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前瞻

第一篇：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前瞻

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前瞻

中国的司法改革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公共话题。但是这

一、两年来，关于司法改革的议论好像多少显得有点低迷，不是那么红火、提神。司法改革面临司法机关、法院自身难以克服的很多问题，它涉及到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审判领域或有限的司法领域。

司法改革已经推行了十五六年，如果要对迄今为止的司法改革作一个回顾和评价，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张志铭副院长说有点一言难尽的感觉。在法制日报社与赣州中院共同主办的以“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前瞻———地方法院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赣州司法论坛”上，他引用了前人的两个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道出了这份感觉。

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

多年以来一直走在司法改革最前沿的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在论坛上演讲时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最大的一个方面正好是在大家所工作的领域，是过去十多年间改革最具活力的一项，就是司法体制改革。

贺卫方说，司法体制改革可以解决有些人希望在政治领域改革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我们想方设法地通过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建立，通过法官素质的提高，程序正义的实现，审判过程的更加公开，执行体制的理顺、证据制度的改造，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合理构造，律师对司法过程的更深刻的参与，使公民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如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纠纷，可以把案件起诉到法院，当事人不需要对司法公正有任何的担心，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的变化，法院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西方有些国家，比如美国，连总统竞选中因选票发生纠纷，这样的冲突居然最终是由法院作出裁判并决定，良好的司法体制保障了政治生活的有秩序的进行，保证了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而司法制度在政治关系的调整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贺卫方看来，法院不应成为改革的先锋。法院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就其本性而言，法院就是一种强有力的保守精神的机构，因为司法机关应当是现行秩序的维护者 1

而非破坏者。

但是，中国的司法改革还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开放法院，为保证这种公开，老百姓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去法院听取庭审，同时，多种多样的改革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如青岛中院的主审法官制的改革、成都中院的审判长的改革，为后来在全国推行的审判长选任制度开辟了道路。一段时间，不少法院突破了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成立“经济纠纷调解中心”，某个法院甚至成立了“房地产纠纷法庭”，专门审理房地产纠纷，河南有一个区法院推出了“先例判决”制度，即要求后面的案件必须依据前面类似案件的判决而判决，还有，厦门思明区法院率先推出“法槌改革”，敲响了华厦第一槌，推出了“宣誓改革”，即证人到法庭作证前必须手按宪法宣誓，保证所言为实„„列举起来，这类改革简直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

那么，这些改革究竟成效如何呢？贺卫方说，在大众传媒上，我们看到了仍然是不能够让人乐观的信息，出现了许多要求对法院进行监督的呼声，法官也感觉不到自己的伟大和光荣。别的不说，就说法院的财政与法官的待遇问题，不论是法院和法学界都不断呼吁，但这样的呼吁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这是我们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中国司法改革的道路尽管曲折，但从前瞻的角度看，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张志铭教授认为要看到和强调两个必然。

第一、法治是中国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化的必然。

中国现在是一个转型社会，这种转型导致的一个趋势就是法治，就是要建立法治国家，这样来讲转型中国的法治趋势可能比较抽象，其实只要我们稍加观察和思考，也可以发现法治趋势是一种显著的生活现象。比如我们每个人原来都属于国家的某个单位组织，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单位组织对个人的约束明显削弱，很多人甚至都不再是“单位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转型使得政府用来调控社会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大大减少。从前每一个人都是全方位的“单位人”，是国家的人、政府的人，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国家和政府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政府的指令和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单位组织充分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现在不同了，利益高度分化、社会高度分化、人心高度分化、意见日显多样，社会结构不同了，为达致社会整合的社会治理方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从人治、德治、政策治到法治，就是迈向法治的必然。

第二、通过司法改革、政制改革强化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实

现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

实行法治必然要强化司法和法院的作用，从世界范围看，法治社会是司法作用高度凸现的社会。张志铭说，中国的司法和法院已经是并将继续是一个“朝阳产业”，对此人们已有广泛的共识。总之，看到并强调这两个必然，有助于我们增强信心，在目前司法改革面临许多难题、从而使人们在情绪上显得低迷的时候，有助于使我们鼓起探索问题、解决难题的勇气。

