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当代司法制度改革

第一篇：浅论我国当代司法制度改革

浅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

法政学院06法61班06033068王银生

【摘要】本文对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一些诸如司法权地方化、司法权行政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方法和对策。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 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四）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比如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受贿一案，就是明显的司法腐败的案件。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1、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的内在规律,也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我国在1954年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了审判独立的原则,在1982年的宪法里再次规定了这一原则.但从1954年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这一原则的实现情况却很不理想。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2、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

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3、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4、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既是制度性法律文化的一次变革，又是观念性法律文化的一次重大革命。这种文化转折的双重性决定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注释：

1、有的学者认为，司法独立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在初级层面上，整个司法

体系独立于外部干预是最基本的。但是，假如没有不同审级法院以及各个法官之间的相互独立，司法独立仍然是不完整的。因此，为摆脱地方干预而改由上级法院“领导”下级法院，多多少少有以一种错误的实践为另一种同样错误的实践辩护的倾向。见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应该承认，建立一种完全的、不受任何外界和上级法院干预和“领导”的法官个人独立审判的制度，在中国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理论假设，因为我们的司法不可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而我们提出变当前的 “块块领导”为“条条领导”，正是在充分虑及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一种较为稳妥、可行的方案。

2、有的学者认为：当我们希望改进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时，法官这一职业是特

别需要关注的。法官基于职业的原因，使他比立法者和学者更能具体地、直接地了解现行法律中的问题，只有法官才能在程序内，通过技术化的方法平息争纷，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使社会平稳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司法改革中，法官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法官形成一个职业群体，中国才可望实现法治。参见李盾《法官培训与司法改革》载《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宋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有的学者认为：在法官法颁布之前，我国法官来源主要以调干和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这就造成了法官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理论水平上的参差不齐，这种结构性缺陷表现为：1成人教育培养的多，正规院校培养的少。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官具有三个局限性，即缺乏宽厚的人文素养、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功底、未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习惯。2经验型的人多，知识型的人少；3单一型的人多，复合型的人少。参见李汉昌：《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素质与法官教育之透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当走“从技术到制度”的道路，即要求每一个司法技术问题趋于合理化，从而象建筑施工一样，由一块块合理化之砖而奠定司法大厦的合理化基础。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季卫东先生认为：我国并非没有程序。问题是这些程序太薄弱，而且没有经历过现代意义上的合理化的过程；甚至即使在有程序的方面，许多人也不按理出牌。形成这种无视规矩的局面，其原因十分复杂，其历史也非三年五载。因此，要建立和健全现代程序并且行之有效并非易事。见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3、4、

第二篇：美国司法制度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

美国司法制度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

一、美国司法制度

美国属于普通法法系国家，普通法法系是指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普通法又称判例法，法官在法律创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19世纪中叶普通法在美国得以确立，美国法的成文宪法、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并存等独创性制度对世界各国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诉讼程序中的代表制度，表达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特征。美国陪审团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依据法律或者民间惯例，吸收非职业法官的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团成员，与职业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司法民主制度。1《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使用陪审团审判。在庭审调查和法官指示结束之后，由陪审团成员对案件进行评议，陪审团评议后投票作出裁决。如果达成了一致意见或符合制定法所规定的不一致意见则作出裁决并告知法官，由法官审查裁决书的形式要件后交由陪审团长或由法官本人在庭上公开宣读。诉讼双方有权要求法官在公开的法庭上询问每一位陪审团的成员，让他们各自回答裁决结果。2

在美国的司法发展史中，陪审团制度因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而意义重大，对美国诉讼制度的建构和运行起到了塑造性和支柱性的作用。这个制度不但作为程序的一部分而且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影响了法庭程序的很多方面，美国法律的许多特点都是与陪审团制度环环相扣的，他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现代美国陪审团的责任是从证据中找出并认定事实、证据和事实裁决案件，具有明显的自我保护功能、教育功能和增强民众民主意识的作用。

（二）美国的法院系统设置

美国法院系统分为联邦和各州两大系统。名称和审级不尽相同，管辖权限错综复杂。法院一般是民事刑事兼理，均采取陪审制。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配属 12 钱弘道：《英美法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3 《联邦诉讼程序规制》第31条(C)规定，“宣告裁决时，在裁决记录到案之前，如经一方当事人要求或法庭仔细决定，可以逐一询问陪审员” 于各级法院。联邦系统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为涉及联邦宪法、法律或国际条约的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联邦政府的案件、涉及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公海上或国境内供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之用的通航水域案件，不同州之间，不同州公民之间的争议以及州政府向它州公民提起诉讼。联邦系统法院包括联邦地方法院、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和专门法院。州系统法院包括基层法院、州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美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层级各司其职的特征，保障了美国司法系统的有效运行。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已难以适应我国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一）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或组织的关系上看，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各级司法机关应是完整统一地行使国家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然而在现行体制下，统一的司法权被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区域所分割，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已演变成“地方的”司法机关。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都依赖于地方政府，要求司法机关独立、公正的行使司法权具有障碍

（二）司法机关系统内缺乏监督

我国司法系统内的监督主要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难以真正实现，主要表现在检察监督的力度疲软、检察监督局限于事后监督和检察机关缺乏监督易造成监督权的滥用。

（三）司法机关不遵守程序现象普遍

与英美法系国家“程序优先”的法律理念不同，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往往把法律程序视为形式主义。由于我国在立法中轻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国家本位主义的思想，有些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甚至认为程序法只是约束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司法机关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约束。我国司法错案的发生大多出现在程序法的执行不严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程序不严谨必然导致执法不规范、司法不公正。

