不朽的征兆》、《孤独的收割女》、《杜鹃颂》等。

柯尔律治的诗作不多，主要有长诗《古舟子咏》、《克里斯特贝尔》和《忽必烈汗》，其特点是节奏鲜明，情感跌宕起伏，想象力丰富，具有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古舟子咏》（又译《老水手谣》）是柯尔律治留下的唯一完整的长诗。诗中讲三位青年应约参加婚礼，其中一位在途中被一位老水手拉住，听他讲自己航海的经历。老水手说他的船一开始顺利航行，后遇到浓雾飞雪，一只信天翁给他们带来了平安，而老水手却在一种不可解的冲动下射死了这只吉祥鸟，于是大自然开始惩罚他们，南风把船送到赤道下困住，船上的人都陷入极度的干渴中，这时，老水手看见一条船的残骸驶来，上有两位女子骰子赌输赢，一个是“死亡”，一个是“死中生”，结果“死中生”赢了，她要下了老水手，于是别的水手都死了，唯独他活了下来，老水手感动于神的怜悯，为美丽而快乐的生物祝福。在他一觉醒来之后发现露水和雨水都降临了，死去的同伴们忽然能站起来操作，船儿又顺利前进。不过后来又经历了一次曲折，赎罪的过程才完结。最后，老水手告戒婚礼客：“热爱一切大小生命，祈祷才有效力。”青年听后，无心赴宴，他变得“更严肃，也更聪明了”这首长诗主题深刻，在道德、宗教、艺术、心理、环保等方面给读者以启示。

1817年，柯尔律治发表了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著作《文学生涯》，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了想象的作用，认为“诗的天才以良知为躯体，幻想为服饰，行动为生命，想象为灵魂。想象与幻想的区别在于：“想象是一切人类知觉的活力与原物力”，是一种重新创造，而“幻想实际上只不过是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秩序的拘束的一种回忆。” 优秀的诗人才有想象力，普通的诗人只有幻想。这些理论对英国浪漫主义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和济慈(1795—1821)，他们的诗歌对其他各国的浪漫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西•比希•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卓越诗人，他具有叛逆精神，一生追求理想、追求真理。他的诗作语言朴素、想象丰富、音韵和谐，抒情性强，大多以自然、爱情和政治自由为题材，在诗中，他追求纯洁高尚的爱情，为被压迫者鸣不平，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憧憬着一个充满光明与自由的理想社会。其代表作主要有《西风颂》、《致云雀》、《麦布女王》、《伊斯兰起义》等，而最能体现其思想精髓的当属《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该诗剧分四幕，写的是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受天神朱庇特惩罚，被绑在高加索的山崖上，后来冥王击败朱庇特，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使普罗米修斯获得自由，整个世界沐浴在一片爱的曙光中。雪莱在浪漫主义理论上也有所建树，他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伊斯兰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等作品的序言以及长篇论文《诗辩》（1821）中，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济慈（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他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往古代希腊文化，幻想在永恒的美的世界中寻找安慰。他的诗歌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具有鲜明的色彩感和立体感，渗透出对自由的热爱，对真美的追求。其代表作有《希腊古翁颂》、《夜莺颂》、《秋颂》等，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独特感受，抒发了诗人对美的向往。丁尼生、布朗宁、王尔德以及20世纪的“意象派”诗人都受到过济慈诗歌的影响，我国现代诗人徐志摩、闻一多亦是他的追随者。

司各特（1771—1832）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同时也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同彭斯一样热爱苏格兰的民间文学，于1802至1803年间编印了三卷《苏格兰边区民谣》。他的长篇叙事诗主要以苏格兰的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为题材，代表作为《玛密恩》（1808）。他的历史小说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对话生动传神，将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溶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一炉，对后世的许多作家，如萨克雷、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等都产生过影响，代表作主要有《艾凡赫》（1819）、《昆丁•达沃德》（1823）。

（三）法国文学

法国的浪漫主义形成于1820年左右，其先驱人物是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以英国湖畔派诗人为师，斯达尔夫人则以德国文学为楷模，分别将英、德浪漫气质引入法国，在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阿达拉》（1801）的问世，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阿达拉爱上了青年夏克达，但是由于阿达拉是基督教徒，夏克达是异教徒，他们不能结合，最后，为了不背叛上帝，阿达拉服毒自杀，临死前她叮嘱爱人日后要皈依基督教，并约定死后在天国相见。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勒内》是《阿达拉》的续篇，写的是法国贵族青年勒内刚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家人都嫌弃他，只有姐姐亚美丽和他相依为命。后来，姐姐又坚决要求出家修行。当勒内送她进修道院落发的那一刻，她吐露了真情：原来，她对弟弟产生了爱情，因此两人必须分手。从此勒内孑然一身，孤独忧郁，到处漫游，曾经远涉重洋，逃到美洲原始森林中寻找安慰，最后在基督教中找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发表后影响很大，忧郁被称为勒内式的“世纪病”，因此勒内是欧洲文学第一个表现出“世纪病”特征的浪漫主义“英雄”的形象。

