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诗的风格特征

第一篇：论陶诗的风格特征

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论陶渊明诗歌的风格特征

赵千条

摘要：

陶渊明的诗流传千古，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尤其在这个喧嚣和浮躁的时代，陶诗的价值更被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不能不归功于陶渊明在其诗中所创造的平淡自然而又真实可感的优美的艺术境界。陶诗是平淡自然的，但并非平直淡寡、枯索无味，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情，在质朴中含至味。即苏轼所说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元好问评陶诗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可见后人对陶诗的评价之高。本文将从语言和意境两方面来谈谈陶诗的朴实自然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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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陶渊明 田园诗人 风格特征 朴实无华平淡自然 “风格即人”这条艺术的规律，在陶渊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读陶渊明的诗总有一种读诗如见其人的感觉。他的诗不是吟风弄月的文字游戏，而是诗人的生活及真情实感的抒发。从其作品看他对自己作品意象的塑造，率真、任情，不掩饰、不做作，不为世俗所左右，我行我素。诗人一生不断追求的是朴实、自然、率真、耿直。这种求真的思想，是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与向往。他自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他就是这样一个“任真自得”、反对束缚个性、追求精神自由的诗人。陶渊明以“真”为美，以“伪”为丑，热爱恬静淳朴的田园，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他对生活的种种体验，对人生真谛的种种思索，喜怒哀乐，都融会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这种特有的人格美，决定了陶渊明的诗具有纯朴、自然的艺术风格。这种纯朴、自然的艺术风格突出地体现在语言和意境两方面。

一、陶诗所表现出的语言美

（一）质朴、口语化的语言与白描的手法。

魏晋六朝文人在写作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追求深奥典雅，用古语代替今词，弄的书面语言和口语越来越脱节，华而不实，真伪混淆。另一种是追求通俗易懂、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陶诗属于后者，语言都是采用接近口语的形式，通俗易懂、浑然天成。如陶诗中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④“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⑤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⑥等都非常接近口语。另外还有一些更是接近谣谚和模仿民歌的语句，例如“桑麻日己长，我土日已广”⑦等，这些句子都给人一种自然质朴、平淡清新的感觉，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力，节奏感很强。而且陶渊明的散文和诗一样，语言明白如话，平易近人，不象某些古文那样晦涩难懂。曾经有人看不起陶渊明的诗文，把陶渊明的诗文蔑之为“田家语”，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正是陶渊明诗文的长处，而非短处。北齐颜之推提出衡量语言艺术的三条标准:“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⑧在当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⑨的文坛上，陶诗别开生面，语言清新自然，保存着民间语言体质素美的本来面目，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陶渊明的田园诗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民歌清纯质朴的白描手法，不论是写事绘景还是述怀，多用轻笔随意点染，力避浓墨重彩，虽然语言朴素，但情感纯真，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生动鲜明。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没有任何冗长繁复的描写，只用寥寥数笔，就把一个热爱生活、躬耕田园的隐士形象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读者眼前。又如《读山海经》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完全是简洁的白描手法，语言毫无雕饰，平淡清新自然，真情真意真我一起凸现在诗中。这里有诗人生活的优美环境:初夏季节，田园草木茁壮成长，房屋四周，林木环绕，枝叶繁茂。诗人在这里躬耕、读书、会友、饮酒，不受任何束缚，不受外物烦扰，过着那种心仪已久的、无忧无虑的、陶然自乐的隐逸生活。

（二）开门见山、直抒胸意的表现方式。

这同样是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在诗歌创作中的自然表现。陶渊明以一种十分真实、自然的态度表现着自己的生活，抒写着自己的情怀。如：《饮酒其九》中的：“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开始就叙述了事情的开端，因为有人来访，匆忙起床去开门，衣裳都穿倒了。之后的“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也直接表达了诗人不愿出仕的决心。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既是指为人，也是指写诗。陶渊明写诗就像他的为人，十分率真，从不掩饰内心的喜怒哀乐，不刻意追求某种预定的效果，读者在诗中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二是陶渊明归田后不久创作的，这首诗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诗人刚刚归隐田园时的生活和心情。“种豆南山下”并且“带月荷锄归”，这说明诗人是认真地参加了农业生产，并不是做做样子；“草盛豆苗稀”，这表明种植并不成功，但诗人毫不遮掩；“夕露沾我衣”，由此可见诗人还不完全适应早出晚归的农家生活，这正是他与真正农民的差别；“但使愿无违”，这是真挚地热爱自然，热爱农耕。陶渊明以一种与人谈心的方式，自然流露出了自己当时那种愉悦的、轻松的、充满希望的心情。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归隐后的闲适，例如“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也能够了解到他“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生活困境，陶渊明的心灵之门始终是向读者敞开的。张戒《岁寒堂诗话》评价陶诗说:“后人咏田园诗，虽极工巧，终莫能及”。这种后人莫能及的诗歌境界正是在陶渊明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三）平淡中显精奇

文学是想象的艺术。作为文学的体裁之一的诗歌，更需要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诗人的情感、想象和所塑造的形象，都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作家运用的语言不同，致使作品的艺术风格也不同。有的诗人，善于在语言上推敲，为了把诗写得更美，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有的诗人，就用大众语写诗，读起来通俗易懂，却有很强的感染力。在语言上讲究华丽的诗人，其诗歌风格便往往有绮丽的特色，而把大众语加以提炼后写出来的诗，就常常具有朴素的风格。李商隐与陶渊明便分别是这两种风格的代表人物。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华丽精工。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无题》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复蜡灯红。磋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这首诗对仗工整，遣词用字都极为严谨，因而显得音调和谐婉转，读起来琅琅上口。我们再以“相见时难别亦难”一诗为例，这是李商隐最有名的一首爱情诗。作者运用华丽的辞藻，塑造了生动优美的形象。特别是运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执着不渝的爱情，于是使这句诗成为千古名句。不可否认，李商隐的诗，由于作者善于锤炼语言，使他所选用的语言能更好地抒发情感，启发想象，塑造形象，因而创立了晚唐的绮丽精工，深情绵邀的诗歌风格。但由于他过于雕镂词藻，运用典故和僻字较多，使他的某些诗显示出隐晦的风格，不好理解。而翻开陶渊明的诗集，你便会发现，这儿又是另一番天地。农村俗事，田园风光，以及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恬静心情，都是通过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的。如《读山海经》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诗的语言能做到如此平淡、通俗易懂，确实是用“田家语”写诗了。即便是那些哲理性很强的诗句，如“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等，也都是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作诗运用雕琢的语言比较容易，而运用平淡、质朴的语言，并且具有感染力，却需更高的造诣。而陶渊明基本上是用平淡语言写诗，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他的作品虽然语言质朴平淡，但并不是淡而无味，而是像苏轼所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平淡之中有无限的丰采，质朴之中有深厚的情味。这种“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 《题意可诗后》）的艺术境界，正说明了陶诗的语言艺术的炉火纯青。他的《挽歌诗》其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里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是诗人预感到死亡将临时，写的绝笔诗。这首诗虽然运用的是朴素通俗的语言，但却传达出了深厚的意蕴，即他把死看成是自然规律并且能泰然处之，这能使我们感受到陶渊明的平和心态以及超越生死的达观。这也是陶诗平淡中显精奇的微妙之处。

陶诗语言之妙就在于把平淡与精奇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语言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加工过，实际上也是诗人经过仔细琢磨而创作出来的。陶诗语言技巧的真谛，就是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做到了使绮丽寓于朴素之中。因此，正是因为陶诗的语言朴实自然，而又不仅仅是朴实自然，从而使它能影响后代许多诗人。

