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第一篇：当前教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当前教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来源： 《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 作者： 李太平

摘 要：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我国的教育研究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更新研究思路，纠正研究中基础主义倾向、技术理性倾向、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等偏差，转变研究立场。我国的教育研究应该坚持回归生活世界，展示生活世界的完整面貌；把自然科学研究方式与人文主义研究方式融合起来；从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走向反思性实践；反思和批判自外向内的、单向的、外来的理论，坚持本土原创性。关键词：教育研究；人文主义；反思性实践；本土原创性

一

目前，我国的教育研究呈现一种纷繁复杂的现象，其中不乏高水平的研究，但总体上不能适应当前教育改革的要求。其中，几个突出的倾向性问题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并给予解决。

1.基础主义倾向

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大学研究者坐在书斋里，钻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中去寻找理论根据，试图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追求“规律性”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人为地造成教育领域的两个世界——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世界与教育实践者的世界。教育实践者处在旁听的“边缘”状态，他们的需要、感受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研究发过程成了一个思辨的过程，教育研究成了抽象的了空谈，研究结果是抽象的概念和理论逻辑。抽象理论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很大程度上成了理论的佐证，成了一般理论的个别表征。这种研究常常是研究者个人在独自，把自己的思辨结果说给自己听，或者说给自己的学术圈内人士听，研究者只对教育活动提出一些应然要求，发出一些诸如“应该’’之类的指令，对教育实践难以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这种研究立场越来越受到批判和否定。

这种研究倾向是一种基础主义的研究倾向。所谓基础主义，意指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1]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现象世界”背后去寻找一个完美的“本质世界”，并用它来理解现存的一切；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是对超越现实的“基础”、“本质”的寻求，它总是试图把现实存在还原到“基础”，然后从中推演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存在，以为找到了“基础”，就能彻底解释和说明各种教育现象；它不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是把“基础”理解为“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这些研究者假设在教育里也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基础，那就是教育真理、本质和规律 1的王国，这些基础构成了批判现实、建构现实的基本逻辑出发点和最后归宿。教育研究就是要用一种“纯粹客观、中立的方法”去发现这种基础，建构一个理论王国。也就是说，这种倾向所真正重视的是“基础”，而不是对现实的发展进程的把握，它必然忽视此时此地具体的教育状况，也不会对人们当下关心的教育问题进行探究。

2．技术理性倾向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也取得了独宠的地位。自然科学研究以反映、揭示或把握对象本质和客观规律为研究的目的，以观察、实验、数据分析作为方法，以外在的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以描述客观事实及其因果关系为研究结果。这种把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看做研究的唯一有效的范式的理论或观点就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研究倾向，导致一些教育研究者把自然科学范式奉为圭臬。

在现代社会里，无处不在的技术理性控制着人类的活动，技术理性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技术理性”是在一种“研究——开发——传播”的模式中进行运作的。这一模式遵循三个基本的假设：实际的问题可以有通用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是可以在实际情景之外的地方找到的；这些解决办法可以由出版物、训练或行政命令等途径转换成实践者的行动。

教育理论工作者站在教育实际情景之外开展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教育本质或规律，致力于抽取一般化原理，构建系统化、概括化与普适化的理论体系，探讨任何课堂都通用的一般性技术原理，开发具体的程序和技术。这种专业原理是理论专家发明、发现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是经过验证而能被应用于实践之中。然后由研究者传播其研究成果，用这些法则、原理、程序指导教师的行为。理论工作者(旁观者)成为“中心”，并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而实践工作者站在理论的“边缘”，成了别人研究的对象，他们的任务是对别人的理论进行移植、复制和搬用，并将这些原理应用于各个教室之中。教育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形成一种“生产—消费”的单向传递关系。教师仅仅是一个技术操作工人，是用别人设计好的课程达到别人规定好的目标的知识传授者，是手段——目的的中介人。

3．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当前，教育界有一些人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把许多精力放在对西方教育学理论的介绍和评价上。他们认为，中国教育研究应向西方教育学“看齐”，要和它们“接轨”。他们放弃了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意愿，丧失了对西方教育学的学术批判立场。

西化的研究倾向得到西方中心论的支持。西方教育学者认为，一切科学都是西方的，是西方人对人类的贡献，在西方之外是无所谓科学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这样。[2]而一些中国教育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中心的观点，认

为只有西方教育学才是真正的学问，是中国人学习的典范。这种研究倾向容易忽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教育理论传统，我国教育学也就因此而丧失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对我国教育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教育研究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更新研究思路，转变研究立场。研究立场决定着研究者研究目标、内容、方法的选择，影响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当前我国的教育研究应该坚持以下立场。

