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7.23 张占斌 省直管县改革的四个未来方向（共5篇）

第一篇：14.07.23 张占斌 省直管县改革的四个未来方向

张占斌 省直管县改革的四个未来方向 2014-07-23 09:38 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核心提示： 当前，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主体功能区形成，主要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方面。一是对于限制开发区实行省直管体制。鼓励人口向县城集中、向中心镇集中，从维护大范围生态安全，缓解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出发，构建有利于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行政区划体制。有重点地发展本地基础较好的中心村和小城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力改善人居环境。二是对于禁止开发区实行全面省直管体制。按照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区发展的特殊要求，整合县级行政区规模。有序引导人口外移，逐步减轻资源环境压力，保护生态环境。控制城市外延扩张。引导人口向县城和城镇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省级行政区在省直管县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行政区划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近几年省直管县改革实践，我们探讨未来省直管县改革的几个方向。第一，继续在减少行政层级上进行探索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管县改革。按照这一要求，未来省直管县改革还将继续在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制定省直管县的原则和标准。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除梵蒂冈、新加坡等少数领土面积小的国家不设地方政府，少数国家只设一级地方政府外，大多数国家的行政层级实行两级制或三级制。就主要地理大国的行政层级设置看，世界上国土面积前10位的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实行四级制外，其他国家都实行两级制或三级制。从行政体制改革来看，现在国家就应着手研究制定不同层级设置的基本条件，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实行两级制、三级制或四级制，为各地行政层级设置提供基本依据。省直管县是行政区划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要出台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包括经济指标、人口结构、空间布局以及特殊条件等，对那些综合经济实力强、城市

化水平高、区位条件优越，可以发展成中等城市的县市要加快推进省直管县改革。推进行政省直管县体制首先应对综合实力强的县市实行，以便强化行政地位，使其与经济社会地位相符，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

二是探讨直管县行政等级的安排。我国地域广阔，县市众多且规模不一，条件差异十分显著，给国家管理地方带来诸多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上多实行县级分管管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县级分等基本被取消，通过增加行政层级，减少管理幅度来应对不同县的复杂状况。这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定时期是适用的，稳定了政权。但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国家政权稳定，特别是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被广泛应用，减少中间层级、结构形态扁平化、权力均衡分布，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省直管县改革强化了县市的行政地位，但县市依然是县级行政区。为了保持行政级别或者人员编制安排上的连续性及系统性，有必要对省直管的县实行分等管理。依据人口、经济、地理等状况将县市划分为不同等级，然后设置相应的机构和编制。分等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合理确定各等级县市可设机构与自设机构的数量和范围，避免不同等级县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机构设置模式。另外，县市分等也有利于协调不同政府间的关系。在横向关系方面，通过县市分等并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运用等级升降和与等级挂钩的级别工资等政策，激发各行政主体的荣誉感，满足部门利益的需要，从而建立行政管理体制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在纵向关系上，县市分等可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市县分等帮助中央和省级政府及时了解基层县市的基本状况，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与政策指导。

第二，继续完善和落实省直管县财政体制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继1994年分税制后，我国财政领域又一次体制创新。从一些省区的数据来看，县市财政得到省级财政支持力度明显上升，财政资金运转效率显著提高。但由于和现行市管县行政体制并存，单独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已经没有多大的改革空间。按照国家财政部时间表，2012年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从现在看这一任务完成的质量不可高估。种种迹象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推动节奏正在放慢，部分省份在将一些省直管县的转移支付项目重新划归给地级市。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有这样几个方面应该完善和落实。

一是合理界定省与县市政府间事权关系。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基础。只有在明晰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础上，才能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构建明晰的事权与财权关系，解决目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的问题，要将省以下地方财政的主要职能转移到地方政府为辖区提供公共服务上来。省级财政主要负责区域性的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改善、中观目标的调控、省本级机关的职能运转等地方性支出项目，承上启下增强行政活力与效能。市、县政府具体负责各自辖区范围内的社会治安、行政管理和公用事业发展等具体支出事宜。二是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201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调整和完善县级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这是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此前虽然规定实施县级财力保障机制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但没有明确是哪些财政。这次文件明确了省级政府是责任主体，将责任主体由地方部门上升到省级政府，体现了强化省直管县责任的理念。下一步改革要把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与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结合好，省级政府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将财政体制核定到县、转移支付测算到县，把已出台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制度化。

三是设计好地方税制。在财税体制改革中，地方税制设计好是一项重要工作。设计好这一体系，均衡和调控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来源与支出需求间的关系，是保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效推进的重要举措。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范围及征管权限。分别设置省税和县税，将税基较广、收入稳定、流动性不大的税种作为县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改变共享税过多和县级没有主体税的局面。

四是进一步支持产粮大县发展。产粮大县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如2009年，全国有产粮大县573个，总数占全国县的20%，产出粮食32380.3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1%。提高产粮大县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确保稳定生产粮食，对于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支持产粮大县政策。如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比重，将产粮大县全部纳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范围。这一政策有效缓解了产粮大县财政困难，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收到了很好的政策效果。但现在来看，省一级支持得还不够，省直管县改革下一步对产粮大县，会出台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扶持政策，充实其财政实力，支持其经济社会发展，使之更有积极性发展粮食生产。五是把国家级贫困县纳入省直管。国家级贫困县是国家为扶持贫困地区设立的一种标准，目前全国差不多三个县中就有一个贫困县。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改革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建立并运用好更加协调、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扶贫开发新体制、新机制，不断提升扶贫开发的效果。现在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在政策体系上主要有，各级政府职责不够清晰、边界不够明确、执行不够有力等。我们在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发达县市实行直管的同时，也得出可以对贫困县实行直管，意在给予贫困县必要的财政或资金扶持。这是省直管县改革支持的一个新领域，社会各界充满期待。

