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

第一篇：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

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

作者：张英红

来源日期：2004-2-20

本站发布时间：200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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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后我国的户籍制度经历了建国初期短暂的自由迁移、1958年开始的严格限制户口迁移特别是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以及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主要是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三个时期。沿用近半个世纪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尚局限于小城镇范围，这有其认识上的严重误区。户籍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实行全体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户籍制度迁徙自由城市化体制改革

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备。时至今日，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已经被公认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毫无疑问，现行户籍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回顾建国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建国以来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可以明显划分为如下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是建国初期短暂而宝贵的户口自由迁移时期。建国前，我国不存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公民的迁徙是自由的。建国初期，公迁徙自由也有明确的保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就把自由迁徙作为公民的11项自由权之一。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户口工作的任务是„„保证居民居住迁徙之自由，安心从事生产建设。”会议要求先在城市开展户籍制度管理工作。

1951年7月16日经政务院批准，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此条例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这是我国第一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城市户口管理法规。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第90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1954年12月20日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建立农村户口登记制度，加强人口统计工作。从此，我国对农村户口的管理和人口统计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它规定全国户口管理行政工作由内务部和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民政部门主管，办理户口登记的机关，在城市、集镇是公安派出所，在乡和未设公安派出所的集镇是乡、镇人民委员会。这个规范性文件，对我国农村户口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起了保障作用。

1956年2月，国务院指示，把全国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及人口资料的统计汇总业务全部交给公安机关。从此，全国城乡的户口管理工作和组织机构便得到统一。

1956年3月10日，全国第一次户口工作会议明确规定户籍管理的三项基本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权利和和履历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密切配合斗争。”会议要求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建立一套比较系统的户口管理制度。

总之，建国初的头8年，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特点是公安部门主管城乡户口工作，这个时期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是自由的，对公民迁出迁入只要求办理手续，没有提出严格限制。

第二个时期（1958-1978年），是严格限制户口迁移特别是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时期。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文革**。户口管理的主要特点是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压缩城市人口，包括精简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大量城市人口迁往农村。出现了所谓的逆城市化运动，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建国初期我国城乡人口流动活跃，特别是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本来是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当时囿于计划经济的僵化思想认识，政府便在1953年、1954年、1955年和1957年先后四次发出指示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并开始改变自由迁移政策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严格户籍管理，切实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工作。农民向城市流动被称着“盲流”即源于此。在此基础上，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标志着国家限制农民进城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一条例近半个世纪以来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每一家庭，成为新中国户籍制度史上最重要的法规。

1958年4月，公安部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制定和颁发《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

1958年9月13日，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农村县镇迁往大中城市的，目前要严格控制。”

1961年12月9日，公安部转发三局《关于当前户口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对户口工作进行彻底检查整治，健全户口管理机构。同年，公安部将农业户数和人口数这一统计指标改为“非农业人口户数和人数”，这使“非农业户口”和“非农人口”成为广泛使用和广为人知的概念。

1962年4月1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处理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指出：“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严格控制；城市迁往农村的，应一律准予落户，不要控制；城市之间必要的正常迁移，应当准许，但中、小城市迁往大城市的，特别是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五大城市的，要适当控制。”

1963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国家供应粮的户也即城镇居民称作“非农业户口”。

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对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进一步实行严格控制。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历史性地去掉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文，这标志着我国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失去了宪法保障。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指出：“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区等。下同），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格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从此提出了中国老百姓十分熟悉的“农转非”问题。在此后又制定了若干项具体的“农转非”政策。公安部为贯彻上述规定，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达了“农转非”控制指标，即“每年批准从农村迁入市镇和转为非农业人口职工家属人数，不得超过非农业人口数的1.5‟”。从而对“农转非”实行了政策与指标双重控制的管理体制。“农转非”这个新词汇也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流行起来。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也没有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

这二十年来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和不断完备的时期，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被人为地从《宪法》中取消了，全体公民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可逾越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城乡壁垒日益森严，耸立在城乡之间的“户籍墙”坚不可摧，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形成和凝固化。这段时期户籍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

第三个阶段（1979-今），是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主要是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开始调整和逐步改革户籍制度。

