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如何完善反腐制度安排

第一篇：浅析如何完善反腐制度安排

浅析如何完善反腐制度安排

一、当前反腐形势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前夕，十七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在充分肯定党的十七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的同时，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

二、制度反腐

目前，在一些地方，学习文件、学习精神、学习先进模范成为增强党性修养、反腐的重要途径。然而，道德的约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很多官员当政时大谈反腐，而自己却贪污腐败，比如今年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和原重庆市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我认为，根本上来讲，还是需要从制度约束上解决腐败问题。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认为，反腐需要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制度。

三、反腐需要靠法制

与依法治国类似，我认为也需要做到四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制定一些必要的法律，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如：《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行政组织法》三部法律。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须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特别是当这个决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时，要严格加以规范和约束。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为了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法律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以及机构职能、编制，这对于预防和减少腐败有重要的意义。

2.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目前来说，这三条做得不够的地方还有很多。在一些地方或者领域，一把手的绝对权威依然存在，人治思想还很浓厚。法制观念不够导致有法律和没有法律的效果类似。这也充分反映在了反腐问题上。用一句流传广泛的话来说就是：“说你没问题，你就没问题，有问题也没问题；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没问题也有问题”。这导致了反腐工作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存在较大的漏洞或错误。所以，现在还需要加强这三条的落实。而具体如何落实，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层面，如监督的加强等。

四、反腐败需要增强监督，拓宽监督渠道。

监督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有效运作是反腐的重要途径。而现在已有的上级、同级、下级三级监督在执行当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难。与此同时，近几年很多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往往来自于网络监督。很多时候，网络的相对匿名性使得人们更能方便地说出真话来。

1.目前现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以一个地级市而言，其上级为省委、省政府、省纪委。而这些部门都在省会，离该城市实在太远。而在很多时候来到这个城市，如检查工作等，多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而已，是下级部门提前安排好的，也很难看到什么问题。

对于同级监督来说，同级纪委有权监督党委。然而，纪委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纪委书记的人事任命权等都掌握在市委书记手中，这将直接导致纪委不能大胆监督市委。

另外，以人大的监督而言，在一些地方为了解决同级人大主任的党内职务低于党委书记，不便监督的问题，提出了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办法。我认为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制度，是变相将权力趋于更加集中，将监督困难变为不监督。

而对于下级监督来说，这也是相当困难的。首先，普通人民群众对于市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知之甚少，基本没有任何接触，很难监督。而下级工作人员，则依然由于人事任命权等类似原因，很难监督。

2.解决办法

从现行体制看，在许多地方，管人、管钱、管项目的实权部门及其实权人物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权力比较集中，许多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专权容易产生腐败。扩大民主，分散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就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腐败。因此，必须重视研究和建立健全对各级管人、管钱、管项目的实权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制约机制。

3.网络监督

网络监督是随着网络的广泛发展而兴起的。最近几年，网络监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贪官都是被微博或者网帖爆料而拉下马的。例如今年的原重庆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陕西“表叔”杨达才；而就在前几天，有人爆料出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给情妇离婚承诺书，承诺自己将于妻子离婚，并与情妇结婚，甚至让厅办公室工作人员作为自己承诺的见证人。目前，山东纪委已立案调查。目前，关于网络监督，我认为要做的是：首先，有关部门对于网络监督要及时、积极回应，不能拖着不调查，或者假装没看到。其次，更要鼓励人民群众的网络监督。11月25日，广东省政法委认证微博广东政法发布微博称：“微博案源多;鼓励广东各级检察院及其反贪局、反渎局开办官方微博，循线依法反贪反渎。”

五、总结

如今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现在的历史阶段，正是腐败的高发期。目前的反腐形势不容乐观，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所警示的“腐败问题可能导致亡党亡国” 的那样，全党上下必须牢记反腐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解决反腐问题。并且，我认为，只用从制度上解决，才能彻底地、有效地解决反腐问题。

六、参考文献 1.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公报

2.王岐山就反腐问计专家 专家建言领导公开财产

3.党政一把手成腐败高发群 “三太现象”是根本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06/16113598336s.shtml

4.李九成是权力过度集中导致腐败的“标本”

5.网传山东农业厅副厅长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 纪委已介入

6.人民日报：广东政法喊你微博找案源 政法回复无睡意

第二篇：反腐制度

浅析我国的制度反腐

内容摘要：行政伦理学作为行政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腐败作为一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政府之中。权票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甚至导致个别国家内部的政治动荡和更迭。从组织层面上来讲，腐败是制度缺失或内在缺陷的一种外在表现；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它是公职人员行政良心的自我侵蚀和泯灭的过程。文章将通过案例分析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着重就前一种表现作深入分析，所分析的方面包括反腐制度的构建以及通过制度的构建如何反腐，而对后一种情况将按逻辑的需要加以必要的叙述和讨论。关键词：制度；腐败；行政伦理

政府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这两大职能。正是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这样的职能才使得政府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基于它的主导作用又使得行政伦理这一附属于政府固有属性的部分对社会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它的积极的正面的表现向社会传导的是一种正的示范效应，而像腐败等一些消极的负面的丑闻则会给社会带来一种负的示范效应。就像我们常提到的“和平与发展”一样，“制度和腐败”也是我们常说的一对名词。腐败就像是政府天生的痼疾一样，构成了对政府行政伦理的挑战，而它的负的示范效应也同样容易造就威胁到政府行政伦理的外部环境。

