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第一篇：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队伍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如牛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毕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笔者试图从制度层面上解剖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对法官职业化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对法官队伍现状的整体评价

说到对法官队伍的整体评价，笔者想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的话，他说，1998年以来，全国法院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秉公办案，为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法官队伍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值得信赖的。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相比而言，法官同行政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相比，从人员素质到工作效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法官队伍就不存在问题了，实际上，我们的法官队伍无论从人员素质还是管理制度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么，现阶段法官队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队伍素质上看，法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化程度不高

先从业务素质看。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法官还没有达到职业化的要求，有的还相距甚远。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从法官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国法官成分复杂，同质化程度严重不足

从各级法院法官的来源来看，我国法院法官的成分极为复杂。有的从行政机关调入，有的是教师改行调入，有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转业军人安排就业的，有的是经考试录用的，有的是“以工代干”转正的，简直是五花八门。这些人有的是大学或大专毕业，有的中专、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学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而普通高院校法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只占极小的比重。这么多成分如此复杂的人组合在一起，由于文化程度不同、所学专业不同、经历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的差异，最明显的是面对同一件案件，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或上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官队伍比较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等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不可避免地造成审判秩序的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法官的公信度不高，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从法官队伍的管理体制及管理手段来看，现阶段实行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

先从制度设计上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各级法院都是按标准的行政机关设计的，就是现在，各级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并无二致。如院长以下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下设若干业务庭室和综合处室，院长、副院长分管几个庭室或部门的工作，这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极为相似。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法官被人为的分成了三六九等，法官与领导之间、下级领导与上级领导之间事

实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领导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的升迁任用与奖惩，事实上形成了法官对领导、下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的依附必然导致意志的屈从，造成法官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权力结构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再从各级法院的运行机制来看，现在通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有悖于司法的规律。通行的做法是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研究才能下判，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些庭长、院长不办案却可以“唱主角”决定案件的结果，而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反而成了“跑龙套的”，可谓中国一“怪”。实际上，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个思维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脑力劳动，不需要他人的干扰。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实证过程会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而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特点，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的行使，实际上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四）从法官队伍的数量及工作效率来看，我国法官数量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不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官大约20多万人，平均每5、6千人就有一名法官，与发达国家每5—6万人有一名法官的比例相比，我们的法官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与数量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法院法官的审判效率并不高，每人每年结案只有三、四十件案件，只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效率如此之低？是不是一线法官办案的绝对数量很少？我看不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法官一年能办一二百件案件，一般的也能办百十件，效率并不低。造成平均结案率低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院存在相当数量的“脱产”或“半脱产”法官。在法院，办案最多的是审判员（包括助审员），副庭长次之，到了庭长一级办案就少了，当了院级领导就基本不办案了，再加上不办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科室的法官，不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占到了法官总人数的一半左右。这样平均下来，审判效率自然不会很高。

二、关于法官队伍存在问题成因的思考

关于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成因的探究，应当从分析问题入手，最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量。

（一）关于法官素质的思考

先从法官的选任看，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过低使得法官的整体素质先天不足。法官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不仅要具备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且要具备法官必须具备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然而建国以来，特别是法官法实施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了，对法官的选任几乎无任何诸如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很多人可以未经严格选拔而进入法官队伍。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一个人到了法院不论是否从事审判工作，不论素质是否符合审判工作的要求，只要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和干部级别，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可以平均分配的待遇。结果导致两个恶果，一是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而素质参差不齐的法官队伍。相当一部分人虽有法官职称但却不胜任法官职务。二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由于书记员逐渐被选任为法官，造成书记员严重缺乏，一些本应当由书记员承担的工作却由审判员来完成，造成法官与书记员分工不明，既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案件质量。

再从对法院、法官的管理制度看，制度的设计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把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进行管理（即使到了现在，法官仍然沿用公务员的考核办法，法院的干部任免仍沿用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法官队伍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已经造成，我们正在为忽视法官职业特殊性的制度设计付出代价，而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现在我们却过多地指责法官的素质低下，实际上，法官的素质是由法官制度决定的，既然你在制度设计上将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既然你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要求法官具备比公务员更高的素质。所以单纯指责法官素质低、不求上进是有失公正的。