斯塔尔夫人的论著《论文学》（1800）和《论德国》（1813）为法国的浪漫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两部著作中，她分析了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确立了社会学文学批评的方法，开启了法国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她将欧洲文学明确划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两大类：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诸国文学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文学属于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的文学则列入北方文学。在这里，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是作为古典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同义语出现的。通过对两种文学的比较，她态度鲜明地赞美北方文学是“土生土长的文学”，是有“无穷无尽的灵感源泉”的文学，是“唯一可以生长和不断更新的文学”，对法国浪漫主义最终战胜古典主义，走上历史舞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的两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黛尔芬》（1802）和《柯丽娜》（1807）描述的是才华出众、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幸福的女性被社会偏见吞噬的悲剧命运，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代表了她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善写爱情和自然，他的《沉思集》（1820）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之作。另一位诗人阿尔弗雷•德•维尼（1797—1863）以写哲理诗著称。他的《古今诗集》（1826—1837）、《命运集》（1864）宣扬孤傲坚韧的精神，表现出不满现实、悲天悯人的思想。在他的后期诗作里，对未来的憧憬处处可见。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也是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他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言》（1827），成为浪漫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剧本《欧那尼》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详见专节）

乔治•桑是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她感情丰富，热爱大自然，喜欢用理想主义的目光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特别是在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后，她的小说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闪耀着乐观、明快的色彩，主要作品有：《康素爱萝》（1842—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魔沼》（1846）。

（四）俄国文学

19世纪初，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茹科夫斯基是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被誉为俄国第一位抒情诗人，他的诗歌受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充满神秘色彩，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对俄国诗歌的形式和格律的革新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发挥了重大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把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引上了为人民解放运动服务的道路，创作了大量富于革命激情和爱国、民主情绪的政治抒情诗。他们的创作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常借历史人物和民间传奇抒发自己的献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30年代，莱蒙托夫继承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创作出一系列谴责专制暴政，追求个性解放的诗篇，如长篇叙事诗《童僧》（1839）和《恶魔》（1829—1841）。在小说《当代英雄》中，他塑造了继奥涅金之后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毕乔林。

（五）东欧文学

在德、英、法首先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国，终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欧性文学思潮。在东欧，浪漫主义的兴起与19世纪初蓬勃开展的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联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鲜明的民族色彩，出现了以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他们的诗歌不但具有鲜明的爱国民主思想倾向，而且富于民族特色和民间文学色彩，生活气息浓厚，抒情性强，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别开生面。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先人祭》第三部抨击沙皇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揭露波兰贵族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颂扬了爱国志士的顽强斗志。裴多菲的叙事诗《雅诺什勇士》塑造了一个理想的英雄，反映了匈牙利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自由与爱情》是诗人歌颂自由的最强音，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代代相传。

（六）美国文学

19世纪上半叶，年轻的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一些以美国为背景、美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开始出现，初具美利坚民族的特色。“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1783—1859）致力发掘北美早期移民的传说故事，他的《见闻札记》（1819—1820）开创了美国短篇小说的传统。库珀（1789—1851）在《皮袜子的故事集》中以印第安人部落的灭亡为背景，表现了勇敢、正直的移民开辟美国文明的途径。诗人布莱恩特（1794—1878）是美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有“美国的华兹华斯”之称。他笔下的自然景色，完全是美国式的，他歌颂当地常见的水鸟和野花，而且通过它们歌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爱伦•坡在诗歌、短篇小说和理论批评方面达到新的水平，标志着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在艺术上的发展。他的诗歌既优美又神秘莫测，词藻华丽而又极富韵律感，著名的《乌鸦》一诗就是其中的代表。法国的象征派诗人受坡的诗歌和意象的启发并以他的诗歌为范本，创造了现代“纯诗歌”的理论。除此之外，坡还是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创始人，作品描写超自然的恐怖、神秘和怪异等。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厄舍古厦的倒塌》（1839）、《黑猫》(1843)等。其小说的特点是，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注重细节描写，推理合乎逻辑。坡的文艺理论著作有《创作哲学》（1846）和《诗歌原理》（1850）。他认为文艺创作应当以美为目标，写诗应该注重用词、格律和结构的严整。

在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爱默生和梭罗等超验主义理论家提出了浪漫主义的主张。他们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和直觉的意义，认为自然界充满灵性，人应回归大自然。这些因素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构成了其争取个性自由和歌颂精神解放等特点。