1．回归生活世界

教育研究应奠基于教育生活世界。活生生的真实生活世界是相当复杂的，其意义是多维的。深入多维的生活世界，揭示生活世界的基本性质和内在关系，寻求生活多方面的价值，展示生活世界的完整面貌，使教育理论呈现多元丰富的色彩，应视为教育研究的出发点。

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研究所要凸显的并不是科学领域遵循的理论逻辑，不是发现自然科学般的规律，而是生活世界特有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表现的是一种由事实到事实的关系，而实践逻辑表现的则是一种由事实到意义的关系。在此，需要有一个研究立场的根本转换，冲破单一的理论逻辑世界及其统治，把视角伸向广泛的生活领域。生活领域是一个事实与意义相互作用、自然交融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人们并非是以一种理论的态度看待世界和生活的；人们每日每时都在通过自己的实践从“是”向“应是”过渡，从事实到意义转化。在这一转化中，正是人的价值追求、情感体验、终极关怀才架起了“是”与“应是”之间的桥梁。可见，生活世界遵循着独特的实践逻辑，体现着与理论世界不同的“合理性”，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研究展示的即是生活世界的这种独特的实践逻辑。

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研究从根本上转变了教育研究的旨趣：研究是寻求对教育现象多元的、创造性的解释，对现实生活世界事实上“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因为不存在权威性的客观的选择方法”。[3]教育研究不是寻求普遍原则，不是用抽象的原则来替代现实的关系，而在于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与研究对象一起去理解与阐释这个生活世界，改变习惯的生活方式，使生活不断完善，并建构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理论。

回归生活世界是丰富教育理论的重要途径。富有远见卓识的教育理论不仅仅是那些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且包括那些能够对现实生活世界作深入解释的理论。当教育研究能够把教育生活世界不引入注目的现象建构成研究对象，或者能从一个新视角重新审视某个常规教育现象和现实的话题时，教育理论就会显示其鲜活的力量。

2．与人文主义融合教育研究以教育活动及其问题为对象，而教育活动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问题主要是有关人的发展的问题。人的活动、人的发展所涉及的目的问题、终极关怀问题、意义问题等并不全部由自然科学来揭示和说明，其中许多问题应该由人文学科来阐明，因而，教育研究应坚持人文精神。

人文主义教育研究是对世界和人的关注。搞研究就是对我们感受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提出疑问，不断地提问可以使我们更密切地联系这个世界，关注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研究是一种关注的行为”。[4]世界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没有人的时空虽然是存在的，但那是一个死寂的“世界”，所以关注是对人生命、生活、生存意义的探询，是“关心我们所爱的人”，[5]而且这种关注不是为了发现人类各种行为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和某种行为的发生频率，不是在实验环境或人造的测试环境中观察人，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告诉普通大众有关世界的本来面貌是什么和人的本质是什么，而是“直接面对人本身——男人、女人、孩子——那些在他们生活世界里的人”，“是对我们在生活世界中碰到的人类的行为、意图和经验进行一个活泼生动的、启发式的文本描述”。[6]人文主义研究是对意义的阐明。意义是人类与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正是意义才使我们与世界相连，所有我们已知的东西都必然进入我们的意义领域。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不能阐明其意义，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体验之外。“人甚至在尚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人的存在要么获得意义，要么叛离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7]人文主义研究热衷于阐明生活意义，围绕着“意义”而展开其主题，它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的世界”。[8]

人文主义教育研究不是通过“甲方”为“乙方”，也不是通过“甲方”关于“乙方”，而是通过“甲方”与“乙方”一起．以教育生活世界作为客体而进行下去的。[9]研究者与他者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相互理解、共同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再被动地等待另一方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者不是站在教育实际情景之外进行冷静的旁观，而是与他者进行互动、对话。给他者以极大的尊重和理解，研究者和他者之间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平等互动的关系，充满人文关怀。

3．走向反思性实践

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且实践理性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高于仅以合对象规律为根本标准，仅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理性，是主体观念掌握外在世界、观念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形式。马克思认为，传统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解释世

界”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改变世界”。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不仅需要理论理性，而且需要实践理性，不仅需要建构理论，需要应用抽象原理和规则，而且需要知道如何行动，需要实践智慧。那种把普遍性的基本规则和个别的具体事物对峙起来的技术理性，那种只有抽象的一般性原理的理论理性，那种对各种抽象原理被动应用的技术性实践，是与人类的理性相悖的。所以，我们主张从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从技术理性转向反思性实践。

