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小编推荐）

第一篇：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小编推荐）

第一节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演变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它曾经一度蔚为壮观，大放异彩，后来 几经反复、波折，逐渐趋于中落。具体说来，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四时期 这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激荡澎湃，成绩斐然、盛况空前的阶段。当时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文学社团，除了创造社、浅草社、新月社等外，就连以提倡现实主义著称的文学研究会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无不或多或少地显现了明显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如冰心，她创作的小诗、散文，饱寓 情感，以情取胜，吟唱出了一曲曲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母爱、童真、自然的颂歌。庐隐则以非常接近郁达夫的笔调，用书信体、日记体的形式，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发内心的主观情感。还有许地山，则用别一种笔调，表现了浪漫主义另一方面的特色。他早期的作品《缀网劳蛛》等充满浓郁的宗教意味，富于传奇色彩和异域情调。即使是具有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叶绍钧与王统照，他们早期的创作也仍然流露出较多的主观因素，强调 “美”与“爱”，甚至将“美”与“爱” 的力量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如王统照的《微笑》。（分析略）时常在灰色的现实人 生上点缀一两点“光明”的理想，同时，侧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感受，通过人物内 心的镜面去折射社会现实，表现了明显 的浪漫主义特色。还有，沅君、王以仁 等的创作。当然，在这一阶段，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自然是作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这个社团中的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成仿吾的评论，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显示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倾向。这个基本特征和倾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抒发了破旧立新的狂飙突进的精神，焕发出昂首天外的英雄主义气度，如郭沫若的《女神》；二是展示了知识分子分裂的灵 魂与苦闷的心灵，弥漫着浓重的感伤气氛与忧郁情调，如以郁达夫的创作为代表的一大批自我抒情小说。前一个特征和倾向，在当时是曲高和寡，因为，人们虽然仰慕 《女神》，但却无力效法。后一个倾向却吸引了创造社内外的众多作家，使得感伤主义一时 间几乎主宰了文坛，就是郭沫若也 向这个方向靠拢，如郭沫若随后创 作的《星空》等诗歌。与此同时，作为五四浪漫主 义文学思潮组成部分的还有浅草 社（沉钟社）、弥洒社和新月社。它们都受到了创造社的影响，从 而极为有效地丰富了五四浪漫主 义的文学思潮。浅草社（沉钟社）的作家，主要为创造社对现实的强烈反抗精神和真挚坦率的自我表现以及感伤主义情调所吸引。如沉钟社的陈翔鹤的小说，多以C君为主人公，带有明显的“自叙传”的性质，显然是受到 了郁达夫小说的影响。但他们又有自己独到之处，他们更注重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剖 析，更注重吸取西方现代主义作品 的表现方法，因而更具有现代感。这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 说二集· 导言》中所说，他们每一 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 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 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 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 的人们。弥洒社，当时大力提倡浪漫主 义，认为在死囚牢里初解放出来的 民族中间，在古典文学还没有十分 驱逐完了的时候，有提倡浪漫主义 运动的必要。并认为，浪漫主义运 动就是以反抗一切旧制度旧礼教束 缚的运动，是表达个人天才的运动，是以青年人的理想和小孩子的心为 唯一永久真理创造的运动。当然，弥洒社创作中的反抗精神并不强烈，它比创造社更具有唯 美主义倾向。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人 物是胡山源。他的小说《睡》，没什么含义，但写得很别致，把几种 不同的睡态速写连缀起来，简约而 富有诗意。新月社，是继创造社之后又一 个重要的浪漫主义社团。其同人也 重主观，崇尚感情、灵感与天才，也主张个性解放，赞美自然，流露 出“回到自然”的情绪。正因为如此，新月社的诗人早期曾视创造社为同调者，并极力推崇创造社诗人的创作，闻一多便写过两篇著名的 评论《女神》的文章。徐志摩也曾写信给创造社，表示对贵社诸贤向往已久，„„今识 君等，盖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 相追随，共辟新土。当然，1926 年后，新月社开始转向古典主义与 现代主义，但浪漫主义倾向仍很明

第二阶段：20年代后期（1928——1929）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革命浪漫蒂克文学为代表（主要是小说）。革命浪漫蒂克文学与“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1）性质与作家队伍的联系性革命浪漫蒂克文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浪漫抒情文学，它的创造者很多就是创造社的成员，后来出现的一些青年作家 如蒋光慈、阳翰笙、洪灵菲等，也是热情、敏感的新人，具有浪漫蒂克的气质和行动，有的甚至在当时反对浪漫主义的氛围中，仍为浪漫主义辩护，公开宣称自己是浪漫派。蒋光慈便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 呢又说：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 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蒋光慈对革命的理解虽然是幼稚的，但他却抓住了浪漫主义注重主观，注重激情，注重理想的特征。（2）风格上的相似性当时革命浪漫蒂克文学保留了前期创造社文学的风格：放任感情，直抒胸臆，袒露作者的浪漫气质，是表现而非再现。（3）倾向上的一致性 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继承了创造 社开创的两个传统：一个是郭沫若的浪漫英雄的传统。作品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息和雄浑慷慨的激情以及狂热的复仇精神，发出了一种“粗暴的叫喊”，追求艺术上的“simple and strong”（朴直与强猛）。二是郁达夫的忧郁感伤的传统。不少作品仍有明显的“自叙传” 性质，诉说着一己的痛苦和哀愁。不过，又将这种个人的感伤情绪与 当时的政治情绪结合了起来。孟超后来在《我所知道的灵菲》一文中 说，洪灵菲?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方 法，在革命的故事中糅杂了不少的 恋爱场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在风格 上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从“区别”看，革命浪漫蒂克文 学实际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 潮向“左”延伸与发展的产物。（1）它摈弃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强化了对文学社会功利作用的认识，并将它推到了极端，从而导 致了“标语”、“口号”式的文学 出现。（2）它摈弃了“五四”浪漫主义 文学思潮的个性意识，强化了阶级意识与群体意识，作品表现出一种社会化、群体化的情绪。

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文学，由于 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其未能产生深远影响，很快就消失了。（1）严酷的现实斗争不允许人 们以浪漫的态度对待革命，不允许人们有更多的幻想，而要求人们投入实际的行动。（2）当时理论界对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持尖锐批判态度，瞿秋白认为：这种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必须肃清这种障碍，然后新兴文学才能够走上正确的路线。（《革命的浪漫蒂 克》），这无疑给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施 加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是宣判了 它的死刑。?（3）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病。它对政治功利性的追求极大地影响了作家对艺术性的探索，它对个性意识的批判，又限制了作家创作个性 和主体意识的发挥，而它所构置的“革 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更是倒了人们的胃口，遭到了人们的嘲笑。这样革命浪漫蒂克文学并没有产生像“五四”时 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那样的一大批优秀作品。因此，它很快沉寂了。

第三阶段40年代（抗战时期）这一阶段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尾声。它们虽在当时有相当的影响，但却未能掀起大浪，只能算是“小小的 波浪”。从文学历史的渊源来看，它们是直接承续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余绪，在新的时期（抗战时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是三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徐訏；一位是无名氏。?郭沫若承续了自己五四时期所开创的浪漫主义诗风，他40年代创作的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又一次浪漫主义诗情的强烈爆发。这些历史剧想象丰富，感情奔放，气魄宏大，理性色彩浓郁，且把自己的主观情感融进剧中人物身上，常常成为“夫子自道”。郭沫若一方面承续了自己五四开创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在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历史剧的创作原则上，形成了自己浪漫主义历史剧的新的特征。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郭沫若采用的是为我所需的态度，历史在郭沫若那里不是僵死的过去，而是他驰骋想象和创作才能的疆域。他是借古人的骨骸，鼓吹 时代的声音，如《屈原》的反对分裂，主张团结的思想；《棠棣之花》反对暴 政的爱国主义主题等。在历史剧的创作原则上，郭沫若从不企图描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追求一种历史的诗意，并使这种诗意融合在时代精神与作家的激情 中，他把这种历史剧的创作原则概括为“失事求似”。正是这一创作 原则，集中显示了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显著特征。徐訏与无名氏是两位在40年代国统区红极一时的小说作家，他们小说的创作风格非常相似。他们也承续了“五四”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而又有所发展，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那种感情无节制 的宣泄，人物和故事的凭空虚构，异域情调和神秘色彩的极力渲染，哲理、象 征的刻意追求，以及华丽、浓艳的辞藻 铺陈和“回到自然”情绪的流露，都明 显地映射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余绪，并使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尤其是小说中）一直匮乏的奇特想象、大胆夸张、传奇色彩、玄思意味、偶然性的情节等因素，终于得以集中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徐訏与无名氏 的小说创作丰富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形态，填补了一 个重要的创作空白。这正是他们创 作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第二节中国现代几种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描述与比较

