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矢不动悖论的一点感想

第一篇：关于飞矢不动悖论的一点感想

关于飞矢不动悖论的一点感想

这是几周前的事情了，第一次上哲学导论时，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芝诺悖论，其中就有这个飞矢不动的悖论：

芝诺问他的学生：“一支射出的箭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动的。”

“确实是这样，在每个人的眼里它都是动的。可是，这支箭在每一个瞬间里都有它的位置吗？”

“有的，老师。”

“在这一瞬间里，它占据的空间和它的体积一样吗？”

“有确定的位置，又占据着和自身体积一样大小的空间。”

“那么，在这一瞬间里，这支箭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不动的，老师。”

“这一瞬间是不动的，那么其他瞬间呢？”

“也是不动的，老师。”

“所以，射出去的箭是不动的。”

我感觉比较有意思，思考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由线性代数的一些观点类比一下。学过线代的都知道：一个线性空间，其性质之一就是维数。在我们生活中，三维的线性空间已可以基本满足我们对立体事物的描述。例如，只要给出给出一个直角坐标系（线代中是给出一组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飞矢每一个点在其中的坐标，而这些坐标就是在三维空间中对飞矢性质的描述，这个性质包括了它的体积、形状、以及位置，是可以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可是，三维空间所能表达的性质还是太少了，不能表现飞矢的运动情况。那么我们就给这个线性空间再加一个维数，姑且按爱因斯坦的理论给它加一个时间轴，那么利用微分等思想就很容易得到一个物体的速度，也就是说在四维空间中，射出的飞矢是有速度的，而且这个速度可求。当然四维空间不一定非要加时间轴，在此我只是类比一下。

将三维空间加一个维度，当这个维度是时间时，我们就可以在飞矢的立体性质之上得到更多的诸如速度之类的性质（我想这也许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吧）。相反的，如果我们再狭隘一点，将我们普遍使用的三维空间在去掉一个维度，那么飞矢在我们眼中就会退化成一个面，我们也不能得到它的体积了。所以如果我们局限在二维空间来看待这个问题，别说飞矢是不是静止的无法讨论，就连芝诺所说飞矢有它的体积这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因此，在我看来，飞矢不动悖论错误之处就在于芝诺是将四维空间能描述清楚地事情退化到三维空间去考虑，之后却要追究只有在原空间才能解释的问题，是注定得不到答案的。以上就是我用线性代数的一点知识对飞矢不动悖论的解释，纯属个人观点。

第二篇：节约悖论

节约悖论是卡恩斯最早提出来的，什么是节约悖论？根据凯恩斯的公民收入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看上去这个理论十分让人费解，怎么节约反而会使社会萧条，浪费使社会繁荣了？

对于这次央视提出的倡导的全民节约，众所周知，节俭是一种美德。从理论上讲，节俭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微观上分析，节俭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某个家庭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往往可以致富。然而，根据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节俭只会使收入减少，不会影响均衡储蓄。原因是在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萧条经济中，由于人们对未来预期不抱任何希望，大家都尽量多储蓄，但不愿意消费的心理和行为又会导致其收入继续下降。节俭减少了支出，迫使厂家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蓄。于是存在一个节约悖论：储蓄为个人致富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整个国家加大储蓄，将使整个社会陷入萧条和贫困。用更极端一点的话说：挥霍导致繁荣，节约导致萧条。

到底对于我国我们是节约好还是不节约好呢？其实个人认为，央视这次提出的全民节约指的并不是直接指的是节约消费，而是指的是节约我们的资源，我国的国情要求我们节约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努力解决资源不足的矛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主要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资源产出效率较低，节约潜力很大。目前，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

有了这样严峻的情况，央视提出全民节约并不与凯恩斯的节约悖论相矛盾，两个人提出的对象不同，一个是指消费而一个是指资源，消费并不是浪费。凯恩斯的理论中指的根本不是节约而是储蓄资本太大，没有将储蓄转为投资，无法提高和扩大生产力。如果片面的将央视的全民节约理解为节约消费，我想一旦很多人实行的话将会是我国的储蓄资金过大，从而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下降。

