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电信改革前瞻复杂形势空前
2014电信改革前瞻复杂形势空前
科技杂谈12月31日 10:40 分享到： 14工信部 通信 电信-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同一个行业内，如此密集地进行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这在整个工信部乃至信产部的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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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云辉，作者微信：wangyunhui201
3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工信部以罕见的工作效率，对中国的电信政策进行了乾坤大挪移。
12月4日，正式发放4G牌照；12月22日，调整网间结算资费；12月26日，发放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许可。
可以说，这三个政策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对中国的通信市场产生意义深远的重大影响。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同一个行业内，如此密集地进行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这在整个工信部乃至信产部的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为什么会少见？
是因为政府效率慢吗？不是，其实并不慢。
关键在于，每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都会给行业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并需要一定的时间与市场来进行缓冲，并为新政策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和长期隐患，留下足够的适应时间与试错空间。
一旦多个重大政策重叠，就可能导致两个问题：
1、对行业生态的冲击被几何级数放大，对现有产业结构的破坏可能产生叠加，期望的目标结构也可能因为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出现变形；
2、对行业主管部门来说，新政策的效果评估，乃至后续的政策跟进也受到干扰。
很简单，此时很难判断一个好的变化，或是坏的变化，是由前一个政策，还是后一个政策引发的，或者说，两个政策的各自影响比例有多大？
此时，已经难以对政策效果进行定性与量化，自然，后续政策该深入推进、稳定观察，还是果断刹车，都失去了原本应该清晰的参照系指标。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把三个政策都叠放在了一起呢？
如果仔细分析，其中其实多有不得已之处。
1、4G发牌不可能再早，因为中国主导的TD-LTE产业链仍未足够成熟，过早发放弊大于利；但也不能再晚，因为一旦拖到2014年，缺少本国支持风向标的TD-LTE，就有可能错过全球的LTE建网窗口期，也无法与LTE FDD的国内建网拉开时间差。
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在2012年底，工信部部长苗圩“大约1年后”发牌的时间表，也让工信部的4G发牌时间不会再有大的前后变化。
2、已经酝酿较长时间的网间结算调整，其核心作用在于平衡4G发牌之后，三大运营商的主体利益格局。
如同我此前的分析，它是一个零和的手段，本身不会增加或拉低三大运营商的业绩总和，只会在行业内部达成利益的再分配。详见文章《网间结算新政逻辑》，您可以关注科技杂谈（keji_zatan）并回复数字182查看。
因为4G发牌方案更偏向中移动，为了避免市场的进一步失衡，并确保联通和中电信业绩，避免影响信息消费战略、宽带国家战略、电信行业营改增试点等事关全局的大政，所以网间结算调整不能与4G发牌间隔太久。
事实上，两个政策之间相隔18天出台，尽量淡化彼此影响，或许已经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3、至于移动通信转售许可，作为中央要求的，推动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行业的，工信部2013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显然必须在2013年结束之前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民资进入基础电信，可以说打开了一道大门，充满无限可能，加上民资态度较预期踊跃，参与者太多,为了避免未来的市场混乱，影响产业与公众，政策的出台一直在不断补充与修正。可以说，再在工信部工作会召开前的最后一天发放牌照，这已经是工信部所能给出的，最长的政策与市场准备时间。
同时，此前已有14家企业和16家企业，分别与联通和电信签定商业合同，有17家企业与中移动达成合作意向（即使考虑部分重合，实际企业也超过20家）。
在外界普遍认为工信部更多只是“走流程”的情况下，工信部选择了只通过11家企业，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体放行。而且据我所知，被打回的企业也都不是蓄意刁难，而是就具体确实存在的问题发回补充，在进一步的查缺补漏之后，新一轮的发牌也不会等待很久。
从这些细节来看，工信部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
当然，不论有怎样的客观原因，集中的政策出台，必然产生很多复杂的产业变量。
比如，不同运营商之间的网间结算政策，可能对不同转售企业的竞争产生连锁反应。比如，4G发牌的影响，与移动转售的影响，可能在市场中形成重叠与衍变。
等等。
当然，最麻烦的是，下一步政策将怎么走？
可以预期，2014年仍将是中国通信业的变革年。
在这一年，有哪些政策可能出台呢？
1、不对称管制，比如携号转网。它的扩大试点甚至全面推行已基本没有悬念。
2、进一步放开民资限制，至少是扩充移动转售企业的数量，这一条势在必然。
3、进一步整顿垃圾短信，政策是必然会出的，但是否能能真正奏效，仍有待观察。
4、营改增这个国家大政必将全面落实，而且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它的具体政策细节仍有待博弈（请关注科技杂谈，近期将有专文讨论分析）。
5、宽带中国推进。中移动如何入局，如何破局？或许都需要政策来推动或监管。
6、调整互联网间结算资费？这一条可能性也非常高。
7、LTE FDD发牌？这背后有复杂的博弈，但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未必小。
8、推进运营商的所有制改造？这一条可能会稍缓，但政策的准备肯定会提前进行。
9、推行新的电信重组，比如三网融合，或是网业分离？这一条同样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我们也将会看到形势会一步步松动。
10、那个传说中的《电信法》？好吧，反正已经拖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也不介意它继续拖下去，2014不出是情理之中，如果能出，好吧，那就鼓掌欢呼奇迹吧。
如果抛开这些政策，2014年的通信市场上还有哪些必然出现的重大变化呢？
1、运营商业绩下滑，不解释。
2、移动互联网进一步替代传统电信，不解释。
3、民资电信将为大众，原来的机还可能这样玩，而且“免费打电话”的后向业务模式有可能在年内出现。
4、更高速的通信网+更互联网化的业务模式，进一步冲击、改造各个传统产业。
„„
这么多的政策与市场变化，将全部累积嬗变。
这意味着，在2014年，工信部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产业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的决策必须更加谨慎，并且需要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电信改革历史上的很多次改革，都有效解决了当时的主要产业矛盾，但很快就在新的形势下，成为了更大、更深、更复杂的新产业矛盾根源。
工信部将如何谋虑长远？且拭目以待。
第二篇：2013电信行业发展趋势前瞻
三大利好Vs三大挑战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看2013年的信息通信业，如雾里看花，充满了复杂性、矛盾性、不确定性——既有比较有利的宏观环境，也有新出台政策的掣肘；既有去电信化的决心，也有换互联网基因的艰难；既有新增市场日益均衡的趋向，也有竞争更加激烈的隐忧；既有企业机制体制的制约，也有监管政策滞后的磕绊„„记者在认真学习工信部和三大运营商工作会议精神、深入采访业内外专家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出充满纠结的2013年行业发展走向，希望能为读者判断行业形势提供有益参考。
2013年在我国电信行业发展历史上注定将是不平常的一年。
自金融危机以来，还没有哪一年的开年形势如此扑朔迷离，还没有哪一年的内外环境让电信业如此喜忧参半。
宏观环境面临三大利好