在实践取向的教育研究中，研究主体不是单纯地抽取纯粹的理论，单纯地应用别人的理论，简单地把具体事例归于普遍规则，而是在具体的实际情况中进行探索和摸索，追求实践性学识。这种学识显示出不同于“理论性学识”的若干不同性质：它是依存于特定背景的经验性知识；是特定的教师，在特定的课堂，以特定的教材为媒介、特定的儿童为对象形成的知识；是综合多种学术领域的知识所获得的知识；不仅是显性化了的知识．而且也包含了“默会知识”；是基于每一个教师的个性经验与反思而形成的。[10]实践性学识是一种独特的知识形态，它不能在纯粹的教育理论中找到。它呈内隐状态，具有隐蔽性、非系统性和缄默性等特征，在提取与“移植”上有相当的难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以语言的方式加以传递和陈述的，一般情况下，只能在行动中被展现、被觉察。要使实践性学识得以生长，必须在行动中研究。行动研究不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之外进行独自式思辨、旁观式观察，不同于那种研究者以局外人身份所进行的研究。行动研究是由一线教师和研究者围绕学校生活而协作进行的活动，是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诊断性研究”，其宗旨在于判明现场面l临的实际问题的实质，改善教师和学生的学校生活，“参与”和“改进”是行动研究的核心目的。

实践取向的教育研究，实质上是反思性研究。反思性研究的特征在于：立足于特定的教育情境，解决特定情景中的问题，在活动中进行反思。反思性研究不是为了抽取一般化的教育原理，而是阐明特定环境中个别、具体的经验和事件的意义，追求尊重主观的“叙事性认识”。但反思性研究不反对经验提升和理论指导，反思是教师对自己的日常教育教学行为、课堂内外的生活进行理性审视和批判性思考，是教育教学经验升华到教育理论的重要途径。缺乏反思的教师其教育教学经验将是一种狭隘、肤浅的知识，很难采取合理的教育教学行为，教师“只有具有在实践中研究、探索的意识，既善于反思，又善于发现、创造的教师，才能进入研究人员的行列”。[11]

行动研究、反思性研究不仅使教师可以验证某种理论假设的可行性，应用某种理论，而且有机会直接将自己的新观点转化为教学活动，在大量的问题解决过程中渐渐地改善教学技能和策略，形成新观点，修正或改变自己内隐的理论，并不断地把一些新的理念、知识和价值观念整合到内隐的理论中去，而不是在专家等外力因素的控制和主导下，用另外一种所谓的有效的科学理论去“交换”或“替代”自己的理论。

4．坚持本土原创性

中国教育研究应积极参与全球化。放眼世界、四海择珍是一个研究者应具有的态度。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不分良莠全盘拿来，照搬照抄。教育研究要全球化，也要本土化，但更要反思和批判自外向内的、单向的、外来的理论，要坚持“本土原创性”的立场。本土化”与“本土原创”是有区别的。“本土化”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铄过程，“本土原创”是基于本土社会内部环境而进行自我更新的过程。“本土原创”虽然很难摆脱西方全球化的干扰，但是，“本土原创”可以在我们的教育研究与本土的现实生活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我们教育理论获得了现实根据．增强了理论改变现实生活的力量，而且赋予我们的理论以批判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勇气。

人类文化本来是多元的，教育研究及其成果一一教育理论也是多元的，世界上并不只是存在单一的某种模式，多元的教育理论并无“先进”和“落后”、“科学”和“非科学”之分，有的只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适应性的问题。西方教育理论必然包含着大量西方的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我们在全球化、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西方理论与中国教育现实之间的适应性问题。

注释：

[1][3]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85、179．

[2]石中英．评20世纪我国教育学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6，(4)．

[4][5][6]马克斯•范梅南．生活体验研究——人文辩学视野中的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7、23,23．

[7]赫舍尔．人是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杜，1994．47．

[8]邓安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意义生成论初探[A]．德国哲学(第九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98．

