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论文笔记五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论文笔记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论文笔记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09级行政管理2班

月影清

学号：290302217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论文笔记

一、文章内容介绍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这篇论文，研究者指出，中国经历了30 余年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但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权威治理体制，无论我们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作出何种理论解释，都需要回答一个重大问题: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中，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权威治理体制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为此，研究者就需要分析：在中国的权威治理体制内，政府如何治理民众，特别是如何处理与民众有利益冲突的事务，以化解政治改革的压力。在此基础上，不仅要研究中国政府的治民策略，还需要探讨与这些治民策略相对应的管治结构，才能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能够有效地运用其治民策略来维护政权稳定。

本文的观点是，中国治理体制的特征是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治官来达到间接治民的目的，形成“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主要执掌选拔官员的权力，以及监督、考核和奖惩官员的权力(简称“治官权”)，至于实际管治各地区民众的权力(简称“治民权”)，则交给所挑选的地方官去行使，只要地方官不违背中央政府所定大政方针，均可以因地制宜地行使其治民权，灵活地处置所管辖地区的民众事务。我们认为，这种治理体制包含着维持自身稳定的两个机制———分散执政风险的机制和自发调节集权程度的机制，从而使得中国的权威治理体制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中能够保持长期稳定。

研究者从从小处着眼，以地方政府的一项征地政策，即返还留用地政策为例。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是地方政府政策，但试图发现的是征地政策中所隐含的或者说是所代表的治理体制、稳定机制的代表特征和意义。通过对比多个地方返还留用地的变化情况、变动原因、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等，事无巨细的阐述、分析、研究了中国治理体制中上下分治的特征，以及这种治理体制在管治民众上，具有的降低执政风险的作用和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集权程度的机制。

二、文章的好处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其优点显而易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1、主题深刻关注时事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我国的政治改革也走上正轨。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如何更好的进行政治统治、怎样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政府应该如何处理公共事务等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普通百姓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选择政府的治理机制为研究主题，不仅顺应了研究潮流的需要，同时也为政府机构在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供了相当有益的探索。

2、文章深入浅出，以小见大

对于有关政治体制研究的论文而言，研究者在写作时往往有意无意的倾向于“假大空”的模式，或是长篇累牍的套话专业用语，让读者看起来晦涩难懂。然而本篇论文虽然也是有关政治体制研究的文章，研究者却能够做到深入浅出。整篇论文没有空话套话，也没有选用宏观的全局的模板，而是从小处着眼，以地方政府征地政策为例，通过论证得出中国政治体制具有上下分治的特色和独特的稳定机制。这种以小见大的能力正是证明一个研究者具备优秀深厚的理论功底的事例，也是研究者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证明。

3、文章思路清晰，逻辑严谨

这篇文章从整体来看，谋篇布局合理，层层递进。首先提出中国上下分治治理体制的观点；然后指出降低执政风险的两种机制；之后研究者提出两种假设；然后在假设的引导下通

过真实存在的事例论证这两种假设：最后总结论点。从细节来看，研究者的推理论证都非常严谨。例如，在进行南海、佛山和杭州的对比时，通过1992 年至1998 年南海县政府在凤鸣镇三山管理区征地、2003 年至2007 年南海政府在平洲林岳管理区(后改为林岳村)预征土地等四个事例联系分析，从而得出南海的留地比例逐渐提高、土地补偿标准也在逐渐提高的结论。

4、语言生动

相比于很多论文以为陈述罗列而言，这篇论文就显得生动活泼。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不但没有使用晦涩难懂的词句，还通过修辞巧妙的化解疑难。比如，在降低执政风险的阐述中，研究者将其比喻成为“分散烧锅炉”，“烧锅炉”对应于政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烧爆”对应于政府在扩张自己的权力时做过了头，中央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不直接烧“大锅炉”，而是分成数以千计的“小锅炉”(即县［市］级行政区，我们省略省级政府)，然后选拔和监督地方官烧各自的“小锅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

5、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这篇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征地政策为例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上下分治机制，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不仅列举了一个地区的几项政策，也列举了多个地区的同一项政策，也就是研究者在进行横向研究的同时也进行了纵向比较，并且表格、数据俱全。这就让读者一目了然，大大增加了文章的价值。

此外，研究者在选择调研地区时也是格外用心的。研究者特意强调了佛山市顺德区和杭州市萧山区是“两个与南海有可比性的地区”，这种可比性不是杜撰的而是研究者通过对比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城市化程度等诸多相关方面得出的科学结论。