无论从远期、中期还是近期的维度看，电信行业的大环境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利好。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党全国远至2020年的奋斗目标。报告中十九次提及信息化，从最顶层的高度，揭示了社会的总需求和电信行业最根本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特别是方兴未艾的城镇化浪潮，将在近十年内为电信行业创造最直接最庞大的市场需求。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模式，智慧城市的规划已被154个城市提出，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将带来高达2万亿的商业机会，宽带与移动网络、智能交通、云计算等领域将迎来巨大商机。一个崭新的通信网络内需市场正在徐徐开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3中国经济，也为电信行业中期发展注入了两股暖流。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在内需，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是主要看点。那么，谁能替代以往汽车和房地产对经济的带动性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瞩目信息消费，又明确要求加强信息技术类基础设施投资。从总体看，2013年，宽带、3G乃至4G实验网投资力度将快速扩张，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等部委正在酝酿的若干信息消费刺激计划可望从整体上拉高全社会尤其是农村等市场薄弱环节对宽带网络、智能终端和信息应用的消费。
对电信行业而言，最近期的刺激政策莫过于即将出台的宽带中国战略。中国工程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宽带普及率提高1%可促使GDP提升10%，宽带速度提高一倍，可促使GDP增加0.3%，可见其重要性。然而，宽带网速较慢、资费较高，网络建设滞后，严重影响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应用的推广，已成为中国推进信息化和发展信息产业的瓶颈。正因为如此，宽带建设不再是电信行业、企业自身的事情，而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注与支持。由国家主导的宽带中国战略，将比去年由工信部主导的宽带普及提速工程，有更高的政策含金量和更强的地方约束力，西部、农村等地的宽带网络建设可望得到适当补贴，点对点带宽费用有望降低。
三大挑战影响行业发展
在宏观环境向好的同时，电信行业又面临中观层面竞争环境恶化和微观层面经营环境趋紧的严峻挑战。
挑战之一，移动互联网异质竞争对传统电信业务的分流和替代不断加剧，传统电信业务的商业模式即将走到尽头。“狼来了”已经喊了很多年，“去电信化”也言之凿凿，但6000亿元的话音收入、1000亿元的短信彩信收入一旦失手，如何才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今天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拥有多达3.3亿部智能手机，比2011年增长了150%。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用电脑上网的人数。专家预测，到2013年年末，中国的智能手机总量将达到5亿部。5亿智能手机用户将使中国的电子和实体商务孕育出新的业务模式，越来越多的信息化业务可能被设计成只适用于移动设备。
正当全球最大的移动消费市场初现雏形时，移动互联网“过顶传球”的特点却将传统电信业务导向低值化、微利化。微信在两年内发展了3亿用户，很可能年内接近5亿用户，在其上可以免费提供包括语音、短信、彩信等在内的所有主流电信业务。而视频通话、IPTV这类一度被看好的转型业务，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OTT业务面前，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尽管移动互联网繁荣带来的流量猛增也能给运营商带来部分收益，但与庞大的网络建设、运维投资相较，运营商正陷入增量不增收的窘境。
挑战之二，社会大环境信息化升温，市场需求蓬勃发展，本是电信业大展身手、推动转型的好时节，而税务、劳务等一些新政策的实施，又将给电信行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束缚电信企业的手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今年扩大到通信领域。“营改增”方案的初衷是解决重复征税，但在实施之初，由于电信运营企业当期抵税发票的获取存在操作困难，可能造成阶段性税负不降反增。据此，瑞银证券等多家机构均将此项政策调整对运营商的影响定义为“负面”。
新的税赋模型的核心在于有没有进项抵扣、抵扣是多少，这势必驱动运营商调整财务制度和业务流程，转变其固有销售模式。无法取得增值税抵扣项目的成本和投资，比如高额的终端补贴、充值卡赠送等将被大幅削减，同时也必将对大部分供应商进行严格的梳理。否则，利润会大幅下滑。此外，由于人工成本不能抵税，营改增还将影响员工工资。
此外，今年7月1日，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将正式施行。该法对劳务派遣用工的岗位、与同工同酬的权利等作出严格规定，并明确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用工单位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目前的通信企业劳务派遣工数量远远大于合同工。修改后的《劳动合同法》将改变一些行业在各种类型、各种时间长度的工作岗位乃至主营业务岗位上都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做法。这无疑将改善通信企业内部目前处于主营业务岗位的大批劳务派遣工的身份和待遇，同时也给运营企业的薪酬体系、用工成本带来重大影响。
挑战之三，KPI的指挥棒成就了电信企业的高执行力和傲视其他基础行业的强有力的运营管理能力，也给企业从上到下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昔日的高速发展使得各项业务和市场指标居高不下，使今天的企业经营压力重重。一些地方三大电信企业制定的市场份额指标的总和甚至超过了市场总份额的150%。而日前微博爆出某地运营商报表造假丑闻，更将面对过度考核无法完成的企业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义务，上市公司股东回报的优异要求，与电信企业能否借助市场优势地位进军上下游产业维持高利润水平的监管考量形成了系统性的冲突。
以上三个挑战是电信行业、企业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最突出最紧迫的。由于身处全球信息通信业最具颠覆意义的变革周期，电信业当前面临最根本的挑战还是缺乏清晰而科学的行业定位。是应当继续大力发展，按高利润产业来扶持，还是适度有序发展，按公益型企业来考察其基础设施提供和普遍服务，众说纷纭。我们既要看到电信业在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其公用事业的属性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地位没有变化，作为电信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在信息服务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可替代；又要看到电信业务本身包含着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大部分，不同的部分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不应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其不同部分的价值与意义。从整
体而言，电信行业正面临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过渡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将是最核心的时代特征，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转化速度还在加快。破解电信行业转型发展的课题，关键在于抓住国家下决心推动转方式、调结构的机遇，抓住ICT技术升级换代的机遇，不断加快创新改革步伐，推动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实现根本转变，并高度关注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找准自身的定位，看清前进的道路，实现企业、行业可持续发展。
要规模，更要重质量和效益
岁末年初，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召开了2013工作会议。与往年只注重规模发展的基调不同，今年三大运营商都特别增加了“质量”和“效益”的提法。而之前召开的工信部工作会更是将“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放在了今年八项工作的首位。这表明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今年整个行业发展的主基调。事实上，近两年电信业正经受新一轮的内外部考验：行业增速明显减慢，人口红利分食殆尽，传统业务日薄西山，OTT新贵强势来袭，外部竞争压力持续加大„„多年来一味狂飙突进的运营商似乎猛然意识到，发展中的隐忧正日渐汇聚成一股暗流，无情地冲击着高速猛跑的他们。于是，在不忘规模扩张的同时，运营商开始在质量和效益上发力。