如何看待中国的司法改革

对中国十多年来的司法改革成就，应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有些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司法改革其实并没有取得什么真正货真价实的成就，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成就的话，可能只有统一司法考试，但统一司法考试只能算一个“半拉子工程”，因为它只是解决了考试的问题，司法官资格授予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获得资格后如何进入法律职业的问题，这种改革的意义显然要大打折扣。

张志铭教授认为这样来看待中国的司法改革太过挑剔、太过消极了。他个人认为，中国二十多年的司法改革，其成就是非常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认识上、人员素质上、物质设施的改善上，还表现在司法机关的组织构造和实际运作上。尤其是对中国司法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目前学界、社会和司法实务界在认识上已取得高度一致，都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及相关的政制改革，就是要在整体上克服三个方面的弊端：一个是司法的地方化，一个是司法的非职业化，一个是司法的行政化。

尽管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遭遇种种困难，但从今后看，从它可能取得的成就看，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和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司法的这种高度一致的问题意识不就是我们已经取得的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吗？张教授感慨地说，倒退五年、十年我们能如此清晰地表达自己对中国司法的看法吗？当然，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进步还表现在许多显性的方面，如办公设施、审判场所的改善，人员素质的提高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说，十余年来，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具体改革方案方面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特别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或是出于对96年体制建构中欠缺之处的弥补，或是出于对司法实践工作机制的诸多完善，司法实务界纷纷出台了多项改革举措，理论界对司法改革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如果我们稍加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近两年来司法改革的步伐正在放慢，具体的原因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改革措施欠缺应有的生命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加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社会意识、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参政、议政的意识在不断强化，同时政治体制也在不断跟进，相关制度的透明化、公开化和程序化以及权力的监督制约也都在不断被强化。但目前的中国毕竟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处于新旧体制转接过程中，与此相应，我国的地方法院也是转型期中的地方法院，因此不能奢望在法院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一下摆脱原有制度的制约，只有逐步地改进，甚至通过局部的改良来实现法院的现代化。

司法机构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司法改革、司法制度建设如果要有一个比较完好的设计的话，可能不得不有赖于各地方法院基于自己区域特点、地方特点，基于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作出针对性的努力。

贺卫方说，从一个地方层面上观察，一些涉及司法制度的框架问题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首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分权的问题。

地方司法设计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官员的选任标准是否应当在高层次法院和较低级别法院之间有所区别。过去我们讨论法官选任问题，多半只是笼统地讨论，很少结合不同层次法院的法官所从事工作的差异作出有区别的论证。基层法官所处理的案件尤其是民事纠纷大多跟本地的风土人情有着密切关联，相应的，法官也需要有“人情练达”的素养。许多纠纷只是一些利益的平衡而已，法官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很难像科学家那样精密判断，这只能取决于法官的崇高威望。实际上，司法也有某种类似于“接受美学”的道理存在。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的口，对当事人的说服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固然要有良好的法学修养，同时，民众的信赖也是至为关键的。而那些经常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作出解释和判决的高层次法院的法官，相对而言，重要的是学理精湛。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于基层法官的选任标准加以再思考。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更整体化的事项，那就是如何发挥基层社区包括乡村精英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问题。

贺卫方教授建议可以考虑更多地发挥地方精英的作用，是否可以让农村里既有年资，又有声望的人们不仅仅只担任调解工作，而是每周两天开庭审理一些田土细故类

型的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对他们的判决不服者，才能够上诉到县一级法院？他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地方司法制度时应当通盘考虑。

张卫平教授认为，地方法院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个消除原有地方法院体制的弊端，使其能够满足社会主义现代法治要求的过程。地方法院的现代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硬件方面，即地方法院具有满足地方现代司法所需要的人、财、物———高素质的审判人员、具有保障法院高效率运作的财力和物质条件；其二软件方面，具有适应现代法治的法院体制和司法理念。法院体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法院体制问题由于关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地方法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当是最困难的基本作业。

