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牵手进法院1
牵手进法院
2011年5月25日，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中院、二中院和有少年庭的区县法院组织具有一定法学理论素养和审判实务经验的法官担任各高校青少年法律社团指导老师，为社团学生参与司法、亲近司法、体验司法提供各类实践机会。由法官、高校社团、农民工子女学校三方结对的“牵手进法院”活动正式启动。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正式与指导法官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法官志愿者张华法官结对、与农民工子女学校杨浦区东辽阳中学结对。
秉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加强对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和保障工作的合作交流，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制环境”的宗旨。法学会、张华法官、东辽阳中学三方通过充分的协商讨论决定在下半年定期组织一系列活动来提高青少年的法制意识和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能力。比如：法学会将邀请张华法官来上海财经大学为在校大学生讲法律诉讼实务中的案例问题；法学会将组织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参观法院，直击庭审，旁听案件,模拟法庭进法院等活动。对于东辽阳中学法学会将组织在校有相关法律知识的师生到杨浦区东辽阳中学通过升旗仪式上发言或上班会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活动气氛中增长知识，寓教于乐。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活动的举办，来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合作与友谊，点燃同学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树立我系同学们踏实奋进的学习精神，并且增强中学生对于法律的重视，展现我们法学会的风采，从而树立我们法学会的品牌，为今后的吸引法律人才和输送法律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篇：法院城乡牵手,结对共建工作总结
法院城乡牵手,结对共建工作总结
“城乡牵手结对共建”活动开展以来我院高度重视积极响应严格按照《中共赵县县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牵手结对共建”活动的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了《赵县人民法院关于城乡牵手结对共建活动的实施方案》并与与赵县范庄镇西花邱村结为城乡牵手共建单位从制定帮扶计划、丰富共建内容、理清发展思路和健全帮扶机制着手结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将“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我院党组把“城乡牵手、结对共建”活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成立了“结对共建”领导小组由院长冯青林长任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成员并下设办公室专门负责“结对共建”工作的具体开展。并通过到共建单位西花邱村实地调研、考察结合共建村的特点和实际把物质扶贫与精神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把共建的着眼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村容村貌上以生态村为发展基础、文明村为发展动力、小康村为发展目标。经我院与西花邱村委共同研究制定了《赵县人民法院 范庄镇西花邱村关于城乡文明牵手共建行动方案》使帮扶工作有序开展。
二、围绕《方案》逐项落实。按照方案中的规划 把 2 结对共建活动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结合起来主要围绕建设社会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以“基础设施共建、文明礼貌新风共倡、道德素质共育、贫苦疾苦共助、经济发展共促”为共建内容为把共建活动切实落到实处院长冯青林、纪检组长孟国志多次深入到西花邱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与部分村干部座谈和走访入户等方式就村两委队伍、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存在问题等方面广泛听取了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到该村人口612人其中村集体所有梨果树1000余亩产业结构过于单一进一步发展瓶颈凸显还存在村内交通不便等问题冯青林院长通过与乡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进行现场交流提出了在发展原有梨果种植业的同时采取举办采摘节、农家乐等形式发展旅游、观光业破解发展障碍的建议并与村两委领导共同探讨制定了长期帮扶规划同时我院还将协助筹措资金解决村内街道硬化等问题。
三、发挥我院优势积极开展送法服务活动我院还组织有关庭室多次开展送法下乡干警大走访活动义务为西花邱村民提供法律服务共接受群众法律咨询300余人次咨询内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承包、农村信用社的借款合同、婚姻家庭等方面法官当场给予咨询群众热情、耐心的解答同时法官们还入户走访群众40余户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西花邱村的未来建设和发展上我院虽然提出了一些积极性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具体实施上还存在一些资金不足的问题针对此种情况我院结对共建小组成员认为西花邱村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一方面村委会可以通过培养党员干部和科技示范户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增加村民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活力另一方面法院可以在全院范围内深入开展扶贫帮困倡议活动发动全院党员法官以庭室党支部为单位以交纳特殊党费的方式筹措帮扶资金力助西花邱村走出困境。
今后我院将始终如一地积极响应县委组织部的号召努力探索“结对共建”的新途径每年开展一个主题帮扶活动扎扎实实为西花邱村里办一两件实事。为此我院将继续克服自身经费不足的困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干警捐一点、单位挤一点、向上争取一点等多条腿走路的办法尽量为西花邱村筹集必要的帮扶资金。与此同时我院将利用现有的信息、人脉等资源优势一如既往地帮助西花邱跑项目、争资金、搞建设全力支持西花邱村未来的发展。
第三篇：军转干部进法院
军转干部进法院
原载《南方周末》1998.1.2
两年前，我应邀给某省法官培训班讲课，内容是中国与西方司法制度和司法观念的零星比较。讲课过程中，我表达了对我们国家在选任法官方面一种惯例的不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总是理所当然地把每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许多人员安置到法院中？为什么不要求医院安置他们？
问题提得似乎有些突兀，也许听课的法官们压根儿就没有把它当成问题，也许在他们看来拿法院跟医院相类比本身便很不伦：这怎么能比呢！医生是人命关天的职业，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就给人把脉看病开处方，岂不是江湖骗子？更不消说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什么都不懂，乱割一气，真正是拿人命当儿戏！——我从听众的表情读出了这样的质疑。
