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将会娱乐至死吗？-读《娱乐至死》

第一篇：人类将会娱乐至死吗？-读《娱乐至死》

人类将会娱乐至死吗

———波兹曼《娱乐至死》引读

■孙玮

一

《娱乐至死》一书的封面是现代人特别熟悉、甚为亲切的生活场景：一家四口人，父母和男女两个孩子坐在电视机前。异于日常情形的是，这些人只有身躯，没有脑袋。它的寓意很明显，电视使人类丧失了精神和思想。

这就是尼尔·波兹曼的预言，他描绘了一幅相当骇人的人类前景图。

波兹曼似乎期望人们把他作为预言者。他在此书的前言中提到了两个预言家，一个是以《一九八四》出名的奥威尔，另一个是写了《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波兹曼这样描述奥威尔的失败：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奥威尔预言的1984是人类全面陷入独裁统治的恐怖之年。波兹曼提醒说，人们在庆幸奥威尔预言失败时忘记了赫胥黎的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另一个预言：那就是人类将沉湎于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比如电视———直至死亡。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如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波兹曼总结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波兹曼在这本书中发出的预言是，将要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

二

你如果根据上述文字就下了判断：波兹曼在这本书中只是延续了商业文化批判的老生常谈，那就大错特错了。波兹曼为了撇清他和那些对电视垃圾“司空见惯的抱怨”的关系，特别声明自己对所谓电视“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任何人，他甚至说，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种“垃圾”。他也不否认电视以情感力量鼓励人们反对战争和偏见的巨大作用。但他还是要批判电视，尽管印刷机制造了更多的垃圾。此时你可能会紧急转向，接着下了另一个判断：波兹曼在延续麦克卢汉。这次你对了一半。因为波兹曼确实是以麦克卢汉为起点，你甚至还能看到麦克卢汉的老师英尼斯的影子———尽管波兹曼未提及这个名字———但波兹曼上路之后就与他们分道扬镳了。波兹曼强调，他的重点在于媒介对于人类认识论的影响。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本质是

娱乐的）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波兹曼以这样决绝的观点开始他的预言：知识分子们不断地用批判手法促使电视成为重要文化的载体———想想我们生活中的精英们怎样努力地企图将电视从庸俗提升到崇高———危险就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在波兹曼看来，精英知识分子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偏偏要它承载它负担不起的使命，以至于对人类的前途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波兹曼毫不避讳他和麦克卢汉的联系，为此他特意引用麦克卢汉的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他对于麦克卢汉的延续是，认为媒介决定它所表达的文化的本质，因为技术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如果用英尼斯的话来说则是，媒介是有偏向的。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内容，甚至能最终控制文化。和印刷术相比，电视偏好娱乐，如果强行用电视表达诸如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人类就会在娱乐中走向灭亡。

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的论点：形式决定内容。他为了应对他人对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的指责，又提及了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一个名字———马克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难道不会消失吗？”波兹曼以这些话说明，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只是一种媒介技术，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波兹曼更想借助马克思说明，麦克卢汉被作为一个学术界的异类，完全是人类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疏忽大意，历史上已经有许多类似马克思的思想家们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波兹曼要在这个被忽略的路径中接着走下去。

波兹曼的这种考虑不无理由，因为在形式与内容两分法的传统思维中，形式总是被内容决定的。形式的无足轻重不但表现在它必须依附内容而存在，而且还要根据内容随时调整自己，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内容。但波兹曼的担心也有些严重了，因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当今的许多领域都被作为重要命题考察，除了马克思，波兹曼还可以找到许多大名鼎鼎的思想者来证实这一点。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些，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之外的一些学者们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取消了形式和内容的界限。历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海登·怀特有一部著名的论文集，名为《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怀特认为，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它还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叙事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我们无法对它们做出截然区分。“形式的内容”，多么意味深长的话语。另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苏珊·桑塔格。她在成名之作《反对阐释》的题记中引用了两段文字，其一为：内容是对某物之一瞥，如刹那间之一遇。它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内容。桑塔格以为现代艺术以众多的方式逃避对于内容的阐释，以消解形式和内容的边界。比如抽象绘画试图避免通常所谓的内容，因为没有内容，就无所谓阐释。波普艺术则以相反的方式达到了相同的结果：它使用如此明显、如此“本来就是这样”的内容，以至到头来也不可被阐释。电影中也存在某种需要加以把握的内容之外的东西，电影拥有一套形式词汇———即电影制作过程中有关摄影机的运动、剪辑和画面的构成那一套详尽、复杂并且大可商榷的技术。

