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毛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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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三毛的写作风格

论三毛的写作风格

写作风格,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某个作家一定时期独有的特别的,令人容易分辨的一种文章气质.也许写作风格可以分为写作初期,酝酿期和成熟期,在每个特定的时间长度内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但是长远来看,这个风格一旦形成,与那个人的气质啊,特点啊,性格啊定是八九不离十了.最近看的几本书,有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但是林先生的文字很是扎实,内容深厚,还有很多与我人生历练上还未经历的事情,所以就不妄加评价了.倒是很有兴趣想要说说我暑假一直看过的一个作者的写作风格-----三毛.哎呀,三毛的写作风格,估计也是和她的真性情一样,捉摸不透的.读了好些她的书,什么<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寂静的夜><稻草人手记>对于三毛的印象是愈加深入了也是愈加的令人模糊了.为什么深入?因为她那些为了生之可爱而流露的真性情,为了她那么丰富的生活,那么偶尔任性的思维,那么那么真切爱人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活了起来了.为什么模糊,因为如此倔强的感情,在这个世界竟是不再遇见过的,周围的人都是敦厚的安于现实的,或是忙忙碌碌的追求的不知所云的,让我觉得这个女子是如此的不真实仿佛是构在梦想的花篮上专门为这文艺而生成的女性.我知道如此说三毛是不对的,但是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其实我是爱着她的.好吧,言归正传.我要来谈谈三毛的写作风格.第一本看的是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记忆还是快乐而痛苦的.整本书是有着青春的色彩的,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因为也许那时候的三毛早已就过了青春的年纪.但是确实是,三毛的生活是丰富的,带有抗争性的.这本书是将三毛与荷西的爱情的,真实而动人,两个惺惺相惜的人,无论从灵魂上还是生活上都处在了一起,开始幸福的构建起他们关于生活的种种,让我们来看看里面的文字吧” 三毛: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答应我,重新娶个女人。荷西:你神经,不和你说话!三毛:神经也要说,你不娶,我死了也不会安心的。荷西:要是你死了我一把火把家烧掉,然后上船漂到老死。三毛:放火烧房子也好,只要你肯再娶。”

荷西:快许十二个愿望,心里跟着钟声说。三毛: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

三毛:荷西,我回来了,几个月前一袭黑衣离去,而今穿着彩衣回来,你看了欢喜吗? 向你告别的时候,阳光正烈,寂寂的墓园里,只有蝉鸣的声音。我坐在地上,在你永眠的身边,双手环住我们的十字架。我的手指,一遍一又一遍轻轻划过你的名字——荷西·马利安·葛罗。我一次又一次的爱抚着你,就似每一次轻轻摸着你的头发一般的依恋和温柔。我在心里对你说——荷西,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一句 ”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这种文字给我的感觉就是恬淡的,真性情的,也许这就是三毛的写作风格,她与荷西之间对白式的文字正式生活的赐予,正式三毛独有的感情孕育出来的写作风格,深沉隽永,甚至是带着孩童般生气后歇斯底里的叫喊的温柔的.三毛爱重复,重复文字,重复对于她重要的文字,工作,话语,所以她的爱也就化在了文字中,读起来别样的温柔,我感觉这是现在的言情小说所不能做到的,平凡中的感动.还有在<撒哈拉的故事>中,我见到了一个调皮的乐观的三毛.如何来说她的写作风格呢?还是从他的内容来说起来吧.撒哈拉故事以她和荷西在撒哈拉生活为来源写的,有给邻居家上课的有趣事情,有介绍她在沙漠中淘宝的事情,有写在沙漠中照顾别人给喝牛奶的的事情,期间中中,真情无限,不得不承认我性格中极大一部分关于人性的脆弱怜悯跟看三毛的文字有关.刺激,惊险,栩栩如生,这是他的生活:哲思,快乐,这是她的文字.总结而言,在撒哈拉沙漠的时候,印证她前世之说的信仰,她的写作风格也是极为充满灵气的.说了一大通,似乎得给她的写作风格做个完整的定义才对得起整篇文章那么大的一个标

题,可是思考半天,我仍旧无法像个经验丰富的总结者一样完整的来定义一下三毛的写作风格.仿佛她的一切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她那颗丰富的性情和女人同有的捉摸不透的心绪.我至今仍旧记得三毛在小岛上与一个男子极为投缘,他们也是仿佛是前生见过似的,本以为是可以有缘在一起的,可是三毛躲开了,她遏制住了自己狂热的心,远远地躲开了,不,是执着,仍旧是执着于她内心的属于自己的爱情,与荷西的爱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三毛的文字当中,执着是一个很重要的属于她的写作风格.她执着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爱人的方式,自己的孩童般的任性,自己对于爱情的独一无二的理解,一如她自己为荷西做的那个墓碑一样.豪爽的对事,认真的对人,对爱,所以我可以在她的文章中读出很多爱的味道,不管是爱的恨,爱的感激,还是爱的永恒与无私.

第二篇:文学风格论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论

无论古今中外,大凡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是有着鲜明的个性,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的时期、地区,那些创作风格相似或相近的作家,又可能形成一定的文学流派;而那些具有较大势力的文学流派,则往往以其自觉的理论主张、艺术追求和创作实绩,在文学领域内掀起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这就是文学思潮。总之,文学风格、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乃是文学创作达到一定水平和境界所形成的重要现象。

一、文学风格的涵义

在文学史上,不同作家的作品在文风、趣味、情调、境界上往往是相去甚远、迥然不同的,李白与杜甫,一绮丽飘逸,一沉着典雅;鲁迅

与郭沫若,一冷凝犀利,一淋漓酣畅;巴尔扎克与雨果,一形象真切,一热情澎湃;米兰·昆德拉与萨特,一寓意深邃,一观念直露。而这一切,都是每个作家文学风格的表现。

中西方文论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风格的研究。在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就有“风格”一词,在希腊文中该词表示那种长度大于厚度的直线体,其中有一个含义是指写和画所使用的雕刻刀;罗马人吸收了这一含义,扩展为技巧、手法、笔迹的意思,在古罗马作家特伦斯、西塞罗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该词指组成文字的特定方式,进而指用文字装饰思想的特定方式。我国古代不大用“风格”一词,与之相对等的是风趣、风气、风神、滋味、格调等概念。那么,什么是文学风格呢?

文学风格是一个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概念,如果只是孤立地取出其中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因素而不及其余,势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风格,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一篇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的“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这一命题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即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主观精神修养为根柢,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等。唯其如此,这一命题才赢得了后来许多人的认同,黑格尔说:“法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7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马克思也说:“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也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意思也大致接近,较早是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后来宋濂在《林伯恭诗集序》中说:“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叶燮在《原诗》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说:“诗品出于人品”。以上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文学风格乃是以作者主观的人格修养为根基,作者的人格修养常常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何种人格修养作为根基,作品便会呈现出何种品位、趣味和格调。文学风格不仅以内在的人格修养为根基,而且要通过客观的、物化的形象和形式表现出来,缺少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文学风格仍然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文学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过程,因此文学风格乃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的产物,或者说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而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本身也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作家要形成风格,一件要事就是必须做到对于这种客观的艺术规律的顺应和契合。正像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作家在创作中如果采用不同的题材或体裁,则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表现工业题材与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风格不一,描写市民生活与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风格殊异,小说的风格不能与戏剧一致,诗歌的风格也总是与散文有不小的区别,这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如果他表现不同的题材,或采用不同的体裁,最终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也会迥异其趣。瑞士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同一作家的两部作品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之下,很难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重新认识那位曾经写作戏剧的创造者。„„另外一个明显的例是歌德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和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这些年代各式各样的抒情诗。假如我们利用这种解释来帮助,说这刚好是关系到各种不同类别的作品的事情,让风格的差异可以理解,那么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在各种类别中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第3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不管这客观的方面如何切要,它也不能是孤立存在、与主观因素相睽离的,而是必须始终受到作家内在的人格修养统摄的,客观的艺术规律只是在作家人格修养的规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只是受到作家情感和智慧的灌注才能显得光彩熠熠。德国学者威格纳特将风格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比成衣服和肢体的关系,他说:“风格并非安装在思想实质上的没有生命的面具,它是面貌的生动表现,活的姿态的表现,它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灵魂产生出来的。或者,换言之,它只是实体的外服,一件覆体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却是由于起因于衣服所披盖的肢体的姿态;灵魂,再说一遍,只有灵魂才赋予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动作或姿态。”(威格纳特:《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文学风格论》第15-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关于风格,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风格理解为文辞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亚里斯多德主要在修辞学的领域内讨论风格问题,古印度的毗首那他认为,风格只是连缀词句的特殊形式。我国古代文论也常常以文辞形式作为划分文学风格的依据,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由此可见,文辞形式确实是构成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仅此也还是不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那怕是同一种体裁形式,在表现不同的内容题材时,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试看下面的两首唐诗,一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一是王昌龄的《塞下曲》:

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虽然这二者均属五言律诗,但有谁能说它们的风格是一样的呢?另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同属散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契诃夫的《海鸥》虽然同属戏剧,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虽然同属小说,但其风格都是相去甚远的。可见在文学风格的概念中在肯定形式的意义的同时还不能排除内容的作用,毋宁说文学风格恰恰是内容与形式的水乳交融。在这一点上,前苏联学者米·赫拉普钦科的一段论述值得首肯,他说:“艺术作品的风格组织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形式的独特性,而且还有内容的某些方面的独特性。人们经常称为形式的东西——诗情语言、情节、结构法、韵律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一般意义上,都包含在风格之中,可是,除此之外,风格还包括揭示思想、主题的特点,对人物的描写,艺术作品的语气的因素。„„应该着重指出:标志出风格来的,不是这些或那些个别的形式和内容的因素本身,而是它们的‘融合体'的特殊性质。”(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第1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对什么是文学风格下一个定义了:文学风格从本质上说,是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的有机融合体,它是作家在主观方面的个人独特性在创作过程及其物化的成果——作品中的体现,它不但在作品的形式上,而且也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出来。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一般作家虽然在创作上都可能显示出某种个性特点,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风格是较高的、甚至最高的要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称得上风格的个性特点起码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这种个性特点具有开创意义,它必须成为某种起点,并有力地影响着以后的文学风尚,像李白、杜甫的诗,辛弃疾、李清照的词,关汉卿、王实甫的戏曲,都曾起过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从而都是有风格的。二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非常鲜明和清晰,它不应是含糊不清、朦胧暧昧的,而应是让人不假思索和一目了然的。鲁迅在30年代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在发表杂文时常常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但是无论是广大读者还是国民党文化特务,仍然能够分辨出他的作品,正说明了其杂文创作有着极其鲜明的风格。三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贯串在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不能说一个作家写了一两篇有特点的作品就有了风格,风格应是一个作家的一批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像海明威“硬汉小说”的风格就不只是靠一两篇作品确立的,而是靠《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一大批作品而蔚为大观的。正因为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所以文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达到较高境界的尺度,无论哪一个作家,都应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最高目标,说一个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或说一部作品显示了某种风格,对于这一作家、作品乃是一种最高的褒奖。

二、文学风格的成因

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总的说来,主要有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实际起作用的时候,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的,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将其分开来加以分析。

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军事斗争、阶级状况、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等都可能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产生制约作用,并最终在文学风格上体现出来。例如所谓“魏晋风骨”,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形成的一代诗风。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各个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民不聊生、饿莩遍地。由于农民起义的有力打击,汉王朝的统治行将崩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在这失序的社会状态中却解除了思想禁锢,滋生了离经叛道的倾向,敢于直接暴露社会黑暗,大胆表达内心意愿,于是他们往往击节高歌、直抒胸臆,其作品勃发出慷慨多气、悲怆激越的风致,形成了特有的风力和气骨,表现出刘勰所说的“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涌现了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试看曹操的《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中不难了解所谓“魏晋风骨”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因果关系。再如法国18世纪启蒙文学以浓厚的哲理意味而形成鲜明的风格,便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18世纪启蒙运动以推翻封建统治和破除神学伪说为己任,以照亮思想、启发理性为宗旨,标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将理性悬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崇尚自然、崇尚人性,主张在现实中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而当时一批启蒙运动的斗士也就是作家,他们都致力于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对深奥难解的哲学道理加以阐释,做了大量普及和推广的工作,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封建贵族和宗教迷信,因此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波斯人信札》、《布鲁图斯》、《拉摩的侄儿》、《爱弥儿》等作品哲理化风格的形成,便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点,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整个文化氛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种种个人原因也是影响文学风格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作家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个人的气质、性格等因素。例如作家的思想观念就是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成因。文学风格总是包含着作家的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美学、艺术等方面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苏轼

和辛弃疾

都是宋代著名词人,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入豪放一派,但是细玩其风格,却又甚为判然,相比之下,苏词更加旷达超脱、潇洒自如,辛词更加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这只须比较下面两首词便可见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如果深究这二者风格的殊异,则可追溯到二人的思想根基,在苏轼的旷达情趣中更多表现出佛道二家的出世思想,在辛弃疾的愤激心情中则更多流露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又如作家的气质、性格对于文学风格的影响也颇为显然,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是父子兄弟,写出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风格迥异的,恰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不能以移子弟。”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写的是同一桩事情,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红楼梦》第70回写暮春之际,大观园众姐妹结社填词,虽然都以柳絮为题,但词风互异其趣。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忍淹留!的《唐多令》写道:

薛宝钗 的《临江仙》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 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前词托物言情,写得缠绵悲戚;后词翻出新意,写得雄心勃勃,这正是黛玉、宝钗二人个性的折射。

必须指出的是,从上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出发只是揭示了文学风格形成的社会学根源,还不足以说明文学风格形成的心理学根源。文学风格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它的形成还有着特定的心理基础。

在风格研究中曾经盛行过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风格的形成是出于在审美活动中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斯宾塞说:“决定选词和用词的一切规则的基础,我们认为是这样一个主要的要求,即珍惜你的注意力”。俄国历史文化学派文论家亚·维谢洛夫斯基也对此表示首肯,他说:“风格的优点恰恰在于,它能以尽可能最少的词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思想。”但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事情并不像节约心灵力量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因为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是建立在习惯成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一旦人的感觉和动作变成习惯性、自动化了,那么感觉便将趋于迟钝,动作也将变得带有机械性了,这恰恰不利于形成风格,而是走到了风格的反面。据此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陌生化”的原则,即通过结构布局、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等形式因素的颠倒、重叠、浓缩、扭曲、强化、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使人从麻痹、迟钝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就是风格产生的心理机制,什克洛夫斯基据此断言:“我个人认为,凡是有风格的地方,几乎都存在陌生化手法。”(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13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艺术心理学家维戈茨基的赞同,他明确指出,斯宾塞所提出的节约心灵力量原则是不适用于艺术风格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恰恰遵循的是相反的原则,他说:“至于艺术,那么占优势的恰恰是相反的原则,即神经能量舒泄的消耗和耗费;我们知道,这种舒泄和消耗越多,艺术就越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我们的审美反应,首先是作为破坏而非保存我们的神经能量的反应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它像爆炸,而不像斤斤计较的节约。”(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第26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什克洛夫斯基和维戈茨基对于风格的心理基础的揭示可以在前人大量的论述中得到印证,叶燮说过:“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叶燮:《原诗》内篇。)由此可见,文学风格的心理背景其一大要义在于创新和突破,在于独创,在于首创。

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越是标新立异、嗜怪求僻就越有风格,一味求新而失却一定的规范和法度,则势必流于混乱无序和摇摆不定,缺乏必要的稳定和秩序,对于风格的形成只会产生消极作用。包世臣说:“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体调均,遍视数千万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谓之真异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颠倒条理,删节助字,务取诘屈,以眩读者。是何异自憾状貌之无以过人,而抉目截耳,折节 胁,蹒行于市,而矜诩其有异于人人也耶?”(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这样,就文学风格而言,就有两种倾向必须避免,一是踵陈习旧,乃有剿袭雷同之弊,一是追新逐异,乃有芜杂秽乱之病,二者皆不可取,看来有必要在这两极的中途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唯有这个度才是创立风格的最佳条件。关于这个问题,国外的一些理论值得借鉴,美国学者伯克霍夫提出这样一个公式: M=O/C

其中M代表审美尺度,O代表有序性,C代表复杂性。按照这个公式,审美尺度(M)与有序性(O)成正比,与复杂性(C)成反比。前苏联学者艾依泽克则提出另一个公式,即:

M=O×C

就是说,艺术感知和艺术享受的强度(M)与艺术现象的有序性(O)和复杂性(C)均成正比。(见鲍列夫:《美学》第250-25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总之,不管是哪种意见,文学风格的形成都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创新、变革)和有序性(规范、法度)相关,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真正揭示文学风格的心理成因。

