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石油发展史（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近代中国石油发展史

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是一项新兴而古老的事业。它成为中国现代能源生产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情，而中国发现和利用石油和天然气技术的历史却可追蒴到两千年以前，并且在技术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的成就。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萌芽于十九世纪中叶，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历程，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它的基础仍然极其薄弱。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利于认识当代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

我们分五个部分介绍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概况，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资料。

1．恢复与发展

玉门油矿解放后，军代表康世恩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刚刚获得解放的石油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迅速投入战斗。在生产建设中，被称为“冬青树”的钻井队长郭孟和，屡建功勋，是老一辈石油工人的优秀代表。为创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以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为首的全体指战员从此成为石油产业的一支生力军，为建设一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高度献身精神的石油产业大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北地区的几个人造油厂在设备，材料，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依靠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恢复了抚顺，桦甸，锦州等几个主要人造油厂的生产。

经过三年恢复，到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达到43.5万吨，为1949年的3.6倍，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1.3倍。其中天然油19.54万吨，占原油总产量的45%，人造油24万吨，占55%。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5.9万吨，比1949年提高6倍多。玉门油矿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建设的重点。为了加强勘探，广泛采用“五一”型地震仪和“重钻压，大排量”钻井等新技术，先后发现了石油沟，白杨河，鸭儿峡油田。老君庙油田也开始扩大了含油面积，并开始按科学程序进行全面开发，采取注水和一系列井下作业等措施。到1959年玉门油矿已建成一个包括地质，钻井,开发，炼油，机械，科研,教育等在内的初具规模的天然气石油工业基地。当年生产原油140.5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50.9%。玉门油田在开发建设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为当时和以后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们立足发展自己,放眼全国,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去战斗,形成了著名的“玉门风格”, 为发展石油工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正象著名诗人立季赞诵的那样:“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署,石油勘探首先在我国西北地区展开。1955年10月，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克1井喷油。当时一些苏联地质专家对能否找到有开采价值的油田，曾有不同的看法。石油工业部在总结这一地区前段勘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1956年开始，调整勘探部署，集中力量在大盆地和地台上进行区域勘探，在康世恩同志主持下,把重点从准葛尔盆地南缘的山前蚴陷转向西北缘,当年就拿下了一定面积，很快就探明了克拉玛依油田，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上的第一个突破。

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建设，有力地支援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地质部发现冷湖构造带的基础上，在冷湖5号构造上打出了日产800吨的高产油井，并相继探明了冷湖5号，4号，3号油田。在四川，发现了东起重庆，西至自贡，南达叙水的天然气区。1958年石油部组织川中会战,发现南充，桂花等7个油田，结束了西南地区不产石油的历史。

到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4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3.9%，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2.5亿立方米。

在人造油方面，经过扩建和改造，东北各人造油厂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同时，还在广东茂名兴建了一座大型页岩油厂。1959年人造油产量达到97万吨，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炼油工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先后扩建，新建了上海，克拉玛依，冷湖，兰州，大连等8个年加工能力为10-100万吨的炼油厂。1959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34.9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2．历史性转变

从1955年起，地质部和石油部分工配合,先后在华北平原与松辽盆地展开了全面综合地质调查。

根据中央批示，1960年3月，一场关系石油工业命运的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了序幕。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省,市给予大力支持。中央军委抽调3万多名复转官兵参加会战。全国有5000多家工厂企业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200个科研设计单位在技术上支援会战，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精兵强将和大批物资陆续集中大庆，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周文龙，孙敬文，康世恩也亲临现场指挥会战。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当时，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加上自然灾害和外援的中断,国家能拿出的投资很少。4万多人，几十万吨设备,一下子拥到大草原上,生产，生活都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开发建设这样的大油田，我们没有经验，国外的经验又不能照搬。面对这种情况，会战党组织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号召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两论”为指针，开发建设好大油田。

职工们运用《矛盾论》关于抓主要矛盾的论述，一致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困难，而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上有困难,退下来国家和人民的困难就更大。石油职工一定要为国争光，为民争气，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迎着困难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成为当时会战职工的豪迈誓言。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就是当时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代表人物。

会战领导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对象是油层。必须以“两论”为指针，在各项工作中，坚持高度的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把人们的革命干劲引导到掌握油田第一性资料，探索油田地下客观规律上去，反对浮夸,脱离实际,瞎指挥。

为此，一是要求在勘探，开发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项数据；二是很抓科学实验，开辟开发实验区,进行10种开发方法的试验；三是抓综合研究和技术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课题。从而编制了科学的油田开发方案，独创了符合大庆特点的原油集输工艺流程。

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同年12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原油产量的急剧增长,需要炼油工业同步发展。在此期间，扩建了上海炼油厂，石油七厂，将石油一，二，五厂和茂名石油公司由生产人造油改为主要加工天然原油，并大力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1963年至1965年，先后攻下了被喻为“五朵金化”的硫化催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腊以及 配套所需的催化剂，添加剂等5个攻关项目。此外,还研究,设计,建设了加氢裂化等装置。到1965年止,共新建以上装置13套，全部实现了工程质量，试车,投产，出合格产品四个一次成功,大大缩小了同当时国外炼油技术水平的差距。1965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617万吨，石油产品品种达494种，自给率达97.6%,提前实现了我国油品自给。

3.新的崛起

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为继续加强我国东部地区的勘探，石油勘探队伍开始进入渤海湾地区。1964年，经中央批准在天津以南，山东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开展了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在山东探明了胜利油田，拿下了83.8万吨的原油年产量。在天津拿下了大港油田。随后，人们顶这各种干扰，战胜**带来的重重困难，不断探索，开发建设了这两个新的石油基地。到1978年，大港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315万吨。昔日芦苇丛生，人烟稀少的盐碱海滩，已变成绵延百里的油区。胜利油田到70年代达到原油产量增长最快的高峰期，年产量从1966年的130多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近2000万吨,成为我国仅次于大庆的第二大油田。在渤海湾北缘的盘锦沼泽地区，石油队伍三上辽河油田。70年代以来，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勘探开发了兴窿台油田，曙光油田,欢喜岭油田，探索出一套勘探开发复杂油气藏的工艺技术和方法，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355万吨。1970年4月,大庆开始了油田开发调整工作。到1973年,底下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全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了50%以上。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为全国原油年产上1亿吨打下了基础。石油三厂，六厂经过扩建，改造成为加工天然原油的炼油厂。为发挥中央和两个积极性，以石油部为主，陆续兴建了茂名，大庆，南京，胜利，东方红，荆门,长岭等7个大型炼油厂。以地方为主先后建设了天津，武汉，安庆，浙江，广州，九江,乌鲁木齐，吉林，鞍山，石家庄，洛阳等11个大中型炼油厂。到1978年，全国原油年加工能力已达9291万吨，基本上与我国原油生产规模相适应，当年实际加工原油7069万吨，生产四大类油品3352万吨，品种达656种。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中，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能力增长5倍多，保证了国家的需要,缓和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从1973年起，我国还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4.石油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条条战线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经过艰苦努力，战胜了十年**带来的严重困难，石油工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石油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到1978年突破了1亿吨。此后，原由产量一度下滑。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不足的困难,中央决定首先在石油全行业实行1亿吨原由产量包干的重大决策,以及开放搞活的措施。这一决策迅速受到效果,全国原油产量从1982年起,逐年增长，到1985年达到1.25亿吨,为世界第六位。