人们已经比较一致地认识到，当下法院体制所显现的主要问题是：法院结构和运作的行政化、法院司法的非独立化、法院人、财、物的地方化，审判人员的非职业化等，这些问题彼此之间又是相互关联和交叉的。张卫平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是法院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地方法院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和任务无疑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张志铭教授强调，今后的司法改革应当特别关注地区差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现在很多地方法院都把“建设现代化法院”作为整合自己的改革和发展的口号，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语，其含义比较深刻。他说，这几年，地方法院的改革热情可敬可佩、改革成就可圈可点，可以说，中国司法改革的很多举措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地方自主的司法改革面临着也许更为严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考量，而且也不大可能造成国家司法制度在整体上的迈进。

如何激活中国的司法改革

充分的法治一定是中国的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认为，激活未来中国的司法改革，有三个路径值得参考：

第一、司法改革的进行与司法改革理论的研究应当集中在体制改革上。我们推行的改革更多应当是总结实践中的宝贵经验，从整个体制上或者从一个体制入手来推进，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工作方法、人事制度乃至服饰、仪式上的变化。应当着重解决纵向上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与权力配置问题，调整后的权力机制应当实现权

力高效运行但又不失制约的效果。

第二、改革的推进应当尊重司法规律，从司法活动的内在要求入手、从建构科学体系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而不能忽视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想当然地任意推行各项改革。改革措施的设计应当经过理论上的缜密论证，形成的方案应当先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予以推广。

第三、司法改革过程中有关制度的建构应当放到整个世界的司法平台上考虑，要具有全球性开放目光，不要更多地以“国情”为借口对世界通行的制度与规则大打折扣。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展的司法改革与相关制度设计才具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进而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可能。否则一味地抱守中国的国情与现状，“闭关锁国”式开展改革，中国的司法改革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

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指出，实现法院体制的转变和改革是法院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这一点必须明确，一个独立的，具有高素质审判人员的，有相应物质保障的司法机构的存在是法治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朝向这一目标迈进。所有的司法改革和法院现代化建设的措施都应当服从这一目标，都应当是迈向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而不是阻止迈向这一目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注意到地方法院现代化建设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基本作业，也就必然体现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讨论和实施地方法院的现代化建设均不应当脱离这一背景。

法制日报2004-10-14 13:51:28蒋安杰 李青

下载于中国律师网

第二篇：司法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前瞻与思考

司法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前瞻与思考

王 伟

[摘要]司法社会工作是我国新近产生却极具发展潜力的专业之一。目前我国司法社工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因此，高校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理念转变和制度创新迫在眉睫。

[关键词]司法社会工作 人才培养 理念转变 制度创新

近年来，中央十分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2011年、2012年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两个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高等院校作为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如何回应社会需要，促进自身发展，是必须讨论的问题。

一、我国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现状

高等院校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离开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制度，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大陆自1988年在北京大学设立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以后，这一专业陆续开始在各个高等院校中开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大陆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高校达到211所，每年毕业的本科学生有一万人左右；有153所高职高专院校开展专科层次的社会工作教育。到2010年，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开展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教育的高校约有260所。此外，还有数十所高校开展社会工作科学学位的研究生教育，有十余所高校开展社会工作博士教育。

司法社会工作是我国新近产生却极具发展潜力的专业之一。经过几年的发展，各类高校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刑满释放、解除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青少年犯罪预防、禁毒和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司法社工人才，在预防、减少犯罪、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就司法社工教育而言，无论在专业设置方面，还是在人才培养、毕业生就业安置方面，都仍处在探索阶段，还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