1980年9月，公安部、粮食部、国家人事局联合颁布了《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的规定》，照顾的对象和条件是高级专业技术干部，有重大发明创造，在科研、技术以及专业工作上有特殊贡献的专业技术干部。符合上述规定迁往城镇落户的人员，不受公安部门正常审批的控制比例的限制。这以后，国家除了继续对城镇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外，对若干特殊的“农转非”问题在政策上开始松动，先后解决了一批科技青干、煤矿井下职工、三线艰苦地区其他的职工的农村家属迁入城市落户问题，部分边防海防军官农村家属也可以在原籍转为城市户口，“农转非”的控制指标由不超过当地非农业人口的1.5‟调整2‟。这是我国户籍管理制度20多年来的一次重大调整和改革。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决定“198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是我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先声。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指县以下集镇，不含城关镇）务工、经商、办服务的农民和家属，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发给《自理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并把他们纳入街道居民小组进行管理，使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这是我国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的政策规定，它的历史功绩在于打破了几十年来铁板一块的二元户籍制度的一个缺口。自理口粮户口的实施是我国户籍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突破。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6年底，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全国办自理口粮户达1,633,828户,总计4,542,988人。

1989年10月，在治理整顿的大环境下，国家又强调严格户籍制度管理，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要求把“农转非”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对“农转非”实行计划指标与政策规定相结合的控制办法。从此计划部门介入了户籍制度管理。

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达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分工意见报告的通知》，规定由中央出台“农转非”政策。这一时期户口管理的特点是对“农转非”采取政策和指标双控的办法，大量压缩了“农转非”数量。

1992年8月，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公安部拟就了《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征求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意见，开始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同年10月开始，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南等十多省先后以省政府名义下发了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通知。由于“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户口簿印签为蓝色，故也称作“蓝印户口”。这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项过渡性的具体措施。

1992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卖户口热潮，范围主要集中在小城镇，农民每人可以以4000元到数万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小城镇户口。1992年5月4日经国务院办公厅同意，以公安部名义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公开出卖非农业户口的错识做法的紧急通知》，对各地卖户口行为进行制止。据公安、金融等部门估算，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200亿元之巨。这充分反映了被划地为牢控制几十年的广大农民对城镇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有鉴于全国各地强烈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迫切愿望，1992年底，国务院正式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1993年6月，该小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草拟了《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主要精神是对现行户籍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取消按是否吃商品粮划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做法，废止“农转非”制度，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户口形式为基础，以居住地登记、迁徙和暂住规定等制度为内容，以居民身份证、公民出生证为证件管理的主体，组成配套的户籍管理制度。这本是一个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比较好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但因为种种原因，该方案未能颁布实行。到1993年9月，根据中央关于要重视小城镇建设的精神，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开始由全面改革转向小城镇户籍制度为重点，着力研究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

1997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试点镇具备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于是加快发展小城镇，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便成为各地的主流。

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从2000年起、凡在县级市区、县级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县以下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固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不得实行歧视性政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各大中城市依然维持着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不变，虽然有些大中城市为吸引人才和资金，也出台了一些条件比较高的进城落户政策，但这些政策对广大农民群众来说，没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并且从全国来看，国家对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仍然没有提上改革的日程。