一、描述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 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 代表性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如果 从形态上进行归纳，应当说，中国 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三个发展 阶段中，出现了四种主要形态。（这里我套用学术界对浪漫主义形 态划分的理论。）

1、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以 “五四”浪漫主义为代表，还包括40年 代的徐訏和无名氏。

2、“革命浪漫蒂克”的浪漫主义文 学思潮。这是一种特殊的、有明显缺憾 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又可称为“准浪 漫主义文学思潮”说它是“准浪漫主义文学思 潮”，是因为它比“五四”浪漫主义文 学思潮更加不纯，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公 式化、概念化方面，它显出了“无所适” 的尴尬。故称为“准浪漫主义”文学思 潮。

3、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思 潮。以郭沫若的历史剧为代表。除了上面三种以外，还有一 种我们没有提到的浪漫主义文学 思潮。这就是第四种。

4、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 彩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属性上，它仍属于积极浪漫 主义的，但在风格上，它与“五四” 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又有区别，属于温婉、韵雅、灵秀的浪漫主义 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丰子恺等作家。? 这股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贯穿整个中国现 代文学史，虽未能掀起大波，可却实实 在在存在，且取得了可观的艺术成就。代表这股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作家，他 们的创作没有去表现各个时期知识分子 苦闷、躁动的心灵，也没有去描绘那个 时代风云变幻的社会大潮，而另辟蹊径，着意描写20世纪中国的田园生活与田园 风光，讴歌淳朴、真挚的人情美与人性 美，在那个严峻的岁月吹奏出一支优美 和谐而又略带忧愁的田园牧歌。他们的 作品十分符合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1）他们的作品充满着主观抒情性。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末谈到废名 的小说时曾经认为，废名是“用抒情诗 的笔调写创作”。30年代，沈从文谈到 自己乡土题材的小说时，也承认，?作 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 氛?。不过，他们抒发的不是郁达夫式 的忧郁、感伤之情，也不是郭沫若、蒋 光慈式的豪放粗犷之情，而是一种闲适 恬淡之情，在对田园生活与日常琐事的 品味中，悟出一种人生哲理与人生境界。（2）他们也主张“文艺以自己 表现为主体”（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但他们 决不像其他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张扬 个性，锐气逼人，而是追求表达自 己的个人意志，自己的审美情趣，乃至自己的政治态度，决不丧失自 我去追随或迎合时代大潮。因而，他们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常常与当时主流的创作风气相左。（3）他们作品的自然性表现得 最为明显。他们欣赏宁静平和的自然风光，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赞美淳朴、敦厚的风俗人情和天真、烂漫的童 心、童真，厌恶现代文明对田园生 活与自然人生的玷污。这种类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前几种则 有），它主要直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深受老庄、禅宗思想的浸滞，师承陶渊明、王维 田园诗的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中国古 典主义的审美情趣。因此，它很适合那些与传统文化保持有较多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口味，但 是，它却不会受到热情、冲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不会得到时代的垂青，不可能产生巨 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它始终是寂寞的，但也因 此而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命运。? 应如何评价这种类型的浪漫主义文 学思潮呢？我认为，从风格艺术来讲，这种类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不仅特色 鲜明，而且价值很高。但是，从文学的 时代属性来看，这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应作具体分析。有 的可以说是十分杰出的，如周作人的很多创作。如他的《乌篷船》等。《乌篷船》 虽写的是乡村风光，但回答的却是一个 重要的时代课题：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 的关系。尽管在感情上，周作人 眷恋传统文明以及传统文明形成的审美 情趣（如在船上看风景等），但在理智 上，周作人认可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 的胜利（你现在不会坐乌篷船了，你将 乘火车或轮船，而火车、轮船正是现代 文明的象征。）（具体分析）有的作家的此类浪漫主义的作品，则只能说是优秀的，而且是有明显 缺憾的。如，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边城》精心描写的是黑暗时代 中的一片净土（山村）的生活，着 力渲染的是乡村人的人性美，要表 现的是人性美的“魅力”。作者褪 去了黑暗时代中所有的不幸，用人 性美的堤坝隔断了人间的各种丑恶，只让善良的花朵在一个“世外桃源” 样的土地上开放，将美的芬芳撒向 四面八方。在作者所描绘的那片土地上，没有 欺诈，没有竞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勾 心斗角，财主是善良的，劳动者更是无 人不善良，无事不美好，翠翠和她的爷 爷，不仅摆渡不收别人的任何钱，还为 过河的人准备了茶水。如有人偷偷将钱 放在了翠翠她家的什么地方，她或她的 爷爷是一定要追上去还给人家的。（比共产主义 还理想的社会。）总之，在作者所描写的那个世界，一切人都符合人性善的标准，所有事物 都具有美的形式与内涵，人与人是心心 相印的，相互理解的（如，两兄弟对翠 翠的爱。其中一个后来退出了），人与 自然也是和谐的。作者所构造的这种境界，的确是 美的、好的，充满了理想色彩的，但致命的弱点在于，它是假的，是 非现实的，是漠视和违背历史发展 规律的。作者在自己所构造的这个 世界中，回避了现实中残酷的人与 人斗争的事实，回避了历史在前进 中必然要出现的打破传统的格调，追求现代化的事实。作者的人生视点是向后看的，他 希图在未被现代文明熏染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的、美的世界，而不 愿向前看，不愿在严酷的现实斗争 中，在时代的风雨里寻找到达理想 人性的现实途径，所以，这篇小说 虽然是美的，也具有一定批判现实 的意义（用传统的人性美、人情美 批判现实中的人性丑、人性恶），但却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伟大的作 品。原因就在它缺乏?现代品格，没有回答在现代文明中人们所面对 的重大问题，即，没有指出现代人 走出现代文明困境的“现实道路”，而以空幻的理想代替了严峻的思考，将过去了的时代?，作为现代人 追求的楷模，所以，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无力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将沈从文的《边城》与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 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个人体验》进行比较，也许能看 得更为清楚。（略）二、三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比较 五四浪漫主义、革命浪漫蒂克和 革命的浪漫主义。（第四种之所以不放在这里比较，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从风格形态上将 它划分出来的。如果从思想倾向上 讲，它与积极和消极浪漫主义有可 比之处。）三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有共同之处： 重主观、重抒情、重理想。但也有不同。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五四 时期的浪漫主义是以“自我”为本位； 后两次是以群体、阶级、民族为本位。正是这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其思想倾向、情感内涵及艺术风格的差异。? ? 从思想倾向上看，五四时期的浪 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反封 建，要求打破人性的藩篱，呼唤个 性的解放。20年代末——40年代的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也倾向于反帝反 封建，要打破的是束缚阶级、民族 解放的各种落后的政治制度、帝国 主义势力和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呼唤的是阶级、民族的解放。如徐 訏的《风萧萧》等。从情感内涵上看，五四浪漫主 义文学思潮表现出的特点是：同情弱者——包括自己，伤悼自我的失 落，崇拜个人英雄。20年代——40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表现出的特点是：颂扬人 民，反思自我。从风格来看，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表现出的是热烈而感伤，奔放而悲凉； 明朗中常有忧郁，欢快中不乏沉思。20 年代末的革命罗漫蒂克的文学思潮则乐 观得可爱，但不踏实，缺乏生活与个性的基础；天真得做作，悲而不壮，实用 理性太强。抗战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则悲壮激烈，如，郭沫若、阳翰笙 等历史剧等。