为了多元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我国于1982年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83年7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中国第三家国有石油公司---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也于

1997年1月成立。至此，我国石油石化工业形成了四家公司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八五”期间，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家决定，石油工业实施“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发展战略。西部油气田的探明与开发，必将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5.中国石油工业现状

1998年7月1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重组，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第二篇：近代中国石油发展史

中国石油发展史

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是一项新兴而古老的事业。它成为中国现代能源生产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情，而中国发现和利用石油和天然气技术的历史却可追蒴到两千年以前，并且在技术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的成就。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萌芽于十九世纪中叶，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历程，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它的基础仍然极其薄弱。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利于认识当代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

我们分五个部分介绍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概况： 1．恢复与发展

玉门油矿解放后，军代表康世恩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刚刚获得解放的石油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迅速投入战斗。在生产建设中，被称为“冬青树”的钻井队长郭孟和，屡建功勋，是老一辈石油工人的优秀代表。为创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以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为首的全体指战员从此成为石油产业的一支生力军，为建设一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高度献身精神的石油产业大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北地区的几个人造油厂在设备，材料，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依靠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恢复了抚顺，桦甸，锦州等几个主要人造油厂的生产。

经过三年恢复，到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达到43.5万吨，为1949年的3.6倍，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1.3倍。其中天然油19.54万吨，占原油总产量的45%，人造油24万吨，占55%。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5.9万吨，比1949年提高6倍多。玉门油矿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建设的重点。为了加强勘探，广泛采用“五一”型地震仪和“重钻压，大排量”钻井等新技术，先后发现了石油沟，白杨河，鸭儿峡油田。老君庙油田也开始扩大了含油面积，并开始按科学程序进行全面开发，采取注水和一系列井下作业等措施。到1959年玉门油矿已建成一个包括地质，钻井,开发，炼油，机械，科研,教育等在内的初具规模的天然气石油工业基地。当年生产原油140.5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50.9%。玉门油田在开发建设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为当时和以后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们立足发展自己,放眼全国,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去战斗,形成了著名的“玉门风格”, 为发展石油工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正象著名诗

人立季赞诵的那样:“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署,石油勘探首先在我国西北地区展开。1955年10月，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克1井喷油。当时一些苏联地质专家对能否找到有开采价值的油田，曾有不同的看法。石油工业部在总结这一地区前段勘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1956年开始，调整勘探部署，集中力量在大盆地和地台上进行区域勘探，在康世恩同志主持下,把重点从准葛尔盆地南缘的山前蚴陷转向西北缘,当年就拿下了一定面积，很快就探明了克拉玛依油田，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上的第一个突破。

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建设，有力地支援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地质部发现冷湖构造带的基础上，在冷湖5号构造上打出了日产800吨的高产油井，并相继探明了冷湖5号，4号，3号油田。在四川，发现了东起重庆，西至自贡，南达叙水的天然气区。1958年石油部组织川中会战,发现南充，桂花等7个油田，结束了西南地区不产石油的历史。

到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4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3.9%，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2.5亿立方米。

在人造油方面，经过扩建和改造，东北各人造油厂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同时，还在广东茂名兴建了一座大型页岩油厂。1959年人造油产量达到97万吨，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炼油工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先后扩建，新建了上海，克拉玛依，冷湖，兰州，大连等8个年加工能力为10-100万吨的炼油厂。1959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34.9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2．历史性转变 从1955年起，地质部和石油部分工配合,先后在华北平原与松辽盆地展开了全面综合地质调查。

根据中央批示，1960年3月，一场关系石油工业命运的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了序幕。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省,市给予大力支持。中央军委抽调3万多名复转官兵参加会战。全国有5000多家工厂企业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200个科研设计单位在技术上

支援会战，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精兵强将和大批物资陆续集中大庆，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周文龙，孙敬文，康世恩也亲临现场指挥会战。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当时，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加上自然灾害和外援的中断,国家能拿出的投资很少。4万多人，几十万吨设备,一下子拥到大草原上,生产，生活都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开发建设这样的大油田，我们没有经验，国外的经验又不能照搬。面对这种情况，会战党组织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号召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两论”为指针，开发建设好大油田。

职工们运用《矛盾论》关于抓主要矛盾的论述，一致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困难，而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上有困难,退下来国家和人民的困难就更大。石油职工一定要为国争光，为民争气，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迎着困难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成为当时会战职工的豪迈誓言。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就是当时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代表人物。

会战领导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对象是油层。必须以“两论”为指针，在各项工作中，坚持高度的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把人们的革命干劲引导到掌握油田第一性资料，探索油田地下客观规律上去，反对浮夸,脱离实际,瞎指挥。为此，一是要求在勘探，开发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项数据；二是很抓科学实验，开辟开发实验区,进行10种开发方法的试验；三是抓综合研究和技术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课题。从而编制了科学的油田开发方案，独创了符合大庆特点的原油集输工艺流程。

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同年12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原油产量的急剧增长,需要炼油工业同步发展。在此期间，扩建了上海炼油厂，石油七厂，将石油一，二，五厂和茂名石油公司由生产人造油改为主要加工天然原油，并大力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1963年至1965年，先后攻下了被喻为“五朵金化”的硫化催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腊以及 配套所需的催化剂，添加剂等5个攻关项目。此外,还研究,设计,建设了加氢裂化等装置。到1965年止,共新建以上装置13套，全部实现了工程质量，试车,投产，出合格产品四个一次成功,大大缩小了同当时国外炼油技术水平的差距。1965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617万吨，石油产品品种达494种，自给率达97.6%,提前实现了我国油品自给。

3.新的崛起

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为继续加强我国东部地区的勘探，石油勘探队伍开始进入渤海湾地区。1964年，经中央批准在天津以南，山东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开展了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在山东探明了胜利油田，拿下了83.8万吨的原油年产量。在天津拿下了大港油田。随后，人们顶这各种干扰，战胜**带来的重重困难，不断探索，开发建设了这两个新的石油基地。到1978年，大港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315万吨。昔日芦苇丛生，人烟稀少的盐碱海滩，已变成绵延百里的油区。胜利油田到70年代达到原油产量增长最快的高峰期，年产量从1966年的130多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近2000万吨,成为我国仅次于大庆的第二大油田。在渤海湾北缘的盘锦沼泽地区，石油队伍三上辽河油田。70年代以来，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勘探开发了兴窿台油田，曙光油田,欢喜岭油田，探索出一套勘探开发复杂油气藏的工艺技术和方法，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355万吨。1970年4月,大庆开始了油田开发调整工作。到1973年,底下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全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了50%以上。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为全国原油年产上1亿吨打下了基础。石油三厂，六厂经过扩建，改造成为加工天然原油的炼油厂。为发挥中央和两个积极性，以石油部为主，陆续兴建了茂名，大庆，南京，胜利，东方红，荆门,长岭等7个大型炼油厂。以地方为主先后建设了天津，武汉，安庆，浙江，广州，九江,乌鲁木齐，吉林，鞍山，石家庄，洛阳等11个大中型炼油厂。到1978年，全国原油年加工能力已达9291万吨，基本上与我国原油生产规模相适应，当年实际加工原油7069万吨，生产四大类油品3352万吨，品种达656种。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中，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能力增长5倍多，保证了国家的需要,缓和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从1973年起，我国还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4.石油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条条战线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经过艰苦努力，战胜了十年**带来的严重困难，石油工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石油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到1978年突破了1亿吨。此后，原由产量一度下滑。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不足的困难,中央决定首先在石油全行业实行1亿吨原由产量包干的重大决策,以及开放搞活的措施。这一决策迅速受到效果,全国原油产量从1982年起,逐年增长，到1985年达到1.25亿吨,为世界第六位。