第三，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党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省直管县的改革要顺应和支持城镇化的发展。

一是促进县城的发展。相对于大中城市，县城属于小城市或城镇，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并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发展要实现依托大城市推进城市化与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并重，发展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网络发展式”城镇化与以县城为依托发展中小城市的“据点发展式”城镇化同步，县域的城镇化要走适当集中之路。

省直管县与市管县相比，总体上有利于县域的发展，特别是县城的发展。这是因为，省级政府会站在全省发展的角度，注意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平衡，有效配置资源支持农村。县城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得到快速发展，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我国大多数县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可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可以降低城镇化成本，可以减轻农民工大规模异地流动带来的社会代价。

从政策走势来看，省直管县改革与城镇化发展进一步融合，推进县城快速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是促进资源向县域集中。县城作为城市和农村的连接点，一般来说，资源集聚能力较弱。主要原因是城镇依据行政区划设置，公共资源也按城镇级别进行分配，导致县域发展资源不足。改革按城镇级别配置公共资源的方式，已成为改革明确的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理念的更新，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通过公共财政支出、金融支持、制度创新等，使县域能够配置更多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三是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当前经济发展已进入县域经济应当发挥更大作用的阶段，由于经济梯度发展的规律，大城市的过剩工业产能，正在向县城转移。省直管县改革要在政策上，有效支持大城市过剩产能落地县域，特别是县城，在土地、金融、税收等方面要给予支持。县域化解大城市过剩产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促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和完善

国家主体功能区是以县级行政区划建制为单位自上而下划定的。按照主体功能区发展的基本诉求和客观趋势，适当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有利于开发保护。主体功能区发育可能成为今后行政区划重组或划分的重要依据。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主要体现在：国家财政政策，将主要增加对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使当地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投资政策主要支持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支持重点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重点引导优化开发区提升产业结构层次。

当前，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主体功能区形成，主要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方面。一是对于限制开发区实行省直管体制。鼓励人口向县城集中、向中心镇集中，从维护大范围生态安全，缓解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出发，构建有利于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行政区划体制。有重点地发展本地基础较好的中心村和小城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力改善人居环境。二是对于禁止开发区实行全面省直管体制。按照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区发展的特殊要求，整合县级行政区规模。有序引导人口外移，逐步减轻资源环境压力，保护生态环境。控制城市外延扩张。引导人口向县城和城镇集中，尽量减少无序分散的农村居民点。（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第二篇：中国未来改革税收方向

中国未来改革税收方向

税负概念，眼下存在诸多混淆之处，这妨碍了国人对于税收和税制的深入认识。

实际上，谈税负问题，起码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含义。宏观税负，指一国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表示。微观税负，则是单个纳税人的实际税负，由于存在税负转嫁，这里是指最终实际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名义纳税人。

不同国家之间宏观税负的比较，本来不该有太多争议。但由于我国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有不少“以费代税”和其他政府收入形式存在，因此真实的、广义的宏观税负，要远高于狭义统计口径的宏观税负。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讨论宏观税负时经常发生理解的偏差。

如果就狭义宏观税负的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按照税收收入/GDP的口径，目前我国在20%左右，在全球来看并不高。但政府的全口径收入，还应包括如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还有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这些都加起来，广义宏观税负就相对比较高了。据2010年的数据计算，全口径广义税负略高于30%。由于数据统计难以准确反映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性收入，也有人估计这一比重已达40%左右，这在国际上应算是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了。

无论如何，谈论宏观税负，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税负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几方面因素：一是能否真正规范预算之外的各类收费，尤其是乱收费；二是在财政支出安排中能否更直接用之于民，如宏观税负较高的国家，往往也是高福利国家，包括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在内的福利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大多在50%以上，因此纳税人的怨言相对较少，我国目前这几项支出加起来大约只有30%左右；三是有没有真正减少不合理的支出与财政资金浪费，这里不仅是消费性支出，而且也有投资性支出的效率问题。

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是不同角度的概念，纳税人更多直接感受的是微观税负。如果一个纳税人在狭义的宏观税负不高的情况下，却感受到较大痛苦和不满，无非有几方面原因。或者是过去税收征管的弹性较大，有时可以人为地调节税收进度、实际执行税率等，正是近年来征管力度有所加强，使更多人感受到痛苦；或者是纳税人被征收了非税收入，这些政府性收入相对不透明，但又切实地从纳税人手里被政府部门收走，因此也容易产生不满；或者是财政支出的后评价机制不完善，缺乏财政收入与支出在微观层面上的有效关联，纳税人没有感受到太多税收收入被最终用到个人身上；或者存在部分主体的偷税漏税，征税出现了“鞭打快牛”的现象，从而即使宏观税负不变，也可能使纳税人的平均税负上升。

