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读后感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读书笔记
Chapter 1 p1-p20
Seaward Sweep: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China
Sweeping south and pulling back
作者简介:王赓武,CBE(1930年-)为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及教育家。做为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奠基开拓者,王赓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影响力。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王赓武认为中国天下观念更有包容性,中国版图的问题、主权的问题非常复杂,为避免狭隘民族的概念及政策的问题,主张古代中国向来有的天下观,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矛盾的,但可以和理想的国家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支持秩序结合。王赓武祖籍河北正定,其祖父为官而南迁江苏泰州,后迁上海,其父则到南洋教中文。1930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旋即随双亲迁居马来西亚。1955年获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曾任澳洲人文科学院院长、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主席、澳中理事会主席、香港演艺发展局主席等职。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南洋学报》主编多年。王赓武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其前任者为黄丽松教授,继任者为郑耀宗教授。1994年荣获日本国福冈亚洲文化奖。目前台湾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于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史以来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
在本书的一开始,作者罗列了一些史实证明中国与东南亚在很久以前便有了经贸往来联系,比如三国时期与东南亚的吴王朝的初期交往,唐代时期与南洋诸国的外交联系增强,宋朝时期向东南亚移民人数增多„„与此产生对比的是:在近代时期以及现代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国家的往来并没有曾经那样密切,甚至有的国家一度与中国保持一种敌对的状态。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之下,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利用早期和东南亚诸国较好的关系发展下去,导致了近现代时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在作者看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海外的中国人最终定居于东南亚的原因。
作者用了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中国人不同于欧洲人“靠海生活”的生活方式,——“Earthbound”,即“安土重迁”。“安土重迁”是一种情结,表达的是习惯于深居内陆而不愿靠近海边的生活方式。这与西方早期“依海而生”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西方人看
来,“大海”是生活和发展的必然途径,基于此,争夺大海才是主要任务。那么,要想探究海外的中国人最终定居于东南亚的原因,那么必须明白从“安土重迁”到“定居海外”这一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
首先,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安土重迁”情节产生的原因,过程以及其本身造成的影响:
(一)“mind-set”即“大陆心态”的形成。中国早期的移民迁徙使得黄河成为整个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心效应”有两个效果:吸引和扩散。北方的游牧民族受到吸引,开始向南部,也就是中原地区迁徙;而另一方面,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也开始向南方扩散,到达中国的东南和西南地区。
(二)由黄河地区向东南扩展的一支止于海洋,迁徙过来的人们定居下来,经过漫长的岁月,民族间相互融合交流,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百越族”。百越族活跃于主要的内河,入海口,从事捕鱼,航运等海洋事业,从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人“靠海发展”的大门。
(三)接着从向东南亚延伸的这一支来说。就在“靠海发展”刚刚起步的时候,阻碍就来了。下一批继续向东南扩展的北方人带来了北方的文化,“新来的”北方人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认为早期迁徙于此的中国人开展的“海洋事业”毫无必要,“大陆心态”才能满足历代统治者的中央集权的需求,海外的冒险是毫无必要的。正如本书原文这样写道“There was no need;the other shore was never where the enemy was”,换句话说,“东南亚并不是中国需要涉足的地方”。
(四)工具技术方面欠缺。即使发展起步早,早期中国人除了捕鱼用的小帆船和舢板以外,连一支像样的舰队都没有。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忽视,另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干涉和遏制。