[9]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0．

[10]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杜，2003．228．

[11]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335．

第二篇：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奚晓明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商事纠纷案件中也有所体现。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相关民商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颁布和修改也在持续进行，商事审判领域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出现。下面，我仅就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反映较多的法律适用问题，谈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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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担保物权的实现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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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查问题。人民法院对于担保物权实现案件的审查，在性质上，属于“形式审查”，主要审查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是否成就，包括担保物权是否有效成立、主债务履行期是否届满、担保物权的实现是否受到限制等。经审查后发现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应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其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被申请人提出异议且提供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进行综合判断。如果被申请人仅笼统提出或表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异议，以防止被申请人滥用异议权。被申请人提出合理异议，经审查成立的，可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申请人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在审查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进行听证的，可依职权启动听证程序，通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到庭接受询问。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属于特别程序，不适用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查过程中自愿和解，可由申请人提出撤回申请，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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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担保权利并存的问题。人保和物保并存的担保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应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但应注意审查当事人对物保和人保的实现顺序有无特别约定，如果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符的，应裁定驳回申请。对于同一财产上设有多个担保物权的，如登记在先的担保物权尚未实现，后顺位的担保物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但应当以保障先顺位的担保物权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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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因立法较为原则，实践中遇到问题在所难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我们鼓励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避免对该类案件不予受理或拒绝受理的情形发生，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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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企业间借贷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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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借款合同效力。近年来，各地法院对民间借贷的问题反映比较突出。但严格说，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概念。对“民间借贷”这一概念的范围，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的理解并不一致。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此类案件是指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而金融监管部门所掌握的标准是，凡商业银行金融借贷以外的借款合同纠纷均属于民间借贷。其中，既包括自然人之间的生活消费性借贷，也包括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就企业间的借贷而言，既包括具备金融从业资质的小贷公司、典当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与企业间的借贷，也包括不具备金融从业资质的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在商事审判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应当区别认定不同借贷行为的性质与效力。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但实际经营放贷业务、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在无效后果的处理上，因借贷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借款人不应当据此获得额外收益。根据公平原则，借款人在返还借款本金的同时，应当参照当地的同期同类贷款平均利率的标准，同时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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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利息保护的标准及偿还顺序。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的约定不明的，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或者当地同期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水平确定。借贷双方对本金与利息的偿还顺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计算。借贷双方既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又约定了逾期利率的，借款人可以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但总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借款人向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借款，在合同约定的利息之外，同时约定了其他合理费用的，应予保护，但总额一般也应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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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今后央行可能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在此背景下，我们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也将做出调整。鉴于各地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较多，这里是否可以考虑以当地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同期同类贷款的平均利率作为四倍的参照值，可进一步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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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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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适用条件。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应予强调的是，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人格否认是公司制度的例外。因此，要从严掌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在程序上，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在实体上，须同时具备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避免因滥用该制度而动摇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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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人格混同的认定与举证责任的分配。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人事混同、住所混同情形的，可以认定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对上述事实，应当由公司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但一人公司除外。公司债权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但因公司经营情况的证据由公司掌握而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进一步证明是否存在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举证责任由公司或股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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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法人人格的逆向否认与横向否认。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公司股东。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公司与股东人格不分，由此导致股东的债权人要求公司对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以及因关联公司之间人格不分，导致公司债权人要求该公司的关联公司也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对于这些案件，能否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存有争议。在学理上，因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进而由股东为公司之债负连带责任的模式，被称为法人人格的顺向否认。股东的债权人诉请公司对其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以及公司的债权人诉请该公司的关联公司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则被称为法人人格的逆向否认或横向否认。严格地说，只有顺向否认的模式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条件，但逆向否认或横向否认是否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可在今后审判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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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分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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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破产法制度下，破产管理人的指定原则上采取随机方式。但实践表明，完全随机地在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并非均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审理。从审判实践需要出发，有必要探索对管理人的分类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在随机指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专业能力、职业操守、勤勉程度、履职情况等考核指标，确定管理人的等级；与此相对应，可以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和标的额的大小，将破产案件分为重大复杂破产案件、普通破产案件、小额破产案件等类别，据此确定不同管理人的不同办案资质。这样既能使职业能力尚不能满足破产管理工作需要的管理人通过办理一些案情简单、财产较少的小额破产案件来积累经验，同时也对办理重大复杂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还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综合管理人队伍的专业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对管理人实行晋级和降级管理。从已有的地方法院实践看，管理人的分级管理有利于促进管理人队伍的专业化，有利于改进和完善管理人队伍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有利于提高管理人制度的运行效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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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奚晓明在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应破除“身份主义”和“公章崇拜论” 当前，在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一些司法裁判人员基于“法人代表即代表法人”、“公章即证明法人”这种简单的逻辑定式，把法人代表或单位负责人在外个人举债（有的加盖公章）等民事行为一律视为职务行为，而对债权的合法与否、正当与否不加考察，更不考察其举债资金是否进入正规财务账户、是否实际用于法人或单位事项，进而把那些本该由个人承担的债务、或者是否实际发生的债务认定为法人和单位债务。