（二）关于法官管理体制的思考

首先从领导干部的任免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法院的领导班子都是同级人大任免，实际上是由组织部门选任委派。这在行政机关并无不妥。关键在于法院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法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你从其他党政部门选配干部，很难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比如说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尽管他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行政机关他可能是一名称职的领导，但到了法院却未必。为什么，因为当法院的领导，不仅要具有行政机关领导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还要求你具备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党政机关的领导直接选派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对法律是个门外汉，尽管他一个案子也没办过，但到了法院就可以直接被任命为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而从事审判职业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法官却要听命于这些从来与法律无缘的人，这在法治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成了通行的做法，见怪不怪了！这种做法抹煞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它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不能低估的，它使法官认为，当法官不必研究法律，只要研究好“社会学”、学会为官之道就足够了！不懂法的人可以当管法官的官，享受一线办案法官无法享受的“尊荣”，那么法官还有什么必要劳心费神地学习法律？退一步说，学了法律，成了专家又能如何？

其次从法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上看，现行法官制度的激励机制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趋势。制度的导向和评价功能是巨大的，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既然你将法院设计了自上而下、由高到低的权力结构，既然享受尊荣的等级与官阶成正比，既然当了官能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体面生活，享受到普通法官无法享受到“尊荣”，那么法官必然形成以当官为荣、当兵为耻观念。可以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法官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当官”，而不鼓励在第一线办案的制度。所以说，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仅不能保证选拔出高素质的法官，更重要的是还造成了法官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一个人到了法院，当了书记员，想当审判员，当了审判员，想当庭长，当了庭长，想当院长，没有一个人甘愿一辈子当个书记员或审判员的。实际上，评价一个法官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变成了他实际享有的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倒在其次了。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想当官除了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有“道”，所以我们的有些法官不是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法律上，而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当官。那些当官无望的，则消极地对待工作混日子，那些真正高素质的法官由于年轻或社会经验不足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处于较低的等级，无法享受到法官职业应当给他们带来的尊荣，导致他们对前途、对事业悲观失望，而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整个法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现阶段各级法院的法官学习业务提高素质缺乏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的进修、培训而效果不理想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最大障碍。

再次，从审判管理的运行模式上看，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即违背了审判规律，也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案件的层层审批把关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办案，一直提倡要还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案件审批是以领导的行政管理权力为前提的，我们的领导习惯于审批案件，实际上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只能审批案件，他们把审批案件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而不容他人染指和削弱。实际上案件审批不过是审判权在审批者和办案者之间的再分配，审批案件除了正常的掌握审判动态或案件把关之外，还存在一个案件的决定权问题，而这个决定权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多多少少地具有某种可交换的属性，能给审批者带来某种利益，所以作为法院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不可能把案件决定权真正还给办案法官。这才是案件审批制度存在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否任案件审批对保证案件质量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对法律知识的熟悉程度并不见得比一线办案法官高多少，尤其是从其它党政机关调入的没有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的领导，就是从优秀法官提拔起来的领导，由于他们不办案或很少办案而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其业务能力也未必比提拔前更高。实际上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并不能有效地发现和避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错误，相反我们的案件审批者或审判委员会对同一个案件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由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做法还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它容易使审判人员形成依赖和懒惰心理。由于审批把关制度的存在，使得审判人员遇到疑难问题不是自己寻找法律依据和运用法学理论进行解决，而习惯于将疑难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或案件审批者决定，久而久之他在心里会想，反正我说了也不算，还不如将问题上交，自己落个清闲。因而案件审批制度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已经成了素质不高的审判人员的“拐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素质的法官。二是不利于错案责任的追究。案件审批制度分散甚至模糊了案件承办者的责任，使得真正出了错案时责任无法追究。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种种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原因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看到，忽视了司法规律的法官制度造成了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和素质低下；而数量庞大的法官队伍和素质低下的现实又给行政化的管理手段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如案件审批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官的低素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了法官队伍目前的状况。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表象，而制度的设计才是根本。

笔者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进法官职业化，是靠领导的号召和要求，还是靠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必须同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没有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法官职业化就失去了动力和保障，最终也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三、关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法官要办案、法官愿办案、法官只办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标志是：法院里最大的“官”是法官，最高的“长”是审判长。这一官一长只管案件，而不管其他的法官。为此，必须重新构建能够体现司法特质的法官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下，造就一支高度职业化和高度自治的职业法官队伍。为此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法官职业的准入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官选任标准过低的问题，设立了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法官职业准入的“门坎”，但这只是解决了今后的普通法官的职业准入问题，领导干部的职业准入问题和实行员额制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仍未解决。

法官法规定，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而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此就有了“当院长容易，当法官难”的说法。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具有法官和领导双重身份，理应在业务素质上高于法官，但在选任的标准上却低于法官，为党政干部继续进入法院当领导留下了“后门”，实际上是对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的迁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后门”不及时予以堵塞，将严重影响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为此笔者建议，应当修改法官法，将这一“后门”堵住。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在全国法院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意图通过将在职法官划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达到“法官数量大大减少、法官素质大幅度提高、法官中心地位大大增强”的目的。这无疑是推进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定额后的法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在法官法修改以前，应在法官法确定的既有条件范围内从严要求，以真正体现法官的精英化、职业化。因而应当制定严格的担任法官的标准，而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院级领导、中层干部和一些素质较好的审判员直接过渡为法官。