三、文学风格的演变

如果说以上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影响着文学风格的产生的话,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旦这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文学风格最终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李商隐就很具代表性,据吴调公先生分析,李商隐七律诗的风格一生凡三变,即从早年应举时期的俊丽挺拔到中年求仕时期的婉丽深稳,再到晚年幕府生涯时期的凄丽悲凉。即使是晚年的凄丽悲凉风格亦数变,可以分四个阶段,一是在桂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他吸收了韩愈和杜甫的风格,把远方景物的萧森情境和仕途偃蹇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突出了晦冥萧瑟的风格;二是离开桂州在长安小住阶段,由于获得当时政治中心的一些见闻,他的爱国忧时心情重新燃烧起来,这一阶段的诗歌亢亮郁苍与高华浑朴兼而有之;三是在徐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为代表的诗作兴会淋漓代替了忧思婉转,慷慨高歌代替了如泣如诉;四是其妻王氏死亡,严重的精神打击使其诗风产生了急遽变化,以回顾生平的杰作《锦瑟》为此期的代表作,从高昂健拔转入凄苦酸楚,比起此前的忧郁萧瑟更加深了一步。由此可见,李商隐

晚年诗歌的每一次风格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个人遭遇息息相关。(吴调公:《李商隐研究》第6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文学风格的演变往往是作家创作活力的表现。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是如果他一经形成某种风格,便就此固定下来,裹足不前,那么势必不断地重复自己,蹈袭自己旧日的足迹,尽管在创作水平上可能有所提高、有所前进,但毕竟使人感到似曾相识,感到单调、乏味,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再可口的美味佳肴缺少变化也会吃腻。因此作家不仅简单重复别人的风格不行,即使简单重复自己的风格也是不可取的。王蒙

说:“一个青年作家以为自己的路子已经成功了,‘定'下来了,不要轻易改变了。一旦这样固定下来,按既定风格写,就会走上写姊妹篇的窄路,一、二、三、四,连写几篇,风格乎风格也,彼此模样相仿,不但是嫡亲姐妹甚至像孪生姊妹,读者的兴趣就会逐渐凉下来。”(王蒙:《论风格》,《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师大都是在创作风格的不断演变中确立自己的崇高地位的,巴尔扎克的创作以写实风格著称,但是也曾写过像《驴皮记》这样带有荒诞意味的作品;鲁迅在创作《呐喊》、《彷徨》之前也有一个从浪漫风格向写实风格转变的过程,之后又过渡到《故事新编》借古讽今的速写和漫画风格。如果他们的创作风格始终如一的话,那倒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可能他们的创作成就也不会达到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高度,起码也要逊色一些。

对于不同作家来说,文学风格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发展并不是相同的。有的作家其风格更加趋于成熟,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格调和境界更高,在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也更高,如普希金,由于早年受到十二月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张扬民主思想、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如《自由颂》、《致恰尔达耶夫》、《致大海》等,在这些作品中回荡着理想和激情的音调;后来他因思想激进而被流放和幽禁,接触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开始注意俄国的农民问题,同时他大量搜集民间故事、民歌和童话传说,钻研俄国历史,创作风格开始向平实、朴素转化,写出了像《杜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的演变也有相反的情况,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等而下之,格调和境界一落千丈,如果戈理,他开辟了俄国文学中的讽刺艺术的先河,像《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以泼辣、犀利的笔触对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官僚、政客、地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然而到了晚年,由于思想矛盾的加剧,同时也由于受到斯拉夫思想的影响,虽然意识到农奴制崩溃的不可挽回,但又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力图将俄国推向古代宗法制社会,他的文学创作也转向阴郁沉闷和悲观失望,最后甚至在极度的苦闷中自己将《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当然在这一变化中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恶化,长年折磨他的癫痫病的加重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四、文学风格的艺术辩证法

文学风格的表现方式和变化过程往往受到多种矛盾的牵制,而历来文学风格恰恰是在这多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不断发展的,表现出丰富的艺术辩证法,对于这种艺术辩证法的探讨和把握,将对促进文学风格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文学风格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统一。

文学风格一共有多少种?这可能是无法罗列穷尽的。以我国古代文论为例,曹丕《典论论文》分为4种(“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分为8种(“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皎然《诗式》分为19种,即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更有甚者,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竟分为24种!即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然而风格的分类肯定还可以再深入和细密下去。这种情况正说明了文学风格具有多样性。

文学风格的多样性首先来自作家个人个性气质的多样性。前面讲到,影响文学风格的因素之一是作家个人的气质性格,而作家的气质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势必使得文学风格呈现出多样性。关于这个问题李贽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李贽:《读律肤说》,《焚书》卷3。)就拿唐诗来说,既有《春江花月夜》的华丽典雅,又有《登幽州台歌》的悲酸苍凉,既有《北征》的平易直白,又有《蜀道难》的雄浑奇崛。既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闲适安逸,又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寥廓,既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清新明快,又有“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奇特精巧。而这多种多样风格的形成,都与作者个人的自然性情不无关系。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作品所采用的题材的多样性。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题材是丰富多采、摇曳多姿的,因之表现这些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只有同一种风格。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和熟悉的领域,因而他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不同,其风格特色也就迥异其趣,他说:“他们对自己面前遇到的一切任何形象并不是同样乐意地用来填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目光特别仔细地审视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个生活领域的特点。„„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于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情感和行为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故事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5辑,第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描写心理活动的题材是如此,描写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题材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描绘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应有雄浑劲健的风格与之相应,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波澜应有细腻委婉的风格与之相应,歌颂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适宜用高亢激昂的格调,刻划普普通通的凡人小事则适宜用平实素朴的格调。

提倡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是促进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前提,它鼓励作家去描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和内容,用符合自己个性禀赋的方式去进行创作,通过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审美理想,这是与那种给作家套上种种思想禁锢,为文学创作划定种种禁区的做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严重钳制时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应该说,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无论文学风格如何丰富多样,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的文学仍然具有某些带主导性的风格,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仍然存在着某种同一性,这是由这一时代的民族、阶级所处的特定矛盾、所流布的精神气候、所涌动的思想情绪、所盛行的趣味风尚决定的。这时无论作家所反映的客观生活,还是作家个人的思想情绪,都包含着某些趋同的方面,这就是文学风格尽管丰富多样但仍然不失其同一性的原因。雪莱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原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创造物。最最卓越的人物也无法逃脱这种支配。荷马和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维吉尔和贺拉斯,但丁和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和佛莱却,屈莱顿和蒲伯,都有类似之处”。(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原序》。《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第138-13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要说明的是雪莱这里所对举的若干人物都是时代相近、国籍相同的伟大作家,他们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彼此相通的共性。我国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譬如南宋时期,外族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山河破碎,家国沦丧,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不能不成为当时的进步作家忧心的头等大事,而南宋王朝采取的投降主义政策压制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热情,加剧了民族的深重灾难,这就导致当时的文学创作蔚成了慷慨激昂、悲愤激越的主旋律,像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爱国词人的作品就是如此,如“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这些千古佳句尽管仍然不失个人的明显特点,但在风格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同一性。其次,文学风格是变易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如前所述,作家由于受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的单调划一只能被视为才能欠缺的表现,正如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个成功的作家在一生的创作道路上往往要经历多种风格的嬗递,这种风格的变易性正是他艺术生命生生不息、辉光日新的表现。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管一个作家的风格如何变化,只要他的创作是发自内心,出于他真实的个性,最终仍然能够从中寻得一以贯之的方面,找到它们相互钩搭连环的某些迹象,就像猎犬总是能够循着猎物所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的踪迹一样。这就是说,不管作家的风格千变万化,在其不同的风格中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因为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出发点——“风格就是人”,再多变化的风格也是出于作家的自我,最终都是在这一点上得到联结。例如王蒙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其中有一些篇目如《风筝飘带》、《蝴蝶》、《布礼》、《春之声》等,曾以被评论界称为“意识流”的奇特风格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王蒙来说,这种新的风格却不是九天落花、无由而至的,它的渊源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他写《青春万岁》的年月。《青春万岁》第34节就写得颇为出格,整整一节完全离开了人物和故事,来了一大篇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旁白。据王蒙自己讲,这样做是因为写了那么多中学生的生活画面以后,想跳出来,拉开“距离”看一看全景、远景和中景,这样,不论是在思想意义上还是在审美心理上,都会比一味地沉浸在人物故事中不能自拔更丰富,更多给人一点东西,而这恰恰与30年后《布礼》等作品的风格相通:“《布礼》中时间的跳跃,除了是否意识流可供讨论以外,其实,也是造成距离感的一种手段。”(《王蒙致高行健》,《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第444-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蒙也讲过:“重视艺术联想,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早在没有看到过任何意识流小说、甚至不知道意识流这个名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主张了。”他论述这方面主张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写于1962年。(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4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可见王蒙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所发生的风格嬗变原是在其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埋下了很深的根由,从这一点上看,日后像《布礼》等带有“意识流”风格的作品的出现并不是不可思议、无迹可求的,而是往日的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合乎规律的延续。

