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共5则范文）

第一篇：浅谈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共）

浅谈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

摘要：公务员代表国家依法组织和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因此对公务员的有效监督是对行政权力有效监督的最好途径。本文先分析我国公务员监督制度的意义，再阐述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的目标及构成，然后分析了公务员监督体系的现状，特别指出其不足之处。最后从行政监察机制、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角度提出了完善公务员监督机制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公务员，监督机制，问题，对策

正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公务员制度。近些年来，权力腐败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在思索、探讨权力腐败在我国产生的总体根源，寻求有效遏制权力腐败的根本途径时充分认识到：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因此完善公务员监督机制成为当前社会的又一热点。所谓公务员监督机制，是指在公务员活动中对公务员管理机构和公务员所属的单位及公务员个人的行为、活动实施的各种方式、方法、手段及各种监督制度的总称。

一、我国公务员监督制度的意义

公务员监督是指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促进勤政廉政。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为了防止公务员滥用权力，对公务员的义务、纪律有特别规定。但是近年来权力腐败事件时有发生，加强公务员监督刻不容缓。

（一）监督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保障我国公务员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施行。它的确立不仅明确了对国家公务员管理的种种规范，而且还明确了不执行或违犯这些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强化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为相关条例的正确贯彻和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监督制度的确立，可以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国家行政机关及有关负责人对公务员依法管理，有效地防止某些领导人有法不依，滥用权力，甚至对国家公务员打击报复的行为，确保国家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三）监督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力。当公务员发生权力腐败事件时，公民可以行使自己的监督和质询权来维护自己甚至是社会大众的利益。

二、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的目标及构成（一）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的目标：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思想监督、工作监督和违规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政府工作人员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政治思想监督。思想是人之灵魂和行动指南，公务员的错误意识倾向直接影响到其工作效果，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的体现。必须加强对公务员的思想教育和监督。工作监督则是监督计划、任务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在权限内的全部活动；纠正和监督政府的工作程序；监督公务员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违规监督顾名思义则是开展对贪污举报的侦查，减少公务员贪污腐败现象。

（二）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的构成：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是根本，外部监督是内部监督的推进、补充和发展。

（1）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自我监督活动，包括上、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机关相互之间的监督。其方式有三种：①自上而下的监督。它包括工作检查、专案检查和行政复议；②行政监察。它是指政府系统内部的专门监

察机构对所有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公务员所实施的全面性的监督。③审计监督。它是指由国家审计机关对财政、财务收支以及经济活动进行的专门的监督。

（2）公务员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①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它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公务员的监督；②国家司法机关监督。它是指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公务员的监督；③政党监督。主要由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实施。但共产党对公务员的监督主要是对公务员中的党员进行监督；④社会组织监督。主要指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即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团体和宪法规定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政府工作的监督；⑤群众监督。它是公民个人对公务员的监督。人民群众对公务员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等形式来实现；⑥社会舆论监督。它是指通过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宣传工作对公务员进行的监督。

三、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的现状及其主要问题

（一）对监督机制认识不足，监督思想滞后观念薄弱

虽然现代社会发展飞快，但我们仍习惯于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办法来搞监督，工作缺乏主动性，主要是应付上级部署的工作，发挥事后查处的功能，依法监督观念不强，监督缺乏经常性、统一性和一贯性。这里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观念的原因。我国的普通民众缺乏监督观念，有时候甚至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让我国某些腐败分子更加猖狂，贪污腐败现象愈发严重。

（二）重视不足，无法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我国当前社会所发生的政府官员失职渎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商业贿赂等丑恶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执行死刑，这是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仅这些腐败案例就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些案件披露出的事实表明：多数案件并不是我们的监督机关从这些腐败分子那里发现的问题，往往是其它刑事、民事案件或偶然性事件牵扯出来的。这说明纪委、人大、司法机关、监察机关、民主党派、人民群众、新闻媒体，这么多的监督机构及人员在腐败分子面前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三）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监督缺乏可操作性

（1）公务员监督制度过于笼统和抽象，缺乏必要的实施细则。如《行政复议条例》中第3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提出申请，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不予答复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受理或者答复。”该规定对于“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依据什么以及如何去“责令其受理或者答复”却没有具体规定。