（四）法官缺乏独立审判权

由于长期受到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司法工作。在我国的审判机关中，法官始终作为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审判程序中，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无权独立对外做出裁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法院的裁判权由审判委员会垄断，无论案件是否重大疑难，案件裁决均要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合议庭失去了原有的职能作用，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导致审理与判决严重脱钩。随着近些年案件数量的大幅增多，法院的工作效率越来越成为法院发展的障碍，法院系统内的现行管理方式又导致了法官责任心的缺乏和审判工作的低效率，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五）司法人员专业水平低司法腐败现象严重

我国司法系统中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仅占0.25%，全国检察机关系统中，本科层次的只占4%。我国司法系统中，复转军人、通过社会招考进入司法机关的人数远远超过政法专业的毕业生。近年来我国司法腐败的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违法违纪领域越来越宽，非法所得数额越来越大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法制的权威。

三、从美国司法制度探究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方向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确保司法权统一

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制国家所遵守的基本准则，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除了存在一个州司法系统外，还设置了一个统一的联邦司法系统。在联邦司法系统中，将整个国家划分为93个司法区，每个区包含一个联邦区法院它是联邦司法系统内行使一般权限的一审法院。3同时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对于一审法院受理 3(美)罗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的案件，在经过各州最高法院审理后，还可以依法通过上诉和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尽管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其统一的司法系统有效的维护联邦法制的实施和司法权的统一。在我国面临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改革目前的人事、财政、领导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而又独立的司法系统以确保司法权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二）改革监督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美国司法体制中的三权分立体制，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制约。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司法权由国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和法官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和其他意见的影响，司法权力须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而我国的司法独立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而言的，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之下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时应完整地置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起一套真正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各级地方政权的司法系统，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机制，有利于我国司法系统的有效发展。

（三）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实现依法裁判

在美国审判制度中，陪审团审判更是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遵循先例”是司法程序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原则，意味着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裁判所确立，便构成一个日后不能背离的先例。在我国的司法机关内部，出现了审判委员会包揽过多的现象。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审判工作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一部分法院出现了审判委员会对全部案件加以讨论的现象，造成了审理与裁判的分离。因此必须改变审判委员会包揽过多的现状，加强合议庭的职能做到审理与判决的统一。

第三篇：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通过这几次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使我了解了新、旧刑法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爆出冤假错案，如：聂树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它们使得许多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责，而有罪的人却逍遥法外。形式冤案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坏的社会的安定和谐，更严重的是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信赖，冤假错案俨然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反思的沉重话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明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并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强对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监督及约束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错案的司法人员,追究其相关违法责任。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廉政建设,加强办案人员责任,从而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为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标和作用,必然就会有其相应的一些特点。我国如今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期间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败现象,如此就直接触及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影响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来冤假错案持续发生,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合理运行的一些弊端也显现出来,甚至出现了背离其初衷的负面作用。考虑到提升司法队伍整体水平,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离不开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现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断对其加以完善。制定错案责任追究的统一法典势在必行,为制度顺利运行提供法律依据和全面保障;应当转变以实体错案为标准的错误观念,树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错案责任追究理念;明确刑事错案的认定机构及错案责任追究机构;划定错案责任承担范围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员合法权利,建立审查听证和异议申诉程序。总之,就是要全面构建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维护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权威提供制度保障。刑事错案、冤案是多种复杂的原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这些冤案的发生有历史的原因，有现代科技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取证技术落后、自然规律的影响；有法律实体上的原因，如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的错误；有法律程序上的原因，如司法程序错误、诉讼机制不健全等等。

一、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

按照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是案件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是批捕、公诉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一起案件经过不同的诉讼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就公安机关来说,多年来形成的重打击犯罪分子,轻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观念很难一时消解。在很多基层公安单位,包括分局、县局、派出所、刑警队每年都有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包括打击处理数(刑拘数、逮捕数)、破案率,于是导致了抓人越多、破案率越高,就容易立功受奖。此外,还有“命案必破”等要求。同时,重口供,轻证据,搞刑讯逼供,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刑讯逼供,在一定阶段是一些公安机关的顽疾,屡禁不止,甚至致人重伤死亡,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内部分工过细,多头办案,加上一些民警业务素质不高,同时又缺少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也是造成冤假错案多发的原因之一。十几年来,公安机关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办案部门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刑侦部门办案外,还有国保、经侦、治安、交通、消防、禁毒、边防、缉私、网监等部门都有侦查权,都在办案。特别是1997年在公安机关改革过程中,公安机关取消了预审部门,直接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办案质量。

就检察机关来说,审查批捕、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本应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关,但有时会因为种种原因屈从于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压力,更看重于什么批捕率、起诉率等指标,不该捕的捕了,不该诉的诉了,只起到了个“二传手”作用,这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就人民法院来说,不能完全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而是搞“有罪推定”,或者“疑罪从轻”,审判不独立,有时还会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一些明显的冤假错案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这同样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律师方面来说,也存在一些问题。1997年刑诉法修改后,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进一步加大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力度,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即可聘请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律师可以自由会见嫌疑人,无需经过办案单位同意,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律师会见需要经侦查机关许可。由于部分刑辩律师业务素质不高,加上“伪证罪”等罪名的影响,律师不敢调查取证,不敢作出无罪辩护或者向侦查机关提出无罪的意见,或者律师提出了无罪意见或者

做了无罪辩护,也不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采纳,使庭审走过场,辩护流于形式,导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二、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开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制度,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我认为,从制度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刑诉法确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该撤案的撤案,该放人的放人。检察机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不批捕、不起诉。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按无罪判处,不能搞疑罪从轻判处。司法机关应当追求法律上的正义,而不是事实上的正义。

二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上访闹事和地方维稳等压力,就枉法裁判；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难以确定的,一律按无罪判决。

