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尴尬（共5篇）

第一篇：司法的尴尬

司法的尴尬----从北京画家村小产权房案说起

法治 杂谈 2008-10-31 21:05:41 阅读260 评论16 字号：大中小

看了北京市通州区宋庄---画家村小产权房买卖纠纷第一案（李玉兰案），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虽然案情材料已有好多报道，但我还是愿意通过网易网转发给网友一阅，让更多的人看一看，想一想，评一评，也

许会从中获得教义，也许会从中迸发出高见卓识，以利社会及各方人士。

5年前，李玉兰花了4万5千元从村民马海涛手里买下一个两百平米的农家小院。当初双方签定了一份契约和马海涛的一句承诺，李玉兰认为这里就是她永久的家。短时间内，200多名艺术家在宋庄定居。2006年这里被规划为北京市十大文化产业集聚区之一（在国际上比国内名气还大）。水涨船高，这里的地价逐年看涨。去年，李玉兰等20多名画家收到村民的起诉书，他们依据“城里人不许买农民房”的政策，要求画家们退房。去年年底，二中院终审判决：《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画家李玉兰被判腾退房屋，但可就损失另行起诉。于是，李玉兰以村民马海涛失信将其告上了法庭索赔48万。历时半年多的诉讼，面对判决结果，马海涛的妻子董女士以及村民们显得不能接受。面对十八万的赔偿，李玉兰也表示保留上诉的权利。因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李玉兰将要搬离居住了五年的宋庄画家村是无法逃避的事实，当记者问她今后有何打算时，她非常无奈。记者采访得知，几天之后好几位与李玉兰有相同遭遇的画家也将面临开庭。这一系列的房产纠纷，使画家们对画家村的未来深感忧虑。

也许有人会说，当初村民就无权出卖房屋及宅基地，不该把房卖给城里人；也许有人会说，画家等城里人不该到农村买宅基地、住房，政府部门早有规定；也许有人会说，当地村委、政府应该执行法规，不应该为买卖双方办理房产宅基地过户手续，不该承认双方买卖合同有效使其合法化；也许有人会说，村民既然把房卖了收了人家的钱，不该再反悔，过了数年反口咬画家“城里人买农村房违法”要回房子；也许有人会说，“小产权房”是既成事实，是一个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已重申不准搞，问题解决的方法待研究......以上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最使我纳闷的倒是司法界，法院面对这一社会矛盾纠纷，应该怎吗处理为好？李玉兰案成为全国小产权房买卖纠纷第一案，通州法院、北京二中院反复审理了近两年，对判决结果双方都不满意，村民“不能接受”，李玉兰“保留上诉的权利”。出现这样的局面法院只能感到尴尬、无奈。法院是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民事审判是以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缓和化解民事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的。很显然，这一案件的审理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没有起到样板的作用。反而使“画家们对画家村的未来深感忧虑”，担心“案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我觉得这的确是劳民伤财的诉讼，既浪费了当事人的精力、财力和时间，也浪费了法院、法官、律师的精力和时间。

有这样几点特别值得人们深思：

一、“小产权房”是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中央有关的几个部门都有表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10月23日又明确表示“绝对不允许再建，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解决措施。”人们期待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尽快出台明确的政策措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为期不会太长了。而当前法律更无具体明确的条文可依（只能勉强适用沾点边的条文），就是农村村民住房宅基地也只有《土地法》第六十二条有明文，“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也没明确只准出卖出租给谁。不准城里人买农村住房只是有关部门文件规定和领导讲话，还没有上升到人大通过的国家法律（若有请提供），而且该案对买卖合同无效负主要责任的是村民卖房者，在这种情况下为什麽北京法院如此积极受理村民的起诉，并耗时近两年（还未息诉）审理此案呢？这有利于社会和谐稳

定吗？

二、更使人费解的是，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判决已发现，一审忽视了买房者李玉兰的损失赔偿问题，仍维持原判，而采取当庭明示“画家可另行主张赔偿”的方式，要李玉兰再起炉灶，重新起诉村民马海涛。北京二

中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教练合适吗？李玉兰上诉时肯定有经济损失索赔的诉求（未见文书是推测），中院为何不一案审结呢？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反反复复何时了！

三、该房不仅有买卖双方合同，肯定还有产权、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政府颁发的房产证、土地证。这些