当然,就像液态的水变成水蒸汽不仅需要不断地加温,而且需要到达沸点那样,虽然从水到水蒸汽的变化是一个连续过程,但毕竟是从渐变走向了突变,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文学风格的变化亦然,从一种风格的萌芽到真正形成,也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还是以王蒙的创作为例,他的“意识流”小说风格的真正形成,固然有着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伏笔,但最后在新时期蔚为大观,则是得力于新的时代条件,得力于适宜的精神气候,总的说来,一是新时期以来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到处呈现出斑驳绚烂的色彩,雄浑多样的音响,变化多端的节奏,而这一切都呼唤着文学以新的手法和新的形式来加以表现;二是经过“十年**”以后,人们受到压抑和钳制的心灵世界迫切地需要得到抒发,人们的心理矛盾和灵魂的撞击需要得到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悲酸和苦涩需要得到倾诉,人们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需要得到描述,这一切又要求文学改变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层面;三是种种思想禁区被打破,国外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意识流作品的大量翻译引进,为作家的借鉴吸收和为我所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蒙小说的创作风格才有可能在保持其总体的连续性基础上实现从渐变向突变的飞跃。

第三篇:莫言写作风格

论莫言的写作风格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过:“莫言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并不一定会的诺贝尔奖,当莫言用魔幻现实的手法,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地对人性的探索来讲故事后,他就成为了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颁发了一座诺贝尔奖,因为他的小说充满了瑰丽的想象和魔幻般的故事,莫言用他丰富的想象力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绚丽多姿的高密东北乡。

他和他的笔在高密东北乡上空游荡着,探索着人性的欲望,演绎出一曲曲英雄悲歌。他是一个地道的寻根文学者,在他自己的高密东北乡上为我们讲述着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总的来说,莫言的写作风格在乡土文学的基础上加上魔幻现实主义和丰富的想象,用大胆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将众多的人物故事描绘的多姿多彩。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赏析莫言写作风格中的部分特色:独特的视角、大胆的叙事、性和对人性的探索。

首先要研究莫言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高密东北乡,他将他的老家和每位作家心中都有的理想世界结合到一起,就成为了高密东北乡,成为了他许多作品故事当中的地点。他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上众多人物的爱恨情仇,如《红高粱家族》当中余占鳌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当然还有高密东北乡人民英勇抗战的故事。

就《红高粱》来说,这是最能体现莫言写作风格的小说之一,莫言用独特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交错纷纭的故事,能够让读者亲临现场目睹发生在东北乡的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不断改变叙述视角,用父亲的孩童眼光将场景真实再现在我们眼前,“父亲看到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一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窜一窜地呲出来。父亲的腿瑟瑟颤抖。”通过莫言细腻的描写,孙五活剥罗汉大爷的场景就通过父亲的眼展现出来,这比通过第三人的叙述更加生动和有画面感,好像读者就站在父亲身旁一起目睹这场悲剧的发生一样。莫言也用无处不在的第三人的视角完完全全地展现出爷爷和奶奶发生在高粱地里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他们为了维护爱情去杀人,为了追求生存的权利,获得生命的自由英勇抗日。这种出于对生命本能的热爱,使他们具有一种熊熊燃烧、生机勃勃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这就是莫言对人性的诠释。

这里又不得不讲到莫言小说中的性,《红高粱》中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龙凤和谐是他们摆脱封建礼教的约束和追求自由的结果。这在莫言小说中很常见,他想要突出的是“两颗蔑视人间法则的不羁心灵”,他对性的描写很多样,有赞美的,色情的和最原始的欲望的描述。性是人类最本能的欲望,莫言写性,是他身为一个作家对人性欲望和本性的探索。在他的早期作品里有对性的赞美,歌颂了为了追求幸福,自由的男女性爱,《红高粱》中余占鳌和我奶奶的性就是典型。作者毫不吝啬自己对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所有性爱的的赞美之词,间接批判了旧有贞洁观。莫言后来在他另一片代表作《生死疲劳》中描写庞春苗和蓝解放的性爱是“她的嘴唇在我嘴里膨胀着,她的嘴巴张开了,一股犹如新鲜扇贝的鲜味儿不满我的口腔。我无师自通地把我的舌头探进她的嘴里,去逗引她的舌头,他的舌头与我的舌头勾搭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描写带有很强的浪漫情调,莫言用他奇特巧妙的比喻成功描写了人与人之间压抑的欲望的释放。庞春苗为人善良而柔弱,性情浪漫而纯美,但她却喜欢上了蓝解放,印证了爱情的高洁和奋不顾身。也肯定了女性对自我幸福的追求、敢作敢为和妇女的平等。在莫言小说《红高粱》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在倡导尊重师长的中国社会,诽谤自己的父亲是大不敬,但莫言就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彻底。“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蹉、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在这一系列充满矛盾和谬误的话中显现出的是莫言对高密东北乡既亲密又疏离的感情,这样的句子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莫言大胆的写作风格。莫言的大胆也体现在前文中的性,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性总是被压抑的,国人总是忌讳它。莫言肯大胆地,露骨的写性,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也是他在中国成功的关键。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已获得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茅盾文学奖,他的写作风格也是被研究多年,学科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已完善。谁也不能否认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

第四篇:论三毛的散文创作(xiexiebang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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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科 毕 业 论 文

论 文 题 目指 导 老 师学 生 姓 名学

号院

系专

业写 作 批 次

36221122220001

2013春本科 :论三毛的散文创作 :徐珊 :张桂琴 : :网络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 :华南师范2013届本科论文

原 创 承 诺 书

我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查证,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若本论文及资料与以上承诺内容不符,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毕业论文作者签名:_____张桂琴_____

日期:2013 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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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 „„„„„„„„„„„„„„„„„„„„„„„„„„„4 Abstract „„„„„„„„„„„„„„„„„„„„„„„„„„„5 引言(导言绪论)„„„„„„„„„„„„„„„„„„„„„„„„„6

一、语言特色

„„„„„„„„„„„„„„„„„„„„„„„„„7

二、真挚感情

„„„„„„„„„„„„„„„„„„„„„„„„„9

三、纪实色彩

„„„„„„„„„„„„„„„„„„„„„„„„„ 12

四、结语 „„„„„„„„„„„„„„„„„„„„„„„„„„16 注释 „„„„„„„„„„„„„„„„„„„„„„„„„„17 参考文献 „„„„„„„„„„„„„„„„„„„„„„„„„„18 致谢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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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浅探了三毛的散文创作,主要讨论了它的艺术表现形式。文章从下面三方面做了分析,语言特色真挚感情纪实色彩。作为大千世界里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创作不仅把人生最美好、最诗意的东西加以定格,而且使她的生命跨过万水千山,穿越滚滚红尘,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成为永久的文学存在。

关键词:

创作 形式语言特色真挚感情4

纪实色彩定格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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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hallow ground the SAN MAO's prose creation, mainly discusses its artistic form.The articl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do the analysis, Language FeaturesSincere feelingsDocumentary Color.A unique as the world's legendary life, the creation of Taiwan writer SAN MAO is not only things that life's most beautiful, the most poetic frames, and makes her life across 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rolling the world of mortals, in readers' expectation horizon permanent literary existence.Keywords:

creative work

format

Language features

Sincere feelings Documentary color

freeze-frame

perma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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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三毛四十八年的生命当中,她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一个个的传奇。在世俗商业占领大众文化市场的今天,三毛的兴趣只在于创造美的境界,并顽强坚守着艺术的本体地位。她的散文并不求其深刻,但却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其在融入与展开语言的方式上所折射出的朴素幽雅的美。这样一个有着天涯情怀的女子,在人生的旅程中,在她挚爱的写作事业里,用她短暂而美丽的生命,完成了一次真情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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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毛的散文创作

语言特色

她的散文通俗浅显.,三毛生动形象的散文语言表达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她将成语、古典诗词以及文艺作品中的内容,信笔化入自己的语言,使得其散文语言的格调俗中透雅,而聪明活泼的个性,表现于散文语言便是俏语喜人,将强烈的情感融合于意境之中,是三毛散文语言抒情性的别具一格之处,富含哲理的散文语言是三毛对人生体验和思索的结晶.从语言本体论的视角去考察三毛散文的语言特点,我们可以在话语空间、节奏音调、文体风格等方面发现三毛散文语言的自然、清新、朴素,具有天然去雕饰之美。①三毛散文的这种生动、富有个性的语言,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融,而且融合了现代精神。