为了多元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我国于1982年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83年7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中国第三家国有石油公司---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也于1997年1月成立。至此，我国石油石化工业形成了四家公司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八五”期间，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家决定，石油工业实施“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发展战略。西部油气田的探明与开发，必将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5.中国石油工业现状

我国石油工业目前有三大石油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公司。2001年，石油集团销售收入3401亿元，利润总额530亿元；石化集团销售收入3600亿元，利润总额128.1亿元；中海油销售收入303.8亿元，利润总额96亿元。与国际石油大公司相比，我国石油公司在运营的主要指标上均有一定差距。

第三篇：中国石油发展史

中国石油勘探史 1．恢复与发展玉门油矿解放后，为创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为建设一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高度献身精神的石油产业大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达到43.5万吨，为1949年的3.6倍，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1.3倍，比1949年提高6倍多。玉门油矿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建设的重点。为了加强勘探，广泛采用“五一”型地震仪和“重钻压，大排量”钻井等新技术，先后发现了石油沟，白杨河，鸭儿峡油田，并开始按科学程序进行全面开发，采取注水和一系列井下作业等措施。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署,石油勘探首先在我国西北地区展开。1955年10月，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克1井喷油。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建设，有力地支援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地质部发现冷湖构造带的基础上，在冷湖5号构造上打出了日产800吨的高产油井，并相继探明了冷湖5号，4号，3号油田。在四川，发现了东起重庆，西至自贡，南达叙水的天然气区。1958年石油部组织川中会战,发现南充，桂花等7个油田，结束了西南地区不产石油的历史。到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

2.5亿立方米。在人造油方面，经过扩建和改造，东北各人造油厂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59年人造油产量达到97万吨，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炼油工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先后扩建，新建了上海，克拉玛依，冷湖，兰州，大连等8个年加工能力为10-100万吨的炼油厂。1959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34.9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2．历史性转变从1955年起，地质部和石油部分工配合,先后在华北平原与松辽盆地展开了全面综合地质调查。根据中央批示，1960年3月，一场关系石油工业命运的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了序幕，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同年12月，原油产量的急剧增长,需要炼油工业同步发展。在此期间，扩建和合并了一系列炼油厂，并大力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此外,还研究,设计,建设了加氢裂化等装置。到1965年止,共新建以上装置13套，大大缩小了同当时国外炼油技术水平的差距。1965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617万吨，自给率达97.6%,提前实现了我国油品自给。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石油勘探队伍开始进入渤海湾地区。1964年，经中央批准在天津以南，山东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开展了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在山东探明了胜利油田，拿下了83.8万吨的原油年产量，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355万吨。1970年4月,大庆开始了油田开发调整工作。到1973年,底下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全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了50%以上。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为全国原油年产上1亿吨打下了基础。同时石油三厂，六厂经过扩建，改造成为加工天然原油的炼油厂。为发挥中央和两个积极性，以石油部为主，陆续兴建了七个大型炼油厂和一大批中型炼油厂。到1978年，全国原油年加工能力已达9291万吨，基本上与我国原油生产规模相适应，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中，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保证了国家的需要,缓和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从1973年起，我国还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3、石油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经过艰苦努力，战胜了十年**带来的严重困难，石油工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石油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到1978年突破了1亿吨。此后，原由产量一度下滑。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不足的困难,中央决定首先在石油全行业实行1亿吨原由产量包干的重大决策,以及开放搞活的措施。这一决策迅速受到效果,全国原油产量从1982年起,逐年增长，到1985年达

到1.25亿吨,为世界第六位。为了多元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我国于1982年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83年7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中国第三家国有石油公司---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也于1997年1月成立。至此，我国石油石化工业形成了四家公司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目前我国石油工业目前有三大石油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公司。2001年，石油集团销售收入3401亿元，利润总额530亿元；石化集团销售收入3600亿元，利润总额128.1亿元；中海油销售收入303.8亿元，利润总额96亿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石油公司“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各公司的资产规模，海外影响力，利润总额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国际知名石油公司相比，我国石油公司在运营的主要指标上均有一定差距。