（2）有的禁止性规定缺少保障条款。公务员禁止性规定必须具有配套的保障措施，让有可能违反规定的人因从保障条款预见后果而却步，如果这部分内容缺失，则可能导致禁令悬空。

（3）监督义务人不明确。如《预算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各级政府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变更预算，或者使经批准的预算中举借债务的数额增加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该条款未说明谁来追究，实施细则中也没有作出规定。

（4）有些法律指明了监督主体，但对其如果不充分履行监督职责如何处理

没有措施。如《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就仅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而没有指明这些机关不作为怎么办。

（四）内部监督责权不相称，行政监督难以到位

由于政府机关内外各种监督主体之间关系尚未理顺，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方面划分不够明确，导致监而不督、效率低下、权威下降，行政监督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从监察机关的权力看，监察机关可以依照法律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进行监督。从目前情况看，各级监督机构的地位、权力过低，处于执行机构的地位，缺乏相对独立性，已经影响到其行政监督作用的发挥。另外，国家司法机关是行政监督的主要主体，但客观上由于其人员编制、财政预算等一系列问题受制于同级政府机关，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监督同级政府时常感力不从心。

四、完善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使其树立应有的权威性。各级行政监察机关仅是同级政府内部的一个常设机构，其法律地位与其他职能部门平列，这种状况使得它对同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难以行使监督权。借鉴中外历史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有必要将行政监察机关从目前的行政系统中划出来单独设置，名称改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或人民监察委员会)，直接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充分地体现监察工作的民意性；另一方面，使监察机关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对改变目前监察机关地位不高，监察权难以到位的被动局面，无疑是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改革现行行政监察领导体制，增强监察机关的抗干扰性。目前，我国行政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即一方面受上级行政监察机关领导；另一方面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实践表明，这种双重领导体制是影响行政监察机关发挥其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双重领导体制下，上级监察机关没有人、财、物的实权，无法真正对下级监察机关实行实质性的领导。针对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而产生的弊端，应当对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进行改革。

（1）将现行行政监察机关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改为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从根本上提高监察机关的抗干扰性，改变现行行政监察机关难以对同级政府实行有效监督的疲软状态。

（2）监察机关的主要领导成员，应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任命。

（三）扩大行政监察机关的职权。根据规定，监察机关的行政处分权仅限于警告、记过、记大过三种，对需要给予降级以上处分，监察机关只能向有处理权的机关提出建议，而我国行政监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与其所肩负的重要使命极不相称，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扩大监察机关的职权：

（1）扩大监察机关的处分权限。赋予监察机关对违法违纪的公务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处分的职权。

（2）赋予监察机关一定的经济处罚权。比如对因决策失误或指挥不当造成严重损失的企事业单位干部（指经国家机关任命的）监察机关应拥有责令其赔偿一定经济损失的职权。

（3）监察机关应有责令申报权和没收权，对于一些重大经济嫌疑分子，监察机关有权以财产来源不明予以没收，收归国库。

（四）建立广泛、灵活、便利的社会监督机制。目前，我国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监督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尤其是还没有具备应有的社会监督条件。我们应按照社会监督的要求。努力做到：尽可能地实行政务公开，建立能广开言路的接受举报、投诉的快速反应机制，建立能广泛、准确、及时地表达人民群众看法的民意测验机制，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社团组织联系群众、监督政府及公务员的桥梁作用，并以法律形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保证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能正确及时地予以处理和答复。

（五）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新闻舆论犹如腐败分子的揭短器。要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就必须为新闻媒体授权，鼓励新闻媒体除了宣传政绩之外，还要鼓励他们积极进行反面报道，揭露腐败分子。同时，纪委监察委员会还要联办《反腐报》，专门披露和报道反腐信息。通过新闻媒体积极推进我国监督民主化、公开化建设，提高全民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在公务眼的监督制度中我们必须强化舆论的监督功能。

（1）应当建立政务公开制度。要实现对公务员有效的监督，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舆论监督主体要掌握足够的信息，这就要求让“阳光普照政治体制”。美国国会在1977年制定了“置政府于阳光之下法”，要求联邦政府属下50多个委员会和机构的会议公开举行，如果因某种理由须举行秘密会议的，须得到该单位的首席法律官员或法律顾问的认可。