6、注重细节

由于研究者以地方政府征地政策为例，那么这篇文章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打量有关土地的数据和有关地方政府政策的文件。研究者在这些细节上没有偷工减料草草带过，而是给予了详实的解说。例如文章第16页，研究者详细介绍了林岳村工地征用费用的计算方法。在第25页，研究者对“土地股份制”这个专有名词进行了规范的解释。第34页，研究者对南海征地案的具体情况做了进一步阐述。当然，这仅仅是三个比较典型体现研究者注重细节的地方，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文章的不足

在详细阅读研究这篇论文后，文章的优秀之处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一些不足。

这篇论文在选举事例时使用了地方政府征地政策，由于征地政策涉及到各个地方的具体社会情况，政策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导致研究者在调研过程中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如果研究者选择跟踪实地调研，那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研究者选择通过查阅历史数据资料等方法来研究征地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那么一定会有部分事实当时的情况不能被现在清楚的反映出来。此外，近乎十年的时间跨度让这篇论文的时效性受到影响，只能更多体现其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在写作论文中应当汲取的教训。

第二篇：中国上下五千年论文

《上下五千年》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

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

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第三篇：改进和创新维护稳定工作体制机制

改进和创新维护稳定工作体制机制

基本思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主动适应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期待、新要求，本着“立足实际、讲求实效，着眼长远、超前规划，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主要目标，以改进体制、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为基本手段，勇于改革创新，奋力攻坚克难，积极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科学、实用、规范、长效的维护稳定工作体制机制，为维护稳定工作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体制和机制保障。

创新和改革重点：

（一）着力推进组织领导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一是理顺维护稳定综合领导组织协调机制。重点是在各级尽快设立上下衔接对口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由党委主要领导任本级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由党委专职副书记任组长，党委、政府其他分管领导任副组长，代表党委、政府全权领导本级的维护稳定工作。各级维稳办应为同级党委下设的独立部门，明确职能，配强力量，进一步规范与政法委、平安办、综治办等有关涉稳职能部门的关系，形成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探索建立由党委常委任政法委书记、政法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任政法委副书记、政法委机关实际秘书长负责制的“大政法”领导管理体制，增强领导管理和组织协调实效。乡镇（街道）应进一步整合维稳力量和资源，组建综治（平安、维稳）工作中心，由一名党委副书记任主任，配备一名副科级专职副主任，全面领导组织辖区维护稳定工作。二是减少维护稳定工作管理交叉。重点是抓好市、县区两级维护稳定管理职能下放，按照责权利相一致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费随事转”的原则，把目前由市、县区承担的有关维护稳定工作具体管理、考核职能，下放到所在区和城区街道、镇，纳入属地统一管理。三是改进完善维护稳定考核评价奖惩机制。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纳入对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所占比重应达到20%以上。在考察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时，应把领导干部履行维护和谐稳定职责情况和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征求同级维护稳定工作主管部门的评价意见作为重要依据。积极改进考核评价的方式方法，注重引入更多的群众和社会评价要素，增强考核评价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四是健全完善维护稳定工作经费投入机制。把维护稳定作为政府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坚持政府投入与社会化投入相结合，突出发挥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维护稳定工作投入保障机制。根据当前维护稳定形势任务需要，除保障涉稳部门人员经费和日常办公经费外，各级财政可按财政支出总预算2%的比例，将维护稳定工作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维护稳定工作重要设施配备、重点项目建设、重大任务投入等。

（二）着力推进社会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改革创新。着眼从决策源头上减少不稳定问题的发生，全面推行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风险评估的范围是：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关系较大范围群众切身利益调整的重大政策；涉及较多群众切身利益并列入各级重点工程的重大项目；牵涉相当数量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民生的各类敏感问题。风险评估的重点内容是：重大事项决策实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风险性、社会认可性等；风险评估的主体是：实施重大项目或重大决策的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风险评估的基本程序是：确定评估对象，进行风险分析预测，形成专项报告，主管部门审定，做出评估结论。风险评估的结果运用要求是：依据稳定风险评估结论，对评估事项做出实施、暂缓实施、或暂不实施的决定。