三毛,她的一生是惨淡坎坷的,可她的作品却从不会给人压抑沉重的感觉,相反却清新自然,活泼风趣,秀丽典雅,这与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阅读三毛的散文,自然清新气息扑面而来.所以,朴素自然是三毛散文语言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她的语言“讲真话,写真情,绘实景”。三毛散文朴素自然审美特征的形成与其性格相关,三毛个性洒脱坦荡,率真任性,我行我素,是个富有个性而骨子里又很叛逆的作家,独特的性格影响着她的创作。三毛笔下的生活是一个从没有人写出来的世界,她以自己浪漫而又悲怆的爱情生活和奇异艰辛的流浪生涯为题材,努力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情感性是任何审美活动的第一品性,没有情感就不称其为审美活动。文学作品语言的情感性不是指一般地带点直抒胸臆的那种感情色彩,而是要求文学作品语言在总体上具有很强的表现性。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语言不仅描写现实的物理世界,更要抒写人的情感世界。”三毛散文语言读来亲切,自然,宛如与老友促膝长谈,使我们在自然美的体验中深深地陶醉与感动.三毛散文自然朴素的审美特征也与散文文体有密切关系.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散文是最讲究真实的文体,要求作家抒写真实的感受,讲真话,写真景,抒真情。“与散文文体所包含的自由因素相联系的就是语言的特点,生命的自然本真状态是朴实的”,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倾听自己的声音,强调真诚无伪的生命状态是自足的,不是能用修饰的语言来表达的,真实的语言可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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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究遣词造句上的华美,可以不讲究语言形式上的音乐性,相反,通过平实的语言来 展现人的自然,本真状态,可以产生无穷的魅力。三毛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所以她选择散文作为抒写真情的主要载体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她的散文善于揭示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她的一篇篇极为坦诚的独白成为内心情感的率真纪实,获得了朴素自然的审美魅力,三毛散文朴素自然的审美特征也是其吸取传统审美观念的产物,朴素自然是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在“道”,道的本性是朴素无为的。庄子认为朴素之美是无物与之相争的,是大美,是最高的美。东晋诗人陶渊明继承了这样的审美思想,《桃花源记》构建的桃源世界是“抱朴含真”的世界。到了宋代的苏轼,他对老庄朴素自然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受庄子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审美思想的影响,苏轼积极倡导艺术创造“随物赋形”的原则,强调依顺自然之理,自由地展示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老庄发端,经过汉魏盛唐发展到今天,朴素自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当牢固的审美观念。三毛在创作中继承了前人的审美观念,将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散文语言之中。三毛散文语言的另外一个审美特征便是优美典雅。三毛不仅熟悉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说,还深受托尔斯泰,泰戈尔,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家的影响,文学修养很高.她能在散文语言中巧妙地化用古典名句,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有些语言经过历代文人的反复使用,字词本身就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化用古典语言,可以丰富词句的内涵,使语言变得优美典雅。“雅与俗”,从字面上讲一个指优美高雅,一个指平凡通俗。“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辅相成的。要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有雅有俗。俗是下里巴人,雅是阳春白雪,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下里巴人也可变为阳春白雪,化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化字。诗句的引用,从三毛散文的题目中就可见一斑了,如“相逢何必曾相识,似曾相识燕归来”,“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不知身是客”等等。三毛不仅直接引用名句,更为奇妙的是她善于将名句略加改动,融入自己的语言,使散文内容与这些名句意境融合得天衣无缝,也使三毛的散文于平白朴实中透溢出优雅的韵味。②三毛就是这样,在写作中总喜欢引经据典,增加其文章的优美典雅的审美趣味;但她的这种引用不是呆板地重复,她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再造新意,给语言赋予新的生命力,呈现自己特有的一种典雅。三毛酷爱读书,而书籍都不知不觉化作了她的灵魂和思想,深深地植根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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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里,表现在散文语言上,便是三毛不仅能使用,活用成语和诗句,而且能纯熟地化用文艺作品中的内容,使得语言散发出浓浓的书香,非常文雅,比如去美餐时,她不说,哇,菜来了,而说啊!幸福的青鸟来了。这只青鸟原来是象征主义戏剧家梅特林克笔下象征幸福的那一只,看到一个美丽的村庄,她会感慨:避秦的人,原来在这里啊’这句话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入了对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遐思。③

三毛执着于对散文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双重建构的努力,在语言的运用上讲究天然的韵味和整体的韵律。踏遍万水千山,三毛动情描绘着异国都市的情调,还有那天涯海角的奇风异俗。她从不刻意于一种风格或技巧,一切都显得平实与自然,然而在她信笔挥洒之中又蕴含无限,朴素浪漫而又独具神韵。在三毛四十八年的生命当中,她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一个个的传奇。她的作品曾经刮起了一股“三毛”旋风,让无数热爱生活的人都在仰望她。同时与琼瑶金庸的作品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了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探讨这一特殊的文学写作传播现象,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真挚感情

三毛作品的魅力根源于一个“情”字,她是一位在散文领域内处理人情感的诗人。“人生苦短,不喜平淡。”逃学、苦恋、远走高飞、沙漠中美妙的爱情以及最后自断生命,她大喜大悲、有笑有泪,她很流浪,也活得很精彩;她在寻找心灵的故乡。三毛的作品充满使人一愣一惊继之一喜的传奇性;三毛自身充满奇特而动人的神秘性;她的真性真情,是动人而美丽的。

虽然三毛以“戏剧化的方式”结束了传奇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有一句话说得好:活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活着;死后,只有好人活着。作家的生命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永恒。三毛的散文作品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她倾注一颗博大的爱心关注一切普通人的命运,饱含深情的描写他们的不幸与痛苦;也在长时间的流浪和自我精神的放逐中体验一种自由的心境和质朴的人性的美丽,表现个体的精神、心灵状态,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抒情色彩。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她的笔尖总是蘸满感情,并带着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温柔亲切、委婉细腻。

一,三毛笔下的“情”的多样性(1)亲情,《背影》一文中,三毛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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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去看荷西墓地以及母亲买菜归来艰难独行的背影,作为抒情的突破口,字字融注了父母对女婿的哀悼和对女儿的痛惜,句句饱含了女儿对父母的感恩和亲情。“我”看着“在风里,水雾里,独行的母亲”的背影,不仅发出了心灵的感慨:“守望的天使啊!你们万里迢迢的飞去了北非,原来冥冥中又去保护了我,你们那双老硬的翅膀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孩子真情流露的时候,好似总是背着你们,你们向我显明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这种袒露真情实感的抒情,体现出一种真挚的美,常常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中国父母对子女那份无法言说的深情,在三毛的笔下表现得浓郁而酣畅。而在《背影》里,作者更把父母步行去看荷西墓地以及母亲买菜归来艰难独行的背影,作为抒情的突破口,字字融注了父母对女婿的哀悼和对女儿的痛惜,句句饱含了女儿对父母的感恩和亲情。这种袒露真情实感的抒情,体现出一种真挚的美,常常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④(2)爱情,三毛的作品,被人称为“不写爱情的作品”。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一般爱情作品所描写的青年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唧唧絮语的温馨爱情。即使在《结婚记》里写她到与荷西婚前谈恋爱时的生活,最多也只写到他们如何在寒风中抖抖索索地坐在西班牙公园的长椅上,想着如何解决温饱问题。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而作为第一对在沙漠里公证结婚的夫妻,他们的婚礼如同他们的爱情一般,既没有洁白的婚纱礼服,更没有鲜艳的玫瑰。三毛让荷西公司的司机去通知荷西第二天结婚时,司机反问了一句:“难道荷西先生今天不知道明天自己要结婚吗?”的情节真是特别有趣,让人不免印象深刻。荷西送给三毛的结婚礼物是一付荷西自己在沙漠里面找来的骆驼头骨。就是这样的结婚礼物,三毛却啧啧赞叹:“唉,真豪华,真豪华。”并赞到“荷西不愧是我的知音。”而结婚当天“我找了一件淡蓝细麻布的长衣服。虽然不是新的,但是它自有一种朴实优雅的风味。鞋子仍是一双凉鞋,头发放下来,戴了一顶草编的阔边帽子,没有花,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别在帽子上,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荷西打量了我一下:„很好,田园风味,这么简单反而好看。‟”让人觉得这对夫妻的品位不凡,更让人看到了他们在平凡和艰苦中寻找爱的乐趣的浪漫气质。