法院判决都未提及，实际是怎样处理的呢？不能一扔算完吧？！

我认为，“小产权房”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一定要坚决制止刹住，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制定文件规定和处理办法。这一问题是行政工作问题，买卖双方都是违规的、错误的、负有责任的，并且问题较大较复杂（有资料说全国66亿平方米，我觉得不可能，很可能是地方政府、村镇虚报，向中央施压，为继续搞小产权房留有开拓空间），又无具体法律条文，目前法院不宜插手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要买卖双方是平等自愿签订合同，且履行了行政手续证件齐全，不管哪方提起诉讼，法院均不宜受理，说明这是行政工作问题

请等待处理。我觉得中央有关部门制定的处理意见，绝不会让违规双方赚到太大的便宜。

据此，建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尽快制定司法文件，暂停受理、审理此类案件，并抓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请求批复，以全国执行。这对妥善处理全国“小产权房”问题，缓解化解这一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以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请评论指正。

附【相关报道】 李玉兰和她未完成的画作（来源： http://.cn 2008年03月04日19:31 山

西新闻网）

作为所有宋庄买房艺术家诉讼案中最早做出终审判决的当事人，李玉兰案件的最后结果，牵动着“画家

村”每位画家的心。画家们担心，案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画家李玉兰的“家”，在距离北京城中心40公里的东边，宋庄辛店村。作为“小产权房”的典型案例，是近

来媒体追逐的焦点。

李玉兰的官司去年底结束了一个，而另一个官司3月3日开庭。2007年12月17日，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判决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李玉兰必须在90天内腾房。但二中院同时认定，造成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在于农民反悔，画家可另行主张赔偿。3月3日，北京通州区宋庄法庭开庭审理李玉兰状告老房主

马海涛的案子，她要求被告赔偿经济补偿金共计48万元。

李玉兰案件的最后结果，牵动着“画家村”每位画家的心。李玉兰的代理律师、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旭表示，“既然目前对于如何处置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法律上还不能有所突破，那么向毁约的农民进行

索赔，也是法律赋予画家们的一个权利。”

安家老院落

李玉兰，河北邯郸人，1993年她怀着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来到了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2002年，有了一些积蓄的李玉兰，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从事专业绘画。多年在北京的租房生活，居无定所，她渴

望拥有自己的家。

在朋友推荐下，她来到了小有名气的“画家村”宋庄。当时宋庄已经聚集了一些艺术家，他们当时都在这个村子里租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到宋庄，李玉兰便被这里安静的环境和浓郁的艺术氛围吸引住了。

正好辛店村村民马海涛有一套闲置的老房子要出售，李玉兰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古老的院落。

2002年7月1日，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马海涛将正房五间、厢房三间以及整个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李玉兰，并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交给了她。买卖合同上，除了双方签字，还有辛店村大队

盖的章，见证人是郭化勤和康文宝。郭化勤如今是村副书记。

“当时到处都是废墟，很破落，屋子里面熏得特别黑，一看就是那种住了好几辈人的老宅子。”李玉兰说。

由于喜欢，当时马海涛出的价钱，她很快就接受了。

经过一番整修后，李玉兰搬进了自己的新家，前前后后花掉了十二三万元。4年的时间，李玉兰在这个

宁静的家里完成了大量的油画作品，并同画家谭小勋组成新的家庭，还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记者在这个家里发现了谭小勋2003年作的一大幅画。谭小勋对记者说：“没卖，觉得这幅画还不成熟。”

和李玉兰有相同买房经历的艺术家，在辛店村就有四五十个。

焦头烂额一年多

这种宁静的生活，直到2006年10月被打破。一人自称是原房主马海涛的朋友，代表马海涛来向李玉兰要房，要把房子收回去，说当时的买卖无效。李玉兰说，她当时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买卖房子又不是

儿戏，何况还有合同在，怎么能说收回就收回呢，她当时就回绝了。

见李玉兰不答应，马海涛妻子便与李玉兰交涉，表示愿意付给李玉兰7万元作为补偿遭到拒绝。2006

年12月，马海涛一纸诉状将李玉兰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双方协议无效，李玉兰返还房屋。

2007年7月，通州法院判决：李玉兰是居民，依法不得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因此判决李玉兰和村民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责令他们在判决生效90天内腾退房屋，而根据法院评估结果，卖

主要给付李玉兰夫妇93808元的补偿款。

2007年12月17日，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判决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李玉兰必须在90天内腾