第二篇：郁达夫：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一 郁达夫（1896-194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他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成仿吾、田汉、陶晶孙等交往甚密，共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他在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细致入微地、赤裸裸地展示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这些作品中同时也饮食着自然主义及其它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但浪漫主义的风格是其主要的特点。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控日本，是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迁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其风格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极相似，即呈现出一种“忧伤、厌世”的情绪。这一风格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特点。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十年。从1914年考入东京旧制“一高”预科，到1922年东京帝大经济学科毕业，他不仅耳濡目染了汇集东西方文化、五光十色的“大正文化”，同时也饱尝了海外游子受歧视的辛酸和孤独的痛苦。他的早期作品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作者通过表现主人公的压抑感到遗憾和病态心理，表现出了一种渴望获得个性解放的愿望，喊出“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的苦闷之声，呼吁社会尊重人的价值。二 从1921年郁达夫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沉沦》（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短篇小说）到他1945年在印尼被害为止，他一生共创作了小说约50篇以及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总计５００多万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历程。我们在对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之前，不妨先把它梳理一下，以求对郁达夫的文学及其学术研究有总体上的了解。第一，20至40年代，褒贬不一，毁誉参半。首先是对《沉沦》的争议。1921年10月,《沉沦》一出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非议，“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１）。于是有“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出来为《沉沦》说话，他认为《溶液》“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道德的性质”（２），《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趋势与普遍的所在”（３），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４）。由于击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影响和分析的有理有据，终于澄清了封建卫道士们所强加于《沉沦》的“诲淫”、“不道德”的罪名。1932年10月，郁达夫的《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一批评论文章。对之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的《读〈茑萝集〉》（５）、胡梦华的《读〈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６），他们都中肯地指出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就认为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作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７）。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 期。他先后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柳》、《寒宵》等小说。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份量的专题评论出现。如仅1931至1933年，就先后出版了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８）、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９）、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１０）三本郁达夫研究专集。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总体上持肯定意见的，有郑伯奇的《〈寒灰集〉批评》（１１）、黎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１２）、钱杏村的《〈达夫代表作〉后序》（１３）、贺玉波的《论郁达夫的转变》（１４）、秀子（寇冰华）的《郁达夫的作品和思想》（１５）等等，他们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他们的观点对后来的郁达夫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为引用。不过，随着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华汉（阳翰笙）的《中国文艺运动》（１６）、苏雪林的《郁达夫论》（１７），几乎否定了郁达夫的创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暴发，郁达夫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停滞状态。至到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人暗杀，才月形成一个热潮。但这时大多数是郁达夫生前友好的一些回忆性散论，如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１８）郭沫若的《论郁达夫》（１９）、《再谈郁达夫》（２０）、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２１）、五一任叔的《记郁达夫》（２２）、静闻的《忆达夫先生》（２３）等等。他们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各个方面出发，在宏观上对郁达夫作出了总结的评价，阐明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和重要地位。第二、50至70年代中期，否定批评居多，中肯客观的评价较少。建国以后，首先对郁达作出评价的是丁易。他在《郁达夫选集·序》中，一方面肯定了郁达夫早期作品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２４），并说“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２５），是“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２６）。作者甚至断定，郁达夫的作品在“五四”以后“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阻碍了”（２７）。丁易对郁达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直接影响了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看法。较多地承袭丁易的观点的，是这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复旦大家中国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等。其中特别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对郁达夫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张著首先是否定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以为“其狭小可不言而喻”（２８），甚至申明“这种爱国热情和他的渺小的自我结合着，使人觉得有些庸俗”（２９）。另外，还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揭露旧礼教的虚伪的同时，也起了副作用，即“对青年读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义的，相反，有坏的影响”（３０）。这些近似于武断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时，也出现了几位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郁达夫的论者，虽然为数极少。如文学史家王瑶，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1953年）一书中就基本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五一著解释郁达夫的“伤感到遗憾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３１）；又说：“他的小说大部份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３２）。其他象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３３）、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３４）等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进入60年代，对于郁达夫研究的论著就日见稀少了，“文革”十年，大陆的郁达夫研究这块园地，可以说是寸草不长，一片荒芜。第三、70年代末至90年代，重新评价，并向纵深发展。经过前面的低谷期，郁达夫研究在进入新时期后马上出现了转机，并很快形成了高潮，象1984、1985两年，就发表了150多篇文章，这样的研究热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时期首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价郁达夫和他的作品。象李南蓉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３５）、朱靖华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３６）、温儒敏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３７）、李永寿的《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３８）、董易的《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３９）、《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４０）、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温议》（４１），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郁达夫的思想和作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结论。如朱靖华的文章认为：“郁达夫决不是一个颓废、厌事主义者，而相反，他是一个以描写压抑、消沉为表象的，内心实际充满着追求光明、真理的积极入世者。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而探索、追求、进步、胜利，才是他的本质”（４２）。以上所有的这些研究论文，为恢复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起到了匡正的作用。但是，这些论文都没有系统地论述郁达夫早期的创作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掘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研究领域的大大拓展 以往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小说创作方面，这一阶段，则出现了许多探讨郁达夫的散文、诗歌乃至文艺观点的专论，如朱信忠的《诗情画意纪游程－－读〈郁达夫游记〉》（４３）、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４４）、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４５）、吕洪年的《郁达夫的纪游诗》（４６）、徐荣衔的《郁达夫诗词论》（４７）、净承尧的《略论郁达夫文艺观的形成与发展》（４８）等，它们都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郁达夫在散文、诗歌等方面的成就。２、小说专题研究的激增 过去的郁达夫研究，印象式批评和综合性市评论居多，这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专题研究”。如赵圆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４９）、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５０）、张国桢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５１）、朱信忠和男庚锷合写的《略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５２）、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５３）、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再评价》（５４）等。这些从文学风格上来探讨郁达夫文学的文章，为深化郁达夫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３、研究方法和视角多元化 这一阶段，除了用得最多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外，还有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的，如黄川的《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５５）；有从美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如纪秀荣的《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５６）；有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讨的，如黄爱华的《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５７）；有从生命文学的视角来解析的，如耿传明的《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５８）；有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观照的，如净建滨的《选择与焦虑：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现象》（５９）；更有从文学的叙事模式切入的，如五一晓初的《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６０）等等。比起前两个阶段，本时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大大地丰富多样起来。４、个人专著的大量涌现 这时期则接连出版了近２０部郁达夫研究专著，特别是从1982年至1992年这10年中，竟有１０余部之多。如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６１）、曾华鹏和范伯群合写的《郁达夫新论》（６２）、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６３）、王自立和陈子善合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６４）（上下册）、蔡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６５）、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６６）等等。这些论著对郁达夫及其作品都作了全面的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综合上述可以看出，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认为郁达夫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作家，但很少有人论及其早期文学作品与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探讨和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与近代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论著。除前面提到的许子东外，还如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靳明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刘立善《日本白桦 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秦弓《觉醒与挣扎》（东方出版社，1995年）等。他们虽然研究的视角不同，提出的观点不同，但至少普遍都认为郁达夫早期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文学风格。鉴于此，本文国围绕着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说明近代日本的文学、教育、社会等各方因素对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形成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联系到我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与近代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客观、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目的。三 要说明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时，我们首先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他早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文学特点以及在文学风格上与当时中国其它作家的不同之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为的早期作品指郁达夫留日期间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银杰色的死》、《沉沦》、《南迁》。他1922年回国后，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状况、经济等诸方面的影响，作品的内容、风格也渐渐发生变化，应另当别论。说起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我们不妨先来看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归纳： 第一，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由于主观性特别强，在题材方面，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过客观世界的反映，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特别多，自传式的写法也比较流传。由于当时作家各人大半和社会处于矛盾对立，„„浪漫主义的作品一般富于感到感伤忧郁的情调„„ 第二，浪漫主义作家喜欢采用中世纪题材，其特点在想象的丰富，情感的深挚，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语言的通俗。第三，„„由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厌恶„„感伤主义的诗歌和小说大半是对农村破产的哀挽，对城市腐化的诅咒和对于大自然的歌颂，从此自然景物的描绘成为浪漫主义文艺的一个特点。” 把朱光潜先生的这些分析拿来看郁达夫早期作品的话，实在毋庸多加论证了。《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它完成于1920年，发表于1921年7月，刊登在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署T。D。Y。该小说描写了留日学生Y君在妻子亡故后，又失去了酒家少女静儿的爱情。他在饱受“灵与肉的冲突”的痛苦中，所有的希望、理想均被毁灭，最终孤独地走向死亡。郁达夫在这篇小说里着意选用了抒情式的、描写式的表现手法，侧重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和活动。整个小说中虽然也不乏有写实性的段落，但始终是主人公内心活动为主轴来展开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主人公内心深处所具有的忧伤、孤独，彷徨的情绪。例如为表现主人公Y君贪恋酒色，郁达夫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写实性手法，而是采用了通过描述内心情感、欲望，通过表现“幻觉”来展开的： 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 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行间，忽然会跳出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地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地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一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1921年，郁达夫在东京又创作了《沉沦》、《南迁》。