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用人篇》之法治思想

第一篇：韩非《用人篇》之法治思想

《用人》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

韩非的思想当然尤其时代局限和制度局限。但是其思想的闪光点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义。韩非并非主张重刑主义。而非常强调法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循天顺人，从今天的法学理解来看，就是强调立法必须符合自然与社会的基本规律，而且必须认真研究人性。法律需要规范人的行为，但不能建立在完全漠视扭曲人性的基础上。“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是法律实践理性的重要表述。法不责众的道理正基于此。这样的法律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无法实施形同虚设；要么强力推行严刑峻法。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法术与心治：这对词很有讲究。法术其实就是正式颁布的明确的行为规范。凭借个人的智慧、良心、好恶当然也可以实施管理，但是不能长久稳定。即便是圣贤智者也有人性局限。圣贤治国为什么不可靠？法治从来就不追求最优、最善的制度，而是最不差，恶性最小的制度。“万不失”——正是法治追求的状态。法治不依赖最聪明、最贤德的人执掌权柄。拙匠、中主只有守法，中规中矩也可以实现稳定的统治。但是法家思想的悖论就是，法家统治的前提是君主守法，而君主恰恰是最不容易守法的人。在民主制度没有建立完善的时候，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成为法治的死结。

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肓者处平而不遇深谷，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上下之恩”：说的是君臣关系的问题。韩非子通篇所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有一种误读：认为韩非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关系的对立，猜忌、防范、利用等阴谋之术成为重点。法治中的君臣关系有阴谋也有阳谋，韩非在此认识到了实际政治的阴暗面。这对现代政治也同样适用。但是法治是以阳谋，也就是“可为之赏，可避之罚”的法术，作为调整君臣关系的首要行为准则的。政治交易、政治阴谋即使在现代最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也屡见不鲜。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不断完善的正式制度可以将政治中的丑恶减到最小。

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

“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断，因攒而缝。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

诛。故上居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 ——表易见，教易知，法易为：这三易实际是从立法角度，对法治推行提出的基本要求。而且还要求“三者立而上无私心”才能实现。那么什么的私心呢？可能包含这样几种内容：1.君主需要执法公平，不能偏私。最容易偏私的也就是皇亲贵胄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2.君主个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正式规则之上。因人、因事或者因一时好恶而轻易变更法律或者虚置法律。

第二篇：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他的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法学、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给人以很多的借鉴和启迪。

一．韩非奉行法治的优越性

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下，韩非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倡导依法治国，韩非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阐明其合理性，为法治思想扫除心理和思想上的障碍。韩非所有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是法制，他认为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正确选择甚至唯一出路。对于这个思想前提，韩非做了说明。

（一）道的无为与依法赏罚蕴含了法治的正当性

韩非认为，人要图谋远虑、功成名就，就必须效仿道家的虚静”无为” ①。（“无为”指经过有为的思考，以时势、趋势的判断做出顺势而为的行为，即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而不人为做作。）他告诫君主，携带喜恶之心对待百姓只能引来麻烦而事与愿违，达不到治国的目的；治理国家应不存喜恶之心，推行法治、依法赏罚。

（二）人的自私自利推导出了法治的必要性

韩非从人性的角度论证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应遵循人性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情况。那么，什么才是人性的本来面目呢？韩非指出：“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子·心度》）“好利恶害，①源于 “《韩非子》与道家”一贴 来自国学数典论坛数典研究（原创文章、不发布书籍）发表于 2010-12-29 16:50:30 本帖最后由 抱真子 于 2010-12-31 12:45 编辑

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在韩非看来人不仅好逸恶劳、天生懒惰，而且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对于本性如此的人，若不用法加以惩治，必然发生混乱；如果依法赏罚，则迎合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法的功效性伸张了法治的合理性

韩非强调法术的功效性，他指出，实行法治，暂时痛苦却可以长久得利；实行仁道，苟乐而后患无穷。②进言之，推崇法治是因为法术具有工具价值，依靠法术治理国家能够事半功倍。在韩非看来，法具有工具性，便于处理各种事物，为了增强它的效果，在立法之时就对功害进行了权衡和取舍。

（四）时代变化和道德软弱印证了法治的唯一性

在利用道德手段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韩非反驳说，古代资源多，人口少，人民生活不费力就可以吃饱穿暖，所以不必争夺。如今的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竞争日益激烈。时代变化，治理国家的措施也要相应改变。识时务者应抛弃先王的老条框，针对新情况制定出新方法和对策，韩非呼吁不断变法，随着时代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他强调，法术优于道德，道德的仁义只能起到纵容娇惯的作用，不能改变人好逸恶劳的本性。

总而言之，韩非在这四个方面互相印证了他奉行法治的信心，并为依法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韩非奉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②《殊途而同归，墨子与韩非子哲学的比较研究》 作者：魏义霞 来源：《齐鲁学刊》 时间：2009年第三期 出处：新法家