关于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有的学者将定额后的法官任职条件限定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全国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有较高的审判专业水平，能独立承办复杂疑难案件，具有熟练的驾驭庭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法学基础理论深厚，有较强的调研能力，有一定数量的法学论文发表；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社会评价；身体健康，能够胜任繁重的审判工作；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值得考虑，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选任法官，那么选任出来的肯定是精英化的法官。这里面有几个硬性标准，一是学历条件，二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三是有一定数量法学论文发表，其中最难的就属通过司法考试了。笔者一直认为，法官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在职法官一律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继续担任法官职务，实际上是对在职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的一种妥协——大多数法官难以通过如此难度的考试，且不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连报考条件都不具备。司法考试对应试者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考察是极为严格的，也是其它考核考试无法替代的，法官员额确定后既然我们要选拔精英法官，理应通过司法考试。借司法考试的方式对法官队伍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既解决了员额确定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又很好地解决了在职法官的分流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行员额制的初期，为保持审判业务的延续性，可由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法官代行职责，以后逐渐由达到条件的人替换。

（二）关于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领导干部过渡问题

目前各级法院内部均设有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务庭室和综合科室。各个审判庭既是审判业务分工的结果，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单位。审判庭设庭长、副庭长职务，院长、副院长（包括院长助理和副院级审判员）分管几个庭室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政管理网络。这样一个机构设置实际上成了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载体。但管理的对象却不是行政事务而是审判业务或具体的案件。法官审理案件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它在本质上具有排斥行政权力干预的属性，因而我们不能套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审判业务，因而审判庭的设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有学者建议，从长远看应当取消审判庭的设置，代之以专业合议庭或办案组，这个建议应当采纳。取消审判庭的内部机构改革应当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同时进行，不然新选任的法官又成了承担案件审批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管理者，改革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最高法院已经在《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里面涉及法官、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问题。应当明确规定，只有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案件的法官才具有审判职称，其他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专职行政人员、法警、书记员等一律不再具有审判职称，专职行政人员、书记员、法警不是法官，法官助理也不是法官，而是协助法官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员额制实行后，对于未被选任为法官的审判人员，应当免去审判员职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员额制还存在一个与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员额制实行以后，肯定会出现等级高的“法官”给等级低的法官当助理的现象，等级高的法官可能在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可能造成工作上的摩擦。实际上，法官的素质只能有审级上的差异，在同一级法院没有必要将法官分成三六九等。建议修改法官法，取消或修改关于法官等级的规定。

相对于法官等级设置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过渡可能更为棘手。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法官等级，但有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素质和工作性质的限制，其业务素质可能无法达到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坚持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还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网开一面”？如果坚持选任标准，就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现有的领导职务问题，如果“网开一面”就无法达到员额制后法官精英化的目的。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官等级、行政级别高而一律给予他们法官职称，可允许这些人做一次选择，达到定额后的法官选任标准的，可担任法官职务去办理案件，达不到的，可留任原职务。

（三）关于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监督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现行的审判业务运行方式完全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设计的，主要靠领导督促和案件审批管理审判业务，领导本身不办案或极少办案，但却成了法官的法官、裁判者的裁判者。这种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行使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干部办案，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领导已经习惯于审批案件和处理行政事务，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使他们不屑于繁杂琐碎的案件审理，他们不办案是因为他们有决定案件结果的行政权力。所以解决领导干部不办案的问题应当与改革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同步进行。

法官职业化必须解决领导不办案的问题。在法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领导不办案问题好像还不十分突出，将来员额制实行以后，法官的数量将减少到现在的一半或更少，那时候你再允许那么多的领导不办案而去审批案件，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一个法院现有60名法官，现有不办案的院级领导10人，审判工作运行基本正常，而实行员额制以后，法官只剩下30人或更少，假如这10名领导都过渡为法官，将出现10名领导为20名法官把关的现象，平均每个领导只审批两个法官办理的案件，管理手段与审判效率的矛盾就会立刻凸现出来。当然，改革行政化的管理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取消案件审批制之前是否可以将领导与法官的身份合二为一？即保留他们的领导身份但专门从事审判工作，以后逐渐将行政权力分离出去。