霍桑（1804—1864）美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他的创作主要有短篇小说《重将一遍故事》、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1846）和四部长篇小说：《红字》（1850）、《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和《玉石雕像》（1860）。霍桑受了英国“哥特小说”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着重描写超自然的、怪诞恐怖的现象，并擅长心理分析。

他的代表作《红字》以北美殖民时期的严酷教权统治为背景，描写一个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恋爱悲剧。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嫁给一个比她大得多的伪善学者，生活并不幸福。后来她在孤寂中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而怀孕，这一行为被加尔文教视作犯了“第七戒”的通奸罪，白兰受到惩罚，被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白兰坚贞不屈，拒不吐露同犯，受罚后离群索居，忍辱含垢，辛勤劳动抚养女儿，终于赢得人们的谅解和宽容，使胸前的红字变成了德行的标志。丁梅斯代尔一直忍受着罪恶感的折磨，终于公开认罪，随即死去，在道德上获得了新生。白兰的丈夫本来是受害者，但他一心想着报仇，使自己变得同魔鬼一般，成了真正的罪人。小说中宣扬的这种善恶观念，反映了霍桑对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抽象理解。小说以监狱和玫瑰花开场，以墓地结束，充满丰富的象征意义。瓦尔特•惠特曼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追求民主理想，抨击种族歧视和蓄奴制度，并为之战斗不息。他聚毕生心血凝结的诗作《草叶集》是美国自由体诗的代表作，标志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了顶峰。惠特曼用“草叶”为诗集题名，寓意深长。草叶，是一种最普通的植物。“哪里有水，哪里有空气，那里就生长着草叶。”它那顽强的生命力，蓬勃向上的精神，象征着美国人民的一种性格气质。惠特曼歌颂这种最平凡的草叶，其实礼赞的是人民。其次，他认为，草叶“在宽广和狭窄的地带，白人和黑人中间一样发芽”，因而它最能体现自己的民主平等思想。最后，草叶表示了他决心用“草一样朴素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主张。诗集中体现的民主思想，奔放不羁、清新豪放的气势开创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代新诗风，对欧洲诗坛，乃至世界诗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篇：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

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

十八世纪末，欧洲兴起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运动，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浪漫主义出现既是启蒙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满足于社会现实和文学现状新的思想反映。

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迟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真正兴起，浪漫主义文学一旦兴起，立即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维克多·雨果不仅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法国产生一种并不严密的文学流派——自然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左拉、龚古尔兄弟二人。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股新的文**流——批判现实主义，并渐渐形成了文学的主要潮流。

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源地，其一出现，则显示出其锋利的批判锋芒。其中，斯汤达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伟大代表；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其作品之一《人间喜剧》，被恩格斯认为是“伟大的作品”，称赞他提供了一个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十九世纪末三十年代初，象征主义文学的出现，产生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沙尔·彼德莱尔，其为象征主义诗歌流派中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与法国十九世纪时期雨果齐名。

在现代音乐史上，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是欧洲音乐史上一位重要作曲家，其创作打开通往二十世纪现代音乐大门。法国“现代青年钢琴王子”誉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致爱丽丝》、贝多芬《命运》、《梁祝》……

法国文化发展到今天，是相当不容易地。身处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冲击之际，更迫切与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使得法国文化永远行走于世界各国文化的前沿，一起推动全人类文化事业发展中扮演最重要角色，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声望，这美好愿望促成中法两国走到一起，共同打造以“文化”为媒介的桥梁这张牌。举办具有历史性创意之举大型活动——中法文化年。

纵论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和深刻影响当我们回顾法国文化历史所取得辉煌成就同时，又不得不再次将目光重新投放到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未来岁月会发生什么变化？其景又将如何？同时，对中国文学发生怎样深刻影响？这些应引起文化学者、作家、理论界等人士给予高度重视从全局的思想审视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各种问题。

从资料表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深受十九世纪法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则不能看出法国文化对我们本民族文化有很深远渊源关系，可以找到共同点，积极诊脉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是可以在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的得以共同发展。

下面，我，从以下几个事实谈法国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年和中国文学间的变化，以及产生的作用。

中国已故著名现代国画大师徐悲鸿，早年赴法学习绘画艺术；再有另一位曾饱受旧封建思想礼教压迫女青年潘玉良。自她从上海美师专业毕业以后被公派赴法学习油画和雕塑，成为“两艺称著的艺术家”，领到只有法国人才能享受的罗马奖金。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被改编歌剧、电影等不同艺术形式，并于去年的八月份法国艺术家将雨果《巴黎圣母院》带入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连续公演五天，受到中国人民热情欢迎。再次感觉法国文化的魅力和大师的经典之作。