在这方面，韩非的法学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展开，并在法、术、势三位一体③的建构和实施中伸张了自己的法治路线和立法原则。

（一）法、术、势三位一体

法家学派源远流长，韩非的法学建构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先驱，是对其吸收和借鉴的结果。法、术、势也不是韩非的独创。关于这三派，有更权威的描述。我且引用。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张荫麟在他的唯一的一部史学著作《中国人史纲》中这样写道：‚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形成恐怕的对象，好像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故此说他集法家的大成。‛在借鉴前人思想资料的过程中，韩非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创新，他强调法术势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

（二）禁心、禁言、禁事的法治层次

韩非认为法治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即禁心、禁言、禁事。按照韩非的说法，法治达到极致，不仅可以约束人的行动、言论，而且可以规范人的思想。人们迫于法律的威严而不敢造次的结果是法、术、势巨大威力的体现。③《韩非的法、术、势思想述论》 作者：娄松 吉林大学 来源：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6年

其实，法家推行的法治和儒家的得知主张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具体地说，道德给人提供的是最高理想和审美目标。道德给人提供了无限的可塑空间，使人充分发挥其内在潜能；法律规则规定了人的时空限度，使人变得实际和真实。

三．在韩非思想下的和谐社会法治

(一).韩非启示之道德与法

众所周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场空前的伟大壮举，这种新型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偏离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和谐社会需要与之配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当前，人的道德水平也参次不齐加之物质利益的诱惑，让每个人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那等于天方夜谭。

在这种情况下，用带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比用建议性的道德引导要现实和迫切的多。有人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说成是道德滑坡和精神堕落，这是不全面的。如果说这些现象的泛滥是一种道德滑坡，那么，导致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法制观念的不健全。许多人趁改革之机，钻法律的空子，加之打击不力，致使问题越聚越多。

要根治这些问题，加强道德教育很必要。但其根本出路健全法治制度，用完备、详尽和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每一位公民的行为。韩非认为，法律不仅可以杜绝君主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国，而且可以使群臣为官廉洁、防止腐败。韩非这段话引人深思：“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

（二）韩非启示之法治与普法

韩非认为，要真正推行法治，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凡事都讲以礼相待。这种观念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说，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以法律为依据来理顺各种关系。增强法治意识，强化法制观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韩非以法为治的言论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法治实现的前提是法律法规的详尽健全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这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过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治建设也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然而，许多环节仍处在初步阶段，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想象仍然存在。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时法律法规中的一些空白和欠缺更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许多刑事案件、民事纠纷就根本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遵循，这给执法人员判案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也造成了公民行动和思想上的困惑。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完善法制法规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的实现是靠人来完成的。有了法律条文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它深入人心，成为有力的武器。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就是法律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即最大限度的让每一位公民都知法、懂法。在成立新中国后，我国曾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扫盲工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盲比例很高，大多数中国人还不习惯办公证、请律师、签合同或订协议，有些人甚至一直沉睡在礼乐教化，一诺千金的神话中。这种现实状况要求

有关部门和执法人员必须加大普法的广度和力度。使法律走进每位公民的心中。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形成一股无形强大的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韩非及法家的思想言论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韩非

第三篇：韩非之道德观

韩非之道德观

韩非主张治国“不务德而务法”。有些论者据此便认为,他唯法为务,完全否认道德的作用。其实,韩非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认为道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韩非主张以法治国,是从他那个时代的治国原则和方略上说的。道德不作为治国的原则,但可以作为治国的辅助。韩非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五蠹》)显然,这既突出地反映了韩非的法治思想,也体现出他对道德在治国作用中的认知。韩非在强调厚赏重罚、信赏必罚的同时,主张用“誉”、“毁”来辅助赏罚,即是用道德的力量来促进法制的施行。

韩非的根据是:其一,毁誉与赏罚合则赏罚更有效。他强调:“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八经》)奖赏的目的是鼓励民众和官吏去做事,因此一定要给予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荣誉也一定要给予替君主效劳的人。另一方面,“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八经》),即赞誉和奖赏一致,贬斥和处罚同行。对奖励的行为以荣誉相辅,以示肯定和提倡;对惩罚的行为以恶名相加,以示否定和杜绝。在韩非看来,如果法律支持的得不到道德上的称誉,那么奖赏将起不到鼓励人们守法的作用,如果法律反对的得不到道德的谴责,那么惩罚将起不到禁止犯罪的作用。“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

其二,毁誉与赏罚相悖则乱。“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之,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