另外，还有可能是预算不够透明，或者政府财务报告不完善，即使有些福利性支出已有所提高，多数人还是未能看明白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流向；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体系中存在更多税负转嫁，而由于市场竞争机制在很多领域还不完善，因此税负往往会被转嫁给市场弱势群体，这又增强了这部分人群的税负痛感；不得不承认，我国部分税种的负担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如购车承担的税费。如果让更多纳税人参与到政府预算过程中，直接影响和决定税收征收和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则纳税人的痛苦感将会大大减少。

上述所列问题，笔者以为，凸显出的正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

税收是决定政府与企业、个人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为市场经济法治的出发点。

为此，税收制度合理性的基础首先是税收法治，而税收法治则始于税收立法。

因此，推动税收立法权的统一，实现税法制度的统一，减少行政性因素干扰，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选择。其次，反思基本税收原则。长期以来，在税收效率与公平这对永恒的矛盾之前，我们遵循的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问题是效率又分为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前者是少花钱、多收税，后者是通过税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前者曾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而后者则是转型的目标，这一点甚至比公平更加重要。其三，调整税制改革思路。如果说1994年税改旨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分配，那么迫切需要的第二轮税改则应解决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应该说，坚持“初次分配放权让利，二次分配重视人本”的思路，才符合改革最初的大方向。其四，事权决定财权的思路值得商榷，也就是政府是否该承担过多的经济建设事务值得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向任何一方偏离都会带来过犹不及的负面影响。

总之，税收直接关系到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正如古老的英国谚语所言，只有真正实现纳税人至上，才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三篇：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根本方向

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根本方向

罗天昊 致力国家和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夏去秋来，天道变迁，酝酿惊天伟力。

值此邓公诞辰110年之际，展望改革，万民所望。

改革开放凡三十余年，已如舟至中流，抬头仰望，洋洋江海，但是，却也暗流汹涌，安抵彼岸，还是中流翻船，关系中国未来国运。

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中国的沧桑巨变，而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以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为改革三十年注脚。但是，最近几年，亦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中国的改革，远未达致天下大治之境，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未来时代的新发展，均使深化改革，成为未来潮流。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繁杂，同时，未来时代的无数可能，亦使选择艰难，人民之子毛泽东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而他所终身致力于打倒和清扫的对象之一的孔子，亦逐渐成为近年的所谓“国学热”的代表。这个世界一片混乱。各种假改革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纷纷粉墨登场，欺骗民众。未来时代的变革，更需廓清迷雾，找到康庄大道。关于中国未来时代改革的战略方向问题，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内，中国的改革，将面临九大方向性变化。

（一）从经济、政治改革，到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

事实上，经过三十年历程,我们也应该突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全面、广泛的改革。

而目前，对于社会领域的更广泛的变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称谓，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很多地方，公共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地方官员的口中，“老百姓”，“群众”等提法逐步变少，而市民，公民，纳税人的提法变多，而在这些称谓变化的背后，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年来NGO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运行规则，运行模式，运行主体已经逐步产生改变。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中，NGO得到检验，亦得以壮大，很多人都研究了美国大选最后胜利的原因，长江商学院一个教授，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讨论奥巴马的制胜秘诀和社会背景。认为奥巴马的胜利，说明‘草根时代’和‘草根政治“的崛起。特别是在奥巴马与希拉里的当内竞争中，奥巴马依靠很多网民，以及年轻人的支持，才击败了在精英阶层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希拉里，不仅社会的力量，从精英阶层，转移到了草根阶层，而且，以往那种靠大聚会，电视单向传播的政治动员模式，也变化为立体的，依靠网络互动传播的模式。

而这种变化，在中国也出现了，新兴技术的兴起，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的交往模式，都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的运动模式，而这些变化，都将对未来时代影响深远。这些变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但是，这些社会性的变革，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最终包含伟大的时代力量。

这种力量，在中国已经开始显现，从最开始的孙志刚事件，到后来的非典，到后来的邓玉娇事件，广东乌坎事件，以及前几天出现的重庆雷政富事件，新兴的社会运动力量，冲破了以往的社会控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民众的自我动员，民众的联络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亦引起了社会结构及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的改变及其引起了未来的社会变化。

计划生育的推行数十年后，目前主流的社会青年，均为80年代出生，而时代的特点，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构成了现代家庭的倒立结构。从祖父，外祖父，到父母，到孩子，越到下一代，越重要，而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父母，好几个孩子，权力的重心，在父母，而新的家庭结构中，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传统社会的威权体制存在的家庭基础不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格局，已经荡然无存。

同时，这一代的人，从懂事开始，接触的就是很现代化，全球化的东西，偶像是科比（美国），是欧文，小贝，吃的是肯得基，穿的是耐克，用的是苹果，英文歌，法语歌，日文歌，在青年中并不陌生。

而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成长环境的改变，将对未来时代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新一代的孩子长大，比上一代青年更独立，更敢于挑战威权，也更具有现代意识。

作为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民阶层，未来亦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的农民，此农民已经非彼农民。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广袤土地上，新一代的农民深刻体验到现代城市生活，这些年轻就出去闯荡的新一代农民，在视野，思维，生活方式上，与其父辈都产生了巨大的区别，他们虽然身份上是农民，但是，已经受到了现代生活的洗礼，他们不再是愚昧，胆小，容易被欺骗的群体，他们与城市里的年轻人基本无差异。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农民阶层的存在，“城市边缘人“的兴起，不仅将改变城市治理模式，未来他们回乡后，传统的乡村权力模式，亦将受到严重挑战。