二、陶诗所表现出的意境美

对于什么是意境，王国维的解释是:“何以为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元剧之文章》);还认为“上焉者意与境浑”，这是最好的意境，“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人间词话》)王国维还在《人间词话》中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特征，作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关于“无我之境”，王国维的解释是“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他所举的例子当中就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境界所内涵的美属于西方美学中“优美”的范畴，其美学特征可以用一个“静”字概括，王国维所谓的“惟于静中得之，’，是指“无我之境”是一种诗人在观照、创造过程中丝毫不受内在欲望和外界环境的干扰，在一种宁静超然的心态中所获得的境界，诗人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实现了物与我的合一。物与我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浑然无间，从而给人以和谐、静谧的审美愉悦。

翻阅《陶渊明集》，陶渊明抒情、写景、叙事，都别有妙趣，自成佳境，令人心旷神怡，使人得到最大的美的满足。而陶诗所构成的意境是具有独特之处的:

（一）陶诗的意境以写意为主，意与境浑。

诗人往往突破景物外在形象的局限，不注重外形的摹拟，而是以神写形，注重反映诗人的气质和神韵。因此，诗中所选取的景物，有时并不是实际存在的景物，而不过是诗人借以抒情的一种手段。如“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高鸟”，“游鱼”就是信手拈来之物，并非此时实有之景。即使是诗人眼中实际存在的景物，一旦被用于诗人的笔下，也是融入了诗人的某种主观色彩的，使之成为人化的自然。

（二）陶诗的意境充满了情趣。

胡应麟说陶诗“以趣为宗”(《诗蔽》)。清朝的温汝能也说:“陶诗多有真趣。”(《陶诗汇评》)因此，“真趣”标志着陶诗意境的重要美学特征。陶诗中的“真趣”，产生于诗人心中的“真意”。“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如《归田园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表现“真趣”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开头叙述自己崇尚自然的情怀，接着描绘田园村舍的风光，结尾抒发重返自然的喜悦，全篇浑然天成，意境深远。陶渊明在描绘田园的景物的时候，重在表现田园生活的意趣。陶诗所构成的意境的独特之处具体的表现为情、景、理的相互交融，和谐统一。文学作品不是纯粹的说理文章，陶渊明的“情”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笔下的客观环境，其中包括人、事和物，都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感受和情思，而不是客观的物象描绘，因此，它的作品情景交融，达到物我同一的浑化境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陶渊明追求个性独立，不同流俗，把自己混迹于官场的十三年看作“误落尘网”，而将归宿寄托于远离尘嚣的田园。现在他自觉地从官场退隐归田，有着脱出樊笼获得自由的感受，心情十分愉悦。与混浊的官场相比，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的宁静、美好，因此，他笔下的那十几亩田地，八九间草庐，屋前屋后的桃李和榆柳，还有深巷中的狗吠、桑树颠的鸡鸣，以及那远处隐隐的村落，近处农舍上袅袅的炊烟，无不充满生机，趣味盎然。这里出现的远景、近景、动景、静景，都被赋予了诗人情感的色彩，组成“人化的自然”画面。将景、情、理融为一体不仅以景悦人，以情感人，而且以理警人，给读者以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如《饮酒》诗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在点染了风景如画的南山景物之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这里诗人把对自然景物的观赏与自己领略的人生“真意”很自然地联系起来，即“意与境会”，于是不仅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优美的自然风光图，而且达到了景、情、理的和谐统一。

（三）陶诗的意境平淡、自然。

平淡的境界是一种超越尘世的从容、宁静，带有十分浓厚的哲理色彩。陶渊明把玄学以及佛学所追求的人生解脱融入到最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当中。他认为田园生活是获得人生解脱和感悟的最好途径。正因为这样，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陶渊明的笔下都显示出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 方 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己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诗就在狗吠深巷、鸡鸣桑树的境界中，在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生活中，感受到人生最高的解脱。天气佳，草木长，飞鸟还，这样一些平凡的自然景象也给人以无比愉悦的赏心之乐。陶诗艺术境界的特殊地方，就在于它把平凡的生活中所蕴含的美极为自然质朴地写了出来，同时又把它与玄学、佛学所要解决的人生解脱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使得这种艺术境界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意味。这就是陶诗的“平淡”的特色所在。没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切体验，和在达到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是不可能写出陶渊明这样的诗来的。

总而言之，这“平淡”的特征就在于彻悟人生的苦难，但又不否弃现世的人生，仍率真、质朴地肯定现世人生的美好，从日常的生活中去寻求心灵的满足和慰安。

陶诗的平淡，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单调乏味的平淡，陶诗平却平得有趣，淡却淡得有味。恰似略事修饰的纯朴乡姑，在平淡的外表下透出天然的秀姿。陶诗的平淡，就词藻而言，是不加雕饰，质朴无华，而其实却是极尽词采的纯净之美；就境界韵味而言，是一种平和淡泊、于世无争，心与自然合二为一的人生境界与洒脱精神，表现为一种宁静淡泊的自由境界。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诗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可谓言简意赅，恰到好处。

陶渊明的诗，虽然以平淡自然为主调，但是他也有豪迈雄健的一面。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关于陶渊明作品的艺术境界，鲁迅曾指出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⑩正因为在陶渊明身上有着对苦难人生的感慨、不平和爱恋，所以他的超脱和淡泊才更具感染力，而没有显得枯燥无味。虽然陶渊明写出“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两种风格的诗句，但毕竟后者是陶诗风格的主要方面，从而形成了陶诗的“平淡、自然”的境界。

喜爱陶诗的平淡自然，更爱诗人的那份宁静、淡泊、豁达的人生境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己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物质生活的满足，必然刺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然而，相当一部分人精神空虚，理想模糊，金钱至上，急功近利，并为此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精神麻木，心情浮躁，丧失了传统社会中最恬静的东西，甚至人性扭曲，使社会陷入文化危机和价值分裂。产生上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缺乏一种平和、宁静、淡泊的心态。因此，当今社会，更应该学习陶诗，学习诗人那种宁静、淡泊的心态，倾听心灵的声音，做最真、最好、最美的自己。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早日实现，人们的生活才能幸福安康！

注释：

①苏轼：《与苏辙书》 ②苏轼：《评韩柳诗》

③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

④ ⑤ ⑥ ⑦唐满先《陶渊明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第27页，第51页，第23页。

⑧转引自《陶渊明论集》，钟优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⑨刘勰的《文心雕龙》

⑩鲁迅：《题未定草》

第二篇：杜甫诗风格

一、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

• 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 例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二、杜诗风格的萧散自然。

• 风格的多样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在杜诗的多样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心境 • 例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鱼鸟自得其乐，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这些都是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产物。

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始终是其诗歌的主题。其诗风笼罩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

• 他的诗篇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 例如：

春望 •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诗的不同风格是如何让形成

• 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

1、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

2、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鄜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

总结

•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

• 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

• 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

第三篇：文学风格论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论

无论古今中外，大凡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是有着鲜明的个性，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的时期、地区，那些创作风格相似或相近的作家，又可能形成一定的文学流派；而那些具有较大势力的文学流派，则往往以其自觉的理论主张、艺术追求和创作实绩，在文学领域内掀起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这就是文学思潮。总之，文学风格、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乃是文学创作达到一定水平和境界所形成的重要现象。