所以乱也。……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王之道也。”(《显学》)在韩非看来,受到奖赏却得不到舆论的赞誉,而得到赞誉的又不是为国家出力的人,那就会发生混乱。在《六反》篇中,韩非列举了对国家无益却反而受到社会舆论赞赏的六种人: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学道立方, 离法之民也,游居厚养, 牟食之民也,语曲牟知, 伪诈之民也,行剑攻杀, 暴憿之民也,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真正对国家有利的六种人则是:赴险殉诚,死节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这种“赏者有诽,不足以劝,罚者有誉,不足以禁”(《八经》)的状况,起不到鼓励和震慑的作用。

韩非对君主的道德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君主起码要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要圣明,要作“明主”。在韩非看来,能真正实行法制的君主只能是有德行的君主。他希望有像尧舜那样的贤明的君主:“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安危》)第二,要重视民心。在韩非的心目中,民心的重要程度仅次于“天时”。他说:“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功名》)禁令能先治本的才有效,用兵能服民心的才能胜,圣人治理民众,因为先治本,所以能强大;因为先服心,所以能取胜。第三,立信立德。韩非强调“信”为君主必具之德,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在韩非看来,君主是政令的发布者,君主守信,才能树立威性,做到令行禁止。君主对人民诚信无欺诈,是安定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关键之一。“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七曰有信而无诈。”(《安危》)韩非认为,君主的信用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外储说左上》)。

韩非认为,官吏是君主的帮手,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韩非看来,臣子应具备如下之德:其一,公正廉明。韩非指出:“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要求官吏严以律己、正直无私,不避权贵、严格执法,尽臣子应尽本分。韩非提出大臣

应秉公荐才,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外储说左下》)。韩非认为,如果官吏都能公正廉明,那么国家就能呈现出清明盛世的情景:“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八说》)其二,要有所长。韩非盼望有贤臣,认为没有贤臣就治理不好国家。他心目中的贤才是指有能力的法术之士。其人格素质:在价值目标上,以“公义”为宗旨,“去私心行公义”;(《饰邪》)“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饰邪》)。在处世态度上,既有变故革新之精神,又有刚毅正直之品质。在办事作风上,能明察与实干,反对华而不实、言行不一,“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孤愤》)。其三,忠诚务实。在韩非看来,为人臣必须具备“忠”的品质,并且应当把为君主“尽忠”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忠”的内涵:一是绝对的忠,不允许有丝毫的犯主。“忠臣之事君也”,“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忠孝》)为臣应当“北面委质, 无有二心。”(《有度》)二是臣对君之“忠”是“公忠”,是天下“公义”,要一心一意,心无旁骛。三是“忠”应当符合“法”的要求,“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南面》),“尽力守法,专心事主者为忠臣。”(《忠孝》)由此,韩非把尊君事主的主张发展到了极致,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这一思想后被发展为“三纲”, 使“忠”的思想成为封建道德的重要内容,成为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政治伦理原则。

第四篇：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的借鉴意义

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学说批判吸收借鉴了先秦法家思想的精华和儒墨道思想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性的以“以法治国”为核心的法律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极大改善，由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礼乐制度开始瓦解。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法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由管仲、子产提出，到战国时期经过李俚、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发展，在秦朝时候达到鼎盛时期。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融合了商鞅的“法”、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形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思想。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对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从韩非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思想内容、历史影响以及对当代社会的价值进行论述。

关键词：韩非子、法家思想、依法治国、意义

引言:2015年3月，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坚定不移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新的突破，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已经得到了强而有力的整合，在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现状我们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传统的人治思想依然比较突出，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严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发生了文革就是最好的例证。再加上法制体系的不完善，人们法制意识观念淡薄，执法不规范等现象大量存在，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有很多的问题和不足。那么在面对种种法治层面问题时，我们该如何解决？很多人会说要创新，但我们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去汲取有利于当今法制建设的一些优秀成果。因此，先秦法家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具有极其丰富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对先秦法治思想的传承，从中找出对当今中国有借鉴意义的理论，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绪论

1、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极快的发展，中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依法治国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守法、执法不严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主义法治面临着挑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更加重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就顺其自然地成为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关注的焦点，人民的视线开始再次关注先秦法家思想的法治学说。因此通过对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理论和特色的分析，我们不能“一刀切”，要用理性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其优秀的成果，这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

进入新世纪以来，伦理学、法学等概念逐渐在中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对我国先秦法家思想产生量浓厚的兴趣。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极大成者，古今许多学者多多少少对韩非子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评述，据《史记》记载，李斯和秦二世都曾对《韩非子》进行引证，由此可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大家们对韩非子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鸿烈显示所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把法律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法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样对于后世就能清晰地看到法家思想在构建法治中国中的重要意义。对于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研究，相对于国内而言，日本及欧美学者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以前，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说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法治，因为古代中国倡导“君之立法”，法律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西方则倡导自然法，“天赋人权”，以契约的形式来建立法治。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先秦法家思想的研读，他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法治虽为“君主所为”，然一旦公布，人们就必须遵守。美国学者了解到，虽然法家思想强调如何用法律控制普通大众，但又坚持“法不阿贵”不被认为法律是公平的。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的背景以及与其他先秦学派的关系 1.时代背景