另一位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一九三三年发表描写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小说《人类的处境》，其作品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杰出抽象派画家朱德群是第一位获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称号的华人；华裔作家程抱一先生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当法国文坛上出现不同文学创作流派的时候，对世界各国文学创作上都产生不同程度的深刻影响。

中国姑娘山飒创作法语版长篇小说《和平无门》，获法兰西学院奖、龚古尔处女作奖、新年奖；《围棋少女》成为法国二00二年、二00三年畅销自传体小说之一。当法国总统希拉克看她小说后称她是法文作家中“中国文化使者”。

中国著名当代作家贾平凹《废都》、《逛山》在法国出版发行，引起法国人民(读者)广泛地关注，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贾先生因此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

举上述实例，唯一目的则表明法国文化不仅影响中国文学，且中国文学的发展更对法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互相学习交流和借鉴地作用。谁也不可能更优于哪个国家文化，仅是发挥自身优点互相汲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谋求会有利于本民族文化事业得以不断向前发展，因而才有了此次中法文化年为媒介的中法文化交流论坛活动。

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到二十一世纪这个伟大的时代，一方面靠我们几代文学大师们和像我无名热爱文学青年不懈奋斗而取得现在成就，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借鉴法国文化不断丰富我们创作技巧和眼界才有今天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事业可喜的局面。

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二十一世纪未来发展是将如何？

据我观察，我认为其未来发展将是充满希望之路，是一个美好的明天、朝阳的事业。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间的变化，以及在面对未来的发展中协调好并制定一套科学战略规范等方面，使其发展得更加顺利为总原则作为出发点。简单地说，如何处理好本民族的同法国文化关系，使其互相接纳融为一体同时又不失本民族独具魅力。

作为代表东西方两个国家的中国和法国，相互间遥远，但都怀着一种强烈发燕尾服本民族文化事业这一美好愿望，都十分重视保护和弘扬本民族文化，都主张积极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和进行不同文化间交流。主张维护民族文化的特性，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基于此共同点，我认为，中法两国都应本着求同存异，去其糟粕取其精的宗旨，积极引进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发展本民族文化学习和借鉴，这样，对法中两国文化发展都将有利而无一害处。

或许，中法两国的文化都有迫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一希望，也就有了此次中法文化年大型活动。

在此，我想谈此次中法文化年的意义，不仅上面所谈到的还应具更深层的蕴意，其将在过去十年、二十年，甚至于一百年以后，不管怎样，凡是有利于法中两国文化未来发展之事，我们则大力去做，责无旁贷。

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留给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人类走到今天，是相当不容易地，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中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变得更加文明，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明媚的春天享受幸福生活？

然而，这个世界一天也不太平，尤其伊拉克(专题，图库)、阿富汗、中东地区……诸位是否还记得前年，阿富汗前政府塔利班，为阻止美国政府攻打阿富汗，将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中具有三千多年古佛雕像被阿富汗前政府塔利班炸毁；二00三年三月二十日美英联军攻打前，萨达姆(专题，图库)领导的伊位克政府中又有多少价值连城艺术品在战火中毁掉，可以讲，每一次战争中，我们的人类在饱受失去亲人生命之中，同时，使得我们自己创造古老文化艺术品在战争中失去。

在当今的伟大变革时代，我们的人类对于文化发展道路上将作出如何选择？我们都懂得越是古老的文化艺术，更是世界的精华。

中法两国在二十一世纪之中，如何为本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希拉克积极倡导文化创新，他曾说，“尽管我不喜欢某些现代艺术，但我认为应该尊重和鼓励艺术家的探索精神”。从这位总统先生的话中，我们则更应有充分理由看到一个较强的信号，那就是能够为推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事业，是一种荣誉，值得骄傲和自豪地。

我想，集众之慧方定更为出色，关键问题在于对人类文化事业发展中突出难点等问题群策群力想办法，什么难题不就迎刃有余解决了吗？

下面，我，谈有关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未来发展道路一些不成熟想法，仅供参考商榷。

首先，中法文化年大型活动正式定为中法两国政府合作项目之一，每年二、四为一届，成为世界各国了解当前文化发展一个前沿阵地；

其次，在中法两国或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金会)增设专攻文化艺术领域科研课题合作专项基金给予资助；

其三 举办国际性高层文化学术论坛，出版专业会刊，指导文化艺术研究不断出成果；

其四 组织中法两国文化领域专家和学者以不同身份互派进行学术讲学交流活动；

其五 全国中小学学校增设专业课程，从娃娃抓起接受业界文化教育，培养有志于文化领域未来接班人。

古人云：“凡事则立，不立则废”。

我们要积极看待中法两国举办中法文化年大型活动，把握每一次机遇，与时代同行。总而言之，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发展上继续发挥接纳海川之魅力多交流，多沟通中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已使命，推动全人类文化事业，一往直前争取新辉煌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