一、关于制度和腐败的概念界定和问题说明

制度就我们最一般的理解而言无非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

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文中对于这些制度体系或多或少都将略有涉及，但重点将侧重在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方面。至于腐败，我们最易联想到的或许是官员和商人之间的权钱交易行为，但是文章中所涉及 的腐败不仅包含有这一狭隘的群体意识，而且囊括所有存在的有违行政伦理规范的公职人员的行政活动行为。

二、制度构建与反腐败的必要性

（一）制度的构建及完善

就制度本身而言，它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框架和规定而已，真正的制度是植根于人心并且在实际的行为活动中体现在外的实际的行为效果。我国目前的制度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流于形式的一种表面文章，而且最要命的是，制度的合法性构建不但没有成为众多利益集团的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反而成为一种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国实施的听证制度（其实是一种法律方面的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约束，体现了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某种交叉关联）似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制度的最初构建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加强政府或相关公企的透明度以利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我们的制度逐渐流于形式，听证会被戏称为“听涨会”。在很多情况下，听证会是逆民意而上调价格的，尽管是逆民意的，但在制度的形式上它符合法律程序，亦即已经成为合法的价格上调。这在很大方面体现了我国在制度构建上的脆弱性和缺陷。至少在制度的构建

过程中没有在人心中根植下制度的观念，正是由于此，而在表面上形成了一种看似合理，但于本质中却缺失真正民意的现象。下图是关于出租车换型过程中的各种利害关系图，按照这张图所标示的关系我们

图 出租车换型过程中各种利害关系

图中：政府收集并传达信息和媒体收集并宣传信息 对于这一换型过程有一个比较大致的了解，政府在出租车换型过程中应该是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像润滑剂一样组织协调多方利益，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政府在主导各方的利益，而像大众传媒这样一种透明化的力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扰。腐败其实也就是在这些客观条件下滋生的。作为理念的制度总是和实际运行的制度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我们需要加以警醒的方面。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还缺乏一种有效的使实际运行的制度向理念的制度靠拢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中国人的人情价值观抑制了这一制度的构建，这也是伦理道德价值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偏离正轨而流向腐败的重要原因。对于我们制度的完善，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塑造应该成为制度骨架中活的文化因素。

（二）腐败的产生及反腐败的必要性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腐败绝对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社

会性问题。小时候，我们听得最多的故事里就有一个“小时侯偷针，长大偷金”的故事。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防微杜渐，因为源自于公职人员自身的腐败不仅针对自身而且于他自身所处的组织有着一种多米若骨牌效应。这种多米若骨牌效应所表现出来的是：单独的个人是难以腐败起来的，各种形式的腐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际关系网上的。一旦上级拉起关系网腐败起来，上行下效，下级又在其自身领域内拉起关系网进行腐败，那么长此以往必将使腐败之气蔚然成风。

腐败的产生多种多样，它滋生的土壤里制度的因素绝对是一个比重较大的成分。由于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因此通过制度进行反腐是一种在各国都运用的比较多的方法或手段，而且西方国家制度的建立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不仅如此，在他们的社会文化里同样存在着实施这种刚性体制的条件。各国在反腐败的斗争中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制度经验，实施的比较成功的有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有美国的规范政党筹款制度，有大部分西方国家实行的集中采购、招标投标制度以及发达国家实行的金融实名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和弹劾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建立不仅是针对日益存在的猖獗的腐败现象的，而且在净化整个行政机构的伦理道德方面都有着长期而有用的作用。我国相对而言，还缺乏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相适应的反腐败体制，尽管最近这些年也采取了一些相对应的改革措施，但是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却还是不够彻底或者流于形式。例如：我国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虽然已经在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文献中得以确立，但是它却是一个很不彻底

的制度，范围仅局限于县级以下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因此在政府透明化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滋生政府腐败的自留地。

腐败因为其负的社会示范性和存在的无谓的腐败消耗（非生产性的寻租导致的资源浪费和分配的不协调）而使得反腐败成为各国政府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下表是我国04年的财政支出结构和03年的真实支出结构。按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卫费和行政管理费进行统计比较，表1 2003年中国国家财政支出结构表（单位：亿人民币）支出结构 总支出 经济建设 社会保障 抚恤救济

国家 27868 6820 1262 498 比重（%）100 24 5 1.8 教育医疗卫生行政公务 2937 778 4713 112.817 资料来源：根据《2004年中国财政年鉴》，整理计算。*行政公务项目中出去了估计1500亿元左右的公安和武装警察费用，如果加上，行政公务开支的比例高达22% ①

表2 2003年中国国家真实支出结构表（单位：亿人民币）支出结构 总支出 经济建设 社会保障 抚恤救济

国家 37960 4407 3854 498 比重（%）10011.61 10.151.31 教育医疗卫生行政公务 2937 778 14266 7.83 2.0437.58 注：实际国家支出为财政表上支出27868亿+预算外收费支出4500亿+扣除财政转移外的社会保障费支出2593亿+3000亿非编制人员供养费用。实际经济建设支出4407亿为除其40%的行政事业人员工资和行政管理费后的数额+预算外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用315亿；行政管理费为财政决算表上的4713亿+预算外收费支出的85%即3825亿+经济建设支出的行政管理性费用2728亿+3000亿非编制人员供养费用。②

我们很容易发现经济建设费用的实际支出比预算支出低12.39个百分点，社会文教卫费用（包括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实际支出比预算支出只高出0.3个百分点，而行政公务费（即行政管理费）实际支出却比预算的高出了20.58个百分点。这种明显的差异所显现出来的是我国预算体制上的缺陷，它表明我国的预算外支出和体制外的隐形支出存在着一个影响巨大的支出量。作为对制度的一种规范和完善，从2004年起，预算外资金支出为财政预算外专户支出，1周天勇.中美财税立法体制及支出结构比较[j].财贸经济,2005,第6期:p33 ○