因此说，在麦克卢汉的道路上，波兹曼并不孤单。在这个主题中我们还可以开具一长串的名单，比如波德利亚———他论证大众传媒以纯粹的形式力量占据了后现代社会的中心；甚至还可以扯上吉登斯———鉴于他关于大众传媒造成的时－空分离现象的精彩阐释。波兹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在新闻传播领域充分发挥了这个形式与内容的命题———主要是对电视的剖析和批判。

三

波兹曼认同关于电视以娱乐性导致美国公共话语解体的判断，但他对于这种现象的探究是独树一帜的。他的路径是，真理与表达的形式有关，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在波兹曼看来，真理的外衣是印刷术而不是电视。在人类试图给新闻、政治、宗教、教育这样严肃的、以传递真理和建构公共话语为主要目标的活动穿上电视这个花里胡哨的外衣时，危险就出现了，人类不可能以电视接近真理。波兹曼对于电视的批判是以对印刷术的分析开始的。他以大量令当代人感到吃惊甚至是震惊的历史事实，说明了美国民主社会早期的公共话语和印刷术不可分割的关联。比如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出版的《常识》，在两个月之内卖掉了10万册，以人口比例计算，这相当于在1985年卖掉800万册。你可能会说当代也有如此销量的书籍，比如那些《哈利·波特》之类上了排行榜的畅销书；你可能还会说当代图书业的发达导致品种多而单本书的发行量少。但是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波兹曼想说的是，当时的阅读是与严肃性的公共话语的建构紧密相连的。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没有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在各种人群中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更重要的是不同阶层的人群共同阅读像《常识》这样严肃主题的书籍。以至于1772年时的学者就有评论说，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者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而这才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表现出来的主要兴趣。

波兹曼充分认识到任何媒介技术都有两面性，印刷术也不例外。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变为可能，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但他认为归根结底印刷术利大于弊。现代人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大多来自于印刷文字。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总而言之，波兹曼认为印刷术是真理最合适的外衣，因为它可能以思维的理性化逻辑性、主题的严肃性以及意义的丰富性建构有价值的公共话语。

电视则被波兹曼认为是与公共话语所要求的理性、严肃和丰富背道而驰的。波兹曼并不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但他以为就本质而言，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借助电视，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画面，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电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主要表达，因此娱乐借助电视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娱乐定义了人类所有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在这里，波兹曼显示了与以往电视批判话语不同的取向，他认为皮亚杰们的理论———比如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虽然是正确的，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揭示电视对于当代社会以及人类未来的威胁。

四

波兹曼从新闻、政治、宗教、教育四个方面———这可能是波兹曼认为建构公共话语的关键地带，是关系人类命运的最重要的领域———阐释了人类在电视中娱乐至死的悲剧命运。波兹曼认为，电视对于新闻的戕害在于它以娱乐规则统领所有新闻报道。首先，电视节目的构成形式导致新闻报道丧失了严肃性。在一般为半个小时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播音员用“好……现在”这样的串联词，将原本毫无关联的事件作为整体（一档新闻栏目）传递给观众。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立即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了。在电视的这种模式中，我们看见的是零散不全的新闻，它们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它们只能是纯粹的娱乐。其次，电视“看”的特征导致