超级女声横空出世，折射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事务参与的热情与渴望。特别是海选，直接投票的方式，互动参与，PK等游戏规则与运做模式，是无意中对于中国公民现代社会运作模式的一次启蒙。

虽然我们在政治上，尚没有步入现代化，但是，在文化领域，已经开始了萌芽，大众的参与热情，在政治领域无法实现，但是，经由一个娱乐性的节目，撕开了一道口子，给予了民众在公众活动中参与式介入的机会。因此才获得压倒性的关注。这个就是超级女声，快乐女声能够横扫一切传统娱乐大赛，成为中国最热娱乐盛典的深刻时代背景。

在文化领域，新的变革亦开始酝酿。特别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方面，存在很大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对于中国现实影响很大。很多人曾认为，新加坡的兴起，足可证明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事实相反，以捍卫“亚洲价值观”而风光的李光耀在12世纪到来时候，突然改变观点，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恰恰不是因为儒家文化，而是现代文化。台湾，韩国等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的兴起，某种意义上，亦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

所谓的“中国特色”，其骨子里跟100年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路货色。无非是抗拒世界潮流，延缓社会变革，保持既得利益的借口。

而目前百家讲论所流行的,无论是易中天的品三国，王立群的汉朝故事，于丹的论语，乃至新一代袁腾飞的两宋故事，都是向后看，甚至津津乐道于帝王权谋，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更缺少开眼看世界的视野与胸怀，亦缺乏拥抱现代文明的动力。

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争议，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的，但是，其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可以说，政治领域的变革，往往需要在社会、文化领域扫平道路。

当初的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讨论，就起到了思想冲锋作用；而后来潘晓所引导出来的“人生之路”的全国性大争议，则是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呼应改革深入的时世。

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在新一轮改革中，掀起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浪潮，引领社会文化变革之先声，必如当年的掀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青年人生观讨论的热潮。

(二)汇聚时代锋芒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改革本身充满了各种矛盾，各种利益交锋，各种思维碰撞，这些，都需要我们正视，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与激情，去冲锋，去摇旗呐喊。

而我们的改革，也将逐步从“摸者石头过河”，从“搁置”争议，到直面争议，从追求“和谐”，到有秩序的争论乃至斗争。台湾转型成功，就在于先有民间抗争，后迫使既得利益阶层痛下决心，两者互相作用，不可偏废一方。我们近日羡慕台湾一个小兵冤死，连马英九都要亲自登门道歉，但是却不知道，这种对于民众的敬畏，是从几十年前就通过民众的觉醒，民众为自己争权权利的长期奋斗中得来。

未来的改革，需要汇聚时代锋芒。个人认为，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洞察人心所向

我们关注的，必然是民众迫切希望改变的，我们拥护的，必然亦是民众所想要的如，大众对于医改，教改的关注，中国高房价的根源研究等。

其二是顺应未来趋势

改革是一种“向前看”的事业，我们所提倡的，必须是一种符合未来趋势的，而非充满世故与市侩气息的权宜之计，甚至是表面看是改革，其实是倒退的一些行为和思想。

如，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式管理”的那一套，实际就是要中国在治理模式上，退回到人治时代。这种思潮，就不是顺应未来趋势的，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些假改革，甚至是打着改革的旗帜，实行倒退，对于这种假改革，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力。

如，在政治领域

所谓的“强人”式改革，根本是以向威权体制的倒退，把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的“强人”与“清官”的身上，都喜欢采取运动式的政治手法，来强行推动社会事务，而不是靠制度。甚至是在此过程中，破坏了本还不完善的制度。

而这种寄托着“强人政治”，“清官政治”的所谓政治改革，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改革，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倒退到封建时代。造成民众的幻想与麻痹，把自己的幸福与前途，交到所谓‘救星“手中，而不知道去争取，造成民权的萎缩。而”强人“代民作主。可谓挂羊头卖狗肉。

而越南的国会代表直选，中国内地一些地方的乡镇直选，甚至贵州拿出四个县区正职竞选，才是顺应现代政治改革的尝试。

在经济改革领域目前的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根本没有解决产权问题，而所谓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不仅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反由于对于民营企业的压制，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机窒息。

国进民退不可只可权宜于一时，不可持续于永久。

其三是站立矛盾交汇处

寻找矛盾最尖锐，最激烈的领域，因为矛盾交汇之处，才可以有最强音，亦如两江交汇的地方，总是激起滔天巨浪。矛盾双方的交锋，才可以看清楚各种力量，更客观，更公正。亦可以通过两种乃至多种道路的比较，看清楚未来。

如，市场与政府的争端，左派与右派的争端等。是要民族主义，还是要普世主义等，这些问题，未来必然在全社会造成普遍的争议，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其四是把握时代脉搏

中国改革，必须对于当下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有敏锐的嗅觉。当下即是未来的历史。通过解读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预见未来趋势。

从血铅事件，批判中国发展模式的弊端，告别GDP盲目崇拜的时代。

在金融危机中，关于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争论

（三）从行政性、事务性的改良到根本性的政治变革

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球主流来，共产党也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逐步深入。

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实质性内容的很少，甚至出现了以为行政权力运作的具体操作过程的改善，来替代改革，甚至冒充改革。

目前，我们所热衷的一些改革，都只是行政性，事务性的，而缺少实质性的政治变革。

如，强县扩权，以县级领导高配来调动积极性等，都是只行政性的改良而已。

而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才真正带有政治变革的意义，所以，从提出来当现在，经历了多次反复，难以成就。