(五)除了中国本身的“安土重迁”情节和“大陆心态”之外,东南亚诸国起步晚,发展慢,社会形态原始,太过分散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或是强有力的统治机构(small polities,port cities)的种种。,基于此,中国忽视了东南亚各国的发展。由于上述的情况,中国与东南亚的发展只停留在表面的出访往来,甚至有时候这种表面的交流都是中断的。唐朝时双方的经贸往来达到高潮,香料,药品的输出促进了马来群岛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往来的更多的是被利润和宗教吸引,并不是为了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技术的发展,没有考虑到未来长远的进步。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安土重迁”发生转变的曲折过程了。如果说唐代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交流的高速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从唐灭后的五代十国一直到元代则是跌宕起伏,充满曲折的时期。在这段长达六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历代统治者迫于各种原因,或是炫耀武力,或是传播思想,开始渐渐向东南亚派遣人员或机构;而个人方面,前往东南亚的人数也在增多,虽然更多的只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各个地方政权不断新建重组,中央权力受到严重削弱,地方的自主性得到加强。有赖于此,沿海地区的割据政权在有利的地理位置条件下,全神贯注于对海洋的探索,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在众多的割据政权中拔得头筹。这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之间的联系的发展,其中最远的一个割据政权到南宋时期已经直接脱离了中国的控制,成为了独立的政治个体——越南。在作者看,这种变化是完全不同于
之前所说的“大陆心态”的,应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的中央集权的重新整合和北部辽、金等游牧政权的侵扰使得统治者再次把注意力放到了北方的交往与联系当中,与东南亚交流不得不再次放缓,错过了本应该长足进步的“黄金时期”。正如同北宋政权面临的威胁一样,南宋同样面对着游牧民族的侵扰,这是基于“大陆心态”和“大陆权力地缘政治”得到的结果。但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方面是,南宋政权迁都杭州,成为第一个把都城置于一个直接面向海洋的位置的政权。在此期间的经济发展为摆脱“安土重迁”的情节又一次提供了推动力,最终带动了中国同东南亚诸国的交流。自此之后,双方的联系和往来虽然有过停滞,但是并没有倒退,一直延续了下来。蒙古时期,官方的中-东联系再次陷入低谷,不过这一次,个人方面的联系并却没有倒退,甚至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正如原文中作者写的“The Mongol Yuan was both a continental and a maritime power”,甚至有人称这一时期为“Pax Mongolica”(蒙古统治下的盛世)。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外的中国人自身的进步,也有同当地原住民的融入,不断的发展,形成了特有的“中国人社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往来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方法:
(1)王赓武从文化的角度对于“为什么中国人不利用亚洲贸易港口的早期联系进行移民呢?”这一问题进行回答,认为是中国传统的“陆地中国”观念阻碍了中国向海外的大规模移民。
(2)为解决东南亚华人具有的多重认同概念的问题,王赓武通过规范的概念加以研究。
(3)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投资。
(4)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研究问题,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问题。
学术价值:
对于海外华人移居海外的论证具有科学性;对于中国人由北向南迁徙的阐释具有理论性;论题的提出和研究思路具有创造性;文章的结构,格式,逻辑思路具有规范性。
第二篇:《海外华侨华人》安身立命东南亚观后感
《海外华侨华人》课程作业
《安身立命东南亚》观后感
正如此片开头所说,东南亚是世界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自古以来,东南亚就是中国人移民海外的乐土。然而,那里也包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华侨华人的辛酸泪。在近代,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许多中国人背井离乡,定居他乡。《安身立命东南亚》这个纪录片真实地讲述了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地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
看完《安身立命东南亚》这部片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感触良多。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这一段历史,我从小到大几乎都没有听过。历史书上从古到今几千年的历史,唯独少了这样一段。看到那些老人流落异乡数十年,心里却还是惦记着祖国,盼望着在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够回到祖国和见到自己的亲人,我感动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也感叹某些中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那位93师的退伍老兵黄家福,他每天都到将军的墓前打扫,其精忠如此,真让人肃然起敬!而当看到93师的残军为了得到在泰国定居的权利而答应泰国政府去帮助剿灭反政府游击队时,我再一次为这些海外同胞的遭遇感到心痛。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和平的生活环境啊!当看到兴华学校里的那位老师时,他说的那番发自内心的话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他说:“我们是爱国的,真的,自己是爱国家的,好像看起来是国家不爱我们一样。有一种失落感,是不是我们就这样完了?”看到这里,我也在想:国家为什么不把他们接回来呢?大家都是中国人,他们当初也是为了远征才会流落异乡的啊!我再一次对中国远征军的命运深表同情,同时也折服于他们的坚强勇敢的生存斗志。