中国石油技术发展史

第四篇：近代麻醉发展史

一、全身麻醉的发展

早在16世纪，1540年Valerings合成乙醚，在Cordus和Paracelsus的有关著作中提到乙醚有消除疼痛的作用。18世纪中叶，1772年Pristley发现氧化亚氮(笑气)，1778年Davy证明氧化亚氮有镇痛作用。1782年Black分析出二氧化碳。1818年 Faraday发现乙醚的麻醉的作用。1824年Hickman做动物实验，吸入高浓度二氧化碳产生麻醉作用，但未用于人。1831年分别由 Vonliebig、Guthrie和Sanbeiren发现氯仿。1842年美国乡村医生Long使用乙醚吸入麻醉给病人做颈部肿物手术成功，是试用乙醚作临床麻醉的开创者，只是因为地处偏僻一直到1849年才予报道。1844年Wells出席了化学家Colton示范氧化亚氮吸入令病人神志消失，引起 Wells的注意，就在自己拔牙时吸入氧化亚氮获得成功。1845年Wells在波士顿麻省总医院，再次表演氧化亚氮麻醉，由于所用浓度过高在知觉完全消失时出现紫绀。1846年牙科医生Morton在医学家兼化学家Jackson的指导下，实验了牙科手术吸入乙醚蒸气的麻醉作用。同年10月16日在麻省总医院成功地为一例大手术施用乙醚麻醉成功，Morton被认为是临床麻醉第一杰出人物，乙醚麻醉地成功地标志着近代麻醉史的开端。同年在英国 Liston首先使用乙醚麻醉，在俄国Jiuporob在乙醚麻醉下施行了乳癌切除术，而且他是大规模使用乙醚全身麻醉的组织者。1847年Snow刊行了，《乙醚吸入麻醉》是第一本麻醉专著。同年Flourens经动物实验证明氯仿由麻醉作用。英国外科兼妇产科医生Sinposon第一次使用氯仿于分娩镇痛成功。1848年Heyfelder首先在人体使用氯乙烷，同年发生使用氯仿死亡的病例，以后继续有报道，认为应用氯仿不能超过一定浓度。1856年英国将氧化亚氮装入铜筒中使用。1858年Snow有刊行了《氯仿及其他麻醉剂》一书。1862年Clover氯仿麻醉机问世，到1868年才开始普遍使用。同年Andiews研究了氧和氧化亚氮的混合使用。Clouer首先将氧化亚氮应用于乙醚麻醉使病人更加舒适。1918年Luckhardt证明乙烯有全身麻醉作用。1926年Eichhaltz应用阿弗丁于临床。1928年Lucuo和Hendersen发现环乙烷有麻醉作用，1930年 Waters临床应用环乙烷获得满意效果。1933年Gelfan和Bell发现乙烯醚有麻醉作用可供临床使用。1935年Shiker试用三氯乙烯作麻醉药，1941年Lange Hewer应用于临床。1951年Suckling合成氯烷，1956年Johnston应用于临床。1963年Terrell合成异氟酚后经 Krantz和Dobking等动物实验于1966年应用于临床。1965年Terrell合成异氟醚后经Klantz和Dobking等动物实验于应用于临床。1968年Regan合成七氟醚以后经临床实验观察后用于临床。1990年Jones首先在临床应用地氟醚。关于静脉全身麻醉，早在1872年 Gre曾用水化氯醛做静脉注射产生全身麻醉。1903年Fischer和Mering合成巴比妥(佛罗钠)，1909年Bier用普鲁卡因作静脉注射产生镇痛作用。1932年Wease和Scharpff开始用环乙巴比妥钠静脉麻醉：同年合成硫喷妥钠。1933年Lundy报告用硫喷妥钠作静脉麻醉，以后有普尔安(1956年)羟丁酸钠(1962年)、氯氨酮(1965年)、乙醚酯(1972年)、异丙酚(1977年)等静脉全麻药应用于临床，丰富了全身麻醉地用药内容。自从1953年King从管箭毒中分离出右旋管箭毒，1942年Griffiths和Johson将肌松药应用于临床。1948年，Barlow和Ing合成十羟季胺有类箭毒作用。1951年，Bovet、Ginzel证明琥珀胆碱为短效肌松药，同年Theolaff等应用于临床获得良好效果。以后陆续有潘库溴铵、维库溴铵、啊曲库铵等肌松药，对增强全身麻醉地肌松作用和控制管理呼吸管理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麻醉方法和仪器设备地改进，监测技术的进步，各种辅助药的配合应用，能够准确地掌握麻醉药地剂量和浓度，提高了麻醉的精确性和安全性。

二、局部麻醉的发展

在应用乙醚、氯仿等全身麻醉的阶段，由于施用方法简陋，经验不足，病人不够安全。这期间1853年Pravaz和Wood发明了注射针筒，为局麻的应用提供了工具。1860年Nieman发现了可卡因，1884年Koller根据Freund的建议，证明可卡因滴入眼内可产生麻醉，用于眼局部手术。次年Halstead开始将可卡因用于下颌神经阻滞，是神经阻滞的开端。同年Corning在狗进行了脊麻的实验，在未抽出脑脊液的情况下，注射可卡因，意外的产生了下肢麻痹的现象，为硬膜外阻滞麻醉的开端。1891年英国 Wynter和德国Quincke介绍了腰椎穿刺术。1892年Schleich推荐用可卡因做局部浸润麻醉。1897年Braun加肾上腺素于可卡因以延长局麻时效。1898年Bier在动物及人做蛛网膜下腔阻滞成功。1901年Sicard和Cathelin分别成功的进行骶管阻滞，并于1903年报告了80例可卡因硬膜外阻滞的经验。1904年Barcock首先用低于脑脊液比重的溶液性脊椎麻醉。1905年Einhorn合成普鲁卡因，次年 Braum应用于临床。1907年Barker用较脑脊液重的溶液脊椎麻醉。同年Sterzi将普鲁卡因用于腰部硬膜外阻滞。1909年Stoked用普鲁卡因阻滞于分娩。1913年Meile用侧入法穿刺行胸部硬膜外阻滞成功。1920年Pages倡导用硬膜外阻滞麻醉。1921年Fidelpage以穿刺时黄韧带抵抗消失感并无脑脊液流出来判定硬膜外阻滞。1922年Labat刊行《局部麻醉学》一书。1924年Buluhebckuu倡导用肾周围阻滞封闭，为封闭阻滞的开端。1926年Janaen首先发现硬膜外腔的负压现象，并认为是由于穿刺时推开硬膜所产生的负压。1928年Firsleb合成了丁卡因。1931年Dogliotti采用血浆等粘滞性溶液配药，可延长麻醉时间，增加麻醉的安全性。1932年Cutierrey用悬滴法以确定穿刺针进入硬膜外腔。1940年Lemmon倡导用分次脊椎麻醉。同年Cleland首先经硬膜外腔插入细导管行连续硬膜外阻滞。1943年Lofgren和 Lundguist合成了利多卡因，1948年用于临床。1949年由Cordello等推广应用18号Tuochy针置入导管，行连续硬膜外阻滞。以后相继出现的局麻药由甲哌卡因(1956年)、丙胺卡因(1960年)、布比卡因(1963年)、罗哌卡因等。由于新的局麻药不断涌现，使用方法不断改进，局部和神经阻滞麻醉，包括椎管内阻滞，已成为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多的一种麻醉方法。

三、特殊麻醉方法的进展

在19世纪初，施行全身麻醉时，是将乙醚、氯仿简单地倒在手巾上进行吸入麻醉，以后创造出简单的麻醉工具，如Esmarch口罩，由钢丝网构成，上蒙以数层纱布，用乙醚滴瓶点滴吸入乙醚挥发气。以后Sxhimimeldusch作了改进，将口罩与病人面部接触部分卷边，以防止乙醚流到病人面部及眼引起刺激受到伤害。开放点滴吸入麻醉的缺是麻药丢失较多，麻醉的深度及呼吸不易控制，以后出现简单的可以调节乙醚气体浓度(Cauobehko)的口罩。1910年设计出Mckesson断续流的麻醉机。1915年Jackson试用二氧化碳吸收剂与动物实验，为禁闭法吸入麻醉之前导。1923年 Waters设计来回式CO2吸该装置，1928年又出现循环式禁闭吸入麻醉装置，目前已发展成为精密复杂的各种类型的麻醉机。气管内麻醉方法的出现，意义尤为重大。1543年Vesalius曾给动物实施气管内插管；1667年Hooke于动物实验用气管切开插入导管进行麻醉。1792年Curry首先在人进行气管内插管。1869年Trendelenburg行气管切开术，直接经气管导管吸入麻醉药。1880年Mceven用手引导施行气管内插管。1859年Krursstein制成喉镜作明视气管内插管。1921年Magill和Rowvotham改良气管内麻醉术，将金属导管改用橡皮管，经鼻腔盲探插管。Guedel、Waters倡导用带有套管的气管内插管导管。喉镜方面设计出Miller、Guedel、Flagg型及Macintosh弯型喉镜。气管内插管普遍应用于各种全麻及实施复苏术的病人，并设计出各种气管内麻醉的导管和技术操作方法。关于低温的应用，早在1797年就有人开始试行全身降温法，1862年Walta，1902年Simpson将乙醚麻醉动物降温至25℃，不继续施用麻醉也可进行手术。1905年Bigelow、Swan等进行体表全身降温，阻断循环，进行心脏手术。1951年Delorme及Boerema行血液循环降温法，以后低温及深低温配合体外循环广泛应用于某些复杂的心内直视手术及其他手术。控制性降压的作用，给某些外科手术创造了良好的手术野，并节约了输血量。其实施方法从40年代动脉切开放血发展到 50年代以后应用各种降压药。1950年Charpentier合成氯丙嗪，以后相继有异丙嗪、乙酰丙嗪等吩噻嗪类药问世。1951年Laborut及 Huguenard等使用吩噻嗪类药等合剂或配合物理降温，以降低机体代谢及应激性，称为“人工冬眠”及强化麻醉。1959年Decastro及 Mundeleer应用神经安定镇痛药，施行神经安定镇痛麻醉。近年来复合应用不同药物及不同的麻醉方法，取长补短，称为复合麻醉，已经普遍应用于临床各科手术，可以更好地发挥各种麻醉药物及方法的效能，减少各种药物的副作用和麻醉并发症。