如，设置预防贪污局，不仅无法事实上起到预防贪污腐败，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而此机构与以前的反贪局很多只能重叠，导致冗员过多，机构膨胀。这个是不彻底的，基本效果不会很大的改良。

而越南的总书记的差额竞选，则可以通过选择，权力的更换，来起到党内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作用，这个是才是彻底解决权力来源，权力监督的改革。

出现这种状况，不仅有既得利益阶层对实质性改革的阻挠和地址，从操作者方面来说，也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所以，政治体制变革，才会步伐小，启动慢。但是，时世所趋，民心所向，都将迫使中国未来启动政治变革。近年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亦给予了政治体制变革以强烈的预警。

（四）全球视野下的改革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证明错误，任何国家，永远都有变革的需要。纵使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亦需要变革。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尚且存在人权问题，日本一直到今年，才逐步摆脱世袭政治与老人政治，即是明证。

不丹告别君主制；说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特权阶层有可能自动退出舞台，但是需要其巨大的良知，以及其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如这个新国王，就曾经长期在西方求学。

有一本名为《第二世界》的书，重点介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历程，以及重新崛起的秘诀，同为新兴国家，甚至是同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兄弟”，很多东欧国家，都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现了全民医保。这些，都可为中国借鉴。

而泰国长期的动荡，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对立，也足以使中国警醒。泰国何以形成两大对立的阶层，中国未来的贫富分化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是否也会很危险？

事实上，在台湾，不完善的社会发展，以及导致了类似的对立的阶层，对立的政党。所谓的“蓝绿之争”，某种意义上说，亦是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争端。

中国未来是否可以避免这种阶层对立的模式？

印度的民主选举成功举行，国大党重回颠峰。这说明在人口大国，一样可以实行有效的民主。印度与中国人口接近，他们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中国没有理由实现不了，完全有这个能力。同时，穷国一样可以实现民主。印度比中国还穷，但是他们选举有秩序，没有**，证明穷国也可以成功推行民主，民主并不导致**。

民主并不一定就对以前的唯一大党造成威胁，相反，可以是其再造和改革的契机。印度国大党，台湾国民党，都曾是一党独大，但是，都经过民主制度，完成新生。

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南，作为中国的“学生”，越南的制度变革，走得更远，不仅国会代表直接竞选，甚至总书记等职位的也实现差额竞争，是否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所谓的“中国特色”是否能够尽快融合世界潮流？向世界普遍法则，而不再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

而越南的成功，与南北战争之后，快速实现改革有很大关系。中国几乎是在结束内斗近30年才改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早已凋零。而越南在完成内战之后，十年即启动改革，南方很多懂经济的人，血脉得以保存。如越南的改革总设计师，有“越南的邓小平”之称的阮文灵，80年代初级虽曾被压制打击，但是，过了四年，就有机会复出，不至于被压到风华落尽。不似中国，对于异己的整肃持续30年。

而对于失败改革的借鉴，亦非常重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曾经造成了拉美普遍的强权政治，甚至是军人当政。这些都足以为中国之鉴。

在未来，中国的改革，重点可借鉴四个领域

一，目前发达国家的成熟过程，一些具体事务的借鉴。他们是我们的追赶乃至超越的目标，值得重点研究。

二，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改革经历，这个最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他们的改革，他们的社会实验，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需要的。如越南，立啕宛，此外，还有韩国和台湾，马来西亚等，当初如何从威权体制，进化到民主社会？

三，国外改革失败，或者是发展挫折的借鉴，如拉美化，非洲社会改革为什么失败？

四，过去时代的借鉴，如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

(五)从现实超拔到未来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谓设计，不仅是设计现在，更重要的是设计未来。对于未来的梦想，往往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一些富有天才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未来的预测与设想，则往往引领我们朝着“理想国”迈进。

托夫勒在几十年前，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一种观点，核心权力，暴力，转移到财富，从财富转移到知识。社会的运行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某一次国际会议上，作为权力精英的李光耀，对于坐在身边，35岁即成为世界首富的盖茨，非常羡慕，他说了一句，年轻和知识，真的已经取代了暴力和权力，获得了新的威望。而如今，托夫勒的预言基本实现。

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也不过是学者孟德斯鸠几百年前的一个设想。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见到文明的冲突，才是未来世界的最大冲突来源，而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则印证了其当年的预想。

而无论是过去时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毛泽东“躁动的婴儿”，当日之中国，寄托了很多先贤的梦想，亦部分实现了他们当日的设想。

未来之中国，亦值得当世之人憧憬和设想。

洞察未来，顺应未来，引领未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乃至更常时间新改革的应有之义。习总的六大改革体系，基本可以算是顺应时势之策，但是还需再进一步，为后世开启更悠远的时代之门。

(六)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变革————地方势力，民间力量及部门改革的困局与变局。

李克强说，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当年发源于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微澜，最后却在全国形成最终大潮。

而我所知，如今被各大高校普遍实行的学分制，即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于80年代首先在武大推行，后来被教育部肯定，推行到全国。