作为现行户籍制度基本法律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有关户籍政策规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服务和迎合于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迅猛发展的新形势，越来越成为我国顺利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严重桎梏。现行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把全国人口人为地划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主要类型，并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政策；把户口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户口性质，并对“农转非”实行严格控制。这在客观上把城乡人口分成两个经济利益上完全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等级制度，限制了人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合理流动，强化了人口对所在地区的人身依附关系，制约了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古人说得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国要加快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就必须首先使全体人民自由流动起来，确保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几十年来迈不开实质性的大步子，除了我们深受长期的计划经济思维定势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着认识上的重大误区。一是只看到“城市病”而忽视“农村病”。其实“城市病”是一种管理问题，是可以“治疗”的。真正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是“城市病”而是“农村病”。当前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负担沉重、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农村贫困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等“农村病”即十分突出的“三农”问题严重地挑战中国。“三农”问题也就是“农村病”的症结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二是片面强调控制大城市而发展小城镇。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在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上，一直片面强调“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1990年4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城市化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之后，小城镇作为一个大战略提了出来，全国普遍掀起了小城镇建设的热潮。考察国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可以得知，国外一般都是在大中城市已经发展到趋于饱和和而在城郊等地发展小城镇以减轻大城市的压力。我国在大中城市规模还普遍偏小的情况下，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发展小城镇上肯定是不科学的。2000年10月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并抛弃了沿用几十年的对大城市“严格控制”的做法，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是具有巨大创新精神和长远意义的重大举措，有利于我们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三是认为放开户籍管理将会造成社会混乱。这种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我国自古以来直到建国前都一直没有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国后也一度实行自由迁自徙，历史已经证明，并没有因户籍制度而造成什么大乱子。从国际范围来看，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

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但并没有因自由迁徙而引发什么乱子。可见我国实行迁徙自由会产生混乱的说法是站不脚的。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恢复和实行体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其实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都把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作为基本人权予以确认和保障。我国政府一再声明和强调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并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20次会议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党的十五大就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无论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从加快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尊重和保障人权来看，都迫切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

首先，应该修改《宪法》，重新恢复和确立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虽然被称为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好”的宪法，但由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宏观环境下，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没有得到确认和恢复。现在，应该对宪法进行修改，重新确立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同时，制定和颁布确保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废止沿用近半个世纪的《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法规，取消各种户口的差别，实行全国统一、平等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城市规划法》中有关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等限制规定。

其次，实行社会待遇与户籍脱钩的政策。取消一切附加在户籍上的政策规定和条件，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和社会功能。户籍只应承担对人口的社会管理职能，不应将社会待遇、社会福利作为附加条件与户口登记和迁移挂钩。凡是与户籍挂钩的粮油、就业、入学、参军、住房、计划生育和城镇建设配套费等均应完全脱钩，有关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一切政策法规应一律废止。

再次，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比如，废除以户籍为依据的城镇就业制度，建立开放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制度。不管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录用人员，必须面向全体公民，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录用制度。农民可以到城镇就业，市民也可以到农村就业，甲城市公民可以到乙城市就业、乙城市公民也可以到甲城市就业。再比如，农村的土地制度应实行合理流动。必须对现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改革。因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只能对土地拥有承包权、经营权，没有对土地进行自由交易的权利，比如以土地作为农民财产进行抵押、入股、转让、租赁等。农民对土地的这种残缺式的产权制度，束缚了农民的手脚，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合理流动，不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国际经验表明，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城乡差别才能消除。目前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达到46%，发达国家均在70%-80%之间，发展中国家也在40%以上，而我国仅为30.4%,相差甚远。我国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与户籍制度适应的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限制农民的政策制度，加剧了城乡矛盾，扩大了城乡差别，是导致城市化滞后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第二篇：我国户籍制度分析及改革

目录

摘 要............................................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引言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演变及现状

1.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调整

2准市场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调整与改革 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户籍制度改革历程

我国户籍制度分析与改革

摘要

自中国建国后为维护社会治安，政府下达了系列《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自此中国一体化的城乡隔离体制初具雏形。改革开放后，原有的户籍制度暴露出了很多弊端，也带来很多问题，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比、案例分析等手段，分析原有户籍制度的形成的原因，当下体现的弊端，总结出适当的改革之路。

关键词：中国户籍制度 弊端 改革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演变及现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调整、准市场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调整与改革、市场经济时期户籍制度的改革三大历程。

(1949—1978)第一阶段：居民户口自由迁移时期(1949—1957)，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先城市、后乡村逐步建立起来的。1949—1957年这一时期是户口迁移量持续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户口迁移的特点是：政府实行“自由迁移”的政策，允许城乡居民在城乡之间或城镇之间自由迁移，一般不加以限制，这一时期是户口迁移最活跃的时期。

第二阶段：控制居民户口迁移时期(1958—1978)，1958～1978年是严格限制户口迁移，特别是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的时期。这段时期户籍制度的特点是：自由迁移”的政策终止，代之以“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由城市迁往农村的人口大大超过了由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第二阶段末期中国二元制户籍制度最终形成。