“身份主义”和“公章崇拜论”保护的不当债权不外乎这些表现形式：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借款，一些法官仅仅因为借款人是单位负责人就将偿债义务判定“转嫁”于单位；借据虽有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签字，但借款没有任何入账证明，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或进入他人账户都没有查清，法官即简单认定为单位债务；项目部经理不当举债甚至虚假举债，法官仅凭“项目部公章”判决由公司为其买单，而免除项目经理个人偿债义务；借款虽然进入项目部账户，但随后即转出至个人账户，并未实际用于项目，而法官仍然判定借款本息由公司偿还；项目部负责人采取虚列的材料款和民工工资的形式套取公司款项，法官仅凭清单上加盖的公章而判定由公司支付。

一、反思：债权保护为何异化

债权受保护，当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司法理念和价值取向。但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介入和保护的债权应当是合法债权、正当债权。一段时期以来，受片面保护债权的价值理念影响，一些司法裁判者奉行“身份主义”或“公章崇拜论”，导致一些个人债务、虚设债务轻易“转嫁”于法人和单位，以法律的名义和国家强制力介入并保护了一些不当债权、不慎债权、瑕疵债权、有争议债权，甚至非法债权、虚假债权，从而损害了国家、集体和他人以及真正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某些领域对国家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家庭伦理秩序、公序良俗和单位财经制度、金融管理制度产生了一定冲击，甚至为一些人稀释财产、侵占财产、逃废债务、非法集资、诈骗、洗钱、黑幕交易等违法犯罪提供了方便，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正当程序在这里异化为不法利益甚至违法犯罪的工具和“帮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化？

1.价值取向偏差：债权保护过于优于其他权益保护

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极其强烈的价值理念就是保护债权！不可否认，保护债权，当然应该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主要基于市场交易安全的考虑。但是，取向一种价值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其他价值的考量与平衡。任何一种优先保护权益都是有前提和基本准则的。就保护债权而言，不能简单为了市场交易秩序的安全而冲击社会整体秩序的安定和诚信根基，不能侵害无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为了保护债权而将履债义务任意转嫁于当初没有参与债的订立的其他不知情人，包括不知情或没有实际得到借款的法人或单位。相反，债权安全、交易安全与秩序要让位于社会整体秩序的安定和诚信价值取向。因为债权安全还受市场制约，风险规则是任何经济行为的普适性规则。

2.逻辑误区：“身份主义”、“公章崇拜论”成就虚假、不当债权的法律保护

在一些法官眼里，只要查明了借款人的法人代表或项目经理身份的真实性，或者只要看见了“公章”，就如同发现了“铁证”，就可以放心地认定某笔债务为单位债务。一些法官处理这类纠纷，往往把审查重点放在借款人“身份真伪”和“公章真伪”的甄别上，而不去实际考察债务资金的来龙去脉和实际用途。公章的真或假，就能证明债务的真或假么？即使加盖的公章真实无疑，如果资金没有进入单位正规账户，没有实际用于单位事项，这样的债务能证明是单位债务么？

因此，无论是建筑施工领域的项目经理，还是法人代表或单位负责人，判定他们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判定他们的举债是个人债务还是单位债务，重要的不是看其身份和公章，关键是要看其行为是否真正为了单位事项、资金是否真正进入单位监管的正规账户、是否实际用于单位事项。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行为，不能仅因为条据上盖有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有签字就简单地认定为职务行为或法人债务。

二、正本归源：债权保护的正当路径

1.法律保护的债权仅限于合法债权、正当债权

获得法律保护的债权应当为合法债权、正当债权。对于夫妻一方串通他人虚列债务的，夫妻一方名义举债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项目经理与人串通虚列债务或者恶意举债企图利用表见代理权损害公司利益的，法人代表并非基于法人的意志且利益指向亦非法人而举的债等，都不是正当债务，自然不属于法律优先保护的范畴。

有人会提出质疑：那些有争议的债权为什么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呢？因为举债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有风险，举债同样有风险。风险规则适用一切市场行为，举债亦不能例外。其次，法律和国家强制力只能介入和保护正当债权、合法债权。但这种介入和保护也是有限的，法律和法院不能充当任何债权的“保险公司”。在市场风险规则和有限保护前提下，法律必须区分正当债权和非正当债权，将正当债权纳入司法保护范畴，而非正当债权、有争议债权、瑕疵债权主要靠市场调节，法律不必强制介入。

2.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谁立据谁还钱”与“谁使用谁还钱”

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合同的权利享受者和义务的履行者必须是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当事人。具体到借贷合同，则应坚持“谁立据谁还钱”这一最为简单也是最为根本、最为可靠、最合常理的原则。强调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或者“谁立据谁还钱”原则，既可保证交易安全与便利，也可防止签字双方为他人设置不当负担。因此，法人代表、单位负责人以及项目经理如果不是严格的代理行为，也不符合严格意义的表见代理，同样只能由个人承担债务。但如何确定合同相对人，不能唯公章是举，要综合实际签字人、资金的实际掌控者和使用者、资金的实际流向和使用情况、有理由相信的代理权或表见代理权等因素，确定合同当事人是个人还是法人或单位，是项目经理还是建筑公司。