首先，司法社工作为一种专业和职业还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了解和充分认识。司法社工至今仍未取得像西方国家那样独立的学科地位，只能在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大框架下发展。我国虽然已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的司法社工专业理论，但不难看出这仅仅只是司法社工作为教育的一般条件, 不能因此而成为成熟的专业教育。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上看，司法社工并没有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独立设置，其在专业建制上仍附属于社会学或社会工作专业，如福建警官职业学院在社会工作专业下设司法社工方向，更有高校甚至以矫正社会工作专业等同于司法社工专业。由于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起步相对较早，这就使司法社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边缘性的学科或专业，由此造成社会认可度不高、学生第一志愿报考率低、师资严重不足等等问题。其次，司法社工专业教育的目标定位有偏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基础。司法社工专业教育首先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核心问题，但从目前情况看，司法社工专业培养目标逐渐出现多元化的倾向，甚至出现了目标定位的随意、多变和众说纷纭的现象。如首都师范大学司法矫正社会工作专业将其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能够从事社会管理、社会福利、慈善救助、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社会服务、以及各类社会培训工作的社工师及助理社工师，同时为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输送高级人才，这一定位混淆了司法社工与一般社会工作的边界；又如福建警官职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司法社工方向）的培养目标是：主要针对社区矫治工作，为政法部门以及社区、学校等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法律应用和社会工作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其目标定位偏低、偏窄，“主要针对社区矫治”显然不能涵盖司法社工的全部内容，因为司法社工不只针对矫正本身，它可以介入到司法运作的始终，包括刑事司法、民事司法及其行政司法的整个过程，甚至可以介入到大司法体制下的人民调解制度中来。

第三，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滞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要求。我国司法社工人才培养存在明显的缺点，集中体现在“特色不突出”、“实践性不强”两个问题上。目前高校司法社工教育基本沿袭传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即所谓的“通才教育”模式，希望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人能够承担多种任务、满足多种社会需求，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各课程间过分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课堂教学与司法实务联系不紧密，教学模式简单刻板，过于偏重课堂教学，对社会调查、实习教学、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实践教学环节重视不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不够，人才培养特色不明显，在人才市场缺乏竞争力。

最后，专业教育与职业制度不衔接，毕业生就业渠道较窄。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政策支持不够，从事社会工作的民间组织发育不健全。目前社工专业学生的就业率，特别是专业对口率很不乐观。据悉，近年复旦大学社工就业率在该校排名倒数第四；青岛大学68个本科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排名64位；重庆社会工作专业就业率连续3年排名倒数第四；昆明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30多人，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学生仅2人；四川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40多人，从事社会工作的不过5人。乐观估计，社会工作专业的对口率仅为10%—30%。而司法社工作为一个新兴的专业（方向）或职业，虽然缺乏统计数据，但其就业率、对口就业率比之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更低应是不争的事实。

二、高校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理念转变和制度创新

我国高等教育的上述不适应性和滞后性必须予以改变，否则将会对专业化职业化的司法社工人才队伍建设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司法社工专业教育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一）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理念

教育观念更新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教育理念的根本转变关系到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关系到司法社工者的个人权益以及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一是要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司法社工人才属于法律职业人才，在人才培养环节首先要坚持德育为先、能力本位，制定适应司法社工人才特点的政治标准、品格标准和行为规范，着力解决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技能不相适应的问题。

二是要转变鄙薄专业教育的陈腐观念，克服轻视司法社工教育的思想。目前社会认可度不高是制约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司法社工“扎根基层的草根性”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人们对司法社工的认识还不到位，还没有真正把在基层从事特殊人群的教育改造、帮困扶助工作的司法社工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这一专业本身的体面和尊严也就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观念上真正理解司法社工的专业价值理念，认识到司法社工者的社会角色的重要现实意义，确立起专业化职业化司法社工的体面意识和尊严意识。

三是要全面适应和谐社会建设对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需要。当前，各级政法机关正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等三项重点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以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己任的专业社会工作, 就成为一种社会的必然选择和制度化安排。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培养司法社工人才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不断适应和谐社会建设对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的需要。

（二）进一步创新教育制度

如前所述，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目标以及高校对培育高层次、实务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强调，这些现实动向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相应转变。因此，必须牢牢把握制度创新的重点，如教学、评价、岗位、激励机制等制度，采取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分步实施的做法，确保制度创新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循序渐进。

一是加强教育研究，建立专业标准，形成专业制度。专业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司法社工要想得到发展，摆脱边缘学科的尴尬角色，改变依附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境况，需要我们加强教育研究，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标准：系统的理论、专业权威、社区认可、伦理守则、专业文化，最终形成自己的专业教育制度。在此方面，需要国家在宏观政策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加强，尽快赋予司法社工独立的专业地位，并在舆论宣传、资金投入、岗位设置等方面给予支持，以此形成司法社工专业教育发展的社会支撑体系。