2.(1979—1988)

1980年以来，国家为了减轻城镇人口对城镇提供商品粮、副食品的压力和城市在就业、交通、住房等方面的负担，在继续对城镇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丝松动。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实行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开始到城镇务工经商，并迫切要求在集镇落户。为了满足这部分人的要求和促进集镇的发展，同时也为了加强集镇户口管理。自理口粮户口的实施使农民基本上取得了进入建制镇与非建制镇(县城关镇以外)的权利，这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随后身份证开始在全国试行并发展并最终确立。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户籍制度改革历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正式确立以后，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列入了议事日程。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成为束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因此，实现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化和迁徙自由化，即成为中国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二、中外户籍制度对比

1.中国的户籍制度

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升学、就业、社会保障、居住等都与户口挂钩，并且两类户口的的规定作为区别对待。2.美国的户籍制度

美国实行的是“出生死亡登记大纲”。因为实行“户口登记”美国法律通不过，美国法律认为这样侵犯人权，故只进行公民出生、死亡登记，平时公民可以自由迁移、移民。但公民迁移和移居某地，其生活状态必须符合该城市卫生及相关法律规定，如有一定的住房面积，有稳定的收入能呆在该地。否则，有关部门将出面予以法律制裁，用这种方法维护一个城市的和谐和发展。3.法国的户籍制度

法国户籍管理内容十分详尽，不仅有公民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等内容，而且还有其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国籍、宗教信仰等相关内容。法国人的户籍信息与他们的就医、存款等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一旦变动，意味着整个生活将发生较大变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不论是城里人下乡，还是农村人进城，法国政府都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只要本人愿意，到哪儿扎根都没有人拦着。搬家的话，只需通知以前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资料转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机构即可。4.日本的户籍制度

日本实行的是“户口随人走”的制度，它以家庭为单位标明每个人的身份、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孩子在20岁的法定成人之前，无权独立设立自己的户籍，一旦成人，完全自由。但是日本最常用的户籍文本称为“住民票”，它以每个人的居住地为基础设立，标有此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与户主的关系等。日本的住民票是完全随着住址移动的。

三、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

1.构建不平等身份。

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使户籍在我国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 它用行政手段把全体公民划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不同的身份等级, 城镇居民享有福利待遇和劳动就业机会,而农民则被束缚在土地上。它是对农民的自由权利的侵犯, 使其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在现行户籍制度下, 公民的自由居住和迁徙权得不到法律的保证, 农民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各地普遍存在本地人排斥外地人、城市人排斥农村人的用工歧视现象, 无法形成合理的劳动力平等竞争局面。各地所开的户口迁移政策口子, 都是立足在吸引人才、技术、资金方面, 要人力不要人口, 这实际上形成了户籍迁移的货币化趋向。长期以来,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制造了“ 一个国家两种公民”（即农民和市民）的格局, 在国民中造成了人格、身份和待遇不平等的等级社会, 使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民问题变得相当严峻。

2.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就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一整套歧视政策和制度安排成为了限制人口自由流动、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这种以户籍为依据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仅造成了城乡人口之间的不公平, 而且无以化解农业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市场风险, 加大了农民进人城市生活的成本，其结果必将使农民因缺乏社会保障而降低城市化动机, 从而延缓了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3.阻碍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增大了农民进人市场的交易成本, 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定居式地向城市转移, 农村劳动力无法有效地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真正融人到城市化过程中去, 造成城乡分割, 使农村人口负担过重的状况无法改变。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这种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需求越来越显著, 而户籍制度已成为阻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导致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无法根本提高, 扩大了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差距, 间接阻碍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4.滋长了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政府作为公民的代理人, 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处在城市分层结构最上层的计划官员能够通过对制度设计的垄断权, 操纵分层结构的层次数及每层的人数, 借以追求自己的私利。这种集中的垄断权导致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往往会借口维护社会治安和缓解交通、住房拥挤, 通过户籍管理将歧视农民和外地人的行为制度化, 从而使对全社会最优的城市分层结构难以达到。在农村, 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充分反映了户籍制度的这种弊端。