（三）着力推进维护稳定预警研判机制改革创新。在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领域，充分发挥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的重要职能，创新情报信息网络收集机制，布建覆盖面广、布局合理、全方位、多层次的情报信息网络；创新情报信息专项奖励机制，由财政出资，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特情耳目提供的准确、完整、有效的预警性信息，分级分类进行奖励，确保情报来源和信息质量；创新情报共享研判机制，政法综治部门牵头，组织公安、国安、统战、宗教、外事、人事、民政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预测维稳走向和趋势。在信访领域，推动建设完善市、县、乡、村信访信息预警中心(站、点)，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报送网络；加大全国信访信息系统推广使用力度。在安全生产监管领域，依托市政府批准建立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信息系统平台，建立快速、准确、全面、连续的信息预警机制。在社会应急管理领域，积极采取现代化监测预警手段，不断增加监测点，扩大监测覆盖面，加强信息研判。在舆情监管领域，以网上舆情预警研判为重点，由各级网络文化管理办公室会同公安、电信、信访、有关网站等单位，定期对网上舆情进行会商研判，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四）着力推进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改革创新。一是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建设。重点加强和改进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配合机制建设。二是加强信访工作机制建设。进一步修订完善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信访工作目标管理的内容和考核奖惩办法。坚持党政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阅批人民来信、带案下访和包案处理信访问题等制度。市和各县区人民政府建立健全信访事项办理、复查、复核三级终结制度，探索建立信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衔接机制，将信访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由油、地、军、校负责人参加的“三跨三分离”信访案件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三是加强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建设。按照“党委、政府统一指挥协调，信访、公安、武警力量一线处置，相关职能部门全力配合”的思路，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预案，明确具体工作责任，特别是配备专业化的特警应急队伍。

（五）着力推进社会治安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一是积极推进现代化的公安指挥调度体系建设。用3年时间，建成集中接警、指挥有力、信息畅通、设施先进、运转高效的现代化公安指挥调度中心（含辖区内滨海公安局范围）。二是积极推进区域治安管理机制改革。按照“政府管理社会、企业管理生产”的基本原则，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加强与油田沟通协调，把原由滨海公安机关管理的油田职工生活区、改制后从油田剥离走向社会的油田改制企业、已移交地方管理的原油田所属的学校和医院的治安管理任务，由滨海公安机关移交地方公安机关承担。三是积极推进以“扫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为主体、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配合支持、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四是积极推进“平安城市”基础项目建设。利用两年左右时间，综合应用现有资源和科技手段，建成集地理信息、网络通信、视频传输、模糊识别、访问控制等功能于一体的安全防范系统。五是积极推进治安巡逻防控机制改革。大力推行一区一警、一区两警或一区多警模式，配齐配强社区（农村）警力；按照每社区3名以上、每行政村1名以上的标准，政府出资招聘保安队员，辅助社区（农村）民警开展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同时，重点加强居民小区技防设施建设，由政府主导实施旧区技防设施改造，新建居民小区一律严格执行建设部、公安部《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规定》，技防设施与居民小区同规划、同建设、同验收、同投入使用。六是积极推进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综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完善市出租房屋与流动人口综合管理办公室的职责，强化部门之间的协作，把出租房屋管理纳入政策、法律的轨道。在出租房屋集中的社区，设立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积极为流动人口提供信息咨询、暂住证办理、流动人口信息登记、纠纷调解等服务。七是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创新。在加强对矫正对象进行常规管理的同时，探索建立矫正对象等级评定、分类管理制度。八是积极推进青少年法制教育管理机制创新。积极探索建立学校和家庭教育互动机制、青少年信息收集机制、青少年犯罪专审机制。

（六）着力推进基层单位内保工作机制改革创新。一是完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新兴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中的综治机构。积极推动规模民营企业、“两新”组织设立内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在规模较小的企业和“两新”组织中设立治安综合治理联络员。二是推行等级化管理制度。按照基层单位的性质规模、重要程度、安全防范类别要求，把基层单位内保工作划分不同等级，实行等级化管理。三是探索建立内保工作与企业经济利益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以经济利益调节为杠杆，由综治部门协调经贸、财政、银监等职能部门，建立企业内保工作与企业信贷资质评定、专项资金支持等直接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七）着力推进舆情管理机制改革创新。一是健全互联网管理联席会议制度。二是完善网上接受举报求助、网下推进问题处置的工作机制。三是扩建舆情监控平台。一方面，可协调租用省委外宣办委托山东新闻网开发的网上舆情监控软件，对我市及国内外重要站点舆情进行24小时不间断自动搜索监控；另一方面，公安部门可在原有信息网络安全报警处置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设备扩容。四是强化应急管理机制。完善工作流程，制定工作预案；建立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在第一时间公开发布权威信息。