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立法上的支持。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和审判权分离，最终建立“判者审、审者判”的审判工作运行机制。或许有人会说，领导不审批案件都去办案了，出现问题怎么办？实际上领导审批案件的做法并不能保证案件不发生问题，取消案件审批并不是取消监督制约机制，相反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机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不需要的只是行政化的监督机制，对于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再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必须坚持，而且笔者还设想在人民法院之外设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这个机构应当独立于法院之外且不受各级法院司法辖区内党政机关的干涉，而且这个机构实行的只能是事后监督。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四）关于法官职业的保障问题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地位保障、物质保障、人身保障等内容。这里着重谈一谈地位保障和物质保障。

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的设立本意就是建立并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但不解决员额制所涉及的法官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员额制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法官的价值取向问题，其目标应当是从鼓励法官当官到鼓励并保障法官办案。因此必须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惹的祸。因为一个法官当了官会给他带来种种好处，所以他要当官而不愿意办案。所以制度的设计应当从剥夺当官带来的种种好处入手，最终使得一个法官不当官也能享受当种种优待，享受到法官职业给他带来的“尊荣”，这样他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审判中去而不挖空心思地想当官，这样才会真正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司法资源的分配要以法官为中心。司法资源包括对物质装备的支配权、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支配权等。应当优先保障法官办案经费的使用、车辆等装配的使用，优先保障法官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和支配。二是削弱并最终解除法官对领导的人身依附。现阶段法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决定的，法官与领导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法官的中心地位必须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至少不应当由本院的领导组织实施。这样法官才能不依附于领导的意志，独立审判才能真正实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比较丰厚。法官的收入高于公务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之所以这样，一是法官的职业及其审判行为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法官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报酬，二是高薪有助于养廉。法官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几乎是其惟一的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就必须保证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证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后顾之忧，从而不受金钱、物质利益的诱惑。现在法官的工资实在是微薄得可怜，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为此一些高素质的法官不满于菲薄的待遇而辞职当了律师，据笔者了解，参加司法考试的在职法官大多数都有辞职当律师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法官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连法院现有的人才也留不住，足以引起我们的反省。

为此，应当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留下来的法官数量大大减少，素质大大提高，没有理由不享受较高的待遇。实际上，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既可以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法官队伍，又可以有效地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现在由于法官待遇太低，一些法官或参与经营活动，或利用审判权牟取一些物质利益，将来法官待遇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提出更严的要求，杜绝法官参与经营性活动和利用审判权牟取私利，有助于提高法官队伍的社会评价。

另外我国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由地方财政拨付法官的工资，造成上下级法院和各地区法院法官工资标准相差太大。笔者所在的县级法院院长月工资不过千元，而中级法院一般的法官比县级法院的院长挣的都多，这是极不正常的。上级法院需要高素质的法官，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工资标准相差如此之悬殊，势必产生高素质的人材向上级法院和经济发达地区法院集中的趋势，不利于基层法院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吸引高素质的人材。所以应当统一法官的工资标准，使上下级法院、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法官的工资标准相差不致太多。

第二篇：论我国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

试论我国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

摘要：前些年我国针对流转税和所得税进行了税制改革，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对财产税这方面的改革则相对滞后，相关课税制度还很不完善，地方税收缺乏主体税种，财政收入与事权不符，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符，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阐明了财产税的含义、特征和地位、作用，分析了目前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财产税制度改革的设想，建立我国以物业税为主的全新的财产税体系。

关键词：财产税；改革设想

财产税制是对纳税人所有的财产课征的税种总称。财产税可以为地方财政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财产收入水平，体现平等负担的原则。本文阐明财产税的含义、特征和地位、作用，根据现行财产课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财产税制度改革的设想，应在财产法律法规制度建立、税收管理权限分割及财产评估制度与评估机构建设方面进行相关配套改革。

一、财产税的含义和特征 对财产进行课税，是对纳税人拥有或支配的、税法规定的应税财产就其数量或价值额征收的一类税收的总称。财产税不是单一的税种名称，而是一个税收体系。我国现行的具有对财产课税性质的税种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和契税。当前，我国财产税在运行中表现出以下特征：

1．财产税收入比重较低，不能使其功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主要是我国对于财产课税体系重视不够，财产课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低。由于没有一定的收入作为基础，财产税无法确立在我国地方税收中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税收中，其筹集税收收入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财产税的收入调控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2．财产课税制度设计的不规范、计税依据及税额标准设计不科学。现行土地使用税采用分类分级的幅度定额税率（幅度为每年每平方米0．2～10元），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土地市场的开放，土地之间的级差收益日渐突出，这一税额标准显然过低，致使土地使用税的调节力度明显下降。

3．征税范围较小，税基较窄。房产税对城镇个人所有的非营业性的房产、广大农村的经营性房产及位于农村的企业房产均免税，征税范围较小，税基较窄。免除房产税实际上是国家放弃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车船使用税强调对使用的车船征收，而非对拥有的车船征收，既不符合财产税的性质，又缩小了税基。