三是修改刑诉法,建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权,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词。你有权聘请律师,审讯时可以有律师在场”。沉默权的实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促使司法机关彻底摒弃以口供为中心的取证原则,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从而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是进一步改革公安工作,恢复预审机构和预审工作制度。1997年公安部取消了各级公安预审机构和预审工作制度,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必须尽快纠正。预审机构恢复后,公安机关各警种办理的刑事案件,拘留、逮捕后一律移交预审机构办理,并由预审机构一个口对应检察机关的批捕和公诉部门,彻底改变目前公安机关存在的多警种办案,多口对接检察机关的混乱局面。通过预审制度,可以有效减少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是进一步发挥刑辩律师在刑诉中的作用。按照刑诉法规定,不论是在侦查阶段、批捕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律师都是辩护人身份。律师应当认真履行职责,搜集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证据,向办案机关提出法律意见书,并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或者有罪从轻辩护。要切实保障刑辩律师的合法权利,取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伪证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要充分听取刑辩律师的辩护意见,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六是进一步减少使用死刑,加快最终废除死刑的步伐。在大量的冤假错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冤杀。近年来,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大幅度减少了适用死刑的罪名,但总的来看,死刑的罪名仍然偏多,与国际接轨差距较大。建议尽快启动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罪名,并最终废除死刑。

因为总体而言，“警检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它们都代表着控方，整个侦查活动的目标也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并最终服务于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指控。但控辩双方与法院之间却应该形成一个完整、合理的诉讼结构，法院应该依法独立地进行裁判。而现在，人们几乎都看到了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辩方的“弱者”地位。因此，不断提高被告人及其辩护一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实际地位，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权威地行使刑事审判权，才是现今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当务之急。

第四篇：试论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

试论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

目 录

写作提纲 内容摘要 关键词 正文 引 言

一、充分而有力的司法经费保障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基石

二、司法经费分级负担是当前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是不同法域的通行做法

四、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应循序渐进

五、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是改善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 余 论 参考文献

试论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

写作提纲

引言

一、充分而有力的司法经费保障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基石

（一）司法经费是司法机关开展工作的前提基础

（二）司法经费是司法官员职业对价的物质保障

（三）司法经费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桥梁纽带

二、司法经费分级负担是当前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是不同法域的通行做法

四、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应循序渐进

五、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是改善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 余论

试论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

邱 娟

【内容摘要】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保障，是人们权益诉求得以实现的最普遍、最重要的途径。而各种合法权益得到及时公正的司法保障，是民生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生问题的重要内核。司法经费不继，一方面造成司法工作必要的物质装备与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严重制约司法职能的发挥，致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也造成许多地方司法机关队伍不稳、优秀司法人才不断流失。改革和完善司法财政保障机制，让司法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不但是司法工作本身的内在要求，更是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正义有效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说，改革和完善司法财政保障，就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利益。

【关键词】司法经费 司法改革 中央保障 党的领导 引 言

最近，有两则关于法官工资的消息对笔者触动很大。一则是河北省阜平县法院数名法官10年“有编制无工资”。在这几名法官的上访记录中写着，1999年之前他们既无工资也无生活费：2000年，院党组开会决定，从诉讼费中挪用部分经费，每人每月可得200元生活补贴。他们平时靠养甲鱼、开玩具店、卖水果、开货车等经营小本生意养家糊口。另一则是一位法官网友在著名的天涯论坛上发言说，他在通过五百里挑一的公务员考试并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后，每月的工资只有1300元，低于同单位同工龄的法警工资不说，甚至低于当地的保姆平均工资。

我国的法官工资低原本也不是于什么新闻，但是当闻知有些地方法官的工资低于保姆、有些法官10年有编制无工资的时候，笔者的心里还是忍不住地愣了一下。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笔者在此也绝对没有贬低保姆之意，但职业是有可替代性强弱之分的。司法权的核心是审判权，法官是审判职能的实际的直接执行者，法官通过判决确立的规则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民众通过判决来寻找法律的可预期性。因此无论从任职条件、专业知识的角度还是从责任承担、社会作用的角度，法官职业的不可替代性都远高于保姆。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里，根据朴素的分配公平理念，职业的不可替代性强弱是决定社会成员收入多寡的主要因素。当不可替代性很强的职业的从业者的收入低于不可替代性很弱的职业的从业者的收入的时候，那就一定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除了工资低之外，基层法院的法官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全国仅有北京、天津、上海没有出现拖欠法官工资的情况。

我国司法机关中法官、检察官的工资低已经是公认事实，基层司法机关自身的办公、办案、基建经费严重短缺也成了普遍现象，有些甚至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许多地方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院长上任后往往第件事就是要拜见“财神爷”，为办公楼跑经费，为人员跑工资。法院、检察院欠债成被告也经常见诸报端。以陕西省白河县法院为例，该院干瞥57人，由于所有支出靠收费维持，2006年厉行节约，全年办公、办案、基建等一切支出54万元，而收费仅23万元，向上级争取10万元，县财政给付2万余元,尚欠外债18万元。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每月的资金缺口均在2万元以上，以致于时常造成干警的差旅费、水电费等正常办公费用不能及时支付报销。云南省维西县人民检察院，至今还在一栋破旧的清朝建筑物里办公。

由此可见，我国的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的法院、检察院普遍存在经费保障不足的问题，这样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工作的开展和司法公正形象的树立。