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案例—重庆 1.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出台背景

当前，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户籍制度改革，在缩小城乡差异、加快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深远的意义。重庆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然会将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早在2007 年，重庆就在九龙坡区开始了户籍改革试验。重庆走的是一条以民生为导向、内需为主动力的经济快速扩张的发展路子，这就迫切需要大量的有消费能力的劳动力，同时还要保障这些人口享受较好的福利。2010 年初重庆市决定在年内开始逐步推进户籍改革，形成了农村土地退出和利用、户口迁移、社会保障三个核心配套办法。7 月28 日，重庆市召开全市户籍改革工作会议，市长黄奇帆作了动员部署，标志着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启动。2.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设计与推进情况

重庆开展的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门槛并不高，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项：（1）购买商品住房；（2）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3）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 10 万元或一年纳税 5 万元以上的，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就可以将配偶、子女和父母一并转为主城区户口，如果转为远郊区县或其他乡镇的户口，则条件更为宽松。另外，为农民转户进城设计了一套简称“335”的政策体系，其内容为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后，3 年内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均可保留；保留3项农村权益即林地使用权、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各项补贴，居民转户后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纳入城镇保障体系。重庆市连续出台了户籍迁移、土地处置、社会保障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地票交易、土地生产利用等政策，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系统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体系。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更通过地票解决了影响 18 亿亩耕地红线以及农民工进城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和有益的尝试。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有效地解决了城市的承载力问题、劳动力梯度转移问题、户籍制度改革与新农村建设是否相矛盾的问题，通过适应重庆特定情况的政策推动城市化进程。

五、总结

中国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于中国早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如今已不能适应国情，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但统一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条件还不完全成熟，各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发展情况提出与之对应的改革策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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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前瞻

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前瞻

中国的司法改革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公共话题。但是这

一、两年来，关于司法改革的议论好像多少显得有点低迷，不是那么红火、提神。司法改革面临司法机关、法院自身难以克服的很多问题，它涉及到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审判领域或有限的司法领域。

司法改革已经推行了十五六年，如果要对迄今为止的司法改革作一个回顾和评价，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张志铭副院长说有点一言难尽的感觉。在法制日报社与赣州中院共同主办的以“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前瞻———地方法院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赣州司法论坛”上，他引用了前人的两个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道出了这份感觉。

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

多年以来一直走在司法改革最前沿的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在论坛上演讲时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最大的一个方面正好是在大家所工作的领域，是过去十多年间改革最具活力的一项，就是司法体制改革。

贺卫方说，司法体制改革可以解决有些人希望在政治领域改革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我们想方设法地通过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建立，通过法官素质的提高，程序正义的实现，审判过程的更加公开，执行体制的理顺、证据制度的改造，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合理构造，律师对司法过程的更深刻的参与，使公民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如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纠纷，可以把案件起诉到法院，当事人不需要对司法公正有任何的担心，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的变化，法院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西方有些国家，比如美国，连总统竞选中因选票发生纠纷，这样的冲突居然最终是由法院作出裁判并决定，良好的司法体制保障了政治生活的有秩序的进行，保证了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而司法制度在政治关系的调整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贺卫方看来，法院不应成为改革的先锋。法院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就其本性而言，法院就是一种强有力的保守精神的机构，因为司法机关应当是现行秩序的维护者 1

而非破坏者。

但是，中国的司法改革还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开放法院，为保证这种公开，老百姓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去法院听取庭审，同时，多种多样的改革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如青岛中院的主审法官制的改革、成都中院的审判长的改革，为后来在全国推行的审判长选任制度开辟了道路。一段时间，不少法院突破了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成立“经济纠纷调解中心”，某个法院甚至成立了“房地产纠纷法庭”，专门审理房地产纠纷，河南有一个区法院推出了“先例判决”制度，即要求后面的案件必须依据前面类似案件的判决而判决，还有，厦门思明区法院率先推出“法槌改革”，敲响了华厦第一槌，推出了“宣誓改革”，即证人到法庭作证前必须手按宪法宣誓，保证所言为实„„列举起来，这类改革简直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