四、复苏及危重医学的发展

1819年Laennec发明了胸部听诊的“硬管”装置，1921年Bowlas利用听诊器的隔膜共振，使声音加大。1941年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将病人健康状况进行分级；1952年Apgar提出用5项指标判断新生儿出生时状况的Apgar评分，可以作为麻醉时病人安危的参考。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呼吸或循环停止，很久以来即试图用各种方法急救复苏。19世纪早期采用手法进行人工呼吸，例如应用最多的是仰卧式压胸法(Silvester法)，腹卧式压背法(Schafer法)，以后经过改进出现Holger-Nelsen举臂压胸法和提髋压背法等。随着麻醉技术的进展，将气管内插管及麻醉机械应用于复苏，进一步出现各种机械的人工呼吸器，如负压型铁肺、正压呼吸器。从50年代到60年代国内外提出了胸外心脏按压和对口吹气法，进行心肺复苏(CPR)，进一步发展为心肺脑复苏(CPCR)。在急救组织方面，有些国家建立了急救复苏中心，进行临床死亡复活的研究。

从50年代开始对医院病人的管理提出了分级治疗(Progerssive Patient Care PPC)的新概念，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分科界限，集中了各专科医师和设备，组织经过专门训练的护士进行对危重大手术病人的集中治疗护理。1958年 Safar开始建立加强治疗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以后在很多国家推广应用。随着对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法的改进，临床死亡和复苏的研究，各种监测技术的进行，近30年来，以发展成为一门新型的重危医学(Critical care medicine，CCM)。

五、麻醉专业组织的发展

随着麻醉和麻醉学的发展，麻醉专业人员逐渐增多，最初在英国(1893年)出现了伦敦麻醉医学会(Lobdon Society of Anaethertists)，1905年以后在美国成立了麻醉学会，1936年正式称为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以后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麻醉专门学会。从1956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次世界麻醉学会，从1962年开始每隔四年召开一次亚澳麻醉学会，其他还有世界危重监测治疗学会、世界疼痛学会等也定期召开学术会议。

1941年Gwathmey出版了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麻醉的专著“麻醉”(ANESTHESIA)。关于麻醉专业杂志，最早于1922年美国麻醉学会主编出版了麻醉与镇痛杂志(Current Researches in Anesthesia and Anaesthesia)，1923年出版了英国麻醉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以后陆续在世界各国发行了英、德、法、日、中等语种德麻醉、复苏、重症监测治疗等杂志约50种。

从乙醚等麻醉药德发现并成功应用于临床，开启了近代麻醉学的历史进程，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麻醉学全面的发展奠定了现代麻醉学的基础，不论在麻醉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麻醉学科的建设、麻醉专业的发展，麻醉队伍的壮大等各个方面，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成就，实现了麻醉学的现代化，进入了现代化麻醉学新的发展历史阶段。

第4节 我国麻醉学的发展与成就

19世纪西方医学开始传入我国，外国教会在全国各地开办医院，进而招收学徒，创办医学校。最早有1866年广州博济医学堂，1879年上海同仁医院、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等。20世纪1903年北京协和医学校、1904年上海震旦学院、1904年济南齐鲁医学校等。而由满清政府举办的医学堂有 1881年天津医学馆，1903年北京京师大学堂医学馆，辛亥革命后陆续在北京、浙江、奉天等地建立公立或私立医学专门学校，大部分均附设有医院，但这些医院创设之初都没有麻醉科，而从事麻醉专业的人员也是凤毛麟角。仅据北京协和医院(1921年)在建院之初，开设有外科、骨科、泌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咽喉科等手术科，没有麻醉科。当时国内外科手术，也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大医院才能实施较大的手术，如胃大部切除术，胆囊切除术等。在协和从1922-1936年曾聘用外籍人士Holland司理麻醉，从1938-1942年才有协和毕业生马月青专职麻醉工作。各医院大部分手术的麻醉均有麻醉医师或护士兼司理，方法简单，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不高，更缺乏创造性的成就。当时国内出版社的麻醉专著也非常少，有1931年(民国二十年)亨利、孟合理摘译的《局部麻醉法入门》，1942年陶马利著《全身麻醉》等。我国麻醉学也得到迅速的进步，取得较大的成就，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六、麻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国现代麻醉学的开拓者吴珏、尚德延，谢荣在国外学习麻醉，前后回国，在上海、兰州、北京等地教学医院建立了麻醉科,充实了麻醉设备，培养专业人才，开展临床麻醉工作。这一期间还有李杏芳(上海)、谭蕙英(北京)、王源(天津)等也在创建麻醉科室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他们通过麻醉医疗，教学和科研活动，为新中国麻醉学科的建设，麻醉专业的创立，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这些先辈的努力下，培养了大批麻醉骨干力量，以后，这批人员遍及全国各省市，进一步建立麻醉科室。迄今，在我国县级以上医院，大部分建立了科室组织，配备了麻醉学教研室和麻醉研究室。1989年卫生部文件明确麻醉科是一级临床科室，并指出其工作领域和业务范围，为麻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顾50年代我国的临床麻醉，只能施行简单的乙醚开放滴入法，气管内插管吸入麻醉及单次普鲁卡因蛛网膜下腔阻滞等几种麻醉方法，随着我国医药卫生和工业的发展，麻醉条件逐步有了改善。全身麻醉方面，从使用简单的乙醚罐(flagg)或来回禁闭式吸入麻醉装置，逐步采用国产的吸入麻醉机施行循环密闭式吸入麻醉。以后又有轻便空气麻醉机提供临床应用。在椎管内麻醉方面，在单次及连续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及单次硬膜外阻滞的基础上，开展应用导管法连续硬膜外阻滞麻醉，其他如颈丛、臂丛、交感神经节等神经阻滞方法亦在临床逐步开展应用。在麻醉药物方面，全身麻醉药物除乙醚外，逐步增加了硫喷妥钠、氧化亚氮、氯胺酮等；肌松药有筒箭毒碱、琥珀胆碱等；局部麻醉药有普鲁卡因、丁卡因、布比卡因、利多卡因等相继用于临床。值得提出的是，根据我国国情，静脉普鲁卡因复合麻醉，得到了大力开展和推广。连续30余年来，静脉普鲁卡因复合麻醉和连续硬膜外阻滞麻醉，一度成为我国最常用的麻醉方法。随着心血管、颅脑、整形、五官等外科手术的发展，低温、控制性低血压，“人工冬眠”和强化麻醉、神经安定镇痛麻醉等亦在临床开展应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我国麻醉工作者根据传统医学中针刺镇痛原理，研究针刺麻醉；70年代初研究中药洋金花(曼佗罗花)、闹羊花等与丙嗪类药复合的中药麻醉，通过临床应用有一定的镇痛和麻醉作用，但是这些方法尚达不到现代麻醉的要求，有待继续研究提高麻醉效果，但是针麻研究促进了我国疼痛生理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7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国外许多新的麻醉药品和精密的麻醉设备，相继引进我国。如安氟醚、异氟醚、七氟醚；泮库溴铵、阿曲库铵、维库溴铵等麻醉药与辅助药；配备精密流量计和挥发器以及监测报警装置的现代麻醉机和呼吸机；具有多方面监测功能的呼吸、循环、体温、肌松等生理监测仪等应用于临床，以后国内亦有类似产品相继生产供应。进一步为提高我国麻醉水平，促进麻醉学科的现代化，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临床麻醉工作发展的同时，从50年代开始我国麻醉工作者开始参与手术、急症室以及临床各科室心搏呼吸骤停病人的复苏急救工作，率先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和头部降温等心肺、脑复苏等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功地抢救了许多心搏骤停脑缺氧超过。临界时限的病例。从50年代末国内有的医院建立麻醉恢复室，80年代重症监测治疗病室(ICU)在国内大医院普遍开展，集中训练有素的专业医护人员，采用先进的监测仪器和技术，对重大手术及危重病人的救治充分发挥了作用，70年代我国疼痛治疗工作有了新进展，在临床以神经阻滞为主，许多医院开设了疼痛诊疗门诊和病室，对某些疼痛的机理开展研究。