在东南亚,每个华侨华人都有自己的一部血汗史,其地区排华事件时有发生。有些人的财产一夜之间被没收,自己奋斗半生得来的一下子化为乌有。华人们在东南亚社会努力打拼,终于占有了华人的一席之地,却又遭到政府的无情打压„如此种种,只是东南亚,甚至是世界各地区华人的一个缩影。
在世界各地有华人的角落,那里总少不了他们拼搏的背影和道不尽的辛酸„
第三篇:战后东南亚诸国的华侨华人政策在移民入境政策上
东南亚国家对待华人华侨态度的变化
战后东南亚诸国的华侨华人政策在移民入境政策上,作为战前华侨移民最多的东南亚国家,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限制、禁止中国移民入境,这与当时国际形势和普遍存在的恐共惧共心理不无关系。而且,战后才获得独立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既对华侨华人的效忠倾向表示怀疑,也不希望太多的外国移民入境,分享其已夺回的民族财富。
在限制、禁止中国移民入境的同时,当地政府还禁止华侨华人回国或与中国的亲人来往。结果,很长一段时间,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基本与中国失去联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到中国经商、旅游和探亲的出入境政策才逐渐放宽,泰国和新加坡等国还有条件地吸收当地华侨华人的大陆亲属移民入境。
在国籍归化政策上,东南亚各国的差异比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北越是在较平等的条件下,欢迎华侨自愿入籍,大多数华侨很快便归化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华人。泰国、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家和地区则宣布入籍与非入籍者不同的经济地位,为了生存和发展,华侨也纷纷加入当地国籍。缅甸、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开始不欢迎华侨入籍,并为之设置种种障碍,致使许多华侨无法入籍。不过,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印尼和菲律宾都简化了入籍手续,基本解决了华侨入籍问题。文莱的入籍条件较严,入籍华人不多。
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在各国的法律地位也不一样。一般而言,新、菲、泰的华人和当地原住民公民拥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只是泰国的第一、二代华人公民的政治际遇略差,不能到高级军校受训,在特定行业的晋升上也有一定困难。马来西亚、印尼和缅甸的华人,其公民地位低于当地原住民公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印支三国,入籍华人开始也基本能和当地原住民公民享受同等待遇,但1975年后,不论是华侨还是华人,均受到同样的排斥和打击。90年代初柬埔寨问题解决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印支国家的华人公民地位开始有较大的改善。
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些国家几乎都采取过压抑华侨华人经济、扶持当地原住民经济的措施。例如,禁止华侨华人从事某些职业,主要是零售业、进出口业以及其他涉及资源开发和盈利较好的行业;规定华侨华人企业向原住民出让股权,其比例从30%、50%到70%不等;甚至没收华侨华人企业资财。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后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经济的限制和打击带有明显的局部性和时间性。在经济上受到排斥和打击的,并不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新、泰、菲以及70年代以前的印支三国,华人是不受限制的,这些国家的经济限制法令主要针对包括华侨在内的外侨。马来西亚、印尼、缅甸和文莱等国的华侨华人,均是经济上被限制的对象,但相对而言,华侨比华人所受的限制和排斥更多,印尼和缅甸的一些法令就明文规定,入籍华人可以经营某些行业,华侨却不行。
华侨华人经济受排斥和打击的时间,也没有跨越整个战后50年。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时间分界。泰国、菲律宾、印尼和缅甸是前紧后松,之前对华侨华人经济以限制为主,由于限制不仅打击了华侨华人经济,也造成国家经济的局部混乱,因此,70年代以后,为了利用一切力量发展国家经济,以上诸国都慢慢修改华侨华人经济政策,华侨华人经济所受限制逐渐减少。印支三国和马来西亚是前松后紧。之前,印支华侨经济受到某些限制;之后,大多数华侨华人都被剥夺财产,扫地出门。马来西亚华人则比较幸运,70年代前,当地华人经济基本不受限制地向前发展;之后,当局执行扶马抑华的新经济政策,华人经济开始受到限制,但也远远不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严厉,既没有职业限制,也没有没收资财,仅是要求华资大企业向原住民出让股权,华人的生计基本不受影响。到80年代中期,无论是印支三国,还是马来西亚,都开始逐步调整华
侨华人经济政策,取消了多项限制。
在华文教育政策上,各国政府都采取同化政策。开始是加强对华校的管理监督,进而逐步减少华文课时,如泰国和菲律宾,最后,有些国家还取缔了华文学校,如印尼、缅甸和印支三国,1965年后印尼甚至禁止华侨华人公开使用华语。马来西亚则比较特殊,虽然华文学校也要增加教授马来语,但华文教育自始至终保有合法地位,并形成从小学、到中学乃至高等院校较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反之,新加坡作为华人占比例最多的国家,华文学校在1987年已全部消亡,华语仅作为第二
外语在一般学校教授。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中文商业价值的提高,各国都先后放宽华文教育政策,允许学校教授华文。缅甸和印支三国的华文学校逐渐恢复。印尼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也允许当地华人创办华文学校,学习华文;至今,印尼华人学习华文已蔚然成风,讲华语没有任何禁忌。