那么，这些改革究竟成效如何呢？贺卫方说，在大众传媒上，我们看到了仍然是不能够让人乐观的信息，出现了许多要求对法院进行监督的呼声，法官也感觉不到自己的伟大和光荣。别的不说，就说法院的财政与法官的待遇问题，不论是法院和法学界都不断呼吁，但这样的呼吁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这是我们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中国司法改革的道路尽管曲折，但从前瞻的角度看，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张志铭教授认为要看到和强调两个必然。

第一、法治是中国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化的必然。

中国现在是一个转型社会，这种转型导致的一个趋势就是法治，就是要建立法治国家，这样来讲转型中国的法治趋势可能比较抽象，其实只要我们稍加观察和思考，也可以发现法治趋势是一种显著的生活现象。比如我们每个人原来都属于国家的某个单位组织，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单位组织对个人的约束明显削弱，很多人甚至都不再是“单位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转型使得政府用来调控社会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大大减少。从前每一个人都是全方位的“单位人”，是国家的人、政府的人，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国家和政府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政府的指令和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单位组织充分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现在不同了，利益高度分化、社会高度分化、人心高度分化、意见日显多样，社会结构不同了，为达致社会整合的社会治理方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从人治、德治、政策治到法治，就是迈向法治的必然。

第二、通过司法改革、政制改革强化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实

现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

实行法治必然要强化司法和法院的作用，从世界范围看，法治社会是司法作用高度凸现的社会。张志铭说，中国的司法和法院已经是并将继续是一个“朝阳产业”，对此人们已有广泛的共识。总之，看到并强调这两个必然，有助于我们增强信心，在目前司法改革面临许多难题、从而使人们在情绪上显得低迷的时候，有助于使我们鼓起探索问题、解决难题的勇气。

如何看待中国的司法改革

对中国十多年来的司法改革成就，应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有些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司法改革其实并没有取得什么真正货真价实的成就，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成就的话，可能只有统一司法考试，但统一司法考试只能算一个“半拉子工程”，因为它只是解决了考试的问题，司法官资格授予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获得资格后如何进入法律职业的问题，这种改革的意义显然要大打折扣。

张志铭教授认为这样来看待中国的司法改革太过挑剔、太过消极了。他个人认为，中国二十多年的司法改革，其成就是非常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认识上、人员素质上、物质设施的改善上，还表现在司法机关的组织构造和实际运作上。尤其是对中国司法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目前学界、社会和司法实务界在认识上已取得高度一致，都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及相关的政制改革，就是要在整体上克服三个方面的弊端：一个是司法的地方化，一个是司法的非职业化，一个是司法的行政化。

尽管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遭遇种种困难，但从今后看，从它可能取得的成就看，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和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司法的这种高度一致的问题意识不就是我们已经取得的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吗？张教授感慨地说，倒退五年、十年我们能如此清晰地表达自己对中国司法的看法吗？当然，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进步还表现在许多显性的方面，如办公设施、审判场所的改善，人员素质的提高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说，十余年来，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具体改革方案方面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特别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或是出于对96年体制建构中欠缺之处的弥补，或是出于对司法实践工作机制的诸多完善，司法实务界纷纷出台了多项改革举措，理论界对司法改革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如果我们稍加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近两年来司法改革的步伐正在放慢，具体的原因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改革措施欠缺应有的生命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加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社会意识、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参政、议政的意识在不断强化，同时政治体制也在不断跟进，相关制度的透明化、公开化和程序化以及权力的监督制约也都在不断被强化。但目前的中国毕竟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处于新旧体制转接过程中，与此相应，我国的地方法院也是转型期中的地方法院，因此不能奢望在法院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一下摆脱原有制度的制约，只有逐步地改进，甚至通过局部的改良来实现法院的现代化。

司法机构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司法改革、司法制度建设如果要有一个比较完好的设计的话，可能不得不有赖于各地方法院基于自己区域特点、地方特点，基于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作出针对性的努力。

贺卫方说，从一个地方层面上观察，一些涉及司法制度的框架问题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首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分权的问题。