了电视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主持人或记者的表演。简单地说，电视为新闻的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报道者所——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第三，商业广告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影响。在严肃新闻中插播的广告会在瞬间消解新闻主题的重要性，观众可能产生并且需要的深入思考不断被广告打断。这种模式妨碍了电视新闻成为一种严肃的公共话语形式（比如中国观众经常能在电视新闻对于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严肃报道中，反复看到插播的麦当劳广告）。波兹曼总结说，电视新闻只能给它的观众“假信息”，这里的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当代人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在没有——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正想方设法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已经没有人在乎这一切。

波兹曼因此说，像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面对这种局面也会不知所措，因为新闻界并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谎言并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而是公众被娱乐得麻木不仁，适应了一个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娱乐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构成公共话语的严肃事务。赫胥黎则早就预见了这样的情形，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波兹曼认定电视是纯粹的娱乐工具，所以它对于人类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提供纯粹的娱乐节目。电视最糟糕的用途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波兹曼接着下了一个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结论，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诸如《新闻60分》之类的严肃电视节目才是最大的危险。波兹曼的意思是应该让有偏向的媒介技术归于它们合适的位置，如果强行将娱乐的电视用于严肃的事务，就会走向反面。

波兹曼在讲述他的预言时表现出无比的悲观。他并不认为奥威尔的预言毫无价值，但他认为专制威胁不再那么可怕，是因为人类对这样的威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而赫胥黎告诉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笑容满面的人。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当专制降临时，人类会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们的激励下奋起反抗；但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那些就此发出警告的人们已经声嘶力竭了，但他们仍然不被人理解。波兹曼说，《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的文字散发出震撼人心的魅力，但这确是“阐释时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优美。

五

波兹曼在将要揭晓最终的解决方案时说，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虽然他的预言十分悲观，但他仍然乐观地相信只要是问题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尽管希望渺茫。如果你觉得波兹曼是善于把握阅读节奏的高手的话，他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提出的解决方案真是过于平淡，以至于有点让人失望，他也因此说自己无法超越赫胥黎的智慧。当然本书不是小说，所以波兹曼不可能为了读者的阅读快感任意编造结尾。波兹曼虽然在这个主题中表达了高昂悲壮的理想主义，但他还是保持了对现实的异常清醒的把握———他剖析了那些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比如提倡一个月不看电视———虽然可敬但适得其反。他的方法是，利用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学校。利用学校教育让人们思考并理解这些问题：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

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些广泛进行的公民媒介素质教育中，媒介内容受到最多的关注，比如色情、暴力信息可能产生的影响，波兹曼的媒介影响认识论的问题基本被忽略了。

波兹曼的预言能否实现？如果波兹曼还活在人世，作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期望自己的预言落空。最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波兹曼们的离去，在“电视文化”中长大的人们将取消他发出的预言。

波兹曼的思想还是在媒介技术论的范畴中，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媒介技术论终究提出了传媒研究中能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文化研究、实证学派形成平衡的、别具一格的思想路径，波兹曼在其中也算得独树一帜。这对于打破技术的盲目乐观论调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技术不是中立的，人类不可轻信自己驾驭技术的能力和意识。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波兹曼写作此书时的身份———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他在本书中也反复强调他的美国文化语境。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们的警惕应该是双重的，奥威尔、赫胥黎的预言我们都必须谨慎对待，保持高度警觉，并且延续波兹曼不懈的追问和探究。（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篇：读《娱乐至死》有感

读《娱乐至死》有感

原创： 邓钦月

阅读《娱乐至死》之前，我特意查阅了该书的写作背景，个人觉得《娱乐至死》与《众神狂欢》是姐妹篇，虽然出自不同国家的作者之手，但都是基于对文化浪潮冲击带来的利弊进行思考与探索，前者是谈20世纪后期，电视媒体的异军突起，印刷媒介逐渐式微，甚至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而引发的思考和焦虑，后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文化崛起，各路“众神”迎来了狂欢时代，尤其是文化的众神狂欢而引起的思索和担忧。《娱乐至死》的作者是美国籍的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ll Postman,1931~2003），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教授授衔，并担任纽约大学文化与传媒系主任直到2002年，波兹曼专注于研究媒介技术大爆发为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该书对于今天的媒介研究者也具有重要的启发。