房。但二中院同时认定，造成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在于农民反悔，画家可另行主张赔偿。

今年1月3日，李玉兰依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所确定的索赔原则，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马海涛赔偿经济补偿金共计48万元。对于48万元的索赔金额，李玉兰对记者

表示，这是根据2004年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计算的。

整整两月之后，3月3日，这一索赔案件在北京通州区宋庄法庭开庭审理。“这一年多来，我焦头烂额。”

李玉兰说。

无数人关心案件进展

2月29日上午，李玉兰一家来到院子里，看看房间，收拾一下要带走的用具。这时两位老人敲门而入。“我们着急啊，看你那个案子还没判下来，就想早点知道结果。”67岁的胡立禧和60岁的老伴张玉珍对李玉

兰这样说。

这对老人来自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他们在2002年买了一处农房，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灵山脚下的一个院

子，有4间房，1.4万元买下，买下后自己又盖了2间。

虽然门头沟区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这方面的案例，但两位老人琢磨着得提早做准备，到处打听这种案例的结果。前几天，他们就搜集到北京海淀区所判决的一个案例：“被告判赔45万元呢，这个很公平。如果

拿不出钱，他们就会放弃要回房子。”

在和两位老人聊着天的当儿，来自重庆的一个电话打过来，向李玉兰咨询她的案件进展。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知道我的电话的。”李玉兰对记者说，她的手机几乎每天都要接到类似的咨询。

而偶然碰到李玉兰的胡立禧和张玉珍表示，“肯定还有很多人来过，只是你们没住在这儿。”

【相关链接】宋庄：当代艺术大本营

在北京市通州区北部，有一块温榆河与潮白河环绕的秀美土地，这就是宋庄，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大本营——宋庄艺术家群落就坐落于此。

1994年著名画家方力钧、刘炜、王音、岳敏君、杨少斌和批评家栗宪庭等作为首批拓荒者相继来到宋庄。逐渐形成以小堡村为核心、分布在大兴庄、辛店村、喇嘛庄、任庄、白庙村、北寺村、疃里、六合、小杨村等十几个村的艺术家群落。宋庄艺术家由原来单纯的架上画家，增加到现在的雕塑家、观念艺术家、新媒体艺术家、摄影家、独立制片人、音乐人、自由作家等。其中一些人的作品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做过

个展，并在国际上最有权威的艺术展中展出、获奖，并被几十家世界著名博物馆、美术馆收藏。

有报道称，宋庄在国外的知名度比国内高。

【各方观点】律师：“李玉兰”是典型样本

宋庄艺术家近2000人，每年都有人加入其中。而其中有300多人买下了农民的房子，其他人至今租住。2006年10月以来，被村民告上法庭的不止李玉兰，“画家村”有十多位。但李玉兰的案件第一个宣判。作为所有宋庄买房艺术家诉讼案中最早做出终审判决的当事人，李玉兰案件的最后结果，牵动着“画家

村”每位画家的心。画家们担心，案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个案件很典型，相当于一个„小产权房‟样本。”李玉兰的代理律师、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旭表示，“既然目前对于如何处置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法律上还不能有所突破，那么向毁约的农民进行索赔，也是

法律赋予画家们的一个权利。”

小产权的房屋由于没有完善的销售手续，因此数量很难统计。一些机构的抽样调查显示，小产权房屋的数量惊人，北京估计大概占了20%左右，深圳所占的比重更高，可能高达40%-50%。

国土资源部：去年12月14日重申，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农村

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

法律规定不是现在才有的。可为什么“李玉兰”们在法律规定之内却都能“顺利”地买到“不得出售”的农宅或

小产权房？这些房为什么能够出售？为什么无人监管？

宋庄镇党委书记：农民输了诚信

2006年宋庄被规划为北京市十大文化产业集聚区之一。水涨船高，这里的地价逐年看涨。地产升值是

造成卖房农民要求收回房屋的主要因素。

宋庄镇辛店村党委书记景柏松表示，现在只有李玉兰的官司宣判了，而对于其他的案子，村里和镇里已经召集过有画家、村民等参加的会议，并对其他已起诉的村民进行劝解，希望他们撤诉。当地政府也担心，艺术家的流失会影响“文化造镇”战略的实施，也影响宋庄的国际知名形象。