二是创立高校与行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把人才培养与社会用人制度相衔接。社会用人制度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司法社工正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争取政府在人事制度、就业岗位、财政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建立高校和行业间的制度化联系和选拔、培养、管理、使用相衔接的长效工作机制，完善司法社工制度，开发司法社工岗位，使司法社工成为以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为主体的法律职业者的一种补充，改变目前司法社工专业人才就业乏门的现象。

三是在司法社工专业教育中，要树立一流师资出一流人才的理念。继续深化改革科研管理和评价体系，完善职称评定制度、绩效取酬和奖励制度，强化竞争机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发挥教师才干、建设高素质的教职工队伍、提高办学效益和学校整体水平创造条件。通过校企合作共建综合管理平台，建设由行业专家、技术骨干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提高司法社工专业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全面转型人才培养模式

首先，要进一步清晰司法社工专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司法社工专业教育的定位是根据其人才培养目标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特征来决定的。因此，要按照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特征，进一步明确司法社工的专业定位，包括专业教育的层次，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专业的职业面向等等。

其次，改革教学模式，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应根据司法社工职业岗位(群)的要求，探索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与能力培养相衔接，进一步架构司法社工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增设凸显司法社工特色的核心课程，如司法社工概论、矫正社会工作、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加强课堂教学改革，在教学模式上实现从“学科中心”向“能力中心”转变，改革目前以灌输式和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的教学，培养社会需要的优秀司法社工人才。

第三，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育培养模式。校企合作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形式，是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的基础，也是破解当前司法社工人才培养“特色不突出”、“实践性不强”瓶颈的有效途径。高校需正视并切实解决影响和制约校企紧密合作的关键性问题，建立起政校企合作共同培育人才的体制机制，架起政府、学校、行业企业间沟通、合作的桥梁，畅通人才供求信息，推动高校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全面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业转换能力以及创业能力。此外，还需增加对实践教学的投入，建设一批专业实验室与实习基地，改革实践教学体系，增加特色实践教学环节，引进资格认证考试，开展证书教育，从而把学生真正培养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司法社工者。

[参考文献]

[1]林小秋.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发展[J].社会工作,2008，（1）.[2]杨敏.社会工作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转变和制度创新[J].学习与实践,2010,(10).[3]张善根.司法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及其范畴[J].青少年犯罪研究,2011,(5).[4]闫中.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前瞻与思考[J].博士后交流,2007,(4).[5]李箐凤.论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J].法制与社会,2010,(5).

第三篇：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构下，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地方权力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资企业，由于各种无法脱离的利益联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领导批条这种干预方式在实践中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观念成就了这一点。

要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坚持法治原则，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是其必要条件。对此，似乎我们都明白。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仅限于法的理论和理想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一句“中国国情”就将这种认识全部消解了，因为所有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措施都是非中国传统的。而且正当的干预更为干预者提供了干预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并未真正接纳独立审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体制架构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独立司法的必要性时，就应当改革能够干预司法的现行权力结构体制。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应当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正如贺卫方教授前文结语所言：“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构下，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地方权力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资企业，由于各种无法脱离的利益联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领导批条这种干预方式在实践中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观念成就了这一点。

要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坚持法治原则，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是其必要条件。对此，似乎我们都明白。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仅限于法的理论和理想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一句“中国国情”就将这种认识全部消解了，因为所有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措施都是非中国传统的。而且正当的干预更为干预者提供了干预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并未真正接纳独立审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体制架构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独立司法的必要性时，就应当改革能够干预司法的现行权力结构体制。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应当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正如贺卫方教授前文结语所言：“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第五篇：WTO与司法改革