正如《众神狂欢》中提到，但市场文化以新奇、刺激、欲望作为主要特征带来文化市场的变革冲击传统文化时，一部分知识分子首先是“控诉”,《娱乐至死》就是一本精彩、有力的严厉的这样的“控诉书”.《娱乐至死》“正文”部分分为 11 章，作者以“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躲猫猫的世界”、“娱乐业时代”、“好……现在”、“走向伯利恒”、“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赫胥黎的警告”十章节来观察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控诉人类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通读这本书，作为新闻专业的大学生，未来的媒体人，站在今天时代的我对书中的一些观点不完全认同，毕竟这本书是1985年出版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的这样一个时代过程，这本书是作者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作者阐述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样一个观点。我赞同作者的前瞻性，以及对新媒体出现带来的隐忧、认识到媒介危机等方面具有惊醒的精神，但时代注定是要发展的，科技注定是生产力。我们只能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新生事物以及科技带来的发展利弊。

《娱乐至死》有些观点我也是认同的，在第十章 “教育是一种娱乐活动”中，讨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当人们试图通过电视节目来做教学时，对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电视是如何定义了“什么是知识”,“怎样获取知识”?谈到试图通过电视进行教育的行为，有一种教育娱乐化的倾向这样的观点，就今天来看也是利弊都有。比如我们大学生上网课并网上答题和考试，是不是真正做到教育到位？正如书中提到这样的教育“有趣味”了，但是否真正学习到知识？教育实在是一个太大、太重的问题。如何去教育学生或教育自己？教育是研究知识的传播的，小到从老师到学生，大到社会风气的形成。还比如无孔不入的广告，在报纸出现之前，广告的影响力并没有这么大。即使是在报纸主导的印刷机时代，广告也仅仅是以精简的语言蜷缩在报纸的某一个角落，广告被看作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1985年电视机已经成为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项目，各式节目24小时不间断播出，波兹曼认为“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就广告而言，电视时代，广告分分钟插入，人们都习惯看电视广告去购物了……理性消费少了。几十年后的中国情况类似，就我喜欢看的XX电视台，自从电视台商业化以来，为了能在收视率竞争中脱颖而出，节目娱乐化的倾向愈发强烈，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内向国外借鉴过来的自产的娱乐节目多如牛毛，各种答题比赛和综艺秀和近期的真人秀等，真正好看的节目不多，是观众口味越来越刁钻，还是我们娱乐的兴趣下降？就如近期播放的古装剧，本来很好看的剧情和演员不俗演技，结果为了收视率换新剧，电视台剪辑多集，播放时观众表示“断片”、“看不懂”——“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前言，作者提到了两种重要的预言：一个是来自乔治 奥威尔，他认为人们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受制文化；另一个是来自《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他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人们在享乐中失去自由，他认为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恰恰是赫胥黎的预言。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描述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电视介入政治使得原本严肃的竞选仿若综艺节目，民众热衷于政治家的花边八卦，对他们的着装外表评头论足，并让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直接影响手中的投票器；

二、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主持人机械的“来看下一条”,就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应有情感正在丧失，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在阅读《娱乐至死》时，觉得它有些话语放在今天都特别有意思，比如这段：“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这段话指的是电视这个“满面笑容人”的出现造成的精神毁灭……作为学生，也许我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但我认为，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尤其是新科技的出现不能理解正常，但一味“打倒”也是心态不够开放的一种表现，作者对当下“娱乐至死”的抨击，倒不如说是对人类自身缺乏识别力和自制力的贬斥。而且对印刷术的推崇显然是一厢情愿，作为警惕可以，拿它来抵触视觉文化和信息飞速传播却没有必要。