一、文学风格的涵义

在文学史上，不同作家的作品在文风、趣味、情调、境界上往往是相去甚远、迥然不同的，李白与杜甫，一绮丽飘逸，一沉着典雅；鲁迅

与郭沫若，一冷凝犀利，一淋漓酣畅；巴尔扎克与雨果，一形象真切，一热情澎湃；米兰·昆德拉与萨特，一寓意深邃，一观念直露。而这一切，都是每个作家文学风格的表现。

中西方文论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风格的研究。在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就有“风格”一词，在希腊文中该词表示那种长度大于厚度的直线体，其中有一个含义是指写和画所使用的雕刻刀；罗马人吸收了这一含义，扩展为技巧、手法、笔迹的意思，在古罗马作家特伦斯、西塞罗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该词指组成文字的特定方式，进而指用文字装饰思想的特定方式。我国古代不大用“风格”一词，与之相对等的是风趣、风气、风神、滋味、格调等概念。那么，什么是文学风格呢？

文学风格是一个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概念，如果只是孤立地取出其中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因素而不及其余，势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风格，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１８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一篇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的“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这一命题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即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主观精神修养为根柢，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等。唯其如此，这一命题才赢得了后来许多人的认同，黑格尔说：“法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黑格尔：《美学》第１卷，第３７２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马克思也说：“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７页。）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也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意思也大致接近，较早是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后来宋濂在《林伯恭诗集序》中说：“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叶燮在《原诗》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说：“诗品出于人品”。以上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文学风格乃是以作者主观的人格修养为根基，作者的人格修养常常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何种人格修养作为根基，作品便会呈现出何种品位、趣味和格调。文学风格不仅以内在的人格修养为根基，而且要通过客观的、物化的形象和形式表现出来，缺少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文学风格仍然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文学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过程，因此文学风格乃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的产物，或者说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而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本身也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作家要形成风格，一件要事就是必须做到对于这种客观的艺术规律的顺应和契合。正像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作家在创作中如果采用不同的题材或体裁，则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表现工业题材与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风格不一，描写市民生活与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风格殊异，小说的风格不能与戏剧一致，诗歌的风格也总是与散文有不小的区别，这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如果他表现不同的题材，或采用不同的体裁，最终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也会迥异其趣。瑞士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同一作家的两部作品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之下，很难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重新认识那位曾经写作戏剧的创造者。„„另外一个明显的例是歌德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和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这些年代各式各样的抒情诗。假如我们利用这种解释来帮助，说这刚好是关系到各种不同类别的作品的事情，让风格的差异可以理解，那么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在各种类别中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第３７２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但是不管这客观的方面如何切要，它也不能是孤立存在、与主观因素相睽离的，而是必须始终受到作家内在的人格修养统摄的，客观的艺术规律只是在作家人格修养的规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只是受到作家情感和智慧的灌注才能显得光彩熠熠。德国学者威格纳特将风格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比成衣服和肢体的关系，他说：“风格并非安装在思想实质上的没有生命的面具，它是面貌的生动表现，活的姿态的表现，它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灵魂产生出来的。或者，换言之，它只是实体的外服，一件覆体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却是由于起因于衣服所披盖的肢体的姿态；灵魂，再说一遍，只有灵魂才赋予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动作或姿态。”（威格纳特：《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文学风格论》第１５－１６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关于风格，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风格理解为文辞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亚里斯多德主要在修辞学的领域内讨论风格问题，古印度的毗首那他认为，风格只是连缀词句的特殊形式。我国古代文论也常常以文辞形式作为划分文学风格的依据，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由此可见，文辞形式确实是构成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仅此也还是不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那怕是同一种体裁形式，在表现不同的内容题材时，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试看下面的两首唐诗，一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一是王昌龄的《塞下曲》：

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虽然这二者均属五言律诗，但有谁能说它们的风格是一样的呢？另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同属散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契诃夫的《海鸥》虽然同属戏剧，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虽然同属小说，但其风格都是相去甚远的。可见在文学风格的概念中在肯定形式的意义的同时还不能排除内容的作用，毋宁说文学风格恰恰是内容与形式的水乳交融。在这一点上，前苏联学者米·赫拉普钦科的一段论述值得首肯，他说：“艺术作品的风格组织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形式的独特性，而且还有内容的某些方面的独特性。人们经常称为形式的东西——诗情语言、情节、结构法、韵律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一般意义上，都包含在风格之中，可是，除此之外，风格还包括揭示思想、主题的特点，对人物的描写，艺术作品的语气的因素。„„应该着重指出：标志出风格来的，不是这些或那些个别的形式和内容的因素本身，而是它们的‘融合体'的特殊性质。”（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第１４１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对什么是文学风格下一个定义了：文学风格从本质上说，是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的有机融合体，它是作家在主观方面的个人独特性在创作过程及其物化的成果——作品中的体现，它不但在作品的形式上，而且也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出来。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一般作家虽然在创作上都可能显示出某种个性特点，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风格是较高的、甚至最高的要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称得上风格的个性特点起码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这种个性特点具有开创意义，它必须成为某种起点，并有力地影响着以后的文学风尚，像李白、杜甫的诗，辛弃疾、李清照的词，关汉卿、王实甫的戏曲，都曾起过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从而都是有风格的。二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非常鲜明和清晰，它不应是含糊不清、朦胧暧昧的，而应是让人不假思索和一目了然的。鲁迅在３０年代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在发表杂文时常常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但是无论是广大读者还是国民党文化特务，仍然能够分辨出他的作品，正说明了其杂文创作有着极其鲜明的风格。三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贯串在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不能说一个作家写了一两篇有特点的作品就有了风格，风格应是一个作家的一批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像海明威“硬汉小说”的风格就不只是靠一两篇作品确立的，而是靠《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一大批作品而蔚为大观的。正因为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所以文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达到较高境界的尺度，无论哪一个作家，都应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最高目标，说一个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或说一部作品显示了某种风格，对于这一作家、作品乃是一种最高的褒奖。

二、文学风格的成因

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总的说来，主要有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实际起作用的时候，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的，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将其分开来加以分析。

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军事斗争、阶级状况、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等都可能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产生制约作用，并最终在文学风格上体现出来。例如所谓“魏晋风骨”，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形成的一代诗风。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各个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民不聊生、饿莩遍地。由于农民起义的有力打击，汉王朝的统治行将崩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在这失序的社会状态中却解除了思想禁锢，滋生了离经叛道的倾向，敢于直接暴露社会黑暗，大胆表达内心意愿，于是他们往往击节高歌、直抒胸臆，其作品勃发出慷慨多气、悲怆激越的风致，形成了特有的风力和气骨，表现出刘勰所说的“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涌现了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试看曹操的《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中不难了解所谓“魏晋风骨”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因果关系。再如法国１８世纪启蒙文学以浓厚的哲理意味而形成鲜明的风格，便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以推翻封建统治和破除神学伪说为己任，以照亮思想、启发理性为宗旨，标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将理性悬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崇尚自然、崇尚人性，主张在现实中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而当时一批启蒙运动的斗士也就是作家，他们都致力于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对深奥难解的哲学道理加以阐释，做了大量普及和推广的工作，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封建贵族和宗教迷信，因此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波斯人信札》、《布鲁图斯》、《拉摩的侄儿》、《爱弥儿》等作品哲理化风格的形成，便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点，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整个文化氛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种种个人原因也是影响文学风格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作家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个人的气质、性格等因素。例如作家的思想观念就是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成因。文学风格总是包含着作家的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美学、艺术等方面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苏轼

和辛弃疾

都是宋代著名词人，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入豪放一派，但是细玩其风格，却又甚为判然，相比之下，苏词更加旷达超脱、潇洒自如，辛词更加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这只须比较下面两首词便可见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如果深究这二者风格的殊异，则可追溯到二人的思想根基，在苏轼的旷达情趣中更多表现出佛道二家的出世思想，在辛弃疾的愤激心情中则更多流露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又如作家的气质、性格对于文学风格的影响也颇为显然，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是父子兄弟，写出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风格迥异的，恰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不能以移子弟。”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写的是同一桩事情，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红楼梦》第７０回写暮春之际，大观园众姐妹结社填词，虽然都以柳絮为题，但词风互异其趣。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忍淹留！的《唐多令》写道：