麻醉科室的创建和健全，不断开展应用新的麻醉药物和方法，逐步扩大工作范围，使我国麻醉学科得到快速的发展

第五篇：近代消防发展史

近代消防发展史

据《番禹县志》记载，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四月二十日，广州府“学署辕门众酬神演剧，方卓有人服（吸）烟，忽引其火，盘旋棚际，顷之火焰轰烈，竟燃毙一千四百余人，哀号之声震道路……尸骨皆层累积沓，又以手相挽”。按1981年2月14日美联社伦敦电讯，国外出版的《世界纪录全书》称：“广州一间戏院在1845年发生的一次火灾，死人1，670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火灾”。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9年）十二月十五日夜，“武昌刮大风，后坛角盐船（起）火，延烧八百艘，至观音矶估舟被焚几尽，焚溺者数万，翌日始灭。”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四（1878年1月6日），天津城东南角保生所收容灾民的“女粥厂于黎明起火，是日大风，席棚草铺立时俱著（着）烧死妇女约2千人”，后天津《海关贸易报告》（1878年英文版）的报道，该粥厂共收容了3，119人，烧死2，114人。

清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吉林市沿江一带发生大火，燃烧二昼夜，灾区约占全城十之七八。记载述：“吉林街市繁华之区大半荡尽，穷民被火无家可归，扶老携幼流离道左，满目疮痍，伤心惨目”。这场大火被称为“吉恒浩劫”，是清代末年的最大火灾之一。

国民党时期不仅政治上黑暗，灾害也频频发生，真可谓“中华民众处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5月，安徽省立煌县麻埠镇“连遭大火三次，焚毁房屋约4，000间，灾民达5，000人，财产货物损失约在50万元以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发生了最大一起火灾，就是号称重庆的“九·二”大火。1949年9月2日，重庆市赣江街17号油蜡铺三屋起火，火势蔓延十分迅速，延烧了朝天门至小什字这一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三角地带的大片房屋。并引燃江面上的囤船和其它船只，浮油在江面上燃烧，延烧到江北部分地区。大火持续18个小时，余火烧了三昼夜，被毁房屋万余幢，近10万居民无家可归。据当时当地警方事后公布的实际上不完全数字，受灾9，601户，受灾民众42，295人，死亡2，109人，已埋尸体2，865人，重伤152人，轻伤3935人。被焚烧街巷39条，学校7所，机关10个，银行、钱庄33家，大小仓库129个，囤船11只，木船135只以及大量其它物资。被称为重庆市“空前浩劫”。

以史为镜，我们看到了什么？斗转星移，世事沧桑。茫茫史海，有不尽的警醒，泱泱世间有无数悲吟。我们对历史火灾中的亡魂无需大悲大恸，然而我们总要默记他们的悲惨遭遇。同时透过历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直到今天火的利用和火灾的发生绝不是一个地域性，一个有限社会性积淀，而已成为整个世界生命群落文化的一种——火的文化。悄悄逝去的历史，我们应该记取这些教训，我们应该把隐没的祭文作为对今天消防的思考，因为我们不仅拥有今天，还有明天。

第二章 后世不警的悲哀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华民族摆脱了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近代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从此结束。就如毛泽东主席在当年开国大典上挥手宣告的那样：“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岁月如云，缱绻飘悠，50年，新中国朱霞烂漫，又风舟雨急，至近20年来改革使中国这艘巨大的航母挂帆沧海，披浪前行，以强劲之力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稳定，使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繁荣，使我们的国家威望日高。然而火灾也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呈现上升趋势。而引起火灾的因素愈加复杂化、特殊化、社会化、较之历史上的火灾绝不能同日而语。

据《中国火灾大典》中收录统计：自远古到秦朝后各朝代及至民国，有记载的火灾达29，649起；新中国自1950年至1994年止，全国发生等级以上火灾2，905，504起，火灾的直接损失合计人民币122，585，342万元，死亡人数为154，446人，受伤人数为302，650人。对比之下，历史与现实火灾发生的频率就一目了然了。缘何如此？我们客观地来说，经济的强劲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要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像一个偌大的杠杆，撬动了许多层面接受许多新事物。仅就建筑材料、装潢材料以及各类电器等就洋洋大观，弄得平常人家眼花缭乱，不知所以然；求新、求异，追时尚，讲舒适豪华，而却往往忽略了防火安全。我们不排除“天火”（自然的、客观的引起）之害，但总观若干火灾之发生，“天火”只寥寥，而“人火”（人为造成的）之患却频频触发，教训惨痛……