（八）着力推进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一是完善安全生产监管组织体系。加强安全监管机构特别是县级安全监管机构建设，加快推进全市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的组建和充实工作。二是完善安全生产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制定更加科学规范的安全生产考核奖励办法。三是完善企业安全生产诚信机制。积极探索建立企业安全生产诚信机制，推行企业安全承诺；建立落实安全事故和职业危害重大事件企业“黑名单”公告制度，督促企业建立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自我约束机制。五是完善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管理机制。规范举报信息处理机制，加大举报信息的核查处理力度。完善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发布制度。六是完善重点领域安全设施建设长效机制。重点是建立政府出资保障的交通安全设施建设长效机制，利用3年左右时间，对全市路基宽度超过15米的双向四车道以上公路、双向六车道及以上城市道路，全部规划建设交通安全隔离护栏和行人二次过街安全设施。七是完善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和落实事故通报、事故结案和事故责任追究报备、事故案例评析等制度，推行事故调查组负责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沟通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九）着力推进社会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应急管理干部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涉灾部门设立单独的应急管理机构，调整充实应急管理工作力量；加强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加快推进应急平台的完善和提高；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进一步修改完善《东营市应急志愿者服务队组建方案》，条件成熟时组建我市应急志愿者救援队。

（十）着力推进维护区域稳定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油地军校维护稳定工作的协作配合，进一步深化“六联”工作机制。随着下一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全面推进，应超前研究、主动协商，积极探索建立与我市周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及所覆盖市、县的维护稳定工作“双边”或“多边”沟通协作机制。

九、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工作保障措施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每个阶段的任务也不一样。当前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点应当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广泛宣传，提高认识。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内在要求，是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需要形成全社会的广泛共识，需要多做宣传发动，深化思想认识，加强对相关领域重大问题、重要关系的研究，增强我们对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紧迫性、自觉性，减少盲目性、片面性。这一点要务必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

（二）加强研究，推动创新。研究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进行总结、梳理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要加强对国外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吸取和借鉴世界各国社会管理的有益经验；要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研究，以利于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要加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研究，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安宁有序；要重视对社会管理体制环境的研究，为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创造良好的氛围。加强对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的研究，能否在理论上进行突破，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体制在实践中改革创新的成败，关系到能否建立起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理论和社会管理体系。

（三）理清思路，循序渐进。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工作，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如何尽快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可等待观望，要理清思路、明确重点、搞好配套、有序推进。

第四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

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有赖于社会主体的自我服从，而自我服从又源于社会主体的高度认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成员对治理活动的主观认知。明确地把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的策略中。网络社会具有开放性和表达机制对等性的突出特点，互联网不仅推动了社会沟通、重构了公共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权力关系，实现了“话语权再分配”，从而使普通事件公共化程度提高，并增加了公共事件和宏观社会的不确定性。这对社会成员的治理认知和信任都构成重要挑战。再造话语秩序，重树社会信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传统的管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存在诸多局限。一个可资借鉴的重要方向技术是重视公共价值的发掘、提炼与表达，并释放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凝聚与统和作用。

第五篇：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高校的教育工作不能单纯地从主观上出发，必须不断融合客观上的装备来实现，由此才能让知识更好地传承下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是当前重点建设的内容，可部分高校在建设过程中，未遵从客观实际，导致部分工作陷入恶性循环。因此，针对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展开讨论，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

相对而言，高校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稳定，所以近几年我国在高校教育、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投入的力度都比较大，可最终的成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经过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发现之所以在工作成果上未达到突出的水平，与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硬件设备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多教学工作则难以开展，学生的知识掌握和技能提升有限，最终影响就业，形成恶性循环。

一、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的问题

1.对信息化建设在学校战略发展中的意义认识不够

在当前的发展中，我国的高校建设成为社会非常关注的焦点，且在很多方面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主观的角度来分析，现阶段的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之所以无法取得理想的成绩，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主观态度上不够积极，未充分意识到信息化建设的意义，违背了学校战略发展的方向和具体的工作任务，从而导致很多高校的教学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首先，信息化建设在高校的工作层面，集中于频繁更换设备。我国虽然在技术把控上有所提升，但高校的信息化培养，必须要求学生掌握实质的技能和方法，频繁地更换设备不过是表面功夫，起不到实际的作用。其次，大部分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中，并没有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味地进行效仿，导致学校的战略发展与信息化建设出现了互相矛盾的情况，二者无法保持在同一条发展线上，从而产生了恶性循环。