1.）政治上，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战国时期韩国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西周末年，周王室衰微，奴隶主贵族开始走向没落，而奴隶社会的分封制以及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各诸侯之间相互战争不断，形成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新兴地主阶级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形。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侵犯和拓展疆域，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实行变法以寻求强国之道，法家思想顺应了地主阶级的要求，各诸侯国实行变法图强，法家思想开始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并逐步形成了以法治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2.）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打破了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农业上开始广泛使用铁器，牛耕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私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私田被开垦出来，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井田制”。同时，个体经济也得到发展，“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出现。

3.）文化上，这一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各种思想流派相互争论、辩诘，同时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大兴私学，打破了传统的“学在官府”的局面，促进了更多的普通大众也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各家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以寻求诸侯国采纳自己学派的治国主张以便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同时，学术文化也传入民间，许多的著作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2.韩非思想与其他各学派的关系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家思想理论的核心人物。他的最大就在于他将先秦法家思想变得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使法家思想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派。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吸收先秦法家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同时，也批判吸收借鉴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1）.儒家思想对韩非子思想的影响

众所周知，韩非子与李斯师承荀子，而荀子则作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与其思想有相似之处。在政治上，韩非子主张“法治”而批判儒学“仁”的思想，他认为：儒家的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只有用法治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不行，礼不兴，则刑罚不重”（论语.子路），从孔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刑罚不重”的根源就是“名不正”。因此，做任何事都要求我们正名，这与韩非子法治思想中的“循名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韩非子否定孟子的“性善论”，并在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升华，提出了“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他认为人人都有计算之心，因此需要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日常的行为。在治国方面，儒家思想强调“人治”“以德服人”，而韩非子则注重“法治”“以力服人”。总而言之，韩非子从部分否定儒家思想到全面否定再到吸收融合，从而使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更加具有时代的光辉。2）.道家思想与韩非思想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首次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他主张“道”是世界的本原，世间的万事万物皆因道而产生、发展和消亡。人们应该遵循“道”，即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可违背“天道”。老子曾在【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看出，“道”作为一种准则，任何人都不能违背。韩非子批判地汲取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和“法”是相通的，“道”即是“法”，天地万物遵循去固有的“道”，治国也要有相应的“法”，“社稷之纲”“君臣之道”等思想都包含着法的因素在里面，韩非子在【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等文章中对老子的思想进行继承和评述。

3）.墨家思想与韩非思想

从韩非子思想的形成来看，墨家思想对韩非子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墨家代表小私有者的利益，他们主张“功利主义”思想，认为当时的诸侯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应该保护他们的财产私有，这与法家代表土地私有者利益相同。韩非“人性好利论”除了继承荀子的“性恶论”就是继承墨家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益，社会才得以发展。墨家所提倡的“兼相爱，反相利”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与韩非所提倡的法治不同。墨家“法”是广义的，所建立的是“兼爱”思想，而韩非则强调“法”是总则、规范、衡量一切的尺度。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批判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和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从而建立起一套规范化、系统化的法治体系。他从“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来看待法的重要性与可变性，从“人民众而货财寡”的人口论来论述实行法的强制性，从人的“好利毖害”人性论来批判人都有的“计算之心”。韩非子这些理论基础奠定了“依法治国”的基础，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化的中国、全面准确地理解韩非法治思想理论基础、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在中国先秦时期就一直是人民争论的焦点，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告子则主张“性无善无不善”，韩非子师承荀子，但其著作没有明确提出“性恶论”，而是用理性的思维批判吸收荀子的“性恶论”观点和墨家“功利主义”思想来重新看待人性问题。我们都知道，早在商鞅时期，法家思想就体现了人是自私自利的观点，“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可以看出人追求利益是本性。管子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加具体的描述“失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认为，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看见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就会去争取，而对于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就会本能地躲避它。荀子“性恶善伪”的观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韩非认为正是因为人性“趋利避害”才使得法得以产生。“法通平人情”“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韩非认为虽然鳝鱼看起来像蛇，蚕看起来像蠋，人们看到蛇就会害怕，看到蠋就会害怕，打渔者手里可以拿着鳝鱼，妇女拾蚕，这是因为利益所在，“皆在、诸”，因此韩非在前人的基础上，看出人们看到利益就会忘记恐惧。韩非的人性“好利害恶”论是在人们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首先人们会本能满足吃穿，用行，然后再去追求名利、财富等，所以，可以看出，韩非的人性论是人的本能，即本能地“趋利避害”。虽然韩非与荀子都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韩非认为人的本性在后天是不可改变的，否定了荀子“化性起伪”的思想，把人性恶推到了又一个高度，皆挟自为之心，认为利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应该用道德观念去衡量一个人。“人为婴儿者，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消之”，韩非认为父母子女直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尚存在计算之心，何况君臣之间，韩非把人性的劣性批判的很透彻。通过对人性的认识，韩非认为只有用法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用苛刑防止人们犯罪，因此，“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成为韩非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

