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四）
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四）2004年，一些以激烈冲突方式上演的公共事件或许会在2005年进一步撼动行政管理模式，令人们反思一种适应、维护并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到底应该怎样构建、在哪里画定“红线”，“有限政府”的限度又将依据什么原则最终获得确立。
体现了对掌握国家权力人群的法律约束的《公务员
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受关注。这部经历了22年漫长起草完善过程的法律，终于在2004年12月底交付人大常委会审议。尽管就是否应将党务工作者、司法人员纳入该法调整范围尚有争论，但是其对公务员录用、惩戒、辞职辞退、公务员分类、聘任制、任期制等方面作出的规定，让人们看到，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正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法律的规范。
持续两年成为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征地拆迁，仍将在2005年成为中国普通百姓的权利痛点。如果法律不能阻止推土机推进的话，那么给社会创造公平和谐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宗旨的法律，就不能被说成是法治星空下的天平。如何平衡经济发展的数字与百姓福祉的增进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能否有效化解征地拆迁纠纷、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
由于中央重点扶持农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全国1999年以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方面拖欠的征地补偿费175.46亿元，至2004年11月已偿还160.45亿元，然而对于农民在农地征用中权利的保障机制还有待法律进一步明确。
2004年频繁发生的矿难，使人们对中国工人的生存权利所受到的漠视有了新的认知，而“民工荒”以及“讨薪难”，无一不折射出劳动者待遇之低以及维权之难，原本没有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的《劳动法》以及《工会法》的修改终于进入规划，以及南方一些省级法院要求设立劳动法庭的呼声表明，劳资纠纷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已经引起了立法者以及司法界的关注。2005年政府除了在清欠农民工工资方面需要继续着力，在维护劳动者人权方面或许能够更有作为。好范文版权所有
在反腐败方面，制度的构建将会给2005年带来一番新的气象。其中包括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配套的政治、法制乃至司法体制。这既包括审计署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工作以及更广泛的审计公开，也包括通过作为社会第三方的综合性人才服务机构来选拔地厅级领导干部的尝试，也包括惩治、教育、监督三位一体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与健全，还包括相应的立法的跟进。
目前中纪委、监察部正在研究《反腐败法》、《反贪污贿赂法》、《廉政法》、《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法》等。与此同时，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改、涉及财政预算、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出让、投融资等腐败高发领域的法律法规的修订，也将在短期内完成。相信这些法律的创建有助于依法治腐、依法防腐，有助于廉洁政府的重塑。
有关司法改革的声音在新的一年里颇值得期待。2004年底，中央政法委已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下发司法改革方案，按原定计划，“两高”的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已于2004年年底内部讨论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业已经数易其稿。相信2005年的司法改革会稳健推进。
这些改革势必有助于提高司法的独立性，有助于防范并根治司法腐败，有助于通过司法审查进一步制衡与规范行政权力，有助于拓宽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诉讼渠道。
第二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权利VS权力
2004年，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得益于“两会”上的第四次修宪。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原则，终结了50多年来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
修改之后的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更多的空间，但要让中国的权力拥有者处处以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让普通公民学会用宪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仍需无数个案的积累。
XX洪区北陵乡下坎子村的七名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一案，把沉积多年的征地环节中的农民权利问题撞开了一道裂缝：如果承认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所有人以及土地财产权益的所有人，那么在城市开发建设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农民是否只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在决定征地补偿金额的过程中，农民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事关农民生存以及财产权利的土地方面的政策、法规、法律的出台，是否应当有农民代表的参与？
XX民于2004年12月9日一审败诉，在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下实属必然，而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扳倒一项法规的事却有几分偶然性：4月12日，北京市法制办宣布：北京市一项名为《北京市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讨论稿)》的法规决定不予出台。当该讨论稿在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时，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对此法规的主旨提出强烈质疑，最终导致了这部法规的“流产”。好范文版权所有
“关门立法”导致后遗症的现象，在2004年仍然健在。一例是民政部起草、国务院于2003年8月8日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另一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04年5月1日起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两部法律(规)都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前者取消了推行多年的强制婚检制度，后者则确立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除非后者故意，机动车驾驶人要承担责任的原则。
然而，2004年许多地区自愿婚检率陡降，致使恢复强制婚检呼声又起，；而数起交通事故案中许多普通司机的当庭鸣冤喊屈，亦让人们不能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法律法规，其制定过程是否必须举行听证会，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辩论以达成共识？
10月下旬人大常委会开过之后，要求《治安管理处罚法》、《物权法》草案公开的呼声甚高。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法律即将逐渐主宰社会生活，关乎公民权利与利益的法律一定要吸纳更多的民意，真正成为权力机关和大部分公民的共识，才会有生命力。
第三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一）
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一）“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法治的彼岸在何处？在依法行权成为各个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条的地方，在依法维权成为普通民众以及民间组织的行为方式的地方。
驶过了2004年，2005年中国仍然在这条通往法治的河流上继续前行。
反腐风暴
2004年1月15日，XX省原副省长XXX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法院认定其收受贿赂517.1万元，并对拥有的价值人民币480.58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只是2004年省部级高官受到法律惩处的开端。
6月25日，XX省委书记XXX期徒刑；9月19日，曾担任过黑龙江省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田凤山被中纪委移交给司法机关；11月初，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开除中共党籍；12月9日，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去年2月12日，一个名叫XXX官引起全球关注，中国检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全球追捕这位浙江省建设厅原来的副厅长。杨秀珠迄今尚未被捕归案，但她的同案人温州市原规划局副局长高云光等四名被告因涉嫌贪污罪于12月14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受审。