“李玉兰的索赔案下来后，也会对其他欲起诉的村民产生一个震慑作用，他们觉得不划算就不会再起诉了。如果不是艺术家来到宋庄，把宋庄的房价炒上来，他(指马海涛)的那个老宅也就值2万元。”景柏松对记者说，当初签的合同表明这个老房子的使用权发生了转移，而土地的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农民赢了官司，输了诚信。”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这样评价画家案。他说，事实上，打官司的所谓农民早已经摆脱了农民的身份，都已被城里招工、聘干，而真正淳朴的多数村民并没有起诉。北京三信律师事务所的曹书珍律师认为，禁止小产权房买卖“无非是想保护农民的利益，以防他们无家可归”，但是将房屋卖给画家的农

民大都在城市买了住房，可以说已没有后顾之忧。

不过胡介报也认为，农民被禁止卖房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资产的盘活。他说，宋庄地区闲置院落大多因老人去世、子女外出或搬到城里而闲置，允许农民卖房对解决农民经济问题是有利的。为给农

民争取利益，他们准备“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

而在2月24日，在40所高校研究生会参与的一个论坛上，300余名博士生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公开信，建议后者联合向“两会”提交一份关于加快《住宅法》立法的议案。这份建议稿提出了新颖大胆的建议：将“小产权房”作为合法的住房供应形式之一。

据《东方早报》

【相关报道】 北京画家村首例小产权房案宣判（发布时间：2008-10-21 15:18 来源：搜狐）

北京画家村小产权房屋买卖纠纷第一案，画家李玉兰因宅基地买卖合同失效，起诉失信的村民赔偿损失，自今年3月2日通州法院第一次开庭以后，事隔几个月，经过法院庭审，以及请评估专家进行土地评

估，昨天下午，通州法院对这起倍受关注的案件进行了一审判决。

下午2点，通州法院宋庄法庭被围了个水泄不通，40多名村民和有同样遭遇的画家前来旁听，虽然昨天宣判的案件只涉及李玉兰一个人，但这起官司的结果影响着“画家村”的未来。法院认为，被告马海涛在出卖房屋和宅基地时，明知法律规定不能卖，却在出卖房屋多年后以违法出售房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因

此马海涛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应对李玉兰的信赖利益损失进行赔偿。

5年前，李玉兰花了4万5千元从村民马海涛手里买下一个两百平米的农家小院。当初双方签定了一份契约和马海涛的一句承诺，李玉兰认为这里就是她永久的家。短时间内，200多名艺术家在宋庄定居。2006年这里被规划为北京市十大文化产业集聚区之一。水涨船高，这里的地价逐年看涨。去年，李玉兰等20多名画家收到村民的起诉书，他们依据“城里人不许买农民房”的政策，要求画家们退房。去年年底，二中院终审判决：《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画家李玉兰被判腾退房屋，但可就损失另行起诉。于是，李玉兰以村民马海涛失信将其告上了法庭索赔48万。历时半年多的诉讼，面对判决结果，马海涛的妻子董女士以及村民们显得不能接受。面对十八万的赔偿，李玉兰也表示保留上诉的权利。因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李玉兰将要搬离居住了五年的宋庄画家村是无法逃避的事实，当记者问她今后有何打算时，她非常无奈。记者采访得知，几天之后好几位与李玉兰有相同遭遇的画家也将面临开庭。这一系列的房产纠纷，使画家们对画家村的未来深感忧虑。其实引发这一系列房产纠纷的关键是画家们在购房时忽视了农民的房屋属

于限制流转的范畴。

第二篇：政府采购司法审查的尴尬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政府采购司法审查的尴尬

谷辽海

政府采购司法审查，是指政府采购当事人不服财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受诉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和法律依据以及所适用的行政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相应裁决的活动。

我国《政府采购法》赋予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享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如果行政机关不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必然会对政府采购当事人以及社会产生巨大的侵害，故财政部门的权力必须受到相应的监督和制约。司法审查是法院监督、纠正财政机关违法行为，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是WTO法律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我国也建立了政府采购的司法审查制度。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投诉人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作处理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国《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至今已经三年多时间，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逐年提高，政府采购争议普遍增多。然而，我国政府采购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并不多见。这里的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司法审查制度本身存在某些缺陷。

法院审查财政部门具体行政行为常常遭遇尴尬。在我国目前法院的经费管理体制中，法院与财政部门是相互依附的“锅与碗”关系。法院吃拿地方财政这碗饭，法院的财政预算、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完全受到财政部门的制约，法院的所有经费由财政部门作出预算，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管理，财政机关决定法院的经费使用权和分配权，在法院的财政体制完全受到财政机关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法院如何独立、客观、公正地审查财政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呢?