光环不再
电信业压力尽显
曾经，电信业头上有耀眼的光环——高收入，高增长，高利润。然而时过境迁，电信业早已不复当年之盛。
2007年，电信业收入增幅曲线在持续走低后终于与GDP增幅曲线相交而过，继续下挫，开启了电信业收入增幅连续低于GDP增幅的时代。差距最大时，电信业务收入增幅甚至不足GDP增幅的三分之一。在很多老电信人的眼中，2007年后的4年间，中国电信业赫然呈现出了一条在低位徘徊的发展轨迹。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陈金桥不无感慨地表示，电信业早已不是许多人眼中的“三高”（高投入、高增长、高回报）行业，而是迎来了“一高两低”（高投入、低增长、低回报）的时代。根据2011年财报数据，中国电信利润率为6.69%，中国联通只有2.01%，百年老店美国AT&T和欧洲最大的运营商德国电信在百般努力下也只分别实现了3.3%和1%的可怜利润率。传统电信运营商的经营压力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三大运营商的人口红利也几乎享受殆尽。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电话用户总数突破13.9亿户，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电话普及率破百标志着我国电信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趋于饱和的电话市场中，靠用户高速增长拉动电信业收入增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由于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粗放式的经营思路显然已经不可持续，今后的经营重心将转移到如何更大程度地挖掘存量市场价值上。
在用户增量空间见顶的同时，我国的传统电信业务颓势却在进一步加剧。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固话本地通话量、固话长途通话量的降幅均达到了18%。尽管其中部分通话量被转移到了移动平台上，但不可否认，昔日撑起运营商半壁江山的传统固话业务已经呈现江河日下的态势。
内忧不减，外患渐增。前几年从两翼试探敲击的OTT服务商在羽翼渐丰后终于站到了运营商的正面战场上。半月前，微信用户破3亿大关。而数日前，一组数据则无情地宣告了微信时代短信这一基础数据业务的没落。2012年，全国移动短信发送量达8973.1亿条，较上年仅增2.1%。按照去年我国手机用户增长11%来计算，我国2012年人均短信发送量下滑了9%左右。
此外，随着第四家运营商的投入运营以及移动转售业务的开放，各类手握强大内容资源、具备独到创新和营销手段的高手将强势来袭，届时运营商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无疑将进一步加大。
规模之外
更追求质量和效益
面对如此形势，三大运营商提出注重质量和效益无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助于运营商跳出增量趋缓的困境，在存量市场上多做文章，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加快业务结构转型。传统话音业务的日薄西山已成定局，如何进一步挖掘数据业务的价值是运营商当下应该思考的重点。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非话音业务收入增长16.9%，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上升到49.5%。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刘多预测，今年非话音业务收入必定会突破50%的分水岭。这意味着，我国的整体电信业务收入结构将迎来一个拐点。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3G用户已经达到2.33亿户，其中当年净增3G用户数首次突破1亿。这意味着，在持续投入了数年之后，运营商终于迎来了3G的收获期。为此，顺应业务结构转变大势，把握3G
发展良机，进一步做好流量经营，加快研发自有创新型数据业务，有效对抗来自OTT运营商的冲击，将成为2013年三大运营商的战略重点。
其次，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今年，三大运营商均提出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实施精细化管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运营商普遍背负较重的历史包袱，包括庞大的员工数量、繁杂的组织架构、缓慢的工作流程等。在讲求“轻”、“快”、“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科学的管理和高效的流程，传统运营商就无法对市场作出快速反应、进行及时决策。为此，近年来，三大运营商一直在努力提升内部信息化水平，IT集中化、一体化等项目均在稳步推进。2013年，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实现高效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仍将是运营商需要继续关注的重点。
此外，还应切实转变经营理念。2012年，电信业固定资产投资达3613.8亿元，较上年增长8.5%，略低于9%的电信业收入增幅。持续的3G及宽带网络投资、高额的终端补贴、巨额的营销支出以及近在咫尺的4G建设都将引发新一轮投资热潮，运营商已经无力承担不计血本的用户发展压力。据统计测算，近几年三大运营商的客户获取成本每年上升10%以上，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此之高的成本换来的并非都是有效客户。无论是去年有关全球移动用户数究竟是60亿还是32亿的争论，抑或是某些专家对于我国移动用户数准确度的质疑，其反映出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我国目前存在大量并未激活的“无效用户”，甚至有一些被强行统计在内的“虚用户”。这背后有全员营销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管理层过于重视账面用户数所体现的业绩。管理层过于看重市场占有率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各级公司不计成本地扩张、不计后果地竞争，“刺刀带血”式的恶性竞争所带来的只有各方尽输的局面。所幸的是，我们看到着力强调质量和效益的运营商已经看到了虚假繁荣背后的隐忧，预计可喜的变化今年有望发生。
第三篇：2015年网络舆情形势前瞻
2015年网络舆情形势前瞻
时间:2015-02-02 12:23:00 作者:汤景泰
来源:青年记者
● 汤景泰
对网络舆论场这种变幻莫测的东西做预测，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等着将来被“鞭尸”。不过辨析网络舆论潮起潮落背后发挥关键作用的几种力量，并推测其未来演化趋势，还有几分靠谱。而在影响网络舆情的诸多要素之中，权力、市场与技术是其中的关键。
正能量“合唱团”将成为网络舆论中的最强音
2014年12月1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在“移动舆论场的舆论引导——成都论坛”上说：“过去的一年，中国互联网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互联网上的正能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充沛，中国网络空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朗。中国网上舆论生态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这话说得很有底气。首先，突飞猛进的政务新媒体是释放正能量的主力军。政务微博呈覆盖式发展，政务微信势头正健，甚至连已经称不上新媒体的政府网站都可以大放异彩。其次，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发布、澎湃新闻等为代表的官媒新闻APP持续给力，一扫此前被各类商业新媒体步步紧逼的阴霾，依靠及时、独家、深度的新闻产品，在舆论场上频频发力。此外，“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的大规模涌现更是让网络舆论力量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有光明日报为其正名，其中的代表如周小平、花千芳等更是受邀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无疑代表了高层对这一群体的重视和肯定。
我们有理由认为，2015年，上述网络舆论主体将进一步强化协作，正能量“合唱团”将成为网络舆论中的最强音。
首先，政务新媒体将在集群化发展、整合传播力上寻求突破。从目前趋势来看，政务微博会在上下两个层面继续深入拓展。从“向上”的层面来说，省部级政府部门将陆续开通官方微博；从“向下”的层面来说，镇街等基层的官方微博也将继续拓展。结合本地特点，进行矩阵式的集群化发展，将是政务微博群的发展路径。此外，也将有越来越多的部门试水政务微信，微博、微信的双微融合对接和平台资源整合等将有突破。