1994年10月31日15时许，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白塔储运购销分公司，仓库职工在库领导带领下在库区内放火烧荒，由于监护不当，引燃垛下的杂草、苇草及烟叶垛。经过呼市消防支队和民航白塔机场消防队共同战斗，2个多小时后才将大火扑灭。火灾烧毁烟叶75，830公斤和毡布6块。损折款35．46万元。在1994年像这样规模的火灾与其它几场大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94年11月15日1时45分，吉林市博物馆内的银都夜总会发生大火，过火面积6，800平方米，烧死2人，损失折款617万元。大火殃及吉林市博物馆和图书馆，其中一具7，000万年前的恐龙化石和一些宝贵文物遭焚毁，世界级国宝——吉林一号陨石受到大火威胁，博物馆近一半建筑物成为废墟，这些损失无法用金钱来估价。吉林市博物馆共收藏文物1．74万件，其中有考古品8，222件，传世品5，691件。全国唯一的一家陨石博物馆也设在这里，可谓馆中之馆。该馆有陨石104块，其中吉林一号陨石极其珍贵。火灾前不久，该馆还从黑龙江博物馆借来了一具7，000万年前，属中生代白垩纪时期，长11米，高6．5米的鸭嘴龙化石，以及霸王龙牙齿、猛犸象化石等几十件考古珍品设厅展出。所幸的是除这具7，000万年前的鸭嘴龙化石和部分文物被焚毁外，其它一些宝贵文物被抢救出来，有两人被烧亡。但是一具恐龙化石的焚毁，就已无法估量其损失的价值了。

又是1994年，11月27日，辽宁省阜新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灾。这场大火发生在艺苑歌舞厅的舞场中，233人惨遭焚毙。位于阜新市东市路110号的艺苑歌舞厅的死难者中，男132人，女101人。他（她）们多数是孩子。之所以称为孩子，是因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25岁以下的人，其中又有30来人仅仅才十六七岁。这起惨重的火灾发生原因，竟是一少年玩火所致。据查，当时有12个十六七的少年，坐在所谓的“3号雅间”内，其中有一少年把报纸卷起来点着用来点烟，点完烟后，他又手拿点燃的报纸四下摇晃取乐，这时又一少年出来制止：“哎，你这样做被老板发现要骂的”。玩火少年听后便把报纸草草塞到沙发底下。想不到未熄灭的报纸瞬间引燃了沙发，发现着火后几个少年就用瓶汽水往上浇，无奈，水少

难灭火，火越烧越大，这个包房雅间里的12个孩子，结果只逃出9个烧死了3个。大火烧着了装潢材料，不大一会整个歌舞厅已成火海，233个本来去娱乐的人却被“火葬”。

还是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市，这个被号称为“石油城”的新疆宝地，就在12月8日，一场特大悲剧十分悲惨地发生了。这天晚上，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座无虚席，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的少年儿童在这里向来克拉玛依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的领导作汇报演出。馆内有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验收团成员及当地领导796人。18时20分左右，当学生们第二个节目正在演出时，舞台上方掉下了一块燃烧的碎布片。原来是聚光灯因温度高烤燃了幕布，一名教师跑去想把幕布拉下来，这时火却蔓延开来。大幕被关上，意欲灭了火再开演。此时一些学生开始骚动。有人高声喊到：“请安静，坐着别动”。孩子们听到喊声也就安静下来。可人们万没想到大幕也被引燃，将照明电线烧断。立刻全场一片黑暗。刹时惊叫声、奔跑声、呼喊声响成一片。有的教师带领着学生往门口跑，可是两个出口只开了一个，这时教师、学生、工作人员几百人往出口挤，后边的往前推，左右的往中间拥，一些学生被推倒在地，后边的人就从这些学生的身上踩过去。这些学生大多数是8岁到15岁的孩子，怎堪如此踩踏，有的孩子已被踩死在地上。舞台上空的13道幕布、影幕和其它塑料品迅速形成立体燃烧，释放出大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以及大量的氯化氢等有毒气体。巨大的火球对馆内空间形成了压力差，“轰”的一声，馆内瞬间都燃烧起来。当有些孩子跑出门外回廊时，两个安全门都锁着，孩子们打烂玻璃窗，却无法冲破铁栏栅，挥舞着血肉模糊的小手向窗外喊“叔叔，求你们救救我！”浓烟不断涌来，孩子们拍打着门窗，哭喊着、呼救着，后面的孩子也不断朝前涌来，哭天喊地，人叠了一层又一层，事后，抢险人员看到，两个门口，叠了1．5米高的孩子们的尸体。这是笔者一段火灾现场描写，笔者录到这里已声泪俱下，无下再控制内心的悲痛，恨不得自己在当时、当场，为孩子们当一架梯子，变成一扇敞开的门让孩子们活命出去。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幼小生命啊！却因为火魔的残暴死于非命，有良心的人还怎能不痛心疾首……

这一场大火使326人遇难134人受伤。死难者中，天真烂漫的孩子达289人，验收团成员17人，学校领导、教师职工和一名家属共19人。关于这场火灾的报道还讲到，有一名邮局司机叫刘震新，在他用车救送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去医院的路上，边开车边流泪地喊着：“洁洁！洁洁！爸爸马上来救你”。等他返回时，面对着浓烟烈火，他只能在馆外抓心地哭喊着。一具具遗体被送往殡仪馆。大厅满了，过道满了，院子里满了，找到自己孩子尸体的家长哭得悲天恸地，死去活来。天地悲怆，痛不忍睹，哀哉！悲哉！这场大火惊动了江泽民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分别对火灾处理作出了指示。逝者往矣，人们要做的只有记取这次教训，警醒于安居乐业之中，让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以上这些火灾，仅仅是以1994年为例，而这只是一年内众多火灾中的几个典型镜头而已，如若一一细说，恐怕长卷如河。我们看到从1995年到1997年，三年中全国就发生火灾215，051起，死亡7225人，伤12，196人，火灾的直接损失是3，673，646元。就近而言，仅1998年，全国就发生重大、特大火灾78起，死117人，伤237人，直接财产损失达2．7亿元。在考察全国其它省、自治区发生火灾的比例后，发现各省份火灾发生率是那么的近似。有些火灾竟然有着历史的相似点，规律乎？人为乎？触目惊心的火灾原因，累以千万统计表明，天燃之火自然有之，然而大多数火灾却是人为造成的。生产、科技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逐步走上充实，宽裕，智慧。人们更向往美好的生活，不断

加快城乡建设，城市作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集中点，地盘越扩越大，楼厦越来越高，居住楼群越来越集中；现代化生活，使新的能源不断被利用，使用汽油、天然油气及燃点较高的化学物质材料的情况触目皆是；人们追求豪华，追求享受，可唯独很少想到今后的日子能否有火灾发生；官僚主义在个别地方盛行，楼堂馆所排排座座相映竞争，可就忘记多设几个水鹤，多建几个防火栓，多购些防火器材；消防队设备老化，数量少，消防站多少年来仍然“山河依旧”与现代“城市之光”比，黯然失色。如是这般，我们多么希望开明的领导能为此多投一份情感、多操一份心思、多想一些办法、多拨一些资金，以防患于未然。面对市场经济思前想后都是效益，都是利己，这无可厚非，但公德还得要，社会公益心还应该有，也应时常想一想，曾经发生火灾的那些惨烈悲剧。1999年到来的钟声刚刚敲响不久，也就是元月10日凌晨，四川达川重镇最大的商场发生大火，整整三层楼的商品付之一炬。大火直接威胁到楼上100多人的生命安全，有10人在大火中丧生，27人被烧伤。造成103户受灾者和50多户无家可归者，虽然这起大火主要原因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查清，但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商场为增加资金收入，将大楼的空地修了营业铺面来出租，正是这些挡道的铺面严重影响了楼上住户的逃生。而大楼的消防设施也严重不足，消防车赶到时竟没有消防栓可用。一名死里逃生的商场员工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平时多一些消防意识，如果过道不被侵占，也许结果没有这么惨了”。是啊！也许本章所列举的火灾都与这场火灾有着内在的相似性，也许火灾发生“方恨晚”，临时抱佛脚的心态正是人们惨遭不幸的根源。笔者感到，一些人对防火的盲目和因金钱效应而无视于发生火灾的头脑，已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千千万万起火灾留下的血泪教训应该使人们美好的人生严肃起来，面对火魔的狂暴，应该大喊：“不警的人们啊，警醒吧！”