政府采购活动在同级监督制度中也常遭遇尴尬。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各级财政机关对投诉人举报政府采购活动的违法行为，必须在法定时间内依法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

六条规定，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

由于我国政府采购立法时仅仅考虑到同级监督，而未曾建立同级监督中的回避制度，没有建立起独立有效的行政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导致实践中一系列尴尬问题无法解决。例如，2005年8月10日，采购人广东省某市人民法院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在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开招标，同年8月26日在政府采购网上公布了预中标供应商的采购信息。看到公示的采购结果后，落标供应商认为，本次办公自动化设备的招标程序中，采购人该市人民法院违反了我国二十天“等标期”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质疑供应商在向采购人质疑无效的情况下，向同级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即某市财政局提出投诉。市财政局审查后认为，本市人民法院作为采购人在本次公开招标采购活动中存在着严重违法行为，侵害了众多投标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为此，市财政局拟对被投诉人也就是本市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处罚，但在这个时候，市财政局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境地：如果依法对本市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处罚，被处罚的采购人倘若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受理的法院也就是采购人，被告则是市财政局。在这样的司法审查过程中，原告既是被处罚的采购人，也是受理的法院。在此情形下，市财政局担当被告的诉讼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市财政局不对本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逾期进行处理，那么众多的投诉供应商必然会将市财政局作为被告，向市财政局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也就是采购人提起行政不作为的诉讼。最后，某市财政局选择了后者，对众多的投诉供应商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对市财政局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享有司法审查权的也就是本市人民法院，即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与被投诉人是同一的。由此而来，受到伤害的供应商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是很难得以保障的。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采购司法审查还缺乏独立有效的制度，财政部门与管辖法院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同级监督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利益冲突，目前的司法审查制度难以保证承办法院对财政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客观、公正、高效审查，对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还无法进行有效保护。故立法机关应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建立起政府采购司法审查中的回避制度。

质疑和解惑

——读《法治下的政府采购》

陈贲 陈峥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了我国招标投标中的巨大„猫腻‟，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这一领域的„监督体系‟，第一次发现这部法律存在着严重缺陷。”《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作者、北京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谷辽海在后记中写道。2000年，也就是招标投标法实施的第一年，谷辽海接手了第一例政府采购民事侵权诉讼案，诉讼结果却给身为代理人的谷辽海留下了抹不去的灰色记忆。从那以后的四年光阴，谷辽海基本关闭了常用的通讯工具，谢绝了大部分法律事务和应酬活动，潜心于政府采购领域的研究。

现行的两部公共采购法即《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同的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选择具有巨大的随意性;公开招标是政府采购制度的核心内容，可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却没有具体的操作规程;现行监督机制因为两部公共采购法的抵触而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陪标、围标、串标等暗箱操作随处可见;虽然有形式上的质疑和投诉机制，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微乎其微„„市场上虽然有10余种相关书籍，但由于缺乏深入研究，这些书籍要么寻章摘句、流于浅层次的注释，稍有理论的著作，也多半有生硬嫁接外国法律的嫌疑，加上缺乏政府采购方面的实务经验，读起来总给人一种隔膜的感觉。

这本书一扫同类书籍注释介绍的风气，涵盖我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同时介绍了国际上公共采购制度的相关内容，既有质疑，更有解惑。读完它之后，相信大家会或多或少得到一些答案。

公共采购监督检查制度有待完善

谷辽海

任何国家和地区实现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有效监督，一般来说，必须具备五个构成要素，即：政府采购法的监督主体、监督的客体、监督的具体内容、监督的权力与权利、监督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换言之，政府采购由谁来监督、监督谁、监督什么、用什么监督和怎样监督。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监督机制必须要有前述五个必备要素共同构成。这些必备要素通常出现在政府采购法的相关章节和条款中。