这两个短篇更进一步地反映出了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两篇小说都是“自叙传”性质的，以自我表现为其显著特色。小说均以留日学生“他”的苦闷、孤独、内心的压抑和忧伤为主题，展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所感受到的“生的苦闷”、“性的压抑”，反映了他们渴望获得“自我解放”，渴望爱情以及希望祖国早日强大的心声。郁达夫在创作这两篇小说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素材，活脱脱地再现了他自己。换言之，郁达夫在创作这篇小说中着重在于抒写自我体验，仍然以内心情感的描述为主，不太具有当时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其它作家，如鲁迅、叶绍钧等人的那种写实性表现手法。对郁达夫留日情况较熟悉的人，一旦读了这两篇小说后，会清楚地觉察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就是郁达夫自己，而且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也基本上就是郁达夫当时的痛苦心情。为了表现主人公的浪漫，郁达夫在小说中不仅大段地引用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而且还借用了一些梦幻般情景的描述，五彩缤纷的田园景色等，力求在人们面前描绘出一个天真无邪，好梦想析年青人。同时，把这种景色与主人公“苍白的脸色”、“阴郁的内心”相并列，巧妙地衬托主人公的忧伤和孤独。郁达夫早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没有高潮，也无需铺垫。作品自始自终是以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展开的，一句话，讲述的是主人公自身的“琐事”。他的这种小说的创作法受了当时日本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当时中国国内的其它作家大都不具有这种风格。对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郭沫若认为是“前者主情，后者主智”。虽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但精神实质大体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郁达夫早期的这三个短篇的话，可以说它们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因此，至少我们说郁达夫早期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这是有理有据的。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文坛的创作情况时，我们则更有理由认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于1971年前后，当时是以文学革命为先声的，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杂志上登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２月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３月、５月又连续刊载了钱玄同、刘半农支持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书信和文章，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关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在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上，首先给人们带来振动的，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论文《人的文学》，这两篇都 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上。《狂人日记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68）。但鲁迅并不是简单得用故事情节来具体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有及狂人所受的迫害，更重要的上年目的是通过狂人的眼睛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旧封建制度、旧礼教的实质。《狂人日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无需在本文中再过多地探讨或论证，它是中国新小说创作的榜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对这篇小说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上，历年来，学者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国学界普遍把它归结到“问题小说”中，承认它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特点，不属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例如，刘绶松在其著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序论》中评价《狂人日记》是“在内容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创作上是现实主义的”（６９）；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中指出：“因此他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刻画狂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的无逻辑的心里状态时，贴切逼真，得心应手。”（７０）他们的观点基本上代表我国学者对《狂人日记》的普遍认识。继《狂人日记》后，从1919提到1920年间，中国文坛先后还出现了汪敬熙、叶绍钧、谢冰心等人及鲁迅后来创作的一批反映封建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小说，如《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斯人独樵悴》、《孔乙己》、《药》等。这些小说同样也带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仍把它们划到“现实主义文学”之中。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1919年9月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郭沫若发表了诗歌《抱和儿在博多海浴》，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不少新诗，徐徐地拉开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登上中国文坛的序幕。1918年以后的二、三年间，中国文坛上虽然不断有一些小说的诗歌发表，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一种创作的寂寞、荒凉之中。鲁迅、沈雁冰、郑伯奇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的《导言》中，对当时文坛的情况均作过很生动的描述。鲁迅是这样说的： 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息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年至二二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情景。（７１）沈雁冰则谈到：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增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到来！（７２）郑伯奇表示赞同沈雁冰的估计，并作了些具体的描述： 这观察大致是准确的。前半期创作界的“寂寞”，正表示出那期间中国的新文学还在启蒙运动时期。“不多”的几个作者，大概也都保持着启蒙运动者的态度。当然，“后半的五年”，“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是在这里胚胎着着。后来的许多作者已经在那里练习身手，许多文学团体已经在暗中准备队列。（７３）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正是在前五年这样一种“寂寞、荒凉”的背景下，在主要是“问题小说”占领文坛的情形下问世的。它以独特的表现手法，“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７４），震动了整个新文坛和思想文化界。这里所为的独特的表现手法，指的就是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所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大胆的自我内心暴露和“私小说”风格。《沉沦》的问世为中国当时新小说的创作又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形式，以至于郭沫若后来赞颂它说：“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社会里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７５）。《沉沦》的问世，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地位，同时，开创了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主义小说之先河。那么，郁达夫的这种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四 1939年9月，十八岁的郁达夫随兄嫂由上海乘船渡日，10月下旬抵东京，信小石川。次年7月，郁达夫经过刻苦地学习，考入了东京的旧制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学中有后来同是“创造社”发起人的郭沫若、张资平等。郁达夫考入“一高”后，初读一部（文科），后遵兄意在即将毕业时转入三部（医科）。在学校里虽然功课紧张，但课暇之余，“也居然读了两俄国杜儿葛夫（屠格涅夫－－笔者）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７６）郁达夫由此渐渐开始了与西洋文学的接触。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托思妥耶夫斯基－－笔者），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了德国名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为软文学作品。（７７）1915年7月，郁达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9月被分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学习，一年后，郁达夫情愿多在八高学习一年，而决定由医科改入法科，专攻法学部政治学科。关于郁达夫为何要从医科改学法科，这其中还有一段背景 前面曾谈到，郁达夫当初在东京一高学医科是听从了兄长之命。然郁达夫自己对医学并不感兴趣。在八高后，转入法科的那一年，郁达夫给兄长写了这样一封信 去秋因学费不敷，欲乞补助，书发半月，不得回札，是以兄能泣血陈情，求留学监督为改入第一部（第一部包括文、法、政、经、商等科－－笔者注）。（７８）在这封信中郁达夫较明显地流露出对自己学医的不满。郁华事后得知他又改学法科后很生气，责备他游移轻浮，学志不专。而郁达夫对兄长也因此而抛弃了手足之情，在小说《沉沦》中，郁达夫描写到：“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因为想报复他长兄的仇，所以他把他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 郁达夫弃医从文，其中出于对长兄意志不满仅是次要的一面，更关键的是出于他对文科的真正爱好。今天我们回头来看，郁达夫当时的这一举动充其量不过是他学习兴趣的一种转换，因为他当时并没有立志当作家。但客观上，他的这种转换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日本旧制高等学校里，英语当时是第一外语，此外，因所学的科类不同，学生还要学习诸如德语、法语、俄语等第二外语。医科的学生除了英语外，第二外语是德语。郭沫若1914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翌得分配到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一直到1918年入九洲帝国大学，始终学的是医科。因此，郭沫若对德文有很深的造诣，这便使他有能力在1922年把《少年维特之烦恼》由德文译成中文，率先将这部德国浪漫主义名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甚至后来试图把《浮士德》也译成中文出版。郁达夫从医科转入文科后，比起其它文科学生来，他除了英文外，还会德文，这一点使郁达夫有了更广泛地阅读近代西洋文学的手段，为他后来接触本文浪漫主义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郁达夫在名古屋的“三高”读了四年，他回忆说：“在高等学校里读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1000部内外”（７９）。可以说，郁达夫是在旧制的高等学校里系统地接触到西洋文学的。换言之，日本旧制高校的教育是促使郁达夫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光郁达夫是这样，郭沫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与日本旧制高校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郭沫若在回忆自己与西洋文学最早的接触时说到： “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时间，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８０）。留日的中国青年学生们是在这种教育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从而渐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同样，许多日本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也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薰陶成长起来的。芥川龙之介是1910年考入一高的，当时年仅18岁。在此以前他虽然也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但那仅仅是一般性的爱好，阅读的作品也停留在东洋传统的文学上，范围也只局限于带有劝善惩恶思想的江户风俗小说和中国古典的《西游记》、《水浒传》等，极少接触过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进入一高后，芥川读的是一高一己（文科），同学中有后来也成为日本著名作家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等。在一高，芥川才开始系统地接触到西洋近代文学，阅读了大量的近代西方文学作品，其中最倾心的是波德莱乐、斯特林堡、柏格森等人，由此深受他们那种世纪末文学思想的影响。一高毕业后芥川进了东大，此后不断发表作品，风靡文坛。某种作家菊池宽也是深受一高的学习生活影响而最终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他出生于四国的香川县，于芥川龙之介同年入学，在一高的教育，加上周围同学的相互影响，菊池宽迷恋上了王尔德、肖伯纳的作品，倾心于爱尔兰戏剧，而后自己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成为近代日本代表性的剧作家。象芥川、菊池宽这样在旧制高等学校中成长起来，由此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其它日本作家还有很多，如稍后的尾井基次郎（三高）、中谷孝雄（三高）、中村真一郎（一高）等等。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有一段描述，详细地回述了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心态和日本旧制高校的学习生活。音从这段文学中我们也能再次感受到旧制高校在促使学生们爱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上所起到的客观作用。我自己在小是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育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办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相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我初到日本来是，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 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爱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也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验证，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便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有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市场供应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1916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娜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m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沓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81)旧制高等学校这种以西洋文学作品为课本的外语教学法,客观上向学生们宣传、灌输了西方近代文学，使留日的中国青年们通过日本到了近代小说，唤起了青年人对文学的憧憬，并由此逐步涉足于文学。可以说，没有日本旧制高校独特的外语教授法，由文学学士担任的外语教师那醉心于西方近代文学的“痴情”和社会、学校宽松、自由、良好的求知氛围的话，留日的中国学生后来或许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正是在这种清新、浪漫、自由的文学气氛和学习环境下，学医的郭沫若，学兵器的成仿吾，学地质的张资平以及学经济的郁达夫才志同道合地走在一起，在东京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了大批优秀的小说，独显风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光辉。如果说旧制高等学校的教育仅仅为郁达夫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创作之路的大门的话，那么当时郁达夫在日本社会所感受到的内容深年的压抑也可以说是使他和其它中国作家接近文学，以至于创作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因素。这里所说的压抑又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性的苦闷”，另一个是“生的苦闷”。在郁达夫回忆当时东京人的生活中有如下的的段描述，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当时日本社会生活、性泛滥的不安之感：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以挑动青年心里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索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竞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义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满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推挤，涡旋，淹没，与沉沦„„（８２）就在这样一种令人兴奋、不安的社会中，青年学生虽然感受到的孤独、寂寞的程度不同，但多数人还是被当时如车轮一般飞速发展的社会物质、精神方面的变化而束手无策。加上身在异国，颇有背井离乡的忧愁，因而更加感到与日本当时社会的不适。人处于不适之中，于是饮酒、读诗歌小说，甚至嫖妓，谋求各种感官、官能刺激的行为便会应运而生。而当时日本歌唱爱情等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含有自我内心情感暴露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也就立刻成为留日青年们最先选择的目标。另一方面则是所为“生的苦闷”。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加上明治末期以来社会、经济及生活诸方面的急速发展，等到本世纪初中国学生大批赴学习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已十分地明显，中国学生在日本也时常感到受侮辱和压抑。