由地方而至全国，由部门而至全局，是自下而上改革的通用模式。

如，在一些地方试行的人大代表直选，乡镇长直选，他们具体是如何变革的？碰到那些问题，如何运作成功，未来挑战在哪里？能否从点到面推广？

如，在省管县到底如何施行？

深圳的行政三分制，如何设计，如何逐步推行？

2008年以来，北部湾，海西经济区，成都及重庆经济圈的增长，都超过了以前的龙头珠三角和长三角，他们的变化在哪里？

2009年，很多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传统的中西部城市和省，非公经济都超过了50%，如，四川为52%，河南为59%，东北的哈尔滨也超过了50%，他们发生了那些变化？

再如，目前关于珠海横琴岛的开发与重建，未来哪些地方还有类似的机会？城市和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如何？

这些问题，都需要来自上层和民间、地方的双重力量的推动。

(七)从问题到主义

改革需要研究一些具体的事务，更需要研究一些社会思想，未来的中国改革，将过度上主义之争的深层次领域。

如，土地问题，医保问题，教育问题，是为典型的“问题”

如，中国是否接受普世潮流，民主是否中国必然之路，是典型的“主义”

如，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为兼备问题与主义

中国目前所欲的社会问题，未来时代的解决，都将导向中国未来时代的发展道路。

(八)改革的价值导向

未来时代的改革，不仅要触机肌肤，也要触机骨肉，更要触机灵魂。

未来时代，我们需要坚持一些的价值观。

坚持市场化，警惕权力过度干预，坚持普世价值，反对本位主义，狭碍的民族主义

坚持现代化，反对威权思想

坚持改革，反对倒退

坚持全球化，反对孤立主义。

坚持什么样的价值，不仅是国内形势所趋，亦是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曾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特别要强调的是，坚持普世价值，是近年来全社会的共识，同时，普遍价值的推行，才可以打破既得利益者以中国特色作为借口延迟改革乃至剿灭改革的意图。

(九)改革的大众立场

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带有精英色彩，乃至视改革为恩赐，目前的很多假改革，伪改革情况的出现，原因之一，乃在于立场所致。未来时代的变革，必以大众参与，大众推动，代表大众利益为特点。

毛泽东在作出《中国社会各阶层调查》之后，就已经注定了，他将是中国未来的王者，因为他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强大力量的群落在哪里。而国民党，始终无法完成对于社会底层民众，对于农民阶层的利益共享，无法对其动员，注定了失败。中国未来时代的改革，亦需要找到最支持改革的群落，寻找力量的源泉，找到我们的同盟。

国内一些自由派改革家，之所以总是被民众误解，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秉持的改革方略和改革理念，并非从大众立场出发。所以，纵使最后真实的利益是指向大众，亦不为大众所喜，也无法赢得大众支持，甚至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一腔热情，为民呼吁，却发展到处处被人踢馆的困境，尤其是被他所同情的底层民众喊打喊杀，令人唏嘘。需引起老先生的严重警惕与深刻反思。比如，老先生讲，中国根本不需要保护18亿耕地红线，此言差矣，在农民土地被大片侵吞的情况下，此论不是引起农民阶层怒火中烧？为什么不改一下折中的方略，提倡土地利用的决定权在农民？虽然最终的理论推理类似，但是，道理对，语境错。前一个是无视农民，后一个是在倾听农民呼声，为农民利益代言，可赢得天下亿万农民之心，两者天差地别。还有一个流传多年的错误国策设想，即国企私有化，这是信口开河，不懂道理。国企事属全民，利益应归全民，应大力推动国企民有化，未来就是国企股权转让，也应该全民分钱，全民得利。怎么能随便就私有？将置天下万民于何地？

不能赢得大众伟力的支持，不能获得大众朴素思想的理解，再“秉持公心”的理论，均将告流产，起不到改革社会，推动历史的作用。改革继需尊重现实，更需尊重人民，不可有精英主义思维，民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尤其是在大国和穷国，更是如此。

无民众，无成功。无论摧毁性还是建设性，均需借助民众伟力，否则将势单力孤，被人绞杀。直接点，无论是数人头的改革，还是砍人头的革命，谁是多数人的对手？毛泽东深喑此理，当为前辈。革命与改革，可谓殊途同归，破坏旧有秩序，与打破既有格局一样，都有巨大阻力；开辟新的天地，与改良社会结构一样，都需时代赋予的大地安泰之力。别以为有中产阶层支持，有精英知识分子支持，有企业家阶层支持，就可以了，连柳传志自己都清醒地认识到了，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软弱的阶层，就社会领域而言，他们都难成大器。柳传志在企业界可能是领袖，在广泛社会领域，其力微不足道。无论是投票数人头的时代，还是动武砍人头的时代，谁的阶层代表的人多，谁才是王者。但是这个简单的铁律总有人忽视，自认为精英，自认为代表真理，没用。

不能汇聚民众伟力，亦不能利用和引导民众伟力，是自由派改革家最终难成大器的根本原因。思之令人痛心，未来之改革者不可不察。一切改革大略，不可过于理想化，对于民众存在的问题，亦不可高高在上，痛心民众的不尽人意，而应理解民众，并从民众的立场出发，谋划最终的改革之策。中国新一代的改革家和人民领袖，既需既顺应时代，洞察未来，又应懂得顺应人民呼声，尊重人民利益，理解人民特性，善借人民伟力。

中国改革的成功，必在于发起大众，顺应大众，服务大众。自由派令人失望，未来需要既顺应未来，又洞察现实，同时善借民众力量的雄略之才出现。

原文发于中共中央直属求是杂志旗下求是理论网，原始文章：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方向http://bbs.qstheory.cn/bbs/thread-14530-1-1.html 根据时势变化，有新删改。