于是，我开始论证法院和医院或法官跟医生之间的可比性。医生固然是人命关天，难道法官这种职业不是人命关天么？差异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医生是把将死的人往活里救，法官则经常是把个大活人往阎王那里送。但他们的职业都关乎人命却并无二致。我们古典社会便很注意防止处理案件的官员们“出入人罪”，什么是出入人罪？正是指操生杀予夺权柄的官员们把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出生入死，上下其手。人头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或《封神演义》里申公豹先生的那颗脑袋，砍掉还可以再安装；昏官或赃官错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呜呼之后，什么都完了。平反昭雪之类，不过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后人而已。
法官要处理的事务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正如医生不是每人每天都在急救濒死的病人。巨额财产的归属，未成年人的监护，合同是否应当履行，文章是否构成了对被批评者的诽谤，夫妻还能不能继续住在一个屋檐下，祖传下来的房产能否保全而不被作为“钉子户”沦为推土机下的废墟……所有这些，虽然不直接关系人命，但是，它们对于相关当事人权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哦……两种职业的差异还可以指出一点——不过，这一点强调的却是法官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医生的行为通常只涉及个别病人，他的失误只会给特定病人及其家庭带来损害，然而，法官的失误却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法院不只是纠纷的处理机关，也是宣示国家法律究竟由怎样的规则构成的机关，司法官员行为本身便是在表达着正义的风纪。司法机关的行为是否正当，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评价，影响到一国社会风尚的趋向。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培根才断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行为比很多次其他不公正行为为患尤烈，因为后者污染的是水流，而前者败坏的却是水源。
说到这里，法官们似乎同意了法院与医院之间的可比性。但是，另一个问题并没有回答：是的，法院也很重要，甚至对社会有比医院更大的影响，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法官的选任必须像医生那样，先要受过专门的教育。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军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有用的训练。你怎么能论证法官公正的司法行为一定要跟法律教育不可分离呢？君不见报纸上表彰的法官里许多都是复转军人出身的么？
这实在是击中要害的质问。可不是么，我前些年曾对法院系统的一家专业报纸所刊登表彰法官的文章作过一番统计。在迄止1994年6月底出版的共114期报纸中，刊有表扬法官的通讯、特写等共72篇，其中明确提到主人公是复转军人的共18篇，占25％，表明主人公曾受过大学教育的只有5篇，占6.1％。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比例上的这种差异，用语上的区别更是泾渭分明。作者们明显地在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军人的经历乃是这些优秀法官们得以成功的基础，而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他们的四年寒窗却连一个积极因素都算不上。
这是为什么？难道说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中国的司法职业就是离不开军人的气质和作风，现在的大学教育根本无从培育具有良好素质的司法职业群体，还是文章的作者（以及报纸的编者）受到长期流行的某种新闻话语结构的支配，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再现和强化着某种固有的意识形态？果真是复转军人更胜任司法工作的话，为什么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郑天翔等院长都曾奔走呼号，要求不能让法院再背这样的“包袱”；一次次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都不断地强调对在职法官进行学历教育的重要性？与其把不合格的人员放进来之后再费尽气力进行学历教育方面的补课，何如一开始就把门槛垫高，只接受那些受过大学法律教育的优秀毕业生做法官？
我坦率地告诉听课的法官们，对于这个问题，自己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判断，并试图让大家各自谈谈内心的想法。出乎我意料的是，听众陷入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之中。我甚至从个别法官的眼神中觉察出一丝敌意。见势不妙，我赶快收住话头，告诉他们我非常赞成妥善地安置复转军人，这不仅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位复转军人的儿子和另一位现役军人的哥哥（搬出家底是为说明我决无恶意），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保卫国家，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军旅生活，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在他们离开军营之后有一个好职业。但是，我还是明确地表达了我的倾向：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他们从前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并且符合法官任职的其他要求。
课程结束了，培训班负责人送我一份学员登记表。我发现，整个法官班学员中，复转军人出身的法官占了将近一半。
反对文章：
曹瑞林：复转军人缘何不能进法院
编者按：贺卫方先生《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在本版（1月2日）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人民解放军（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复转军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阶段都作出过重大贡献，本报刊发该文时确有考虑欠妥之处。本期转载曹瑞林先生的文章，并表达我们的歉意。
读了贺卫方的《复转军人进法院》，笔者如鲠在喉，实有不吐不快之感。因为“贺文”不仅对军人的转业安置政策不很了解，而且对军人的才能与素质存有一定的偏见。
“贺文”开宗明义说了一个他很不理解的现象：“为什么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总是理所当然地把每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许多人员安置到法院中？为什么不要求医院安置他们？”
此话如果出自一个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嘴里，我不感到蹊跷，而出自一位法学专家之口，我则大惑不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另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机关。那时大批解放军官兵打败了蒋家王朝之后，脱下军装迅速转到政权建设上来，营长、连长当县法院院长、庭长的比比皆是。“文 革”十年，“公检法”被砸烂。“文 革”结束后，根据***同志的指示，以及党和政府的要求，大批转业干部被迅速充实到公检法机关，使这些政权部门很快得以恢复……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中，军队转业干部不仅为我国政法机关的建立、恢复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已经成为国家政法战线中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在我国政法机关建设已经比较完备的时候，否定他们为此做出的历史贡献，甚至把他们说成是法院的“包袱”，令人心寒。