综上所诉我认为凯恩斯的节约悖论与这次央视倡导的全民节约并不相互矛盾，节约不等于不消费，我们要节约资源不浪费资源，消费在自己的范围内足够了。

第三篇：管理悖论（定稿）

《管理悖论》

一个小镇上有个理发师，他宣称“我只给那些不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该不该为自己理发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经典的悖论，仔细琢磨一下你就会发现，无论他给不给自己理发，都会违反自己的宣言。

理发师陷入了困境。

不幸的是，悖论不仅存在于故事当中。生活中，悖论无处不在。

如何与老板相处的比较融洽，而又能保持合适的距离（古人曰伴君如伴虎）？

如何与下属打成一片，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权威？

如何给客户充分的承诺，而又不损害公司的利益？

如何给员工充分的激励，而又保证自己的那一部分收入？

如何给子女良好的照顾，而又能让他/她们在生活中经历风雨的洗礼？

„„

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不确定性就构成了各种各样的“悖论”。人们总希望在早晨出门之前确切地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可惜至今我们的气象台做的仍然不够理想。

身处不确定的漩涡当中会让我们觉得痛苦，但正如老子所说，“有无相生”。“对确定性的迷恋阻碍我们对本质意义的探究，事实上，正是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人类开发出自己的潜能。”

对悖论的管理成为优秀企业与平庸企业的分水岭。

企业需要积极地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吗？当然。那么请注意，积极的变革恰恰需要稳定的基础。成功的管理者会在领导变革时牢牢把握那些促成稳定的关键因素，使之如灯塔一般引导组织前进。

企业文化重要吗？当然。企业文化通过对员工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对组织战略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企业文化改造的时候，又不能仅仅盯着企业文化本身。优秀的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的时候，更多地关注领导者的风范、企业的愿景以及组织内的竞争气氛的营造等。

“改造企业文化既要单刀直入，又要以迂为直”。这是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管理悖论》一书中指出的五大悖论管理原则之一。

既然悖论无处不在，听听顶尖咨询公司的专家们通过大量研究提炼出来的如何管理悖论的建议，应当是一件可以试试的事情。

推荐《管理悖论》，普华永道变革整合小组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第四篇：《双重悖论》读后感

《双重悖论》读后感

“双重悖论”一书的作者是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美国专家魏德安先生。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受住腐败加剧的考验而没有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国家，因而具有独特性。但通过中美对比，我们能发现中国的现状与美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量中国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腐败问题恶化、快速的系统性变革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例子。

第五篇：腐败源自悖论

从腐败看中国的政治悖论

这几日从网上看到许多网友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为此展开了大讨论，许多人认为某方面的腐败是其他方面腐败的根本。比方说司法腐败，教育腐败，道德腐败等等。但笔者以为，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大问题在几个方面的表现。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悖论问题（事实上，中国现阶段政治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存在着许多的深层次矛盾，而且，有许多是不可调和的，姑且称之为政治悖论）。下面详细的论述之。

一、权力悖论

许多网友在这个问题上困惑不解，为何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大众共享的权力却总也不能真正的成为大众手中的工具？为何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来十分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却总是在实践中走样？为什么中国的人治效力总是大于法制的效力？我在分析这个问

题之前，先简要分析一下权力的本质及其历史。

政治权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人类生产社会化，必须要有人担任组织协调的工作，而这种组织协调的表现方式必然是由少数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命令与指挥，为了保障协调，避免思想和利益的差异导致行动的差异，必须对不服从命令者有一定的强制措施，政权也由此产生。权力的这种表现形式天然的与大众对于权力的平等需求是一个悖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管理者之间也需要协调，由此而诞生了权力的层级结构。由于权力所固有的强制性，权力体系自身也存在着悖论，那就是权力本来产生的目的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却演变为必须依靠对上负责（也就是对少数人负责）的体制来达到为