在其他社会政策方面,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允许华侨华人组织社团、创办华文报刊和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但也有些国家部分禁止、或者是全部禁止华侨华人从事以上社会活动。例如,印尼政府在60年代中期便取缔了华文报刊、华侨华人的政治和经济社团,限制华侨华人举行各种民族庆典,并要求华侨华人改宗换姓。70年代以来的印支三国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政府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华人进行以上活动,但为了实现新加坡化和促进民族融合,也不断削弱华人社团的社会功能,淡化华人社团的种族色彩,政府官员还多次告诫华文报刊谨慎刊文,避免煽动种族情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和印尼的有关政策开始放宽。新加坡政府为了利用世界华商网络拓展海外生存空间,不断鼓励新加坡社团发起在新加坡召开各种世界性的华人血缘、地缘或业缘会议,如“世界华商大会”等,新加坡华人社团由此比过去活跃得多。1999年,印尼瓦希德和梅嘉瓦蒂先后上台后,有关华人社会活动的禁令逐渐放宽,当地
华人不仅可以出版发行华文报刊,公开举行各种民族庆典,还成立社团组织,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积极参政议政。
由于东南亚诸国政府的以上政策,战后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人口的增长,主要靠自然繁衍。虽然绝大部分华侨加入了当地国籍,但不少入籍华人的法律地位与当地原住民公民有所不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的华人政策都有所放宽,华人的处境已逐渐改善。随着华人与祖籍国来往的增多,东南亚华人在促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战后数十年间各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国家从歧视华侨华人转为赋予华侨华人较平等的法律地位,从限制、禁止中国人移民入境转为允许中国人像其他国家公民一样拥有移民入境的权利,从禁止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发生联系转为允许甚至鼓励华侨华人到中国大陆探访、经商,从禁止、限制华侨加入当地国籍转为允许、鼓励华侨按法定条件取得当地国籍,从排挤、打击华侨华人经济转为给予华侨华人较平等的经济权利,从限制甚至取缔华文教育转为允许甚至鼓励华文教育,对华侨华人建立社团、创办华文报纸或保持传统的风俗习惯,大多数政府也不多加干预。
促使各国政府调整华侨华人政策的因素错综复杂,但有三点是共同的:
1.华侨华人对居住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过去,不少国家政府或认为华侨华人落后愚昧,是社会的包袱,或认为华侨华人控制当地经济,抢走了当地民族的经济利益,因而对华侨华人加以歧视和限制。后来,通过华侨华人的辛勤劳动、杰出成就以及他们与当地人民长期和睦友好的相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逐步意识到,绝大部分华侨华人是遵纪守法的善良居民,他们正不断地为所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一视同仁地给予华侨华人平等待遇,将最大可能地发挥华侨华人的潜力为所在国服务。事实也证明,对华侨华人采取
宽松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新加坡,对华侨华人经济从不限制,结果独立十年便跃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泰国较早取消对华侨华人的种种限制,结果成为民族关系融洽的典范。反之,对华侨华人采取排斥打击政策则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一些华人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国家,轻者使商业经济流通领域出现混乱,重者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崩溃,社会因而动荡不安。
2.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最早影响各国华侨华人政策调整的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地位的提高。当时,为了支持中国抗日,实施“先欧后亚”的亚太战区战略,美国政府于1943年率先废除了一切“排华律”,成为各国改变华侨华人政策的先导。尔后,中国政府以强国身份与大多数国家修订协定,调整了部分华侨华人政策。60—7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与确认,中国与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一步促使各国平等地对待华侨华人,大批中国侨民逐渐得以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当地民族的一员,不少中国公民可以不受歧视地依法进入各个主要移民国家,并享有较为平等的待遇。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并以其庞大的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国,与中国有各种联系的华侨华人因其桥梁作用而日益受到重视,华文也因是进军中国市场的重要工具而得到鼓励、复兴,华侨华人的地位因而得到提高,华侨华人境遇因而得到改善。