2同脚注○1 ○篇二：反腐倡廉制度汇编

《反腐倡廉制度汇编》

议 事 制 度

一、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履行本机关的职能职责，切实抓好领导班子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努力做好经济发展等各项工作。

二、充分发挥领导班子的核心作用，在抓好领导班子建设的同时，切实做好机关各部门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分工合作，切实当好区委、区政府工作决策的参谋。

三、认真履行对全区商务领域经济发展进行规划、指导和服务职责。

四、抓好群团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五、严格实行分工负责制，认真抓好三个会议：

1、党组会：一般三个月召开一次，特殊情况随时召开。由党组书记主持。

2、局长办公会议：行政工作及研究、布置和检查各项工作执行情况，本机关行政重大事情，实行局长办公会议制度。局长办公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特殊情况随时召开。由局长或副局长主持。

党的中心工作或行政重要工作或特殊情况也可以随时召开党政联席会议。

3、行政例会：行政一般事务工作及针对各阶段工作落实、执行情况，以及研究布置下步工作任务，实行行政例会制度。行政例会，由局长或局长办公会议决定召开，由局长或分管副局长主持，一般每半个月召开一次，内设机构负责人参加。

党组议事规则

为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规范商务局党组议事内容和程序，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区委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一、议事范围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贯彻上级党委的决议、决定；

（三）党组和纪检工作计划和党建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四）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

（五）计划及实施情况;

（六）党组会议和工作报告；

（七）党组成员认为应该提交讨论决定的重要问题。

二、议事程序

（一）由有关部门提出议案，党组书记审定，并确定开会时间、会前准备工作及列席人员等，一般不讨论临时动议的问题。

（二）党组成员接到议案后，要认真准备，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三）召开党组会议，就议案进行充分讨论，通过讨论研究，还要形成明确而具体的贯彻决议、实施步骤和基本措施，决议一旦通过，每个委员在行动中必须绝对服从，按照分工各负其责，积极贯彻。

三、表决

（一）对需要作出决议的议案，要进行表决。

（二）每个成员对所要决议的议案，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或赞成、或反对、或弃权。

（三）书记和和党组成员在党组内部是平等的，一人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利。

（四）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如果赞成和反对的人数接近，除在紧急情况下

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一般应当暂缓作出决议，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会议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将争论情况及时向上级党委报告，请求裁决。

四、党组决议的贯彻

（一）党组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决议贯彻情况的查办工作；按照会议确定的实施步骤和基本措施，对党支部和有关部门进行督促检查，并将查办情况向党组汇报。

（二）决议在贯彻实施中，如发现与党的政策或单位的实际不符，党组要及时重新讨论，并作出撤销或修正原有决议。

局长办公会议制度

一、局长办公会议由局长主持，副局长参加，办公室负责记录。根据工作需要也可请有关人员列席。

二、局长办公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

三、局长办公会议重点研究决定行政工作事项；酝酿提交上级部门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对党组讨论决定事项的组织实施进行协调；讨论单位行政日常工作中的有关事项；交流日常工作。

领导班子成员廉洁从政八项承诺

一、不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不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以其他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不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

四、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六、不收受和赠送现金、代币购物券、各种支付凭证和贵重物品；

七、不利用本人及家庭成员婚丧嫁娶、迁新居等名义大操大办、收钱敛财；

八、不公款大吃大喝、高消费娱乐健身、出国（境）或国内旅游。

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

党员领导干部除自觉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以外，还必须积极参加领导班子定期召开的以思想交流、统一认识、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总结等为中心内容的民主生活会。

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时间安排：原则上每年一次，按排在十一月份；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增加次数，需要延期的报上级党委同意后实施。

二、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内容和议题：基本内容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检查、总结、统一认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情况；艰苦奋斗、清正廉洁、遵纪守法情况；坚持群众路线、改进领导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情况；其他重要问题。

三、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准备：领导班子成员在会前必须做好参会准备。准备工作包括根据区委的要求，结合本单位工作和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中心议题；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归纳整理在会议上通报；召开会议的确切日期，并提前通知到会人员准备工作；提前一周报告上级党委，以便级党委派人参加会议。

四、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由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召集和主持。主要负责人要做到三带

头：会前带头准备发言提纲；会上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班子成员畅所欲言；会后带头整改。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围绕会议中心议题实事求是准备发言提纲，并踊跃发言和积极整改；领导干部之间要互相谈心、沟通情况、交换意见，达到真诚团结，共同做好工作。

五、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报告于会后15天以内，要书面向上级党委报送会议情况。

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及责任追究

一、坚持定期研究信访工作，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研究信访工作，解决信访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特殊情况要及时研究，解决重大疑难问题。

二、坚持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局长定期接待来访群众，亲自听取群众的呼声，协调解决重大信访案件。

三、坚持局长亲自批阅重要来信制度。对于群众直接寄送的信件和重要来信，都要亲自批阅。凡是需要办理的，要有明确的意见批交有关人员办理。对上级领导批示的群众来信，要及时查办，并向领导反馈处理结果。

四、实行目标管理制度。把信访工作纳入干部职工责任制考核范围，把落实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做好信访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及群众来信、来访处理等列入职工考核内容，严格考核奖罚。