多数人服务的目的。

古往今来，面对权力分享和权力体系这种固有的悖论，产生了专制和民主两种解

决方案。

专政的代表是王朝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央集权，层层下放。其实，这种政权的组织方式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它与权力自身需求的组织方式完全吻合，而且相对于对立的民主制度，专制制度存在着效率优势，另外，对大多数民众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英国思想家洛克说：“若单纯以政策执行效率而言，专制制度要比民主制度的效率高很多。”我们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批驳美国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时，其中，效率低下，互相扯皮就是我们的一个依据。但是，理想的专制制度要求制度链条上每个具体的负责人都要无条件的具有崇高的理想，要有无私为大众谋利益的情操。否则，难免会有制度链条上的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这也就是腐败产生的根源。而且，由于相对于民主制度，专制制度的欺瞒成本要低得太多（毕竟，糊弄上级的几双眼睛要比糊弄百姓的无数双眼睛容易得多），揭发成本却高得太多（没有正当渠道，赤手空拳面对

强大的势力），导致腐败极易从个人蔓延到群体，成为集团腐败。

为了避免权力滥用及权力腐败的问题，产生了另一种制度——即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以分权为原则，以民选为保障，以“性恶论”为思想出发点，通过在权力层级上人为的改变负责的途径来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比方说地方官直选，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但是，民主制度是以牺牲一定的效率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组织臃肿为代价来获得政治上的相对清明。另外，民主制度要求群众有比较高的文化基础和政治觉悟。民主制度也并非完美，也有可能被金元阶层通过控制舆论和政府代理人来间接施加影响。但是

相比专制制度，其遏制腐败、还政于民的力度要好得多。

中国的制度设计，首先，是党领导一切。相信一个拥有高尚政治理想的组织集团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并且在建国前与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我们国旗的形式就可以看出，各个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要紧密

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此为中心。从我们党的历史及党章看来，各级党组织要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中央要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由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其实，单纯以政权的组织形式而言，中国现政权的组织形式与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选择这种类专制的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呢？简单的说（详细的下面会谈到），这是因为共产党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思想的不断净化，在事实上达到理想的专制制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论从理想上还是早期实践中都是比较符合理想的专制制度的。它强调为公、强调为民，甚至在理论上不承认人类私欲的存在。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为何还会出现本节刚开始提到的权力悖论所产生的几个问题呢？因为理想的专制制度不是从理论上避免了权力悖论吗？

这就需要谈到下面更深一层的悖论，即人性悖论。

二、人性悖论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性恶说”，代之以“劳动说”；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全在于后天形成。形成社会、人类、和性格的根本动力在于劳动。把对于饮食、求偶等需求的属性统统划归自然，认为那是人的“兽性”并非所谓的“人性”（这里，我用“兽性”这个词代替自然属性，不含贬义）。通过劳动，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离不开其它的人，因此人对于其他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与之交好，这种反应才是所谓的“人性”，而“为公”、“为民”等理念都是这种反应的理论升华与人性升华，这也是“向善”动力的由来。既然如此，以这种理想的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为何在实践中出现了与这种理论完全违背的腐败与官僚主义等现象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学透，还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出了问题？我以为是后者。

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的人性论，那么，人性是不是抽象的呢？这取决于如何界定人性。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把饮食、求偶等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欲望统统归类于“兽性”，向善向恶等第二派生属性视为“人性”，为此，得出“人性论是抽象的”的结论。但这

个结论究竟合不合理呢？

倘若合理，马克思说劳动产生人性，那么劳动最初的产生目的是什么呢？很显然，劳动不是亘古存在的，劳动最初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等的“兽性”对于生活必须品的需要。为此，可以说人性脱胎于“兽性”。劳动的存在，以及劳动产生人性的过程本身就证明人性不是抽象的，人性是具体的，因为“兽性”是具体的，“兽性”到“人性”的过程也是具体的。劳动不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满足自然欲望的所谓“兽性”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所以，马克思主义把人性与兽性截然划开，为了满足理论上的需要添