3.世界进步思潮的推动。首先是早期兴起的民主平等思潮的影响。经过民主力量和法西斯反动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空间较量,国家要独立、民族要平等、人民要解放的思想在战后深入人心,并引发出长期如火如荼的民族平等和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实施不平等民族政策的国家受到国内外社会越来越猛烈的抨击,被迫对部分政策进行修订和调整,长期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华族和其他受歧视受限制的民族一起,逐步获得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次是当前的和平与发展思潮。冷战结束后,各国均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华侨华人政策也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而发生变化,即淡化种族区分和矛盾,调整华侨华人政策,为他们创造一个较为稳定顺利的生存环境,增强他们对居住国的向心力,以充分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经济潜能,如资本实力、经营经验、商业网络,以及他们的种族语言文化优势、他们与世界华侨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促进所在国经济的发展。
不可否认,各国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发展变化是不尽相同的,大多数国家已较全面地放宽了华侨华人政策,但有些国家却只放宽某些方面的政策,个别国家对华侨华人的大部分政策则自始至终控制得很严。而且,观念的改变往往滞后于法律政策的改变,某些群体对外来民族包括华侨华人还存在种种误解,在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排华思潮仍不可避免地时有出现。特别是经济衰退时期,一些国家出现排外浪潮;90年代初华侨华人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东南亚国家的“效忠”议论又再度纷纷扬扬;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5月印尼发生令人发指的迫害华人的“五月暴行”;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一些传媒曾掀起一阵“华人妖魔化”宣传,等等。其实,华侨华人也是经济衰退受害者,反对华侨华人不仅无助于经济复兴,反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明智的做法是同心同德,齐力贡献,共渡难关。华侨华人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主要是出于资本流动增值的需要,与改变效忠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也没有华人因此而改变国籍、改变效忠的实例。华侨华人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不仅有利于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也为所在国带来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反馈,对所在国经济发展是有十分利的。正因为如此,不少政府才多方鼓励本国华侨华人与中国建立更多的经济联系。
不过,由于前述三大积极因素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政策的调整,虽然出现过反复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日趋宽松。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由此得到逐步改善,华侨华人社会因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国华侨华人政策纷繁复杂,各有特点。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大概呈现出三种状况:基本平等宽容,存在不同的限制,倾向拒绝和排斥。当地民族占绝对优势,或华侨华人较好地融合到当地社会的国
家,对华侨华人采取较为平等宽容的政策,如欧美等白人国家和毛里求斯等非洲国家。华人占人口比例较大,或在某方面特别是经济上占有一定优势,可能影响原住民利益的国家,仍对华侨华人实施不同程度的限制,如东南亚某些国家及多数新兴民族国家。华侨华人不多、也不占优势的一些国家,出于传统排外、地域限制和民族特性等因素的影响,其政府对华侨采取较严厉的限制排斥政策,且尽可能拒之门外,如韩国、日本、马达斯加斯等国。
未来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将如何发展?由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的发展变化,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可以预料,有关政策或华侨华人的处境仍然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继续不断发生变化。如在一些具有“白人至上”传统的欧美国家,虽然华侨华人政策比较宽容,但一旦经济不景气,华侨华人等有色人种仍会成为少数种族主义者攻击的对象,政府为了争夺这些人的选票,很可能会推出不利移民的政策;在华人较多的国家,如果限制华人经济发展的政策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话,诸国会修改、放宽有关政策,但以政府能控制局势、对经济发展有利、且不影响原住民利益为度;倾向拒绝和排斥华侨华人的一些国家,随着传统观念的变化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其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将有所改变,但变化较为缓慢。参考文献:
[1]杨国标,刘汉标,杨安尧.美国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
出版社,1989.[2]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3]广东华侨研究会.美国侨情手册[Z].广州:广东华侨研究会编
印,1991.[4]蔡文辉.美国社会与美国华侨[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5]华声报,1991-06-25.[6]简许邦.加拿大华侨概况[M].台北:正中书局,1978.[7]李春辉等.美洲华侨华人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8]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9]方积根.非洲华侨史料选辑[Z].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0]周南京等.世界华侨华人词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朱慧玲.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日本华侨社会[J],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1994,(1).