贺先生把“法院”与“医院”安置转业军人作比较，其实质是说转业军人的文化、业务素质不高，当然当不了医生（其实我军每年都有大批转业干部到地方医疗战线工作），所以，医院不好安置转业军人。而做法官仅靠军人的气质和作风也是不行的，他们同样也当不好法官，所以，法院队伍也不应吸收转业军人。然而，贺先生可能不了解，军队干部职业决定了他们不仅要具备国家干部的基本素质，而且还要具备军人特有的气质，成为具有独特优势的先进群体。1980年以后，全军实行经过院校培训、成长和提拔干部制度以来，我军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并且，军队本身就有大批干部从事法官、检察官和保卫工作，具有胜任本职工作的业务素质，转业后为什么不能当法官？！以法律为例，自全军统一组织军人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每年上千名军队考生的成绩，及格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经过严格的法律专业训练的考生，转业到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当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转业和退伍军人十分关心和重视，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妥善安置复转军人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总书记、李鹏总理多次指出：军队转业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转业后，将会给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增添新的活力。***同志早在1980年3月就指出：对军队减下来的干部“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官，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与其他行业、部门相比，军人经历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加上他们刻苦学习，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实践，完全可以成长为一名称职的人民法官。这是被实践一再证明了的，就连贺先生也承认这一点。“贺文”中，曾以法院系统的一家专业报纸做过一番统计：“在截至1994年6月底出版的共114期报纸中，刊有表扬法官的通讯、特写等共72篇，其中明确提到主人公是复转军人的共18篇，占2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令人高兴赞叹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复转军人不仅在其他战线可以做出成绩，而且在法院系统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贺先生在文中也讲到军人为国家奉献了青春年华，国家理应安置好转业军人。但他同时又强调“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按照他的逻辑，银行的同志可以说转业军人缺乏金融知识，因此他们不应做银行职员；工商部门的同志可以说转业军人缺乏市场管理知识，因此他们不应做工商系统的业务员；公安、检察部门的同志可以说转业军人缺乏法律知识，因此他们既当不了警察又做了不检察官……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工作可供转业军人选择呢？
加强法制建设，不应该把转业军人拒之门外，而恰恰相反，要把他们继续作为一支生力军，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有计划地不断地充实到政法部门中去。当然，我这样讲，不等于说不管哪个转业军人都可以当个好法官，也不是说每个转业到政法部门的军人都干得很好。随着我国法制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法官专业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不要说一些转业军人的素质不适应法官的要求，就是一些在职法官如果不注意学习、补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新的法律知识，也难以胜任自己的职责。如果说过去的转业军官，主要还是用他们对党对祖国的耿耿忠心和良好的基本素质，换取一个应得的工作岗位的话，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加上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技能令社会刮目相看。
支持文章：
朱苏力：基层法院法官专业化问题——现状、成因与出路(节选)
一．“复转军人进法院”
1998年新年伊始，我的同事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题为《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杂感，[2]对中国法官选任制度，特别是这种做法背后隐含的社会和政府对法院和法官工作的一般看法提出了批评。其基本观点，在我看来，完全是正确的，既今天的法院已经不同于新中国前30年时期的法院（“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今天的法院是依据普遍的规则解决具体纠纷（实现司法/正义）并在解决纠纷中确认规则的一个具有很强专业性的制度机构；仅仅强调军人作风、军人气质和军人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这反映了我们社会对法官和法院的理解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已经不能适应当代法院工作乃至整个中国法治发展的需要。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决策官员仍然坚持传统的观点，把安置转业军人进入法院作为一项有利于法治建设的政策推行，有可能不利于法院和法官的专业化发展。
一篇2000字的短文，并且要求标题引人，文字生动，观点鲜明，就很难把该说的话都说到。而且，我自己也认为，贺文中确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硬伤”的地方（例如，他含混地认为复员军人和军转干部都是由国家安置的）。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贺文的基本思路是对的，他是在借事说理，而不是完全是就事说事。
但是，恰恰是由于借事说理，就可能惹得与这“事”有关的人或一些人不高兴。特别，一方面，当时中国政府已宣布将再次裁军50万人，不少军官面临着“下岗再就业”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已经使得劳动力供求日益市场化。因此，这个本来可能很简单的问题和道理在这种情势下就变得很敏感。很快，一篇题为《复员军人缘何不能进法院》的文章首先在《中国国防报》随后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3]作者曹瑞林，一位受过法学教育的现役军官，某军报记者，与我也曾有过一面之交。严格说来，这篇文章集中关注和讨论的和贺文完全不是同一个问题，仅仅是一个在某些地方有交叉或钩连的问题。大致说来，曹瑞林认为，现代社会的工作样样都要求专业化，那么转业军人回到社会，回到哪儿去呢？同时该文又称，“军人经历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加上他们刻苦学习，锐意进取，顽强拚搏的精神和实践，完全可以成长为一名称职的人民法官”。曹瑞林的前一个问题，军人的就业问题，并不是贺文要讨论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势必更多由广义的市场和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本身来决定，将来，则应当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尽管，在目前来说，还不可能且也不应当仅仅由市场来决定。而曹文的后一个说法，则必须假定复转军人“刻苦学习，锐意进取，顽强拚搏”。而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些，又有谁不能成为法官呢？为什么只有军人有优先权呢？因此，这种论证，在我看来，并不具有说服力和反驳力。此外，仅仅声称军人经历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也并不能说服人。因为每个人只要活着，都会有经历，至少对于其本人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敝帚自珍，这是一种常识。这并不得出军人经历就一定在司法实践上是一种无形的财富。至此为止，我的结论似乎都明显偏向贺卫方：军人不等于法官；如果要加强法制，以法院作为安置军人的主要场所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是明显有偏差的。