以“劳动说”，把劳动视为一种天然的存在，本身就存在悖论。

倘若不合理，那么我们认为人性是一种基于“兽性”并包含了“兽性”的具体的存在。对于兽性的考察，绝大多数科学家和绝大多数证据证明，动物的生存和繁衍诞生的所谓“公性”，即为了群体牺牲个体，都是基于“私性”，即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上，经过自然选择产生的，也就是说“私性”是根本，“公性”是派生。比方说，狼群在捕食时，个体互相配合，那是因为这样可以使每个个体能够享用到更好的更多的食物，然而，一旦狼群捕获不到食物，面临集体饿死的局面，其中的老弱病残将会被年轻健壮的毫不留情的吃掉。而从“兽性”脱胎的人性也保留着上述的性质，比方说大灾之年，易子而食（就是换儿子吃）。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这也就是“性恶论”产生的根源。

“私性”会产生“公性”，“性恶”会产生“性善”，是一种更本质的人性悖论。

我们探讨人性与人性悖论，似乎文不对题，但人性假设对制度安排和政治经济实践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无数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执着于“性善论”和“性

恶论”争执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专制制度是最成功的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我们就以它为例进行分

析。大家公认维系中国的王朝政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典型的“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相信圣人——即完美人的存在（儒家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相信人可以通过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炼，可以逼近或达到圣人的地步，完成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最终目的。儒家思想经常以天比人，认为天道的自然规律可以应用于人伦，人可以通过自己内在“善”的力量经过修炼排除外界“恶”的干扰。这种理论思路为专制制度的根本——家天下奠定了基础。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通过自律机制来完成对自身行使权力的约束；反之，很显然自律的成本要远低于他律的成本，那么从权力的最终行使者——皇帝来说，从根本上制约其权力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另外，儒家学说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权力链条上各级人物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年。反观对应的西欧，由于基督教作为思想支柱，而基督教又是赤裸裸的“性恶论”的，强调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人活一生就是为了赎罪。因此，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不稳固，到了16，17世纪，才在英法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王朝政权。而此时的国王，也必须依靠“上帝”代言人的身份，来寻求无他律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因为权力链条上的各级官员却既没有“上帝”来制约，又没有“性善论”衍生的自律机制来制约，故而西欧的王朝政权自从诞生以来，就伴随着更大程度的腐败、官僚主义，历经短短一二百年就宣告失败。

我们刚才分析到，劳动并不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西欧未被广泛接受，而在古老的中国却被奉为圣经，除了一些政治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隐含的“性善论”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吻合。马克思假定劳动产生人性，而其所谓的人性是作为“兽性”对立物存在的，强调的是“为民”，“为公”，本质上就是“性善论”。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倒清朝、打倒孔家店，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支柱、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政权，但是，实践证明基于“性恶论”的民主思想及其衍生的民主制度是失败的，因为精英分子们虽然抛弃了儒家学说，但儒家学说的影响却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广大老百姓在心底里仍是相信“性善论”的。而且，基于“性恶论”的民主制度对百姓的文化素质与政治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但在当时，中国百姓的文化素质是何种水平众所周知，即使在今天，尚有一些人仍视选举为儿戏。所以，隐含“性善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广大中国人接受，不但是理论需要，也是政治需要，邓小平说：“中国的国情要求中

国不能采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就是这个道理。

理想的专制制度更倾向于维系制度的理论体系是“性善论”的，而且，因为专制制度的效率高、条件低，基于包含“性善论”理论体系的政权必然采用专制制度。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无一例外都是明证。所以，许多网友建议采用党内分权、相互制约消除腐败的方式从理论上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党内分权就意味着共产党自己对自律机制的不信任，对自律机制不信任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怀疑，这与共产党的理论信仰背道而驰，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详细论及）。

人性悖论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实践又衍生了下面两个悖论。

三、利益悖论与信仰悖论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众所周知，市场经济采用价格杠杆、供求杠杆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从市场经济的理论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是完完全全基于“性恶论”的（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论述，许多网友们都清楚，所以不再赘述），正是因为人们的私欲与利己主义，通过交换，促成了整个社会产品的丰富。因此，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完全冲突的，这种冲突就是人性悖论。人性悖论外化到政治制度上就是权力悖论，外化到经济制度上就是利益悖论，外化到思想意识上就是信仰悖论。