在这种身在异乡，而又受到歧视的痛苦心情，不仅使中国青年贴近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慰藉，而且还使他们开始了创作，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在这种主客观两方面的左右下，在“灵与肉的冲击”中苦苦挣扎的他们渴望渲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因而便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开始了各自的早期创作，于是在二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便诞生了如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1921年）、《地球，我的母亲》（诗，1920年）、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小说，1921年）、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小说，1920年）、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小说，1922年）、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小说，1922年）等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郁达夫在回忆《沉沦》的创作心情时写到：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到遗憾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万余，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女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８３）就是这样，大正社会给郁达夫等留日的中国作家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忘不掉的梦，有悲痛和绝望，也有摩登和新潮，同时又不由分说地把西洋的和日本的、过去的和现代的等各种事物、各种文艺思潮、文学风格，全灌进到了中国作家们的头脑中，在促使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同时，也形成了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张资平等那种文学作品体裁的复杂性、多样的文学表现手法。郁达夫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除了以上两种“性”和“生”的苦闷因素外，也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他是一个性格狷介，但又有几分孤独的人。他对人，对事物极端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诞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入富阳城内的公立书塾“春江书院”学习，“九岁题诗惊四座”，他自小便聪明早慧。1907年，郁达夫12岁，转入由书院改建的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令郁达夫终生难忘。当时在富阳，“洋学堂”是一般人崇拜和惊异的目标。郁达夫进学堂时“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但他却成绩优秀，受到堂长和知县的提拔，升入了高两年的班级。年幼无知的郁达夫在这时为虚荣心所驱使，竟向母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他买双皮鞋。当时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罗掘得精光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脸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货店里去赊帐，”所有的店主开始都笑脸相迎，但一听到赊账二字时“都一样的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母亲不得已终于回家拿了一大包衣服“上当铺去抵押现钱。”郁达夫见此情景，不禁心酸至极，“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娘抱住“绝命地叫喊：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８４）有过这场“皮鞋**”后，郁达夫后来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小**带给他的打击时写到：“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困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个时候而起的。”（８５）“皮鞋**”给当时年仅12岁的郁达夫内心深处所造成的创作在于，一方面庄然使他对有钱人、游手好闲的宦官子弟开始产生了敌视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却也逐渐养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性格。而且这些性格影响了郁达夫的一生，也充分表现在他笔下的不同主人公身上。1911年2月，郁达夫离别富阳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在学校里，因为不善交际，衣着朴素，不太说话，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８６），郁达夫被同学们称为“怪物”。加上必竟是省城的中学，乡宦家子弟居多，郁达夫对他们那种“熏香傅粉”、“卖弄富有”表现出了明显的恶感到遗憾，因此“怪物”之名愈传愈大，郁达夫同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８７）这样，在杭州的学习生活使郁达夫先前所有的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愈加明显。他一方面习惯于这种孤独、游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深受这种生活的压抑。郁达夫从小学到中学由于内外因素结合，逐渐加剧了郁达夫那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伴随着他东渡日本，并在好个岛国被进一步的加剧，演出了一幕幕郁达夫辛酸、孤独的留学生活片断，促使了他下定“索性沉沦到底”的决心，终于在日本过着一种放荡、麻木的生活。这种性格也促使郁达夫最终拿起笔杆来泻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且好忧伤”的性格也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之一。换言之，这种性格迁就了郁达夫早期“忧伤、厌世”的小说。但是郁达夫作品的忧伤风格也并非是完全由他的性格所导致的，它同时也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有关。可以说，首先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迁就了郁达夫早期作品的风格。众所周知，诞生明治末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风格。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流派，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包括有各种倾向，如积极的浪漫主义、消极的浪漫主义、宣传神秘的浪漫主义等，但其主流是代表资产阶级进步倾向的积极浪漫主义。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德国的歌德、席勒，法国的雨果、乔治·桑，英国的雪莱和拜伦等。欧洲的浪漫主义运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表现一种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在席勒、雪莱、拜伦街人的作品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对封建体制的不满情绪，渴望从封建体制下挣脱出来的“自我解放”。他们歌唱英雄、赞美理想，作品的字里行间满泛着热情洋溢的情感，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之心。由于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诞生的，面介绍这些浪漫主义作品的人大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作家，如星野天知、平田秃木、岛崎藤村、户川秋骨、马场孤蝶等，他们自幼受西方启蒙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和影响，在精神上对西欧近代的政治自由、近代文明产生了一种憧憬，但联想到日本当时的现实时，人与人之间却又感受到自我存在、自我发展受到了肉体、世俗等外部客观因素的束缚。他们无力摆脱这种束缚，因此一方面对西欧的浪漫主义文学充满了热情，竭力宣传和效仿，但同时又不免产生与日本现实社会相抵触的消极情绪，甚至学着日本传统的西行、芭蕉等样子，追求一种隐居者生活的文学。在这样一种东西方文学的混合下，形成了日本早期、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即一方面在作品中表现出反封建的个性解放和渴望恋爱自由热情，但由于现实社会的压抑，同时又带着明显的感伤、悲观的色彩。而这种风格的作品恰好又是郁达夫当时所求之不得的。因而他不仅毫不犹豫地接近了它，而且自己也开始创作这类风格的作品。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论是《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还是《沉沦》、《南迁》中的“他”，始终都是以一种“社会的零余者”、忧伤者的面孔出现的。他们似乎始终为社会所抛弃，终日以“感伤的诗”、“醉人的酒”和“清冷的泪”为伴。翻开短篇小说《沉沦》，出场的是这样一个青年： 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指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的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郁达夫笔下的这种“零余都”形象与屠格涅夫作品中的“零余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自从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零余者的日记》问世后，“零余者”这个名词迅速流行开来，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如鲁迅、谢冰心等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零余者”有其独特的形象，他们都是被挤出社会的小人物，可能有些才干，甚至不无理想，却被生计问题逼迫，在腐败的社会中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贫穷困厄，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信心与安全感，常常“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或者如同在荒田野墓间无目的地游逛的多余人。他们自暴自弃，自哀自惭，却不甘心和丑恶的现实同流合污，总表现出一种虽然落魄却又正直坦诚的品格，表现出与当时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对峙的孤独倔强的姿态。郁达夫的这种风格同时也离不开日本作家的作品对他的影响。以上面“忧伤的”青年形象不例，我们在岛崎藤村早期创作的诗歌，如《千曲川素描》中，从佐藤春夫的“忧郁”小说中均能找到“熟悉的”面孔。“青年忧郁症”是大正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不光是当时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如田山花袋等也在其作品中所所表现。然上述《沉沦》中的那种长篇大论式的刻划在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比比皆是。郁达夫的这类描述颇有些夸张的色彩，读后不但不令人对主人公产生同情，反倒觉得主人公着实有些“无病呻吟”。郁达夫的这种描述不是紧扣故事情节来展开的，显得牵强，看得出郁达夫是在模仿，表现出他早期创作的不成熟性。但这也恰好证明了郁达夫在创作上受日本作家影响的事实。日本文学对郁达夫文学创作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私小说”的运用。郁达夫早期的三篇小说都是“自叙传”性质的。这种技巧常见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家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的作品中，被认为是日本“纯文学”的正宗。但是郁达夫却在这种自然主义文学的格式里灌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日本的私小说重心境描写而漠视外部事件，笔触细腻。郁达夫不但擅长这种描写，而且贯穿首尾。郁达夫在运用私小说的技巧时，不是借用了通常的“第一人称”，也非直接地“告白”或“自传”，而且把“我”客观化、对象化、心境化，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他那种独特的“他－－抒情诗”式的私小说风格。以《沉沦》为例，我们看到的整个故事都是通过“他”的眼睛观察的并且通过“他”的叙述传送出来，我们一详尽刻也没有能够离开“他”的视线和“他”的流动的感觉：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地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我们就这样通过“他”的眼睛，“他”的感觉和“他”的讲述获知了文本中的这一切：他怎样在稻田的中间缓缓地独步；他怎样碰到了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学生而不知所措；他的家事；他的邪念；他的“偷看”和“偷听”；他的狎妓与自杀„„我们也通过“他”的眼睛认识了他周围的一些人，被他暗恋的旅店老板的女儿；山上守梅林的农夫；酒店的侍女„„对于文本的叙事来说，“他”是一位聚焦者，是文本所发生的故事的核心的观察者和反映者，《沉沦》整个叙事都是通过“他”的观看和叙述完成的，离开了“他”，我们无法确知人物的言行举止，不论是他的自言自语，还是他“窝里犯的罪恶”，或者最后在无人的海边自杀，没有任何人能对这些细节提供证明。不过，郁达夫对自己的这种风格似乎并不满意，在回忆《沉沦》的创作时，他承认：“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他回忆到： 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里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是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不愿意用功，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所以《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既无真生命在内，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琢磨的。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那里有这种体裁？”(88)果然,中国文坛没有接受郁达夫的这种体裁。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郁达夫运用了这种技巧之后，中国其它作家很少以“身边琐事”为创作素材，“一味地重心境”来创作小说的，“他－－抒情诗”式的创作手法也没能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进一步发展。五 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其“厌事、伤感”的特点，比起西方那种气势客观存在的浪漫主义文学来更能满足当时郁达夫的那颗“孤独、破碎”的心，郁达夫那种“好孤独忧伤”的性格和当时在日本所受到的种种压抑、歧视，也促使他毫不犹豫地、积极地选择了最能“表白内心忧伤和痛苦”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这是郁达夫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郁达夫在模仿的基础上，创作了自己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郁达夫把这种“厌事、忧伤”的文学带到了中国文坛。一时间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们暂且不论这场轰动中的孰是孰非，但郁达夫是中国开创这种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通过这一事实，我们也完全能够有理由认为，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考察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陶晶孙等“创造社”同人的早期创作的话，相信对这一看法会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建国以来我国的一些权威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中都“忽视”了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我认为这是深受了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影响的缘故。长期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所为“中国文学史上只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不但研究不够，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遭难。以致“创造社”的主帅，同是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的郭沫若多少年来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文学者。由于这种极“左”思潮的横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应占有地位不但得不到公正的承认，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与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也被“忽视”。事实上，从建国后到80年代为止，中国新文学史基本上还是以鲁迅、叶绍钧、茅盾、巴金以及“延安文学”为主线来写的，对浪漫主义文学谈论得很少。不光是浪漫主义文学，连一些其他它文学风格的一些作家，如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而且以及“新感觉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也被“忽视”了。庆幸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学界逐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开始客观、中肯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的创作及其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对他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历史总归是历史，从中国新文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其诞生到早期的成长都离不开外国近代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这其中日本近代文学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有证可查，有据可依的。鲁迅通过日本的写实主义文学接触到了俄国近代文学，“创造社”同人通过日本接触到了欧洲近代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等，仔细推敲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都不同程度地留有受日本近代文学影响的痕迹，郁达夫的浪漫主义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章。郁达夫从一个青年学生逐渐成为一个作家，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社会状况、近代文学对他影响的结果。他早期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文学民是深受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而形成的。郁达夫在二十年代初期把这种浪漫主义文学推上了中国文坛，吹响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诞生的号角，其功不可抹。而由于他及“创造社”其它成员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注释：（１）郁达夫《〈鸡肋集〉题辞》，1927年10月20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19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２）（３）（４）仲密（即周作人）《沉沦》，原载于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6--3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５）萍霞《读〈茑萝集〉》，原载于1924年12月初版。（６）（７）（８）（９）（１０）参见黄爱华《郁达夫的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鬃达夫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996年12月于浙江富阳。（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又感受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郁达夫研究研究目录》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24)(25)(26)(27)丁易《〈郁达夫选集〉序》，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44--45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28)(29)(30)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9--4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31)(3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6--4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33)(34)同11(35)参见《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36)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辑。(37)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38)参见《天津师院学报》1980年第5辑。(39)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40)参见《文学评论》双月刊1980第年6期。