但我这样说，既不是对献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军人的一种冷漠（其实，我本人就曾是一位军人，如今虽然没有——但并非不能——进法院，却如同贺卫方教授所戏言的“复转军人进了法学院”），也不是说军人一定要一锤子定终生，退伍转业后就不可能从事法院工作，一定不可能成为一位称职的法官。[4]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的转业军人能不能进法院，而在于凭什么进，或进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讨论很简单，军人不等于法官。但是，本文并不想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探讨问题。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理解中国的法官状况，这种现状是如何构成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可能提出什么样的改进方案。我们有一系列问题要了解。比方说，中国当代基层法院的法官的状况究竟如何？究竟有多少复员转业军人或——说开来一点——没有进过法学教育的人进了法院？他/她们能否履行司法审判工作的职责？能或不能，原因都何在？而且，他/她们履行的是什么样的审判职责？就其承担的审判工作而言，是否一定法学院毕业生一定能比他/她们履行得更好？为什么？是否有相当数量的受过现代法律训练的大学生希望进入法院工作？希望进入什么样的法院？复转军人以及其他非科班出生的人进法院是否挤占了法学院毕业生的位置？挤了什么位置？司法审判所要求的知识是什么类型的知识？是否被现有的学科体制标签为“法学”的知识就一定是司法审判的知识，或是对司法审判有用的知识？目前中国法学教育传授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对审判工作在那些方面有用，在那些方面不够？如果没有足够的称职法官，复转军人进法院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替代，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军人生涯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经验与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是否不兼容，在哪些方面不兼容，哪些方面可能兼容？甚至，我们还要提问，是否所有的法官所需要的知识都是同样的？以及，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从现实到相对理想的法治状态，我们如何可能做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必须细细考察和分析的，而不可能简单地可以从逻辑上推论出来，并且也不可能依据逻辑推理或概念分析来解决所发现问题的。这里的问题已经很多了，有的还很大，具有所谓的哲学意味，但是，本文作者并不是为了追求哲学意味而研究这个问题，而是为了研究问题而不小心或不得不触及这些哲学的问题。必须指出，实证问题研究并不只是收集资料；在我看来，它至少应当同样（如果不是“更”的话）具有智识的挑战。但是，鉴于种种制约，我又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做出清楚的或自信的回答。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当代中国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所运用的材料仍然是我近年来在湖北省进行的基层法院研究和访谈获得的。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我们也许会对中国基层法院和法官的状况以及相关的一些法学实践和理论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对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也未必不无启示。但是，我清楚但读者未必清楚因此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我的研究材料的局限，本文得出的一些可能具有政策意味的结论大都只能限于基层法院，有些结论可能对其他层面的问题或其他法院有所启发，但绝不能无限扩展。
实证文章：
『法律论坛』 [法律人生]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实证分析
作者：东方绿舟 提交日期：2006-7-31 21:04:00
1998年1月2日，贺卫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上世纪中国最轰动的法学随笔，其影响力至今未消。与追逐时尚相比，笔者更愿意探讨经过时间过滤的法律问题。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情况究竟如何，笔者试以上海一个中心城区法院作一下实证分析。
199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实施以来，该法院共安置转业军人15人。
从安置时间来看，2000年前的有5人、2001年后的有10人。后期转业军人较多的原因应该与裁军有关。
从性别来看，男军人13人、女军人2人。与军队的性别构成相符，也比较符合法院进人的意愿。
从年龄来看，均在30-50周岁，以35周岁-45周岁为主。可谓年富力强，适合从事综合部门工作，但已不太适合从事书记员和审判工作。
从户籍来看，原籍上海的8人，原籍外地的7人。外地籍的人数较多。
从职级来看，定为处级的2人、定为科级以下的13人。后期专业技术人员较多，定级较低。
从审判职务来看，担任审判员的2人，无审判职务的13人。担任审判员的分别为副院长和政治部主任，其余人员因原来不从事法律工作，进法院后也难以通过法官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几乎没有再担任法官的机会。
从行政职务来看，曾任中层领导以上岗位的6人，未曾担任领导职位的9人。职务安排总体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经过2001年底机构改革及其后一段时间，领导岗位已经满员，近年来已经很难再晋升领导职务。
从工作调动来看，仍在法院工作的11人，被动调动到其他机关的2人，主动要求调动到其他机关的2人。转业军人是愿意长期在法院工作的，离开法院仍然是到其他机关工作。
从工作岗位来看，分别是办公室3人、政治部5人、监察室1人、法警大队2人，调出4人的原岗位分别是副院长、政治部、立案庭、执行庭各1人。基本局限于行政岗位。
从办案情况来看，1名副院长曾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但未独立承办过案件；1名政治部主任有审判员职务，但非审委会委员，也从未参与案件审理；1名政治部工作人员曾借到民庭担任半年书记员；1名被直接安排到执行庭担任书记员办案，后调到其他机关，另有2人曾短期到执行庭担任书记员。很少独立办案。
从德能勤绩的综合表现来看，转业军人的平均水平相比于综合部门的非转业军人的平均水平略好，但是与审判部门的平均水平相比没有优势，审判专业能力明显不足。
此外，同期有2名复员军人通过法院组织的招考被聘用为司法警察，既不属于公务员编制，待遇相差也非常悬殊。
由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一、组织安置到法院的是转业军人而不包括复员军人，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命题应改为转业军人进法院；
二、转业军人进法院主要从事的是行政工作，而非很多人想象的审判工作；
三、转业军人不仅能够胜任法院行政工作，而且还可以说是爱岗敬业；
四、转业军人由于基本都不能通过司法考试，因此没有资格和能力从事审判工作；
五、法院对转业军人有安置能力，但局限于行政岗位，安置数量需要严格控制。
第四篇：律师进法院免安检
律师进法院免安检
四川省高院5月10日面向全省下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律师权利的通知》，对律师参与诉讼和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多项权利首次作明确规定，《通知》第二条规定：律师依法参与诉讼和履行职责进入法院时，免予安全检查，只要出示本人有效律师执业证件，法院门卫登记后即可通行。有条件的法院可以设立律师通道。《通知》第三条规定：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诉讼服务中心在保障律师参与诉讼或其他活动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完善诉讼服务中心职能，积极开展查询咨询、诉讼立案、约见法官、递交材料、送达文书、信访投诉等工作，为律师履职提供“一站式”便利条件。通知还规定，律师要求会见法官并依法提交申请的，法院应当及时审查不得推诿。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及时安排并通知律师与法官会见。