权力悖论已经述及，那么何为利益悖论和信仰悖论呢？

利益悖论与信仰悖论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谋利益”，到了今天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口号无一不

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产生悖论。为此，就出现了许多尴尬局面。

官员们都是党员，他们在多年来受的教育是“性善论”的，“为公”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但是，官员们也都是人，他们要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生活，他们制定、执行的政策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才能行得通，因此，“为私”的理念也在时时刻刻撞击着他们的内心。官员们也都是聪明人，聪明人喜欢对自己所遵循的理想的正确与否进行理论探询。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这个问题，别的聪明人有勇气探索、有勇气承认，但官员们却没

有勇气对此进行公开的理论探索，更没有勇气对此进行公开的承认。

从建国到文革的实践证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设想所产生的产品经济（即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而按照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我们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而改名）的政策却使我们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此重大的问题，急待需要理论澄清的问题，可即使如邓小平也不得不用“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干、向前看、不争论”等使人方向模糊的字眼，和刻意回避的态度对待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一旦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挖掘，就必然要追述到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此，只能先造成既成事实，把理论探索留给下一代。这也必然为现在的思想困惑埋下伏笔，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困惑是依靠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解决不了的。因为一旦承认市场经济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尤指其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对立，就要追溯谁对谁错。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是错误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认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就等价于承认我们先辈为之抛头颅、撒热血而奋斗的理想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等价于无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立党的理论基础将不复存在，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现有政权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将受到质疑，这种可怕的后果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承担不起的。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悖论。

信仰悖论，必然导致许多官员失去为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奋斗的思想动力，因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挂在摊前的理论羊头，披在身上的理论羊皮，面对市场经济中冒出的富豪大款们，他们心中存在着深深的不平衡感，面对信仰悖论，他们潜意识中又有一种不得不靠欺骗和被骗活着的被愚弄感，因此只好通过表面上作足为人民谋利益的表演，实际上疯狂的为个人攫取利益来填补空虚、寻求平衡。这也就是

所谓的利益悖论。

除此之外，由于舆论工具历来是政府（执政党）控制，主流宣传与政治经济实践不符，导致利益悖论和信仰悖论在全民的范围内深化。比方说，“下岗”这个名词的诞生，就带有上述两重悖论的味道。“下岗”的潜台词是一段时间后上岗，意味着政府还没有忘记百姓，共产党的基本原则还没有丢弃，而最后不得不演变成“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使然。两重悖论还导致公有制的定义从最初的“国营”占主体，到“国有”占主体，再到“国有控股”占主体，使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一个欺骗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两重悖论导致政府在实践中为了保持企业的公有属性（同时也包括有的官员为自己牟取利益），违背市场规律使一大批国有垃圾企业包装上市，圈股民的钱，另一大批不停的申请贷款，导致银行的大批呆死坏账，最终还是要百姓埋单。政府的诚信危机，根源就在于此，而且，政府的诚信危机还导致了全社会的诚信危机和道德败坏，为腐败孳生蔓延提供了社

会土壤。

四、结束语

上述的权力、人性、利益与信仰四大悖论是产生腐败以及腐败土壤的根本原因。由于权力悖论，腐败的成本极低故而极易出现，由于其它三大悖论，腐败极易蔓延而且

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无法得到根本上的遏制，又由于后三大悖论，现有体制无法在近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也就是诸位网友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近期内不可能出现。因此，反腐败不可能如中央所说提高腐败的成本来实现遏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只能通过加大

反腐败的成本，即扩大反贪部门的权力与职能，冒着官匪一家的危险来治标。上述的四大悖论目前还在深化，中央提出宪法修正案，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人权原则写进宪法，却将最重要的民主（三权分立，民选）原则放弃就是明证。事实上，从《权力法案》到《美国宪法》，资本主义三原则（人权、财产权、民

主政权）都是三位一体，互为表里的。目前的现实证明，我们仍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