（2）应当加快新闻立法。目前我国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还相当粗疏，新闻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权力来源、采访的方式和途径、新闻工作者的权力和责任、被监督者的权利和义务还有待法律具体规定。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就应当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舆论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方式和被监督者的义务。这样，既可以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又可以鼓励新闻工作者敢于揭露公务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3）应当完善举报来信来访制度。完善和强化舆论监督，我们还应当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我认为，首先各级政府应当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的监督渠道，如设立举报信箱、开通廉政专线和反腐网站等等；其次各级政府应当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坚持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次各级政府还应当建立保密制度和举报有奖制度，使人民群众敢于举报、乐于举报。

（4）四是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它是将行政权力的运行始终置于广大公众的监督之下，鼓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关心和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不仅是对公务员的素质及其工作业绩的一种评价，也是对公务员是否廉洁奉公的一种监督。

（六）强化系统内部监督部门的事前教育、事中督促功能，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防范，变被动为主动。不能因强调外部监督而弱化或忽视内部监督，内部监督往往更容易、更方便、更直接。应授权监督部门有权参加受监督部门的重大事项讨论和决策，参与重大工程或活动的监理及被监督人员的任免等等。依法行政是现代法制国家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它的核心的定位是政府如何治权和如何控权。只有依法行政，才能授好权、治好权、控好权，才能从源头上消灭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腐败的萌芽。

总之，公务员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监察机关、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并形成监督的合力问题。因此，我们要

努力发挥各种监督主体的积极性，使每种监督形式都能把它们的监督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确保公务员真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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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义太，潘世钦.《试论完善我国公务员监督制度》.行政与法公务员制度.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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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和平.《加强对公务员权力的监督机制建设》.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增刊

[6] 田家祥.《关于加强我国行政监督的对策思考》.中国行政管理.1999.(12)

第二篇：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及监督机制初探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及监督机制初探

徐佼

地方行政立法是指立法机关通过法定形式将某些立法权授予地方行政机关，地方行政机关依据授权法创制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更好的发挥地方行政立法的特殊效率作用，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行政监督机制已经迫在眉睫。本文重点探讨在我国政治体制下，通过完善体制内外的监督制度来保证行政立法高效合法合理。

我国1982年宪法正式确认了行政立法，2000年颁布《立法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行政立法的规范。进入新世纪以来行政立法更加注重了民主参与和科学分析，注重了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这使得行政立法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也使得行政权力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无法可依的状态。当前，行政立法权作为行政机关的重要权力，它的行使与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行政立法在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行政立法文件的内容屡屡侵犯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它一些基本的权利，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行政立法的关注，加强行政立法监督，已经刻不容缓。

一、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地方行政立法存在的这些问题，其实与我国的地方行政立法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密不可分。因此，我们首先要重点找出监督制度漏洞，为地方行政立法的新发展提供帮助。

1、地方行政立法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失效。在地方行政立法监督的各种渠道中，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因其专业性和便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行政机关自我的监督，其实更加具有高效性和便捷性，不仅有利于节约行政成本，还有利于树立政府形象。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内部监督制度，但是行政立法的监督效果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达到最优状态，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监督的常规制度不健全、不明确。第二，行政立法本身的水平不太高，行政立法者的素质难以达到要求，所以直接影响了立法的质量。第三，没有将行政复议制度纳入行政立法的监督方式范畴。

2、地方行政立法的权力机关监督缺失。在我国，权力机关，尤其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着我国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立法权。权力机关对于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发展时间短暂的原因，从实践来看，权力机关并未进行有效监督，只是消极的形式监督权利。第一，没有严格统一的授权立法，导致地方行政立法不合法、不合 1

理。第二，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导致监督不到位、不明确。目前对行政立法是否合宪、合法的监督，主要是由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进行。但是由于法律规范的数量不断增多，加之各委员会本身任务繁重，所以很难较好地顾及地方立法监督。第三，地方行政立法备案制度存在问题，“备而不审”。由于我国不存在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又没有明确的咨询会商制度，缺乏严格的备案制度，审议草案的权限和范围就更加模糊不清，自然影响了整个法律监督制度的实效。第四，地方行政立法的批准、撤销制度没有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宪法授予的撤销权力，现实实践中却几乎不使用。这种消极的权力行使，也不利于地方行政立法的规范化。