但新科技带来的弊病也要正确认识，就目前我们这类现象来说：一方面，抖音、快手、网红、天价明星、Kris吴舌战群雄；另一方面，对国家有着巨大贡献的精英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却无人问津。娱乐明星相比起国家的“脊柱”们更受关注，这在许多国家也是普遍存在，这是一个社会级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青少年们花费大量时间刷抖音、看直播，这或许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就目前中国新生代线下娱乐消费逐年增长，90、00后已成主力军。另一方面，网络的娱乐化是较电视而言有过之无不及的，而且网络由于可以提供互动而将娱乐精神进一步深化。如今，许多报纸（如经济观察报）都有博客专栏可以说明民间言论的力量，但同时许多人也因此在网络上发表不负责任、不经核实的评论，在网络逐渐替代电视侵入我们的文化社会背景下，大众化的、简易直观并以娱乐为导向的文化占领文化高地实在让人无法不担心文化的倒塌。

在我看来，“娱乐至死”更多地表达的是在这个消费时代大众审美的趋势，至于能不能到“死”的地步，还值得商榷。毕竟，新科技的出现都是伴随着利弊的，这其中，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才可以辨明是非，掌控自己去取舍。所以我相信人不会一味满足娱乐，乃至“死”.迟早，人天生的对崇高的追求会激发，引领正确的道路。比如我外婆外公那辈人，在文革巨大的精神荒芜后的那批大学生，他们的阅读高度，也许数十年内都没有哪代人能够超越，这就是对此最好的佐证。

读完此书，厌倦而思：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书中的一些观点，但还是感谢作者波兹曼，感谢他对这个时代的忠告。

第三篇：娱乐至死读后感

洞穴里的囚徒——由波兹曼《娱乐至死》展开的问题

浙江省新昌中学越新文学社 俞圣杰

令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这是一本写给电视时代的图书，但是其所蕴含的道理与关怀在网络时代也毫不过时。每天，我们打开电视机，打开电脑，那些花边新闻如洪水般涌入，即使是严肃的新闻，也多配以噱头的标题和血腥的图片，或干脆用戏说的形式。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用眼睛来消化所得，我们的感官感受更甚于我们头脑的追求，而电视这些媒体终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而使人们失去印刷时代时所具有的品质。我们的文化终将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这是我们大家不想看到的，作者为了把这种不易察觉的文化伤害以及对人自我意识的彻底剥夺表达出来，在本书中一步步地向我们解释、举例、引用。

作者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媒介即信息”。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把握了传播的把柄，就会把握传播信息的主动权。在书里，波兹曼又有一种更为深入的认识——媒介即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而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因此，媒介就好比是一剂精神鸦片，它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对其产生依赖，当完全上瘾后，你明知痛苦与自由的丧失，但却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进行补救，因为这剂鸦片已经深入你的灵魂和骨髓了。

波兹曼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我们并不一定是为了看时间而去看表”因为“有部分人只是好奇于表示时间的方式”。当传媒的作用不仅仅是实用，而只是满足当代人浮躁的社会心理与挑剔的口味，那么娱乐业就应运而生了。在印刷时代，印刷品的出版与读者意见的反馈是有时间差的。因此，当我们发现只有报纸与杂志才能达到承载海量信息的功能时，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读者去适应印刷品的品味乃至排版要求。这时就需要人们思考，选择汲取知识，所以在纯印刷年代，娱乐对于传媒的影响很小。

但是，电视时代的到来，宣布了“娱乐”概念的汹涌澎湃也同时到来。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体，具有反馈快、形式多、内容大等特点，因此对于观众口味的转变，电视制作部门往往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这除了与信息时代到来有关外，与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都知道，评价一个电视节目是否受欢迎的指标就是收视率，你只需动动鼠标，就可以知道你的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节目在群众中的被认可程度。所以这说明了为什么每当一档节目走红后，会有无数的跟风者一拥而上，如《非诚勿扰》《中国达人秀》。