2、“法与时转则治”的进化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先秦诸子百家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韩非对法律进化观的思想是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从根本上肯定历史是前进的，否定了儒家思想历史退化的观点。韩非子认为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上古、中古和当今，且认为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对于当时诸侯战争不休的局面，儒家提倡复兴“礼法”则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韩非认为“道”是法的本原道外显“常”，而“常”又是对立统一的。因此，改变战乱不休的混战局势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治”与“乱”的影响，“唯治为法”，只有“法”才能得出“治”的结果，所以，要明法和用法。“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治国方法。“今有构木钻火遂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因此，韩非子得出结论：法律要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法与时转而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则乱”。在当时诸侯间混战局面，韩非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统治者凭借法治能够在诸侯争霸中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也为法家思想为诸侯国所采纳法治提供理论依据。

3、“人民众而财富寡”的人口论。韩非不仅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还进一步回答了历史变化的原因以及实行以法治国的根本原因，从而进一步说明韩非实行“以法治国”的时代理念的历史必然性。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再遵循原始的群居状态、彼此之间和平相处，没有争夺危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口的快速增长，生产资料的匮乏，“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于分配的不公平，人们之间开始对物质生活资料开始进行争夺和占有。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是群居式生活、共同狩猎、共同生存，那个时期的物质资源相对于人来说较多（原始社会时期人口较少），供过于求，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众多，物质资料有限，为了生存，人们之间开始进行掠夺、侵略、战争。韩非子用“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来论证“人们众而财富寡”的观点。在这一动荡的时代，只有实行“以法治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才能解决人口多而物质少的问题。儒家思想主张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主张用“仁”来治理天下，不符合当时诸侯争霸的需要。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对于当今复杂的社会关系，必须明确用法来规范和约束。“法者，事最适者也”。

三.韩非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法的含义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法家，其核心是“法治”，主张以法治国。我问可以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法”进行解说，古体的法写作“灋”，意味着公平如水，度量的意思。关于法的起源，管子曾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曾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从中可以看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韩非子认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由此可见，韩非所倡导的“法”必须是公平的、公开的、平等的、立公费私的。第一：公平性。在我们当今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仍追求法律的公平性，“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则人力尽而功名立”我们如果不用“法术”而凭借主观意志去治理国家，就算是尧也不能治理好；没有规矩思路而胡乱猜测，就算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放弃尺寸然后去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可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君主去掉闲人，巧匠去掉尺寸，什么也做不好，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大家一起竭尽全力做事，功名也会建立起来。第二：公开性。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三】“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韩非子主张法律必须公开，并通过成文的法律公之于众，并且通过赏罚制度使人们心中有法可依。第三：平等性。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而韩非子则强调“法无阿贵”“刑无等级”，他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封建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立公废私性。韩非子在【韩非子.八经】“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强调公和私是对立的，主张立公以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反对普通民众追求私利。

2.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内容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就是为了巩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的治国之术，如何运用法律才能使国家治理的更有效，是先秦法家思想一直探求的核心。韩非子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理论已达到完善地步，同时也被当时的秦国所采用。正是因为秦国采取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才使得秦国在诸侯征战中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统一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韩非子完美融合了“法”“术”“势”三种理论思想，他坚持把“法”作为三种理论思想运行的根本，“势”和“术”相配合，才能有利于建立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1）以法治国