(41)同6(42)同36(43)(44)(45)(46)(47)同11(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同6(67)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转引自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第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6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69)利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序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1版。(7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1版。(71)(72)(73)分别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转引自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74)成仿吾《〈沉沦〉的评论》，原载于1923年2月1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专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75)郭沫若《论郁达夫》，原载于1964年9月30日《人物杂志》第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91--1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76)(77)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11月15日初版，转引自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78)引自沈绍庸《关于郁达夫的一封信稿》，风1981年9月《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79)同76(80)郭沫若《学生时代》，原载于1942年6月桂林《野草》月刊第4卷第3期，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1)郭沫若《创造十年》，1932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2)郁达夫《雪夜》，原载于1936年2月16日第16期《宇宙风》，转引自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3)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1933年2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84)(85)郁达夫《书塾与学堂》，原载于1935年1月5日《人世间》第2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86)(87)郁达夫《孤独者》，原载于1935年3月5日《人世间》第2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

第三篇：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董志凯

近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继续贴近当代中国经济开展研究工作。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探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背景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正在深入。从统筹的角度特别是城乡统筹的角度研究工业化、“三农”问题、收入分配、消费和社会保障、金融、产权等方面的历史有所发展。在前些年注重体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正在突出。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注意拓宽视角，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跨时期的角度研究经济史正成为趋势。

一、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研究 1.新民主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仍然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朱佳木、薛汉伟、王文章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它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新民主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赶超战略的实施对这一加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

张徐乐、吴景平等人认为，上海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政府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上海外资企业的改造也是成功的，商业协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了企业所有权问题，避免了日后在此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外交纠纷。[2]

1950～1952年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用了坚定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结合的手段，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步骤方面较之民主革命时期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有11点新精神，在对待富农的政策方面有4点新内容，在土地财产的分配政策方面有6个新特点。这些政策改进减轻了社会震动。[3] 1950年初，围绕东北富农的争论焦点是能否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其实质则是何时开始社会主义步骤。[4] 无论是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还是围绕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歧以及对新税制的批评，毛泽东的一个基本不变的观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5] 2.工业化战略、工业化建设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道路

朱佳木、董志凯、师吉金等人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中国加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逻辑结果，在这场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思考有很高的理论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156项建设为代表，工业建设成为国外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主要途径。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前后，中国在经济方面学习苏联的重点是工业部门和企业，但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技术首先随着援华建设的工业项目来到中国，通过引进成套机器设备、工艺和产品设计，中国工业在原材料、能源、机械、电工、兵器等产业领域较快地形成了生产能力，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基础。与此同时，1949年至1956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也发生着变化：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犹豫彷徨，到最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6] 3.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实施

1953年，中央制定实施具有统制经济特点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为了缓解粮食供求紧张，而不仅是为工业发展积累超额资金。这项制度对保持物价稳定取得了极大成功，后经毛泽东理论提升，统购统销政策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分支。[7] 梁胜宇指出，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主要因素。在资本极度匮乏和生产要素不足的国情制约下，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集中全国有限的人才、资金和投资品进行重点建设，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选择。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要求和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缺乏经济管理经验的中国向苏联学习、逐步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来源和现实途径。

4.大跃进和调整

对于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和内涵的探讨：周恩来首先用“跃进”说明1956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则用它与1956年周恩来等的“反冒进”相对立。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对“大跃进”一词加以量化，但量化的指标仍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跃进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结果事与愿违。当时，在国民心理素质不高、商品经济严重受阻、制度存在严重弊端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会犯类似错误。[10]

张海东、陈东林等人认为，1959~1961年期间，气候总的来看对农业十分不利。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1959年和1961年为损失偏重年份，1960年为损失严重年份。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有文章认为这三年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惟一的原因。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得出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集中缺粮因素看，决策错误远大于自然灾害。[11]