而赚取足够的收视率又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广告收入的增长。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广告，我们常常听说什么格莱美、《中国好声音》拍出破纪录天价广告费。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电视台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追求收视率了，虽然收视率本身并不会赚钱，但是它会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所以当经济命脉也变得商业化时，节目的商业化也不可避免，为了满足社会浮躁心理带来的对快餐文化的渴求，电视节目愈来愈往戏说、炒作等方面发展。比如看《非诚勿扰》，看《快乐大本营》，我们张大嘴巴肆元忌惮地笑，但是等节目结束，我们往往是捧着有些酸痛的面颊，然后头脑空空地再次投入生活斗争的苦海之中。

如果只是普通老百姓对娱乐文化有疯狂的追求，这可以理解。可是，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也倾向于用娱乐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观点时，我只能用疯狂二字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了。

某次竞选失败，气急败坏的尼克松拒绝检讨自己，反倒跟自己的化妆师大发脾气，一口咬定该次失手，原因全在于化妆师蓄意破坏……如你所知，这样的茶余饭后的笑点其含义已经和八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至少，它让我们在听说当下任何一位政客在如火如荼的竞选热浪中亦不忘为自己特聘“笑话”参谋这样的新闻时，不再惊诧……“政治”正演变为一种娱乐——尽管刘晓庆的脸、周杰伦的女友等其实无关政治。

但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里，一切都可以成为可能。记住，这不仅仅是玩文字搭配的游戏，是我们的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在消费年代里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娱乐的附庸。

如果以上我所说的还让你觉得将信将疑，那么我来举一个你肯定熟悉的例子：一直都很受欢迎的让学术与明星联姻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固然，用电视做文化普及很好，很不错。但是一旦需要与电视的表现形式相适应，就会慢慢偏离我们初始设定的目标。以《百家讲坛》为例，它的确让我们记住了于丹，记住了钱文忠，他们或许风格迥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戏说形式：戏说三国，戏说明史，戏说红楼以至戏说《弟子规》。个中引起的争议，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很多了。当学术成为了“戏术”，当一个社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开始向娱乐献媚，我想这只能引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来抒发我的心痛：觚不觚，觚哉！觚哉！

柏拉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洞穴理论。他说人类一直被困在一个洞穴中，只能看见被火光投射在墙上的影子，便执着地以为这些影子就是一切。现代人类也处在一个大洞穴中，只不过这些洞穴是由强大的传媒、信息网络构建的，我们只有拥有一件现代的电子产品，才能保证自己还活着，保证娱乐还存在着。在这种可怜的依赖感中，我们还能找到心中最初的童话吗？

（指导教师：何文魁）

第四篇：娱乐至死 读后感

《娱乐至死》读后感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的手，而大人的脑袋却被一个电视机所替代，很快我们就能从这本书的封面中解读到这个时代的趋势：媒介即信息。而作者也是从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出发的，然而作者与麦克卢汉的观点也有不同，作者更加注重的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媒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正如作者所说的：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公众的话语方式规范决定了华语的内容。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娱乐真的能致人于死地吗？开篇的几行字成了读完这本书的动力，在看到奥威尔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和赫胥黎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来说，更认同的是一场滑稽戏的言论。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很多种传播文化的媒介，从最早的口口相传到后来的报纸，电视和现在的电脑，如果作者知道有微博那一定也会写在书中。这种趋于大众的话题都日渐娱乐方式出现，使人们缺少了思考，谈何创造呢。在这个时代里似乎娱乐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生活目标。这一点印证了作者的说法“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作者这种观点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大环境提出的，运用到21世纪的中国似乎刚刚好。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大会中提出了什么方针和政策，关心的是那些政治家们的花边新闻和八卦，对他们的办事能力毫不关心。大量的信息不予筛选的就在电视节目上播出，新闻和信息铺天盖地的向我们大众运来，只为了提高收视率，真正能让人有所思有所想的内容却一笔带过使其无人问津。作者在书中用一种真诚方式来谈论这个时代愤青的话题，同时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对这种社会现象提出理论系统的研究是难能可贵的。