一、充分而有力的司法经费保障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基石

（一）司法经费是司法机关开展工作的前提基础 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理，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也日益增长。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司法目标能否实现，都需要一定的经费作保障。而司经费不继，必然造成司法工作必要的物质装备与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严重制约司法职能的发挥，致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人民法院的经费保障，是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建立与人民法院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是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审判事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检察机关的经费保障是关系检察工作正常进行和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检察工作能否正常开展、检察职责能否正确履行，物质因素问题不容忽视。做好经费保障工作对于保障检察机关全面、正确、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意义重大。法院、检察院的办案办公经费得不到充分保障，就无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检察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作用。

（二）司法经费是司法官员职业对价的物质保障 法治社会的实质是良法之治，良法之治的重要体现在于作为有“法律的守护者”之美誉的法官、检察官有很好的保障。作为一种复杂劳动的法官审判活动和检察官的职业活动，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补偿。

1、从准入门槛上看

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较一般公务员要严苛得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首先必须参加法、检机关的公务员录用考试。虽然公务员考试可以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但过了公务员考试还无法成为法官、检察官。以法官的任职条件为例，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二）年满二十三岁„„〔六）本科毕业，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普通的公务员过了试用期之后从理论上讲就有晋升的机会，而基层法院的书记员要想成为初任法官，从考进法院起最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有机会。以致在法、检机关当了七八年书记员才晋升法官的大有人在。

2、从社会作用上看

法官、检察官相对于行政人员来讲，他们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法律操作，而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性劳动，对社会有特殊意义。在有些学者的眼里，法官职业的不可替代性甚至高于救死扶伤的的医生。医生的行为通常只涉及个别病人，他的失误只会给特定病人及其家庭带来损害，而法官的失误却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司法官员不只处理纠纷，其行为本身便是在表达着正义的风纪。司法机关的行为是否正当，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评价，影响到一国社会风尚的趋向。

（三）司法经费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桥梁纽带 我国当前的司法经费保障制度的弊端主体主要体现在经费保不足和经费保障不均。造成经费保障不足和经费保障不均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分级管理、分灶吃饭”的司法经费保障制度。经费完全仰仗地方则政，司法天平就难免向地方利益倾斜。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呼唤充足保障。司法经费保障有力，司法资源就必然充足，在案件追踪、实务研究和办案过程中引入高新技术，可以提高效率，进而更好地实现司法职能。单一制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司法官员准入门槛的一致性呼唤均等保障。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但这不应该成为司法资源不平衡配置的应然性缘由。司法官员高薪不仅能提高职业尊荣感、吸引优秀人才加盟，而目是鞭策司法官员拒腐防变的重要法宝。盲目的要求固守清贫，那是对从业者的道德苛求。司法机关财政预算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之一。如果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就难以避免了。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地方利益，就会有来自于地方的种种压力与阻力。因此，司法体制独立首先意味着司法机关在人事和财政上的自立，司法经费保障的充足与否直接决定司法独立的程度，司法独立的程度则直接决定司法公正的程度。

二、司法经费分级负担是当前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主要障碍

当今世界，司法改革浪潮此伏彼起。我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热门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就连广大民众在议论起司法改革时也是津津乐道；不但最高司法机关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改革方案，据以指导各自系统内的改革，而且地方性的司法改革也是异常活跃。名目繁多、形式各异的改革举措频频登台亮相，其中虽然不乏一些求真务实的改革举措，如司法威仪、案件管辖、机构设置、司法培训、案例指导、庭审方式等改革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表面上如火如茶的改革措施仍然缺乏深度。我国司法制度中长期存在的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等许多积弊依然冥顽不化。其成效的微乎其微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已经出台的司法改革措施缺乏统一的部署，基本上保持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零打碎敲状态。2002年的国家统司法考试制度推行之后，我国的司法改革再没迈出什么有实质性意义的步伐，总体上可以用“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司法改革虽然耗费了相当大的资源，但是仍然进展缓慢。

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和终极目标，也是指引司法改革继续前进的永明灯塔。司法官员非职业化、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是司法改革所面临的“三座大山”，应当承认这三者间是有顺位性和递进性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推行，标志着司法改革在面对司法官员非职业化这一大山上的完美跨越，法官、检察官基于知识背景、训练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的一致要求，已凝聚并形成一个“解释的共同体”。

司法地方化之弊除是司法行政化之克服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导致司法官员为了增资晋升对犹如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般的司法官员等级和司法官员津贴兴趣索然，而对地方党委和政府手握的行政级别和行政于资趋之若许，进而导致行政化管理在司法机关内大行其道。因此，司法地方化不弊除，司法行政化的克服只能是纸上谈兵。一些学者如王利明等早已对此提出检讨、评沦。

司法地方化又可分解为财政权的地方化和人水权的地方化，而财政权的地方化问题的解决（即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又是解决人事权的地方化的先决条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就人的本性而言，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这种管理体制是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削弱了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国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法官的最高理沦。司法机关的财力依赖于当地政府，这就必然要维护当地利益，因为经费是司法机关的命脉，法院吃的是地方的饭，用的是地方的钱，政府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法院工作能否正常运转。法院与当地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同进同退，加上财政吃紧，法院要自找办案经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能吃里扒外、胳膊往外拐，法院乃成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伞”、地方保护主义的积极实施者。即使富裕地区法院，经费完全仰仗地方财政，司法天平也难兔向地方利益倾斜。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1999]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和权威”。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制度，特别是司法经费的分级保障制度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司法独立缺乏有力保障，很难实现司法公正。