WTO与司法改革

王利明

讨论司法改革，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朝着哪个目标进行司法改革。近年来，各地法院司法改革确实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做法并不一样，有的做法是好的，有的做法是否符合我们改革的目标还值得探讨和研究。如：有关院长接待制，是否符合司法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司法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这个司法的独立，是从体制上考虑的，有人认为这是整个体制完善的关键，我同意这种看法。同时我想强调，司法独立不仅是体制完善的问题，而且是一种公正的程序，它是正当程序的表现。就是说：当事人打官司好比是一场竞技比赛，法官实际上是裁判，(从民事上讲)当事人好比是比赛的双方，法官作为裁判，假如在吹哨时不是独立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等等，那么这样的法官来吹哨可能就是黑哨，不是公正的裁判。因此，裁判的公正、独立才是整个比赛获得公正的前提，应当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司法独立。没有公正的程序就没有司法独立，从程序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它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很多同志都提出，我们的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这对我们观念的影响是不是根深蒂固的?在程序的公正方面，我们缺乏这种观念，这可能是东方法律与西方法律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审判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这种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特别强调程序的公正，当然首先要强调司法的独立。

在当前，中国强调司法独立，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我们通常讲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它的含义如何理解?有人把它理解成上下级隶属关系，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向人大负责的本质含义是，就严格执法、公正裁判这一点上，司法机关履行了职责，就是最好的对人大负责。这里讲的对人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决不是行政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负责。人大的监督，我认为是事后的、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监督，同时这种监督是集体性的。这里特别涉及到人大是否对个案实行监督的问题，这曾在全国人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我个人是不太同意这种提法。首先，它无法确定个案监督的范围。如重大案件的标准很难界定。其次，从民事角度上，我们强调个案监督表面上看是加强了人大的权威，但实际上，使人大从最高的监督机关成为处理个案的具体机构，这可能就降低了人大的地位。而且从民事方面来说，人大陷入到具体的民事案件后，将会陷入到无止无休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纠缠之中，如果支持一方当事人，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就会无止无休的找你，甚至上访，这样就会极大地损害人大的权威。特别是如果人大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涉及到国家赔偿问题，这样就会使人大处于一种很难堪的境地。同时，个案监督会有损司法的独立性，因为如果最后由人大来决定个案的裁判，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行司法权力，这的确同我国宪法的权力分工原则不相适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司法机构行使职权，这恐怕对加强司法独立不会有更大的好处。特别从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角度讲，假如我们允许人大对个案监督，那么对这个程序如何设计，将会遇到很大麻烦。如果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在没有一套公正的程序保障的条件下，是不是能够获得真正的正义，我觉得这还是值得研究的。如当事人如果对人大的决定不服，如何给当事人以救济，并且以什么程序给予救济，怎么去上诉等，它都没有一套公正的程序，在没有公正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很难达到预期的正义的效果。总体上，我认为司法公正问题，最终要靠司法机构内部制度的完善和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来解决。当然，外部监督不是不重要，也很重要。其次，要处理好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按照WTO的要求，要强化司法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不能调处任何纠纷，关键是行政机关有没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权力。让谁最终解决纠纷，这是关键。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必须明确，只能由法院拥有解决纠纷的最终权力，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明确，行政机关拥有最终解决权，这就不符合WTO的要求，同样也很难说

是符合法律的要求。从实践来看，在这方面确实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探讨，如有的地方规定，企业在撤销以后，由行政机关组织清算小组清算，这个规定是不是合法值得讨论。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行政机关无权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会使行政机关陷入到将来的民事争议程序中去，表面上看是扩大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实际上会造成无止无休的麻烦。这里的关键原因是，它们不是最终解决纠纷的机构。这样的问题最终只能由法院决定，清算小组应该由法院决定，怎么能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呢?现在就出现了不少行政机关被起诉的情况，这就是没有划清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分清这个界限，从实践来看，要正确区分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的界限。司法不能受制于政府配合行政中心任务的目标，如基层人民法庭有的成了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机构，配合政府从事计划生育、收粮征税等工作，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形象，还有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和企业搞共建，这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以上两点是从外部独立来说的。