早先外逃至美国的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XXX16日被美国人押解回北京，同样曾经外逃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在5月10日被判了死刑。除卢万里外，交通系统2004年又有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黑龙江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孝慈等下台。
在政府主导经济之旧体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权力的高含金量自然会使其进入“官市”流通且供不应求。这一年，在频频触痛人们的耳膜之后，“卖官”一词终于进入了执政党的公开话语系统：2月16日，中组部通报了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辽宁省宽甸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XX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马招德等四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件。半个月之后，曾任职于中组部地方干部局四处、后升至云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的柴王群，告别其受贿的豪宅，走进了将陪伴其12年的监牢。
一北一南两名省委组织部长被带入中纪委的办案小楼，引发了黑龙江与江苏两省的政坛震荡。“拔出萝卜带出泥”成为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刚刚被从“宝马撞人案”的是是非非中择清，又因其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时的巨额受贿问题被彻查，而与韩案有密切关联的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也进入司法程序。
进入10月以来，原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副省长付晓光、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也几乎同时交出了手中权力。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被认定受贿460余万元，涉案者包括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益民、江苏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韩建林等。好范文版权所有
司法系统腐败案频发，也成为2004年反腐风暴中的一个焦点：海南省法院原副院长娄小平去年4月因受贿被捕，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于六七月份先后被中纪委“双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向江西、湖南派遣了两名学者型的院级副职前往两地补缺，而到了10月，当黑龙江省检察院和高院院长双双下台后，“两高”便只能从厅级领导中择优选任了。
2004年1至11月，中国有2856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在反腐利剑频频挥向高级官员之时，中纪委、中组部的巡视组在各地低调暗访，中共中央加强执政能力的文件与举措接二连三高调出台。酝酿13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于2004年2月17日全文公布，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成为监督的重点对象。
2004年9月26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依法执政”的新提法颇为引人注目。提法称，中共各级组织和领导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依法执政”的核心。
如果说“领导”一词更多指向政治活动，那么“执政”这一概念显然与法治活动更为接近。其后，“党务公开”、干部任命实行全委会票决制等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做法在一些省市推行。
在中国由最高权力层推动法治进程之大势所趋下，执政党是否能够在宪法框架之内活动，最高权力是否能够受到法律的约束，是中国能否实现法治的重要前提。
第四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三）
权利VS权力
2004年，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得益于“两会”上的第四次修宪。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原则，终结了50多年来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
修改之后的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
权利以更多的空间，但要让中国的权力拥有者处处以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让普通公民学会用宪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仍需无数个案的积累。
XX洪区北陵乡下坎子村的七名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一案，把沉积多年的征地环节中的农民权利问题撞开了一道裂缝：如果承认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所有人以及土地财产权益的所有人，那么在城市开发建设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农民是否只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在决定征地补偿金额的过程中，农民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事关农民生存以及财产权利的土地方面的政策、法规、法律的出台，是否应当有农民代表的参与？
XX民于2004年12月9日一审败诉，在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下实属必然，而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扳倒一项法规的事却有几分偶然性：4月12日，北京市法制办宣布：北京市一项名为《北京市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讨论稿)》的法规决定不予出台。当该讨论稿在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时，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对此法规的主旨提出强烈质疑，最终导致了这部法规的“流产”。
“关门立法”导致后遗症的现象，在2004年仍然健在。一例是民政部起草、国务院于2003年8月8日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另一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04年5月1日起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两部法律(规)都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前者取消了推行多年的强制婚检制度，后者则确立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除非后者故意，机动车驾驶人要承担责任的原则。
然而，2004年许多地区自愿婚检率陡降，致使恢复强制婚检呼声又起，；而数起交通事故案中许多普通司机的当庭鸣冤喊屈，亦让人们不能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法律法规，其制定过程是否必须举行听证会，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辩论以达成共识？
10月下旬人大常委会开过之后，要求《治安管理处罚法》、《物权法》草案公开的呼声甚高。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法律即将逐渐主宰社会生活，关乎公民权利与利益的法律一定要吸纳更多的民意，真正成为权力机关和大部分公民的共识，才会有生命力。
第五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五）
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五）《物权法》：2005年最值得期待的一部法律。作为规划中民法典最早问世之第一编，《物权法》需要通过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相邻关系等基础性问题作出准确界定，将已然入宪的私产保护原则落实在具体条文中。该法律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将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审议，并有望获得通过。
《企业破产法》：今年会再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三读有望获得通过，因为导致这部法律十年难产的争议症结——国有企业破产的责任追究以及职工安置问题——已经基本取得各方的理性谅解。
《反垄断法》：该法目前在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中被列入于10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故欲在今年内出台已不可能。能够争取在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读就算功劳一件。
《公司法》：数易其稿的修改草案已经形成，正根据各方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若准备工作扎实，今年有望审议通过。文秘114版权所有
《证券法》：在制定阶段曾创下审议次数之最，在其修改阶段亦同样充满变数。不过从目前各方反映来看，今年内审议通过的呼声甚高。
《反分裂国家法》：2004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立法议案，到年底第一次常委会审议，其速之快颇为罕见，由此推断今年人代会上有可能获得通过。
《公务员法》：尽管法学界对其扩大公务员范围的规定疑虑重重，但这部法律在今年通过似乎已成定局，显然，高层深刻意识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根本力量还在于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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