三、司法经费统由中央财政负担是不同法域的通行做法 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上述“资源”包括提供需要的办公条件、办案费用等。放眼全球，司法经费保障制度以中央（或联邦）财政负担的一级管理制度为通例，以中央（或联邦）和次一级地方的财政负担的二级管理制度为例外。美国联邦法院的预算和资金由国会批准和拨款，联邦法官的报酬由国会规定，并且在法官任职期间的报酬不得减少。在美国，司法部在法院司法行政管理和经费预算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由美国司法会议制定和审批，法院在立法和财政拨款问题上直接与国会沟通。对司法部门的经费预算由司法会议预算委员会首先审查，然后由司法会议批准向国会报告。州法院的经费则由州议会批准拨款。2001年美国各州法院的经费预算上百亿美元。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加州法院实行垂直领导的财务管理制度，由最高法院按统一编制财政预算，经州司法会议批准后实施。为个州范围内审判机关提供了稳定、有保障和较高数额的经费。改革后的如2001-2002加州法院财政预算达25亿美元，占州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二。人均年经费达l2.5万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机关。

日本从最高法院到简易法院，其法官工资、法院建设、辅助人员费用等都由中央政府支付。德国联邦司法部负责管理联邦法院、联邦检察院的经费。每年年初，联邦各法院及检察院提出经费预算送司法部，由司法部审查，商财政部综合平衡后，报请联邦议会批准。法国司法部负责全国普通法院系统的经费预算编制和管理。各基层法院向上诉法院提出每年所需经费预算，上诉法院汇总后报司法部，司法部对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经费预算进行审查，并商财政部综合平衡，最后报议会批准。在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提出的概算，行政院不可以删减，只能加注意见。

与经费多由中央或次一级的则政负担相配套对应的是世界许多国家法官的物质待遇都比较优厚。英国各级法官的年薪都相当可观，在英国属高薪阶层。法官被任命后，任何机关不得对且报酬和其他职务条件（包括退体金在内）作出不利于他的变更。根据《英国经济学周刊》公布的资料，英国大法官年薪高达5.93万英镑，竟然比同期首相年薪高出1.03万英镑。日本国宪法第七十九条第四款规定：“最高法院法官均定期接受相当数额之报酬。此报酬在任期中不得减额。”第八十条第三款对下级法院法官的薪金作出相同规定。最高法院院长的薪金同总理大臣的薪金额相等，其它14名法官同国务大臣的薪金额相等。日本检察官的工资法规定，日木检察官的工资待遇要比普通公务员高出百分之三十。在日本，检察官贪图经济利益而违法犯罪的情况很少，这与其较高的工资待遇是有关系的。奥地利检察宫的工资水平在国家公务员中是最高的，要平均高出百分之十五左右，与法官比较，虽然工资级别标准相同，但工资起点甚至高于法官。泰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工资与总理、议长相等，最高法院高级法官的工资与副部长相等，最高法院普通法官的工资与曼谷市长的工资相等，地方法院普通法官的工资与县长的工资相等。新加坡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法官的薪金又比公务员高出50％左右。

近代以来，我国在司法经费保障问题上也曾经采以中央财政负担的一级管理制度，如1941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将各省司法经费一律改为由中央国库直拨，尽管适逢国难当头以及之后恶性通货膨胀，还是取得一定效果。而时至今日，我国现行的四级经费保障制度在全球背景下愈显突兀，司法官员待遇的低下，跟其准入的高门槛己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将陷入司法保障不足——司法官员待遇低下——人才外流——队伍不稳——司法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

四、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应循序渐进

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的宗旨就是，既要保证司法机关能够获得来自立法部门或行政部门的有效物质支持，又要避免与其公正裁判者的角色可能发生的冲突。如前所述，在很多国家，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开支都是由中央则政负担，并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司法机关经费充足，确保司法官员相对高薪。但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如果无视客观条件，试图一蹴而就，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式地沿用外国法律制度，那就很可能造成“水土不服”。一步到位式地推行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开支都由中央财政负担的一级管理制度，那就很可能在实践中偏离改革的初衷，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司法官员的擅权专横。因此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的现实做法是分步推行、循序渐进。这样既可以在推行过程中不断总结提高，又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减小改革阻力。

第一步，实行司法经费保障“一级管理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的经费全部由省级财政负担。司法经费的“收支两条线”并未真正严格落实，“政法机关一律吃皇粮”这本好经，在施行过程中常常被念歪。究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收支两条线”的经费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地方司级则政部门手中。故应实行司法经费省级统筹，省级财政统一预算拨付,省级法院、检察院统一管理。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经费由省级法院、检察院根据需要和财力可能，编制经费预算，由省级财政部门纳入省级财政预算之中，报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审议批准后，由省级人民法院、检察院统一管理、使用。杜绝市、县两级司法机关对同级财政的依赖，逐步相对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实行司法经费省级统筹后，为减轻省级财政的压力，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司法机关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的办案经费、装备费和基建费给予特别补助。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司法机关办案中追缴的赃款等收入，统一由省级财政管理，统一补助基层司法机关办案费。第二步，实行司法经费保障“一级管理体制”，即全国范围内的各级法、检机关的经费统由中央财政负担。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建立的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长期的历史传统，决定了我们必须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司法权应当有统一的经费保障，这是单一制国家的通例。因此，“司法经费省级统筹”的“二级管理体制”不是司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笔者建议通过立法赋予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统一的财政控制权和物资调配权，实行司法经费财政单列，中央则政统一预算拨付,两高统一管理。即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省、市级司法机关内部设立经费预算委员会，每年省、市级的司法机关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各自编制出经费预算，各自报或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经费预算委员会审核，两高汇总后各自编制的经费预算商财政部后纳入国家预算，交人大审核通过后由中央财政全额拨付。财政部如果对两高编制的预算有异议，可会同两高共同呈请国务院总理裁决,若两高对国务院总理的裁决不服，可要求全国人大成立司法经费临时审核委员会审核，并做出终局决定。司法经费从中央财政拨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后，由两高下拨并监督使用。财政部负责贯彻而无权删减或扣截该经费预算和拨款。