五、严格实行信访责任考核查究制度。对重点信访案件不履行职责，推诿、敷衍、拖延的，将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后果的按职工管理权限给于党纪政纪处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给工作造成损失和恶劣影响的视情节轻重，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给予党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信访案件，在确定的时限内不能查结上报的或无故推托不办或对已经确定的正确处理意见拒不执行，致使案件久拖不决一个月以上的；对辖区群众到上级机关集体上访，上级机关通知前去做工作而在规定时间内无故不到，使群众在上级机关较长时间滞留，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报告上级部门，采取通报批评，一票否决等形式，实行则任追究。

领导接待日制度

为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畅通信访渠道，及时协调处理信访事项，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皖办发（2005）17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制度。一.参加接待群众来访的领导

由担任领导职务的局领导轮流接待。

二.接待群众来访的时间和方式

局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定期接待群众来访时间为每周三，每位局领导轮流安排接待；不定期接待每周三以外的时间，如果发生群众集体上访或有重要信访问题，根据信房事项请有关局领导直接出面接待信访人。三．接待群众来访的地点

商务局领导信访接待室设在小会议室里

四．接待群众来访事项的处理原则和方法

㈠坚持首访接待责任制和重大疑难信访件领导？案件制；

㈡严格遵守国家《信访条例》规定的程序、手续和时限要求；

㈢对能够当场处理的问题，接访领导直接答复或提出处理意见，责成有关科室办理；对情况复杂、涉及面广的疑难信件，责成有关科室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

㈣对已给受理并在规定期限内正在办理的信访事项，对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对

已经或者应当通过诉讼的信访事项，应当及时向信访人告知；

㈤对多人来访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要求信访人推选不得超过5人以上的代表提出.五.接待群众来访的组织安排 ㈠局办公室责任局领导接待群众来访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㈡接待室应有接待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姓名和职务标志。

㈢局办公室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参与接待，并做好接待记录；同时每年对局领导信访接待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领导信访包案下访制度

一、局领导要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层层落实责任制，形成全方位监督约束机制。

二、包案领导要对本部门的信访工作负责。不得推诿、拖延，更不得将矛盾上交、转移。造成不良后果，影响社会稳定的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

三、包案领导要亲自阅批重要来信来访和接待重要来访，认真研究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吸取群众的合理化建议，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对那些不切实际或一时难以解决的，将政策讲清、道理讲透、让群众心悦诚服，切忌态度粗暴、方法简单，将矛盾激化。

四、包案领导要超前开展工作，变上访为下访，要深入细致地搞好信访隐患排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防止大规模集体上访的酝酿和形式。发现集体上访苗头，要及早介入，早控制、早化解。切实做到见微知者，未雨绸缪及时化解矛盾，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五、局内要把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召开专门会议，对信访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将信访动态和领导包案负责安排意见向信访办报送

行政例会制度

一、行政例会由局长或局长办公会议决定召开，由局长或分管副局长主持，一般每半个月召开一次，科室负责人参加，必要时全体职工参加。

二、行政例会主要内容：

行政一般事务工作及对各阶段工作落实、执行情况以及研究布置下步工作任务。1．传达学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区委、区政府重要文件及领导讲话精神；

2．通报区委、区政府的决定、决议； 3．通报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意见；

4．安排布暑中心工作和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政务公开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一条 为了把政务公开工作真正抓好抓实，理顺政务公开工作程序，形成上下协调的运行机制，使政务公开工作按照正常轨道运行，发挥其应有作用，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商务局机关负责人对政务公开工作负总责，担任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政务公开工作，全面抓好政务公开工作。

第三条 局政务公开领导组副组长协助组长按照分管工作的职权范围，负责分管工作以内的政务公开工作。根据需要定期或随时向组长汇报请示政务公开工作，总结行政公开工作经验，准确掌握分工范围内政务公开工作的运行情况。

第四条 各部门科室负责人，对本科室的政务公开工作负全责，把政务公开作为行政过程中的主要手段。对所属工作人员的政务行为实施管理和监督，及时发现违反政务公开规定的公务行为，并进行妥善处理。问题较大时要及时向领导组汇报。

文明办公制度

一、政务公开、执法透明。

1、在主要窗口或显著位置向社会和服务对象公开本单位的主要职责、权限和义务，公开办事流程、公开经办人姓名、岗位、职责、联系电话、监督举报电话以及能够公开的办事结果。

2、坚持“四牌”制度（部门机构指示牌、部门科室职责牌、工作人员身份牌、外出工作留言牌）。

3、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度，自觉主动地执行单位和上级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文明办公、热情服务。

1、全面推行文明服务用语，杜绝服务禁语，为服务对象营造文明、热情、便捷、周到的服务环境。

2、对待服务对象思想上真心、用心、诚心，工作上热心、细心、耐心。

3、工作人员风纪严谨、衣着整洁、举止端庄、文明礼貌，依法办事。

三、环境优美、秩序井然。

1、合理布置办公设备，办公桌椅摆放整齐、整洁有序。

2、净化、美化、优化室内外环境，做到室内外清洁卫生，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

行业禁令

一、严禁在执法过程中，接受执法对象的宴请、馈赠和娱乐消费，违者予以纪律外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开除。

二、严禁在工作期间饮酒，违者予以纪律外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开除。

凡违反上述禁令的，除对当事人处理外，对其所在部门的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予以纪律外分；对违反上述禁令的行为，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的，一经发现，将从严追究有关部门领导责任。

政务公开监督制度

第一条 为确保政务公开工作长效机制正常运转，使其在一个良好约束环境下，充分发挥其在执政中的优势效能，特制定政务公开监督制度：

第二条 实行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1.内部监督，即由单位纪检监察室负责实施监督政务公开工作，对行政过程中是否按照政务公开要求施政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