薛宝钗 的《临江仙》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 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前词托物言情，写得缠绵悲戚；后词翻出新意，写得雄心勃勃，这正是黛玉、宝钗二人个性的折射。

必须指出的是，从上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出发只是揭示了文学风格形成的社会学根源，还不足以说明文学风格形成的心理学根源。文学风格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它的形成还有着特定的心理基础。

在风格研究中曾经盛行过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风格的形成是出于在审美活动中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斯宾塞说：“决定选词和用词的一切规则的基础，我们认为是这样一个主要的要求，即珍惜你的注意力”。俄国历史文化学派文论家亚·维谢洛夫斯基也对此表示首肯，他说：“风格的优点恰恰在于，它能以尽可能最少的词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思想。”但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事情并不像节约心灵力量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因为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是建立在习惯成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一旦人的感觉和动作变成习惯性、自动化了，那么感觉便将趋于迟钝，动作也将变得带有机械性了，这恰恰不利于形成风格，而是走到了风格的反面。据此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陌生化”的原则，即通过结构布局、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等形式因素的颠倒、重叠、浓缩、扭曲、强化、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使人从麻痹、迟钝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就是风格产生的心理机制，什克洛夫斯基据此断言：“我个人认为，凡是有风格的地方，几乎都存在陌生化手法。”（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１３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艺术心理学家维戈茨基的赞同，他明确指出，斯宾塞所提出的节约心灵力量原则是不适用于艺术风格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恰恰遵循的是相反的原则，他说：“至于艺术，那么占优势的恰恰是相反的原则，即神经能量舒泄的消耗和耗费；我们知道，这种舒泄和消耗越多，艺术就越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我们的审美反应，首先是作为破坏而非保存我们的神经能量的反应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它像爆炸，而不像斤斤计较的节约。”（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第２６８页。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什克洛夫斯基和维戈茨基对于风格的心理基础的揭示可以在前人大量的论述中得到印证，叶燮说过：“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叶燮：《原诗》内篇。）由此可见，文学风格的心理背景其一大要义在于创新和突破，在于独创，在于首创。

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越是标新立异、嗜怪求僻就越有风格，一味求新而失却一定的规范和法度，则势必流于混乱无序和摇摆不定，缺乏必要的稳定和秩序，对于风格的形成只会产生消极作用。包世臣说：“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体调均，遍视数千万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谓之真异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颠倒条理，删节助字，务取诘屈，以眩读者。是何异自憾状貌之无以过人，而抉目截耳，折节 胁，蹒行于市，而矜诩其有异于人人也耶？”（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这样，就文学风格而言，就有两种倾向必须避免，一是踵陈习旧，乃有剿袭雷同之弊，一是追新逐异，乃有芜杂秽乱之病，二者皆不可取，看来有必要在这两极的中途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唯有这个度才是创立风格的最佳条件。关于这个问题，国外的一些理论值得借鉴，美国学者伯克霍夫提出这样一个公式： Ｍ＝Ｏ／Ｃ

其中Ｍ代表审美尺度，Ｏ代表有序性，Ｃ代表复杂性。按照这个公式，审美尺度（Ｍ）与有序性（Ｏ）成正比，与复杂性（Ｃ）成反比。前苏联学者艾依泽克则提出另一个公式，即：

Ｍ＝Ｏ×Ｃ

就是说，艺术感知和艺术享受的强度（Ｍ）与艺术现象的有序性（Ｏ）和复杂性（Ｃ）均成正比。（见鲍列夫：《美学》第２５０－２５１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总之，不管是哪种意见，文学风格的形成都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创新、变革）和有序性（规范、法度）相关，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真正揭示文学风格的心理成因。

三、文学风格的演变

如果说以上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影响着文学风格的产生的话，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旦这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文学风格最终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李商隐就很具代表性，据吴调公先生分析，李商隐七律诗的风格一生凡三变，即从早年应举时期的俊丽挺拔到中年求仕时期的婉丽深稳，再到晚年幕府生涯时期的凄丽悲凉。即使是晚年的凄丽悲凉风格亦数变，可以分四个阶段，一是在桂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他吸收了韩愈和杜甫的风格，把远方景物的萧森情境和仕途偃蹇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突出了晦冥萧瑟的风格；二是离开桂州在长安小住阶段，由于获得当时政治中心的一些见闻，他的爱国忧时心情重新燃烧起来，这一阶段的诗歌亢亮郁苍与高华浑朴兼而有之；三是在徐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为代表的诗作兴会淋漓代替了忧思婉转，慷慨高歌代替了如泣如诉；四是其妻王氏死亡，严重的精神打击使其诗风产生了急遽变化，以回顾生平的杰作《锦瑟》为此期的代表作，从高昂健拔转入凄苦酸楚，比起此前的忧郁萧瑟更加深了一步。由此可见，李商隐

晚年诗歌的每一次风格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个人遭遇息息相关。（吴调公：《李商隐研究》第６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文学风格的演变往往是作家创作活力的表现。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是如果他一经形成某种风格，便就此固定下来，裹足不前，那么势必不断地重复自己，蹈袭自己旧日的足迹，尽管在创作水平上可能有所提高、有所前进，但毕竟使人感到似曾相识，感到单调、乏味，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再可口的美味佳肴缺少变化也会吃腻。因此作家不仅简单重复别人的风格不行，即使简单重复自己的风格也是不可取的。王蒙

说：“一个青年作家以为自己的路子已经成功了，‘定'下来了，不要轻易改变了。一旦这样固定下来，按既定风格写，就会走上写姊妹篇的窄路，一、二、三、四，连写几篇，风格乎风格也，彼此模样相仿，不但是嫡亲姐妹甚至像孪生姊妹，读者的兴趣就会逐渐凉下来。”（王蒙：《论风格》，《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４３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师大都是在创作风格的不断演变中确立自己的崇高地位的，巴尔扎克的创作以写实风格著称，但是也曾写过像《驴皮记》这样带有荒诞意味的作品；鲁迅在创作《呐喊》、《彷徨》之前也有一个从浪漫风格向写实风格转变的过程，之后又过渡到《故事新编》借古讽今的速写和漫画风格。如果他们的创作风格始终如一的话，那倒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可能他们的创作成就也不会达到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高度，起码也要逊色一些。

对于不同作家来说，文学风格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发展并不是相同的。有的作家其风格更加趋于成熟，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格调和境界更高，在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也更高，如普希金，由于早年受到十二月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张扬民主思想、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如《自由颂》、《致恰尔达耶夫》、《致大海》等，在这些作品中回荡着理想和激情的音调；后来他因思想激进而被流放和幽禁，接触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开始注意俄国的农民问题，同时他大量搜集民间故事、民歌和童话传说，钻研俄国历史，创作风格开始向平实、朴素转化，写出了像《杜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的演变也有相反的情况，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等而下之，格调和境界一落千丈，如果戈理，他开辟了俄国文学中的讽刺艺术的先河，像《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以泼辣、犀利的笔触对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官僚、政客、地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然而到了晚年，由于思想矛盾的加剧，同时也由于受到斯拉夫思想的影响，虽然意识到农奴制崩溃的不可挽回，但又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力图将俄国推向古代宗法制社会，他的文学创作也转向阴郁沉闷和悲观失望，最后甚至在极度的苦闷中自己将《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当然在这一变化中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恶化，长年折磨他的癫痫病的加重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四、文学风格的艺术辩证法

文学风格的表现方式和变化过程往往受到多种矛盾的牵制，而历来文学风格恰恰是在这多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不断发展的，表现出丰富的艺术辩证法，对于这种艺术辩证法的探讨和把握，将对促进文学风格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文学风格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统一。