地方司法设计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官员的选任标准是否应当在高层次法院和较低级别法院之间有所区别。过去我们讨论法官选任问题，多半只是笼统地讨论，很少结合不同层次法院的法官所从事工作的差异作出有区别的论证。基层法官所处理的案件尤其是民事纠纷大多跟本地的风土人情有着密切关联，相应的，法官也需要有“人情练达”的素养。许多纠纷只是一些利益的平衡而已，法官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很难像科学家那样精密判断，这只能取决于法官的崇高威望。实际上，司法也有某种类似于“接受美学”的道理存在。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的口，对当事人的说服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固然要有良好的法学修养，同时，民众的信赖也是至为关键的。而那些经常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作出解释和判决的高层次法院的法官，相对而言，重要的是学理精湛。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于基层法官的选任标准加以再思考。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更整体化的事项，那就是如何发挥基层社区包括乡村精英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问题。

贺卫方教授建议可以考虑更多地发挥地方精英的作用，是否可以让农村里既有年资，又有声望的人们不仅仅只担任调解工作，而是每周两天开庭审理一些田土细故类

型的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对他们的判决不服者，才能够上诉到县一级法院？他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地方司法制度时应当通盘考虑。

张卫平教授认为，地方法院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个消除原有地方法院体制的弊端，使其能够满足社会主义现代法治要求的过程。地方法院的现代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硬件方面，即地方法院具有满足地方现代司法所需要的人、财、物———高素质的审判人员、具有保障法院高效率运作的财力和物质条件；其二软件方面，具有适应现代法治的法院体制和司法理念。法院体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法院体制问题由于关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地方法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当是最困难的基本作业。

人们已经比较一致地认识到，当下法院体制所显现的主要问题是：法院结构和运作的行政化、法院司法的非独立化、法院人、财、物的地方化，审判人员的非职业化等，这些问题彼此之间又是相互关联和交叉的。张卫平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是法院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地方法院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和任务无疑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张志铭教授强调，今后的司法改革应当特别关注地区差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现在很多地方法院都把“建设现代化法院”作为整合自己的改革和发展的口号，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语，其含义比较深刻。他说，这几年，地方法院的改革热情可敬可佩、改革成就可圈可点，可以说，中国司法改革的很多举措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地方自主的司法改革面临着也许更为严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考量，而且也不大可能造成国家司法制度在整体上的迈进。

如何激活中国的司法改革

充分的法治一定是中国的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认为，激活未来中国的司法改革，有三个路径值得参考：

第一、司法改革的进行与司法改革理论的研究应当集中在体制改革上。我们推行的改革更多应当是总结实践中的宝贵经验，从整个体制上或者从一个体制入手来推进，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工作方法、人事制度乃至服饰、仪式上的变化。应当着重解决纵向上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与权力配置问题，调整后的权力机制应当实现权

力高效运行但又不失制约的效果。

第二、改革的推进应当尊重司法规律，从司法活动的内在要求入手、从建构科学体系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而不能忽视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想当然地任意推行各项改革。改革措施的设计应当经过理论上的缜密论证，形成的方案应当先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予以推广。

第三、司法改革过程中有关制度的建构应当放到整个世界的司法平台上考虑，要具有全球性开放目光，不要更多地以“国情”为借口对世界通行的制度与规则大打折扣。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展的司法改革与相关制度设计才具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进而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可能。否则一味地抱守中国的国情与现状，“闭关锁国”式开展改革，中国的司法改革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

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指出，实现法院体制的转变和改革是法院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这一点必须明确，一个独立的，具有高素质审判人员的，有相应物质保障的司法机构的存在是法治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朝向这一目标迈进。所有的司法改革和法院现代化建设的措施都应当服从这一目标，都应当是迈向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而不是阻止迈向这一目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注意到地方法院现代化建设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基本作业，也就必然体现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讨论和实施地方法院的现代化建设均不应当脱离这一背景。

法制日报2004-10-14 13:51:28蒋安杰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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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取消户籍制度已是历史必然