在世界上著名的政府采购法律规则中，在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本中，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有“监督检查”的专门章节。我国的《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基本上是照搬、移植国际上著名的政府采购规则，惟一有中国行政法特色的是《政府采购法》第七章的监督检查。这一章节用了12个条款规定了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制度，但大部分条款是属于东拼西凑、重复立法，缺乏监督的实质性内容和具体的实体及程序规则，因而浪费了立法资源，有损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监督检查中的重复立法及其口号式语言。我国《政府采购法》在总则、政府采购当事人、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质疑和投诉、法律责任等章节中，对于政府采购法的监督主体、监督的客体、监督的内容、监督的权力与权利等内容已经有所体现，“监督检查”章节中的有些条款在我国其他法律中都已经有具体的规定。因此，现行法律专门设立“监督检查”的章节值得商榷。如果必须设立的条款，为了保持法律章节条款的和谐与一致，应该在相对应的章节内容中进行规定。例如，我国《政府采购法》在总则和其他章节中，已经规定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规定了所有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制度，其中包括了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的公示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本法规定指定采购，这在总则和法律责任章节中都已经有明确规定;集中采购机构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等内容在总则、政府采购当事人等章节中也都有详细规定，没有必要通过不同语言的表述方式在另一个章节中又重复进行规定。又如，我国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各自的工作原则、监督对象、监督权利、监督范围等内容分别在我国的《审计法》和《监察法》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法律实施中的社会监督在我国《宪法》中都已经有明确规定，《政府采购法》没有必要作出相类似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程序性规则和法律责任条

款进行保障，等于是无效的空洞规定。

监督检查机制缺乏独立的监督主体。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虽然统一了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监督主体，明确规定各级财政部门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管机关，但由于还存在着另一部法律《招标投标法》。故公共采购市场中的监督主体实际上尚未统一，各级发改委和相关的行政机关还在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各自制定相应的公共采购行政规章，分别管辖属于自己的公共采购项目。公共采购市场中的货物、工程、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水、供电、供热等政府公用事业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国家稀缺资源和国家利益的公共采购项目，等等。这些公共采购项目在我国现行的公共采购法律体系下，还存在着多元的监督主体，大部分都还没有进入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督视野。

监督检查机制缺乏统一的监督规则。现行法律虽然赋予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力，但《政府采购法》各个章节和条款中，没有详细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的实体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我们在监督检查的专门章节中也没有发现一些具体的、有效的、强制的监督措施。政府采购法的有效实施和广泛推广，采购人和供应商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地进行政府采购活动，监督部门有序地开展工作，对政府采购当事人进行监督，必须要有相应的程序规则作为保障，从而才能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由于现行法律中缺乏统一和独立的监督规则，《政府采购法》实施后，国家财政部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政府采购的行政规章，但其法律效力和位阶较低，很难对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实施有效的统一的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监督规则。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采购法》用了大量的篇幅规定监督检查制度，但立法技术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近几年，我国山西、上海等省市推行的政府采购监督机制，效仿了世界上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做法。笔者认为，这些监督管理机制是在许多国家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制度，非常值得推广。

第三篇：历史学科的尴尬

历史学科的尴尬

这几年来我一直带我们学校初三毕业班的历史课，毕业班的一学年中，首先要讲完新课，然后要带着学生复习，最后在进行模拟演练，忙忙叨叨一年又一年。最累就是临近中考的一个多月，几乎是一个星期一次模拟考试，可想而知有多累！累就不说了吧，这几年我时时处处感觉到历史学科的尴尬，是中考科目但被歧视。

尴尬一，学校领导的不重视。在学校领导的眼中，历史是“小儿科”，是人人都会教、都能教的科目。所以我们学校的初

一、初二年级的历史课都是学校的闲杂人员、即将退休、身体不好的老师担任。可想而知，这样给我们初三的历史教学工作带来了多大的困难。最可气的是，辛辛苦苦的工作得不到肯定，学校在发绩效工资的时候是按“系数”发，这个“系数”到我们历史学科的时候就变得很低，比语数外低，无话可说，比物理、化学也要低，我们就问领导同志：综理中考是120分，综文中考也是120分呀，为什么我们的系数低。回答是：还和人家理化比，理化多难教呀！我愕然，猛然想起我上学时就有的名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

尴尬二，其他老师的不重视。在其他老师，尤其是语数外老师、班主任眼里，历史根本就不用学，考试打开书随便抄抄就行了。前几天，初三家长会，我到班里给家长讲了，要帮助孩子转变观念，认真学习历史。家长会后回家较晚，在路上碰上我们学校的一位语文老师，问我为什么回去这么晚，我回答：刚才开家长会，去班里讲了讲。这位老师惊讶地说：“历史还去开家长会，搞笑！”我很困惑、很无奈，尴尬呀！