第四篇: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发展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发展
导言: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经历了从一个封建王朝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批批的海外华侨华人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要关心国际社会华侨华人的生活动态,着力维护华侨华人的利益。
回顾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主要分为几个方面: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的推动,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力支持,对实现祖国统一起积极作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首先,中国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华侨华人功不可没。辛亥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立志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之时,得到海外广大华侨政治、经济、舆论宣传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华侨华人支持和参加孙中山在海外创立的革命组织,创办报刊,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另外,他们还从经济上鼎立支持辛亥革命,直接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后,海外侨胞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抗日爱国高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和国际援华活动。据记载,1939年3月至9月,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南洋各地华侨机工3192人,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和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之中,他们在千里运输线上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亟需的军用物资运到前线抗击日寇。其中,在滇缅公路战时运输线上,死于战火、事故和疾病者逾千名。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的大力支持,从中可见,华侨华人与祖国人民心连心,同命运,共呼吸的中华民族精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人们的艰苦奋斗,在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们逐渐摆脱贫穷,过上富足的生活。华侨华人大力支持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规模地来华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华裔科学家致力于振兴中国的科技事业;在海外弘扬传播中华文化、开展中外文化交流;造福桑梓、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推动了侨乡的发展;广大归侨侨眷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开展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华侨华人在大陆的投资的比重是最大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即国侨办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60%以上来自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投资总额达3300亿美元。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新华侨,人数已有千万以上,仅福建省福清市就有近30万人,福建省有100多万。全国新华侨每年至少能寄回家乡1000亿美元,在海外有闲资至少在一万亿美元之上。尤其是近年来,携带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知识,多形式回国创业或为国服务的新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他们已成为推动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是我国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资源。
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国和平事业的发展,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2008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企图通过所谓的“民主”投票方式大搞“台独”,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在那之前,全球华侨华人同仇敌忾,纷纷起来抗议这个无视两岸同胞骨肉亲情,公然挑衅两岸关系的阴谋。由于祖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海外华侨华人在世界范围内举行各种形式的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陈水扁等人的阴谋没能得逞。