合同相对性原则，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相对，还必须考察实质上的“相对”，即“谁使用谁还钱”。也就是说，即使借款协议、借据都是由公司、单位签署，但如果借款没有进入公司、单位正规账户，没有实际用于公司、单位事项，那就不能认定为公司或单位债务，只能认定为个人债务，即由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承担偿还义务。对公司或单位有过错的，可判定个人和单位共同承担偿债义务，但也决不能轻易免除个人责任。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

第三篇：浅谈当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浅谈当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强化基层总支部班子集体领导，建设过硬的领导班子，应重点在“克散、戒软、治弱、纠浮”上下功夫。

克散：必须强化“一班人”的责任意识，坚持勇于负责，善于负责

一是要始终站在全局的立场思考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阐明了站在党的事业这个全局上思考问题，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一个缺乏大局观念、党性不强的领导干部，也就不会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集体领导观念。每个党总支部班子成员都是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要认清自己的特殊身份，找准站立点，始终站在党性立场上观察、分析、处理问题，切实跳出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小圈子”。所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都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上级的指示精神，符合公安工作的客观需要。凡是上级不允许、基层不欢迎、民警和群众不拥护的事情，都要敢于反对，确保党总支部决策的正确性。二是要自觉维护并坚决执行党总支部集体的决定。衡量一个领导干部负责意识强不强，就是看他落实党总支部的决策自觉不自觉，坚决不坚决。如果党总支部的决议、决定敷衍塞责，粗疏马虎，那么，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党总支部的集体领导。所以，对党总支部定的事，就要按照分工以寝食不安，夜以继日的精神抓好落实。对不符合个人意愿、不符合本部门利益的事情，不能选择性地执行，变通性的落实，要不打折扣，不讲价钱。坚决反对落实决策中的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

三是要敢于正视领导决策中出现的错误和失误。单位建设处于逆境，尤其是发生的影响的重大问题时，能否敢于承担责任，主动包揽过失，最能检验一个领导干部的责任品格。我们都不是圣人，力求决策科学准确，但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甚至于错误。共产党人，最讲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敢于正视矛盾，勇于解决矛盾。不论是班子自身，还是公安工作；不论是自己分管的事情，还是别人抓的工作，出现失误发生问题时，都要热心热情、倾心倾力地做弥补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切忌袖手旁观，互相指责。尤其是自己分管的工作，首先从自身上查原因、找教训，不埋怨他人，不推卸责任，独立负责地化解矛盾，纠正失误。不能以集体负责搪塞个人责任。

戒软：必须增强“一班人”的原则性，做到一身正气，率先垂范

一是在执行上级批示规定上，不能自行其事。上级的命令、指示、规定，都是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是党总支部活动和个人行为的基本遵循和准则。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执行上级指示坚决，就能保持公安工作的健康发展。反之，搞我行我素，党的事业就会受损失，个人也会犯错误、栽跟头。各级领导一定要学政策、懂政策，做执行政策的明白人。始终坚持党的事业第一，人民的利益第一，培养听指挥、守规矩、讲服从的硬作风，上级怎么要求，就怎么动作，决不含糊马虎。

二是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上，不能一团和气。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的部署中，强调“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在我们有些班子中，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决党总支部自身建设和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不能有效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有的班子怕批评捅开内部问题的盖子，给上下种下不团结的印象；怕批评同级伤感情不好共事；怕批评领导落个不支持工作的名声。小平同志说：“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各级领导班子对自身存在和发生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地开展思想斗争，坚持讲真话，讲真理，不患得患失，不瞻前顾后，通过思想交锋，达到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克服缺点，改进工作的目的。

三是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上，不能藏忧护短。矛盾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各级领导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正确看待形势，敢于揭短亮丑，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查处，不迁就照顾，搞内部消化，以自身的正气带动公安的风气建设。

治弱：必须重视提高“一班人”的素质，具备运用民主集中制统揽和谋划党总支部工作的能力

一是要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政治素质是各项素质之首，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核心。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理论水平如何，关系到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首要任务，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十七大精神，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因此，要善于从政治上视察思考问题，要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复杂的政治风浪考验面前，始终站稳立场，辨清方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权威。