文学风格一共有多少种？这可能是无法罗列穷尽的。以我国古代文论为例，曹丕《典论论文》分为４种（“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分为８种（“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皎然《诗式》分为１９种，即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更有甚者，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竟分为２４种！即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然而风格的分类肯定还可以再深入和细密下去。这种情况正说明了文学风格具有多样性。

文学风格的多样性首先来自作家个人个性气质的多样性。前面讲到，影响文学风格的因素之一是作家个人的气质性格，而作家的气质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势必使得文学风格呈现出多样性。关于这个问题李贽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李贽：《读律肤说》，《焚书》卷３。）就拿唐诗来说，既有《春江花月夜》的华丽典雅，又有《登幽州台歌》的悲酸苍凉，既有《北征》的平易直白，又有《蜀道难》的雄浑奇崛。既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闲适安逸，又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寥廓，既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清新明快，又有“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奇特精巧。而这多种多样风格的形成，都与作者个人的自然性情不无关系。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作品所采用的题材的多样性。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题材是丰富多采、摇曳多姿的，因之表现这些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只有同一种风格。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和熟悉的领域，因而他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不同，其风格特色也就迥异其趣，他说：“他们对自己面前遇到的一切任何形象并不是同样乐意地用来填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目光特别仔细地审视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个生活领域的特点。„„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于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情感和行为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故事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５辑，第１６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描写心理活动的题材是如此，描写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题材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描绘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应有雄浑劲健的风格与之相应，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波澜应有细腻委婉的风格与之相应，歌颂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适宜用高亢激昂的格调，刻划普普通通的凡人小事则适宜用平实素朴的格调。

提倡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是促进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前提，它鼓励作家去描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和内容，用符合自己个性禀赋的方式去进行创作，通过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审美理想，这是与那种给作家套上种种思想禁锢，为文学创作划定种种禁区的做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严重钳制时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７页。）应该说，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无论文学风格如何丰富多样，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的文学仍然具有某些带主导性的风格，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仍然存在着某种同一性，这是由这一时代的民族、阶级所处的特定矛盾、所流布的精神气候、所涌动的思想情绪、所盛行的趣味风尚决定的。这时无论作家所反映的客观生活，还是作家个人的思想情绪，都包含着某些趋同的方面，这就是文学风格尽管丰富多样但仍然不失其同一性的原因。雪莱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原序》。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创造物。最最卓越的人物也无法逃脱这种支配。荷马和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维吉尔和贺拉斯，但丁和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和佛莱却，屈莱顿和蒲伯，都有类似之处”。（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原序》。《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第１３８－１３９页。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要说明的是雪莱这里所对举的若干人物都是时代相近、国籍相同的伟大作家，他们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彼此相通的共性。我国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譬如南宋时期，外族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山河破碎，家国沦丧，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不能不成为当时的进步作家忧心的头等大事，而南宋王朝采取的投降主义政策压制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热情，加剧了民族的深重灾难，这就导致当时的文学创作蔚成了慷慨激昂、悲愤激越的主旋律，像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爱国词人的作品就是如此，如“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这些千古佳句尽管仍然不失个人的明显特点，但在风格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同一性。其次，文学风格是变易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如前所述，作家由于受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的单调划一只能被视为才能欠缺的表现，正如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个成功的作家在一生的创作道路上往往要经历多种风格的嬗递，这种风格的变易性正是他艺术生命生生不息、辉光日新的表现。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管一个作家的风格如何变化，只要他的创作是发自内心，出于他真实的个性，最终仍然能够从中寻得一以贯之的方面，找到它们相互钩搭连环的某些迹象，就像猎犬总是能够循着猎物所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的踪迹一样。这就是说，不管作家的风格千变万化，在其不同的风格中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因为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出发点——“风格就是人”，再多变化的风格也是出于作家的自我，最终都是在这一点上得到联结。例如王蒙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其中有一些篇目如《风筝飘带》、《蝴蝶》、《布礼》、《春之声》等，曾以被评论界称为“意识流”的奇特风格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王蒙来说，这种新的风格却不是九天落花、无由而至的，它的渊源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５０年代初他写《青春万岁》的年月。《青春万岁》第３４节就写得颇为出格，整整一节完全离开了人物和故事，来了一大篇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旁白。据王蒙自己讲，这样做是因为写了那么多中学生的生活画面以后，想跳出来，拉开“距离”看一看全景、远景和中景，这样，不论是在思想意义上还是在审美心理上，都会比一味地沉浸在人物故事中不能自拔更丰富，更多给人一点东西，而这恰恰与３０年后《布礼》等作品的风格相通：“《布礼》中时间的跳跃，除了是否意识流可供讨论以外，其实，也是造成距离感的一种手段。”（《王蒙致高行健》，《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第４４４－４４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王蒙也讲过：“重视艺术联想，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早在没有看到过任何意识流小说、甚至不知道意识流这个名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主张了。”他论述这方面主张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写于１９６２年。（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４６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可见王蒙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所发生的风格嬗变原是在其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埋下了很深的根由，从这一点上看，日后像《布礼》等带有“意识流”风格的作品的出现并不是不可思议、无迹可求的，而是往日的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合乎规律的延续。

当然，就像液态的水变成水蒸汽不仅需要不断地加温，而且需要到达沸点那样，虽然从水到水蒸汽的变化是一个连续过程，但毕竟是从渐变走向了突变，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文学风格的变化亦然，从一种风格的萌芽到真正形成，也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还是以王蒙的创作为例，他的“意识流”小说风格的真正形成，固然有着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伏笔，但最后在新时期蔚为大观，则是得力于新的时代条件，得力于适宜的精神气候，总的说来，一是新时期以来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到处呈现出斑驳绚烂的色彩，雄浑多样的音响，变化多端的节奏，而这一切都呼唤着文学以新的手法和新的形式来加以表现；二是经过“十年**”以后，人们受到压抑和钳制的心灵世界迫切地需要得到抒发，人们的心理矛盾和灵魂的撞击需要得到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悲酸和苦涩需要得到倾诉，人们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需要得到描述，这一切又要求文学改变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层面；三是种种思想禁区被打破，国外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意识流作品的大量翻译引进，为作家的借鉴吸收和为我所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蒙小说的创作风格才有可能在保持其总体的连续性基础上实现从渐变向突变的飞跃。

第四篇：浅析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特征

浅析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特征

摘要：印象主义是19世纪末在欧洲文化活动中心巴黎萌生的一种艺术风格。印象派艺术家的活动虽然属于19世纪的范畴，但是他们所探寻的这种新语言、新风格，却意味着同浪漫主义的一些传统形式与风格的决裂，并为19世纪以“现代派”面目出现的各种艺术做好了准备，因此，印象派很自然地成为连接两个世纪的纽带。德彪西和拉威尔等音乐家的音乐是在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彪西独创的风格被西方音乐史概括为印象主义音乐，并称他为印象主义音乐的创始人。

关键词：德彪西 拉威尔 印象派 印象主义产生的背景因素及风格特征

一．从德彪西的作品看印象主义音乐风格

代表作《牧神午后》、《大海》、《月光》、《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木偶的步态舞》