二、解决地方行政立法监督问题的新思路

我国政治体制有自身的独特性，不同于西方大多数国家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一种贯彻国家权力不可分割和人民主权的基本精神即“议行合一”，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不过是国家权力的某一实现形式，国家的权力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只是通过简单照搬西方分权制衡意识下的行政权力监督模式，来保证听证公正是行不通的。甚至连被标榜为“最纯粹的三权分立国”的美国也不得不追求通过其它方式来进行制约行政权力，这就是立法听证制度在英美国家兴起的缘由之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针对行政权力监督问题要回到问题本源上来解决，“民主”即“人民的统治”，人民应是民主政体中的实践主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体现在更有效充分的发挥人民的作用，通过发动现实生活中公民、非政府组织（NGO）、新闻媒体起到监督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优势，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的地方立法监督体系。

（1）普通民众监督。这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保证人民群众可以监督，有这个权力。对于地方行政立法制度，我们首先要先提高扩大参与群众的范围。并且通过法律细则赋予人民批评监督权力，并保证民众的意见管道以及言论免责权限。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积极倡导民众参与行政立法程序，由政府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交流平台，提高广大群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管理活动热情。

（2）非政府组织监督。几年来NGO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任何一个发达的现代国家需要与之配套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美国监督政府的NGO也是种类繁多，有名的芝加哥协会就是一个例子。

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国家具有公共性质，但是有时候会“政府失灵”，不能反映民意，这时候要由NGO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矫正。现在政府出现在国际场合，不能完全代表民意，一定要有NGO在场才行，才有更具有代表性。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一种志愿精神或是爱国精神。只有发挥NGO的民间性与专业性的双重特质，在听证中起到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纽带作用。

针对行政立法制度尤其是听证制度而言，我们寄希望各行各业、各种宗旨的NGO组织能建立起来，积极参与政府关乎本行业本事务的行政立法。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强大后盾，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持，并且参与诉讼以及听证会议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行政监督更加专业化，以及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3）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具有民主和监督的功能，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马列先驱、我们党的领袖都很对报刊的批评监督功能很重视。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

第一，行政主体要主动接受监督，对新闻媒体采访报导立法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对于社会关注的法案规章和政府工作的重大举措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对于公开听证的案件，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以便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旁听。

第二，新闻媒体本身要发挥积极的传达作用，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关注行政立法会议，政府动态，有条件的对整个立法活动成立临时报导团；成立专门民调机构，学习西方国家民意调查等方法，与行政立法工作相配合，广泛听取民意。

总之，行政立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我国国情，构建一个以新闻媒体为先导，NGO为组织基础，民众为主体的监督体系，为社会经济良好、高速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篇：我国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监督机制分析

为了防止财务总监失灵和所有者权益受损，为了约束经理人经营行为，为了降低财务风险，就要有财务总监的监督机制。从跨国公司及国外大公司的财务总监看，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的无数资博弈，财务总监的监督机制逐渐趋向均衡。总的来说，财务总监的监督主要可分为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两大类。

一、事前监督机制和事后监督机制

所谓事前监督，就是防患于未然的监督，而事后监督是指对企业的业绩进行评价和考核、衡量所有者权益变动情况。

1、事前监督机制

首先事前监督机制是经营者经营责任的自动履行机制。经营者自我履行既是普遍的，又是有限，而且可用现实中的例子加以说明。经营者对剩余权的控制是自我履行的核心，经营者的工作努力程度与剩余控制权相关，即经营者为自己工作不需要他人监督，而经营者为所有者工作就存在监督，增加交易成本。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乃至破产，给经理人一个信号，如果原合约未能履行，所有者会重新安排合约，受损的不是经理人，而是所有者本身，这就形成了“穷庙富方丈”。经营者履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声誉，在契约不完全条件，声誉的损失有损于经营者的今后利益，因此，声誉是一项无形资产，可以大大降低由于市场投机行为带来的费用。

第二是财务预警分析（Early Warning analysis）机制。企业营运稳，财务风险低的经营者，即使提出的利润率较低，应该会比企业营运冒进、财务风险高的经营者有利，这样才会使经营者的履约有可靠的保障。财务总监可以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类型等不同实施监督，求得合理地配置资源，营运顺畅、风险最低、收益最大。财务总监不但要对企业进行财务风险评估和财务预警分析，而且要对企业主要经营项目及经营项目组合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分析。