尴尬三，学生不重视。首先，在初

一、初二时，学生就已经形成对历史学习的不重视，历史课是他们的放松课。再加上中考历史是开卷，学生自然心里放松、行动迟缓。突出表现有，上课不带书、不认真听讲，课上做其它课的作业、看其它的书籍，不记忆基础知识，不认真完成作业等等。

这几年，我年年教初三，开学第一节课几乎不讲新课，首先大讲特讲历史的重要性，一条条、一件件的讲，犄角旮旯的学习历史的好处都找出了，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们学习历史的重要性。然后，在大家一起探讨学习历史的方法，最后提出要求：课堂上的要求、作业要求等等。

我亲爱的担任历史学科教学工作的同学们，不知你们也有这样的尴尬吗？

第四篇：老师的尴尬

老师的尴尬

文/左廷伟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李商隐《无题》中的诗句，它借用春蚕到死才停止吐丝，蜡烛燃尽时才停止流泪，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至死不渝，成为一曲悲壮的千古绝唱。上初中时写作文我们就会用“春蚕”和“蜡烛”比喻老师，可当时并不是能很透彻地理解它的寓意。后来，人云亦云，才渐渐知道那是赞美老师的奉献精神。

作了老师后，仔细品味，化用古代著名诗人描写爱情的诗句来夸老师，倒也贴切，但“凄婉”却变成了“悲催”。春蚕吐尽最后一段丝，就“作茧自缚”了，蜡烛流尽眼泪的那一刻，便是生命终结之时。这种比喻，冥冥之中是否早已为老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大学的老师风光多了，而教中小学的就一言难尽。我们会经常看到媒体上老师的正面典型，大多是挽起裤管、背着孩子过河，崎岖的山路上送孩子回家，打着吊瓶监考，拄着拐杖给学生讲课„„极个别幸运的还能“感动中国”，台上师生相拥而泣，台下及电视机前许多观众陪出了眼泪。这大概就是“春蚕”和“蜡烛”的最完美结局。

如果不变高考这个“指挥棒”，中国的基础教育，任凭专家怎样辩解，任凭名校校长怎样口若悬河，骨子里永远都是应试教育，这一点做教育的人都心知肚明。今天“核心素养”的概念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远看民国时出的大家，他们的气节、情操、学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近观我们身边的“老中师”生，“三笔字”个个赢人，音体美样样精通，这大概才是传说中的素质教育。现在的学校，为“素质”而“素质”，理论一套一套，课堂上花样翻新，有的在课改，有的在改课。课间里别出心裁，有的在打腰鼓，有的在唱戏，教材中的经典篇目都快被专家砍完了，却要求学生在课外开展经典诵读。其实为了素质教育，校长要求干啥，老师你就干啥，但你可得留点神，成绩一旦考砸，你就死定了！

教育是“农业”，它是个慢活儿，需要遵循规律，需要平心静气，需要耐得住寂寞。而如今教育成了“工业”，一个模式，批量生产，创新的步子越来越快。一些年纪稍大的老师，根本是吃不消的。由于职业的重复性太强，一参加工作，就知道退休那天将在干什么。权威机构调查表明，中小学老师百分之九十以上身体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职业倦怠已有蔓延之势。

老师是被公认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特点是容易满足，但有较强的公平意识和民主意识，这也许是知识分子本性所使然。他们只知道“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在越来越多的善于变通、长于圆滑、工于心计的人看来，就是“认死理”、“一根筋”，甚至是“迂腐”，在别人身上是“节俭”，放到老师身上就叫“穷酸”。工作压力，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等等一系列政策层面上的问题，似乎一提起就是老师自己“多事”。这个世道很不公平。

孩子们现在个个都是家庭的“皇帝”。家长常常面对自己孩子无可奈何，却非要老师教出个眉目。“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毋庸置疑教好学生自然是老师的职责，但有时也很纠结，管得严了，父母心疼儿女，放的松了，家长忌恨老师。当然通情达理真心配合学校教育子女的家长也不乏其人，这些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可能是未来社会的希望。

有一次，在校门口见到一个小学生正准备把掏空的食品袋自觉地装进自己口袋，可他的妈妈一把抢过来，扔在地上，还训斥了几句。面对母亲的举动，那孩子疑惑的眼神似乎在问：“我到底该怎么做”？学校的养成教育在这里大打折扣了。