2.外部监督，通过设立征求意见箱、设立举报电话、发放征求意见表、网站公布热线电话等定期听取群众意见及反映的问题，并逐条逐项地梳理出来，向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呈报。

第三条 实行上下级互相监督的网络约束机制。上级对职权所辖的政务公开工作真正负起职责，经常指导、帮助、教育、督促下级的政务公开工作；下级有权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要求和观点。对政务公开工作过程中的不合理情况可向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提出。

第四条 设立举报电话、举报箱：篇三：论制度反腐

论制度反腐

反腐倡廉是我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径，预示着制度反腐必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战略性选择。

一、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渊源及现状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过程。而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强化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在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制度反腐思想在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十五大提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建立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陆续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规范性文件，为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迈入了“有法可依”轨道，进一步拓宽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

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从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来看，权力是腐败的轴心，体制机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制度反腐倡廉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必须总体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必须解放思想，立足创新，着眼改革，积极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径，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既立足解决眼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又要从长计议，有利于反腐败惩防体系的长远建设和发展。

1.制度反腐应注意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各个环节当中，在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长效的制度反腐机制。制度建设不能出现反腐败真空地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今天，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不断出现，腐败人员往往是抓住制度建设的空白点，钻空子，找缺口，挖空心事找制度上的漏洞去进行腐败行为。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涉及“权、钱、人”的关

键部门和重点领域，结合实际制定重点防范的制度和措施，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类行业作为反腐制度供给的重点，在教育、卫生、交通、电力等部门加大反腐败制度供给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执纪执法、组织人事部门也要用制度去规范，确保廉洁从政。2.制度反腐应注意从源头上抓起，制度建设应突出合理、公平、公开和公平竞争的特点。在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的干部任用制度时，就应该突出公平、公开的用人特点，在经营性土地使用等指标拍卖挂牌办证制度时，就应突出公平竞争的特点，这就是反腐败抓源头，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具体制度。遵循阳光防腐、利益导向、源头治腐的总体思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反腐路径创新。按照公共政策、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要求，推进阳光政务建设，完善行政服务中心运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谨防腐败滋生蔓延。

从提高腐败成本角度，探索建立廉政退休金制度和腐败经济制裁制度，建立公务员不良记录披露制度，加大腐败的打击力度，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促使公职人员消除腐败动机。推行机关福利收入统一制度，积极推进公车改革，探索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努力消除职务消费的腐败黑洞。

3.制度反腐要注重加强保护老百姓和群众的利益。要切实从制度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公款吃喝、吃拿卡要、看病贵、行路难、办证难，解决纠纷难等问题。看起来小，但他关系到党和国家

的形象。从制度上来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题，要深化政务公开工作，公开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信息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让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建立法规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社会讨论、群众论证、民主听证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制度，充分保障群众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评议权。要完善信访投诉制度，切实加强投诉中心和举报中心建设，加快举报立法，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和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

5．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求注重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重点环节和人财物等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努力探索和创新有效的监督机制。注重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切实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逐步建立重大事项报告、重大财务申报及廉政述廉等制度，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权利运行的监督。注重探索建立领导者对工作分级管理的监督机制，继续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对各项工作的监督。

当前影响我们党的最大问题还是腐败问题，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都要反对腐败，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确保我们的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反腐重点在于制度防腐，加强制度的约束力，制度反腐才是根本。

第三篇：论制度反腐

论制度反腐

反腐倡廉是我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径，预示着制度反腐必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战略性选择。

一、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渊源及现状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过程。而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强化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在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制度反腐思想在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十五大提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建立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陆续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规范性文件，为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迈入了“有法可依”轨道，进一步拓宽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

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从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来看，权力是腐败的轴心，体制机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制度反腐倡廉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必须总体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必须解放思想，立足创新，着眼改革，积极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径，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既立足解决眼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又要从长计议，有利于反腐败惩防体系的长远建设和发展。

1.制度反腐应注意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各个环节当中，在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长效的制度反腐机制。制度建设不能出现反腐败真空地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今天，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不断出现，腐败人员往往是抓住制度建设的空白点，钻空子，找缺口，挖空心事找制度上的漏洞去进行腐败行为。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涉及“权、钱、人”的关

键部门和重点领域，结合实际制定重点防范的制度和措施，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类行业作为反腐制度供给的重点，在教育、卫生、交通、电力等部门加大反腐败制度供给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执纪执法、组织人事部门也要用制度去规范，确保廉洁从政。

2.制度反腐应注意从源头上抓起，制度建设应突出合理、公平、公开和公平竞争的特点。在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的干部任用制度时，就应该突出公平、公开的用人特点，在经营性土地使用等指标拍卖挂牌办证制度时，就应突出公平竞争的特点，这就是反腐败抓源头，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具体制度。遵循阳光防腐、利益导向、源头治腐的总体思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反腐路径创新。按照公共政策、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要求，推进阳光政务建设，完善行政服务中心运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谨防腐败滋生蔓延。

从提高腐败成本角度，探索建立廉政退休金制度和腐败经济制裁制度，建立公务员不良记录披露制度，加大腐败的打击力度，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促使公职人员消除腐败动机。推行机关福利收入统一制度，积极推进公车改革，探索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努力消除职务消费的腐败黑洞。