第三是限制经营期限和违纪行为。对经营期限做出限制，可以控制经营风险，如果经营期限短，经营者考虑的是流动性强的资产投资，风险就比较小，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资产价值不至于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利于财务总监对履约风险的掌握。

第四是对经理人的目标控制和年薪制。目标控制亦称随动控制，目标控制中的目标确立及控制系统建立属于事前监督机制，促进经理人自我履约，实施结果与目标比较为事后监督奠定了基础。在目标控制中，系统行动的方案，是按系统当前所处的状态而决定的，受控系统可以根据干扰的作用，不断改变行动方案，它具有在变化着的环境下发挥最佳功能的适应性。年薪制与目标的实现程度相结合，年薪标准的确立既是目标的组成部分，又是按绩效兑现的尺度。年薪的形成可以由工资、津贴和股权等构成。

第五是限制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财务总监介入企业治理。限制经营者条款的基本内容包括：（1）对提供贷款保证、债务担保、资产抵押的限制；（2）对大额现金提取的限制；（3）对转账支付款数额的限制；（4）对处置不良资产的限制；（5）资本性支出的限制；（6）对经理人收入的限制；（7）对特殊事项的限制等。当然，对经营者行为的限制作为一种所有者权益的保障机制，是建立在所有者和经营者博弈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一些苛刻的限制条款，并不是所有者单方面的就能确定，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后，再通过艰苦的谈判而形成的。财务总监限制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介入企业治理，一方面保障了所有者权益，另一方面促进了经营管理层的职业化、市场化。

2、事后监督机制

事后监督机制首先是履约评价机制。财务总监督从财务角度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来评价履约情况。履约情况可分为履行、基本履行、不履行和极不履行等。一般认为履行是指完成各项财务指标，而基本履行是完成主要财务指标，部分次要未完成，不履行是绝大部分指标未完成，极不履行是从财务上看已处于解散或破产的情形。财务总监将履约情况向其委派者报告，并视其履约程度改变监督方式及监督力度。若评价中发现失职、违纪等，应分别不同强制性程序，失职按约定惩罚，而违纪是依法裁决。

其次是清算与重组机制。现代企业解散或破产具有高度风险，相比而言，企业破产而产生的风险要更强于企业解散而产生的风险。在企业解散时，投资者只能以其投资份额参与企业剩余资产的分配，以获得投资的一些补偿。在企业破产时，投资者只能按顺序最后参与企业剩余资产的分配，有时会造成血本无归，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相对于解散或破产而言，重组可以减少损失，保障投资者利益。财务总监从监督结果产生的清算与重组，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投资者权益。

再次是对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的监督机制。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公司中，经理人掌握着很大的决策权，由于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和经理人的经营行为的难以观察性进一步增加了经理人对企业的影响力，所以指望经理人不折不扣地服务于投资者目标，履行契约是不现实的。相反，经理人会凭借其经营权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导致经营效率低下，财务状况恶化。经理人的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必然会影响公司财务情况，进入财务总监的视野，以便实施监督。

财务总监的监督机制，无论是事前监督，还是事后监督都能产生相应的作用。但是不能采用单一的机制，应该将机制配合运用，并辅之以切实可行的制衡手段，抑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所有者权益。

二、对我国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监督机制的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监督，但国有资产还是流失。监督机制的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到财务正面作用的发挥。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监督机制过于单一，缺乏多种监督和多重监督，造成所有者权力缺位和经营者权力越位，混淆了法人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的界限，从而使得监督机制失灵，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严重偏离。因此，我国财务总监需要在自发履行、预警分析、限制违法、目标控制和年薪制等事前监督机制上下功夫，同时把履约评价、清算与重组，对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等事后监督机制结合起来。