1.《牧神午后》 ：在听每首曲子之前，我都会想象一下作曲家会用什么样的乐器表现曲子，脑海中会出现一个画面，并且用一个故事自己来编写一下剧情，在听曲子的过程当中也会跟着音乐想象画面。乐曲开始的部分，简单而无伴奏的长笛所吹出的旋律，仿佛是画布上刻画的十分分明的线条，它显然是表现了诗人马拉美笔下的牧神所吹奏的洋洋曲调。在听第一遍的时候能感受到大自然空灵的美妙。在听第二遍的时候能听到一串串流水般的竖琴声，听着变化多端的旋律很快就融入温暖的圆号和木管中去。乐队的色彩纤丽而细腻弦乐分声部奏出轻轻颤动的震音。整个音乐使人感到波光粼粼，阳光明媚，暖意袭人，微风吹拂，牧神昏昏欲睡，梦境消逝在稀薄的空气中。而这首曲子正好体现了印象派的音乐注重的是和声的色彩变化,强调朦胧感的效果。这首梦幻一般的交响诗是德彪西的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印象主义作品。德彪西通过这一音诗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他的音乐是受他的朋友马拉美的著名诗篇《牧神午后》启发而写的。而印象主义的风格特征就是表现意像中的景色，就像莫奈的日出印象，表现的是一种朦胧的美。在音乐上德彪西就把具象的诗篇抽象化，写出了梦境一般的飘逸，空幻的音乐。

2.《大海》 ：没听音乐之前我心中的大海是辽阔无边，安静悠远的一个场景，很多歌曲中也描绘了大海的景象和我对大海的向往。在听了德彪西的大海后，我感受到了大海的变幻无穷。乐曲的开始描绘了黎明前大海的安详。中间高潮部分描绘了大海的苏醒。最后部分又描绘了大海的变化。在《大海》中体现的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是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感知印象用音乐加以客观描述，给人造成了一种视觉和听觉相结合的感受。从内容上讲音乐虽然是作曲家本人的主观体现，但描绘了一定的具体内容从音乐自身的音效来说，印象派利用了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特殊音效组合，着重了音效的表现效果，这种音效的美则符合“自律论”的观点。印象派大师德彪西在对《大海》的创作上表现了一种朦胧之美。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月光》 ：（对比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来分析。“简单”是我对月光主旋律的第一印象。完全是对画面的描写，而没有任何玄技的色彩。朴实无华，却仍然美不胜收。

《月光》是德彪西的钢琴协奏曲，在音乐作品中，《月光》让人最先想到的是贝多芬的作品，然而这却是历史与他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贝氏原作并无月光这一标题但雷尔斯塔勃因乐曲第一乐章而想到了卢塞恩湖上的月光，所以才定名为“月光”。德彪西的月光原属《贝加莫组曲》第三乐章，但作品实在太美了，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它单独演奏，久而久之便忘了其真正出处。如果说贝多芬的月光使书写一种月光下的心情，那德彪西的月光则更像是在描写那月色的纯白。旋律可以说是音乐的灵魂。德彪西在旋律上的朴实无华是他值得称道的一大特点。

作为印象派音乐的鼻祖，德彪西的音乐作品可称是名副其实的“音画”.人们对王维的诗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借用这一评价，德彪西的作品可以当之无愧的称“曲中有画，画中有曲”了。然而要做到这一步又谈何容易：曲是流动的，画是凝固的瞬景。大师毕竟是大师，他放弃了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们以富有歌唱性的旋律作为其表现手法，转而汲取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绘画派的技巧，并将之实践于自己的作品中，以朦胧，有多指向的旋律让听者进行音和画的重构。代表作中最典型的体现这一方式的便是《月光》。也正因为《月光》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以至于到今天，现代派的作曲家仍未能写出广为流传的描绘月光的作品。

如果说“静”是贝多芬月光的最大特点的话，那么“动”便是德彪西月光的精髓所在。在他的音乐里，月光如水般倾泄，缓缓流淌，充盈整个房间。德彪西的音符是有些离散的，打散了旋律然而散而不乱，像是溢出的水银在地板或是台阶上走走停停。每一个音符，都给你充分的想象空间。对于这首印象派的名曲，笔者所能诉诸于笔端的，无非是如下一些非常空泛的整体“印象”：所谓“月光”，对于法国著名作曲家德彪西而言，似乎既有外视之景致的意识印象，又有内心之思绪的波澜起伏。

4.《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刚看到曲名时让人联想到优雅，美丽，青春的少女。音乐也应该是悠扬的青春的。听了后是灵动的钢琴曲，德彪西运用钢琴音响色彩调色板上的一切手段，创造了新颖独特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系列别有情致的音乐形象，扩展了“前奏曲”的表现领域。乐曲一开始就呈现出清新而优美的具有五声调式特点的主题，流畅的旋律和着轻松的的三拍子节奏微微起伏，温柔宁静中透出少女那充满憧憬和幻想的微笑。在四度、五度并行的和弦组成的调式和声形成的和谐气氛中，这一抒情的主题进一步发展和再现，最后在清新柔美的气氛中结束。整首作品短小精致，细腻入微，委婉动人，汇集了印象主义音乐的突出特点。通过具有东方色彩的五声音调,刻画出一位清纯的少女形象。主题旋律线条清晰,富于歌唱性,音乐轻柔,飘逸,朦胧,是典型的“印象主义”音乐风格。这首曲子很抒情，给人的感受也很舒服。这就是印象主义的意向法，由音乐使人能联想到很多丰富的内容。

5.《木偶的步态舞》﹕音乐通过成人的眼光描绘了儿童天真烂漫的天地，这是德彪西相对通俗的一首作品。是德彪西为自己第二个妻子艾玛·巴尔达克所生的女儿巧巧创作的，表示父亲对女儿的真切爱意。

这是一首管弦乐合奏曲，音乐时而炽热奔放，时而温存柔弱，时而夸张模仿，时而诙谐幽默，顽皮的音乐表现木偶的步态，我们能够感受到此时木偶很快乐，在欣赏乐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包括“优美”、“愉悦”在内的你能想到的一切情绪体验，但“顽皮”应是音乐总体的情绪。乐曲写一个木偶跳舞的滑稽形象。这个木偶外形怪诞，皮肤是黑色的，眼睛是红色的，蓬头垢面。在作曲家想像中，它是一个美洲黑人木偶。所以选用美洲黑人糕饼舞音乐的节奏，切分音和带断音的八分音符为其特点。糕饼舞是当时美洲黑人最爱跳的一种舞蹈。闲暇时，他们经常举行舞蹈比赛，谁的舞姿好，就奖以糕饼，因此得名。儿童的音乐更加富有童真和亲情。

二．从拉威尔的作品看印象主义音乐风格

代表作：《西班牙狂想曲》、《鹅妈妈》组曲

这首曲子，很奔放的风格，嘹亮的小号像一个斗牛士一样伴着强烈的节奏紧张地闯入，而后又回到了由英国管的独自吹出的引起回忆的曲调。谈到西班牙音乐，我们就会想到节奏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宫廷音乐也是如此。“夜的前奏曲”以朦胧的雾霭和若隐若现的弦乐下行音型的吟咏开场，最后在渐弱的温柔的 单簧管独奏中结束。突然整个管弦乐队强力的爆发冲破了云雾。最为与众不同的是管弦乐队先与单簧管、后与大管风趣的二重奏。在末乐章，每一个小节的节拍与速度都表现出节奏是至高的。只有在中间插入的慢乐段，作曲家才得以表现他旋律性的手法，再次在蹒跚的节奏下由英国管和单簧管营造出阴郁的气氛。我们 可以感觉到地中海北岸寒冷的西北风以不受约束的活力渐渐地变得温暖了。华美2.《鹅妈妈》﹕拉威尔在1909年为他的好朋友哥台勃斯基的两个孩子创作的《鹅妈妈》组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儿童组曲——采用儿童题材、为儿童创作、供儿童演奏。《鹅妈妈》作为一部地道的儿童组曲，似乎只差作曲者不是儿童了。但拉威尔告诉我们：“我写这部组曲，目的是要唤起童年时代的诗意，因此手法就必须单纯，一切表面的效果只好摒弃不用。”可见作曲家也是怀着一颗童心来创作的。在这套组曲中并么样光彩夺目的乐句或令人头晕目眩的进行，也没有1.《西班牙狂想曲》 ：这是典型的西班牙式舞曲，一听前奏就让人记住了 的弦乐、打击乐、强有力的铜管、响板和节奏热情精力充沛的集成曲布满了画面。复杂的和弦堆积与豪华表现。为了便于作者的“小朋友们”得以首次当众演奏这组“童话”音乐，这些乐曲的织体清晰、透明，演奏起来也不困难，但是其中生动的想象和无尽的新意，典雅的画面和朴实的叙述，复杂的和声语言和精细入微的色调变化，不但在儿童听众中、而且在成人听众中也唤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三．德彪西，拉威尔诠释的印象主义