韩非子认为世人都有“趋利避害”的计算之心，人们不会自觉的去耕种和参军，必须通过法治的强制力去约束、强迫他们从事，而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可见，法是治国的根本所在。商鞅则把法看作是国家强大的根源，社会依法治国，人们就会服法，从而国家就会强大。与先秦法家思想一样，韩非子也认为实行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明法，在执行的过程中要严格地执行。只有坚持“以法为本”，国家才能够顺利的有秩序的向前发展，国家才会变得富强。韩非子还认为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否认法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才能在混战的局势中强大起来。当然，立法必须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用法律来推进社会关系的和谐。韩非子把法律作为评判人们行为是否合法和评论人们功过是非的标准。总体上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必须公之于众。韩非子认为制定法律必须做到万事皆有法并且以成文的形式公之于众，即“编著于图籍，布之于百姓”做到法在人们心中。同时在制定法律时遵循“顺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遵事理，量可能，务明易”六大原则，使法律本身必须符合自身运行的“道”，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民意，才能为普通民众所遵守。“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明法的目的就在于有效地打破官吏凭主观意志随意断案的行为，还可以有效预防人们犯罪。官吏要“任法”，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执法，去私存公，打破传统官吏的个人专横；同时，民众也要“从法”，把法放在心中，不违法。其次，法律必须是统一和稳定的。便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韩非子主张法必须是稳定和统一的，法令不能“一区一法”“朝令夕改”；同时，韩非子认为立法只有皇帝一人有权力“圣君立法”“法为君操”从而来保障法律的统一性。“法莫如一而固”强调法律具有稳定性，即使是君主也不能随意更改法律。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变更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的局面。因为人们没有稳定的法遵守，社会成员具有盲动性，法律也就达不到预期治国的目的。韩非子认为几种法律之间不能相互矛盾，如果法律之间相互有冲突，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再次，法律必须树立权威。作为普通民众行为的准则标准的法律，具有强大的强制力，原因就在于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且法律高于一切。“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从商鞅“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中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甚至于君主也要遵守。“法不阿贵”正是体现这一思想。法律面前的平等，保障法律的绝对权威。

最后，做到公正执法。韩非子认为奖励和惩罚是保障法律实施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人人都有计算之心，必须用“奖”“惩”二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商鞅主张赏刑制度，并且认为罚大于刑，用刑罚来预防人们犯罪，同时用奖赏作为辅助。“刑生于力，力生于强，强生于威，威生于德”可见商鞅的重刑思想，已达到无刑社会。韩非子则继承了商君的重刑思想确立“厚赏重罚”制度，奖励和惩罚都必须严格执行，达到防止人们犯罪的目的。韩非子从人性的“趋利避害”劣性进行出发，对于犯罪者的行为进行惩罚，坚持“以刑去刑”的思想，反对儒家思想中“重刑伤民”的观点。韩非子用重刑来阻止人们犯罪“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也”，但韩非子并没有深入犯罪者的动机，只是单纯的用严刑来恫吓人们的行为，没有树立法律的权威。（2）“法”“术”“势”相结合

韩非子进行法治变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同时实行法治也可以使君主的权力变得至高无上，君主凭借“势”来治理国家。“抱法处势则治”从而否定儒家有关“德治”主张。慎到曾对“势”做了形象的描述：腾蛇游雾，飞龙乘天，如果他们失去了凭借，龙和蛇也就没什么不同。韩非子认为“势”必须为君主一人所有，“势为君主所擅”君主运用手中的权势控制臣民，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家。一个君主，如果失去他所凭借的权势，他的政令就不会得到贯彻实施，根本谈不上以法治国。因此，韩非子认为“势”就像老虎的爪子，君主拥有权势，臣民才会对其顺从。当然，如果只强调“势”而忽略“法”国家也不会长久，把“势”和“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兵。君主为了保障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防止臣子篡权，必须采用“术”来加强权势。君主要善于运用“术”，通过运用“无为术”“自神术”“赏罚术”“听言术”“用人术”等来监督或任免臣子，使君主保持神秘色彩以控制下臣。韩非子还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观点，从人性计算之心出发，他认为君主和臣子之间也存在斗争和妥协的关系，君主若想在这场隐性博弈中获胜，就必须善于用“术”。下臣作为君主和普通民众之间衔接的中介，君主通过“听”“看”“想”对臣子进行监督和管理。只有将“法”“术”“势”有效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治理的更有效。

四.韩非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在其法治思想中确立了君权至上、重刑主义等色彩，他批判吸收了道家“无为”和儒家“为政以德”思想，他注重对现实实践中的问题对策的研究。韩非子的法律思想对于古代法律文化的确立和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为秦朝统一六国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作用。由于韩非子主张重刑思想，随着秦朝灭亡后儒家思想兴起，法家思想开始走向衰落，大批学者对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持批判和贬斥的态度。直到近代以来，社会重视法制建设，人们才慢慢的将视野由西方法治观转移到我国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尤其是韩非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1.确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韩非子法治理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为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秦始皇十分推崇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任用李斯为宰相，运用其思想进行变法改革，使秦朝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则亲亲之思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则不可不常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可见，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君臣关系治理上的重要作用。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君主可以采用重刑之术，严格控制赏罚大权，让臣民惧怕君主的权威，从而保证君主独揽大权，实行独裁统治。“圣君立法”君主完全将法律私有化，变成统治臣民的工具，君主集立法，司法，军政等大权于一身，建立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从而使君主用于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以皇帝中心，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这样从上到下的集权制度就变得坚不可摧，特别是“阳儒阴法”相结合以后。韩非子要建立的是一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救”的君主专制社会，君主一人独掌国家大权。从秦朝以后，历代君主都采用不同的法势来加强中央集权，君主的主观意志成为了法律的源泉，生杀予夺全部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2.去私存公的治吏思想。韩非子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在明法以后，如何能确保法律公正公平的施行，就必须要求各级官吏严格执行，公正司法。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用“术势”来奖惩官吏。“明主治吏不治民”他认为官吏作为连接君主和民众的纽带，必须按照法令规范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按法令程序执法，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贪赃，不枉法，去私存公。在封建时代，君主和臣子永远是对抗的，历朝历代的多少君臣之间的地位发生变化，改朝换代也屡见不鲜。如何防止“权大压主”的僭越政治行为成为历代君主追求的政治追求，以法治国、治吏恰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君臣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治理民众，君主通过官吏对民众进行统治，而官吏是否有效执法则关系到君主的利益。