第四篇：国企改革未来方向

国企改革未来方向

国企下一步，是在国有体制下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革，依托资本市场改制为公众公司，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

国资委提出将中央企业调整至80～100户的目标，但是从国资委的角度来讲，减少户数并不是最终目的，这只是中央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开端，我们的目标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这既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也是国资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和调整，现在的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小企业层面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了，主要靠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主要布局在大企业层面，所以下一阶段的改革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向两大类国企集中

目前，我国国有大企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功能性国有大企业。主要是这样三种类型：

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公共交通等。这个领域公益色彩很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尤其在市场波动很剧烈的时候，为减少对社会的冲击，这样的企业在某种特定的阶段要承受亏损。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在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的情况下保证市场的供应，其他所有制企业可能很难接受，也很难承受这一点。

重要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目标有时是不一致的，而中国现实情况是企业自律不足、政府监管能力不足。例如，全国煤炭回采率小型煤矿15%～20%，大型煤矿45%；国外发达国家是60%～80%；目前中央企业有两家，都在70%以上。很多小型煤矿基本上采一吨浪费两吨资源，造成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如果企业缺乏自律、政府监管能力不足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重要资源开发由国有企业来进行，可能会更好地平衡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的目标。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比如军工企业、大飞机等战略性产业，带有特殊社会功能或者经济功能，需要承担特定的社会、产业目标，国有经济需要继续保持控制力。

对这类国有企业下一步怎样改革，我们认为主要是市场化的内部改革加上完善出资人管理，再加上行业性的社会监督。行业性的社会监督包括价格控制、服务标准、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的安排等，以保证这类企业服务好社会和公众。

第二种情况是竞争性国有大企业。

相比功能性国企，对竞争性国有大企业应该怎样改革有很大争议。很多人认为，应该继续退，退完国有中小企业之后，应该继续退国有大企业，最后使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这个概念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讲。

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美国、英国的模式，这些国家在竞争性领域确实没有国有企业。但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国有竞争性大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充分的必要性。为什么？核心问题是你要退给谁。

第一个方向是退给国外的跨国公司，确实有不少跨国公司对优质国有大企业有兴趣，但前提是要控股。问题是这些国有大企业大都关系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都被国外公司控制了，由国外公司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不是好事情，对国民财富的分配也不是好事情。最近我国面临的铁矿石贸易问题很有代表性，一旦国外公司能够控制你了，一旦你手中无牌可打了，这些公司下手是一点不含糊的。这一点其实很正常，因为他们也是企业，也要利润最大化。

卖给国外公司不行，应该可以卖给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企业。问题是，这又受制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民营企业也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也有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问题。我国民营企业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个创业者个人的、家族企业的阶段。这不是说家族企业不好，只是说明一种状态。

家族企业有长处，内部是血缘纽带，企业内部的忠诚度很高，内部的管理成本非常低，企业的决策效率非常高。但也有缺陷，内部的制度化建设比较差、随意性比较大；内部形不成制衡机制、决策风险大；企业文化是以家族关系为中心，外人难以受到信任等等。所以，家族企业的形态经营中小企业没有问题，效率非常高，但是不太适合于大企业的管理、治理和文化的要求。

改革大方向

下一步国有大企业怎样改革？退给国外企业不行，不能让国外企业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退给处于家族企业阶段的民营企业，不但有一个职工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且企业的治理、管理、文化很可能出现剧烈摩擦，对大企业的健康发展不利。

所以，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在国有大企业改革的现阶段上，已经不能够再简单地沿用前些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办法，把这些大企业简单地退给别人。改革的方式需要一个转变，这就是在国有体制下，依托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造，通过上市实现公众公司改革。

具体地讲，直接依托资本市场对国有大企业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就是国资委这几年在积极推进的整体上市工作。整体上市工作的要点是：

其一，上市模式。这几年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模式和前几年不一样。国资委成立之前，很多企业上市是拿出一块优良资产进行包装，是部分上市。现在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所以，现在上市公司整体的业务链是完整的，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现在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逐步将存续企业消化之后再实现整体上市。

其二，依托资本市场。这几年中央大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境外上市，这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理解，企业的治理水平和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成熟和规范的，企业的治理水平也必然是好的，否则资本市场会纠正你；如果所依托的资本市场不太成熟、不太规范，那么公司治理水平就主要靠自觉了。另一方面原因是，现在相当一批中央大企业有很大比重的境外业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一席之地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所以，推动中央企业到境外上市，就是希望把境外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机制直接引入到企业内部，保证上市之前的重组和上市之后的运作能够达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现在看，境外上市对企业规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太可能再做假账，透明度明显提高，运作也比较规范，其他方面也很难干预。当然，我们也理解境内资本市场也需要有一批优质的、规范的上市公司，所以我们希望的市场选择是境外加境内，就是A+H的模式。

其三，最终的体制构造。我们预计，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行运营。如果改到这样一个状态，还可以为下一步的改革和调整创造非常好的条件。

因为调整到这种状态就彻底实现了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一旦国家需要钱，通过资本市场可以非常顺畅地变现。现在大家对国有经济在不同行业作用的认识还不太一致，以后也还会有变化，认为需要控制的国有股可以不动，需要减少一些控制的就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调整。