二是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良好的道德和高尚的人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成业之基，也是一种无形的权力，更能影响人，带动人。“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古今中外凡有大成就者，都把修养作为磨砺陶治人性的基本方式。所以，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按照“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加强世界观改造，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靠党性做官，靠原则做事，靠本份做人，塑高尚的人格。在“酒绿灯红”和腐朽思想文化侵蚀面前，顶得住诱惑，守得往清贫，过好金钱关、权力关、女色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

三是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把握事物发展总趋势，全面辩证地看问题，认清主流和本质，是正确判断形势，履行领导职能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同志对思想方法的重要作用曾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当前，突出的是要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把务求实效作为领导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

四是要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就是要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成为“内行”。否则，就没有发言权、领导权。科技兴国的战略，科技强警的思想，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掌握高科技，真正使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会驾驭现代市场经济和新形势下打击新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合格指挥员。要克服盲目性，增强紧迫感和自觉性，切实从应酬中解脱出来，刻苦学习，勤于实践，不断丰富自己，增长才干，努力使自己成为称职合格的优秀领导干部。

特别是正副书记，要具备运用民主集中制决策问题，驾驭班子的能力。要有高瞻远瞩，把关定向的能力。时刻关注国际国内新型犯罪的特点和规律，着眼于公安工作的长远性和根本性建设，真正把“一班人”的思想统一到新时期公安工作战略方针上来，统一到上级的指示精神上来，确保公安工作和基层基础建设的正确方向。要有统揽全局、多谋善断的胆识。引导大家把想问题、作决策的基点放在公安工作和基层基础建设的全局性问题上，集中精力议大事、谋大事，抓大事。对重大问题，要在科学论证、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果断拍板，敢于决断。要有豁达大度、从善如流的胸怀。当班长，不当“家长”。发扬民主，博采从长，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和厚德载物的敬业精神，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逆耳之言。协调好内部关系，搞好班子团结，是当好“班长”的一个硬功夫。领导之间要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经常谈心交心，协商通气，化解矛盾，沟通感情，努力把心拢在一起，情融在一起，劲拧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纠浮：必须努力改进“一班人”的作风，坚持求实为本，落实为荣

有的领导干部思想比较懒，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对决策后的落实问题研究重视不够；抓工作不专一，好高骛远，重声势轻实效，存在形式主义的东西；下基层转圈多、蹲点少，看得多、帮得少，了解情况多、解决问题少。要提倡扑下身子干事业，反对饱食终日，不思进取的懒惰作风；要提倡尊重科学，求真务实，反对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虚假作风；要提倡执锐攻坚，敢打硬仗，反对遇事推诿，敷衍塞责的官僚作风。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四要四多”：

一是要坚持克短制弱的指导思想，多做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工作。要按照“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通、执法如山”的总要求，始终把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打牢公安基础、谋求全面建设、整体提高上，努力在解决问题、克服薄弱环节上有所作为。

二是要坚持“精益”的生产方式，多做有质量、出成效的工作。精益生产方式，是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的一种先进模式，其精髓是彻底消除无效劳动和浪费，提高生产效率。解决工作不求精益、简单粗放的问题，就是自觉做到“三戒”，即“戒浮躁”，做到作风深入、聚精会神、脚踏实地地干工作；“戒急躁”，耐得住寂寞，严格按照公安工作的内在规律办事，不搞“速成式”的短期行为；“戒粗糙”，做每项工作都要精雕细刻，精耕细作，精益求精。

三是要坚持基层至上的群众观点，多做解难题、暖警心的工作。基层是战斗力生成的源泉，也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如果失去广大民警的拥护和信赖，也就失去了我们领导工作的基础。每一名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心系基层，情注民警，积极为他们办实事、送温暖、解难题。把基层民警的喜怒哀乐作为领导工作的第一信号，对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基层反映强烈而又无力解决的问题，都应纳入办实事的重点，长远规划，凭财量力，分步实施，做到群众有呼声，领导有回声，工作落实有响声。

四是要坚持刻苦吃苦的敬业精神，多做深入一线抓落实的工作。做领导工作，不能满足于指示下了，会议开了，文件发了，而是要以强烈的敬业精神，深入基层，沉到一线，搞指导、抓落实，真正做好下篇文章。把基层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对象，活动的主要“舞台”，检验自身建设的主要标准，坚持蹲在基层抓基层、靠在基层帮基层，实行面对面地领导、脚跟脚地指导。要多到艰苦的环境去，多到偏远分散的单位去，多到困难和问题多的地方去，多到基层广大民警中去，干一流的工作，创一流的成绩，建一流的队伍。