从内部独立来说，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司法独立，是不是仅仅指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是不是包含在司法独立特有的范畴里。法官个人在行使司法审判权时，是否处处都要征求领导的意见，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确实我们承认目前我们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的独立，而且还应体现为法官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独立。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点上，法官都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司法领域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的现象十分严重，应该讲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权代替司法权，这两个问题的界限也没有划分得特别明确。我们当前的司法改革，首先涉及的是审判委员会的功能问题，这一问题一时间引起很强的争论。我个人认为审判委员会对于保障裁判的公正、审判的质量，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当前按照司法现代化的要求，审判委员会的功能恐怕需要重新探讨和认识。我觉得从程序公正的角度上讲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的，因为按照程序公正要求，应当有回避制度，但是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做到申请谁回避；按照公正的程序，当事人应当有当面陈述的权利，但是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实现这种权利；按照公正的程序，审判应当公开，公开是最重要的公正程序，但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这些都很难做到。特别是，我们考虑到，过多地由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使法官产生办好办坏与自己无太大利害关系的心理，对公正裁判案件缺乏强大的责任心，这样就造成即使这个案子出现问题，也是由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实际上就是无人负责。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实行的“错案追究制”，在实际中效果很小，与这一点恐怕也有关系。集体负责实质上是无人负责，因为你不知道应该对谁追究责任，长此以往，是不利于我们法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的。这是一个连环套，越加强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越不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法官素质不高又要更加强调审委会的职能。我认为倒不如实行法官独立责任制，真正的由法官独立行使职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由法官对自己的裁判负责，这样才能形成巨大的压力，来促使他不断地上进，从而保证法官独立后的裁判公正。所以，我认为我们改革不应强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而是尽量弱化它的职能，充分强化法官独立审判责任制。

第二，司法改革应当强调司法的权威性。对于这一点，在实践中，认识很不够，不仅是群众，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认识也很不够。其实我们讲法治，最终要明确司法的权威代表着法治的权威；司法没有权威，法治就谈不上权威。如果我们要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要求，就必然而且必须要提高法院的地位，使司法成为解决法律争端最权威、最具有约束力的方式。而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对法律的依赖，应当转化为对法院的依赖，法院应当不仅是独立裁判的机构，而且是督促机构和个人严格守法的机构。司法什么时候有权威了，我们国家的法治什么时候才真正有希望了。所以强化司法的权威性，应当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这里有几点需要讨论。

第一，对法院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不能以实事求是等名义对生效的判决反复提审、反复查处。有一个案件经过六次审判，最终还是回到最初的结果，有的甚至出现七、八次审判。

对于这一点，有的学者批判我们的裁判没有终局的效力，这一说法不一定对，但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提审、复查等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不是说程序上讲它不符合程序正义，但从司法的权威性上讲，这是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的。如果一个领导批个条子说复查，这的确损害司法的权威。另外，对二审以后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程序已经走完了，我们只能推定这个裁判是公正的，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经过多少次审判，最后确定的结果才是公正的，只能认为经过了这个程序，最后推定它是公正的。这种多次重复进行审判的作法不仅影响生效判决的效力，而且是一种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

第二，我们讨论司法权威，是不是说法院什么都管，什么都能管。我认为法院既然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机构，那么所有的纠纷都应该提交到法院来解决；司法在任何时候，权限都是有限的，所以美国讨论可司法性问题，就是说某一纠纷它能不能到法院来解决。过去我们对这一问题讨论不够，后来有几个案件涉及这个方面，大家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北大那个告学位委员会的问题，我觉得如果纯属学术的问题，司法界不宜过多地介入，除非它违反了一种程序，那么应该给予一种司法的救济。但是，如果假如说纯属一个学术的评判，我看司法最好不要介入，否则司法代替了一种学术的评判，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作法。司法在任何时候，它的权限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同样，司法的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非要管一些我们根本就管不了的事情，那么执行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最后，管的执行不了的话，也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所以，我认为法院不是什么都能管。什么都管，不一定会强化司法的权威，可能会损害司法的权威。