4．税制改革相对滞后，与当前经济的发展相对脱节。1994年出台的税制改革，其侧重点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改革，而对财产税的触动不大。如现行房产税法是1986年颁布的 《房产税暂行条例》，现行车船使用税的基本规范也是于1986年颁布的 《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有的税种更是在50年代出台，但至今基本上仍按当时的税法执行，比如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另外，还有一些应该开征的财产税税种至今尚未开征，如遗产与赠与税。

5．内外有别、两套税制并存。目前我国对内资房产征收的是房产税、对土地征收的是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外资房产征收的是房地产税（土地除外），对土地征收的是土地使用费（不由税务机关征收）。两套制度在征收范围、税（费）率、计税（费）依据方面都有所不同。

二、财产税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开征财产税的历史悠远，但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其它税系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财产课税是以社会财富存量课税，能起到公平财富的作用。财产课税具有直接税的性质，税负较难转嫁，能起到调控作用。财产课税多是经常性税收，是政府一项经常性收入，财产课税在许多国家属于地方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三、我国现行财产课税存在的问题

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财产税未与主体税种一起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改革。而目前各个税种出台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原有的财产税制的弊端已经逐渐显露。

1．财产税制结构混乱，主体税种不突出，税种既有重叠又有缺位。一是税种设置重复与缺位并存。如现行房产税制，既有内资企业和个人征收的房产税（1986）年开征，也有对涉及企业和外籍个人征收的城市房产税。而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遗产税在我国却迟迟没有开征；二是不动产的主体税种不突出。对不动产流转环节课税的税种，其与一般的经营课税相同。不动产占有税类的税种，它们是对城市不动产征收的，不仅设置税率较低，而且都具有很大的免税范围（如对居民住宅不征税），使得房地产保有环节总体税负水平仅相当于房地产价值的1．5％～2％左右。

2．我国现行财产税内外有别、两套税制并存。目前我国对内资企事业单位所使用的房产征收的是房产税，对其使用的土地则执行1988年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土地使用税；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仍沿用1951年制定的 《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分别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和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费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内、外两套税（费）制度，在征收范围、税（费）率和计税（费）依据方面均有所不同，造成税负不公，也有违世贸组织一视同仁、国民待遇的

原则。

3．计税依据多种多样，但经济效率水平较低，课征方法不合理。目前房产税计税依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房产原值为计税依据而不是采用统一的市场价值，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的增值而增加，也无法反映房产的公允价值和时间价值；按照房产原值和房产租金两种计税依据造成了较大税收差距。不动产由于采用历史成本计税造成与市场价值脱节，产生了税收有失公平和效率的结果。此外，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从量计征使得该税的弹性几乎将为零。

4．税收优惠政策过宽过滥，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我国的不动产课税分散在不同的税种当中，因此，税收优惠政策显得比较复杂。比较各种所有制的税负，可以说是国有重于集体、集体重于私营、私营重于外资。据调查，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是外资企业的两倍左右，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税负也比国有企业低。

5．地租、税收、政府收费分配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不动产租税费概念混杂，相互错位，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以税代租、以费代租、以费挤税、诸税费交叉的局面。这导致了我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土地使用效率偏低、耕地保护力度不够。房地产在开发、销售过程中课征的税就多达8种，更有80～150种的收费，特别是一次性以土地出让等形式收取的40～70年的土地使用费。而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只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保有环节的财产税负偏低。不动产流通环节税费名目繁多既影响税收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滋生了乱收费的不良之风，又使税收宏观调控功能遭受极大的限制。

6．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财产税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在收入层面，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在消费层面，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调节贫富。但在财产保有层面，这一对贫富差距具有基础性效应的存量因素，却没有实施税收调节。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作为主要调节手段的税收始终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行税制体系中没有真正的财产税。

四、改革我国财产税制度的设想 随着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提上日程，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财产税改革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重构财产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1．财产税制度改革的目标。为了保障对财产课税的财政功能、调节功能，必须建立起一套少税种、多环节、宽税基、整体配合、功能协调、税制简明的财产课税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既包含对财产转让的课税，更包含对财产持有的课税。在财产转让环节，如果是有偿转让，可按一般商品交易课征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及其附加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有所得还应课征所得税；如果是遗赠，应课征遗产（赠与）税。在财产保有环节课征不动产税（或物业税）和车船税。适当加重财产保有环节的税收。

2．新的财产课税体系。按照上述的总体设想，应当系统改选现行财产课税体系。第一，在财产交易环节，取消车辆购置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合并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代之以新的企业所得税、保留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交易的课税。第二，在保有环节，合并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代之以不动产现值为征税对象的物业税；合并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代之以新的车船税；开征遗产（赠与）税。