3.重刑主义导致忌讼思想产生。韩非子实现重刑主义的目的是通过残酷的刑罚来预防人们犯罪，这种重刑主义思想使人们对法律不寒而栗、谈法色变的本能反应，人们认为只要和法律沾上就是很可耻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心态，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法治意识也普遍提高，但当我们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大多数人选择和解和私了，而不是走法律渠道。韩非子主张君主治理民众最有效的手段是重刑，这样才能做到“令行则止”韩非子坚持“轻罪重罚”“同里相坐”“杀无赦”等重刑治民。因此，民众耻于谈法，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因惧怕重刑而逃避诉讼的消极抵抗法律的心态。

五.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韩非子的“以法治国”理论是我国先秦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实践沉淀下来的宝贵历史财富。虽然其法治思想的有些内容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但我们也要正确认识韩非法治思想与当带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批判继承韩非的思想，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1.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只要法律公布，人们就必须遵守。韩非子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当然，法是由君主颁布，官吏执行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制定和执行。韩非子主张“垂法而治，一任于法”的观点来树立法律的权威。从立法上说法律必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且要注重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合理性。“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为了使人们尊重法律的权威，坚持“厚赏重罚”制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来说，现在社会仍然存在明知违法，却依然铤而走险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树立法律权威，首先要明法，将法律的内容公之于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从而可以使人们心中有法，做到真正的有令则止，这样才能建设法治型政府和国家，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执法和司法方面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做到真实意义上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运行体系。官员在执法过程中要坚持“废公立私”，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做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2.坚持依法治国。韩非子坚持用法治来治理国家，打破了传统的“人治”观念。以法治国具有强大的创造力。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封建王朝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以前皇帝独揽立法大权，君主有绝对的权威，现在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法律是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以前的法坚持的是义务本位，而现在则强调义务和权利相统一。但两者之间也有相同之处，都是通过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3.加大执法力度。韩非子认为实行重刑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其终极目标是“以刑去刑”。韩非子的重刑思想仍是从人性的计算之心出发，用严苛的刑罚使人们望而生畏，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减少犯罪。他的厚赏重刑思想是不可取的，但重罪轻刑却也是错误的。现在的社会，许多人明明知道贩卖毒品、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有毒食品等违法现象不枚盛举，他们追求个人私利，不惜违法法律法规，东窗事发后，犯罪者却可以拿金钱来挑战法律权威。正是因为犯罪可以重罪轻罚，他们犯罪活动才会更加猖獗。实行重刑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行为，从而保护社会生产生活的顺利运行，有利于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结语：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不管是对传统社会的发展还是当今社会的建设，两千多年来史学界对他的法治思想古往今来评价颇多。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视野转移到韩非子身上，我们只有吸取他的优秀思想，并立足于当代的社会实践，才能制定出更加利于社会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本文从韩非子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阐述韩非子法治思想形成的社会土壤。通过对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的分析，我们明白了“趋利避害“的人性论、”“法与时转则治”的进步历史观、“人民众而财富寡”的人口论是韩非子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提出治理国家需要实行法治。韩非的法治思想内容及其深远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树立法律权威，重刑思想，实行依法治国等都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以上就是我论文的全部内容，可能有些思想不被人们所接受，但纯属我的个人之言，仍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请程老师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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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韩非的法治思想对我国现代社会的启示

摘要：“法家”韩非的法治思想本质是为君主专制体制服务的，具有很强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思想中仍然有许多闪光点可以为当今奉行“依法治国”方略的中国有所借鉴，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法治思想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而韩非子的思想对我们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有相当大的启迪作用。