3.制度反腐要注重加强保护老百姓和群众的利益。要切实从制度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公款吃喝、吃拿卡要、看病贵、行路难、办证难，解决纠纷难等问题。看起来小，但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从制度上来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题，要深化政务公开工作，公开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信息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让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建立法规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社会讨论、群众论证、民主听证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制度，充分保障群众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评议权。要完善信访投诉制度，切实加强投诉中心和举报中心建设，加快举报立法，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和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

4、制度反腐要注重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贪婪是万恶之渊。贪婪加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戒贪婪、守清廉，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最近几年，中央查处的党内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都是在“贪婪”二字上栽跟头。反腐倡廉教育应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

5．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求注重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重点环节和人财物等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努力探索和创新有效的监督机制。注重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切实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逐步建立重大事项报告、重大财务申报及廉政述廉等制度，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权利运行的监督。注重探索建立领导者对工作分级管理的监督机制，继续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对各项工作的监督。

当前影响我们党的最大问题还是腐败问题，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都要反对腐败，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确保我们的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反腐重点在于制度防腐，加强制度的约束力，制度反腐才是根本。

第四篇：完善反腐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完善反腐机制 形成监督合力 07-6-13

○竹

峰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保证廉洁从政为目标，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各方面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因此，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必须完善反腐倡廉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近几年来，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和纪委作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惩防体系建设，形成了有效的纵向监督体系和惩处措施，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与集团公司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行之有效的跨部门的横向监督协调机制和措施，致使制约权力的机制较“软”、较“虚”，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更加有效的监管，导致了个人或集体违纪案件的发生。因此，为了确保集团公司跨越式发展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决策机构（个人）及权力执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以监促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勤俭、廉洁、高效的企业形象。

我们可以通过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形成监督系统的合力。重视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广大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防止“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控机制。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某个部门或某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言堂”的专权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即以权制权。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厂务公开、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离职审计和岗位交流等制度。

加强专职监督力量，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由于种种现实因素，便出现了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使纪检监察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同级党委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便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具有集团公司特色的做法。一是考虑到目前改革的可行性，可以采用“分散宣教，集中惩处”手段，即各基层纪委在行使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方面，只对同级党委进行宣教工作、效能监察工作和党风廉政日常考核等工作，而查办案件工作要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集中管理，纪委不办本单位的违纪案件，而是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统一从其它单位协调办案人员和力量进行案件调查核实。其经费及物资设备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报请集团公司专门渠道审批拨付，各基层纪委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集团公司负责。二是赋予更大的权限，增强监督手段。也就是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督实践的新特点、新动向的要求，不论所建什么样的监督主体机构，都必须充分协调以纪检、监察、审计、保卫四个部门的职能和手段，赋予一定的纪检监察权、侦查权、审计权。从而形成案件调查和惩处四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调查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发挥综合监督效能。

而官员们的态度、感染者的命运、疾病导致的鳏寡孤独们的现状和未来，也都被持续不断地记录着。这个被疾病改变的村庄，某种程度上也被传媒改变着。不管是文楼本身的独特性使然，还是新闻的职业惯性使然，它变成了一个农村艾滋病医疗的试验田，一个艾滋病政策的试验田，也变成了中国艾滋病报道的试验田。最终，它也检验着民间力量、政府作为和媒体在灾难面前可能达到的效率，以及这种效率的实现方式。

事实上，新闻发源地的形成，不仅三农问题和艾滋病问题如此，也不仅湖北、安徽、河南如此。2003年的一篇新闻学的论文曾对一家报纸自1998年到2003年5月5年中所谓“批评报道”所涉及的省份进行定量分析，涉及出现频率最高的5个省份的报道，占该报“批评报道”总数量44．6％，而湖南、湖北、河南3省均居其中，各占8．5％。当然，它们都属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所指的中部。

“中部”的新闻事件频发和中国媒体记者的“心理惯性”相辅相成，共同把“中部”塑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地理中心之一。诸多全国性的政策、话题、社会现象，都在这个地理中心里变成细节翔实的新闻事件。

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新闻事件及其揭示的社会问题，对观察者而言，像是公众传媒上的伤口，从中可以窥测中国时代转型的错位和落差，以及它们带来的伤痛。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新闻本无所谓地域的分别。“中部”作为传媒观察的关键出现，是因为“中部”新闻事件的高密度使公众传媒的伤口变成了舆论的溃疡，不仅触目惊心，而且经久难愈。新闻发生的密度也成了新闻。

监督传播效率

阜阳假奶粉和大头娃娃一事天下大白后，本地媒体在全国瞩目前已有报道；嘉禾拆迁事件轰动一时，引起全国关注的报道却最早见于北京《新京报》。

许多年轻的记者在采访中常常遇到年长的采访对象突然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属于“上层建筑”的来自远方的新闻媒体，常常被含冤受屈者视作冤情获得转机的可能性之一。

地方性的新闻个案受到全国媒体的一致关注，并且很快形成某种倾向性的舆论，过程十分复杂。市场化媒体的机动性近年已有增强，但覆盖范围还很难做到无远弗届。网络新闻的普及，以及同行间的竞争，一方面对媒体快速有效地采集新闻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缩短了媒体的触角所及，或者说操作半径。中部6省地处北京、广州和上海之间，乘坐飞机或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基本上一日可至。这使它天然地处于几个媒体集中而且影响力大的媒体重镇的操作半径之中。中部事件成了本地新闻而外的全国性新闻竞争的第一落点。中部的事件动辄惊动全国，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跨地区的新闻操作，一般被读者也被报道涉及的地方政府归之于所谓“负面新闻”或“批评报道”。地方官员常常认为，媒体的“批评报道”有损本地区在全国舆论乃至社会心理中的“形象”，因此转而从动机上指责具体报道的记者和媒体。中国新闻媒体一线的记者常常遭到某些重大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质疑：