又如,2008年我国在北京举行了世界级的重大盛会——北京奥运会。在奥运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事件,其中,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的阻挠事件最为严重,2008年四月七日,巴黎华侨华人聚集到埃菲尔铁塔下,等待奥运火炬传递,部分“藏独”分子挥动抵制奥运的小旗子。为压制他们的嚣张气焰,华侨华人及留学生挥舞手中国旗,高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确保火炬的顺利传递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海外华侨华人还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宣传中华文化,对促进我国文化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完整的华人华侨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传播史。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周南京说,华人华侨通过遍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馆,让全世界认识和享受了中华美食,也通过会馆社团把儒家哲学介绍到海外,还通过兴建华文学校、创办华文报刊、出版华文书籍将中国语言、文学、戏曲等等传播异域,而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也因他们的努力而得到了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的承认。
华人华侨不仅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广东开平碉楼古建筑群,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出现的特殊文化景观,从五邑侨乡走出去的老华侨对它格外钟情。中共开平市委书记赵瑞彰介绍说,为了让凝聚中华文化的碉楼艺术得到世界的认可,海外华侨华人自己掏钱举办碉楼专题摄影展、画展,在英文主要媒体刊登大幅广告,桑梓之情令人动容。新一代华人华侨对于向居住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不减。不久之前,在美国星桥艺术中心和旧金山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华人社团的帮助下,中央电
视台《同一首歌》“我的中国心”大型晚会在美国圣泽西体育场举行,这是中国的电视台首次在美国举行大规模演出,近两万海外观众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
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着力维护华侨华人的利益。努力为新华侨华人创造生存发展条件,为促进新华侨华人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外交、经贸和民间渠道鼓励和协助新华侨华人创立新的华人社团,关注和协助华侨华人改善在所在国的处境,以凝聚华人族群的群体力量,另外,还要保障新华侨华人在国内的合法权益,帮助解决其国内亲属在工作、生产和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帮助侨眷解决办理移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海外的同胞,祖国的大门始终都为你们开着,随时欢迎你们回来探访!
参考文献:
1.《华侨华人在华投资》
2.《南方日报》
3.网址:
第五篇:《海外华侨华人》课程论文
对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的思考
导言:商业是中国华侨华人的基本经济,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他们凭借勤奋和智慧在商海中占据了自己的坚固立身之所,那么当时间推至如今的全球化市场浪潮,聪明的华侨华人们该如何应对
一:华人经济遭遇了什么“瓶颈”?
早年“唐人街”上的华人,靠“三把刀”(剃刀、剪刀和菜刀)来“讨生活”。这种状况既和老一辈华人的文化程度低、缺乏资本积累有关,也与历史上各国的排华政策有关。
即使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似乎也缺少一个精确的数字来描述所谓“海外华人”的数量。通常的说法为“几千万”,而对于这一“几千万”的认识,则往往从3000万到8000万不等。
其实,从宋末以来,中国地区向东南亚的人口迁移就一直存在。就这样,经过数百年的奋斗和经营,他们在东南亚立足下来。今天,海外华人中的80%,正是居住在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华人,他们已经形成了颇有实力的“华商族群”。
另外20%的海外华人,足迹遍布全球,从北美、欧洲到澳洲、非洲。他们的祖辈大多是近百年来到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
华人族群最初移民到海外时,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和排斥,不得不聚居在一处,和衷共济,逐渐形成了“唐人街”。
在这种早期“唐人街”的形象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海外华人的生存方式——“三把刀”模式,即靠剃刀、剪刀和菜刀去挣生活的较低级经济活动阶段。这种状况的形成,既和老一辈华人族群的文化程度低、没有资本积累有关系,也和历史上各国形形色色的排华政策有关。
二战之后,欧美各国逐渐放弃了种族歧视政策,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家也开始向欧美再次移民,新移民的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都得到极大的提高,当代华人的经济活动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旅美多年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即使简单地从“职业”这一角度看,海外的华人经济也已经今非昔比,目前的华人“更多从事高科技、经济师、会计师、律师、医生等专业职业”,“如果说第一代华人是打工仔,那么,第二代已经变成了白领或者金领了”。