第二步，逐步实行司法官员高薪制。高薪不一定能养廉，但低薪一定不能养廉。”要想让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愿意从事法官、检察官工作，必须使法官、检察官这一职业有足够的吸引力。只有在物质上给司法官员提供一个可与其他职业竞争的高报酬，才能把优秀人才吸引来。正是基于此理，在许多国家，法官、检察官的待遇一般较普通公务员要优厚，即使将其视为公务员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在现阶段实行司法官员高薪制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法官、检察官职业收入缺乏保障、物质待遇偏低，一方面难以提升法官、检察官职业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法官、检察官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自律能力。只有对司法官员实行高薪制度，才能养成其廉洁的法律人品质，才能有足够的底气抵御外来的影响和干预。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只有13名法官被弹勃，并且其中只有7名被定罪。而我国法官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金钱挺而走险。以法官为例，《法官法》第34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这一规定将法官工资与行政人员的工资序列相互分开，在法律上建立了法官独特的工资制度。但是时至今日这一规定并未落实。究其原因，说到底是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仍未被社会认同。单独的工资制度是提高法官待遇的一个前提。法官工资制度应充分反映法官工作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和劳动强度，体现公、平合理、劳酬对等的原则。此外还应实行定期增资制度，不得随意减少法官的薪水和福利待遇。如果法官薪水受到不法克扣，可以准许其诉诸法律程序请求其应该获得的薪水。如果能做到各级司法官员之间的待遇相差并不大、经济利益方而的刺激和诱惑很小，司法官员对升迁并无多大的兴趣，那么，司法官员的工资待遇改革基本上就可以说就大功告成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央财政收入每年都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力增长尤为迅速，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法院经费的能力和条件已基本具备。根据两高近期公布的数据，我国的法官总数为21万，检察官总数为15万人，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队伍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其全部经费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并不高。以2002年为例，全国法院系统支出约176亿元，其中财政拨款78亿元，从诉讼费收人中补充98亿元。如果全国法院系统的诉讼费用收入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后，中央财政对法院系统全年的拨款只要78亿元，约占中央财政转移地方支出的1%(2002年中央转移地方财政支出为7362亿元)。检察系统的经费支出低于法院系统，以2006年为例，检察系统全年支出160亿元左右，占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343.62亿元的0.40%。中央财政只要付出不大的代价，就可以为人民法院、检察院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从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来说，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五、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是改善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 早在1957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就提出要力争法院“垂直领导管理”，事实上在1957年之前，法、检系统就是实行的“条条”领导的垂直领导管理模式。司法机关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与工商、税务、海关等机关相比，对促进依法治国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垂直管理的意义也应当更加重大。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由省级财政保障或直接由中央财政保障有利于司法机关职能的更好发挥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末必蕴含多么高深的法理，那为什么维持了几十年之久的地方分级保障制度至今还没有被打破呢？笔者认为这与部分决策者存在的司法机关实行经费垂直将削弱党的领导的认识误区有关。

现实中，人们习惯把法院、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一并称呼，俗称“公检法”或政法机关。一提到司法机关经费垂直管理，就不自然地联系到政法机关经费垂直管理。其实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与政法机关的垂直管理完全是两个概念。政法机关中公安机关当然不能搞垂直管理。试想，如果地方党政无法驾驭以维持社会治安为主要任务的公安机关，那将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接危及党的执政、领导地位。而法、检机关则刚好相反。法、检机关如果受地方党政摆布，那么法院的天平将不可避兔地发生倾斜，检察院查处职务犯罪的职能发挥也将大打折扣，这都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悖。司法机关改“块块领导”为“条条领导”，本质上都是党的领导，只不过是为了防上地方司法机关唯当地党委、政府马首是瞻而改为由更高层级的党委领导而已，绝不是削弱党的领导。经费垂直保障、垂直领导更能把握司法机关工作的特点，更能保证在审判、检察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单一制国家中，司法属于中央事项，并基于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条条管理”后党的领导方式将表现得更加科学合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也将得到更好的实质体现。这也与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的设置初衷相符。

余论

司法机关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司法经费是司法机关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权利的专用经费，改革完善司法经费保障机制，是保证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保障民生利益、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必将为司法机关正常履职、顺利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司法工作任务奠定重要基础。目前，基层司法机关改革热情高涨，新的改革创举不断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并带动了整个国家司法改革进程，但由于在司法经费保障制度这一节点的改革上没有根本突破，致使整个司法改革几乎仿徨不前。司法体制的核心关联到司法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所以司法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互为因果，是一场“牵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在推行司法经费保障制度的改革的问题上应考虑协调并进。可以借鉴日本等国成立专门司法改革委员会，统领司法制度革新的做法。我们还必须克服“自行其是”的“自我式”司法改革的弊端，最好由全国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改革委员会，制定相关的“司法改革法”，统筹兼顾地推进系列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经费保障制度改革阻力不小，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正在走向攻坚时期；虽然社会己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但是我们法律人还是承担着在一个尚未实现法治的国度里建设法治社会的使命；这使命神圣而艰巨，关山阻隔，困难重重；但是知识、智慧和锲而不舍的毅力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我们坚信，只要以司法经费保障制度的改革为契机，逐步推进其它相关制度的改革，司法公正的灿烂阳光必将洒满神州大地，洒向千家万户。对于改革的探索者而言，面对着的前方也许仍然是漆黑的一片，但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奖赏就是，当回首身后，看到的已经是灯火阑珊的世界！

【参考文献】

l、周汉华著：《现实主义法律运动与中国法制改革》，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肖扬著：《关于司法公正的理论与买践问题》，载于《法律适用》2004年第11期