（一）立法。在《八说》篇中韩非指出:“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意思即为了使所有人都能遵法、守法，以法为路，法要详细、具体。法是“必然之道”，因为是必然之道，所以必须使天下人知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不之于百姓者也。……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难三)))法一定要明确，要公诸于众，使社会成员都熟知法律才能真正守法。今天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首先必须建立较为完备、科学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做到“有法可依”，同时也要积极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使得法律深入人心，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主张赏罚要“合乎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同时要“赏罚有度’，赏罚作为法治手段必须使用恰当才能达到赏善罚恶的目的，否则“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饰邪》)。反映到现代法律中，就是罪刑法定的原则，它要求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这是刑法民主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依法治国的当然要求。我们应该依法公正、公平办事，不能滥用法律，徇私枉法，对于违法者量刑要完全依据法律，总之，一切以法律为根本，“有法必依”。

（二）执法。“重刑少赏”、“法不阿贵”直接构成了这张网中最重要的经纬线。

重刑少赏，以刑去刑，促进人们的自律；法不阿贵，执法公允，才能保证政府的公信力，保障人心所向。即使时光回归今时今日，这两点体现出的深刻现实意义仍不可小觑。

重刑少赏。作为荀子的得意门生，韩非接过了其师“人性本恶”的思想衣钵，他认为人性本来自私自利，趋利避害，贪欲无穷，赏得再多也不能填平人们的欲壑，反而会进一步诱发人的贪欲，以致引起邪恶的争夺，使国家陷于混乱之中。同时，暂且不提慷慨多赏的具体标准跟尺度，赏赐说到底还是来源于底层，要从人民身上搜刮，用多数人的利益保障金来充实小部分人的小金库，必然会招致民怨。甚至，也有君主直接用封爵加权一类代替物质赏赐的。回望历史，举秀才、举孝廉一类横恩滥赏的荒唐事在中国已经上演了一千多年，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秀才也可能是草包，孝廉也可能纯属伪孝时，这样伤害大局的“赏”并不被我们认可。所以，“少赏”是一个君主的明智选择，同时其数量的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奖赏的“含金量”，民众受到鼓励便会主动去立功。

而制定刑罚的总原则却是量刑惟重。在他看来，“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用重刑去威慑想犯罪的人，这个理念的有效性在现实中很容易地找到例证.当然，将这个概念引进现代法制，前提是要对“罪”进行妥善定义，必定是较大地危及到他人的利益的恶劣行径才可划入“犯罪”的范畴，而“刑罚”不能以“斩草除根”为标准，应主要以警示和惩戒为目的，所以法令的设置要人性化，点到为止，避免伤及人身。否则，“轻罪重罚”就会异化成秦王朝的苛政暴政，像秦始皇任意把是否利于个人统治或者只是些独断专行的意见作为定罪标准，于是被征发的民夫迟到也成大罪，甚至罪及杀头，再于是乎，陈胜吴广就起义了，打响了“农民起义反暴秦”的第一炮。。

法不阿贵。韩非认为应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法犹如测量事物长短、轻重、曲直、多少的器具，在运用过程中体现的客观性是稳固的，它不因人的主观意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它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公正平等、一视同仁的。因此.法可以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对于那些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官吏，他更强调刑无等级，事断于法。“法不阿贵”和“刑无等级”思想，是韩非为实现其法治目的，提出的最激进的主张，他在《韩非子有度》篇是这样说的:“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同样的思想在商鞅那里被表述为“一刑:“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者，罪死不赦”。这种思想作为三代盛行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直接对立面而出现，其矛头直指贵族特权，因此，它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后世人们反抗法外特权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是最重要的原则，只有明确了这一基本原则，才可以消除司法活动中的特权，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仅有依法治国，一切事务单凭法律决断，也是不行的。道德作为社会整合的必要手段同样必不可少，它对社会的那种积极的规范、教育、导向作用是法律所无法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通过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当前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法治和德治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手段，我们应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和功能，树立法治权威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不仅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设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要不断强化依法治国理念，同时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为改革发展构建一个人心思进、公平正义、富而好礼的和谐社会。1

一、法律万能主义

法家要求“事皆断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现代法治社会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调解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如果一切都用法律

来调节，除非是机器人才能做到。

二、法律专制主义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比起“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有其进步性。但是它却把君王给漏掉了，如果君王犯法，怎么办？没法办。法家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只是君王用于统治的工具。这与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有根本上的区别。现代法治没有谁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律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民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

三、极权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利益，这体现了法家的极权主义。法家的法治下，富的只是国，不是家，强的也只是兵，而不是民。这也是与我们以人为本的思想相抵触的。法家的富国强兵只是满足了统治者的个人私欲，并没有带给人民以真正的富强。现代法治虽然依法治国，但是贯彻的却是以人为本的原则，与法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一己私欲的严刑酷法有极大的不同。

四、重刑主义

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铸刑鼎”的子产曾经说过:“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可谓重刑论的萌芽。在法家看来，之所以“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是因为“刑重而必得，故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因此，在实践上，法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有酷吏的评价。“刑用于将过”则是重刑主义的极端表现，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然而，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不应定罪处罚。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这是极不符合法理的，而且，这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