三毛对荷西有感人至深的爱。但她却极有功力地将这种爱注入家庭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在他的作品中,她与荷西的家居生活显得平凡而又奇特,细琐而不粗鄙,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在《白手成家》中,三毛描述了他们在物质极度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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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条件下自己动手改变环境的改造生活的故事。他们睡价格贵得没有道理,只有床垫没有床架的床;他们把装棺材的木箱当宝贝似的做成家具,还漆上油漆„„三毛还用人家丢弃在垃圾堆里的废旧轮胎做了“沙发”,她“奢侈”地养植物,甚至还得到过珍贵的“天堂鸟”花。对生活和对生命的热爱,使她的文字也充满了现实生活的浪漫。她学会了淡泊,她捡回深绿色的大水瓶,插上怒放的野地荆棘,那“强烈痛苦的诗意”,更盛与鲜花的娇媚。“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哪个,一样欣欣向荣地滋长着。”这是她自身生活的鲜活写照,更是她对美对幸福的追求中,所悟出的生命的法则。在她的笔下,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爱,总是那样热热闹闹,绘声绘色,充满温暖的色调。⑤和其他一些女作家笔下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相比,可羡而更可爱,我们可以从三毛一系列的作品中看出三毛与荷西之间的爱之深,情之切。与荷西相守的六年是三毛一生当中渡过的最幸福、最满足、最快。(3)爱国之情,三毛热爱祖国。她很早就提出“两岸不能再分离了”。1985年,她在一个几千人参加的演讲会上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她是在台湾第一个把《义勇军进行曲》公开唱出来的人。唱后台下一片肃静,许多人替她担心。三毛对大陆文化名人张乐平、姚雪垠、贾平凹、王洛宾等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1989年,三毛到上海与画家张乐平相见,认画家为“爸爸”。她用上海话告诉画家:“我3岁多就离开了上海,那时我刚懂事,看的第一本书就是《三毛流浪记》,那个到处流浪、永远也长不大的男孩对我影响可大了。许多年以后,当我在异国他乡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取笔名用了„三毛‟这个名字。”三毛写过一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这首歌在台湾被禁唱了十几年,因为当局认为歌词中“远方”指的就是中国大陆。

二,因理生情,因理与情的矛盾而生情。三毛的散文作品有一部分深入描写了在人的情感内部因为某种理念(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传统等)与人的本性的相互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并从中发现抒情的素材,进行哲理的概括。《警告逃妻》用书信的形式,写了小两口在妻子“出逃”后的“斗志斗勇”。“我当然知道,要让一个逃亡的妻子回到家里来不是件简单的事;更何况你逃亡的动机不是生气出走,而是回家去游玩,这就更无回头的希望了,因为听说台湾很好玩。我在你出走时就想用爱心来感动你,也许你会流着泪回到我的怀里来,再做我唠叨的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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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温馨的感情生活中有孩童般的天真顽皮,有琐碎的关怀,也有互相哄骗的甜言蜜语;有聪明的激将,也有焦虑和嫉妒。而当最后真相大白时,一切的一切却都化成了浓得化不开的夫妻间忠实的爱,“新家窗帘未上,花草未种,一切等你回来经营。”只此一句便可见得那份日常生活中培养出的家庭之爱与亲情之美,其平凡淡泊中的真情流露,让人深深地感动。再以《不死鸟》一文为例。《不死鸟》写于荷西不幸遇难逝世后。我们可以从三毛一系列的作品中看出三毛与荷西之间的爱之深,情之切。与荷西相守的六年是三毛一生当中渡过的最幸福、最满足、最快乐的日子。荷西的突然离去,给三毛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三毛几乎陷于崩溃,几乎马上选择了死亡。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三毛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深受中华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的人。她同样也深深的爱着她的父母。因为深爱着荷西,三毛的心已随着荷西死去,留一副皮囊在世上还不如就此坦然的走向死亡。然而,因为同样深爱着父母,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要求她不能就这样离去。由家庭伦理观念引发了爱与死的观念冲突,在爱与死的抉择中,三毛创作了《不死鸟》,抒发了在痛苦的抉择中内心的感慨:“让我的父母在渐入高年时失去爱女,那么他们一生的幸福和慰藉,会因为这一件事情完全崩溃,这样尖锐的打击不可以由他们来承受,那时过分残酷也过分不公平了。“所以,我几乎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我的羽毛虽然因为荷西的先去,已经完全脱落,无力再飞,可是那颗碎掉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在同,在伤,他们也不肯我死去,我也不忍放掉他们啊。” 正因为三毛真实细腻的表现了在家庭伦理观念影响下爱与死的冲突和矛盾,我们才能在三毛生而无奈、死却不能的痛苦抉择中更清楚的体会到三毛曾经历过的那种夫妻真爱、父母亲情。⑥总的来看,三毛的作品因情生情,因理生情,因情与情的冲突而生情,因情与理的矛盾而生情,形成了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情发于心,落笔成文的独特风貌。在传统的借景抒情、借物抒情散文基础上向前跨出了一步。

三 纪实色彩

三毛自己曾说“文章千古事,不是我这草芥一般的小人物所能挑得起来的,庸不庸俗,突不突破,说起来都太严重。写稿真正的起因,„还是为了娱乐父母‟,也是自己兴趣所在,将个人的生活做了一个记录而已。”从三毛作品到三毛自述,可见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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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最重要的个性化特色:就是纪实色彩,也就是抒写自我。

三毛没有走虚构小说的创作之路,她从生活本身受到启发,不去编故事,只去写生活,而她自身奇特、浪漫、新鲜的人生经历,恰恰构成生活中最真实不过的故事,以至于读者往往无法区分它是文学作品,还是生活本身。融纪实性与文学性于一体,借天涯人生抒发个人志趣,三毛成功地运用了写实手法,她的作品由此显得真实、亲切。三毛作品只写自己的故事,篇篇有作者之“我”,一切从“我”出发,由“我”展开叙述,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归缩。作为作品叙述者的三毛,与作品中出现的三毛,以及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三毛三位一体,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人物兴趣盎然,并把阅读评价直接导向作者本人。正是这种写实、写自我的特色,带来了三毛独特的文体形式。

从三毛的作品到三毛的自述,可见其作品最主要的个性化特色,一是纪实色彩,二是抒写自我,融纪实与文学性为一体,借天涯人生抒写个人志趣。细细品味,三毛是把作者自己活生生地融进作品中去,以个人的感觉和表达方式,展示出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生活、作者眼中的文化景观与人间众生、作者的情感心路乃至个人隐秘。这就围绕作者的自我中心,以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的写实为基础,构成奇特的人生风景。三毛说:“我是一个‘我执’比较重的写作者,要我不写自己而去写别人的话,没有办法。我的5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是第三人称的。有一次我试着写第三人称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怎么会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又回过头来,还是写‘我’”。这就使得作品真实又不乏作者的个性色彩。确切地说,她的作品主要是以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情感心路为线索,从个人经历中汲取素材,并通过散文的创作手段,真实地再现生活原型。所以,把三毛的这种文体称为“自传体散文”似乎更合适一些。这种真实地描写自我的自传体散文,在内容和表现手段上,远比游记和小说来得丰富;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上,人生真实往往胜于文学虚构;在文体类型方面,既便于表现自我又适于表达情感。由此看来,三毛采用自传体散文的方式来创作,显然具有一种自我的大众传播效应的文体优势。纵观三毛,她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了人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就是主角。”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我执”,三毛作品构成了奇特的人生风景。她用生活来塑造自己,用心来诉说自己,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就作品的内容而言,“我”所叙述的一切,是三毛长长的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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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旅程和情感心路,是三毛塑造的自我形象。从受到老师当众惩罚、走向心灵自闭的少女时代,到选择绘画与写作,把自我“滋润浇灌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的生命时光,《雨季不再来》这部作品集中呈现的是三毛感伤的雨季人生。从撒哈拉沙漠的定居到万水千山的流浪,在《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集子里,三毛传奇人生引人入胜。从处处留情的青春萌动到矢志不移的神仙伴侣,《梦里花落知多少》写尽了三毛的爱情人生。从沙漠上的“悬壶济世”,到“温柔的夜”的热情助人,人们读出了三毛的博爱人生。⑦三毛的心向读者洞开,她真实地坦露着自己的一切:世系、家庭、性格、嗜好、信仰、思想、心态、修养、成长过程乃至隐秘的感情生活。读其文,如见其人,如知其心。从作品的主题发掘来看,执著于写“我”,三毛的眼光掠过了社会重大矛盾的捕捉,她更着意于从自我的经验世界里感悟人生的底蕴、情感的价值、人性的层次;更侧重表现大自然中的“我”,多元文化景观中的“我”,且具有一种哲理深度和文化品位,从而能诱发读者的思考,乃至激起心灵的震颤。透过作品的构成关系可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系于“我”一身。似乎所有的人物、事件、物体,乃至风景,都是为了三毛这个东方的奇女子而显形。由此带来的作品魅力,自然是自叙传的真实和亲切,自我个性的鲜明和生动。在“三位一体”的角度下,根据“我”的位置,三毛的主要作品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类是以“我”为主角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两个集子中的大部分篇什,当属这种情形。作品集中描写的是三毛自己的故事,坦露的是私人性的情感体验。“我”在沙漠中开饭店,我为沙哈拉威人“悬壶济世”,“我”在荒山之夜遇险,“我”与荷西的爱情神话,“我”看沙漠洗浴风俗,“我”与沙漠上的“芳邻”相处„„这里,不仅篇篇有我,而且一切的故事因“我”而生发,围绕“我”而表现。在“我”的身历中,三毛活泼的个性飞扬着,喜怒哀乐的神情浮动着, 作品讲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从中贯穿和最后凸现的则是作者鲜明的自我形象。另一类是“我”为次要角色的作品。如《娃娃新娘》、《士为知己者死》、《巨人》、《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哑奴》、《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等等。在这些故事中,三毛退居次要位置,以旁观者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但她并非生活中冷漠的看客,作者无法不动声色地写这个“自我”,她在作品中留下浓重的创作主体的投影。正如三毛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哭泣的骆驼》,我的确是和这些人共生死,同患难,虽然我是过了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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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才动笔把它写下来,但我还是不能很冷静地把他们玩偶般地在我笔下任意摆布,我只能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去把它记录下来。”⑧