其次，主流媒体将进一步强化舆论引领力。2014年在中央及各地宣传部门的强力支持下，各传统主流媒体积极通过技术升级、平台扩展和内容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澎湃的初步成功便是其成果之一。通过外部的“输血”支持和内部的“造血”机制改革，传统主流媒体的新媒体产品将更多涌现，并由此强化舆论场中的主导权。
再次，体制内的网络大V将崭露头角。在社会化媒体当道的时代，意见领袖在舆论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了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2014年，一些地方政府也邀请大V、名博主考察、采风，让大V们从线上走到线下。如陕西邀请网络大V走进绥德；四川广安邀请大V参加“小平故里行”；江苏宿迁邀请大V参加“2014中国政务微博路在何方”高层论坛；广东也举行了“粤来粤好——2014年网络名人看广东”等活动。①
尽管如此，培养体制内的网络大V将是未来的重点。2014年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在“依法办好网站，讲好中国故事”座谈会上指出，“要传播正能量，要唱响网上主旋律，需要培养千千万万个善‘讲故事’的高手，加强网宣队伍建设，培养全媒体人才，扶持和推出我们自己的大V和话语领袖”。②据此可以预测，除积极与所谓体制外大V们沟通，发展“盟友”之外，各省市宣传系统将在各级各部门、社会各层面物色和培养一批政治强、业务精、懂传播、善引导的体制内大V。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合发展的趋势下，2015年“独唱”的格局将被打破，而“合唱”将大势所趋。其主要依据在于统筹负责互联网信息工作的互联网信息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已经在各省普遍设立，各地市正在积极推进。由此将进一步健全互联网管理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为核心的新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进而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全社会共同监督的“五位一体”式的互联网管理格局。网宣、网管、网评、网研、应急、技术等六支队伍，也将整合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机构设置上的整合和协同工作机制的磨合，将有助于改善此前互联网舆论宣传工作中各自为政的局面，打破“独唱”局面，形成“合唱”格局。
高感性族群有可能以惊艳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
时政与色情原是一些网络公关公司善用的两张牌，虽然粗鄙，但效果好。如今遇到强力狙击之后，要继续通过网络炒作吸引舆论关注，势必需要新玩法。
炒情怀便是一个新招术。近期多起舆论热点事件的核心均在情怀。2014年11月发生的“少年不可欺”事件的关键正在于情怀。与此类似的，还有2014年末微博账号“@伟大的安妮”与其漫画APP推广事件。该漫画APP广告被转发40余万次之后，也被网络大V“@留几手”质疑是“打着梦想的旗号搞营销，用着别人的作品不留名”。
情怀如此风靡，代表着网络上所谓“高感性族群”悄然崛起。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尼尔·平克认为，这个世界原本属于一群高喊知识就是力量、重视理性分析的特定族群，但现在世界将属于具有高感性能力的另一族群——有创造力、具同理心、能观察趋势，以及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人。这一新族群的创造力现在未必能得到充分体现，但高度的感性以及坚守理想的情怀已经成为其招牌特色。商业公司之所以打“情怀牌”，正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族群的影响力。
在台湾地区的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遭遇了被舆论视为1949年以来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正如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1日发表的《国民党选举败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中青年选民成长于网络时代，他们获取信息的手段不是报纸、电视等单向传播的媒体，而是人人可以发言的社交媒体。舆论不再被某些机构或个人所主导，而主要为自发形成，信息中包含了每个人的感觉，如果一个人对马英九不满，而另外一个人也有此想法，这样就形成了共振，逐渐会形成“公共意见”。政治的代际更迭是谁都无法摆脱的铁律，马英九之后的中生代力量已经登上权力舞台，更重要的是，新生代的选民已经开始主导选举的走向，要么顺应互联网时代的选举，要么被选民抛弃。③近年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的竞选都一再说明，得网络者得天下，得年轻人者得天下。
2015年，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高感性族群，有可能以一种惊艳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
移动舆论场将冲击现有的话语权格局，提升社会动员的能力
在技术变迁的推动下，中国民间舆论场的阵地从论坛、博客，迅速转移至微博以及微信。
从传播机制上来看，微信融公众号与朋友圈于一体，集点对点的传播与点对面的传播于一身，打通了公域与私域，成为具备立体化功能的信息平台，是不可忽略的舆论新阵地。目前众多政府部门都在积极进驻微信，一如当年微博勃兴之时。不同的是，微博主要的功能是信息发布，而微信则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服务。通过微服务、微资讯和微互动，可以实现指尖上的便利生活。基于强大的服务功能，微信将有助于政府拓展网络问政的深度与广度，丰富获取社情民意的途径，提升政府“威信”和形象，成为站稳新舆论阵地的重要保障。
但值得注意的是，移动社交平台的迅速发展也将导致舆论场的碎片化、社交化，这也对舆论主导权和引领力造成强大冲击。在移动舆论场中，舆论主体更加多元化，议题更加碎片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基于地理位置、手机应用等形成的社会群体分化更加复杂。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的快速推广，各类新闻客户端的普遍应用，使得网民形成各类互联网应用主导下的一个个专门化群体。这种社交形态和信息获取特征，显著强化了互联网人群的群体化特征，对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正因如此，移动舆论场的特点不仅在于其跨地域、全时空的覆盖性，更在于技术助推下形成的群体细分和议题分化，而这无疑将会冲击现有的话语权格局。这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当年的预言:“网络传播引发的信息革命把人类带入了‘沙皇退位，个人抬头’的‘后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帝国逐渐瓦解，网络将按照个人的独特需求分门别类地进入一个个家庭，任何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驰骋。权力从传播者那里转移到接收者这端。”
不仅如此，微信传播还基于强关系的熟人社交圈，相关信息的传播将比在公共平台更为迅捷。同时基于社交圈本身相互的高信任度，对于态度认知转变的影响力更强，并加速“态度同步”到“行为协同”的转变过程，从而提升社会动员的能力。这将对突发事件的传播及其从线上到线下的演化，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在茂名反PX、江门鹤山反核燃料厂等事件中，这种力量已经有了初步表现。对于舆情管理者来说，这种技术传播的威力不可能被忽视。但管理方面也将面临相当大的难题，因为社交圈毕竟不同于公共信息平台。
另外，各类党政部门积极在微信上跑马圈地并集成信息公开与政务服务，虽然方便了公众和企业，使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但大量原本只对政府开放的个人或企业隐私及政府的社会经济数据，在不经意中通过这个新平台流入到社会，存在较大隐患。④“处颠者危，势丰者亏”，这对于微信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注释：
①《地方政府请网络大V考察引争议》，《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14日
②《国家网信办“依法办好网站，讲好中国故事”座谈会在苏州举行》，国际在线，http://gb.cri.cn/42071/2014/11/01/6651s4750021.htm，2014年11月1日
③《国民党选举败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北京青年报》，http://news.ifeng.com/a/20141201/42610996_0.shtml，2014年12月1日