第五篇：复转军人进法院辨析
复转军人进法院辨析
最近几年，某些报刊发表的某些文章，涉及法官素质时，指责法院复转军人的言论愈演愈裂。这对法院和法官及其复转军人是极不公正的，是对他们和一部分现役军人的沉重打击。这种现象值得重视。
军人复员转业之后，如果下岗失业，流落城镇乡村，当然没有人表达“不理解”；如果找个地方看大门，当然也没有人表达“不理解”；如果外敌入侵，作为预备役军人为保卫祖国上前线“光荣”了，伤残了，当然更没有人表达“不理解”。但他们竟进法院、当法官、独立办案，“有的还根据其在部队的级别安排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如当院长、庭长等”，这就与法院发生了关系，与“司法改革与检察监督”发生了关系。于是一一有人“表达了我们国家在选任法官方面一种惯例的不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总是理所当然地把每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许多人员安置到法院中1”并“明确表达我的倾向：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
谁说的呢，贺卫方先生率先发难。有贺先生1998年1月2日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为证。贺文歪曲肢解江华、郑天翔讲话原意，把复转军人进法院称为“背包袱”。引起了军人、复转军人和司法工作者的愤慨。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郑天翔两位老前辈分别接受记者采访，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是一种偏见。解放军中校曹瑞林撰文质问：“复转军人缘何不能进法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接受记者采访，用铁的事实批驳了贺文的观点。（中国国防报）、（军事博览报）、（中国转业军官）杂志为此发表文章开展讨论，以便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军转安置工作。上海（法学）杂志2000年第5期发表龙宗智（评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认为“贺文的立论方式似乎不太科学严密，某些意见也值得商榷”。第7期、第9期又陆续发表了观点绝然不同的两篇争鸣文章。这场争论至今仍未停止，且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党和国家关于复转军人的安置政策、法律法规历来是十分明确具体的，复转军人进法院有法可依，完全合法。法院需要复转军人，复转军人到法院工作是适应的、称职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正确观点至今未被一些人接受，错误观点和言论仍在进一步蔓延和发展。有{法学家）杂志2000年第5期上王景琦先生的文章为证一一如果对我国法官素质稍加分析，就不能不令人对“法官独立”产生担忧。
众所周知，我国法官的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部队转业千部，三是考入或调入的其他人员。法官们的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专业历练参差不齐。据报载，在全国法院25万干部中，研究生层次仅占0.25％，本科层次仅占5.6％，非专业化现象相当普遍。一位高级法院院长坦言：“司机可以转干当法官，军队转业干部可以当法官，工人转干可以当法官。”其中许多人直接从事着审判工作，有的还根据其在部队的级别安排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如院长、庭长等。……一个人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品行端正，如果没有相当的司法经验，也难以胜任法官的重任。事实求是地说，撇开法律素养不谈，就品行和经验而言，我国法官的整体情况也不容乐观。……如果再授之以“法官独立”的上方宝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王先生（司法改革与检察监督刍议）中一些话，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如“三部分”就囊括了法院全部人员的“来源”。衡量法官素质的“三个标准”，那也是不错的：“法律素养”、“品行和经验”。因此，王文认定“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容乐观”，认定
这“不容乐观”的主要对象即“三部分”中的一部分是复转军人。认定“如果授之以法官独立的上方宝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王文反对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独立办案，反对“根据其在部队的级别安排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如院长、庭长等”。
王文的这些说法与贺文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贺文的观点。似乎有法律依据，也似乎有很强的逻辑性，且有危言耸听之嫌。但贺文和王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从共和国历史上分析，看复转军人是怎样进法院的人民共和国政权（理所当然包括司法权）是武装斗争夺取的，没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新中国，就没审判权和检察权。新中国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都是军人或后来成为复转军人。是他们领导了中国的建设事业，包括法律建设。没有毛、周、朱等一大批军人和复转军人，就没有（共同纲领）、{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邓小平是复转军人。没有小平，中国就不能走上依法治国之路；彭真是复转军人，他做人大委员长主持制定了成百上千的法律法规，许多重要法律原稿留下了他的墨迹。
建国初期我们没有自己的政法院校，缺少法律人才，大批解放军官兵脱下军装转业到政权建设上来。公、检、法三长绝大部分是复转军人，团长、营长、连长当各级法院院长、庭长的比比皆是。未从“政法院校”毕业，缺乏“法律素养”，又无“司法经验”的董必武，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担任了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院长。建国后又做了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任院长。董必武和大批复转军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之时，在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危难之际，“理所当然”不可能进“政法院校”深造，不可以等到积累丰富的“司法经验”后再进法院当法官、当院长。
“文革”期间，砸烂了司法机关，停办了政法院校。“文革”结束后，司法机关一时难以恢复，急需大批干部。这时，党和国家又想到了复转军人，通过选调大批复转军人、政法院校毕业生和党政机关干部，使政法机关得以重建、恢复和发展。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军队转业干部“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这方面军队可以输送一大批干部。”1983年以来，由于一批优秀军转干部进入政法队伍，使严打斗争增加了生力军，此举多次受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表扬。我们从这段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复转军人进法院是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军人和复转军人是中国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缔造者，是我国各级司法机关的创业者和奠基儿建国以来，法院复转军人与所有法院工作人员已经融为一体，不分山头，不分“来源”，团结奋斗，创造了举世瞻目的辉煌业绩。这些都是（中国法制史）记载的，切莫数典忘祖。纵观历史，大可不必“担忧”“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前果已经证明：过去，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与众人一起打拼，天，没有塌下来；现在广大法官和复转军人素质更高了，他们当法官、当院长、庭长，依法独立办案，天，更不会塌下来；将来，天，同样不会塌下来；即使塌下来，还有某些高个子顶着嘛！何必杞人忧天！假如高个子顶不住，广大法官和复转军人保证能顶住。战争年代，顶住了日本鬼子，顶住了800万蒋军，顶住了现代化美军；和平年代，又顶住了50多年的审判工作，有什么“不容乐观”，有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呢11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若无军人和复转军人打天下，夺政权，创法制，建学校，哪有政法机关1哪来政法院校1又谈何“司法改革与检察监督”