第三，加强司法的权威性，要注意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守法是对于一般公民的基本要求，法官不仅仅是一般的公民，对他不仅仅是一般的要求，从事这种职业具有特殊性，对他应有特殊的要求。一般公民可以广泛地交朋结友，而法官则不能，弄得不好就会陷入到人情案、关系案中。一般公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对于法官可能恐怕要有更高的要求。这确实是一种自律问题。我认为假如你要当法官的话，可能就要陷入孤独的一群，这个意思就是说，法官不宜介入太多的社会关系，太多了对于法官的独立、法官的形象、法官的权威可能都有些损害。我们过去对于法官过分强调平民化，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在当时来说是对的，但这与当代社会司法现代化的要求是不太符合的。法官要保持他的权威性，特别是在上级法院，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朋友。只有做到让人见到法官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样我们的司法才会更有权威。

第四，应当强化司法的统一性。当前司法权隔裂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法院，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确实成了名符其实的地方法院。对于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我个人认为确实还没有根本解决，在个别地方甚至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表现在执行方面尤为突出，所以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是当前解决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当前，我们强调法院垂直领导十分必要，这对于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应当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是，仅仅通过强调强化这种垂直领导是不够的，还应当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来隔断司法和地方的密切联系，真正保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首先从人事制度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提名必须都由同级人大来解决。当然，现在我们不可能修改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不违反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提名由上级人民法院来决定，最后选举产生的权力归人大。但是这个提名的权力是否适当的与地方分离，由上级法院来决定，应当非常必要。其次，从经费管理体制方面，我们目前的经费管理缺乏统一的法定化的标准，不同的地方法院待遇不一样，因为当地的经济情况不同，办案条件等等情况也不一样，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法官之间的一种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法官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个人认为法官的待遇，包括办公条件等等都应当法定化，尽可能地法定化，这现在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但应当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同时，在财政预算方面也应该有所改革，当然现在要实现司法机构的独立预算是十

分困难的，但完全由地方来供给法院资金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与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所以，我呼吁在这方面有所改革，尽可能地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关于法院设置的改革，现在也是讨论得非常热烈，有的建议要设置大区法院，或者使法院系统的设置与行政区划不完全一致，这都是很好的建议，我觉得可以借鉴。

第五，完善审判方式和程序。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变的目标是适应严格执法和司法公正的要求，建立一套公正的、公开的、民主的、高效的审判程序制度。鉴于原有的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既不利于追求客观的真实，也极易导致司法的腐败，所以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加强法官的职权，而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和作用，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程序权利和作用，认真落实公开审判制度，禁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贯彻调解的自愿原则，减少法官依职权所从事的调查取证活动。庭审方法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和责任制，判决书应当详细阐述判案理由并应当公开出版，尤其是在法院内部的审判机构的设置方面，也应当促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废除所谓对案件的裁判实行“层层把关、层层审批”制度，逐步落实合议庭的职权，同时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使审判委员会从讨论和决定过多的案件中解脱出来，工作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工作总结上。在司法解释方面，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我们今后在有关知识产权、投资、国际贸易、金融等方面应当充分考虑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以及国际惯例，使司法解释在这些方面也尽量与国际接轨。

程序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公正的、合理的、充分反映效率要求的程序制度。此外，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体系性。在我国现行的程序法中并没有充分体现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尤其表现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方面。由于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论之上的，而并不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忽略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具体表现在：对再审的次数没有限制，因此，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可以无次数限制的再审。同时根据民诉法第179条的规定，只要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或者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即可再审，从而使当事人只要发现了新的证据即可要求再审，甚至可以在一审或二审中故意隐瞒证据，将之留待两审终审后利用该证据启动再审程序。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运用在程序法中必须遵循程序的规律，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以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程序的正义为前提的。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必须即时终结，因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有时间限制的，事实不能无限期地调查下去，证据也不能无限期地收集和提供，当事人也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将案件交给法官继续审理。对于再审程序而言，它只是一种特殊的补救措施，目的在于纠正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不能对案件反复审理。第六，建立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制度，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尽快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可以说，现有的队伍素质整体上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需要。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为了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队伍素质，需要努力建立严格的法官的选拔和淘汰制度，实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同时要完善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责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职业道德和纪律，加强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训练，努力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