经营者的自动履行机制是保障所有者权益的基础，但在我国却严重缺乏。究其原因，是自我约束机制和声誉机制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严格的自我约束很难是经营者的首要选择，其甚至铤而走险放弃自我约束，任利欲膨胀造成经营失败。而现行的法律中，投资者难以起诉经营者的经营失败，并且在破产法中投资者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所以有必要从法律上规范经营者自我约束机制。声誉机制尚未起着约束作用，由此引起，经营者不顾声誉受损，甚至以牺牲声誉为代价，换取私利。我国企业目前对声誉并不重视，其背后有体制原因，也有市场不规范的原因，还有企业产权方面的原因。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化程度低，也使得经营者不重视声誉资产，国有企业不如集体、私营企业的原因之一是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因此，目前通过财务总监的监督，使声誉机制发挥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财务预警分析，在我国没有作为一项监督机制运用，可以说是监督中的空白。对于未来，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经营者，往往都持乐观态度，缺乏预警，一旦财务失败，要私让其消亡，要么挽救成本极高。财务总监督，根据所处的企业，进行财务预警分析，应该是有前途的。财务预警分析方法通常有偿债能力分析法、埃特曼模型（Altman Model）等、埃特曼模型提出了判断企业财务失败的临界值为2.675，即临界值大于2.675，表明企业财务状况良好，反之，表明企业存在财务危机，值越小发生财务失败可能性就越大。由于财务预警分析在事前进行，因此，预警的财务失败并不意味着企业破产，而根据其程度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增加营运资金、债务重组及财务改组等，以此来保障所有者利益。

限制经营者的违纪行为，是我国向国有企业选派财务总监的初衷，但是在监督技术层面需要完善，如财务总监与经理人之间监督关系可表示为：

A、财务总监监督经理人，经理人不监督财务总监

B、经理人监督财务总监，财务总监不监督经理人

C、财务总监不监督经理人，经理人监督财务总监

D、财务总监监督经理人，经理人监督财务总监

目前，我国财务总监选择A区，问题是在监督机制设计中，是否要引入D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总监是所有者委派的，经理是所有者聘任的，通过相互监督提高监督效率，可以防止监而不督现象的出现，抑制经理人的违纪行为。

业绩目标控制和年薪制。在我国，业绩与年薪并非密切相关，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业绩与年薪挂钩更为复杂，并且业绩平平，甚至业绩差的经理留任为数不少。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尽管总经理本人在公司业绩差时自动离开公司的可能性会增加，但当公司的业绩表现很差时，董事会解聘总经理的可能性并不高，最佳的10%的公司每年解除总经理职务的比例为3%，而业绩最差的10%的公司中，每年解除公司总经理职务的比例也只有6%.为什么业绩差的企业中，经理人被解聘的情况比较少呢？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难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继任者。解决的方法是提高和推动总经理创业冲动，实行业绩与年薪相联系的办法，果断开除业绩差的经理人等。在年薪形式上，股权应占有一定的比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财务总监介入企业治理问题。从所有者的愿望来说，财务总监的监督范围应大一点，而从经营者的愿望来说，财务总监的监督范围应小一点。在公司内部，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各机构相互制衡的机制远没有发挥作用。股东大会所实施的所有者监督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虚设而严重缺乏，使得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有名无实；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使得董事会制衡作用完全失效，要么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董事会不懂事”；监事会由于监事自身的能力不足，信息不充分以及缺乏激励等原因也形同虚设。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财务总监介入企业治理，把所有者的监督及时传递给经营者，把经营履约的情况反馈给所有者，对经营者产生制约，运用法律手段，真正按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权力制约的机制。

在我国的业绩评价中，存在着重财务指标评价，轻非财务指标评价，并且以对企业的业绩评价代替对经营者评价等缺陷。由于评价指标以财务指标为主，被评价者就在财务指标上做文章，粉饰业绩，导致财务信息失真。这是业绩评价机制必须注意的问题。在评价对象上，应区分对企业业绩评价和对经营者的业绩评价。另外评价指标也不可一成不变，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国有企业评价主要指标应包括利润指标、投资报酬率、现金流量等。

对于评价发现业绩差、产品前景暗淡的企业，要实施破产制度。要克服对经营处于临界的企业先拯救、后找重组，如找不到重组的企业再破产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破产带来的就业、首次流失等问题。财务总监应根据评价结果，预警分析，运用破产清算重组，直接制约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抑制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在我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经营者年薪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经营者占有、使用资产的过度化，甚至挥霍浪费，转移资产等，导致经营失败，企业破产。因此财务总监必须要能够有效地监督经营者逆向选择，这也是保障所有者权益的一个重要机制。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6-99.[2]田志龙。经营者监督与激励－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68-79、343.[3]黄亚钧，姜纬。微观经济学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298-317.[4]吴叔平，虞俊健。股权激励－企业长期激励制度研究与实践[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256-272