为了让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主流媒体长篇累牍，发声要尊师重教。1985年国家设立了“教师节”，当时我在上大学，学校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工作后，每年都盼9月10日，辛苦了一年，同事们聚在一起，吃顿饭，热闹热闹，再领个三五十块钱的纪念品，开心无比。上面有关领导，还来校送点慰问品，座谈会上，热情洋溢的致辞，惹得我们使劲鼓掌，直到手指发疼。在人们传统的印象里，每逢节日前夕，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喜庆、祥和的气息，而现在一进入9月，老师就开始发愁了。先是媒体争先恐后挖掘报道教师队伍里的负面典型，接着是各级主管部门发文安民告示，内容大致都是“严禁教师在节日期间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家长宴请”一类的话，老师们真的无话可说了。教师莫非是中国社会最容易腐败的阶层？为了照顾情绪，教师节前再发一个文，“要搞好教师节的庆祝活动”，但原则是“节俭、喜庆”，以“精神鼓励为主”。国家重视和发展教育的决心大家有目共睹，可“钱学森之问”又时时发人深省。教育到底该怎么办？老师到底该怎么做？

当下除了形容人们抱着手机，在群里抢红包，“聚精会神”这个词再用到那里似乎都不合适了。而在教师队伍里，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干工作的却是一群人。他们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甘于清贫，乐于奉献，不管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都在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他们懂得“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的道理，臧克家的诗句“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好像就是给他们量身定做的，他们是学生和家长心中的“师神”。当然也有人本来就不适合做老师，最后走投无路才进了学校的门，他们没有职业操守，不维护职业尊严，只是为了讨口饭吃。对这一类老师，在现行体制下，基本上是“谁都有看法，谁都没办法”，他们影响了老师的形象，给一些有心人提供了抹黑老师的由头。再说，哪个行当里没有混饭的？

“要让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并不是说“教师已经成了人人羡慕的职业”，这个目标的实现，用一句流行语，可能“永远在路上”。有些职业从来没有设过节日，也没有谁提起要让人羡慕，可几乎人人即使睡梦中都在惦记。

很多年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夸美纽斯是外国人，但他说的“教师”，我想也应该包括中国人。

有时候光辉不光辉还要靠自己。你身后的学生毕竟有一天总会懂事的......

第五篇：摆脱办公室尴尬

没有人能预料尴尬出现的时间，对于那些将一生的1／3时间交给办公室的上班族不可避免的窘境总会像窗外的风儿一样随时飘进来。如果这样的难堪仅仅发生在自己身上，有一张厚脸皮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被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面红耳赤的是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同事，需要你考虑和做的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作为尴尬的旁观者，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帮助别人摆脱窘

境。既要让当事人不会因为该种情况的出现心情沮丧，也要做到不让其他的旁观者因此轻视当事人。为此，你需要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最大程度地减少尴尬的影响范围

尴尬是只能在人与人交往中才发生的现象。如果只有一个人，根本不成其为尴尬，相反，尴尬时现场的参与者越多，尴尬的程度也就越深，所以，在帮助别人摆脱困境时必须考虑到事发当时的环境因素，尽最大的可能将周围的不利影响压缩到最小。

迅速转移现场注意力

尴尬的当事人通常都是当时现场的公众注意力的焦点，尴尬也因此变得更难堪。如何快速地帮助当事人降低曝光率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有意在现场挑起另一特别惹眼的事情。

尽早结束尴尬

尴尬的过程有时简直就是对当事人的精神折磨，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当事人的伤害也就越大。这种伤害不仅单指当时的心理不安，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对当事人的公众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不利影响。尽早结束尴尬就意味着将一切不利的结果和损失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真正用心去理解和安慰他们

理解和安慰是医治伤害的万能良方，对尴尬也不例外。但是一定要真正用心去理解和安慰他们，然而也不必太过斟酌字句，付出感情就足够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未必会认真听你说了什么，听了也未必明白，拿出足够的感情就能感动他们。

当一个女秘书在公众场合发现她的老板的裤门大开时，她走过去说：“您的车库门忘记关了。”

这当然是一个笑话，在一种完全不宜公开伸出援手的场合，帮助别人摆脱窘境的方法莫过于语言的借喻了。

除了语言上的巧妙提醒，主动的形体动作同样有效果。你可以走过去好像要与他耳语，并用身体把他彻底挡住，让他从容解决问题。或者先将通知的任务交给旁人，然后在另一端制造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