1961年至1962年，中国共产党围绕制定和修改《农业六十条》展开的大规模调查有深远历史与现实意义，但其不足和局限为：第一，未超越“三面红旗”的雷池；第二，未突破单一公有制、集体劳动和按劳分配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第三，对调查材料的不同认识埋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种子。[12]

[9]

[8] 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运动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预演，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失

[13]误，造成四清运动打击面扩大，这为“文革”的发生做了铺垫。

5.“文革”期间的经济

程振声、房维中、谭首彰等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大门重新打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这为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开始了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成套设备和技术。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整顿是推进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一次尝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先声”。当时，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的是既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要为维护人民公社体制、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树立一个样板。这场运动的终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4]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分析 1.改革起步与阶段划分

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的改革方法。当我们确定“搭桥过河”的目标时，重要的是桥的形状、材质、承受力及造桥的成本和时间，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海归人士和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15]

杨圣明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三段：初始段大约从1979-1992年；1992-2001年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开放；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

[16]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进入了以完善为主题的新阶段。吴敬琏把中国的改革过程分为：1958~1978年为行政性分权改革阶段；1979~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1994年至今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阶段，市场经济制度全面建立。[17]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6个阶段：1956~1966年的萌芽阶段、1966~1978年的受挫阶段、1978~1984年恢复探索阶段、1985~1992年的理论形成阶段、1992~2000年的体制建立阶段、2001~2020年的完善成熟阶段。[18] 陈锦华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长期受到“左”的干扰，但农村和中小城市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个体工商户、集市贸易，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活跃和发展城乡市场的酵母。从1978年12月到1992年l0月党的十四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为以下阶段：1978年至1984年9月；1984年10月至1988年底；1989年至1991年底的争论和反复，逐渐突破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充满变数，市场经济必须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相结合。[19] 双轨制提出于1984年，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标志，其有三层含义：一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机制。1985年初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以后，价格双轨制就此迅猛发展起来。二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三是针对农村大锅饭推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批发价格逐步放开。“双轨制”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1997年终结。[20]

肖冬连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反射”式地推进。改革初期，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同时，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而对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21]

2.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4年，农村改革展开与农业迅速发展；1985~1992年，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1993~1999年，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2000年至今，进入重化工时代。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的制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22]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新中国有三次重大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第一次是“一五”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调整时期，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兴起，是一次质的飞跃。3.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水平

[23]

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评价上，大家的看法是贬多于褒。秦晓认为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影响效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和体制两个方面。从宏观层面看，与效率相关的问题还表现为：1.产业结构落后，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2，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的金融、信用、保险、咨询业的程度较低；2.工业布局不合理，矿产资源、运输、人力资源错配；3.垄断行业造成缺乏竞争的效率损失。上述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高速增长和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24] 宋国青的看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一个中等偏上农民家庭的主要生产资料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其他一些简单农具和运输工具以及灌溉设施，大概相当于“另外一头牛”。后来，农业机械和灌溉设施迅速增加。综合农业投资和由此形成的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率远高于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过去50年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下降了。用不同指标度量经济效率的结果可能是相反的。过去26年全社会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平均为2.2%。不考虑土地的话，总投入的增长率不过5.0％左右，加上不增长的土地，总投入的增长率只有4.0%左右。这样，总投入的增长只能解释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25]

安立仁的论文指出，通过对中国1952~2002年基本经济数据分析，可以建立5种中国经济增长模型：1952~2002年生产函数是非技术进步的；资本的边际产出不变；劳动的边际产出不变；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劳动力无限供给。他证实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驱动，而使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保证是存在一个高储蓄率或投资率。胡鞍钢等通过对1995~2001年中国经济分析增长来源发现，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GDP增长率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投资及资本存量高增长，资本生产率由正变负；人力资本高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下降了约2-3个百分点。他们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的低质量的经济增长难以维计。

另外，中国经济的“人均”发展水平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应用于经济产出总量，对于分析资源占有状况同样有用。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1900年降为43％，1950年降为21％，2001年上升到59％，仍未达到1820年所占的比重。人均占有量同人口数量有关，[27][26]中国人口1820年占世界36.6％，1870年占28.2％，1913年占24.4％，1950年占21.7％，1973年占22.5％，1998年占21％，总体看呈下降趋势，但一直高于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位次前移，说明有比较大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仍是比较穷的国家。

三、农村改革的历程与“三农”史

1.农民收入与城乡统筹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关系呈现三个特征：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28]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能平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城乡关系的变化特征主要有：工农业产品交换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了城乡关系的合理化进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日趋紧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对城乡隔离体制造成巨大冲击；小城镇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城市化基础。目前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

农民收入与负担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包括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性、农民收入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农民收入从单一走向多元等。秦兴洪等认为，农民收入问题形成的原因在于：1.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损害农民利益。80年代初期，“剪刀差”有所缩小，但到80年中期以后，“剪刀差”又迅速扩大。只是由于80年代国家与农民资金分配的“取”、“予”格局变化，农民总的讲是受益的，但实际收入低并长期停滞。2.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不公平。[30] 总之，经济学界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有长久而激烈的争论。大家普遍赞同的观点是，农民负担已经趋于农民可承受心理的极限值，并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和农村基层社区结构的稳定。农民负担变化的几个阶段为：1.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7)：积重难返，略有微调；2.农业税制改革后(1958~1965)，高位盘整，深度下挫；3.“文革”时期(1965~1975)：税负缓减，杂负混乱；4.改革过渡时期(1976~1988)，逐步规范，稳中有降；5.改革启动时期(1989~1998)：高位运行，起落不定。总之，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农民负担问题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性。[31]

中国农民收入长期无法上去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对工农业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这一战略是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财政收入1996年为7,400亿元，2000年为16,386亿元，增幅达121％，但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只从700亿元增至1,231亿元，增幅为75％。对于公共建设，城市是由政府出资，农村则由农民自己来负担。[32] 农业收入分配在1949年以前，地主通过占有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提取土地产量的50%左右（其中包括田赋）。1953年以前的定额提取，农业正税及其附加达到了农业收入的20%左右，但由于取消了地主阶层，农民的收入仍大幅度提高。1953~1977年形成了国家支配主要剩余的提取体制。农民从集体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必须要依靠额外的劳动来增加收入。1978年至1991年重新实行了“定额提取”。1992年后受到来自乡村基层政府的冲击，农民负担不断加重。[33] 1998年的《粮食收购条例》，造成了各地农村税费改革的中断。[34]

陆学艺撰文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目前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但农民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根本转变。他认为，我们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乡镇现有的政权体制。[35] [29] 2.农村土地制度

新中国农地制度重大变革有四次，第一次是土改，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第二次即1953~1955年的初级合作化，农民把自有的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交由初级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入股分红，从而有限地推动了生产发展。第三次是高级合作化，取消入股分红，结果致使产量下降。第四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农民的收入明显提高。第一次和第四次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次，组织互助合作，办初级社也是要肯定的，但否定富农经济、家庭农场的发展却值得研究。第三次改革实际上是走集体农场道路，这不能肯定，至少是太早消灭了私有制。[36]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不断寻求效率与公平最佳结合点的过程。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相

[37]对较优的选择，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可以采用的较好的土地制度模式。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证明了国家从对土地的经营中退出来的正确，但是没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含混不清；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没有给予农民长期永久的经营使用权和土地处置权，承包农户只是半自主的经营主体；没有将农村集体组织改造为名正言顺的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重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38]经营体制势在必行。

3.私营经济的历程与性质

在转轨时期，不同地区私营经济发展路径分岔。那些较为彻底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将促使民营企业较快获得组织的相对交易效率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由来。那些稍慢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会以基层政权的形式参与企业演化过程，因而发展出了具有模糊产权结构的乡镇企业，这是苏南模式的由来。那些固守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不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

[39]供合理的政策环境，这便是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党和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认识及保护，经历了1949~1954年有限发展、1956~1978年几乎绝迹的时期后，迎来了1978~1992年个体和私营经济大力发展的时期和1992~2003年蓬勃发展的时期，其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雇工问题的研究，张厚义认为，我国关于雇工问题有两次大范围的争论，建国初期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争论和改革开放初期关于个体、私营经济中雇工问题的争论，其中经历了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和法律分析法等利用不同方法的认识。根据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在被调查的企业主中平均年总收入为110,470元，其中利润收入92,335元，其余18,135元为工薪等收入。[41] 劳动收入最多只占16.4％。[42]

关于乡镇企业的研究，谭秋成指出，1994~2000年，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不仅明显放慢，还出现了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债务水平升高的现象。对此，有矛盾的两种解释：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结果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出现困难，乡镇企业目前的困难源于银行的公有性质以及由此引起的企业预算软约束；不同观点则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企业技术选择上越来越偏离比较优势原则，导致了经济结构趋同、过度工业化以及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43]