④《电子政务借力商业公共平台——捷径还是歧路？》，《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日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第四篇：201012042011年金融形势前瞻及对策
2011年金融形势前瞻及对策
中国金融40人论坛顾问 吴晓灵 [ 2010-12-11 ]
本文重点在于如何理解欧美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对于中国负利率现状的理解。
2011年国际金融环境
2011年的国际经济形势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美、欧、日银行系统恢复正常融资功能之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退出，因其是对商业银行融资功能的部分替代。
观察欧盟的货币信贷状况，我们发现，欧盟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信贷同比也在急剧下降，即欧洲央行实行的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替代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美国的情况也类似，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放贷，不再向社会增加货币供应，迫使美联储直接面向社会提供货币。
分析美联储的资产结构，我们发现，危机之初，一些金融机构面临流动性风险，为了向社会提供基础货币，联储创造了很多面对特殊金融机构吐出基础货币的工具，当商业银行的借入储备上升的时候，非借入基础货币却在下降，这说明美联储一方面对个别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另一方面又在公开市场收缩流动性，来保持平衡。
2008年3季度以后，危机全面爆发，非借入货币和借入货币均急剧上升，此时正是金融危机的高端，美国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和中国的大量货币投放是一致的。
现在，美联储加大国债购买，也是对借入储备减少的一种补充。联储面对个别金融机构吐出基础货币采用的是短期工具，随着工具到期，这部分货币供给正在下降，而面对公开市场吐出的基础货币则在上升，这说明联储向社会购买国债的数量在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冲。
从美联储的负债结构看。2008年3季度之后，美联储开始大量吐出基础货币，并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对超额准备金支付0.75的利息，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0.25-0，这样商业银行就有了0.5的套利空间。这期间，公开市场吐出货币增加，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也在不断增加，原因在于商业银行不肯放贷，中央银行吐出去多少，商业银行就存进去多少。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做了两件事情：替代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在商业银行不肯放贷而手头又有多余头寸的情况下，联储给予它0.5的套利空间，让它把钱存回央行，既锁住了流动性，又缓解了商业银行的财务负担。
美联储的操作对美国而言是负责任的，矛盾恰恰在于美元是一个国际结算货币，这种操作会在国际上产生负外部效应，这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所造成的矛盾。我们可以说美联储在危机之前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错误的，创造了过多的货币，提供了过多的流动性；但在危机平稳之后，其操作是得当的。但是由于危机中并未出现大量银行倒闭，因此多余的货币无法消除；而且受传统理论影响，大家对美联储的操作有一种恐慌，认为只要它吐出基础货币，必然造成流动性泛滥（但其实美国的M2增长并没有特别高），这种国际性恐慌也推高了当前的大宗商品价格。
我国国内的宏观环境分析
过于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减缓了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但也恶化了调结构、转方式的货币环境。只有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优胜劣汰，实现结构调整；在资金宽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当前货币过多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给予正视。2001—2005年M2增速超过GDP+CPI增速5.4个百分点，2003—2007年超过2.8个百分点，2008—2010年3季度超过9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超过GDP+CPI的增速过多的话，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催生资产泡沫，必须加以管理。
当然，尽管中国现在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我们不必恐慌。中国的产能过剩对通胀上升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现在很多物价上涨，除了货币因素外，也有主动调整价格结构的原因，这种情况是可控的，不必恐慌。但多余的货币必然要寻找出处，我们仍需警惕资产泡沫。
因此，控制货币、搞活金融应是今后金融政策取向。控制货币的含义是让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即M2 =△GDP + △ CPI + 1-2个百分点。80年代至今，央行基本按照2—3个百分点控制货币增长目标；但现在，流通中货币存量过多，矫枉过正，做计划时需逐步低于上述计算。
银行资产创造货币，非银行金融不创造货币，只改变货币形态，中国依靠银行大量扩张资产、创造货币的道路不可持续，中国巨大的金融资产和货币存量仍有很大的盘活余地。
应对国际金融环境冲击之对策
首先，加大对冲力度，减少国际游资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美、日、欧的国内形势决定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短时间内难以退出，特别是“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后，对资本提出更多的要求，欧美银行有毒资产尚未完全消化，这会加大银行扩张的约束力。因而，在美、日、欧的低利率条件下，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是不可避免的。
从制度上讲，热钱难以迅速进入中国；但由于经常项目可兑换，采取蚂蚁搬家式、以经常项目名义进入中国的热钱是不会少的。对此，周小川行长提出用“池子”把多余的流动性锁起来，使其不再冲击实体经济。有人解读为用房地产、股票、债券当池子，其实不然，它们都在实体经济中，而热钱是不应进入实体经济，变成货币创造的。实际上，中央银行在过去的7年里，一直和进入中国的热钱博弈，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央票对冲外汇占款，其差额即为中央银行投放到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这个流动性是能够支持商业银行资产扩张,创造货币的。因此未来必须加大对冲力度。
其次，理顺要素价格，减少汇率压力。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要看可交易商品价格情况，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若把要素价格理顺了，人民币未必低估。
再次，控制银行间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逼高市场利率，减低资产泡沫程度。
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空间。因为中国的存款准备金是付息的，人民银行制定的存款准备金的付息尺度已覆盖了银行的存款成本，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只是让商业银行减少不应有的利润，而不会从财务上对其产生硬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面临两个槛：一是控制存贷利差。中国的同业拆借利率、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均是放开的，中央银行只控制存贷利差。原因是中国商业银行现在的优良表现不是自我发展来的，而是中国政府花了几万亿代价剥离不良贷款产生的，因而必须保持较大的利差，才能消化这些负担。而且中国的银行业还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的考验，现在放开利差的时机还不到。二是中国规定企业债利息不得高于同期限储蓄利率的40%，农信社农贷利率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2.3倍，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后两点完全不必控制。