第四篇：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新加坡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最为廉洁的几个国家之一，在透明国际组织在2008年公布的世界最廉洁国家中，新加坡排名世界第四，而新加坡在廉政建设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得益于其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本国国情的监督机制。中国与新加坡都是一党执政，且有相似的文化传统，但中国的腐败问题却成为了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一个“肿瘤”。因此我们应借鉴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以消除腐败这一“毒瘤”。

关键词：新加坡 监督机制 中国

一．引言

新加坡实行的是“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而且在其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作“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从而在政府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列世界前茅。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实践,否定了西方鼓吹的“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的执政党不能有效监督自己”的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腐败问题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腐败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并且更加复杂化。在透明国际组织在2008年公布的世界最廉洁国家中，中国仅排名世界第72位。虽然党中央历来也十分重视腐败问题，采取了许多的政策与措施，但是取得的成效不大。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6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了，而厅局级以下的干部，出了腐败问题的也不在少数，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7月 23日召开会议，决定2009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这是自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后，中央再次把党的建设问题作为重点问题来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如何才能根本防治腐败德问题。与我国政党政治特征以及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的新加坡积累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因此,研究和探讨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对我国防治腐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新加坡的监督机制 世纪50 年代,新加坡的贪污腐败现象相当普遍,严重阻碍了新加坡的发展。1959 年李光耀上任之后,决心铲除腐败。40 多年来,新加坡经济繁荣、政治

稳定、社会和谐,创造了“亚洲奇迹”,为全世界所瞩目、称赞和钦佩。新加坡铲除腐败的经验,为世界各国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而新加坡独具特色的监督机制是其能够治理腐败的重要因素。

（一）新加坡建立了一整套完善、严密的监督系统

新加坡完善的监督系统有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外在的监督和自身的监督。外在的监督有国会监督、反对党监督、司法监督、民选总统监督等。而人民行动党和政府自身的监督是新加坡政府监督体系中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因素。这种自身监督共分三个层面：一是组织监督,政府各部专设一名地位仅次于部长、高级政务部长、高级政务次长的常任秘书,负责管理和监督本部门的公务员；二是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如财政部的预算署主要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计等情况；三是专职监察机构的监督,主要有贪污调查局和商业事务局。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确立了一系列监督的制度。一是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制度。新加坡有一套严格、繁复的选拔制度,选出了最廉洁最能干和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从而保证队伍的廉洁性。二是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经过考试、考核和审查获得通过并被正式录用的人,必须在出任之前申报个人财产。个人申报后的财产,由贪污调查局审查核实,包括申报是否属实,有无漏报瞒报。如果任职以后财产有变动,应自动填写财产申报清单和写明变动的原因,改换原财产清单。申报以后,贪污调查局要审查变动是否属实,来源是否正当、合法等,一旦发现疑点,立即组织调查,发现问题,取证后提交法院审理。这项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对公务员不明白的收入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同时为执法部门和干部管理部门及时准确地惩处公务员贪污行为奠定了基础。三是日常考核制度。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个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日记本,不得遗失,不准乱丢乱放,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四是行为跟踪制度。这是由贪污调查局为主,有关部门及广大民众配合执行的一项制度。对于所有的公务员,无论其职位高低,尤其是新任职的公务员,暗中派人跟踪,明查暗访他的日常行为,或收到举报后派人跟踪。

（二）新加坡的监督机关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新加坡以其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反贪污调查局,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反贪污调查局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直属内阁总理领导,是全国防止贪污贿赂的最高权力机关。调查局拥有绝对的权威,对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法定机构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及贪污的官员铁面无私,在遏制腐败方面发挥有力作用。

反贪污调查局在创建初期,曾经先后隶属于四个不同的部,效果都不理想,再加上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没有发挥很大作用。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总理李光耀授予反贪污调查局很大权力,这才真正让反贪局成为新加坡反腐利剑。李光耀意识到,反贪污调查局初创不利的一大原因是缺乏法律支撑。1960 年,李光耀亲自推动《反贪污法》出台,这为反贪污调查局开展反腐斗争提供了基本保障。