如作者所说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以记忆力的好坏评论一个人的智商的高低，在印刷术发明并大规模普及以前，人类处于长久的口述文明之中，语言是主要的媒介，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头脑必须成为流动的图书馆，文化的传承是靠口口相传交流和延续的；印刷术特别是印刷机普及后，人类由口述文明转化为书写文明，在由铅字组成的文化里，文字取代口述成为文化的重心，思想变得更富抽象性，语言、可解义、逻辑性成为内容的标准，思想的深度亦得以展现；摄影、电报、电视等电子媒介把人类带到一个电子化的世界，在这种由图像构成的语境里，事物均以直观的方式呈现，连贯性和逻辑性不再重要，“知道”比“理解”变得更加现实和迫切，事物的界限变得随意而可以分离，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碎片式”世界一样，“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作者所担忧的是，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由其作为媒介呈现出的世界在我们眼里不再新奇有陌生感，而是自然而然。人们会不自觉接受了新媒介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琐碎、语无伦次变得有意义和合情合理，严肃的公众话语将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思考不再那么重要，什么都事不关己。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电子和网络发达的今天是作者没有想到的，电视像是得到应有的报应一样，网络里面微博论坛的出现是这种公媒操控人类思想的结束，私媒以他运用人数广和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茁壮成长，人们开始对身边的事情发生了思考，去编辑新闻，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去发现身边的事情，去思考，去传播得到公众认识的便会成为一个话题引来更多人的思考。可是私媒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很多人用游戏人生的态度去对待游戏新闻。

总之，这个时代使人变得需要运用在社会大环境下的常识去理解和判别信息。作者的担忧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而文化在未来可能会被束置高阁，从文化中会分离出来一种信息，不是真理也不是是非，而是新闻。所以文化不会成为滑稽戏，新闻才是滑稽戏。

吴梦浩婕

第五篇：娱乐至死 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 杂谈

10级高本广电刘惠34号

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如果身边有一本纸质的书籍多好，而不是我所阅读的E-BOOK。因为，我实在不习惯捧着电脑看书，密密麻麻的文字下来，麻木机械的记下来一些，只感觉头晕目眩。于是乎，我一时缅怀起印刷时代那些记在纸上的内容，那个时代的却充满了文化与思想的气息。

作为一本媒体文化批评专著，《娱乐至死》的书名很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这里的“娱乐至死”，不是指娱乐到死的勇敢坚决，也非娱乐着死去的生活态度，而是说娱乐终将导致毁灭。配合这个危言耸听的书名，封面图也很不俗：端坐在一台电视机前面的一家四口，衣裳华美，但无一例外地没有脑袋。没错，这本书靶子对准的就是电视这种媒介，这幅图告诉人们，这是个电视娱乐时代，人们不需要思考，最终也弄丢了脑袋。

通读此书，其文字清晰畅达，娓娓道来。虽然开头很难懂，读着太理论，不过，后半部分还是很易懂的，逻辑性很强。需要很多思考。正如此书第一章里写道的那样：“你读这本书时，首先，你应当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的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是的，这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花精力去阅读。所以，我会愿意花钱买下这本书，从文字形状和作者的思想两方面来细细研读它，而下面仅是我的一些初略的想法。