3．将地租和政府收费转化为物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规定，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及个人使用。按现行的做法，单位和个人兴建房产等不动产应当与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签订合同，支付相当于40～70年（居住用地70年）地租的土地出让金，并取得县以上人民政府发给的土地使用证。此种政策的实际执行，也就迫使购房者要以支付购房款的形式，向本届政府交40～70年的租金，导致房价居高不下，许多老百姓买不起房。要改变这种情况，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将本届政府一次性收取数十年的土地租金全部或大部分改为以房地产现值为计税依据的物业税，同时要严格限制本届政府对土地的各种一次性收费。将土地租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转化为税，在理论上不存在障碍。我国城镇土地属于国有，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单位和个人，既可以采取收取土地出让金，还可以采取收取物业税的方式。40～70年的土地出让金是否全部转化为以后按年收取的物业税值得认真研究。新的物业税将成为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它的收入比重相当于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年金（现行土地出让金大部分或全部的四十到七十分之一）之和的比重。当然物业税设计的很多细节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只有在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完善的基础上，物业税的实施才是有效的。

第三篇：法官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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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凸现，司法的作用日益突出，司法领域也出现了立法滞后与人民日益增强法治意识的矛盾，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某区域涉及大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党和国家大局之间的矛盾，致使法官的工作负荷不断增重，而影响了法官的正常心理健康。主要表现为：

一是疲劳或压抑心理症状。不少法官感觉工作压力过大，工作频率过快，工作要求过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担心出现差错而时时如履薄冰，常常处于一种“案未结、心难安、情难稳”的压抑状态，时间一长有疲劳感和厌倦感。二是不平衡心理症状。有的法官认为法官与公安等其他政法部门人员相比，要求更高、管理更严、责任更重、工作更累，但在有关待遇方面则是地位偏弱、经费偏少、工资偏　低、条件偏差，如公安警察有警衔级别津贴，而法官级别已评定多年却至今没有津贴，觉得自己吃了亏。三是浮躁心理症状。极少数法官不满现状，羡慕党政领导机关干部提升机会多、晋升快、办事方便，不能安心工作。

究其原因：一是工作压力大。随着法治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经济不断发展，法院的受案数量逐年增多，审理案件的难度也不断增大，既要坚持依法办案，又要注重办案的文明性和科学性，还要注理办案的效果的和谐性和终结性，稍有不慎甚至在并无不慎的情况下，只要发生恶性事件或出现重复上访，承办法官无形中就会受到鄙视、冷落或不公正待遇，甚至被追究相关责任，使得法官工作压力聚增。二是协调社会人际关系难。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依法办案时必然要面对如何摆正做法官与做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如何协调好办案中牵涉的人情世故关系等令人头痛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得不分出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时时以谨慎稳重、冷静沉着的心态，去应对、协调、处理好上下级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第一位搜索到文秘知音网站关系，如可协调好办案中牵涉的人情世故关系等令人头痛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得不分出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时时以谨慎稳重、冷静沉着的心态，去应对、协调、处一好与依法办案有利益冲突的上下左右的复杂人际关系，还要承担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给法院和本人甚至家庭带来不利影响的压力。三是各方面的诱惑多。随着法官交往接触的人群范围逐渐扩大，金钱、名利甚至色情等方面的诱惑也随之增多，时时折麿法官的心灵，困惑法官的心智，有的诱惑因为披着人情的外衣让人防不胜防，使法官在时刻警醒自己、努力保持清正廉洁的同时备感疲惫四是对家庭亏欠多。与普通人一样，法官也有自己家庭、父母、妻子、儿女，但由于职业的需要，法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工作中，往往无暇顾及家庭感情，对父母、孩子缺乏关爱，与配偶缺乏沟通，总感觉对他们亏欠太多，内心有愧疚感，也有危机感。

针对以上心理健康问题，笔者建议：一要注重法官的心理保健。及时分析法官心理，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治，开设法官心理保健课程，引导法官培养良好的心态。法官在工作中出现差错，在批评或处分的同时，也要给予人性化的关心和爱护，为其化解压力。二要着力解决法官的实际困难和有关待遇。对法民带有共性的困难，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解决；一是难以落实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解释，争了法官的理解，化解其心中的症结。对法官个别的困难，特别是家庭难题，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其后顾之忧。三是丰富法官的业余生活。在节假日期间，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业余文化生活，缓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四是提高法官综合素质。通过加强学习，培养良好品质，提高修养，增强法官在各种压力困难和考验面前自我调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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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法官制度 缺陷及改革设想