四、收入分配、消费率与社会保障史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双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可分为两个时期：197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从1995年开始，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使它对消费和投资的作用走向反面，由过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转变为制约因素。在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的演变导致经济增长呈倒U轨迹变迁。[44]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按照SNA的支出法计算，在GDP中，最终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1978年为62.1％，1981年为最高，达67.5％,1989年为64.1％，2002年最终消费率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58％。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低，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46]

[45][40]

不同的观点认为，低消费、高投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李海鸣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创建革命根据地后开始的的阶段；二是建国以后到“文革”前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企业的社会保险具有统筹、互济使用的社会化特征；三是“文革”至1986年，这时社会保障完全单位化，形成了严重的单位办社会；四是1986年至今，这个阶段掀开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序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进一步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47] 另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公民权分离的基础上，导致城乡之间在卫生医疗服务和老年保障方面存在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城市居民享受着1950年代初建立的比较慷慨的养老金制度，且待遇标准超过了发展中国家通常的水平，而农村地区却没有正规的老年公共保障措施。

五、财政、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与投融资体制改革

[48]

对金融货币历史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利率、汇率和体制改革。于1948年底出世的人民币，一开始就被严厉的外汇管制封闭在中国大陆的边境之内。国际上开始关注人民币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经过10年改革开放，从国际贸易和对华投资的角度，国际上都要求中国放宽外汇管制，这导致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但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民币所受到的国际关注还主要限定在专业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联系领域。人民币问题提升为国际普遍关注的重大经济乃至政治问题，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波三折，总的趋势是压力越来越强劲。

金融压抑是中国银行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关于金融压抑的研究，卢峰等认为，早在1952~1978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低利率体系就被用来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金融压抑依然存在。垄断地位使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总额一直到1990年代早期，都占整个银行业总贷款量的90％以上，即使是到2000年，这个比例依然维持在77％左右。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银行业严重的信贷歧视。[50]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在1979~1990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实际利率逐渐表现出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动的关系。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影响程度较其他经济变量弱，而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却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51]

[49]

对于中国银行体制的改革的研究，刘锡良认，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是从“大一统”银行体制到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银行体制的变革的核心有二：一是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完善商业银行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明晰的微观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企业化经营、商业化改革、加强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明确股份制改革目标等几个阶段。从大的方面讲，企业制度是银行制度的基础；就银行本身的改革而言，搞股份制只是明晰产权、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的重要步骤，而不是银行改革的全部。[52] 过去10年涉及投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可分为三类：一是属于方向正确而实际不到位的，例如“主要靠市场配置建设资金”、“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等等；二是以建筑业改革混充投资改革；三是经济含义混乱的一些特色措施，在实践中恰恰是这一类措施推行最得力。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使得一些老的病根未能去除，新的矛盾又在积累，反映出来的明显症候有四：1.国企增加待破产成员，银行增加待处理坏账；2.国企缺乏持续投资的能力；3.民间投资融资障碍重重；4.信用缺失。[53] 因此，张曙光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靠投资拉动的经济，不仅是由于中国的投资率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而且由于投资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很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由于投融资体制的限制，中国投资的效率却比较低，且呈不断降低之势，这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改革开放25年，我国虽然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依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54]

关于宏观调控问题，刘树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5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它们分别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第五次宏观调控具有新特点：调控针对不同；态势经济体制基础不同；调控方式和手段不同；对外经济联系程度不同。陆磊认为，宏观调控对所有的转轨经济国家都意味着风险，原因在于所调控的经济主体在持续发生变迁，以往的调控经验与手段随时都面临着失灵的可能。1993~1996年的三年治理整顿和著名的“宏观经济十六条”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1999年，政府提出保住经济增长率达到8％而实际仅达到7.8％

[55]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微观与结构上的深刻转型，经济主线变成了中央一地方一多元化经济主体。[56] 吴超林认为，1984年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在总体上可界定为以抑制总需求和以扩大总需求为特征的两大阶段，它们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我国货币政策演变的进程反映了从直接的计划控制不断向间接的市场调节转变，展示了我国宏观调控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的一般历程。[57]

六、工业化、城市化史

加入WTO前，我国工业发展战略的演变，基本上是围绕着对外贸易战略、利用外资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的转变展开的。而我国产业结构战略的转变，则伴随工业化过程的演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大体上经历了：1979~1988年扭转片面重工业化倾向、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业阶段；1989~1991年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控制一般加工工业发展、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阶段；1992~2001年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推动工业结构由高加工度化向技术集约化转变的阶段。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必然一度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国多数产业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幼稚期、成熟期和强壮期。为了向第三阶段拓展，企业战略可有三种选择：品牌导向战略、产能导向战略和因势借势战略。[59]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率目前约为1.25，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中后期也是城市化的高潮阶段。资金目前有较多剩余，而主要问题是土地极为稀缺。[60]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资源几乎全部被旧体制成分占据。通过“给政策”方式，开发区普遍成为了新体制环境最容易生成的区域。这不仅为大批外资、“三资”、民营等市场经济成分提供了立足的空间，降低了改革的代价，而且为规避新旧体制直接碰撞提供了宝贵的时间错位机会。

[61]

[58]

李京文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及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但差距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么严重。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定程度的滞后；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后一个因素又主要受中国长期以来投资比率过高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受制于国民经济中基础因素的影响，希望仅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改变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是“头痛医头”的态度。在可比较数据的87个国家中，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略显不足的结论。[62]

作者：董志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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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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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异同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异同

——以“九叶派”诗歌为例论述与浪漫主义诗歌异同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是在继承发扬民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诗歌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而逐渐发展形成的。具有形式自由、韵律灵活、自然清新的特点。其中，以“九叶派”为标志,说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已达到高峰。故此，论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我是九叶诗派为例来阐述的。

一，九叶诗歌特征与浪漫主义诗歌的共同点

九叶诗人并不都是从一开始就倾向于现代主义诗歌的，相反，其中的不少诗人都曾经有过接近乃至崇尚浪漫主义的创作经历。这就与浪漫主义诗歌有了共同处。袁可嘉说：“大一那年我主要沉浸于英国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我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深受感染，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作他想了。自己也学着写些青春期感伤诗。”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浪漫主义诗歌是与自我、青春、热情、理想的人生要素密切相关的。因此，一般来说，对于个人，初入人生、诗坛的人首先走上浪漫主义的道路就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对于一个民族，在任何新的变革之处，诗歌艺术也比较容易形成激情昂扬的浪漫主义的潮流。浪漫主义主要不体现体验和认识的深度，而体现生命的向上的激越。

浪漫主义主张表现自我，张扬个性，这些特征在九叶诗人的创作中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的。郑敏表达生命的压抑与痛苦，那是因为诗人比较看重自我与生命的升华；陈敬容表现对新生的焦渴，包含着对现实与人生的一种梦想和期待；甚至注重自我生命解剖的穆旦，在满含痛苦挣扎的诗篇中，也融合着对生命的期待。九叶诗人以现代主义追求替代或超越浪漫主义的艺术经历，并不是他们没有对现实和生命的热情、挚爱，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赞同诗歌的激情外露，不赞同感伤和口号式的空洞。

二，九叶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的不同点

在诗歌内容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这一点上,“九叶派”与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九叶派”继承了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关于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传统。

九叶派”是将客观现实主观化与主观自我客观化相结合,其中心还是主观自我。诗人将客观现实的题材经过主观自我的处理,也即主观化后,将所感受到的经验、情思加以沉淀、体味,然后,又超越内心,以知性的眼光来观照,来思考。在抒情这一点上,“九叶派”与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划清了界线。抒情是浪漫主义诗歌的核心和灵魂。当然,不止是浪漫主义诗歌,抒情一向被认为是所有诗歌的核心和灵魂。而对于浪漫主义诗歌来说,抒情更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本质。没有抒情,就不能称为浪漫主义诗歌。

九叶派”与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的对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观念的对立。浪漫主义诗歌流派以抒情作为核心和灵魂,是继承了“诗即抒情”的传统的诗歌观念。而“九叶派”对这种传统的诗歌观念进行大胆的挑战,提出拒绝单纯抒情的全新的诗歌观念。九叶”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尽量避免原生态的情感直接入诗,而先在理性和思想的审视中,加以沉淀、过滤和升华,然后,还不能尽情宣泄,而是将之融会到诗人的理性思考、判断和评价之中。这种思考、判断和评价又水乳交融般和情感的载体、对应物交相渗透。所以“九叶”诗人乃至给予他们深刻影响的里尔克、冯至所创作的诗,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活和情感的简单的反映,而要远为复杂得多。

第五篇：现代国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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