2.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

我国的高校数量较多，其基本上可以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对于信息化建设而言，庞大的高校数量仅仅是一个基础，如果在体制机制方面表现不足，仍然会导致现实工作失去动力和方向，最终的成果也不尽如人意。目前，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很多高校在信息化的建设过程中，具体的机构不明确，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具体的责任分配上，都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导致整体工作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仅耽误了正常的教学进度，还对学生的发展及日常学习产生了不利影响，引起高校内部的较大矛盾。第二，体制机制在建设的过程中，整体规划未按照科学原则开展，相关人员的配备也不健全。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久的工作，所有的高校必须根据自身能力和规划来完成工作。但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工作仅仅按照主观上的意愿来完成，有时积极、有时消极，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信息化建设的隐患，未来前景很不明朗。

3.对信息化建设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估计不足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加快，高校信息化建设已经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如果不能在未来获得一个好的前景、一个好的成果，势必会遭到业界的反对和相关部门的干预。从资源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的分配比较正确。但部分高校在具体的建设工作中，未对信息化建设的不确定性、困难性进行正确的评估，从而导致在具体的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阻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各类阻碍、问题都持续发酵，最终影响了高校的正常进程，产生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的对策

1.领导机制

高校是一个人才培养机构，其直接与社会就业密切关联。为此，在具体的工作中，要让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就必须在领导机制上做出较大的努力。首先，在组织机构方面，必须依靠多元化的成员来完成构建，包括财务人员、教学人员、技术人员、学生代表等，通过各方面人员的协调作用，在客观上准确掌握信息化建设的方向及具体工作内容，保持信息化建设的可行性、可靠性，从而阶段性地获得积极成果，及时投入到高校运作当中，利于教师、利于学生。其次，必须明确主要职责。例如，教学人员的职责是体验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并发表看法和意见，给技术人员及时的反馈；财务人员主要是将信息化的成本有效控制，不可影响高校的财务状况，合理划分资金。在各方人员协调运作下，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在今后会有更大的成就。

2.管理与实施

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的过程中，将整体工作进行把控后，必须将具体的管理工作、实施工作有效落实。以往很多高校都在不断地开会研究，提出了较多的可行性方案，可往往是在落实方面拖延，不仅导致方案的有效性降低，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造成信息化建设的难度不断提升，这一点我们在今后需要特别的注意。建议在管理、实施两方面，从以下工作出发。第一，管理机制。①组织机构。建立信息化办公室或信息化处，该机构可以单独设立，由管理和技术人员构成；也可以成立非独立部门的机构，挂靠于某个部门。该机构为处级机构，隶属于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为信息化建设的日常管理机构。②主要职责。主要负责信息化建设规划、方案制定以及信息化建设的协调和管理等工作。第二，实施机制。①组织机构。信息化建设的实施部门包括技术支持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在管理机构的协调和管理下，共同配合进行。②主要职责。技术支持部门：主要负责具体建设方案的实施等。相关业务部门：主要配合技术支持部门完成调研、设计、目标评审等。

3.规范与原则

对于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而言，很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工作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因此开始投入具体的工作手段来完成。从成果来看，由于规范、原则上的不健全，大部分高校的信息化建设工作都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表现出明显的“拼凑”特点，不能掌控好全局的发展，对校内的其他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为此，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首先，制度规范。为保障信息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除应当有完善的建设体制和机制外，还应当建立相应的制度，具体包括：标准规范、管理制度、运行制度、评价制度、激励制度等。其次，遵循原则。为了使信息化建设科学有序地进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在建设方面：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第二，在使用方面：统一平台、统一管理；第三，在技术方面：应用整合、数据集中。

三、总结

综上所述，对高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展开讨论，虽然对现阶段的各项问题有所控制，但仍然存在危机。日后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必须利用多元化的手段来完成，从多个角度出发，实现高校的较大进步，为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姚建斌，陈俊峰.高校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

[2]季云.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3]彭小斌，陈晨，邓可君，闫保桦，史诗.高校信息化现状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12

[4]王仁高，徐鹏民.高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高校教育管理，2010

[5]李雅琴.CIO：高校信息化建设亟待管理机制创新[J].现代教育科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