现在大家都在谈负利率，负利率有两个角度，从国民收入分配和要素价格配置两个角度看。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要素，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是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价格偏低，市场上就会有过度的资金需求；利率上升，才可以抑制过度的资金需求和投资过热。当前贷款利率上限已放开，只要央行收紧银根，让商业银行没有能力放贷，贷款成为稀缺资源，市场利率就会逼高。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利率的急剧上升就是例证。实际上，我们实施了控制贷款规模之后，当前的民间借贷利率和信托计划利率都已上升至20%-30%，市场利率已经升高。
再看存款负利率，这涉及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如果存款利率长期为负，实际是对存款人的一种剥夺。当然市场参与需要承担利率风险，市场上有多种金融工具，存款不划算的话，人们可能拿出钱来干别的事，比如投资房产、股票；那么存款负利率对银行而言，损失了什么呢？资金大量流出银行，这是一个脱媒的过程。对政府而言，存款负利率背景下，关键是要解决穷人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宏观货币政策民生化，央行解决的是宏观环境问题，民生问题则要依靠政府解决。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因通胀蒙受的损失，政府可以从福利上给予直接补贴，严重通胀时可采取定额保值储蓄政策，解决小额存款人的财产缩水问题。90年代我们曾针对当时的恶性通胀实行了全面的保值储蓄。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银行均已股份化，不可能由银行承担保值储蓄的负担，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政府也不可能对全民实行保值储蓄，只能在一定额度内、对绝大多数小额存款者进行保值储蓄，从而实现公平。
我们要区分政策目标利率与市场利率。中国政府调的是客户利率，美联储公布的是政策目标利率，两者无法做比较。美联储政策目标利率的最高点是2005-2007年间，这期间的高利率政策也给了中国央行2006-2007年抑制通货膨胀时连续加息的空间。当前美联储和国际上的低利率环境，实际上已经挤压了中国运用利率政策的空间。我们仍要纠正一个认识偏差，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只是数量工具，不是价格工具。美联储收购国债，是为了提供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中国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根，是为了逼高市场利率，目标同样是利率。所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调整客户利率二者并不对立。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央行只能较多地动用存款准备金率手段。
最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货币政策的被动性。这要求我们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今天的货币政策被动性源自国际货币体系本质的缺陷。在全球处于信用货币体系的背景下，信用货币投放失去硬性约束，想用黄金勒住这匹战马是不可能的。货币体系改革，要求针对各国央行货币创造能力设定一个国际的锚，锁定和制约各国央行的行为。
第五篇：如何看待和应对复杂的就业形势
如何看待和应对复杂的就业形势（本周话题）
《 人民日报 》（2011年04月13日 07 版）
编者的话
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就业形势发生新变化，突出表现为部分地区招工难与部分人群就业难并存。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本来就是社会就业变动剧烈时期，再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叠加，必然使我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临举世罕见的就业问题。如何判断我国目前以至整个“十二五”时期的就业形势？如何应对就业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挑战和变化？本期“本周话题”刊发的3篇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
我国就业形势的新特点
蔡 昉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在于，在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存在，城镇失业现象持续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每个就业群体面临就业困难的原因并不相同。
以“民工荒”形式表现出来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是由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逐年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增长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便导致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结构性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农民工尚未成为城镇户籍居民，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健全，面临周期性失业风险，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人群。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并非由市场供大于求所造成，而是产生于个人就业意愿和技能与劳动力市场机会及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至于城镇居民失业和就业困难，既有就业技能不匹配问题，也有劳动力市场调节功能不充分问题。这两个就业群体面对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主要是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
以2011年为例，我们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需要关注的就业困难群体构成作出大体的数量估计：剔除在农村内部流动部分后，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人数约1.46亿人；新毕业大学生约660万人，加上往年毕业尚未就业的150万人，总共超过800万人；按照近年来较高的登记失业率4.3%估算，城镇失业和可能失业的人数大约1600万人；假设8000余万灵活就业人员中有一半就业比较稳定，另外4000万则属于就业困难人员。这些人群之间可能有交叉，但总体而言可以反映就业困难群体的数量和构成，即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接近一半经常面临明显的就业困难。
可见，理解当前的就业问题需要确立两个认识。其一，就业问题并不会因为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而缓解，应继续将其臵于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先位臵，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其二，长期困扰我们并被作为就业政策重点的就业总量问题正逐步转化为就业结构性问题。政府需要顺应这种变化，及时转变积极就业政策的关注点和实施手段，面对各个就业人群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就业促进战略和扶助政策。根据就业形势的新特点，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应从以下方面考虑政策优先顺序和关注点。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保持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应体现在产业政策中，继续扩大就业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普通劳动者短缺现象出现，工资成本大幅度提高，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将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在加大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减少部分传统就业岗位。