全国都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单单要报道我们？

那些象征性的新闻事件，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4年的“阜阳假奶粉事件”和“嘉禾非法拆迁事件”，背后指涉的收容遣送制度、农村食品安全和城市化中的拆迁问题，不独广东、安徽或湖北才有，而是全国大范围长时期普遍存在。媒体对各地相关事件的舆论监督也一直不断。然而只有上述事件最终惊动高层，社会呼声强烈，指向鲜明。政府也正是借这些个案，因势利导，出台了相关政策，使类似事件朝着可以解决的方向迈一大步。

实际上，这些并不鲜见的新闻能够被广泛报道、转载和评论，促成经年积久的社会现象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只能说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充当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问题普遍存在和媒体的关注旷日持久，使矛盾充分显露，舆论背后集聚的社会力量才能形成明确的改革诉求，这种诉求将寻找个案作为突破口，从而得以表达。新的政策在民意的支持下，迅速出台推行。

有人将“中部”各省的高曝光率，归之于中部与中国几个媒体密集的城市的距离，以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改革难度大，暴露问题相对较多之故。

“中部”的新闻事件之所以易于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合力，与中国新闻的“地缘格局”的确有关。中部作为重要的资源和劳动力输出地，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种资源输出的经济位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再三强化。中部“发展慢，改革难，问题多”，背后实有更深远的历史结构在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象征符号，从更长远和更大范围内来说，传媒对“中部”的观察，是将其视作中国历史格局--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切片和标本。中部的水灾和矿难，三农问题和河流污染和艾滋村，这些与中国发展未来走势高度相关的议题，急需媒体形成接近的价值判断，形成舆论的合力，集体发挥社会功能。

新闻的惯性与惰性

艾滋病防治志愿者乌辛堃给本刊记者发来邮件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中国心脏地带的旅行)，途经山西、河南和安徽3省。他解释说：用“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来形容这次旅行，首先是因为This la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d earth suppos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ower and wealth．(这块有黄河和红土的土地被看作中国文明、权力和财富的源头)，而如果不是用“心”体验，不是共同生活的经验，很难对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他委婉地说，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现状。然而，媒体有一种“渲染悲伤”和“报忧不报喜”的倾向。当跟他一起到艾滋村的大学生看到感染者仍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之前，很多人一直以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会气息奄奄。

在2005年春节前安徽、江苏等地发生流脑的时候，传染病专家姚文虎略带不满地表示，很多采访他的媒体，连“暴发、散发、流行、大流行”这些流行病学的术语的区别尚还一无所知，新闻标题用语有误。“这绝对不利于人们判断形势、不利于传染病医生开展工作。(未完)

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权与表达权对舆论监督的意义 关键词： 舆论监督 知情权 表达权 法制保障 [摘要]：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本文认为，知情权与表达权的确立，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法制意义。

2007年春天以来，我国新闻媒体掀起了此前少有的舆论监督浪潮：”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无锡太湖蓝藻“、”山西黑奴工“，”陕西华南虎“......无不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令人刮目相看。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 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 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曾有人把舆论监督难概括为”四难“：一是采访难，二是取材难，三是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四是解决问题难。[3]当然，千难万难，主要难在被监督者往往从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殴打记者，非法拘禁记者。2008年初的”西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其中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三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记者，令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呢？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并且领导我国新闻媒体在50年代初开展过有声有色的舆论监督。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没有成为新闻媒体的内在需求。相反，长期以来奉行”正面宣传为主“的 方针政策，不仅弱化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内在冲动，而且为不少人压制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新闻宣传的一种”常态“，”捂盖子“成了不少人对付舆论监督的家常便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5]。试想，90%都能”捂住“，这难道不正是最生动的注解吗？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体把被监督对象的情况传递给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与评价，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形成舆论压力，达到监督目的。由此可见，舆论监督要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时、客观地提供各种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谈得上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的意义上，要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 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情权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公民有了解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

就舆论监督而言，保障知情权是顺利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舆论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舆论监督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而舆论的形成，则是公民自由表达的结果。厦门PX项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离不开公民的自由表达。因此，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就成为舆论监督的内在要求。

所谓表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参政议政，而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权利。[6]在宪政意义上，表达权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因此，表达权也就是表达自由。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从权利内容和特点上看，知情权与表达权具有明显的差异：知情权本质上表现为公民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诉求，而表达权本质上则表现为公民对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诉求。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种信息来源“（即知情权）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即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两项必要条件。[7]事实上，知情权与表达权何尝又不是舆论监督的两项必要条件呢？对于舆论监督来说，知情权与表达权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才能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已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表达权，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视，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整个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8]。好在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党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十七大前后党和国家的几个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一种政治性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这种政治性重视必将逐渐转化为法制性规范。

事实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已经落实为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经过数年努力，一部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理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专门法律删除了2006年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即：”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将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发布，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归其统一管理。”这一删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发布的畅通、透明和准确，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确立。这样，舆论监督也就获得了一种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记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访，因涉及对当地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批评，市委宣传部一名领导横加阻拦，甚至辱骂、威胁记者。对此，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时评严正指出，“阻挠舆论监督是蔑视人民知情权”[9]。这一评论表明，保障知情权已成为开展舆论监督的法制依据。在确立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过程中，舆论监督也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与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解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0]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动，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私下”谈话，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话，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强调各级政府“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民监督”。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毫无疑问，“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并且“创造条件”加以推进，已经成为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欣喜地看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倡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的自觉追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感慨，“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11] 2008年1月，新一届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12]。尽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实这两项舆论监督新规还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视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的胡春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我”。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制度保障下，舆论监督必将达到一个前所未的广度与深度，也必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第五篇：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及其完善