第三章 镜鉴承接的“火法”

生命延续总要有承接。自然之理有生有克。有火灾之生，必出消火灾之法。历史的诚告，让社会在良好的秩序中稳步前行，治火是不可缺少的。自古至今，不重视防火灭火，就会受到火的惩罚。我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以及科学家、文学家都对火灾和同火灾作斗争给予十分关注。

战国时期的管仲、荀况、韩非等把同火灾作斗争作为富国安民的一项重要措施。汉代王充、宋代的沈括、明代的宋应星以及清代毛奇龄等也十分重视对火灾有关问题的研究。当我们翻开浩瀚的古籍经典，无不感受到先哲们对火灾的防与灭，倾以心血而发出警言，进而在治理上不断地摸索克制之道，而付诸于法理。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在扩建汴京（开封市）时不顾流言蜚语，坚决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清康熙皇帝玄烨屡次诏令加强火政，并曾亲临现场指挥救火。

历史上先民对防火已有相当的见识。元朝科学家王祯在《农书》中指出：“天火之孽，虽曰气运所感，亦必假于人火而后作焉。人之饮食，非火不成，人之寝处非火不明。人火之孽，失于不慎，始于毫发，终于延绵。”可见那时对于防火，已把人作为防火的主导因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2000多年前著名的“春秋三传”，其中也有不少有关防火的记载。

如果说6000年前西安半坡村遗址有一座半地穴式的方形小房屋因火灾焚毁后留下的木炭还清楚可见，足以证明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建筑火灾现场遗址的话，那么，5000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大型建筑遗址，就不仅仅是火灾现场遗址了。那些在防火保护层保护下残留下来尚未烧完的木柱上，保存了一层坚固的防火涂料，证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探索防火的技术了。

我国古人同火灾作斗争一向重视以法治火。最早见诸于文的治火法规，是在殷商时起：“《韩非子》曰殷之法，灰弃于道者，刑。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灰弃于道者，必燔人。人必怒，怒必斗，斗则三族杀。虽刑之，可也‟。”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二号秦墓发现了100余枚用秦隶书写的竹简，其中数枚记载抄录了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执政时期有关同火灾作斗争的法令。“春二月毋伐林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草为灰……”就是说，春季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这同《礼记·二月》所述“二月毋焚山林”是一致的。在商朝时就已经有法律条文规定：“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读过中国法史的人都知道，关于依法治火，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条法规之一。

观史明智。从浩瀚的历史书卷里，不难看出承袭下来的成文法中那些有关火政法条记载。唐朝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布的唐律，在其《杂律》篇中对于山陵兆城官府廨院、仓库等失火，“非时烧田野”、“故意放火”以及“诸见火起，应去不去，应救不救”等，均有明确的刑罚规定，可以说这是在保存下来的古代成文法中相当完备的消防法规，这在消防史上是领先于其它国家的。而到宋、元、明、清代，见诸于法律中的消防条文就更为突出。元朝刑律不仅包括对失火、放火的刑罚，而且对百姓防火和维持火扬秩序等已有了较具体的规定。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水瓮、积水常盈，家设火具，每物须备，大风时作则传呼以徇于路。有司不时点视，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明代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律》对《唐律》删繁就简，补充了看守人员趁火侵吞财物者以监守自盗论罪，对放火犯必须查获证据等内容。而到了清代初颁布的《大清律》以《大明律》为蓝本，其中同火灾作斗争的条款内容基本与明律相同。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无须纠根问法，虽然也有相关消防法律规则，因为连年不断的军阀割据的战火和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以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惨无人道的屠戮已把那时的“火法”置于浅辙，湮灭无几，不说也罢。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历史沿袭下来的“火法”被装订在发黄的繁卷中，成为遗产，也成为一面镜子，一条古训。

新中国诞生之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各地人民公安机关先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的消防，但作为国民党的旧消防法规却被废除，保留的也只是消防行为原则的零星。而那时新的消防法规还处于空白阶段。行政管理便成为当时消防工作的有效手段。直到1957年9月11日，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消防工作的指示》这是我国消防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时已为消防立法做了准备。两个月后，国务院颁布了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6次会议批准的《消防监督条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消防法规。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对违反消防管理的行为作了明确的处罚规定。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城乡火灾治安灾害事故增多，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指出：“消防工作很值得摆在一个应该更加引起注意的位置

上，这是整个公安工作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建设所要求的。”于是，1960年5月1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防火指示》，同时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制定颁布了《关于城市消防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关于加强农村消防工作建设的若干问题（试行草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安消防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及一系列的具体的规章制度。从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消防法规建设上看，党和国家已把消防工作十分重视的纳入国家、社会管理内容。从此，我国消防法规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失火罪、放火罪以及重大责任事故等与消防有关的刑罚作了规定。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消防监督条例》，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1996年新《刑法》颁布，除原有对消防的规定外，又增加了“违反消防法规罪”。

建国50年来，中国的消防法制轨道不断向前延伸，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各地人大、各级政府也都相继制定了消防法规、规章等，形成了较为可观的消防法律体系，数以千计的法规、规章为消防事业的发展，为依法加强防、灭火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并于1998年9月1日起施行，可以说这是消防法制建设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消防法制在世纪之末的迫切的需要，为二十一世纪消防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法律基础。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消防法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基本法规，国务院还颁布了跨世纪的《消防改革与发展纲要》；公安部或公安部会同有关部委制定的消防规章有23部之多；由公安部主编的国家消防工程建设标准（或称消防技术规范）也有20多部。《消防法》的颁布实施是消防人盼望已久的喜事，于是全国消防系统欢声如潮，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消防法》宣传活动。法出代以心声，宣传活动高潮迭起，足见人们法律意识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前已直线上升。人们在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已将消防法制更加完善的轨道铺设作为又一个目标。特别是经过那些火灾的痛苦教训，逐渐剔除对“火法”的无知和盲目枉为的行为。由此使我们对消防工作充满了信心。而消防人对国家、社会、民族那种跨世纪责任的思考，明显地聚集、托负于《消防法》的贯彻落实上，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思潮。

无论是承接还是镜鉴历史“火法”的功德，我们都无任何理由不去为消防法规的更加完善、健全而努力。“依法治国”已如黄钟大吕般轰鸣，开始步入法制社会的人们也该对火灾的频频发生而警醒，进而树立依法治火的强烈意识，营造美好的未来。