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高需要假以时日。因此，为现有劳动者创造与其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就业岗位以保持就业稳定扩大，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先原则。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应与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结合起来，防止出现比较优势真空，造成就业岗位损失。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和发展差距都较大，这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空间，也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对就业吸纳规模的相对稳定，防止出现“无就业的增长”现象。同时，在制造业升级的基础上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分离出来，使其成为新兴服务业态，为大学毕业生创造适合的就业岗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一定变化，绝不意味着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不再以就业吸纳能力为基准。应从放松准入限制、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给予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其扩大就业的功能。
抓住重点人群，提供更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积极就业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政府逐步形成积极的就业政策，当时的重点是创造城镇就业岗位，帮助下岗失业职工实现再就业。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就业政策应逐渐转变重心，面向不同就业群体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扶助。针对农民工易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以及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的特点，通过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形势的敏感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等，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充分性。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主要在于其知识和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应从高等教育体制、实习制度、就业培训和中介服务等方面入手，提高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受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技能老化以及求职能力弱等制约，常常遭遇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困难，需要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配臵效率和提高政府就业服务水平，降低其就业难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东部地区用工形势及对策
胡德巧 孙中震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以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向和就业区域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地就近就业不断增加，东部地区用工形势更加严峻，用工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放缓，就业吸引力下降。2009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8%，增速分别慢于中西部地区0.9和4.2个百分点。2010年1—10月，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增速分别低于中西部地区3.8和2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5%，增速分别低于中西部地区5.6和4.7个百分点。与此相适应，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更多地回流到当地就地就近就业。
就业不稳定，劳动争议多发。一方面，东部地区加工制造业较为集中且主要从事服装、鞋帽等低端产品的出口加工，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另一方面，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签订长期劳动合同。一些中小企业的员工因为生产生活条件较差，难以安心工作。有的企业劳动强度大、加班时间长，往往是生产旺季批量招工、淡季迅速裁员，降低了员工归属感，导致用工不稳定。同时，劳动争议进入多发期，突发性和群体性劳资纠纷时有发生。
农民工用工短缺问题趋于常态化。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东部地区用工需求快速增加，用工短缺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2010年前3季度企业需求人数累计比求职人数多105万人，求人倍率（用工需求人数/求职人数）高达1.99。福建省2010年以来的求人倍率始终在1以上。今后一个时期，中西部地区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对农民工的吸引力继续增强，东部地区用工短缺问题将由季节性趋于常态化。
农民工务工收入增长较慢。东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增长相对放缓，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0年第三季度，东、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分别为1665元、1617元和1611元，同比分别增加210元、228元和229元。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差距最高只有54元，而收入增速低于中西部地区2个百分点，加上东部地区生活成本较高，东部地区的务工收入水平已不占优势。
职业技能培训严重滞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不断加快，对工人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但现有培训设施和培训能力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
面对严峻的用工形势，东部地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实现率先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稳定和扩大就业、缓解用工紧张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良性互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扩大就业和吸纳人才。抓住“十二五”规划实施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创造更多适合专业技能较高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金融、物流、旅游、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进一步发展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