当前海外华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在行业上高度集中,在资金上高度分散。如何改变这一现况,摆脱困境与危机,是今天的华商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以欧洲的情况作为个案考察,华人经济到20世纪末已经开始其多元化经营进程。但是从行业上看,餐饮业、服装业和皮革加工业依然是华人经济的支柱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有中餐馆9000家,法国的中餐馆超过了5000家,西班牙中餐馆也达到3000家,其中巴塞罗那就有600多家;华人的皮革加工业在南欧,尤其是在意大利、法国占有重要的位置,意大利普拉托一地就有华人经营的大小制衣厂近千家;法国巴黎的华人制衣厂也有300多家。
在整个华人经济中,对金融、高新技术、律师、会计等行业已经开始触及,却尚未形成规模,主要形式是零散的从业人员,服务的对象也是以华人为主。
这些现实,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正面意义上,海外华人经济确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构成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来看,海外华人经济却又陷入了一种困境之中
二:为什么经济必须转型
有学者预测:到2010年,服务业将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预测反映出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的趋向。与这个世界潮流相适应,中国经济也在加大服务业在业结构中的比重。
正是在这个全球经济产业调整升级的历史关口,华人经济也到达自己的历史转折处。
华人经济结构调整迅速展开,资金、人员转向了更具生命力的高新科技领域。目前,电子高科技产业领域内,华人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移民国家均保有可观的份额。这一被“逼出来”的转型
虽然可能对传统的华人经济形态带有某种怀旧,但更多的人越来越意识到,“行业过于集中,资金过于分散”的传统华人经济业已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随着海外华人人数剧增,其资本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管理和科技人才以及经济、科技社团不断出现,华侨华人的传统产业已经出现危机,这些传统产业里的特征也已经成为今天华人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出路选择:我们能创造全球“华人品牌”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通道,也是华人企业的表演舞台。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的共同发展,正是华人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性契机。
虽然存在种种疑虑、困惑和争论,但是,一切都在表明,海外华人经济已经成长为一支强有力的经济力量。它不仅仅是其所在国家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在海外的重要延伸,是中国商品对外输出的重要渠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而且特殊的组成部分。
如今,国内资源的短缺,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因此,国内企业如何走出国门,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从内向型经济走向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在这个当口,海外华人企业,恰恰处在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通道之中。
不过,如何把握历史契机,实现转型升级?答案并非不言自明。升级自然是大势所趋,转型却依然需要“寻路”。
创造出永久性的“华人品牌”,的确具有难度,但是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唐人街”曾经代表了一代华人在世界各国生存、打拼与发展的形象。那么,新一代的华人则表现出更多元和更开放的姿态。今天的华人经济已经逐步摆脱“主要在唐人街”的状态,日渐融入到了居住国主流社会经济当中。如王辉耀所说:“在硅谷、在华尔街,在主流社会和跨国公司,可以说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处处都有华人的身影。”然而问题是:走出“唐人街”之后,华人经济又将在全球舞台中,演绎出何种动人心弦的形象呢?
对此,一种简明扼要的回答是:立足现有的资金、经验、人才、市场,整合力量,把零售的“连锁”起来,把零散的“规模”起来,把零乱的“标准”起来,最后形成永久性的“华人品牌”——不妨用“品牌战略”来概括这一回答所包含的全部诉求。
为了达致这样的目标,有许多工作就应该摆上案头了。
从整个的产业布局来看,应该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服务业本来就是海外华人经济的优势产业。现在更应以华人经济的转型作为契机,继续强化这一优势地位,做大做强现有企业,以取得未来竞争中的先手。
从内部的管理来看,当务之急是改善家族经营模式,注入先进管理方法,使企业向国际化、现代化方向转化。
从外部的营销环境来看,华商网络的构建和发展,应该成为一个共同目标。
从品牌的社会形象来看,增强社会责任也是当前的华人企业应该致力以求的。目前的中国企业,有多少能够真正参与世界事务,参与世界性的话题?这种影响世界、影响价值判断的介入能力,并不是一种务虚的能力,恰恰是在创造华人品牌过程中最大的务实能力。
最终,华人经济的转型升级之路要通向的正是让人感到激动的“华人品牌”。它不但创造出经济上的互利共赢,还传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认同。其集中表现就是和谐共赢的“和”文化,就是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全球经济呈现出来的大方向,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智慧恰好不谋而合
寥寥数语,作为对华人华侨经济的一些个人看法和前景分析
参考文献: 《对海外华人华侨经济与中国关系的重新思考》 参考网站:广东侨网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