1到这里，我们还要问，“撇开法律素养不谈”，撇开“品行”不谈，就“司法经验”而言，王先生参加工作之前没有任何“司法经验”，同样进了司法机关，而且从事独立“检察监督”工作。按王文的逻辑，这是不是“不容乐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呢？
看来立论要稳当也真不容易。
三、从依法执法上分析，看复转军人能不能进法院
安置复转军人进法院是“一种惯例”还是有法律法规依据1我们且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国家法制不健全时期，我国主要是按党和国家政策安置复转军人。从50年代起就有一系列复转军人安置政策和规定。当时，一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统称国家干部，均按国家干部定级别待遇。人民法院是党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复转军人作为国家干部安置进法院办案，当院长、庭长，“理所当然”，其合法性、合理性不容置疑，无可厚非。前文已有叙述。
其次，从国家安置复转军人的现行法律法规上来看，复转军人进法院完全合法。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妥善安置退出现役的军人，根据其在部队的职务等级、贡献和专长安排工作。”依据这部法律的精神，全国各行各业，包括人民法院都有接收安置复转军人的义务。这部法律与早两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官法）并无冲突。2咖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现役军人服役条例），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法）。2印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颁布（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这是一部法规性文件，是根据（国防法）、（兵役法）、（现役军官法）等法律法规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尽早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制度的重要指示制定的。对军队转业干部的社会政治地位、转业安置计划、安置地点、工作分配与就业、待遇、培训、社会保障、家属安置、经费保障、管理与监督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从上述法律法规来看，此前和今后有计划地安置复转军人进法院，于法有据。
其三，从（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的有关规定上分析，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当院长、庭长，有法可依。（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的任职资格，最高立法机关的这项法律规定，对复转军人进法院，当院长、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没有设置禁止性条款。（法官法）对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同样没有规定禁止性条款，这与（法院组织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看来，复转军人进法院，是我国一系列法律的立法原意，而不是立法疏漏。
其四，人民法院接受、安置、培训复转军人是依法办事。依据（国防法）、（法官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原院长郑天翔倡导下，组建了遍。布全国各省的法院干部业余大学，对（法官法）实施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第九条第（六）项规定的条件的，组织进行法律专业培训和任职资格考试，符合法官条件且考试合格的，发给法官任职资格证书，否则无法官任职资格。依据形势的发展，目前，最高法院组建了法官学院，各省、市、区高级法院组建法官学院分院或法官培训中心，其主要职能是分级分期分批培训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和法官。如有复转军人不符合（法官法）第（六）项规定的条件的，必须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规定的条件的，根据工作需要任命为法官，亦于法有据。同时，最高法院
最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已将人民法院人员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序列化分类管理的轨道。即法官序列、书记官序列、公务员序列、法警序列、社会化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序列。复转军人中不仅有依法进入法官、书记官序列的人才，而且公务员序列、法警序列需要复军人，人民法院也真诚希望从复转军人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法院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法警序列约80%的人员来自复转军人，海南高院组建法警总队时，专门派人与海南军区协商，从当年复转军人中选拔了10多名法警。由此说来，笼统地说复转军人不能进法院、当法官，说明一些人对法院和复转军人的情况了解太少。
综上所述，我国复转军人安置工作已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法律审判组织、审判员、法官、院长、庭长的任职资格、年龄和条件及其产生的程序和办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条件和标准。我国所有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复转军人不能进法院，不能当法官，不能当院长、庭长的禁止性、歧视性条款。只要复转军人符合进法院，当法官、当院长、当庭长的法定资格和条件，而各级党委、人大和法院又恰恰选择了他们，那就是依法办事。某个特定的复转军人因不符合法定条件被排斥在进法院、选任法官、院长、庭长之外，同样是依法办事。除法律规定外，任何人无权规定一个“复转军人不能进法院、不能当法官、不能当院长、庭长”的条件或标准。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领导多次明确指出，复转军人是宝贵财富，安置复转军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和重要政治任务，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一个重要举措，关系国家安全、军队稳定和社会稳定。国家安置复转军人进法院和法院接收安置复转军人，完全是按国家法律法规办事，“理所当然”。任何阻挠这项工作的言行，在政治上至少是幼稚的，是没有国家观念、大局观念的表现；从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依法办事的角度来看，是违法的。