中国取消户籍制度已是历史必然

2009年09月10日 16:31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九月十日电(记者 阮煜琳)国家统计局官员十日在北京表示，未来扫除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预计到二0一五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百分之五十。

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人口突破六亿，城镇化水平已达百分之四十五点

七。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十日在北京对记者说，无论是与世界上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都相对较低。而中国城市不仅数量发展较慢，质量更为滞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阻碍城市化水平提升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城市服务水平仍处于低水平阶段。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也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首先，城市化必将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是一个关联度很高的行业；其次，城市化过程也是一个农民进城和农民收入提升的过程，必将带动消费，刺激内需；第三，城市化过程必然带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同步发展，城市软环境将明显提升，也必将扫除城市化发展的障碍，户籍制度的取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进城后还是农民，享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和社会保障，很难在城里定居。”潘建成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是不和谐的。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副司长程学斌说，近些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以百分之零点八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到二0一五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百分之五十。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制度由此建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第五篇：军队纪检监察改革的回望与前瞻

军队纪检监察改革的回望与前瞻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月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1日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公网评论员 马浩亮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改革军队纪检监察体制”，这是数十年来首次在中央全会上明确提出该项改革任务。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月31日出席在福建古田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又再次强调，“坚持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反腐败工作”。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及徐才厚、**、杨金山等军内大老虎接连落马的宏观背景下，这一改革极受外界关注，并且势必牵涉到中央军委整体领导架构的变革，影响到自上而下各级军队领导机关的体制。

1949年建国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是统辖和指挥武装力量的最高机构。此时的军委不仅有中共开国领袖元勋，还有副主席程潜、委员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起义将领和党外人士。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有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结束。自此直到1983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近30年间，中共中央军委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中国唯一的最高统率机构，完全践行“党指挥枪”原则。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设立的国防委员会实际是一个统战、顾问性质的机构，这与在朝鲜举足轻重的国防委员会有很大区别。

八总部时代的“武装力量监察部”

1954年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之后，解放军领导体制进入了新阶段。当年10月，中央决定建立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定位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全军性的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督和检查全军的战备、训练、编制、武器、装备、纪律、政治教育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工作情况。1955年6月22日，该部正式成立，叶剑英元帅任部长，下设陆军监察部、海军监察部、空军监察部、后勤财务监察部、计划处、行政经济管理处、办公室等4部2处1室共7个部门。

到1955年8月，解放军形成了历史上领导机构规模最为庞大的“八总部”时期，按照序列依次是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排名第三。在部长叶剑英之下，4名副部长中有3位上将、1位中将，分别是第一副部长周纯全上将、副部长杨至成上将、陈再道上将、阎揆要中将。1957年又增补彭明治、倪志亮、钟赤兵3为中将为副部长。

罗荣桓执掌中共解放军监察委员会

这一时期，军队还有一个重要监督机构，全称是“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在内部会议上也称作“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与武装力量监察部的成立时隔不久，于1955年9月成立，11月正式开展工作，并且同样规格极高。军监委首任书记由罗荣桓元帅担任，2名副书记是谭政大将、宋任穷上将。

从名称上看，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与中共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双“监”合璧，存在重叠之处，但二者实则有着较大区别。首先，从性质上来说，前者属于军队内部领导机关，后者是中共中央派设在军队的党务工作机关。其次，从主管工作上而言，武装力量监察部对军队大部分工作都负有监督检查职责，而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干部，简要而言，前者侧重监督“事”，后者主要监督“人”。当然，这不是绝对分开的。第三，武装力量监察部是“八总部”之一，是独立的单设机关，而军监委的具体工作主要由总政治部组织部承担，不单设办事机构。

再从两大的机构的组成人员来分析，可令这些区别更为清晰。武装力量监察部成立之初的5名部领导，都是军事干部。叶剑英长期在八路军、中央军委总部从事参谋工作。在调到武装力量监察部之前，周纯全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杨至成是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陈再道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阎揆要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而军监委方面，书记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政工元帅”，当时还同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2名副书记中，谭政时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宋任穷时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恰是罗荣桓的两位主要助手。而后军监委历任书记也都是由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肖华等人兼任，领导层也都是政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