多元互补格局初现

基于前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和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我们大致有这样一种判断，即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所有制格局应该能够稳定一段时间。

什么格局呢？就是在中小企业层面完全依靠民营经济，在这一领域民营企业竞争力非常强，国有经济不具备比较优势；那些特定功能的经济领域，可能是国有企业为主；竞争性领域中的大企业层面有国有、有民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过前一轮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层次上逐步错开了，互补性已经出现。

以中央建筑施工企业为例，八九年之前中央建筑施工企业非常困难，因为拿不到工程。到地方拿工程，地方政府要照顾本地施工企业；到市场上拿工程，中央施工企业在竞争手段上不如民营企业。经过这几年的改革、调整、上市，目前这些企业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得益于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企业发挥优势往高端发展，现在中央大型施工企业在水电站、高速公路、隧道、桥梁、港口、铁路、高端民用建筑等方面的设计、施工能力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

近几年，这些企业主动走出去，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有的企业境外实现的利润已经超过一半。这些大型央企作为国际市场开拓者，带领大量中小企业发展。这种互补性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以前这些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与民营企业重叠在一个市场层次里抢饭吃。现在错开层次，相互补充，各得其所。

从大的布局上，现在国有和民营已经逐步在分开，有互补的一面，也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如何看待这种竞争，我们认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最重要。这几年中央企业竞争不利而退出的案例不少。如纺织行业的华诚集团竞争不过其他企业，最后的结果是整体破产，还有大量经营不善被托管、被重组的案例。所以，进和退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完全是正常的，谁胜谁负看具体企业的竞争力，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值得反应过度。

这几年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所提高，这在与国外公司的角力中看得很清楚。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形态，让这些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必须在其他民营企业面前表现出一触即溃的样子，似乎也是不够合理的。

所以，在当前争论谁进谁退没有意义，不如研究一下如何保持和改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体制条件和市场环境。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可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比如，现在各类企业的税负一样吗？市场竞争手段得到规范了吗？如果这些基本规则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结果出现逆调节也不是不可能。

下一步主要措施

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要做的工作大概是两个方面：就全国国有企业而言，第一，做好前一阶段国企改革的扫尾工作；第二，继续推进和深化竞争性国有大企业的改革。

前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推出，二是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其扫尾工作大致是两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缩短战线。

目前国有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到位，地方层面市县两级基本上退出了，省一级还没有完全退到位，主要是厅局机关办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一些不重要的行业和不重要的企业也没有完全退到位。通过从这些领域退出，可以进一步把资源集中到重要的行业和重要的大企业。但是，具体企业退出的进度受制于各个方面因素，有些企业该退但是可能不具备退出的条件，具体的操作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环境去安排工作的进度。

二是实现退出方式的有效转换。

政策性破产在2008年结束了，但今后还会有一些企业需要退出，包括国有的、也包括民营的，要依据新的《破产法》依法破产。依法破产和政策性破产的工作能不能衔接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优胜劣汰、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如果政策性破产做完之后，国有企业又不能退出了，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关于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改革，总体方向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大企业的市场化。

其一，继续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问题，第一是透明度，第二是考核，第三是薪酬。要实现制度设计和具体政策科学化、合理化和个性化。

其二，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委托代理关系。这项工作就是目前推进的董事会试点。通过改变董事会结构，外部董事占到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解决重大决策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目前试点的效果很明显。

其三，进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目标是通过整体上市，对国有企业进行公众公司改革。

其四，进一步推进企业重组。国有企业大都缺乏一个市场化的发展过程，资源配置不一定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所以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需要通过企业的重组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包括企业之间的重组和企业内部的重组。

其五，持续不断地推进内部改革，改变“大锅饭”体制。内部体制僵化是国有企业最大的痼疾之一，内部三项制度改革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以逐步实现人事、用工和分配制度与市场接轨。

其六，管理更加严格，更加科学化。大企业是靠完善的制度化体系运行的。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大企业的制度化建设有很大差距，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

其七，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作者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第五篇：张维迎未来改革存有较大不确定性

未来改革存有较大不确定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6月8日在一研讨活动上表示，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再不起作用，经济改革的空间非常有限，就是那些已经改革的体制也可能很难维持。

未来十年的情况会怎么样？他认为存有较大不确定性。一种可能性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继续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可能更多维持现状。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当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3年年会在西南财经大学举行。张维迎在发言中称，中国未来的改革要有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法制、民主的社会，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两方面。

他认为，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此前改革所产生的制度红利。这些红利包括三个方面：社会政治环境的松动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加入WTO使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

他称，过去十年，中国的社会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倒退，从市场导向倒退到政府导向；从“民进国退”倒退到“国进民退”；从“建立法治国家”倒退到“稳定压倒一切”等。

张维迎表示，未来经济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重，经济改革的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市场，而实现产权制度是最重要的。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本身的效益，而是它带来的外部性，就是企业家精神的缺失，这个外部性，使得企业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话，社会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国有企业一定是靠特权维持的。

他建议，未来十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GDP中的比重降低到10%。“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10%，就不能叫做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现在不能叫做市场经济。”他称。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宪政和民主。“宪政应该首先着手建立。”他表示，现在改革的一个重要阻力就是既得利益，但也应该看到既得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从欧洲的历史来看，政教分离实际是由教会和国王斗争的结果。

张维迎认为，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决心、意志、理念是对改革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