第四篇：开放教育教学中需要班主任注意的事项

开放教育教学中需要班主任注意的事项

1、通知和督促学员按时完成综合实践教学，按时报送综合实践环节教学材料。

2、对涉及网考试点课程的学员及时选课、分班、分组，通知和督促学员按时完成网考试点课程作业任务。

3、按照教师任务书要求通知和督促学员完成网上教学任务，按时上报形成性考核册。

4、按照省开试点课程文件和考试文件及时上报纸质或电子的课程论文、调查报告。

5、积极配合省校实施“一级一站式网上教学支持服务试点”和“基于网络的个性化教学支持服务试点”工作。

6、支持和配合省校、分校教学的其他安排通知。

第五篇：当前抓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近日，市委组织部转发了《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当前抓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强调，这些问题在一些部门单位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要求各单位结合实际，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存在问题，以高标准、好作风扎实抓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确保取得群众满意的实效。

当前抓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思想发动不够充分。主要是一些地方党委重视不够，动员不深入，宣传力度小，导致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群众知晓度和参与度还不高。有的没有把调查摸底、制定方案、部署活动作为思想预热、宣传发动的过程，不到一线调研，不听取党员群众意见，关起门来搞谋划。有的动员讲话照抄照搬，没有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把中央精神、活动要求、“四风”危害、突出问题讲清讲透，党员群众不知道为什么搞活动、怎么搞、搞成什么样。有的对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的不以为然、心存疑虑、信心不足、被动观望等思想问题，针对性地引导解决不够，对活动宣传阐释口号化、表面化，存在“党内在干、群众在看”现象。

学习教育不够扎实。主要表现在坐不下来、学不进去、深不下去，追求表面形式，实际效果不好。一些单位静下心来、集中时间原原本本研读中央规定篇目不够；有的交流互动不充分，专题研讨不够，学得不深不透；有的自学变不学、集中学变集中聊；有的“空对空”，没有带着问题学，没有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学，学而不思，学无所获；有的地方在学习内容上随意“搭车”、“超载”，把业务知识、政策法规、实用技能纳入学习内容；有的地方花大量精力编资料、搞讲座，专家辅导“满堂灌”、学习材料“满天飞”；有的地方简单以记多少笔记、写多少心得体会衡量学习效果。

听取意见不够聚焦。主要是有的地方用听民生方面的意见代替听“四风”方面的意见。有的把听意见的重点放在修桥补路、建设新农村等为群众办好事实事上，有的把听意见的重点放到解决基层干部职工福利问题上，没有聚焦“四风”，走了神、散了光；一些地方听意见搞“体内循环”，没有真正走出机关、深入群众、沉下身子，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有的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整天和群众在一起，不存在官僚主义，也没有资格搞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愿意听意见；有的党员干部怕不听意见过不了关、听真意见下不了台，听意见走走形式，摆摆样子；有的地方采取“大呼隆”方式，“一窝蜂”下基层、扎堆听意见，造成基层负担。

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不够。主要是一些地方思想上准备不足，认识不上去，决心下不去，不敢动真碰硬。有的没有把重点放在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上，甚至转移目标对象，把注意力放到基层党员干部上，把眼睛盯在下属单位上，以抓基层单位代替抓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做得不到位，标杆没树起来，示范作用没显出来。有的一把手没有些事负担起政治责任，把组织开展活动的任务交给分管领导，自己当“甩手掌柜”。有的担心惹火上身，怕把自己摆进去就是“陷”进去，说不清、讲不明。

开展活动有重形式轻实效倾向。主要是中央规定动作不落实，自选动作过度求新求异。一些市县落实规定动作不到位，热衷于搞自选动作花样翻新，活动套活动，有的地方设计的载体达七、八种。有的地方照搬照套上级方案，分类指导结合实际不够，存在“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现象。一些基层单位开展活动赶进度，学习还没深下去，意见还没听上来，就想召开民主生活会、搞整改、建制度，刚“敲锣开张”、就准备“鸣锣收兵”。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宣传形式，主要是做给上级看，实实在在让群众参与的办法少。有的活动刚开始，就已经建立了二、三十本彩色封皮台账，制作了视频和相册，以供上级领导检查观看。

督导组发挥作用不够。主要是“不会督”、“不敢督”、“不严督”。一些地方对市县派出的督导组人员培训不够，督导组对督什么、怎么督、督成什么样心中没底、手上没招；有的地方对省级党员领导干部担任督导组长的职责不明确，要求不具体，督导组长挂帅不出征，副组长工作放不

开手、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市县派出的督导组督导单位安排过多，在时间安排、人员调度上捉襟见肘；有的督导组与督导单位人头熟，碍于人情关系，抹不开面子，不敢“唱黑脸”，放松要求、放水过关，存在“挂空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