四、从超前立法上分析，看能否对复转军人进法院规定禁止性条款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立法的基础不是观念、规则和原则，而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存在。国家法律法规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基础上的。有关安置复转军人的法律法规，就是建立在复转军人符合进法院、当法官、当院长、庭长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素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军人的基本素养与法官的基本素养有许多共同之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素养转移到法院工作中就是以服从法律为天职的素养；军人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素养转移到法院工作中就会变为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素养；军人公正廉洁、无私无畏的品格也是法官必备的素质之一；军人普遍有较强的组织指挥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这些素质在法院工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既管人又管事的军队转业干部，具有丰富的基层领导工作经历，具有洞察和处理人事、世事的丰富阅历和经验。这些优势，对于进法院、当法官处理案件，担任院长、庭长等领导工作，无疑大有裨益。那些具备法官任职资格和条件，具备当院长庭长德才表现的复转军人，党和国家选任他们当法官，当院长、庭长，没有任何违法或不对不妥之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个复转军人都可以当法官，当院长、庭长。复转军人在应当继续读书的年龄应征入伍，到部队工作了十几年或二十几年，除法律院校毕业的复转军人之外，有的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也是事实。但一方面，依法律规定，军人被确定转业后，由地方组织培训，到地方上岗前还要进行对口专业培训，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在职学习和在实践中学习，很快就会适应新的工作，事实上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法院也没有直接安排他们做审判工作，而是安排在庭上实习或做辅助性工作。经过一段时间锻炼考察之后，再根据其能力和表现定岗定位。具备法官任职资格和条件的，选任为法官或院长、庭长理所当然，于法有据。不具备法官任职资格和条件的，安排到行政、政工、法警、后勤部门工作，同样大有用武之地。仅以“三个标准”就认定复转军人不能当法官而将
其拒之于法院门外，没有现行法律依据，也不能成为借口“司法改革”而排斥复转军人的依据和理由。假如从具有前瞻性的司法改革的角度来思考，也只能在将来有关立法条款中，从提高法官准入的“门槛”上做点文章。但只要依法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相信复转军人一定能跨越那无论多高的门槛进入法院，任何人任何理论都无法阻挡复转军人进入法院的大门，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将来法官队伍建设走精英化之路，相信有一批复转军人一定会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法官。察古观今，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从理论上实践上，还是现实各方面因素考虑，抑或是从超前立法的角度思考，根本不可能在有关法律中规定一个禁止性条款，将复转军人排斥在法院或司法机关之外，排斥在选任法官、选任院长、庭长的对象和范围之外。即使拿出这样的立法条款也是一个歧视性条款，是法律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梦呓。如此而已。
五、从客观事实上分析，看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当院长、庭长是否合格、称职
“凡事都要坚持按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笼统地说复转军人不能进司法战线工作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不了解我国国情和军情的。”王文是2000年发表的，为找到法官文化“层次”低的所谓证据，竟然不顾2000年法院和法官的客观事实，不使用1999年或2000年的统计数据，反而使用4年前张卫理先生发表在（法制日报）上的统计数据。而这个统计数据的截止日期是何时，王文不说。而只说法官的文化程度是“研究生层次仅占0.25％，本科层次仅占5，6％，非专业现象相当普遍”。强调法官的专业素质固然不错，但用4年前的统计数据给社会公众造成错觉，以为法官文化程度目前仍然是4年前的状况，这在古代兵法中叫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或偷桃换李。4年来，成百上千的法院工作人员退休、调动、辞退，成百上千的政法院校毕业生进法院，成百上千的法院干部（包括复转军人）在职完成了法律研究生或本科、专科学业，这个事实王文也不说。其实，没有必要把4年前的数据移到现在，也没有必要“担忧”“其后果不堪设想的”。因为前果已经证明：法院的复转军人经过长期审判实践锻炼和考验，已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成为法院各级领导和骨干，他们参加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审判的案件数以十万、百万甚至千万，这个铁的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存在。王文断言：他们“未经历练”，“撇开法律素质不谈，就品行和经验而言，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也不容乐观”。但又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或数据来论证，仅仅列举了姚晓红和“三管院长”的例子。这正好证明王文的论点：“我们不能因百分之一的存在而否定百分之九十九的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同时，笔者提供一组最新统计数据，希望对解除王文之“担忧”有所帮助。这里仅以海南省为例：截止2000年12月，全省法院在编2347人，其中博士3人，占0.13％；硕士、研究生80人，占3.4%；本科662人，占28.2％；专科1027人，占43.8％。大专以上学历总共1772人，占75.4％。这说明法院法官文化程度总体上比较高。海南如此，全国也不例外，许多省市普遍比海南的情况更好。全省法院复转军人总共184人，占法院总人数的7.8％。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到8帆，其中团营干部达到1岍e.有的原在部队就有军事院校和法律院校两个文凭，或至少有其中一个文凭，或到地方通过自学考试获法律大专以上文凭。海南法院现有的3名法学博士中就有一名是复转军人，研究生中复转军人数量不小。许多团营干部成为法院各级领导干部和办案骨干，他们的法律素养、道德品质和工作能力、办案水平，从整体上讲比其他干部毫不逊色，有的非常优秀或很出色，有的在党务、政工、纪检、行政管理等部门工作也都称职。如海口市新华区法院于1999、2000年连续两年被最高法院评为“人民满意的好法院”，该院还是全国全省法院多年的老先进单位，其院长就是转业干部，而且连选连任。全省最大的基层法院儋州市法院，辖区人员占全省人口的八分之一，在市县基
层法院中人数最多，案件最多，1999年荣立集体一等功。最近10余年，该院两任院长都是复转军人。这足以证明，复转军人综合素质好，竞争实力强，能够担当重任。
事实说明，广大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地方干部的重要来源，是重要的人才资源。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显示出他们所特有的政治优势和良好的综合素质。千万不能因为个人的偏见给这项工作带来消极影响。每年安置到政法战线的军队转业干部约占总人数的9%，其比例较其他行业或部门稍大一些。这是因为军队转业干部在这方面有优势，有用武之地。从3次军转表彰大会的情况看，政法战线推荐的先进典型占了很大比例。事实上，不是军队转业干部进政法战线称不称职的问题，而是怎样认识军转干部，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问题。欢迎那些反对复转军人进法院的人士深入基层法院，实地考察论证，多到一些法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多找法官谈谈，看看复转军人的工作和办案情况，相信这比二手材料准确得多，可靠得多，也相信他们会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结论。