为加强对公务员日常行为的监督，《,反贪污法》赋予了反贪污调查局一项特

别重要的职责,就是参与国家官员的考察工作,以确保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反贪污法》赋予反贪污调查局极大权限,使反贪污调查局在执行公务时不必借助警察或其他国家强力部门的力量，也可以独立地行使监督办案的权力。

三．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

与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比,在形式上,我国监督主体是相当全面的,有党和国家专门机关的监督、领导职责方面的监督、法律监督、群团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但是这些机构并未形成合力,造成监督效能还很低下。

一是在体系结构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没有形成严密有序的监督机构体系,常常形成要么齐抓共管,要么各执一端,要么互相推诿的混乱局面。二是在地位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存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对象的情况。特别是党政监督机构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监督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均由党委和政府管理,形成了被领导者监督领导者的尴尬局面,使监督常处于“两难”境地。三是在监督手段上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监督机构的监督行为缺乏明晰可靠的法律依据,监督活动夹杂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同时有的监督机构权限不足,监督效果受限。

（二）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我国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借鉴新加坡监督机制成功的经验，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监督机关的独立性与权威性。逐步变“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加强专门监督机关的相对独立性,树立绝对权威性,从而改变目前“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监督不好”的状况。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赋予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政府的行政监察机构、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监督职能,逐步将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进行整合,成立专门的监督机关,其组织关系由中央垂直领导,从法律上规定并充分扩大它们的权限,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监督职能。

第二，是制定监督法规,确保监督效果。制定完善、严密的监督法规,将监督内容和监督事项、监督程序、回避监督的责任处罚、监督部门的监督职责及失职处罚等等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作出强制性规定,提高监督机关的监督权威。加快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依法向社会公布其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所拥有的现金、存款、证券、不动产、各种投资及其他资产,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是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组织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健全并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切实推进党务公开,规范党务公开的具体内容,建立多种党务公开制度,必须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党内重要情况的制度。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以及国有资产的重组等,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严格按规定程序运作。

第四，是拓宽监督渠道。要拓宽党外监督的渠道,形成防腐倡廉社会化、全民化大格局。即加强人民政协的监督,加强群众的监督,以及加强舆论的监督,不断

扩大社会各阶层对党内各项工作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将党的一切工作置于阳光之下。我国也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公务人员实行行为跟踪制等形式对各级公务员进行有效监督。

四．结言

借鉴别国经验固然重要，但要兼顾本国国情。因此我们在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不断创新监督新机制以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如近期湖南浏阳市首创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和江西赣州市创立的干部离职考察制度都是一种成功的尝试。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借鉴新加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一定能变得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1] 严实：《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2] 刘国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李福清：《廉政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中国政府廉政建设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侯少文：《廉政建设思想宝库》，济南出版社1995年版。

[5] 章育良：《廉政建设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政与反腐败机制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 刘亚林：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J]，兰州大学学报，1995，（1）.[7] 吕元礼：新加坡廉政之道的全方位剖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0，（5）.[8] 蔡冬梅：新加坡反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2000，（6）.

第五篇：监督机制

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监督机制

为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切实改变干部工作作风，特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我乡机关效能建设监督机制，以强化内外部监督，提高办事质效，推进行政效能建设。

一是建立健全监督考核制度。在贯彻执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三大制度的基础上，我乡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机关作风建设考核评比实施方案》，把工作纪律、服务质效、责任追究等与行政效能建设相关的内容全部列入考核评比范围，切实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加强行政效能建设。二是成立机关行政效能领导小组和机关作风建设评小组，领导和监督行政效能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

三是加强效能监察。落实人员，明确职责，建立快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认真做好投诉件的查办、督办、联办、转办工作，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四是加强明查暗访。继续加强效能行风监督员队伍建设，不断创新监督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明查暗访的监督效果。下半年组织几次集中的明查暗访活动，同时实行办事跟踪调查、督查制度。

五是加强考核评议。进一步强化效能建设的考核监督，结合工作考评、公务员考核、党员民主评议、领导干部述职评廉，把效能建设列入干部考核之中，作为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