3、江镜著：《白河法院的尴尬》，载于2007年3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4、王利明著：《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载《中国司法审判论坛》第二卷，2002年11月第1版。

5、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5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6、周道驾著：《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7、周道莺主编：《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资料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

8、钱锋著：《法官职业保障与独立审判》，载于《法律适用》，2005年第1期。

9、范愉著：《司法制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第五篇：我国再审制度改革之我见

重构中国再审制度的具体规则，已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呼声。然而，如何重构﹖朝何方向重构﹖相对于具体制度设计本身而言，关涉制度设计的理念显得更为重要。中国再审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诉讼理论的更新和诉讼观念的转变。本文拟就我国再审制度改革的基础观念略抒己见，以求教大方。

一、价值衡平观念

近代西方刑法学说中有两大相互对垒的学派——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均达到了惊人的“深刻”。然而，站在当代立场上观察，这种“深刻”又仅仅是片面的“深刻”。因为，在意志自由论与意志决定论、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一般预防主义与特别预防主义、报应刑主义与目的刑主义等关系范畴的认识上，两派学者各执一端、势不两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旧两派各自的“深刻”和片面均为后来者所洞察。因此，及至二战之后，兼采两学派之长的综合主义理论日渐取得多数学者的赞同，同时，扬弃两学派之争的“扬弃说”也被提出。

上述这段学说史发展进路对我国再审制度改革极具启示意义，那就是：改革中国再审制度，应当摒 弃现行再审制度构筑的单向度价值选择，即应当在一系列相关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范畴之间进行价值衡平，综合考量，以获得一种观念上和制度上的统一。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典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集中体现的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思想，其蕴涵的价值选择就是公正(而且主要限于实体公正)。问题是，在法律价值体系中，公正并非唯一的构成要素。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率等均应是现代社会法律的基本价值。而且，诉讼程序又有其自身的价值目标。对此，学界一般表述为公正性、正当性、效率性、效益性、迅速性、经济性等。正如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作为法律价值的两极应当保持平衡的道理一样，诉讼程序的上述价值目标应当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协调统一的。可是，我国现行法关于再审制度的设计对实体公正的单向追求，自然将其他应予同时考虑的价值弃置一边，没有体现价值平衡观念，由此必生关联负值。以民事再审为例：确有重大瑕疵的生效裁判经过再审改判，可以满足相关当事人对公正迟到的公正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第一位搜索到文秘知音网站的要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必须看到的是，鼓励、促进、加速民事领域的交易应当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法律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交易主体，谁都不希望长期陷于纠纷之中，遇到纠纷，亦希望中立的第三方现代社会主要是法院和仲裁机构尽快给出终结性的权威说法。因此，如果单纯为了十全十美的裁判结论，对已经终审的案件又可以高比例地启动再审程序，无止境地去探求某一具体案件的“客观真实”，势必会使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使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安定、不安全的状态，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制度设计的这一关联负值，自然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诉讼经济、解纷的迅速性等价值观念，亦应成为重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重要理念之一。基此观念，在民事再审制度安排上，对不少情形，就可以限制再审程序之启动。兹举如下几例：

１.未上诉。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一审判决送达后，案件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二是一审判决作出后，部分当事人上诉，部分当事人未上诉，而且，与一审判决比较，二审判决并没有增加不利于未上诉的当事人的判项。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未上诉应该成为阻却再审程序启动的事由，即不应为了未上诉的当事人的利益启动再审程序。因为，基于诉讼经济、解纷的迅速性的价值观念，将民事再审的对象作如下限制是合乎正义的：即当事人已经穷尽了法院审理程序的内部监督机制而未能加以纠正的裁判。

２.怠于举证。即当事人能在一、二审中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而未向法院提供，原判生效后，该证据不能成为启动再审程序之事由。我国现行民诉法典采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这种证据提出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有违诉讼效率原则。近几年，关于建立举证时效制度的普遍呼吁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最高院新近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旨在促进当事人及时、积极举证的举证时限制度作了一系列相关规定。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规定对可能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之一——民诉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作了缩小解释，即限定为“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这种限制解释排除了原审中当事人能提供而未提供的证据引起再审的可能。因其符合诉讼效率的价值观念，故十分可取。只是这种司法解释性规定应尽早上升为程序法典的规则。

３.超过法定期限。我国民诉法虽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但由于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根本无时间限制，故前述二年期限的规定形同虚设。从纠纷应尽快终结的观念出发，在制度上宜作如下设计：即当事人申请再审或司法机关为了公益需启动再审，均应在原裁判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进行，超过此期限，即不应引起再审。而且，法律对此期限不宜规定过长。

４.已经再审。即原裁判生效后，如符合再审条件，启动再审也只能限于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做法，应当由立法者对公正、诉讼经济等价值观进行综合考虑后通过新的制度改造划上句号。

以上举例旨在说明公正不应成为我国再审制度设计的唯一价值选择，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多维的、衡平的、综合的价值观念。

从上述观念出发，如下倾向同样不值提倡——那就是，在对现行再审制度检讨的各种声音中，有人主张取消再审制度。笔者以为，“取消说”属法治理想主义主张。因为，立法固然可以吸收超前价值观念，但不能完全不考虑现实之需。近十年，中国司法进步虽然成绩斐然，但毕竟现时还是过渡时期，法官整体素质、执法环境、国民法制观念等均存在不如人意之处。对法官作出的存有重大瑕疵的裁判，在制度上除了其他可以考虑的合理选择外，不通过再审改判，无以体现作为法律价值体系中的元价值——公正。

总之，一边倒、走极端的价值选择应为新的再审制度设计所不取。因为，非此即彼式的价值选择固然可以强化司法权在特定层面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力度，但在总体上限制了司法权能获得更为丰富的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正当性资源。正如美国学者伯尔曼在论及法律发展趋势时所言：新的时代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