六、从理论上分析，看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当院长、庭长是否符合马克思义认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法官素质高低，不是“三个标准”，而是法院审判工作实践。50多年来，我国广大法官在国家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通过他们的实践，创造了良好的业绩，表现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法官总体素质的高低，也不是由占法官总数百分之十以下的复转军人的素质决定的。如果说复转军人进法院对法官素质有影响，那也是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到法院的复转军人都经过严格挑选，许多人本来就是政法院校或其他院校毕业生，许多人取得法官或律师资格，许多人在部队长期从事安全保卫、法、检工作，到法院当法官专业对口，轻车熟路。同时法院其他部门既需要又接收了大批复转军人。他们的“法律素养”、“品行和经验”，只要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的人都会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不经调查研究，不用事实说话，信口开河，随意认定复转军人是法官素质低的主要对象，违背事实和真理，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复转军人能不能进法院、当法官，能不能“安排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如院长、庭长等”，能不能独立办案，与复转军人这个特定的身份没有必然联系。身份不是衡量任何人任何事物的尺度。毛泽东和朱德是农民，李先念和李瑞环是木匠，还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做工、种田出身，如果按照身份安排工作，他们都不会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按身份安排就业，则必定天下大乱。说复转军人不能进法院，是因为他们犯了唯心主义，预设了错误前提，即认定复转军人为一介武夫，一无法律知识，二无司法经验，只有战死沙场的功夫，绝不能操生杀予夺、裁判是非的审判大权。这是典型的“唯心论”和“身份论”，与“文革”中的“血统论”如出一辙，一样荒谬。
复转军人到法院以后，与法院工作人员在同一环境工作，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选任法官，选任院长、庭长的标准只有一个，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便可以竞争上岗，复转军人“理所当然”不能例外，不能搞法外有法那一套1至于说“根据其在部队的级别安排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确有其事。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担任师、团领导职务且任满最低年限的转业干部，原则上应安排相应的领导职务，但实践中多数是降一职安排使用。营以下转业干部则没有这样的规定，实践中多数也没有直接安排领导职务，而营以下干部所占比例较大。也就是说复转军人转业后立即安排领导职务的不是多数。至于在法院工作几年之后的复转军人，经过实际工作锻炼，官复原职或不断晋升职务，当了法官，当了院长、庭长等，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这正是人民法院正确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说明法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法官，不把复转军人当外人，当“包袱”，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让所有干部公平竞争，不看身份，不唯文凭，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复转军人同样有上有让有
下，原地踏步的不少。并不是所有复转军人都做了官或当了法官。实际上，在法院工作而没有做官或没有做法官的复转军人仍然占多数。这说明法院的复转军人也是优胜劣汰，并非证明法院复转军人在本职岗位上不称职。按照王文的逻辑，经济战线可以说复转军人缺乏经济知识和工作经验，因此他们不能到经济部门；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战线可以说复转军人缺乏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知识和工作经验，因此他们不能去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战线工作；司法战线可以说他们缺乏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因此他们既不能当法官、检察官又不能当警察……如此算来，还有什么工作可供复转军人选择呢1中国各行各业都没有复转军人的立足之地，难道复转军人只有“光荣”的职业可以“胜任愉快”了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的客观性，是事物整体上和本质上的客观性，不是事物片面的、零碎的、局部的个别现象。一叶遮目，见木不见林，抓住个别事实而撇开整体和本质，就会丧失客观性。无知和偏见比谬误离真理更远。“政法院校毕业生”与“其他人员”，与“复转军人”之间没有一条鸿沟。法院的复转军人中有的本来就是政法院校毕业生，即使原先不是，通过自学考试，在职学习，大部分也是。“考入或调入的其他人员”，大多数是政法院校毕生生，或原本就在政法部门工作，尤其是最近几年“考入或调入的其他人员”更是如此。尽管法官“来源”的“三部分”人各有长短，但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共同弱点：他们进法院时，统统没有“司法经验”。过去进来的没有，现在进来的还是没有，将来进来的仍然不会有。未经实际工作实践锻炼就有“司法经验”的法官，天下没有。如此说来，这些人都不能进法院，都不能进司法机关，法院和所有司法机关岂不是都要关门I按王文的逻辑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三部分”来源“的人，没有哪一部分完全符合进法院、当法官的”三个标准“。那么谁能进法院、当法官、独立办案呢1法官”来源“在哪里1王文没说理清楚道明白，既没有为国家安置复转军人指点迷津，也没有为国家选任法官指出一条新路。”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例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责，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只有用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思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有时也能全面地系统地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选任，就没有身份限制。自马歇尔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因此使最高法院的制度重要性和司法权威得以真正确立以来的删年里，最高法院共产生12位首席大法官，其中有5位首席大法官就任此职前没有任何司法审判经验，有3位首席大法官在任职最高法院之前没有任何司法审判经验，还有1位首席大法官仅有1年半的州法院的经验，而著名的马歇尔大法官也只有3年大致相当于当今中国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司法经历。如果没有马歇尔首席大法官以他出色的政治家的而不是法律家的才能，今天的联邦最高法院甚至美国宪法都是不可思议的，在法条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历史。法国的矮个子拿破仑对法国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便是主持制定了（拿破仑法典）。更不可思议的是，拿破仑是正儿八经的军儿总之，千千万万军人和复转军人创造的法典，建立的审判业绩，审判的案件将永垂史册。这绝不只是百分之一的存在，是任何人绝对否定不了的。“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不必须且往往是不按某些人定下的规范和逻辑发展前进的。从上述历史事实、客观现实、法律法规和法理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五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复转军人进法院，当然是“理所当然”。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