论文提要：最高人民法院肖扬提出了“中立、平等、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 现代 司法理念。围绕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法院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本文首先 分析 了 目前 法官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文章认为改革现行法官制度存在三大制约因素：1）社会 对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缺乏认同；2）经济 发展 水平的制约；3）现行法官队伍内部存在抵触因素。文章提出了改革我国法官制度的几点设想：1）理顺党对法院的领导关系；2）以 法律 形式明确法官独立原则；3）改革法官任命制度；4）严格法官任职资格；5）取消法官等级；6）减少机构设置，使审判骨干回到审判岗位上来。正文：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法治是人类社会公正的最佳方式，而法院独立的地位，高度的司法权威，是法治必不可少的 内容，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司法公正要从抽象的社会理念，变为客观的社会现实，需要公正的司法制度，更需要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历史 进程中，人民法院要成为社会正义的权威，依法治国的支柱，必须改革现行法官制度，构建新型 科学 的法官制度。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制度，对法官的权利、义务、地位和作用正确定位，对法官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法官素质，是当前司法改革中一项重要任务。法官制度是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改革的步伐，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审判制度的改革乃至司法制度改革的成败。

一、法官制度改革的成绩目前，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已呈现出积极、稳妥、扎实有效的发展势头，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官制度实现了法律化，为法官制度奠定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1995年，法官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对法官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法管理的科学方向发展。它为法官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法官制度设定了基本框架。法官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了法官的权利义务，系统明确了法官的职责、任务，确立了法官的法律地位。

2、法官资格的 考试 制度，杜绝了选任法官工作的随意性。法官法实施以后，法官任职资格统一考试已进入了正常化、制度化，特别是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后，法官资格考试更趋严格，有利于国家培养高素质的法律 理论 合格的法官。这可以说是我国法官制度改革最为主要的成果。

3、建立了法官培训体系。为落实法官关于法官培训的规定。最高法院建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各地高级法院设立了法官培训中心。初步形成了各级培训体系。

4、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考试，选拔了一批业务素质较高的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为探索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还审判权于法官进行了尝试。

二、现行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尽管近年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的法官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法官制度长期以来套用行政管理模式，使得法官整体素质不 高。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建立，建国后基本套用苏联模式，在十年内乱时期又遭到严重破坏。文革之后，法院得到恢复，恢复之初，人员奇缺，除了一部分老法官归队外，更多的是从各个机关、厂矿充实进来。恢复之初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不足，充实到法官队伍的人员没有严格筛选，这就决定了现有法官的业务素质和 政治 素质基础较差。在法官法实施前，法院在八十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充实。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制度，许多专业能力及素质不高的人员进入法院，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一直得不到提高。由于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高法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法律业大，有的分校在后期还与大学联办了自考考试，为法院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法官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师资、学习的时间等因素限制，业大、函授等毕业的学员其文凭与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

2、法官选任资格要求不严。法官法颁布以后，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在学历要求上主要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两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实施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规定的条件[2]。也就是说，这些规定对法院原有工作人员不具溯及力。只是对实施后任命的法官有效。即便如此，也仍然得不到严格的执行，由于人事权在地方，地方党政部门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安排军队转业干部或政府换届时，往往硬性将领导干部安排到法院，有的直接安排进领导班子或审委会。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存在，无法改变已有法官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法实施后按条件任命的法官其学历要求只要法律大专以上（法官法未修改前），工作经历及其他方面要求不高，要胜任专业性极强的审判工作，离专业化要求还有差距。

3、审判职能行政化，法官地位不独立。由于法院未能改变行政化管理的模式，法官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众所周知，在法院工作的人员，无论是政工、后勤、甚至法警都有审判员。审判职称并不是根据审判职业之需，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分配给了法院各个岗位的人员。在法官法实施前，甚至法院工勤人员编制的司机也因其“资格老”被任命为审判员，形成了“法院人人皆法官”的现状。其次，法官从事的并不都是审判职责以内的事务，例如还要参与地方综治、挂点扶贫等。再次，法院的审判工作岗位与非审判工作岗位，按现行的体制可以随意调整，今天是审判庭的法官，明天可能是后勤处干部，这与行政管理的一套 方法 无差别。这样，法官感觉不到其职业的神圣与严肃，无法增强自豪感。对法官管理的行政化还体现在对法官独立办案的干预上，法官之上有若干级别的领导干预或制约着，如审委会、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有的法院还出台内部规定，判决书一律要院长、庭长签发，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案件要经过审委会讨论等等。这些管理方法与行政管理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法官们必须顺着领导的意图或思路办案，否则判决书签不下来，左右了办案法官，实际上剥夺了法官独立的审判权。