德彪西的世界充满了朦胧的月光、水中的倒影、无言的激情、发人深思的象征、含而不露的思想以及欲语还休的言词，他的印象派音乐正如同一时代的印象派绘画那样，用鲜艳的色彩玩着光与影的游戏。

德彪西一直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作曲家。作为印象派的创始人，他在浪漫主义向印象派的过渡时期起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贝加莫组曲》中的第三首《月光》更是德彪西代表作中的力作。我最早认识德彪西就是通过月光，相信像我这样结识德彪西的不在少数。可以说，这首力作已经成为了与作者的名字具有相同地位的名片式的作品。初听《月光》已经是高中时期，当初只觉得此曲如画，充满了诗情画意，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零星散乱而又不失章法的旋律，将月光婆娑，万籁俱静的场面描摹的淋漓尽致。听的人很难把握其标准的速度和节拍。音乐之间可以感受到节奏的进行，但若真的静下心来仔细寻找每一个拍点，他们却又无影无踪了。不得不让人感叹德彪西对复合拍炉火纯青的运用，摇摆中的平衡，零乱中的稳定让人充分的领略了不对称的美感。德彪西的音乐表现为旋律简短零碎,结构自由模糊,和声色彩斑斓,织体纤细精巧,配器细腻透明,力度层次渐变,音色丰富多变等特点.他打破了西欧几百年来的传统模式,创造了一种朦胧、飘逸、空幻、透明、幽静、纤细、优美、雅致的音乐音响,他的音乐给后代作曲家以启示,为20世纪的音乐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拉威尔的印象主义更偏向于古典风格，对于音乐的描述不注重音乐的外部而注重音乐的本质和浓郁的色彩，更加注重真挚的情感。拉威尔同样也追求乐思的自由，但他几乎留在古典主义艺术的框架内，同古典传统保持联系。拉威尔的音乐都有明亮的色彩并且更加注重演奏的效果。拉威尔的钢琴创作逐渐摆脱印象主义的束缚回归古典主义，并用一些富有独创性的和弦丰富了古典主义印象。四．总结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特征（结合本专业）

我们自己的专业就临摹过印象派大师的作品，对印象派风格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在临摹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作者作品的意境，通过绘画手法的对比也可以发现印象派的风格与其他的不同。印象派音乐与绘画是互相影响的，在听印象派音乐时画的印象也展现在眼前。站在美术的角度上可以发现绘画与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处。用绘画表现印象主义，印象派画家的风景画，把过去被忽略的许多现实的色调变为众所共有的财富，这无疑是印象主义作出的巨大贡献。绘画是通过色彩，画笔表现作者心中的世界和思绪。音乐则是通过不同的乐器来表现生动的画面感。像印象派绘画一样，印象派音乐的主角是音响和音色。为了让色彩效果得以在音乐作品中突出起作用，印象派作曲家大胆地对十九世纪后半叶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和形式提出挑战：用织体、色彩和响度以取代发展，他们还认为音乐只能暗示或者提供一种意象或心境，不必要去转述一则故事或者字面的含义。他们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在和声方面利用音的各种新的结合和这些非常复杂的和弦的连接，而创造出不断闪烁的强烈色彩，就像印象派绘画的纯色并列一样。印象派作曲家为了突出音乐的恬淡、纤巧、妩媚、甚至带点伤感等情调，爱用弱奏和极弱奏，乐曲中的力度高潮大多只是短暂的闪现。至于旋律方面.在器乐作品中往往没有大段的旋律，而是一些互不连贯的短小动机的瞬息自由飘浮，其中变化多于稳定，正如德彪西所说，旋律的连绵进行从不被任何东西打断，而且永远不回复它的本来面目。印象主义的风格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理解也可以联系自身所学的知识来浅析一下我们心目中的印象主义音乐风格。

第五篇：论明清家具设计的风格与特征论文

1明清家具的艺术文化特色

至明清两代，家具制作技艺在宋代小木作工艺基础上逐渐成熟，表现出造型大方，结构科学严谨、线条简洁流畅、做工精湛、用料考究、造型典雅和尺寸与比例科学合理等特点，具有以下三大艺术特色：1)造型大方，线条简练流畅，雕饰精美典雅，是由帝王及文人参与设计，工匠的世代延传及实际经验的积累形成体系，在造型、实用、审美、生活与艺术的结合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国乃至世界家具史上的经典之作，较为著名的有京作、苏作、广作等风格体系。2)材质与工艺讲究，大多选用优质珍贵的木材制作，在选料方面极为严格，一些其他材质(如宝石、象牙、珊瑚、大理石等)也被广为采用。制作和雕刻、镶嵌工艺务求尽善尽美，达到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顶峰。明清家具在木料的选择上非常讲究，在这点上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相比的，其选择的木材大多是坚实耐用、花纹美丽的硬木，其中许多是珍稀名贵树种。根据木材的硬度可分为三大类：硬木类，如紫檀、黄花梨、乌木、鸡翅木、酸枝木、铁力木等，俗称红木；中硬度类，如榉木、榆木、柚木等，俗称柴木；软木类，如松木、杉木等。3)结构极为精练合理，合乎力学原理，榫卯务求精密，重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明代家具与清代家具在风格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明代家具具有鲜明的文人化倾向，更加注重突出家具造型简朴大方，线条简练流畅，色泽柔润，纹理美丽，结构科学，同时简练的雕刻及线脚和金属配件的使用更使得其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

清代家具与明代家具相比在造型艺术及风格上有很大区别，在造型上更强调威严厚重变化多端的视觉效果，装饰手法运用得更多更普遍了，如镶嵌、浮雕、透雕、漆金等，给人一种豪华艳丽、庄重富贵的感觉。清中晚期的家具明显受到了西方风格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中西结合风格的家具，但其总体而言成功的范例较少。明清家具的突出成就，基本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家具制作吸收木作建筑中的力学原理，研究并发展其中的榫卯结构的特性，总结出多种多样的榫卯结构组合，把木制家具中的结构发挥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第二是精湛的工艺制作推动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使明清两代的家具成为家具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尤其清代在雕刻、漆艺、镶嵌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在工艺制作上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成为中国工艺美术最鼎盛的时期；第三，明代家具就已经开始注重家具各部件的形态、比例尺度与人体各部分的协调关系，这一点非常符合现代设计中的人体工程学原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因此，明代家具是集美学、科学及实用性于一体的艺术结晶。

2实践创作的构思和过程

明清家具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必然要进行运用和创新，实践创作的构思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传统家具中不同的风格流派、时代特征等开始，进行以下系列分析与创作：