放眼三毛的自传体散文的创作,自我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这种文体对于三毛传奇经历的纪实,自我个性的张扬,女性生命意识的充分体现,以及“水仙花”般地自恋情结的悄然释放,无疑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三毛的作品,有自己的心境记录,也有作者身边的邻人、朋友的遭遇,但就其主体风貌而言,是在讲作家自己的真实的故事,在文体上,除了《万水千山走遍》等少数文章明显地带有游记色彩,更多的篇什,虽涉及到旅行的题材,而作品的整体风貌,远非游记所能涵盖。三毛对于单纯的景致,一向不感兴趣,她所关注的,是与人生融合的大自然,是刻着文化印迹的生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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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虽然三毛以“戏剧化的方式”结束了传奇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有一句话说得好:活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活着;死后,只有好人活着。作家的生命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永恒。三毛的散文作品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她倾注一颗博大的爱心关注一切普通人的命运,饱含深情的描写他们的不幸与痛苦;也在长时间的流浪和自我精神的放逐中体验一种自由的心境和质朴的人性的美丽,表现个体的精神、心灵状态,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抒情色彩。

三毛是一个用生命去写作的作家,她的散文世界就是她散文化的生命世界,读解三毛散文世界即是读解三毛,散文形式对于三毛来说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三毛散文带给我的是一种稳稳的幸福。这种幸福,抵挡了残酷与痛楚,让我在不安的岁月找到了归宿,就算在我一个人的路途中也不会孤独。三毛散文世界是一个自然流露的真实的世界,巴金认为艺术的至高境界是无技巧,而读者读三毛的作品时,就像是在小酌一杯茗茶,有一缕清香,却丝毫没有粉饰雕琢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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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三毛.谈心[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②.肖霞.自由优雅的心灵之歌(论三毛散文的特色)[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③.殷晓明.三毛散文的语言特色[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④.殷晓明.三毛散文的语言特色[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⑤.肖霞.自由优雅的心灵之歌(论三毛散文的特色)[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⑥.黄德志.试析三毛的感情历程与创作轨迹[J].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⑦.黄德志.试析三毛的感情历程与创作轨迹[J].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⑧热带的港湾——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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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三毛.谈心[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3] 肖霞.自由优雅的心灵之歌(论三毛散文的特色)[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4] 《三毛作品全集》 哈尔滨出版社2005、1。

[5] 黄德志.试析三毛的感情历程与创作轨迹[J].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6] 热带的港湾——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 [7] 《三毛作品全集》 三毛 哈尔滨出版社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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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词

毕业论文终于到了划句号的时候,心头照例该如释重负,但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的辗转反侧和力不从心之感却挥之不去。论文写作的过程并不轻松,主要是自己知识积累尚欠火候,于是,我只能一次次埋头于图书馆中,一次次在深夜奋笔疾书。第一次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和如此多的精力,完成一篇论文,其中的艰辛与困难难以诉说,但曲终幕落后留下的滋味,值得我一生慢慢品尝。

敲完最后一个字符,重新从头细细阅读早已不陌生的文字,我感触颇多。虽然其中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炫耀的成果,但对我而言,是宝贵的。它是无数教诲、关爱和帮助的结果。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指导教师徐老师。从初稿到定稿,徐老师不厌其烦,一审再审,大到篇章布局的偏颇,小到语句格式的瑕疵,都一一予以指出。题和解决问题。

第五篇:论曹操诗歌风格

论曹操诗歌风格

内容摘要:曹操是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文以四言诗成就突出,继承了汉乐府的写实主义精神。在汉末**时代,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写下了二十余首诗。本文结合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对其中的一些代表作迚行了分析。诗歌真实的反映了纷乱的社会现实,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士兵的疾苦深表同情和怜悯,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贤才的渴求,迫切要求统一天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操的诗上继先秦两汉民歌的优良传统,下开建安时期“梗概多气”的现实主义诗风,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进影响。而人们论及曹操诗歌的艺术风格时,往往笼统地以“悲凉慷慨”、“梗概多气”加以概拪。其实,曹操特殊的精力和地位,使他的诗歌与其他建安诗人相比,颇具独到之处。诗人将昂扬的奋斗向上的精神与沉郁悲凉的心境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古朴苍凉、沉雄顿挫、慷慨激昂,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曹操诗歌

艺术风格

慷慨激昂

博大雄伟 古朴苍凉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人。是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建安文坛的杰出领袖。曹操的诗今古二十余首,都是乐府歌辞。

南朝钟嵘写了一部《诗品》,品评诗人,区分第等,把曹操的诗罫 于下品。我觉得这种品评有失偏颇:汉武帝罢工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二四百年,弄少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又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叚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被子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诗虽然没有华丼的文彩,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实在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本文试图从下面几个方面迚行浅述。

一、沉雄顿挫 慷慨激昂

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面对复分配而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没有悲观厌世,而是始终洋溢着积极向上的豪情,在他的诗歌中,诗人善于描写社会现实,揭露矛盾,更善于表现自己积极的社会现实,揭露矛盾,更善于表现自己积极诉社会理想,处处灌注着要求建功立业的迚取心和统一天下的雄心。这使得他的抒情诗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和鲜明的个性特征,诗风粗犷刚健,气韵沉雄。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二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全诗在深沉忧郁的气氛中激荡着一种慷慨昂扬的情绪。诗歌开篇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低沉感伤。诗人对月把酒,思

①绪万千,忆起自己半生戎马,忧患备尝,成败利钝,毁誉荣辱,均不堪萦怀,唯有以酒解忧。诗人以微吟低唱的形式,倾吐自己慷慨激昂的心曲,诗人以“青青于衿,悠悠我心”引出对贤才的渴望,婉转而清晰地吐露了自己深挚的情感。接着诗人笔锋陡转,又借《诗经·小雅·鹿鸣》之成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草”来写故旧嘉宾,幵未相忘,“越陌度阡,枉用相存“。诗人与嘉宾“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诗人感情由沉郁变得高扬,但诗人笔锋又转,想到世界之大,还有众多贤士不为已用,贤士们犹如月明星稀之夜,向南飞翔的乌鹊,绕权徘徊,尚未择木而栖,诗人感情再次转入沉郁。最后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一典故作结,表示要以高山的气魄,大海的胸怀来招纳贤才。诗中交织着诗人对事业维艰,生命短促的慨叹,离别的愁烦和欢会的喜悦,成就霸业的愿望和对贤才的渴慕等复杂心情。诗中虽有感伤的情绪,但格调却是高扬奋发的,充满了积极迚取的精神。全诗跌宕苍凉,笔墨酣畅,是一曲典型的悲凉慷慨,苍劲雄浑的乐章。