论文摘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特点是:服务于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册资本金较低,股东持股比例一定,治理机构设置灵活和监管指标明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是:准入门槛过低,限制资本投入,忽视债权人权益保护和监管指标不合适等。因此,应适当提高准入门槛、鼓励资本投入、保护债权人权益和调整监管指标。

一、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演进历程

2006年12月20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在农村地区建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求各地积极引导包括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投入到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中,并决定在吉林、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湖北6省(自治区)的农村地区进行试点。2007年1月22日,中国银监会又出台了“三项规定”:即《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监会决定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由原来的6省(自治区)扩大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有10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获准开业,其中,村镇银行8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0家,贷款公司6家;10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吸纳股金40.4亿元,吸收存款42.8亿元,贷款余额27.9亿元,累计贷款39.7亿元,96.8%的贷款投向农村小企业和农户。数据表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拓宽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二、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特点

(一)服务于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村镇银行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的,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公司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专门为县域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贷款服务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不能用于“三农”以外的其他领域,服务对象限制在县级行政区,或乡(镇)和行政村一级的社区,不准许跨区经营,村镇银行不能发放异地贷款。

(二)注册资本金较低

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注册资本:在乡(镇)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不低于30万元人民币,在行政村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三)股东持股比例一定

村镇银行应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其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也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对于贷款公司,制度规定应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全额出资。贷款公司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其营运资金为实收资本和向投资人的借款。

(四)治理机构设置灵活

“三项规定”提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治理机构应具有灵活性和有效性。不同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不同的治理架构,不必拘泥于固定的“三会”形式,应注重组织制度的有效性和股东的真正到位。

(五)监管指标明确

对村镇银行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低于5%时,适当减少现场检查的频率和范围;资本充足率高于4%、低于8%时,督促其制订切实可行的资本补充计划,限期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大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力度,适时采取限制其资产增长速度、固定资产购置、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增设分支机构、开办新业务等措施。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在5%以下时,允许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适当降低现场检查频率;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2%时,禁止其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限制其发放贷款,加大现场检查力度;资本充足率低于2%时,责令限期增扩股金、清收不良贷款、降低资产规模,限期内未达到规定的,要求其自行解散或予以撤销;对单一社员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对单一农村小企业社员及其关联企业社员、单一农民社员及其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其他社员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20%;对前十大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对贷款公司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贷款率在5%以下时,适当减少检查频率;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4%,或不良贷款率在5%以上时,加大非现场监管力度,督促限期补充资本、改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降至4%以下,或不良贷款率高于15%时,责令其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停办所有业务、限期重组。限期内不能实现有效重组、资本充足率降至2%以下时,责令投资人适时接管或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对单一集团企业客户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低于100%。

三、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

(一)准入门槛过低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是低注册资本,即低准入门槛。低准入门槛有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但准入门槛过低,将会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出现“先天不足”——资金不足,进而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较弱。而且,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式以信用贷款为主,信贷资产的风险系数较大,同时还要应对自然灾害、动物瘟疫等不可抗力导致的违约风险。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适当提高准入门槛。(二)限制资本投入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限制了资本的投入,所以在其运行过程中,极易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村镇银行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限制了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单个自然人、单一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向村镇银行投入资本;农村资金互助社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也限制了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村小企业向农村资金互助社投入资本;贷款公司的营运资金为实收资本和向投资人的借款。贷款公司“只贷不存”的制度安排,也使其资金实力受到限制。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鼓励资本投入。

(三)忽视债权人权益保护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贷款,而贷款制度的安排,又不要求贷款人提供担保品。所以,如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或破产倒闭,不仅难以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本金和利息,损害存款人的权益,而且投资人也难以收回投入的资本,损害投资人的权益。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加强债权人的权益保护。

(四)监管指标不合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主要是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率。不良资产率监管指标是不合适的,它可能会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因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任务是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贷款服务,而服务对象又是风险较大和不确定的对象,所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有时可能会较高。如果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的不良资产率来衡量,则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就可能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调整监管指标。

四、完善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的对策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法规,主要是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因此,完善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主要是结合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特点,修改完善这三部法规,维护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当权益,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实现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

(一)适当提高准入门槛

适当提高准入门槛,既不会太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又可较好地解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不足问题,增强其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来说,就是适当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这样,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能满足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

(二)鼓励资本投入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限制了有关股东的资本投入,可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所以,应完善制度安排。第一,完善村镇银行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提高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提高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第二,完善农村资金互助社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使实力较强的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村小企业可以自由向资金互助社投入资本。同时,允许吸收非社员存款,并扩大资金互助社的社员范围,使金融机构也可以向其投入资本。第三,完善贷款公司营运资金来源制度安排,使其既可以吸收股东资本和向投资人借款,也可以适当吸纳公众存款和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提高资金实力。

(三)保护债权人权益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必须保护股东和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在制度安排上,要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实行审贷分离;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进行严格审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的,要依法要求保证人归还;经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允许不提供担保。(四)调整监管指标

服务的需要,又可以满足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安排,可以使用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即使用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负债比例监管指标。

参考文献:

[1]牛娟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负重前行,市场化机制严重滞后[N],金融时报,2009—01—14。

[2]纪瑞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降低准人门槛带来的隐患[J],红旗文稿,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