二、规则协调观念

规则协调是相对于规则冲突而言的。在法律文件中，规则冲突往往防不胜防。但好的立法应该最大限度地回避规则冲突。

从规则协调视角讨论中国再审制度改造并非高谈阔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典关于再审制度的规定所显示的规则冲突已不可小视。所谓冲突，不限于规则文本含义的对立或不协调，还包括规则所体现的立法理由的对立或不协调以及应有规则的缺位。这种冲突既有内部冲突，也有内外冲突，既有显形冲突，也有隐性冲突。试举几例：

例１.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第１９０条。该原则的立法精神在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保证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的贯彻执行。但是，由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不受“禁止刑事不利的变更原则”的限制，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此类现象：在只有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中，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量刑畸轻的，往往先裁定维持原判，而在二审裁判刚一生效，即通过再审改判，对被告加刑。这种颇有儿戏感的做法，源于制度设计。如果单从再审规则方面审视，则应作如下检讨：由于刑事再审规则体系中相关规则的缺位，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精神并不能真正、彻底实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第一位搜索到文秘知音网站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批评的，上述做法“实际上规避和损害了‘上诉不加刑’，使其形同虚设。”这就是冲突。即再审规则与二审规则在立法理由上的不协调。如何达致协调﹖如果保持上诉不加刑现有规则不变，则宜在再审规则中增设如下内容：刑事一审裁判作出后，只有被告人上诉的，二审法院按上诉不加刑原则作出的裁判生效后，除非出于有利于被告人之考虑，不得针对原生效裁判再审。

例２.世界各国刑法都有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时效制度的立法根据或立法理由，国外刑法理论有不同学说。我国“７９刑法”(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和“９７刑法”)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都规定了追诉时效。所谓追诉时效，是指法律规定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法定期限，就不得再对犯罪人提起诉讼。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的追诉时效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而规定的：一是符合我国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二是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打击现行犯罪；三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上述立法理由实际上表明了经过法定期限后，国家和社会对实质上的犯罪行为的宽容态度。然而，刑事实体法上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精神并没有在作为程序法的刑事再审制度领域得到贯彻。因为，按现行法规定，只要发现生效刑事裁判“确有错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引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这是一种典型的隐性、内外规则冲突。笔者以为，针对上述冲突，实现规则协调，可以考虑在刑事再审制度中，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作出时效的明确限制，这种时效期间可以设计为刑事裁判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

例３.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之一。其内涵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作出安排，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处分原则的直接根据就是私法自治理念。我国民事诉讼法用专条明确规定了处分原则(第１３条)，而且根据该法，对一审程序或二审程序之启动，当事人具有程序选择权。然而，根据该法规定，在再审程序的选择和利用上，当事人却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倒是法院和检察院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形成了审判监督权和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解决这种规则冲突，在重构民事再审制度时，可设如下条款：再审程序原则上因当事人再审申请而启动，仅当原生效裁判损及国家、社会或第三人(案外人)利益时，法院、检察院才可依职权发动该程序。

限于篇幅，不多举例。发现规则冲突，就不能等闲视之。正因如此，才强调“规则协调观”应是重构我国再审程序的基础观念之一。为真正贯彻此基础观念，在规则重构中，至少应该遵循以下要点：１.坚持再审制度内部规则之间的协调。２.坚持再审规则与其他程序规则(包括一般程序规则)之间的协调。３.坚持再审规则与相关实体法规则的协调。４.合理解决现有规则冲突时，要防止新的规则冲突出现。５.规则协调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依循规律、基本法理如私法自治前提下的协调。

三、特别程序观念

两审终审制是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再审程序是为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而设立的救济程序，不属案件审理的通常程序，与一审、二审程序设置的目的有明显的区别。

强调再审程序是特别程序的观念，有两方面现实意义：其

一、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其

二、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对前者，学界多有论证，此不赘述。关于后者，即再审程序作为特别程序与合理利用司法资源之间的关联，归结的最后话题就是应该“重心前移”。

有法学专家在评论“廉政帐户”现象时指出：“从廉政帐户的实践来看，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反腐倡廉的防线实际上是后移了。但从犯罪学的角度讲，这个防线应该前移，不能后移。廉政帐户实际上是让你先把贿赂收下来，然后再交出去，这就等于用事后的补救措施代替了事先的防止措施。”笔者无意在本文评说廉政帐户，但专家的前述评论让笔者联想到审判工作的重心是应该前移还是后移的问题。前已述及，将再审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看待，自然应该是重心前移。因为，任何时期，司法资源包括人力、物力、时间等总是有限的，如果再审程序能够轻易启动，则此类案件数就越多，投入到再审中的司法资源相应也越多，而投入到一、二审等正常审级的资源必然就少，正常审级的审判质量就会越低。进而，又会导致再审的更频繁的启动。这种恶性循环，既无益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又是对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损耗和浪费，降低了诉讼效率和效益。

从特别程序观念出发，改造我国再审制度，除了前已述及的价值观的重新定位、注意规则协调等可能涉及的再审规则的内容重整外，还应当对再审事由、再审的对象、再审的管辖等更多的事项作出符合现代程序法制发展要求的明确界定。这种界定的方向就是再审司法的有限性。

另一方面，再审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观念，同时内涵了如下要求，即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加强正常审级的制度建设。应当说，近几年的司法改革，自上而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些重要规则如民事证据制度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固定下来。这些都为正常审级制度改革在立法做了铺垫工作。总之，只有当正常审级制度建设臻于完备，再审亦有其合理界域时，才能真正在制度层面体现再审的特别程序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