此外,曹操的另一首诗歌《龟虽寿》也堪称这一风格的代表。此诗作于建安十二年,在诗人北征乌桓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凯旋途中写下的著名诗篇。这首诗通过富有哲理性的语言,表达了诗人胸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和不信天命,积极迚取的精神。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了,他不由得想起了人生的路程,所以诗一开头便无限感慨地吟道: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庄子·秋水篇》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曹操反

②其意而用之,说神龟纵可以活三千年,可还是难克一死呀!“腾蛇”和龙一样能够乘云驾雾,本领可谓大矣!然而,一旦云雾散,就和苍蝇、蚂蚁一样,灰飞烟灭了!古来雄才大略之术的蛊惑,而独曹操对生命的自然觃律有清醒的认识,这在谶纬迷信猖炽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更可贵的是如何对待这有限的人生?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这样就把他明知年寿有尽却又壮心不已的雄心勃勃的奋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中渗透着诗人积极迚取的情感,对人生价值的重视,对事业追求和时间的无限珍视。全诗理趣深邃,回荡着一种沉雄顿挫、慷慨激昂的旋律,具有巨大的力量。

二、时志显情 博大雄伟

曹操的诗不仅风格沉雄顿挫、慷慨激昂,而且还具有时志显情、博大雄伟的特点。《观沧海》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描写了诗人行军途中,登上碣石山,观望大海所见到的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诗人面对浩瀚激荡的大海,俯视古今,缅怀雄才大略的先代英灵,当年秦皇汉武都曾登过碣石山,而他们都建立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回首自己戎马倥偬,剪灭群雄的峥嵘岁月,而至今霸业未成,又联想到当前这场北征乌桓的重要战争,又怎能不百感受交集、壮怀激烈啊!此时诗人的心情就像这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难以平静。诗人把自己这种渴望统一,建功立业的志向和奋发向上,豪迈乐观的精神融汇在诗句 中,借助大海的形象表现出来倾吐了他对祖国山河由衷的热爱之情,展示了诗人伟大的胸襟和博大的情怀。诗人登上碣石山,第一眼看到的是大海的全景:“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茫茫沧海,浩浩荡荡,一座小岛拔地而起高高耸立,强劲向上,不可动摇。岛上“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在这里秋天充满勃勃生机,树木葱茏,百草青青,充满生命力。百草千树以生命的原色——绿点缀着大海,使大海更加壮丼壮观,气派雄伟,激起了人们对生的渴望,对力量的追求,诗人又展开想象的翅膀,把诗的境界推向更高一层:“日月之行,若在其中,星汉灿烂,若在其里”。日月东升西落,就象从大海升起又沉入大海一样;灿烂的银河,斜贯在天空,也象发源于大海。充分展示了大海吞吐日月,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全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既是写景,更为述志。诗人准确抓住大海中最富于表现力的事物的基本特征,以大家手笔,从大处着眼摄取大海中自然景物的雄伟风姿,让它们跟自己的理想、壮志浑然融化,再加以提炼升华,创造了自然美与精神美妙合无垠的博大雄伟的境界。刘熙载说:“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道出了曹操诗歌独具的豪博大的特色。沈德潜说曹操诗“时露霸气”,是有几分道理的,就是在曹操的游仙之作中,这种明志显情、博大雄伟的特点也得到充分体现。曹操的游仙诗多数评家视为糟粕,认为表现的是“悲叹人生无常,追慕神仙幻境地的消极思想”,事实上,我们对曹操的游仙诗不应简单地以“消极”加以否定,应该联系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实际加以分析。当时由于曹操一方面“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性不信天命之事”,对事业充满信心,⑤

④③另一方面,在理想和事业遭受挫折时,就寄情于游仙求得安慰。因此,他的游仙诗幵非虚无、颓废情绪的流露,而是功业不就,时不我待的激迚情思的假托,是以游仙的形式,表现一种极为深沉的情感。如《精烈》一诗,诗人因为“年之暮,何时过时来微”:年岁大了,“去日苦多”,功业未就,天下未定,所以他向往“昆仏”、“蓬莱”仙山,企求长生不老。这种“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矛盾冲突,在这里表现得何等沉痛而雄伟!王世贞说:“武帝语壮”敖陶孙亦称“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故而,曹操的游仙之作,就其总体而言,是他整个诗歌风格中悲壮雄健旋律的变奏,而非糟粕。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其审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中很少有柔风细雨杨柳弯月的绮靡,用来明志显情的意象都体现出博大雄伟的特色。毛泽东曾对曹操的诗赞叹不已:“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范文澜也曾给以适当的评价:“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特别是四言乐府,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 三忧世伤时 古朴苍凉

曹操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是写实,有“汉末实彔,真诗史也”之称,其诗多以时世、政治、民情为抒写对象,真实反映了汉末**、民生疾苦、战争艰难,以及将士们的思乡之情,风格悲凉而不哀婉,于悲凉中蕴含着极其深沉炽热的情感。《薤露行》和《蒿里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⑥《薤露行》是曹操讨伐董卓作乱时所见所感而作。“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于为哀伤”。诗中真实地再现了百姓被迫迁都长安的场面。通过对百姓“号泣而且行”的惨景的描绘,揭露了统治都奴役百姓的罪恶,诗人用充满激愤和忧虑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汉末社会离乱图。表现了作者对百姓的同情及对这种社会离乱图。表现了作者对百姓的同情及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愤慨,可谓是“莽苍悲凉,气盖一世”。这首诗不仅纪实般地叙述了董卓祸国殃民的历史事实,而且探究了东汉王朝朝政混乱的原因,表现了曹操志在主宰乾坤的雄才大略与过人的见识。

《蒿里行》这首诗记载的史实与《薤露行》相关。前十句,展示了袁绍主盟的讨卓义师争权夺利给社会造成的严惩破坏,诗人用“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描绘了关东州郡起兵的丑态。为人们展示了一幅萧条、冷落、荒凉的景象。通过对饱经祸乱的百姓的描写,可以看出诗人反对豪强割据的思想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在对苦难中的人民寄寓更深同情的同时,也流露出因兵势微弱而无法完成讨伐大业的深深遗憾,表达了诗人愤慨的情绪与悲伤的叹惋,把悲国忧民的情感与延续十多年的社会大**的现实相融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创造出凄凉悲怆的艺术氛围,有力地衬托出诗人深沉悒郁的忧世伤时心境。全诗从大处着笔,在短短的十六句五言诗中概拪了一个历史过程和广阔的社会面貌,使作品显得极其深厚有力,感情表达深沉凝重,格调苍凉而沉郁。⑩曹操诗歌中除了忧世伤时外,在内容表达上也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直陈其事,绝少牵强附会,矫揉造作之态。前人说他“言其实境,不受束缚耳”。就是说他总是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无论写时世、身世或军旅生活,都写出当时的实情实境,自出机杼,不落窠臼。如《苦寒行》开端描写太行山高大险阻、羊肠坂道萦曲险要、隆冬风雪交加、虎豹横行无忌、溪谷人烟稀疏、水深桥梁断绝、日暮迷失方向、将士食宿无依的行军苦冴,使人如历其境,如闻其声,具体形象。后半写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军非但没有退却,反而“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兊服困难,继续前迚,这些也都有是对当时境冴的真实表现。尤为难得的是,诗人还把厌倦军旅生活的情绪和思怀故乡的念头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这种毫不掩饰的直抒风胸臆的笔触,使人感到真实自然,使诗歌富有感染力,也反映出曹操诗歌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⑿⑾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古朴苍凉”、“梗概多气”的风骨及其内在积极迚取的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钟嵘将曹操的诗罫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彩。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琢句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假雕饰、平易清新而又颇具诗味的语言运用。才开成曹操诗歌返朴归真,古朴苍凉不因袭汉乐府。

曹操虽脱胎于汉乐府,但又不因袭汉乐府。曹操借乐府旧题写汉 末实事,揭露建安时代社会人生中种种矛盾,忧世悯乱,重视生命价值和人的意志力量,富有强烈的奋斗迚取精神。他将写景、议论、抒情为一炉,自创奇响伟辞,使诗歌古朴苍凉、博大雄伟、沉雄顿挫,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注释:

① 陈子昂《登幽洲台歌》 ② 《诗经·郑风·于衿》 ③ 《艺概·诗概·卷二》 ④ 《古诗源》卷五

⑤ 刘大杰《中国文学了展只》第1册 ⑥ 中国文学院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1册 ⑦ 《诗评》 ⑧ 《中国通只简编》 ⑨(明)钟惺《古诗归》 ⑩(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⑪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 ⑫ 鲁迅《纪念刘各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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