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积极创新调解仲裁工作，合理确定调解仲裁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场所设备等配臵标准，推进调解仲裁工作规范化。加大劳动用工等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及时排查用人单位的用工隐患，帮助企业改进和加强管理，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健全劳动关系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完善就业政策体系，改善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质量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快构建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体系，促进劳动力平等就业。着力优化农民工务工环境，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农民工在就业地落户安居。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工就业失业登记和监测预警机制。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探索建立职业技能培训统筹协调机制，逐步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根据经济发展和就业岗位需要，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鼓励企业组织开展职工岗位技能培训，并给予相应补贴。进一步完善培训补贴资金使用和管理制度，严格工作程序，提高使用效率。
加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推进城乡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地区间就业信息沟通，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推动创业孵化基地和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增强创业服务能力。加大投入，加快形成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调解仲裁服务体系，提高劳动争议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建设一批标准和质量较高、满足多层次需要的培训基地，全方位提高培训能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业和收入分配司）
做好就业工作的压力、挑战和机遇
莫 荣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复杂，农民工招工难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存导致人们对就业形势的判断出现很大差异。有人认为，农民工招工难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到来，标志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时代结束。实际上，准确判断我国就业形势，需要从供求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供求层面看，“十二五”时期我国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从供给看，“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给较“十一五”时期多。首先，“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仍处于高峰期，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年均达到2500万人。其次，大学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三碰头”，形成巨大就业压力。“十二五”时期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年均规模约为667万人，较“十一五”时期增加127万人；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1.2亿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每年结转的登记失业人员预计1000万人，解决结构调整中新的失业问题和历史遗留的下岗失业问题的工作难度将进一步加大。第三，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在就业领域将伴生大量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劳动者职业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区就业结构性矛盾。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就业难问题仍严重存在，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从需求看，“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提出新挑战。首先，“十二五”前期我国经济和就业仍将受到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难以恢复到以往水平。这将对外贸企业造成重大影响，不利于其吸纳就业。其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就业提出挑战。落后生产能力将逐渐被淘汰，从而产生新的结构性失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客观上要求劳动力在各产业间有序转移，要求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吸纳由于第一、二产业实行集约化经营而富余的劳动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第三，部分地区招工难并未改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大势。部分地区出现的招工难现象，既有我国经济回暖、企业订单增多和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增长而需要扩大招工的因素，也有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值与部分企业用工条件差异较大的因素，还有供求双方在技能素质、招聘时间及信息对接上错位的因素。对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但不能由此认为我国就业供求格局发生了拐点变化。从人口预测看，我国人口将从2010年的13.4亿多人增加到2020年的约14亿人，并持续增加到2033年的约15亿人。因此，在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劳动力总量压力持续加大，供大于求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就业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是：首先，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提出新要求。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解决农民工的稳定就业、职业培训、工资待遇、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问题，帮助其顺利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其次，我国就业体制与就业社会化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公共就业服务投入不足，基层平台匮乏，服务功能和服务手段落后；就业市场信息化建设滞后，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就业信息没有被纳入常态统计范围，就业信息尚未在全国实现联网，人力资源市场的动态监测薄弱，针对失业的监测和预警机制有待完善；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影响劳动力资源有效配臵。机遇是：首先，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提出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这将成为“十二五”时期做好就业工作的强有力保障。其次，各项促进就业的法律和政策的效力进一步释放，就业和创业环境将进一步改善。第三，市场就业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市场就业机制进一步成熟，劳动者求职就业更加理性务实，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同时，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能够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相应服务。
（作者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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