相信很多媒体人看了这本书，职业自豪感会消减很多，同时警觉和反省顿生，责任感会更强烈。至少我这个学电视新闻出身的人是这样。《娱乐至死》的写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文化全面流行的美国，时隔20余年，这本书风向依然精准，与当今信息社会依然契合，虽然书本批判的是电视文化，但是书中的揭示和判断，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新媒体层出不穷的今天，依然经得起推敲。从这个角度看，波兹曼是个不折不扣的预言家。《娱乐至死》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么，波兹曼要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那么，真有预言的那么恐怖吗？下面我来盘点一下当今流行文化中的关键词汇：从知识爆炸到信息恐慌，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从全民选秀到网络恶搞，从过把瘾就死到有快感你就喊，在这些词汇的语境里，思想和思考是不需要的，理性被情绪化，高尚被戏谑化，严肃被无厘头化，深沉被幼稚化，无聊的东西充满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也许说，“娱乐至死”可能危言耸听，但至少是关于信息自由和文化安全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警告。

我想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句名诗“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用来描述当下我们所处的这种信息环境恰如其分：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许这些不相干的信息，除了作为谈资，还可以用来填纵横字谜，或者参加《开心辞典》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

如果说，电视“只看重表演，不需要思想”，这个看法的却有些失之绝对，但有几分道理。按照作者的分析，电视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无法也不需要思考，你在电视上思考，观众在这过程中就没有东西可看，而观众一旦思考，就会错过接下来如缕不绝的画面和信息；比起思想性，电视更需要表演艺术和化妆术，电视要的不是证明你内心是否诚恳，而是你在镜头里看起来诚恳，观众说到底不关心你的观点，而是关心你留给大家的印象。

这么一想，我们就不会对今天超级女声、我型我秀这类电视选秀节目的红火和巨大影响力，感到吃惊了。电视选秀，就是纯粹的娱乐，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义。要是有人认为那些票数代表的就是投票人的观点，那才好笑呢，那不是观点，只是情绪，要不选手支持率怎么隔几天就会变动一下？

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们必须着重关注下，新闻又是如何被娱乐化的呢?

按照作者观点，电视培养了一种叫做“好„„现在（接下来）”的世界观。正如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词通常用于切换新闻，提醒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和我们将要看到的东西并无关联。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社会事件，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接下来”，一切就可以从我们脑海中马上消失，我们的注意力被牵引着转向其他的新闻，或者是一系列轻松宜人的广告。所以，电视观众看见的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严肃性的新闻，新闻成了娱乐。

这不是糟糕的，糟糕的是我们习惯了电视这种不连惯性（奇怪的是我们要求书和电影保持口气上的一致和内容上的连贯，却对电视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人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印度洋海啸、伊拉克战争，或者911恐怖事件的新闻之后，说一声“精彩广告后我们再见”而不适应。我们无法想像，这种情况会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产生怎样的危害。他们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会不会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更觉得，所有关

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和广告一样稍纵即逝，不必当回事，不必做出理智的反应。当然到今天，这已不只是电视的问题了，新媒体层出不穷，新闻也在日渐娱乐化。在网络上，准确的文字已经落伍，幼稚和臆语是流行语言；报纸文字总是很短，阅读者大多有这种感觉，超过一千字的新闻，现在基本是看不下去了，照片、图片和图像越来越多；杂志的视觉刺激就更寻常了，很多时候我们挑选一本杂志，只是因为它给了我们美好的视觉享受。

老实说，每当我看到这样一张报纸：排版朴素，几无照片，上面的某些文字却能让人回味再三，不由心生感动，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坚持啊。

波兹曼在书本最后忧虑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面对娱乐对文化的威胁，过于悲观的作者提供不了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深刻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怎么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方法在哪里呢？唯一可行的办法也许是通过教育，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学会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并无必要因作者的上述忧虑而如剑芒在背，毕竟书本写作的社会背景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波兹曼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警示性，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娱乐至死》让我们明白，某些信息形式对文化是有杀伤力的，应该警惕和远离这些信息形式；信息自由是把双刃剑，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保持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保持理性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将被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拯救，不是“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而是“amusing ourselves to surv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