4、法官的待遇和正常晋升得不到保障。日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地方领导，法院的经费由地方财政支出，受地方控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正常办案经费，甚至工资难以得到保障。法官的职务迁升，特别是院领导职务的迁升去留，受当地党政机关的掣肘，无法避免审判案件时来自外界的干扰，滋生地方保护主义。

三、改革现有法官制度，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面临的现实困难。从近几年法官制度改革情况看，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官制度，还存在以下困难：

1、现实社会对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没有认同感。依法治国的口号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人们的法律意识仍然十分淡薄。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和长期的人治环境阻挠着法制的建立，大众的长官意识根深蒂固。有关行政部门对法官职业、法官制度的理解、认同的态度不一。我国实行法官由地方任命，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现实法官制度总是考虑与地方相关的人事制度平衡（例如在法官等级上就是与行政级别挂钩），改革难以实现突破性进展。

2、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对建立现代法官制度的制约。建立现代法官制度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后盾。如选拔高素质的法官，除了给予较高的荣誉外，还应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享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 社会对个体价值的评价。法官的待遇不高，也是近年来，律师队伍中有大量的优秀法官流入，而法官队伍中却很难吸引优秀律师加入的原因所在。同时，要保障和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需要不断地进行培训和再 教育，均需经济投入。各地方经济水平差异大，发达地区只占少数的现状，制约了现代法官制度改革的进程。

3、人民法院及法官队伍的现状，制约了现代法官制度的改革进程。目前，在法院内部，无论是在审判庭任职人员，还是后勤、政工、人事等部门的人员，都与审判专业人员一样拥有法官等级和审判职称，而且，这部分人员占法院人员的几乎一半，成为不办案的法官。如果按专业化、精英化的建设方向改革，这部分后勤人员的待遇必然与法官有差别。这部分人因为利益的损失，必然存在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法官中，大部分未达到本科水平，严格按法官法进行选拔，现有法官许多会失去法官资格，这部分人也会对改革持低触情绪。目前，法院人员进入是按照公务员选拔方式进行，法院高素质的人才储备不足。每年的司法考试中，法院干警上线的绝对人数偏低就说明了这一事实，要补充法官存在困难。这些因素都是法官制度改革的阻力。

四、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推进法官制度改革，必须明确改革应达到的目标。十五大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先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任务：“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任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3]《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也提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机制”。可见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公正司法，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当然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第五篇：论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论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论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2007-12-15 23:02:44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论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论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2)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并给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保证国家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所需土地的一项重要措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社会公共事业，都设置了土地征用法律制度，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是我国实行土地征用的宪法依据。

一、土地征

用的特征

1、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只有国家才能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中充当征用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享有国家建设之需要依法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尽管直接需要土地的并非国家，而是具体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但是他们作为土地需要的单位只能根据自己的用地的实际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土地管理机关提出用地申请，并在申请批准后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另外还要明确国家虽是征用土地的主体，但是实际行使征用土地权的是各级土地管理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外代表国家具体行使此权。

2、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是国家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并非民事行为，而是国家授权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依据和程序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这是因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的主体－－国家，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土地征用

法律关系的产生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而是基于国家的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无需被征用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国家征用土地的指令，是行政命令。对此，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服从。而且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也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3、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是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原因是国家建设之需要，也即宪法第5条所指的公共利益的需要。这里所讲的国家建设需要或是公共利益需要，均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大体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加以理解：其一，是直接的国家建设需要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发展和兴办国防建设、公用事业，市政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事业、国家机关建设用地等等，皆是以公共利益为直接目的的事业；其二，是广义的国家建设需要或者广义的公共利益需要。就是说，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加强，诸如设立国家主管机关批准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兴办国家主管机关批准的民办大学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等等，均是广义上的国家建设和公共利益之需要。这些情况都可作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原因。

4、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以土地补偿为必备条件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与没收土地不同，它不是无偿地强制地进行，而是有偿地强制进行。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法取得经济上的补偿。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与土地征购不同，它并不是等价的特种买卖，而是有补偿条件的征用。但是，对被征用土地的适当补偿，则是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给予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土地为国家征用，但是土地补偿费以及其他费用并不是由国家直接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这些土地。用地单位支付这些费用的义务是直接产生于国家征

用土地行政行为和国家批准用地单位用地申请及被征用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5、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的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的，建国以来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随着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农村土地都变成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集体所有以后，到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用土地的标的就只能是集体土地了。应当指出的是，国家建设用地需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来满足，也需要用国家所有的土地来满足，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满足国家建设用地的法定办法是征用，用国有土地来满足国家建设用地之需要的法定办法是出让、划拨等方式而非征用方式，因为国有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不需要再通过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权，国家可直接行使处分权利。

二、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50年代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当时对于保证国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制度的缺陷就日益凸现，目前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

论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