1)创作方向定位。对于家具的定义百度百科里认为广义家具是指人类维持正常生活、从事生产实践和开展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类器具；狭义家具是指在生活、工作或社会实践中供人们坐、卧或支撑与贮存物品的一类器具与设备。在研究和创作过程中，由于传统家具的形式和内涵一直是我所喜爱的，这促使我对古典家具中的一些元素引发联想，是形式，是材质，是纹饰，是结构……，当所有的元素如文字或符号般在空间中游动随意组合时，我的创作意图变得明晰起来了，并将这种感受融入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形式追求里面，进而不住地强化和完善。我分别从明清传统家具、现代功能主义、板式家具、中国明清家具文化美学在现实中的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探索，以实际案例研究为基础，分析中国传统家具形制、传统审美价值等，决定以家具中的椅子为研究载体和创作对象，但是并不限于此，在创想过程中最终将课题研究方向定位为“家具中的家具”概念。

2)对椅子的平面解构式分析。把一个整体的家具进行分解，家具的各部件本身就是由抽象的直线、曲线、不规则形态及面等部件组成，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具有功能的团体，当家具的各个组件从整体中分离，那么便会失去其本身的功能及意义，对散落的家具构件进行重新的组合便会产生与原先不同的新的家具，我保留了原有家具元素的同时，有了体现新的视觉艺术的理念，这是一个形态与观念转变的过程(见图1、图2)。毕加索在结构主义中经常会运用这个理念对物象进行打碎重组，他的用意在于改变人们的观察方式与思维方式，一件物品呈现在观者面前的不仅仅只是它的外观，同时它的内部、底部，甚至断面这些人们无法在正常情况下观察到的形态一一呈现在观者的面前，画面变成了由物体散落的片段的组成，每一个细节与片段都是真实的，但组成在一起又是那么虚幻，这还是那个物体吗？无法回答是与不是，概念被模糊了，也被颠覆了。他的这种秩序重组的艺术理念显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告诉大家一切都可以重新创造，无论是静物还是人物，都可以忽略时间，空间，体积……艺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在国内，邵帆与艾未未在家具方面的设计理念应该是较为先锋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结构主义的影子，对家具的打碎重组是他们较为常用的手法，艾未未常常会运用多件中国传统古家具进行拼贴组合，往往呈现在观者面前的是古怪但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雕塑与家具的融合体，至于使用与功能方面，艾未未并没有理会这些，他的作品完全是艺术品而非日常用品，至于如何使用那是上帝的问题。如果说艾未未的作品里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的话，邵帆的作品就显得温和和优雅的多了，至少有一部分的作品他还是多多少少考虑了使用的功能。在他的作品中，优美的曲线和硬朗的转角大量运用，诙谐或严肃的主题使得作品显得轻松而明朗，通过把古典家具与现代家具进行对比与嫁接，突出了形式感的同时加强了展示效果。如果邵帆与艾未未的作品具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强调艺术性与主观的创作，而非从实用出发，这使他们设计的家具具有更多的创作空间和自由度，他们的作品在保留中国传统家具元素的基础上，一反儒家文化下的含蓄、文雅、内敛的传统家具面貌，突破了遵循对称、礼仪、威严的传统家具的束缚，使家具的形式变得更加突出，甚至有些张扬，但显示出了更为强烈的艺术与展示效果，在这点上更符合现代人的观赏方式与习惯，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传统家具的现代演绎方式。

3)由椅子引发的新概念“家具中的家具”。我想体现家具的构件在打碎重组过程中的一种构成的美，但与邵帆与艾未未的设计理念又有一些差别，他们更强调艺术性，作品往往倾向于雕塑或装置，对家具的功能性很少考虑，在这点上，我想尝试一下能否把功能、现代设计和传统元素进行融合。首先，采用中国传统家具中屏风的形式进行创作，屏风中的屏芯选用现代材料———有机玻璃，在两片有机玻璃之中放入被打碎重组后的家具模板，这些家具模板包括圈椅、官帽椅、交椅等，每一片模板均施以彩绘，彩绘来源于建筑彩画、陶瓷中的青花、纺织物的纹样等。我想体现家具概念的两个层面，即打碎重组后的家具意味着其功能丧失，但它的各部分的结构，形态是完整的，因此它的概念变的模糊了，它还是家具吗？就算是也只能是非功能家具了。在这个概念转换过程中，一些例子可以启发我们。如超现实主义大师马格利特在他的作品中绘制了一个烟斗，画面上用文字却这样写道：这不是烟斗。他想说明什么？也许也是在作概念改变的游戏。再如中国古人好像也喜欢模糊的东西，比如对玉的喜好，中国的奥运会奖牌就是采用了金包玉的形式，用的是昆仑玉，这种玉可能是最剔透的了，透的有些像玻璃，玉器专家却对这种玉评价不高，因为它太透明了，透的太直白，缺少含蓄朦胧模糊的感觉，更使人感觉像一块玻璃。在陶瓷艺术方面，宋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层次较高的朝代，这个时期的陶瓷———青瓷就体现了极强的文人化色彩，由于宋代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在“道可道，非常道”的理论支配下，青瓷强调是与不是之间的微妙变化，陶瓷的釉面呈色不能显得太绿，也不能太蓝，那样都不符合宋朝人的审美标准，需要的是绿中含着蓝，蓝中泛着绿的这种含糊朦胧的变化，故名青瓷，取“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含义。在创作构思里已被我定义为非功能家具的椅子，被嵌在具有明确功能的家具———屏风之中，这样我手中的椅子与屏风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概念上的反差，即非功能家具与功能家具并存的局面，因此我为这件作品起了一个名字：家具中的家具，这似乎想说明一个问题，即概念的冲突与模糊，面对这一局面，我似乎找到了我的语言。

3创作总结

家具无疑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部分。屏风在古时，是建筑物内部用于挡风的一种家具，所谓“屏其风也”，但更重要的一层的功能是体现礼仪，屏风形成独立的隔断，使空间变得相对私密起来，可以避免一些礼仪方面的失当。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材质以木框架为主，其内的装饰则多种多样，务求精美雅致，装饰手法有镶嵌、雕饰、书画、漆画等。在创作中我之所以选择以屏风为主题，是由于屏风作为室内重要的陈设家具的同时，它所承载的内容及独特的功能，无不体现出了中国古典家具中的浓厚的礼仪内涵，以强调礼仪威严而舍弃舒适的明清家具中，屏风在众多的家具中就显得独特而具代表性了。我在创作作品———屏风时的意图，是在任何方面和细节上都试图体现和借助传统家具的元素，在结构处理方式以传统形式的木结构作为框架，外形强调简练厚重，木框完全以榫卯结构连接制作，两扇之间用传统的铜合页进行连接，可以起到折叠和调整角度的作用，有机玻璃中间嵌彩绘的家具模板，利用有机玻璃的通透，避免遮挡太多的光线的同时又可以运用打散重组后的家具起到遮挡和隔断空间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物质层面，作品屏风起到遮挡和隔断空间的作用；但在精神层面，“椅子”还处在干涩的概念之中而缺乏鲜活感，于是我附加了一些彩绘的内容，它们如同注解般游离于椅子的构件之间，使人们在感受到美的同时，可以从屏风的内容里得到某种时空提示，使观者看到的不仅仅只是彩绘椅子模板，而是家具与古代生活相融合的具有生活化的活生生的家具，一些象征性或随意性的彩绘暗示或会引导观者不由自主地对古代的生活及场景进行想象或思考，如明清、民国时期等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情趣、礼仪、风俗等，那么器具则和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屏风中的执瓶佛手、祥云象征了宗教生活；假山石、青瓷、香炉象征了文人生活；裹脚鞋、锦缎象征了小女人的生活；鸟、蜻蜓、玉兰等象征了自然生活等。这些画面中很多彩绘的器物成为游离于家具模板间的符号或暗示，似乎诉说一个虚拟的曾经存在的生活，生命可以消融的背后文化传承着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